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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两个月间，政权形式上，属于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事实上完全操在苏维埃手里。以后两个月间，苏维埃渐渐衰弱了。它对于群众的影响，有一部分给布尔什维克派取去了；他的政权，一部分给那些社会主义部长装在公文包里拿进“合作政府”去了。自从前线进攻开始准备以来，司令部，财政资本机关和立宪民主党的势力就自动增长了。执行委员会未曾流士兵们的血以前，就将自己的血输入资产阶级脉管里去。在幕后，所有一切的线索，都提在协约国政府和大使馆之手。
伦敦有一次开协约国会议，那些西方朋友“忘记了”邀请俄国大使。以后，俄国大使提醒他们注意他的存在，他们才于开会前十分钟请了他来，而且没有留下坐席给他，只好屈他挤在法国人中间。临时政府大使受人轻侮和立宪民主党人示威退出政府，这二件事同发生于7月2日，——二者目的是一样的：叫妥协派屈膝。接着爆发的武装示威，特别刺激了苏维埃领袖，双重打击下，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与工人士兵的呼声）相反的道路选择[1]。既然必须与协约国同盟履行血淋淋的任务，则除了立宪民主党之外难得寻到其他更好的联络人。蔡考夫斯基，俄国最老的革命家之一，他在国外住了很久，遂改变为稳健的英国自由派。他有一个警句：“打仗需要钱，协约国却不肯拿钱给社会主义者。”妥协派被这样的推论窘住了，却完全明白这推论的力量。
势力的对比显然改变了，不利于民众。但没有人能说改变至什么程度。至少，资产阶级的贪欲增高了许多，多过于它满足的可能。冲突便是从这个黑白未分的局势产生出来的，因为阶级力量必须拿行动来测验，革命中一切事变可以说都是这般重复着测验力量。不论权力如何大大地从左向右推移，对于临时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少，临时政府仍旧是个空洞机关，在七月紧张的几天内，关心李沃夫亲王内阁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克里木夫将军，当初和古契柯夫曾有一次谈话，关于废黜尼古拉第二的，——我们不久就要最后一次提到这位将军，——此时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李沃夫亲王，以如下的教训结束道：“现在是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时候了。”这劝告很滑稽，不过更加显示政府的无能罢了。
后来，那个自由派纳博科夫写道：“七月初，有个短时间，政府威权似乎又抬起头来；那是在镇压了第一次布尔什维克暴动以后。但临时政府不能利用这个机会，竟让有利的条件溜走了。以后就不再有这个机会。”右派其他代表人也是这样表示。事实上，在七月事变之中，以及在其他一切危急时候，“合作政府”中各个成分都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妥协派本来完全决心要彻底解决布尔什维克派，倘若不是显然看出，解决之后，那些军官，哥萨克兵，圣乔治骑士和突击队就要连妥协派自身也清除了。立宪民主党人要实行到底，不仅铲除布尔什维克派，而且铲除苏维埃。然而并非偶然的，每逢危急关头立宪民主党人都置身政府之外。最后分析起来，赶他们出政府的正是群众力量；群众的压迫有不可抵抗的力量，无论妥协如何起缓冲的作用。自由派纵能夺得了政权，却不能保持政权。这是可以拿以后事变来确实证明的。说是七月间坐失机会，这个观念乃是事后追思的幻想。无论如何，七月胜利并未曾巩固了政府，反而开始了一个长期的政权危机，这危机，形式上解决于7月24日，本质上则是二月政制之迁延四月的临死挣扎的开始。
妥协派两面徘徊，一面既需要恢复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半友谊，他面又需缓和群众的敌意。左右摇摆，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摇摆得同发疟疾时的寒热一般，但根本路向是趋于右方的。七月七日政府议决了一连串的压迫办法。但在同一次会议上，——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那些社会主义部长竟利用“老大哥”，即立宪民主党人，不在场，提议政府着手实行六月苏维埃大会的政纲。然而，这就更进一步惹起政府的瓦解。大地主和以前土地协会会长，李沃夫亲王，骂政府以其土地政策“破坏了人民的守法精神。”地主们不仅害怕他们会被夺去祖遗产业，而且担心妥协派是“在图谋拿既成事实放在立宪会议面前。”帝制反动的一切支柱如今都变成了纯粹民主政治的热烈拥护者了！政府决定克伦斯基做内阁总理仍兼任陆海军部长。新任的内政部长策列铁里不得不在执行委员会上答复关于逮捕布尔什维克派案之责问。马尔托夫提出责问，策列铁里则很无礼貌地回答他的老同志说：他宁愿同列宁办交涉，而不愿同马尔托夫办交涉：他晓得如何对付列宁，但对于马尔托夫则他束手无策……。“我个人负起此次捕人之责。”这位部长竟如此向那小心倾听的会场挑战！
