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
（1939年3月10日）
附：达尼埃尔·盖郎致托洛茨基
亲爱的盖郎同志：
就在收到马索·皮维尔的官方回信时，我同时也收到了您的来信。您能向我介绍自己的意见，对此我不胜感激，不过正如您已经预料到的，我不能赞同您的意见。
存在“重大分歧”吗？
您不同意皮维尔的看法，您认为贵党与我们并没有“重大分歧”。贵党内部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观点，其中有一些非常接近第四国际的观念，这我完全承认。但是现在看来，贵党领导层中的主流派，以及皮维尔所表达的观点，同我们隔着一道鸿沟。正是皮维尔的上一封信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判断一个组织的政治面貌，关键在于研究这个组织的国内政策，看看这种政策在延伸到国际层面之后的影响。我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进行分析。有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贵党却还能与英国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我们，全然不顾全新的经验：就在昨天，皮维尔还在同瓦尔赫尔结成政治联盟[1]，来反对我们；在我写给皮维尔的信中，我就已经对此表示了惊讶。贵党还很年轻，它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固定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这应该算是幸运的！）。但独立工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我们亲眼目睹了它的演变；它在自己的时代所形成的一切，都已经被人分析过了，而且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人预言过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在此期间暴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分析这两个政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推测一个尚未定型的政党在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对已经接受过实际考验的旧组织进行分析。
独立工党
独立工党并不值得为它大费笔墨。我就讲讲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好了。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该党领袖麦克斯顿在议会里感谢张伯伦，并骇人听闻地宣称：张伯伦用他的政策，拯救了和平——没错，拯救了和平！——而他麦克斯顿本人，非常了解张伯伦，他向我们保证：张伯伦一直在“真诚地”反对战争，并“真诚地”拯救了和平，等等。麦克斯顿和他的党的特征，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革命的无产阶级不会接受张伯伦的“和平”，正如他们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战争一样。张伯伦的“和平”，就是继续对印度和其它殖民地施暴，并在对英国奴隶主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为战争进行准备。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革命者绝不能为张伯伦的“和平”政策承担哪怕一丝一毫的责任，只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和平主义走狗才会这么做。这个党允许麦克斯顿这种人来领导自己，并且容忍他公开支持奴隶主张伯伦的行为，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只是一帮卑劣的和平主义者的朋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皮维尔说贵党“一致”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反驳我们对它的批评。我暂且不管这个“一致”的问题：我不清楚贵党党员是否详细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是否详细了解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的斗争历史，特别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就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著。但是，一言以蔽之，贵党的领导层显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源自它的中派主义的、不革命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从西班牙革命开始之初，我就同一些活动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安德列乌·宁。我们互相写了几百封信。好几个月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尽管宁对事业一片赤诚，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派主义者，他充其量只能成为西班牙的马尔托夫，也就是孟什维克左派。在革命中什么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什么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皮维尔根本分辨不出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在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给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充当“左派”的诤友与顾问[2]。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所以它才采用了这种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同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导致了它反复陷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没有发动先锋队，同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包括无政府派官僚在内）作斗争，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说教，向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苦苦劝谏，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声称“群众”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更加坚决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义总是愿意在口头上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从不吝于大唱高调，特别是在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但是中派主义的致命痼疾，就是它无法根据自己的总体设想，做出大胆的策略上的与组织上的行动。他们总是以为“形势尚未成熟”，“先得让群众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闪烁其词、口是心非、外交辞令等手段）；而且他们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断绝惯常的友好关系；他们尊重“个人”意见；所以，他们总是……打击左派，以求在严肃的公众舆论的眼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也是马索·皮维尔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性质，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这些性质就必然会表现为：以毫不留情的姿态，提出各种重大问题，并与种种踌躇不决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在他看来，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完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吗？