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工农社会党走向何方？
（1938年12月22日）
附：马索·皮维尔的回信
亲爱的皮维尔同志：
我得承认，在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不是没有犹豫过。您和我政见相差甚大，是我犹豫的原因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从一个遥远的国家，给法国的一位政治活动家写信，讨论一个事关法国的问题，似乎太过冒昧。尽管如此，我还是打消了这些疑虑。形势已经万分危急——法国事变的走向，不仅将会决定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命运，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形势的基本因素已是如此明显，即使身处千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认为，必须在形势尚可挽救的时候，向您解释我的看法。
在1934年至1935年间，我写了一本叫《法国往何处去？》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四年，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事态的发展，要比我当时的预测慢得多。同理论上的预测相比，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因而也更加复杂。不过，无论如何，事态的总体发展过程，与我们的设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在这封信里不打算详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已经专门写了一篇《关键时刻》，我希望它不久就能被译成法文发表出来（总之，我已准备了一份副本，随信奉上）。事态的发展过程，已经逼近最后的决战。结果要么是建立法西斯独裁——起初是前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军事独裁——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您与我并无分歧。而且我还认为，您与我在时间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在我看来，最多再过一两年，“最终”决战就会到来，其结局在多年内不可逆转。
能够挽救法国局势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它要由数千名清楚理解形势、完全不受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等）舆论的影响、并且愿意斗争到底的人组成。这样的一个先锋队，将会找到通往群众的道路。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里，我们曾多次见过这样的情况：在重大事件的打击下，各种重要的传统政党，以及它们的各种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被碾得粉身碎骨，比如（没有钢铁的）钢铁阵线[1]和（没有人民的）人民阵线等。只有那些靠着清晰、准确、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凝聚起来的政党，才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粉碎。
我还没有机会去深入观察贵党的活动；我并不了解贵党的内部组成；所以我尽量避免对贵党妄下判断。但我却了解伦敦局的其它党，它们已经存在了不止一年。我问自己：芬纳·布洛奎[2]、瓦尔赫尔[3]、斯内夫利特[4]、布兰德勒[5]，还有其它一些可敬的残障人士，在各种革命事件中，他们不仅根本证明不了自己具有辨明方向的能力，反而还多次暴露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行动的能力，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还暴露出完全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贵党跟这些人携手，又怎么能应付得了各种重大的任务呢？这些政党当中最优秀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舆论的畏惧，正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现在还有谁看不出这一点吗？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遭到布鲁姆、多列斯和茹奥之流的叛卖之后，力量大减，它会像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在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不战而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深思熟虑是没有用的：卑躬屈膝并不需要什么战略；二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会在剩下的时间里重新振作起来，将群众团结在自己身边，证明自己既能反抗，也能进攻。不过，要想把这种可能化为现实，就必须鼓舞群众，唤起群众的希望，加强群众的自信，激起群众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意味着要把首鼠两端、庸俗无能之辈给赶到九霄云外。只有坚决斗争的革命者，才能指导真正的群众起义，因为群众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在犹豫动摇，哪些人能够做到坚决果断。群众起义必须要有稳固的领导层。如果没有起义的话，在延迟一小段时间之后，灾难就一定会降临。
我认为，要想立即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先锋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贵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我知道这两个组织正在为合并进行谈判，我不打算干预谈判，也不会从这里提出特别的建议。我是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在我看来，旷日持久的谈判，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迹象，它暴露出了这样一种情形：就连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他们的思想仍然跟不上客观形势。如果我发现自己错了，那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皮维尔同志，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跟安德列乌·宁在西班牙革命的头几年所肩负的责任一样重大。您能够大大地推动事态发展。但您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制动器。在政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期，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对事态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您只需要坚决地作出一个决定：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希望，我写这封信的真实动机，能够得到您的重视，我热切地祝愿您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获得成功。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1938年12月22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4—135页，题为《致马索·皮维尔同志》。
附：马索·皮维尔的回信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把您的来信转达给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我们和您一样，都认为法国的形势已经极其严峻，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双方不无分歧，但保持通信往来是很正常的事，这有助于双方对于前景做出重要的共识。况且我们早就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偏见，一位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给我们写信，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冒昧”。我们应当力求实事求是，并诚实地做出判断：我们观察的结果中有哪些地方符合您的政治结论，又有哪些地方与您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您的来信与我们的分析之间唯一的分歧，也许只是您在1935年对事件的发展速度做出的预测要快上一些：我们知道危机正在临近；但是危机既有可能提早到来，也可能推迟，这要取决于国际事态的发展，而国际事态的发展，又直接取决于我们这边的形势。如果您的来信能够考虑到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正在为全面冲突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并从这一前景出发，估算一下危机的来临会延迟多久的话，我们将会万分感激。
