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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在本书第一卷附录之中，我们摘录了很多著者于1917年3月间在纽约写的论文以及后来同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作论战时写的论文。这两类论文都是分析俄国革命、部分地也是分析国际革命发动力的。俄国革命家的营垒之中，从本世纪初年起，便是以此问题为基础而发生原则上分化的。跟着革命潮流增长起来，这个分化遂带着纲领性质，战略性质，后来还带着直接策略性质。1903－1906年乃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政治倾向加紧形成的时期。我们的著作《总结与前瞻》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它是零零碎碎地，而且是为了许多不同的目的而写的。1905年12月以后，著者被捕下狱，遂得更有系统地发挥他的意见，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用俄文出版于1906年。为的后面摘录的几段能令读者得到一个正确意见，我们还提醒一次，即是：1904—1905年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辩护过或曾经提出过在一个国家尤其在俄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见解。这个见解第一次提出于印刷物上，是在二十年之后，即1924年秋天[1]。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以及在两次革命之间那几个年头，讨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而非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机运和可能问题。所有现时拥护“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的人，毫无例外地，在那时期，都是将俄国革命的前途限止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在1917年4月以前，他们也都认为：不仅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连较进步的国家未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1905年至1917年间，人们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乃指一种革命观念而言，这观念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若非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便不会有结果。直至1924年秋天之后，人们才开始将另一种观念看作“托洛茨基主义”，即是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仅以自己的力量来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制度。
为方便读者起见，我们这里以对话形式重述过去的争论，其中T字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观念，S字则代表俄国那些“实干家”之一，他们现在是苏维埃官僚首脑人物。
从1905年到1917年
T．——俄国革命若不推送工人阶级走上政权，便不能完成其民主的任务，首先不能解决土地问题。
S．——但是，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
T．——当然的。
S．——在落后的俄罗斯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么？
T．——正是这样说。
S．——但你漠视了俄国农村，漠视了落后的俄国农民，他们至今还陷溺在半农奴制之中。
T．——恰恰相反：正因为土地问题的深刻，俄国才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前途。
S．——因此，你否认资产阶级革命了？
T．——不，我不过要证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力关系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罢了。
S．——但这话意思是说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条件已经成熟了么？
T．——不，不是这个意思。历史的发展没有如此和谐而合乎规则的。无产阶级在落后的俄国夺得政权，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势力关系必然产生的结果。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能开启什么经济前途，则受决定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国内的和世界的状况。俄国当然不能独立地走到社会主义，但俄国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纪元，就能够给欧洲社会主义发展以一个推动，以此方式，追随先进国家之后而走到社会主义。
从1917年到1923年
S．——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已提出那个新奇的和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认为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将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连串国家革命的第一个。”（摘录自列宁在世时出版的《列宁全集》一条小注。）
从1924年到1932年
S．——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走到社会主义么？
T．——同从前一样，我认为我们的革命，若是带上了国际的性质，则它能够而且必须走到社会主义。
S．——那么你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内在力量么？
T．——但很奇怪的：这并不能阻止我去预见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当你们排斥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是个乌托邦时候。
S．——但你总是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
T．——1917年4月以前，你骂我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的理论冲突的秘密，就在于你很长久落在历史过程后面，而现在你要赶上它，而且超过它。顺便说一句，你们的经济错误的秘密，也是在这上头。
读者应当时时刻刻记得俄国革命思想发展上这三个历史阶段，然后对于现时俄国共产主义中派别分化和斗争的真正内容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摘录1905年写的《总结与前瞻》
（四）革命与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增长，无产阶级也同时壮大而巩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着专政的发展。但政权落于工人阶级之手的日子和时辰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的，而是直接决定于阶级斗争关系，国际状况及若干主观因素：传统，首创精神，斗争决心……
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在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
若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自动地决定于本国的技术力量和资源，那就是一种“经济的”唯物论成见之简单化至于极限了的。此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政权可以（革命若是胜利的，那就必须）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尚未能完全发挥其统治才能以前，便落于无产阶级手里。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字的，而是分析社会关系的。就俄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势力软弱，果真是必然表示工人运动势力软弱么？
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他们的集中，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的政治重要性，毫无疑义地受资本主义工业程度发展所决定的。但这种决定不是直接的。一国的生产力和国内阶级各政治力量之间，时时刻刻都有种种国内的和国际的社会政治因素交互影响着；这些因素移动了甚至完全改变了经济关系的政治形态。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们的大了十倍，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其对于政治的影响，则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大得多多了。
（五）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与农民
革命若是得到决然的胜利，政权就要落于那个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之手，换一句话说：即要落于无产阶级之手。当然，我们将立刻声明说：这并不排斥非无产阶级社会的革命的代表加入政府。……一切问题都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呢？谁构成政府中稳定的多数？民主进步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控制的政府，这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代表以“可敬的政治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
无产阶级，非扩大革命的基础，不能巩固它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负担都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这对于将来的工人政府虽然要惹起很多的难题，但也要造就一些不可估价的便利，至少当工人政府存在初期是如此。这个将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里面。
俄国革命现在不容许，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也不会容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可以解决最起码的民主任务。……所以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是与整个革命命运，即无产阶级命运，相联系的。
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但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不可能的。全部的历史经验都反对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表示：农民是绝对不能起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的。