没错，我想象不出工人运动内还能有什么分歧会比这更重大。我们跟布鲁姆之流并没有“分歧”：只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站在街垒的两边。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就像所有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一样，马索·皮维尔也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归咎于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的罪恶行径。这简直就是在说，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胜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规模、坚韧顽强，以及工人群众展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国主义“民主派”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雇佣走卒，他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的。难道对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吗？皮维尔不但没有分析各种革命或半革命的组织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罪行，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反对他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西班牙的悲剧承担重大责任。我完全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从1931年开始，就在写给安德列乌·宁的多封信件中，预言过这种灾难性的中派主义政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算是“左”的公式，制造了一种在西班牙存在着革命党的假象，并且阻止了真正的、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流派的出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最好的帮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工人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在反动势力与斯大林主义的暴徒面前，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但是，一个感情用事、无法客观地判断某个政党的真正本质的革命者，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想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它见风使舵、推脱责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游戏。它先是对西班牙的力量对比视而不见，在加泰罗尼亚给自己画地为牢。当时领导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起初先是忽视了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它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并主动配合无政府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不给自己造成“多余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无政府主义官僚与其他改良主义派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他们用了另外一套词藻来掩饰自己。
为了避免破坏自己同全国劳工联盟[3]的上层人物的关系，并使自己能够继续充当这些人的顾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部深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马尔托夫的立场。但是——我要为马尔托夫说句公道话——他好歹没有犯过像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种拙劣而可耻的错误呢[4]！公然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马索·皮维尔却对这些“细枝末节”视而不见。
对那些在革命期间向资产阶级全力倾泻阶级仇恨的工人来说，“革命”领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导致了思想混乱和士气低落。而这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大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优越性；但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认真的准备，因为这就等于要无情地、大胆地、坚决地把无政府派的、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工人都发动起来，去反对他们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就必须做到：即使会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领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变成一个“宗派”；提出正确而又明确的口号，对明天做出预测，并根据各种事件，揭露正式的领袖的真面目，把他们从权位上赶走。
布尔什维克党在八个月的时间里[5]，就从一个小集团变成了一支决定性的力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能量与英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获得了几年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两三次机会挣脱襁褓，长大成人。如果它没能长大，那么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国主义与莫斯科官僚，导致它没能长大的是一个内因：它自己的领导层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充当无政府主义的尾巴，没有同“人民阵线”勾结；如果它能够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那么，在1937年5月起义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确保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推到浪尖上的中派主义党。两者截然不同。马索·皮维尔至今都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派主义者。
捉迷藏的游戏
马索·皮维尔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1936年6月的形势，并从中学到了经验教训。不，他根本就不懂；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上，他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窍不通。马尔托夫经历过1905年革命，却根本没有从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暴露出了这一点。安德列乌·宁曾多次声明——而且还挺真诚——他“原则上”赞同我们，但在“策略”和“速度”上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而且，不幸的是，在他死前，他一次也没有清晰明确地指出：他究竟赞同什么，又不赞同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马索·皮维尔在回信中说，他与我们唯一的分歧，只在于对“速度”的估计，他还提到了在1935年发生过的类似的分歧。然而，才过了几个月，1936年6月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彻底暴露出了皮维尔在速度问题上的错误。皮维尔被这些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毕竟还想继续当列昂·布鲁姆的“左翼”朋友，而布鲁姆是阶级敌人最可恶的代理人。各种事件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着，全然不顾中派主义者拖拖拉拉的速度。另一方面，中派主义者总是利用“速度”、“形式”或“语气”来掩饰自己不赞成革命政策的态度。这种同事实与思想玩捉迷藏游戏的中派主义作风，在革命运动史上随处可见。