尽管如此，你我双方都得完成同一个任务：必须锻造出一个随时准备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并率领工人群众走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革命先锋队。聚集在工农社会党身边的战士们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已经通过了两道淘汰性的考验：九月危机证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11月30日的总罢工证明了他们具有直接行动的能力。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活动家，您瞧不起他们的政治能力，而我们这些同志对他们的看法，确实不像您那么严厉和绝对，这种分歧，也许是各自倾向上的相似或差别所致，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实际上已经与他们一起建立了反对战争的国际工人阵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纲和目的，都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屈从于某个大人物的名字。不过，您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作出了苛刻的评价，这在我们的活动家当中一定会激起一致的抗议，因为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1936年7月之后的各种事件的人看来，导致革命先锋队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而是英法帝国主义、意德帝国主义和斯大林派的联合绞杀。在工人运动陷入消沉与退步的时期，先锋队并没有像前进的时期那样，提出同样完善的政策，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我们已经从这一悲剧性的经验中得出了下列教训：在有利的形势下，一个大胆而坚决的工人阶级战略，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进行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1936年6月和7月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候。
您在来信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将我们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起来。“谈判”已经停止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合并的建议实在是对我们党的活动家的坚定感情的冒犯，早在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上（1938年7月16日至17日），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参加第四国际的问题，这个建议当时就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不过，这个决定和这种态度，并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危险性。我们在纲领和章程中规定，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制定了民主的规章。所有赞同我们的原则、赞同我们提供的对民主的保证的活动家，都已经参加了工农社会党，他们将会自己锻造出工具，实现在1936年6月错失的解放。正在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共产党活动家和社会党活动家都完全理解这一点，而且那些已经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国际主义工人党[6]少数派也完全理解这一点。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还是想坦白地告诉您，我们发现有人在我们身边玩弄宗派主义的手段，这些手段造成了先锋队的退步，削弱了先锋队的力量。我指的宗派主义手段，有以下表现：法国有大量惯于自己拿定主意并忠于无情的事实的学校的活动家，遭到了对他们的革命智慧的污辱和粗暴对待；用毫不宽容的态度去解释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的各种摸索；最后是企图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式，把那些并非产生于集体智慧深处的看法、策略和反应强加给工人运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暴露出它不但完全没有能力去接近群众，而且还完全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久经考验、严肃认真的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宗派主义的手段。
这些手段让工人运动深受其害，如果要提出同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合并的问题，首先得就这些手段进行讨论。既然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合并呢？如果合并的建议是真诚的，您以为我们就会抛弃自己心爱的革命党吗？我们的党拥有民主的规章，它能够自己指导自己的事务。如果合并的建议不是真诚的，那最好还是不要再提它了：我们要面对的是几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我们还要面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我们不想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把戏上浪费时间，还是让我们干点正事吧。
请相信我，我们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目前只有庸人才会抱着这种成见不放），我们更愿意去把由于思想分歧（比方说，关于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歧）而分开的各个革命组织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而不愿意去进行不可靠的组织合并——这种合并产生出来的组织，生来就带着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简单来说，一切愿意放下个人好恶、服从集体行动的紧迫要求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友善合作都会得到我们的高度赞赏。组建革命先锋队的过程容不得拔苗助长。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衡量了自己在工人阶级面前肩负的责任，我们要坚决地证明自己完全能够承担得起自己面对的重任。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致以感谢与革命的问候。
马索·皮维尔
巴黎，1939年1月26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5—136页。
[1] 1931年12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国旗团（Reichsbanner）共同成立了“钢铁阵线”（Eiserne Front），它既反对纳粹主义和君主制，又反对共产主义。1933年被取缔。——中译者注
[2] 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3]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pposition]），然后参加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4]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5]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6] 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1936年5月31日成立。工农社会党成立后，第四国际要求法国支部打入工农社会党，但国际主义工人党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939年1月15日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打入工农社会党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支持打入工农社会党的少数派便立即参加了工农社会党。由于多数派坚持己见，拒绝参加工农社会党，第四国际便在1939年6月15日下令解散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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