妥协派打击左派时，是拿右方危险来做辩护的。但在7月9日会议上宣布说：“俄罗斯有武人专政之危险。我们必须将武人专政者手里的刺刀夺下来。但要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临时政府为‘公安委员会’。[2]我们必须给它无限制的权力，使它能够根绝左方的无政府和右方的反革命……”好像与工农和士兵作战的政府，手里除了反革命刺刀以外，还能有他种刺刀！联席会议以253票对47票弃权，通过如下决议案：“一、国家和革命陷于危险。二、临时政府是革命的救星。三、承认临时政府有无限制的权力。”这个决议如空桶一般响亮。出席的布尔什维克派放弃投票权，这就证明此时党内诸领袖无疑是彷徨无主的。
群众运动，即使被镇压了，也一定留下痕迹，政府首位本是一个有爵衔的地主占据的，如今则给了一个激进派律师。内务部长则由以前一个做苦役的囚徒担任。有人以为这是政府平民化哩。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欠尔诺夫，史高倍列夫，执行委员会诸领袖，现在决定了政府的面貌。这不是实现六月运动中“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么？不，这不过是暴露那个口号没有用罢了。民主派部长接受了政权，只为的要弄回那些资本家部长来。合作政府死了，合作政府万岁！
喜剧现在出演了，——在宫殿广场上缴除机关枪兵武装的那出庄严而可耻的喜剧。许多兵团被解散了，士兵们编成小队送往前方补充去。40岁左右的人被迫服从，去守战壕。他们都是反对克伦斯基政制的鼓动家。他们一起有几万人。到了秋天，他们将在战壕内完成一件大工作。同时工人也被缴械了，虽然较少成功。在将军们压迫之下，——我们不久就要看见是以什么形式来压迫的，——前线恢复了死刑。但在同一天，7月12日，政府公布了一个命令，限制土地买卖。这个过迟的半改良手段，是受贫农斧头威吓，才实行的，但惹起左方嘲笑和右方切齿。策列铁里一面禁止街上一切游行——这是威吓左方——一面又警告非法捕人——这是图谋限制右方行动。克伦斯基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免职时候，对左方解释是为了他破坏工人组织，对右方解释则是为了他不够坚决。
哥萨克兵成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的真正英雄。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说道：“一个穿着哥萨克制服的人，进入公共场所，譬如一个饭馆时候，往往全体的人都站起来，拍掌欢迎他。”戏院，电影院和游戏团，举行晚会捐钱送给受伤的哥萨克兵和被杀的哥萨克兵的家属。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不得不推举一个委员会，以齐赫泽为主席，参加那公葬“于7月3日到5日履行革命职务而战死的战士”之组织。妥协派不得不饮干那杯屈辱之酒。葬礼以圣以撒大教堂祈祷开始。抬棺者是罗将柯，米留可夫，李沃夫亲王和克伦斯基。全副仪仗行往亚历山大·尼夫斯基修道院下葬去。路过之处看不见警察；秩序由哥萨克兵维持。下葬之日正是哥萨克兵完全统治彼得格勒之日。被哥萨克兵杀死的工人和士兵，二月烈士的兄弟辈，则秘密拿去埋葬，犹如帝制时代人家埋葬1月9日那些烈士一般。
喀琅施塔得的执行委员会奉了政府命令，交出辣斯可尼可夫，洛雪尔和少尉蓝涅夫于侦查法庭，否则要封锁该岛。在赫尔辛基，社会革命党左派第一次与布尔什维克派一同被捕。下野了的李沃夫亲王，在报上埋怨说：“苏维埃处于政治道德水平线之下，而且未曾肃清列宁派那些德国奸细……”于是妥协派遂以显示他们的政治道德为有关名誉之事情了。7月13日，两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丹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凡被法院控告之人，即不得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直至宣判为止。”这不异于宣布布尔什维克派不受法律保护。克伦斯基禁止布尔什维克派全部出版物。在外省，土地委员会被逮捕了。《新闻报》有气无力的涕泣道：“仅仅几天以前，我们看见彼得格勒街上无政府状态支配着。今日在那几条街道上则是无忌惮的黑色百人团反革命演说在大出风头。”
最革命的几团被解散和工人被缴械后，大局更向右倾。一大部分的实权，现在明显操在军事领袖，工业银行团体和立宪民主党各团体之手。余剩下来的权力，同从前一样，仍在苏维埃手中。双权政制依旧存在着，但如今不是以前二个月中那种法律承认的，相联络的或相合作的双权政制了，而是那种两派之间具有爆发性的双权政制：资产阶级及军人的政权和妥协派的政权，二者互相惧怕，同时又互相依赖。现在怎么办好呢？恢复合作政府。米留可夫说得十分对：“7月3日至5日暴动之后，合作政府观念不仅未曾消失，而且一时间比以前更有力量，更重要。”