对于西班牙革命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问题——第四国际对每一阶段的形势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各个工人组织（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都进行了批评，并作出了预测。皮维尔可曾批评过我们的分析？可曾提出与我们相对立的分析？一次也没有！有些事中派主义者是永远不会去做的。他们本能地害怕任何科学的分析。他们靠笼统的印象和模模糊糊改头换面过的别人的思想为生。由于害怕承担责任，他们便跟历史进程玩起了捉迷藏。
我完全不想对贵党提出过分的要求：它才刚刚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它从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学校。但它是在危机深重的时期，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脱离出来的，这给它开启了走上革命发展道路的重大机遇。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如果不是这样，我根本就不会给马索·皮维尔写那封信，而他在回信中——可叹哪！——还在玩捉迷藏。他没有考虑到贵党的真实处境。他在回信中是这么写的：党在九月那场国际危机期间的表现，表明它能够胜任自己的任务。我衷心地希望这个评价是正确的。然而现在看来，我当时太草率了。当时没有战争。群众还没有发现自己要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对战争的恐惧，盛行于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中。贵党提出的各种抽象的国际主义口号，体现了这些战前的倾向。不过，请不要忘记，在1914年的第一声炮响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国社会党还是非常“国际主义”、非常“坚定”的。8月4日的《前进报》[6]立场改变得如此突然，连列宁都怀疑那一期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贵党在九月没有走上沙文主义的道路，这一点确实值得赞赏。但这算不上积极的优点。要断言贵党已经通过了革命国际主义的考验，仍然为时过早；贵党还没有预料到：万一战争爆发，资产阶级舆论马上就会跟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代理人一起发起疯狂的进攻。为了让党对这种考验做好准备，必须马上提高党的觉悟，加强党的坚定性，让党自始至终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绝不宽恕背信弃义的朋友。首先，党必须同共济会（他们全都是爱国主义者）和麦克斯顿之流的和平主义者一刀两断，并转向第四国际——这不是要让它立刻参加第四国际（没有人要它这么做），而是要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坦诚正视第四国际。
正是由于战争正在逼近，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尤其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都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了万恶之源，并对其集中火力猛烈打击。其他人也被当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挨了几发流弹。这绝非偶然。政治上正日益两极分化。对反动势力及其代理人而言，“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主派”—斯大林派反动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把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给吓坏了，他们不停地赌咒发誓：“我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反对第四国际”；“我们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他们在玩捉迷藏。我亲爱的盖郎，这种毫无价值的游戏该停止了！
个人的敏感与思想上的坚定性
皮维尔非常高傲地宣称：他和他的朋友——跟我们这帮罪人显然截然不同——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这番话岂不让人莫名惊诧？个人成见与原则分歧（“党派的成见"）岂能相提并论？个人的偏见与怨恨，在小资产阶级半革命者中间，在共济会中间，在几乎所有中派主义者中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人由于缺乏自信，所以既自高自大而又反复无常。然而，对“党派”的看法，关系到政治纲领、手段、旗帜。当我们这个时代对明确性、勇气与坚定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时，怎么能说思想上的坚定性是“没有意义的”呢？
共济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分属不同的政党，各自的利益都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个人目的也不一样。共济会的全部领导艺术，就在于中和各种不同的倾向，调和各个集团、各个圈子之间的矛盾（这都是为了“民主”与“人道”的利益，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早就养成了满嘴空话大话、却对问题实质避而不谈的习惯。在法国的工人运动的正式领袖当中，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这种虚伪、伪善和伪饰的道德的影响。这种道德对马索·皮维尔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在他看来，把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形给大声说出来，是非常失礼的一件事。然而，我们却认为：如果明明看见了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却不说出来，这就是在犯罪。这就是我们在道德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盖郎，您能不能明确而坦白地向工人回答这个问题：把皮维尔同共济会联系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我来告诉您好了：这正是把他同第四国际隔开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小资产阶级那种多愁善感的踌躇不决，是对官方舆论的依赖。假如有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时每到礼拜天就去做弥撒，我就会说他是一个假唯物主义者。他可能会骂我不够宽容，不够圆滑，对他搞“人身攻击”什么的。这根本动摇不了我。想把革命社会主义同共济会调和起来，就跟想把唯物主义与天主教教义调和起来一样荒谬。革命者不能脚踩两条船：一边心系资产阶级，一边和工人从事现实政治。无产阶级革命容不下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两面派破坏了内部稳定，造成了敏感、多疑和智力上的怯懦。打倒两面派，盖郎！
宗派主义
