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关键时刻

（1938年12月14日）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每天醒来时都得相信：地球还在自转。同样地，无论我们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法则，这些法则照样在起作用。无论人民阵线采取了什么政策，这些法则都在生效。阶级斗争把人民阵线变成了自己的工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1]之后，现在轮到法国了：最迂腐、最落后的人也得到了新的机会，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人民阵线是由几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每一个联盟——也就是说，每一个持久的政治联盟，都要由参加联盟的各个政党制定出一个最中庸的纲领，作为联盟的行动纲领。法国人民阵线的关键在于：从它成立之初，社会党和共产党就把自己的政治活动，置于激进党的控制之下。而法国激进党代表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左翼。激进党的旗帜上写着“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要保卫法兰西的殖民帝国；所谓“民主主义”，完全是一句空话，它的作用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绑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正是因为激进党把四处劫掠的帝国主义同口头上的民主主义绑在一起，所以它不得不欺骗群众、出卖群众，而且做得比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卖力。
　　如果有人说：埃里奥—达拉迪耶的党，是法国所有政党中最腐败的党，那这话绝无半点夸大；这个党代表着一种升官发财、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的文化，总的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的代表。由于激进党的纲领束缚了人民阵线的各个政党，不允许它们逾越半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让工人和农民屈服于资产阶级最腐败的派别的帝国主义纲领。
　　有人为了证明人民阵线的政策的正确性，居然用无产阶级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盟来作借口。简直难以想象，还能有什么谎言会比这更无耻、更下流！激进党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其本质而言，激进党是帝国主义用来操纵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器。同激进党结盟，就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剥削者结盟，而不是同小资产阶级结盟。只有教会了小资产阶级如何摆脱激进党，如何一劳永逸地把骑在小资产阶级身上的激进党给赶走，工农联盟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人民阵线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参加了这个“阵线”之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就要为激进党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它们就帮了激进党的忙，使它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出卖群众。
　　在1936年，面对着强大的革命运动，激进党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帮助下，先是减缓了运动，然后又把它给瓦解了。在过去两年半里，原本惊慌失措的大资本总算是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人民阵线完成了制动器的作用后，就被资产阶级当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法帝国主义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国际政策。同苏联结盟被认为是危险极大而又收效甚小之举——同德国妥协才是必要的。金融资本给激进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同你的盟友——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激进党跟往常一样，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当激进党改变路线的时候，党内根本没人反对，这再次暴露出了它只是口头上的“民主”政党，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政党。共产国际关于“民主统一战线”的所有教诲，激进党政府根本没有听进去，它还同法西斯德国勾结，并匆忙地、不动声色地把1936年的工人运动的副产品——所有的“社会法案”都给取消了。所有这一切，都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严厉法则，这也正是它能被事先预料到的原因，而且确实有人预料到了这种结果。
　　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睁眼瞎的小资产阶级——发现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只能用一句空洞的质问来掩饰自己的慌乱：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曾帮助恢复了秩序，压制了工人运动，并为“共和国”——也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却被粗鲁地一脚踢开了！其实，他们之所以被踢开，正是因为他们给资产阶级立下了上述功劳。在阶级斗争中从来没有知恩图报这回事。