国会的临时委员会此时忽然复活了，而且通过了一个激烈的决议案反对救国政府。这是最后的一个推动。所有的部长都向克伦斯基辞职，如此就使他成了全国主权的焦点。在二月革命往后发展上，以及在克伦斯基个人命运上，这个时机有重要的意义。在分合，辞职和任命的混乱状态之中，出现了一样东西，如同不动的点，为其他一切所环绕的中心。部长们的辞职，不过是引去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实业家们开谈判罢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他们的条件：政府大员“完全对自己良心”负责；与协约国完全一致；恢复军队纪律；立宪会议未召集以前不谈社会改良。有一条没有写下来的，就是要求立宪会议选举延期举行。这个被称为“非党派的和全国的政纲”。工商业代表提出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妥协派徒然努力唆使工商业代表去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执行委员会又一次声明它那以“无限权力”赋予救国政府的决议案，这就表示同意于政府离开苏维埃而独立。同一天，策列铁里以内政部长资格，发出通令，要人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手段终止一切对于土地关系上不合法的行为。”粮食部长佩显洪诺夫也要求终止“以一切强暴而带犯罪性质的行动对付地主。”“救国政府”首先表明自己是救地主财产的政府。但不止此哩！一个工业巨头，帕钦斯基工程师，以他的工商部政务官，燃料和金属全权管理员，及国防委员会主任等三重资格，尽力实行托拉斯资本的政策。孟什维克派经济学家乞勒凡宁，在苏维埃经济部诉苦说：民主政治的良好设施被帕钦斯基的怠工所破坏了。农政部长欠尔诺夫受立宪民主党人攻讦有勾结德国行为，不得不辞职“以明心迹”。7月18日，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政府，竟颁布一个命令，解散那个不服从的芬兰议会，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世界大战三周年纪念日，政府致协约国的庄严通牒不仅照例重复效忠誓言，而且报告：侥幸镇压了敌人奸细所激发的一次暴动。一个卑鄙不堪的文件！同时颁布了一条严厉的法律，制裁那破坏铁路纪律之罪。政府如此表明它的政治家风度之后，克伦斯基终于决定回答立宪民主党人的最后通牒。他回答的结论是：他们提出的要求“并不妨碍他们参加临时政府。”然而这个变相的投降已经不能满足自由派了。他们要妥协派屈膝。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合作政府破裂后7月8日的政府宣言——民主常谈而已——他们不能接受，于是断绝了谈判。
这是一个集中的攻击：立宪民主党人不仅与实业家和协约国外交家有密切联合，而且和军队中将军们有勾结。总司令部军官联盟总委员会，事实上在立宪民主党领导之下。立宪民主党人经过高级军事机关向妥协派最要害地方实行压迫。7月8日西南战线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令用机关枪和大炮向那撤退下来的士兵开火。在此以前，科尔尼洛夫曾要求前线恢复死刑，不答应则自动弃职；前线特派员萨文可夫赞助他这个要求。萨文可夫以前是社会革命党恐怖组织的首领。那个秘密电报立刻在报纸上登载出来：科尔尼洛夫要人家注意他这个人物。总司令勃罗西洛夫则比较慎重和狡猾，他以教训口气写信给克伦斯基道：“法兰西大革命的教训，一部分被我们忘记了，然而迫得我们不得不回忆起来……”这个教训说是：法国革命者当时图谋“以人道原则”改组军队而不得成功，后来就采取死刑手段，然后“他们的胜利大旗飘扬于半个世界。”将军们从革命书上学来的教训尽于此矣。7月12日，政府恢复了死刑，为了制裁“服军役的人在战时所犯的某些大罪，”然而三天之后，北方战线司令克蓝波夫斯基将军写道：“经验证明，那些补充了很多生力的部队，是完全不能作战的。一个军队绝不会是健全的，倘若它的补充根源已经腐败了。”这个腐败的补充根源就是俄罗斯民众。
7月16日，克伦斯基在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军事领袖开会，德列钦可和萨文可夫也参加。科尔尼洛夫没有到会。他的战线正在打败仗，向后退，几日之后直至德国兵赶到俄国以前国境不再前进时，才停止后退。到会者：勃罗西洛夫，阿列克谢耶夫，罗斯士基，克蓝波夫斯基，邓尼金，罗曼诺夫斯基，——他们的名字好像是坠落于深渊的一个时代的回声。四个月长久，这些高级将军自觉得是半死的了。他们现在又活转来。他们把内阁总理看做那如此烦扰他们的革命之化身，于是恶意的触恼他，挖苦他，不怕他责罚。
依照总司令部统计，西南战线军队自6月18日至7月6日之间，共损失五万六千人。在大战中，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牺牲！但是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牺牲得比此数目少得多了。这次进攻，除了死亡，破坏和灾害之外，自由派和妥协派还给人什么呢？1917年社会的震动，改变了地球上六分之一面积的相貌，替人类开辟了新的前途。革命的残酷和恐怖——我们绝无意否认或减轻——并非凭空发生的，那是同历史发展整个过程不相分离的。