马索·皮维尔说我们是“宗派主义”（我们并不否认自己的队伍当中存在着宗派主义的倾向，我们会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说我们遭到了群众的孤立，这暴露出他既不理解目前这个时期，也不理解他自己在这个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没错，我们同群众确实仍是隔绝的。可这是谁造成的呢？是各种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的组织，是各种各样的半吊子的中派主义集团，它们体现着——有时候是以非常迂回、非常复杂的方式——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自卫本能。马索·皮维尔阻碍了部分工人将自己的信念贯彻到底，从而使这些工人与马克思主义绝缘，他倒来指责我们遭到了群众的孤立。这些孤立者之一就是中派主义；皮维尔就是孤立者之中特别积极的一个。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走这些“孤立者”；说服他们中的一些人，争取这些人参加革命事业；对于剩下的人，就要揭露他们，战胜他们。皮维尔把革命者遭到孤立的事实说得那么吓人，正是为了同和平主义者、混水摸鱼者、共济会保持亲密关系，把各种重大问题拖到遥远的未来，借助于错误的“速度”和不当的“语气”——总之就是要阻止工人运动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马索·皮维尔瞧不起我们的干部，因为他不理解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在他眼里我们是一帮吹毛求疵的人。他大错特错了。外科医生要想正确地使用手术刀，就必须学会分辨每一种组织和每一条神经，革命战士同样必须认真仔细地分析所有问题，并从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这并不是宗派主义，马索·皮维尔却说它是。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真正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之流，都围在伦敦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马索·皮维尔身边。这个谜题其实很简单：所谓宗派主义者，就是害怕自己身上的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中派主义者往往会在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因此他们会相互吸引。宗派主义者得不到群众追随。中派主义者不能领导群众，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例外。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指出通往群众的道路。
第四国际
您重复了那种老套的论调：首先“要让群众相信”成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然后才能宣告成立第四国际。这种反对意见完全脱离实际、一点也不严肃、毫无真实内容。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一面确切的旗帜，才能把来自各国的革命者凝聚成一股国际性的力量，为争取群众而斗争。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运动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您想“预先”教育群众。那您打算用什么来教育群众呢？是同帝国主义走狗麦克斯顿结盟吗？还是同中派主义传教士芬纳·布洛奎结盟？还是同共济会的朋友结盟？您真的以为，这帮人会为了成立第四国际，而去教育群众吗？我只能苦笑。著名的雅可布·瓦尔赫尔是一个庸俗的社会民主党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教育马索·皮维尔：成立第四国际“为时尚早”，而他现在准备回到第二国际去了，反正那里还容得下他。机会主义者经常会以群众还不够成熟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不够成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永远不会全都成熟起来。群众中的不同阶层，会在不同的时候成熟起来。让群众“成熟起来”起来的斗争，首先是从一小部分人、一个“宗派”、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的。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直到现在，你们都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革命的传统、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群众，可你们并不害怕成立新党。这个权利是谁给你们的呢？显然是因为你们相信，你们的思想使自己获得了争取群众的权利，不是吗？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同一种标准来要求第四国际呢？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眼界提升到国际水平。一个一国范围内的党对你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它只是一个草创时期的组织），但是，一个国际党却显得太奢侈了，可以等到以后再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盖郎，大错特错了！
争取进行光明磊落的合并
马索·皮维尔提出，各组织应该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进行合并。这个建议有一丝真诚的味道，然而却并不多。“统一战线”只有在它是由各个群众组织组成的时候才有意义。但皮维尔说的却不是这种情况。考虑到各个组织彼此独立的现状，就一时一事达成短期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个例，而是整个政策。核心工作应该是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并影响社会党和共产党。“统一战线”——也就是两个弱小的组织的外交游戏——是应付不了这个任务的。要想齐心协力，走到群众中去，就必须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速度”。现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您不同意皮维尔的看法，您认为两党的合并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您又补充了一个条件：合并必须光明磊落。对于这个“光明磊落”，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是停止批评吗？还是相互宽恕对方的罪过呢？我们的法国支部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为自己的思想进行着斗争。它愿意同你们一起，为这些思想而斗争；它愿意在你们的队伍当中，为自己的思想而斗争——它在斗争的时候，会使用每一个健康的无产阶级组织都会允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对“光明磊落的合并”的理解。
而皮维尔是怎么理解“光明磊落的合并”的呢？“参不参加共济会是我的私事，你们少管闲事。”“我跟麦克斯顿还是芬纳·布洛奎交朋友，用不着你们来管。”我斗胆说一句：共济会是阶级敌人的组织；麦克斯顿是为帝国主义效力的和平主义走卒。对这种人，怎么能不去与之作斗争呢？跟这些绅士建立政治友谊，就是给叛卖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道理怎能不解释给全体党员听呢？然而，我们对麦克斯顿的批评，却被皮维尔当成是背信弃义，或是……“不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些多余的担心呢？应该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政治忠诚的问题上，我们的标准跟马索·皮维尔的标准，就算不说是截然相反的，至少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一点要公开承认。
当我给皮维尔写信时，我并没有太多的幻想，但我确实没有完全放弃同他搞好关系的希望。皮维尔的回信表明，我们在跟一个有机的中派主义者打交道，在革命事态的影响下，这种人更容易倒向右边，而不是左边。如果我的判断错了，那我会非常欣慰。但在目前阶段，我不能允许自己作出乐观的判断。
您也许会问我，我的结论是什么？我不会把皮维尔同你们年轻的组织混为一谈。我认为同贵党还是有可能合并的。合并的技术细节并不取决于我：这应该由在现场工作的同志们来做主。我前面已经讲过，我是如何理解“光明磊落的合并”的，我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尽量落实它：我会向两个组织的全体成员，明确而坦诚地提出事关革命政策的所有问题。谁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一面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一片真心，另一面却在抱怨对方玩弄阴谋诡计。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任何一方都不能以个人的友好感情、而应该以党的一贯政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假如我的愿望能够成真，双方能够实现合并，假如双方的合并能够开启认真的讨论，那么我希望您能把我的这封信，当成是一篇来自远方的参加讨论的投稿。
