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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要“佛头着粪”，我们没有写“序”，为了不要“画蛇添足”，我们原也不想写什么后记；不过，关于译文所本，总不能不说几句，——这是译者的责任。
第一卷是根据1931年版的俄文本译的，同时参看了Max Eastman的英译本。第二卷系根据英译本，第三卷则根据Maurice Parijanine的法译本译的。第二第三两卷译文，曾以英法文互校，最后又都用1933年版的俄文本细细校读了一遍。
我们二人曾相互校读了译稿，故主要的人名地名以及一般的译名，可说大体已统一了的。至于译文的本身，我们曾尽量求其忠实，我们希望能做到意义正确（当然不敢说全无错误）之外，还能相当保存原作者那种特殊的有力笔调。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们竟译完了这部巨著，而且看见它出版，这欢喜，这满足，自然是不必说的。不过更使我们欢喜的，却还有一层意义：读者们读完了本书，大概还记得这个故事：1917年秋，列宁躲藏在芬兰，每天处在反动派的追缉与暗杀威胁之下，他那时写信给加米涅夫说：假使人们“收拾”了他，就要加米涅夫把他留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本小练习簿，整理出来出版，那便是《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原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自觉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革命家，把思想的承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更高。现在，本书著者，也就是把这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人，已经给人家“收拾”掉了，但他那三大卷一百万字的最大著作——不是“小练习簿”呢！——甚至连落后的中国也翻译好出版了，这还不能保证他思想的承续，以及它的生根，滋长与发扬吗？难道还不够保证他生命的永在吗？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而且著者本人也是确信的，——虽然他已不能亲自感受到中文本出版的欣慰了！
本书能够出版，经济上得力于Y与L两先生的同情援助；校对以及一切技术工作，则郭和与H二兄尽力最多。
王凡西、郑超麟
194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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