勃罗西洛夫做个报告关于一个月以前开始的进攻所得之效果：“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乃在于“军官们，从连长直至总司令，都没有威权。”他们如何失去并为什么失去威权呢？他没有说。说到未来的进攻，则“非到明年春天，我们准备不好。”克蓝波夫斯基，同别人一样也要求严厉制裁士兵，但他表示怀疑制裁的效力。“死刑么？但全师的人可以处死么？军法判罪么？但如此，全军半数都要送到西伯利亚去了。……”总参谋长报告道：“彼得格勒五团卫戍军解散了；教唆者受军法审判……总共有九万人将调离彼得格勒。”这话，人家听着很满意。没有一个人想想，彼得格勒卫戍军调开将发生什么效果。
至于那些委员会，[3]则阿列克谢耶夫说：“那必须取消。……军队已有几千年历史，立下了自己的法则。我们图谋侵犯这些法则，于是我们大败亏输。”这个人把历史的法则和教官的规矩混为一谈了。罗斯士基夸口说：“人们视老旗帜如神圣，随之赴汤蹈火。但红旗引我们到哪里去呢？引到了全军投降。”这位老朽的将军忘记了他自己于1915年8月间报告过政府：“军事技术的现代要求，我们是无力适应的；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追上德国人。”克蓝波夫斯基用一种得意的声调说：军队并非真被布尔什维克派破坏的，而是被“其他的人”所破坏，他们采取了一种不合用的军事立法，“他们并不明白军队的生活及其存在条件。”这是直接打着克伦斯基的耳光。邓尼金则坚决的痛骂那些部长：“你们把我们的光荣战旗践踏在污泥里了，你们应当把它再竖立起来，如果你们有良心的话……”克伦斯基呢？被人怀疑没有良心，他于是卑贱的感谢那个武夫“坦白而诚实地发表了他的意见。”至于士兵权利宣言，则“起草时我如果是部长，这宣言决不会颁布的。谁先惩罚西伯利亚轻步兵呢？谁先流了血，叫抗命的队伍服从纪律呢？是我任命的人！是我的特派员！”外交部长德列钦可以如下的话聊自解嘲说：“我们的进攻虽没有成功，但增加了协约国对于我们的信任。”协约国的信任！地球绕着地轴而旋转，不是为了这个缘故么？
克蓝波夫斯基宣告说：“现时，军官乃是自由和革命的唯一保障力。”勃罗西洛夫解释道：“军官不是资产者，他是最真实的无产者。”罗斯士基补充说：“将军也是无产者。”取消那些委员会，恢复旧时军事领袖的权力，排除政治（即革命）于军队之外，——这便是那些将军衔的无产者的政纲。克伦斯基并不反对这政纲本身；他不过考虑实行的时日。他说：“至于提出来的办法，则我想连邓尼金将军也不会坚持立刻施行的……”那些将军虽然都是庸才，也不会不对自己说：“看啊，同那些家伙说话正要用这样的声调呀！”
这次会议结果，总司令换了人。那个柔顺而懦弱的勃罗西洛夫以前接替了那个谨慎的官僚阿列克谢耶夫做司令，因为阿列克谢耶夫反对进攻；现在勃罗西洛夫免职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受委托接替他。这次调换主将有种种动机：对立宪民主党人则说科尔尼洛夫可以确立一个铁的纪律；对妥协派则说科尔尼洛夫是委员会和特派员的朋友；萨文可夫自己也担保科尔尼洛夫的共和派情感。为了报答他们的升官，那位将军又向政府下最后通牒：他，科尔尼洛夫，只能在如下条件之下接受此次任命：“仅对自己良心和人民负责；任命高级指挥军官不受干涉；后方恢复死刑。”第一点造成了难题。那个对“自己的良心和人民负责”，本是克伦斯基始作俑的，克伦斯基不许人家在这事上同他竞争。科尔尼洛夫的电报发表于销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上。反动派中谨慎的政治家皱皱鼻头。科尔尼洛夫的最后通牒不过是立宪民主党的最后通牒译成哥萨克将军的直爽的语言罢了。但是科尔尼洛夫的计算是对的：他的最后通牒的过分的要求和鲁莽语气，令所有敌视革命的人都感快活，尤其是那些正规军官。克伦斯基害怕起来，立刻要撤科尔尼洛夫的职，但他的政府里面没有人赞助他。最后，得到军师的献计，科尔尼洛夫便答应在口头的解释中承认：所谓对人民负责者即是对临时政府负责之意。至于其他各点，则此最后通牒完全被接受了，只加以若干轻微的修正。科尔尼洛夫做了总司令。同时军事工程师费洛宁科被派在他身做特派员，以前的西南战线特派员萨文可夫则调任陆军部政务官。前者是一个悻进的暴发户，后者则有一个大的革命历史，——两人都是纯粹的冒险家：费洛宁科无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萨文可夫则好多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与科尔尼洛夫的密切关系，既扶助了科尔尼洛夫高升，在以后事变发展中，我们又可看见，将有重要的作用。
妥协派全线投降了。策列铁里重复道：“合作政府是一个救国同盟。”形式上虽然决裂了，幕后恰正加紧谈判。为得促进此问题之解决，克伦斯基遂拿出一种纯粹演戏式的手段，显然是得到立宪民主党人同意的，——这个手段完全合于他的一般政策的精神，同时对于他追求的目的也很有效力。他辞职了，离开了首都，让妥协派去独当风浪。米留可夫论及此事说：“他的示威性质的出走，向他的敌人，他的竞争者和他的赞助者表明：无论他们如何认识他的为人，但在此时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简单因为他在两个对敌的营垒中间占据的政治地位。”他佯败取胜。妥协派以暗中的咒诅和公开的祈求投入“克伦斯基同志”怀里。两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很容易说服那个无头政府去取消自己而赋予克伦斯基以重组政府之全权。