致以真诚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又及：
我应该指出——即使只写几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贵党的党名会使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一个党不能既是工人的政党，又是农民的政党。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农民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个党如果既是无产阶级的党、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那它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它会吸收农民参加，一般来讲也会吸收来自其它阶级的个人参加，只要这些人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当然，在革命政府中，我们可以同农民组织结盟，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前提是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可是，党并不是联盟，一个党不能既是工人的政党，又是农民的政党。党名就是党的旗帜。党名中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危险。斯大林在前几年曾鼓吹过“在东方国家建立工农党”，这彻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机会主义遭到了左翼反对派的坚决反对。如今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我们都看不出任何违背这一阶级立场的理由。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9—143页，题为《致达尼埃尔·盖郎》。
附：达尼埃尔·盖郎[7]致托洛茨基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借着马索·皮维尔给您回信的机会，我想向您介绍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当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那封回信的内容时，我正好不在城里，没有出席那次会议。
如果我出席了那次会议，我一定会坚决要求修改最后一段。
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强调指出，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分歧，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重大分歧”是由您的某些朋友（比如纳维尔[8]）的宗派主义生造出来的。我方断言这些“重大分歧”是存在的，对此我表示遗憾。我有一种感觉：双方都利用了这些“分歧”，作为拒绝团结的借口。
而且，我并不认为“统一战线”就比两党的合并更好，而且两党合并之后，也不一定就会带有“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
两党的合并，确实有可能是一个阴谋：在工农社会党体内插入一个“异物”，从而从内部瓦解工农社会党，并准备进行新的分裂——也就是要把我们的一部分活动家给拉走，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主义工人党；果真如此，那它确实很有可能成功；但是，只有在您的朋友把合并当作背信弃义的阴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对，假如这就是您的朋友的计划，两党的合并确实会是“不可靠的”和灾难性的。
但是，尽管您的某些朋友的诡计，让我产生了这种怀疑，我还是不愿相信，在目前形势已十分严峻之时，您的朋友会犯下这样的罪行，破坏法国唯一能够锻造出革命先锋队的运动。因此，我不愿错过进行光明磊落的合并的机遇。
如果我告诉您：两党的合并究竟会是光明磊落的，还是背信弃义的，完全取决于您一个人，想必您是不会拘泥于礼节的。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必须指出：我说的合并，自然是指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工农社会党：一方面，国际主义工人党在人数上与工农社会党相差甚大；另一方面，我们党即将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所以不可能举行一次特别的合并大会。
不过，合并的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按照我们的充分的工人民主的原则，您的朋友的意见，可以在我们党内自由传播——我相信，当我们在五月召开代表大会时，我们就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在我看来，您的朋友与我们之间唯一的分歧，就是关于“第四”的问题，我觉得这纯粹是形式上的分歧。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您已经给您的国际书记处取名为“第四国际”，而我们则认为，新国际不是一挥魔杖就能造出来的，这就是唯一的“分歧”所在。新国际应该从群众中间产生出来，群众必须积极地为新国际的诞生进行准备，必须先让群众了解新国际的必要性，必须要帮助群众找到通往新国际的道路。没错，我要重复一遍（尽管我早就知道您会激烈地反驳）：问题只在于形式上的分歧。重组和加强法国的革命先锋队，是绝对必要且迫在眉睫的，不应该让形式上的分歧阻碍了它。
您的友好的
达尼埃尔·盖郎
丁香镇（塞纳），1939年2月2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8—193页。
[1]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参加了伦敦局，但由于在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问题上发生分歧，由雅可布·瓦尔赫尔领导的一部分人此时已经与独立工党闹翻了。——中译者注
[2] 就跟皮维尔从很久以前——实在太久了——就开始充当布鲁姆之流的左翼诤友与顾问一样。令我无比担忧的是，直到现在，皮维尔和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那批人，都还没有明白：布鲁姆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公开的——而且还是不诚实的——阶级敌人。——原注
[3]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中译者注
[4] 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尔托夫始终反对让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安德列乌·宁却在革命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出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5] 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中译者注
[6]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之前一直在坚持反战立场，但到了8月4日，德国国会对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社民党突然改变立场，让所有社民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列宁在收到8月4日的《前进报》后大为惊讶，以为收到的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赝品，请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中译者注
[7] 达尼埃尔·盖郎（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沦陷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8]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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