　　群众在遭到叛卖之后，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满。茹奥、布鲁姆和多列斯不得不做点什么，给自己挽回一点声誉。对于工人的自发运动，茹奥的回应是宣称发动“总罢工”，进行“袖手”的示威游行。合法、和平、毫无进攻性的示威游行！他向资产阶级赔着笑脸，解释说，这次总罢工只搞二十四小时。不会扰乱秩序，工人将保持“高贵的”冷静，统治阶级连毛都不会掉一根。他满口承诺，“诸位银行家，诸位工业家，诸位将军，你们难道还不了解我茹奥吗？在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期间，是我拯救了你们，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布鲁姆和多列斯也跟着这位法国总工会总书记，齐声应和道：“我们只想搞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一次小小的、和谐的、爱国的游行！”
　　与此同时，达拉迪耶正在将工人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给征召入伍，并让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资产阶级已经从惊慌失措中恢复了过来，面对着束手束脚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在磨刀霍霍；它企图趁着人民阵线对工人队伍造成的混乱消沉之机，发起决定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只能以失败收场。
　　法国工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工潮，在这次工潮期间有多家工厂被工人占领了。对工人来说，下一个阶段就只能是真正的革命总罢工，它将把夺取政权提上日程。除此之外，谁也不能给群众指出摆脱国内危机的其它出路，谁也不能向群众提出同正在逼近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作斗争的其它方法。任何一个法国工人只要认真思考一下，都会明白：一场为时二十四小时、装腔作势、“袖手”的罢工，不会让形势变得更好，只会更糟。更何况相当多的工人还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业、罚款乃至坐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茹奥赌咒发誓说，秩序绝不会被扰乱。财产、民主制度、殖民地都会完好无损，而苦难、高昂的生活费用、反动势力和战争的危险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群众可以忍受巨大的牺牲，但他们想要弄明白：斗争的目标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斗争？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是敌人？可是，迄今为止，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所做的一切，却全都是在误导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给引上歧途。
　　就在昨天，激进党还是进步、民主与和平的代表，它被当作是人民阵线中最重要的成员，受着顶礼膜拜。工人并不怎么信任激进党。但是，因为他们信任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所以他们也就容忍了激进党。毫无预兆地——在这种事例中总是毫无预兆地——人民阵线的高层领袖就（同激进党）决裂了。在最后一刻之前，群众都被蒙在鼓里。更糟糕的是，群众被灌输的信息，旨在使资产阶级能够利用它们，对工人发动出其不意的打击。尽管如此，群众仍在进行着投入斗争的准备。“领袖们”落入了自己的罗网无法自拔，他们便号召群众——别笑！——发动“总罢工”。这“总罢工”反对的是谁？是昨天的“朋友”。为什么要“总罢工”？谁也说不上来。机会主义总是与各式各样的冒险主义如影随形。
　　总罢工本质上是革命斗争的手段。在总罢工中，无产者要把自己团结成一个阶级，向自己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而人民阵线代表着同资产阶级结盟，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与总罢工完全是南辕北辙。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那些无耻的官僚，在同资产阶级搞见不得人的勾当时，只把无产阶级当成了辅助性的工具。他们只想搞一次单纯的示威游行，然而工人却要为此做出牺牲，可在工人看来，除非这次总罢工能成为一次关键的斗争，否则这样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人似乎以为，千百万工人群众会依据议会里的分分合合而向左转或向右转似的！
　　其实，为了确保罢工会失败，茹奥、布鲁姆和多列斯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他们跟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斗争；同时他们还得在无产阶级面前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改良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事先做好准备，让群众的行动遭到失败，然后又去指责群众无能，或是为根本不存在的成功而自吹自擂——这种做法跟前者一样坏。在一定程度的冒险主义的辅助下，机会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只有失败与耻辱，难道还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吗？
　　我们曾在1936年6月9日写道：“法国革命开始了”。事实似乎与我们的判断不符。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法国的客观形势过去是、现在仍是革命形势，这是确凿无疑的。法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已陷入危机；与之密不可分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危机；国家的财政危机；民主制度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的极度混乱；旧的、传统的方法，已经明显不能帮助摆脱危机。
　　然而，正如列宁曾在1915年指出的：