那些执行委员已经心惊胆怕了，为的吓死他们，人家就通知他们以前线局势恶化之消息。德国人驱迫俄国军队，自由派驱迫克伦斯基，克伦斯基又驱迫妥协派。孟什维克派党团和社会革命党党团，23日夜间全夜开会，为了自己的没有出路而不耐烦起来。最后，两执行委员会遂以147票对46票及42票弃权之多数——空前的反对！——赞成无条件地和无限制地将政权交付于克伦斯基。在同时开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上，有人提议推翻克伦斯基，但米留可夫要人家忍耐，提议目前只消压迫政府就够了。这并不是说米留可夫对于克伦斯基存有什么幻想，这不过表明他把克伦斯基看作有财产的阶级政权的一个着力点罢了。政府一经从苏维埃解放出来，就不难排除克伦斯基。
在此时候，合作政府诸神仍旧是欲壑未满的。逮捕列宁命令，颁发于7月7日过渡政府组成之前。现在需要某种坚决的行动来表明合作政府之复活。7月13日，高尔基的报纸上——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已不存在——发表了托洛茨基致临时政府一封公开信，其中说：“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诸人所根据的命令，你们不援用来逮捕我，那是全无逻辑根据的。关于问题的政治方面，你们毫无理由拿不准——我是临时政府一般政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同上述诸同志一样。”新内阁组成之夜，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此外还有少尉克留连科在前线被捕，他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派的前线总司令。
新政府经过三星期危机之后诞生出来，孱弱得很。全是些二三等的人物组成的，以最少祸害为选择标准。内阁协理之职给了工程师尼克拉索夫，一个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曾于2月27日提议将政权交给皇帝部下一个将军，以此来镇压革命。一个无党派无个性的作家，卜罗可普维趣，做了工商部长，他一向是摇摆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派之间。以前的检察官，以后的激进派律师，札鲁疑，亚历山大第二时代一个“自由派”大臣的儿子，被任为司法部长。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夫克森齐耶夫，则接受内政部长之职。孟什维克史高倍列夫仍做劳动部长，人民社会主义者佩显洪诺夫仍做粮食部长。自由派也是拿出次等的人物来置于政府之内，这些人在做官以前和以后都未曾起过领导的作用。欠尔诺夫回任农政部长，这事有点出人意外。在他辞职和新任相隔四日之间，他已经有自明心迹的时间了。米留可夫在他的《历史》中冷静地指出欠尔诺夫和德国当局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至今尚未解释清楚，”他又说：“俄国反间谍机关的见证，以及克伦斯基，德列钦可及其他诸人的怀疑也许稍微过分了一点。”欠尔诺夫之再任为农政部长，没有别的，不过是顾全当权的社会革命党的威望罢了，——顺便说一句，欠尔诺夫在这党内的影响渐渐缩小了。反之，策列铁里有远见，宁可置身政府以外。五月间，他以为他加入政府内部是便利于革命；如今，他则要在苏维埃内部以便利于政府了。从此时候起，策列铁里真正履行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派员在苏维埃系统中的职务。彼得格勒苏维埃某次会议上，他说：“若是国家利益被合作政府所损害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叫我们的同志退出政府。”现在已经不是利用完自由派之后把他们赶出政府了，如丹不久以前所主张的；现在乃是你们自己已经被利用了完了之后，如何找个机会退出来的问题。策列铁里准备着将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
在5月6日组织的第一次合作政府中，社会主义占少数，但他们事实上是政局的操纵者。在7月24日内阁之中，社会主义者占多数，但他们不过是自由派的影子罢了。米留可夫自己承认：“社会主义者名义上稍占优势，但内阁中真实优势毫无问题的属于那些坚决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说清楚一点，就是资产阶级财产制。所谓“民主政治”，含义空泛得多了。部长佩显洪诺夫也以此精神比较5月和7月两个合作政府，虽然他的解释理由出人意外。他说：那时资产阶级需要左方帮助；如今在反革命威吓之下，它就需要右方帮助了：“我们从右派拉来的势力愈多，则留下来打击政府的势力就愈少。”这不异于是提出一条绝妙的政治战略：为的解除一个要塞被人围困，最好的方法就是从里面把门打开来。这是新合作政府的原则。