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其中也包括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以后造成的局面之中，农民除了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便没有其他办法。农民之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并不比往时结合于资产阶级政制，做得更有自觉些！但同时，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农民投票拥护之后，就赶紧利用政权去掠夺农民，取消一切许诺，欺骗一切希望，而最不好的还是（在情况不妙时把自己的位置）让位于另一个资本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则不然，它依靠于农民之上，将发动所有的力量，去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在农民之中发展政治意识。
（六）无产阶级政制
无产阶级只能在全国觉醒之上，依靠于全体人民的热情，而走到政权。无产阶级将以全国革命的代表资格，以反专制政治和反农奴制度的斗争中公认的民众领袖资格，加入政府。但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开启一个新时代，——革命立法时代，积极政策时代，——而此时，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全国代表资格是绝无保证能够维持不失的。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
农奴制之废除将获得担负徭役的全体农民的拥护。……但保护农业无产阶级的法律则既不能得到大多数人如此积极的同情，又要遭遇少数人积极的抵抗。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阶级斗争搬到农村里来，如此就打破了全体农民之中无疑存在的共同利益，——但此种共同利益范围本来是比较狭小的。无产阶级于其统治开始时就必须依靠贫农反对富农，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反对经营农业的资产阶级，以此求得拥护。
政权一经落入于一个社会主义者为多数的革命政府之中，则最低限度纲领和最高限度纲领之间的差异，便立刻丧失其原则上重要性及其直接的实际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保持在如此限定的范围之内的。
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即是说将把集体主义提出于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将停止于哪一点呢？那要看将来的力量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意图。
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点存任何幻想都是绝对有害的。
无产阶级政党一经取得政权，便要为彻底的保持政权而斗争。倘若为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所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动和组织，尤其在农村，那么另一个方法就是集体主义的政策了。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道路，而且是依靠于无产阶级的支持保持此地位的一个方法。
* * *
当社会主义报刊出现不断革命论的声音以后——不断革命论意味着把消灭君主制和农奴制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同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忍无可忍的怒吼。“进步”人士一窝蜂地表态道：革命属于非常措施。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没完没了地干革命，而是要尽快地把革命引上建设性常规发展的道路，等等，等等。
那个民主派的最激进的代表，……不仅认为在俄国能成立工人政府的观念是荒唐的，而且否认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欧洲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前提”尚未存在。真的么？自然，问题并不在于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日期，但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纳入于真实的历史前途之中。……
（接着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前提，以及举出证据，证明，在现时，即二十世纪，若是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此问题，则那些前提业已存在了。）
……在闭关孤立的国家范围内，社会主义生产是不能实行的，——一方面因为经济的理由，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的理由。
（七）俄国工人政府与社会主义
我们上面已经证明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业已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但在这个关系之下俄国可以怎样说呢？可否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即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全国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
马克思说过，巴黎工人并不要求公社施行奇迹。现在我们也不能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来。国家政权并非全能的。若以为无产阶级一得政权，马上就能用几条法令拿社会主义去代替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思想。经济结构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以其整个的毅力利用国家政权来便利和缩短那向集体主义去的经济发展道路罢了。
生产集体化将在那些最少遭到困难的部门开始。在第一时期，集体化的生产将是一些绿洲，经过商品流通法则同那些私有企业联系起来。集体经济所占的地盘愈扩大，则其便利处亦愈明显，——而新政制也跟着愈加觉得巩固，无产阶级往后的经济设施也就愈加大胆起来了。无产阶级在这些设施之中可以而且一定不仅依靠于本国生产力之上，而且依靠于国际技术之上，正如在它的革命政策方面，它不仅依靠于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依靠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历史经验一般。
无产阶级政制，开始时期必须努力去解决土地问题，居住于俄国的广大群众的命运是与此问题有联系的。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无产阶级将从它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倾向出发：尽可能地获取广大的地盘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政策用于土地问题上的形式和速度，一面受决定于无产阶级所能操纵的物质资源，他面又受决定于一种需要，即必须调整其行为，免得驱迫可能的盟友于反革命营垒去。
但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前进至哪一点上呢？有一点可以断定的，即是这个政策未曾碰到本国落后技术障碍以前早就碰到政治障碍了。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
* * *
政治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我们可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给自己提出一些在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乐观地给我们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现实斗争逻辑必然迫使我们打破的。
我们可以给所有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这个具体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并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夺取政权。……
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只会是偶然的插曲；同时忘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不经过拼命抵抗，不到政权被武力夺走它就不放弃政权。
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现实斗争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
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其客观的任务乃是资本的统治，在此革命范围之内，无裤党的专政是可能的。这次专政并不单纯是一种偶然的插曲，它在随后整个世纪留下了痕迹，尽管这次专政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很快就被粉碎了。
20世纪初发生的这场（俄国）革命，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但从现在起，人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必然要归于失败么？或者，在现在的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胜的前景呢？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策略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
我们是否应该听信“现实主义”政客福尔马尔[2]的高见？在谈到1871年的公社社员时，福先生说“他们不该去接管政权，还是去睡觉好……”。
（以后发挥这个观念，即说俄国革命可能而且十分可能要发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革命又转过来保证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须声明一点，即是当共产国际成立最初几年中，上面征引的著作是被正式译成外国文出版的，作为十月革命的理论解释。）
[1] 有个事后的企图，要在1915年列宁一篇论文中二行字里，发现出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肯定的回答，这丰富于人类误会的历史中最惊人的奇事之一。我们在《共产国际纲领批评》（见《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说过这件事情。——著者原注
[2]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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