……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2]。

　　近期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实，它们证明了：不是所有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如果客观因素没有及时得到主观因素的帮助，换句话说，如果革命阶级没有及时发动革命进攻的话，革命形势就会变成反革命形势。
　　1936年的罢工大潮，显示出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革命斗争的准备，并且走上了斗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革命开始了”。但是，既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那么，每一场已经开始的革命，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革命让青年一代投入了角逐，在它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会怀有五光十色的幻想、天真的希望与轻信。革命往往需要反动势力的无情打击，才能迈出更关键的步伐。
　　如果法国资产阶级动用军队和警察来对付示威游行与静坐罢工的话——要是没有布鲁姆、茹奥和多列斯等人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话，它当时一定会这么做的——那么运动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夺取政权的斗争可能已经确实地提上了日程。但是，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资产阶级进行了明显的退却，作出了暂时的让步；面对罢工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使出了缓兵之计：它任命布鲁姆组阁，在工人看来，布鲁姆政府几乎可以算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法国总工会和共产国际倾尽全力，为这一叛卖之举保驾护航。
　　要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阶级手里把政权给夺过来。工人没能认清谁是敌人，因为有人把这个敌人给打扮成了他们的朋友。而且，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就必须拥有斗争的工具：党、工会和苏维埃。工人被夺走了这些工具，因为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形成了一道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围墙，他们为资产阶级打掩护，使工人不能认清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保护资产阶级不受伤害。所以，革命虽然开了个头，却被阻滞、破坏与搅乱了。
　　从那时起，两年半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人民阵线的无能、无耻与虚伪，已经一点一点地暴露了出来。劳动群众把这个政府当成“人民”政府，结果它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顶临时性的假面具。如今这个假面具已经被揭下了。资产阶级显然认为工人已经被愚弄、削弱得足够了；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再迫切了。达拉迪耶上台组阁，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计划中的一个必要步骤，它将让位于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牢固的帝国主义独裁政府。
　　资产阶级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吗？革命的危险当真已经过去了吗？换句话说，革命真的已被推迟到一个无法确定的——也就是说，遥远的未来？这样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诸如此类的结论，最起码也是有失草率武断的。目前的危机，尚未尘埃落定。无论如何，革命党都要最先进入战场、最后一个离开，它绝不应该高估资产阶级的优势。
　　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成了那些最强大、最富裕、以剥削和压榨奴隶为生的国家才能享受的特权。法国虽然属于此类国家，但它却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环。长期以来，它的特殊的经济规模，与它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世界地位并不相符。它的历史，给它造成了无法逃避的打击，在这打击之下，法帝国主义现在惊慌失措了。在过去两三年里，革命形势的基本要素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大大加强了。法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在恶化。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资产阶级就算已经不那么害怕革命，但却更加普遍地感到走投无路的绝望。
　　尽管如此，对于与“主观因素”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同无产阶级的斗志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它事关主观方面而非客观方面——是不可能通过推理分析来解决的。决定最终结果的，是实际的行动，也就是斗争的实际进程。但是，关于如何估计这些“主观因素”，确实存在着某些具体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在相距甚远的地方，人们也能根据上一次“总罢工”的经验，推导出这些标准。
　　可惜的是，我们在本文中不能对法国工人在十一月下半月和十二月初的斗争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对于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即使只有最笼统的信息，也已经够用了。法国总工会有五百万会员（至少在纸面上有这么多），参加这次抗议性罢工的却只有不到二百万人，这确实是一个失败。但是，考虑到上文已经讲过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这个事实：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同时也是主要的罢工破坏者——二百万这个数字，就能证明法国无产阶级展现出了何等的战斗精神。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激烈的集会与游行示威、与军队和警察的冲突、罢工、从11月17日开始的占领工厂的行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基层成员开始积极参与其中，这个结论就显得更加清楚明白了。在这些事件中，法国总工会已经开始站不住脚了。11月25日，工会官僚号召在11月30日（也就是五天之后）举行“非政治性的”和平罢工。
　　换句话说，茹奥等人不但不让已经越来越有战斗性的真正的运动继续深化、扩大、发展下去，反而还建议举行脱离实际的示威游行，想用这个虚伪的办法来偷换革命运动。在目前这个一天顶得上一个月的紧要关头，拖延五天时间，就足够让官僚在当局的默契配合下，把运动搞乱、搞垮；官僚跟资产阶级一样害怕这个正在自行发展的运动。如果茹奥等人没有把这个运动给引入歧途，达拉迪耶的军警手段就不会奏效。
　　铁路工人、军工产业的工人、五金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其它先进阶层并没有参加这次“总罢工”（或参加程度很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在之前的半个月里，这部分工人一直都在积极参加斗争。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没有参加“总罢工”，恰恰是因为他们比其它阶层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在达拉迪耶动用警察和军队之后）：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示威游行，也不是要搞脱离实际的抗议，而是要夺取政权。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是那些不太重要的阶层——都参加了“总罢工”，这证明了法国的危机已经深入骨髓，这个事实也表明：尽管人民阵线几年来一直在执行虚弱无力的政策，但劳动群众身上的革命能量仍未消退。
　　当然，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革命已经遭到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失败之后，尽管铁路、五金等产业的工人陷入了消极被动的状态，但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却发动了进攻。比方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之前的漫长苦战——罢工、关闭工厂、示威游行、同警察和军队的冲突、起义等——已经耗尽了先进阶层的力量。而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1936年的运动都没有耗尽先锋队的力量。人民阵线的欺骗，确实使某些阶层暂时陷入了消沉；但是，其它阶层的反抗日益高涨，它们的情绪日益急不可耐，弥补了前者。在1936年和1938年的运动中，整个无产阶级获得了无比宝贵的经验，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独立于正式官僚机构的基层工人领袖。必须找出办法，接近这些工人领袖，把他们串联起来，用革命的纲领把他们武装起来。
　　我们的法国朋友正站在行动的第一线，他们要比我们更能感受到群众的脉搏，所以我们并不打算在千里之外对他们的策略指手画脚。尽管如此，要想认真、可靠地衡量包括群众的斗志在内的各方力量的对比，唯一的办法就是行动，对于所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在这个道理要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明显。无情地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只有在这样做有助于动员先锋队直接干预各种事件的时候，才具有革命的价值。在目前这个时期，第四国际的纲领是最适合法国的，它已经为这种动员提供了基本口号。我们的法国同志肩负着无比重大的政治责任。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使用我们的一切手段——道义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帮助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是这个国际革命先锋队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务。

本文发表于1938年12月2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 Appeal）。

^[1] 指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和占领。——中译者注

^[2]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230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