反动派取攻势，民主派则向后退。革命初时，那些因害怕而退缩的阶级和集团，现在抬起头来了。昨天还在掩藏着的利益，今天则公开提出来。商人和投机家要求歼灭布尔什维克派，要求自由营业。他们放声反对一切限制营业的办法，连帝制时代施行的也在内。那些管理食粮的机关图谋取缔投机，却被人攻击应负食粮缺乏之责。人家从怨恨这些机关，进而怨恨苏维埃。孟什维克派经济学家格罗曼报告，商人们的运动，“自从7月3、4两日事变之后，特别激烈了。”战事失败，生活昂贵，以及夜间盗窃，都被认为应归苏维埃负责。
那时皇党阴谋颇炽，政府害怕左方会做出什么激烈举动来回答皇党，便于8月7日送尼古拉·罗曼诺夫及其家属到土包尔斯克去。第二天，新出的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工人和士兵》又被封闭了。士兵委员会成群被逮捕之消息从各方面传来。布尔什维克派在七月召开的大会只能半秘密开会。军队会议被禁止了。现在是那些以前躲在家里的人出来开大会：地主，工商业家，哥萨克领袖，教士，圣乔治骑士。他们的论调是一样的，不同的只在有些人胆子大些，有些人胆子小些而已。这个交响乐的指导者无疑是立宪民主党，虽然不是每次公然出面的。
在八月初开的某次工商业大会上，有最重要的企业和交易所团体共三百名代表参加，由纺织业大王黎亚布盛斯基致开会辞，他并不隐藏他的意见。他说：“临时政府不过是政权的影子罢了，……事实上，一群政治骗子操持大权。……政府将捐税负担，首先而且严格的加于工商业家阶级身上……拿钱给这些败家子用，值得么？为了救国去监督那些败家子不是更好些么？”结末几句话是一种恐吓：“饥饿和赤贫那支瘦骨嶙嶙的手将扼住人民之友的咽喉！”“瘦骨嶙嶙的饥饿的手”这句话表示厂主的停工政策，从此时起就写进革命的政治字典中去了，资本家为这句话出了不少力气。
外省特派员也在彼得格勒开大会。他们是临时遣派的人，照理应当如同一堵墙拱卫政府，事实上他们却是联合起来反对政府，他们在立宪民主党核心领导之下，迫害那个不幸的内政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你不能一臀坐双椅，一个政府应当统治，不应当做个傀儡。”妥协派起来答辩，但不敢高声抗议，因为害怕布尔什维克派会听到他们和他们的盟友相争吵。阿夫克森齐耶夫从会场走出来好像落水公鸡一般。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报纸渐渐开始采取委屈和诉苦的腔调。他们的报纸开始披露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息。8月6日，社会革命党机关报《民业报》发表一群左派军官生的信，那是他们到前线去路上寄来的。他们“惊讶于一般军官生的作为……有计划地打人耳光，参加讨伐群众，只要有连长命令无需审判或侦查即可杀人……气愤了的士兵开始暗中攻击那单个儿走路的军官生……”所谓恢复军队秩序便是如此。
反动派在进攻，政府则退守。8月7日，最有名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参加过拉斯布丁派和虐杀犹太人的，从牢狱放出来了。布尔什维克派仍旧关在克列斯蒂牢狱内，那里被捕的工人和海陆士兵正要绝食。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就在那一天派人慰问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及其他的囚犯。
实业家，外省特派员，诺伏欠卡斯克的哥萨克大会，爱国派报纸，将军，自由派，这一切人，都认为九月间举行选举立宪会议是不可能的，——最好延至战争结束后再举行。然而政府不能照办。发现了一个妥协方法。立宪会议延期至12月28日召集。立宪民主党人勉强接受了这个延期办法。他们坚定期望，在这剩余的三个月内能够发生什么重大事变，来改变立宪会议整个问题的形势。这个期望渐渐公然的同科尔尼洛夫的名字联系起来了。
替这个新“主帅”做宣传，从此占据了资产阶级政策的中心。这位“第一个人民总司令”的一篇传记，大量印出来分发，各司令部积极帮助分发。萨文可夫以陆军部政务官资格，对新闻记者谈话，常说起“我们认为；……”他的“我们”，并非指萨文可夫和克伦斯基，而是指萨文可夫和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的声名令克伦斯基警醒。风声一天比一天更猛烈的传播开来，说是以总司令部军官联盟总委员会为中心正在准备一个阴谋。八月初，政府主脑和军队主脑之会面，只有更增加双方恶感。“那个吹牛皮的小子果真以为他能命令我么？”——科尔尼洛夫无疑对自己说。克伦斯基也这样想：“这个愚蠢和无知的哥萨克竟想救国么？”他们二人都是想得对。科尔尼洛夫的政纲，其中含有工厂铁路军事化，推行死刑于后方，彼得格勒军区以及首都卫戍军服从总司令部管辖，——那几天，妥协派方面已经知道了。在这个官方的政纲背后，还有一个政纲——虽然未曾明白说出，却一样的实在——也是可想而知的。左派报纸敲了警钟。执行委员会提议以采勒弥索夫将军为总司令。人家公开谈论科尔尼洛夫要免职了。反动派恐慌起来。
8月6日，哥萨克12军——顿河军、古班军、特维军等——联合会理事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并非无萨文可夫帮助——要求政府和民众万分注意：“英雄和领袖”科尔尼洛夫将军若被撤职，则前线和后方哥萨克军队之行动，他们不负责任。圣乔治骑士某次会议还拿更危险的话恐吓政府：科尔尼洛夫若被撤职，骑士会立刻就要“发命令给一切圣乔治骑士，号召他们与哥萨克兵一致行动。”没有一个将军出来抗议这个积极的叛上作乱行为，而秩序党的报纸也喜欢发表这种以国内战争来吓人的决议案。海陆军官联盟总委员会，打出电报：寄托其一切希望于“我们的亲爱领袖科尔尼洛夫将军，”而且号召“一切正直的人”表示信任于他。右派“名流”会议，那几日在莫斯科开会，也打电报给科尔尼洛夫，表示与军官、圣乔治骑士和哥萨克同样的论调：“一切能思想的俄国人都寄托希望和信任于你。”不能说得比这个更明白的了。这个会议，参加者有实业家和银行家如黎亚布盛斯基，托勒谢可夫，有将军阿列克谢耶夫和勃罗西洛夫，有教士和教授代表，也有立宪民主党领袖，以米留可夫为首。为着掩人耳目起见，也有半虚构的“农民联合会”代表参加，这个团体是为求得上层农民赞助立宪民主党人而设的。坐在主席椅子上的是那个大人物罗将柯，他感谢一团哥萨克兵的代表，为了他们镇压布尔什维克派。俄罗斯有财产和受教育的阶级，其最有权威诸代表者，便是如此公开推荐科尔尼洛夫为国家救主的候补者。
如此准备了以后，那位总司令再一次出现于陆军部，来谈判他的救国政纲。他的总参谋长虚考姆斯基将军记他此次行动说：“一到彼得格勒，他就由特克[4]哥萨克兵带二架机关枪护送着到冬宫来。科尔尼洛夫将军进去冬宫之后，那二架机关枪便从汽车上搬下来，特克哥萨克兵便在宫门口守卫，以便必要时援助总司令。”大家认为总司令需要兵队援助，防备内阁总理起恶意。特克哥萨克兵的机关枪乃是资产阶级机关枪对准着妥协派，他们已经屈服于资产阶级脚下了。这便是那个脱离苏维埃而独立的救国政府的地位！
科尔尼洛夫来后不久，临时政府一个大员可可希金告诉克伦斯基说：“如果今天不接受科尔尼洛夫的政纲，”立宪民主党人就要辞职。虽然没有机关枪，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对政府说话也用科尔尼洛夫那种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这是很有效力的。临时政府急忙审查总司令的报告，原则上承认可以采取他提议的办法。“后方恢复死刑亦在其内。”
此次反动势力动员，“全俄宗教大会”自然亦在其内。宗教大会明说的目的是要使正教教会完全从官僚机关统制下解放出来，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要保护教会免受革命损害。自从帝制推翻之后，教会就失去了它的官方头脑。从不能记忆的时代起，国家就是教会的保护者了，如今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虚悬不定。固然，教会曾于3月9日发出通告，急忙替那已完成的革命祝福，并号召群众“信任临时政府。”然而未来含有威胁。关于教会问题，政府不表示意见，如同关于其他一切问题。教士们不知如何是好。偶然，从僻远的区域——从中国边境的凡尼城——有个地方教士打电报来恭维李沃夫亲王，说他的政策完全合于福音书的教训。虽然如此附和革命，教会却不敢参与事变。表现得最明白的是在前线，那里教士的影响随着恐惧纪律的心理一齐烟消云散了。邓尼金说过这话：“军官们很久时间为了他们的军事威望和指挥权力而奋斗；此时教士一声不响，从革命第一天起就不做声，他们从此毫不参加兵队的积极生活了。”在总司令部及军中各司令部的教士召开的会议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本来，宗教首先是教士内部的事情，尤其是其中上层分子的事情，但如今并不限于教会官僚范围之内：自由派用尽力量去进行它。立宪民主党自己没有生根在民众之内，便梦想一个革新的教会可以传达它的影响于民众。大会筹备之中起积极作用的，不仅是教会领袖，而且是俗世人物，俗世人物比教会领袖还更积极哩！其中有各派政客如特鲁别茨哥衣亲王，奥苏菲夫伯爵，罗将柯，萨马林，有自由派教授和作家。自由派努力在宗教大会周围造就一种教会革新的空气，他们进行得很谨慎，害怕一不小心动摇了这全部腐朽的机构，——但仍旧不成功。无论在教士中间或在俗世革新家中间，都无一语提及政教分离。那些教会头脑自然希望减轻国家对于他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但同时又需要将来国家不仅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土地和进款，而且继续担负一大部分他们的开销。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方面，固然愿意继续保障正教的支配地位，但附有一个条件，即教会要以新的方式在民众中间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但大难题正从此处开始。邓尼金自己痛心的说：俄国革命“并未曾创立一个值得注意的平民的宗教运动。”恰切点说，民众参加革命愈多，则愈加自动的背弃教会，即使他们以前是依附于教会的。在乡村，个别的教士仍能有点个人影响，看他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如何；在城市，不仅工人，便是小资产阶级都未曾为了革命引起的问题去请求教士解决。宗教大会之筹备，民众对之完全冷淡。民众的兴趣和热情表现于社会主义口号上，不是在神学的经文上。落后的俄罗斯缩短了它的历史，他不仅必须跳过宗教改革时代，而且必须跳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
宗教大会虽然在革命高潮几个月下计划的，却在退潮几个星期中举行。这更加浓了它的反动颜色。大会的成分，讨论的问题，以及开会时的仪式，——一切都表明各阶级对教堂的态度有根本改变。在圣母升天大教堂行圣礼时，罗将柯和立宪民主党人旁边还坐着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莫斯科市长，社会革命党人虚德涅夫致祝词道：“俄罗斯人民存在一天，基督教信仰永远活跃在他们的灵魂里面。”不过昨天的事，这些人还自认为俄罗斯启蒙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5]的直接继承人哩！
宗教大会把宣言印出来四处分散，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祈祷，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恰与劳工部长史高倍列夫一个鼻孔出气劝告工人：“劳动的人呀，做你们的工罢，不要省力，牺牲你们自己的需要，为了祖国的福利。”但这大会特别注意于土地问题。那些大主教和主教，为了农民运动发展，而恐吓而气愤，并不减于地主；害怕教堂和修道院领地之被占夺，更甚于教会民主化问题烦扰他们的灵魂。大会文告，以上帝愤怒和革除教会来威吓，要求“立即交还教堂，修道院，和私人地主，以人家夺去的土地，森林和收获物品”。这里很合适的叫人记起旷野中的叫喊声来！[6]这次大会一星期一星期拖过去，直至十月革命以后才达到它的工作的高点，即是恢复二百年前彼得大帝取消了的教主[7]制度。
七月末，政府决定召集全国各阶级各社团于8月13日在莫斯科开国政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由政府自己指定。同全国举行的民主选举结果直接相反，政府预先规定这个会议中有财产阶级代表和人民代表数目相等。这个救国政府惟有靠这个人为的均衡手段才能希望救得自己。这个全国会议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权利。米留可夫说：“这次会议……至多只能有一种贡献意见的权利。”有财产阶级愿意给民主派以一个自我牺牲的榜样，为的以后更有把握抓住整个的权力。会议的正式目的据说是图谋“使国家政权和国内一切有组织势力相接近。”报纸上提倡必须团结，和谐，振作和提高每个人的精神。换一句话，有的人不愿说，另一些人不能说：这次会议召集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在这一点上，以真名称呼实物又是布尔什维克派的责任了。
[1] 指与7月4日武装游行提出的“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的政治要求相反的道路：即更加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道路。（此处译文有修订）－L.X
[2] 译者按，但此处是拿法国大革命故事来作比的。1793年月的公安委员会是“恐怖政治”的主持者。
[3] 译者按，指各部队中士兵的委员会。
[4] Tekintsi: Caucasian native cavalry. 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骑兵。－C.R
[5]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家，文学评论家，经济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俄国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领袖和思想鼓舞者。－C.R
[6] 译者按：新约马太及约翰两福音之始，都有这样的故事：“有人声在旷野中叫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施洗的约翰出来了，他给耶稣及千万人施洗。”此地喻俄国教会中人于绝望中之希望救主来临。
[7] 译者按，希腊正宗教会原有教主，如罗马教皇地位，在俄国有自己的宫廷，自己的官制，与皇帝相埒。彼得大帝改革时取消了这个制度，从此正宗教会仅成为国家行政的一个部分。【十月革命后，根据“良心自由”原则，东正教被苏维埃允许恢复旧时的教宗内部选举制。－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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