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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7月4日夜里，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两个执行委员会，共200个委员，在那无效果的联席会议休息时间，正在无聊，忽然听到了一种神秘的消息，据说，列宁和德国参谋部相勾结的证件已经发现了，明天报纸要公布出来。主席团那些阴沉的江湖术士，穿过大厅去开那一类无穷无尽的幕后会议时候，连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问他们的话，他们也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地回答。陶立特宫差不多已无外人来旁听了，宫内的人此时糊涂起来。“列宁替德国参谋部做奸细么？”骇异，惊讶或幸灾乐祸，使得代表们集成一群群地说话，兴奋得很。七月事变之时，苏汉诺夫很仇视布尔什维克派，但他说：“凡是真实同革命有关系的人，不用说没有一个不相信这消息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过去有革命历史的人，在执行委员之中寥寥可数。三月革命者，被第一个浪潮涌上来的偶然革命分子，甚至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也占支配的地位。那些外省代表，小县书记，商人，村长之类，还有几个带黑色百人团意味。这些人立刻得意起来：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早已预见了。
被这个意外的太突兀的变化吓了一跳，那些领袖图谋延宕时间，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电话通知各报编辑部，不要发表那个惊人消息，因为“尚未证实”。各报主笔不敢违抗陶立特宫的“要求，”——除了一家报馆。那个小型黄报，《新时代报》的大主笔苏伏林的一个儿子出版的，第二天早晨供给它的读者以一个政府文件，关于列宁从德国政府领取训令和金钱事情。禁登的命令便是如此失效了。一天之后，各报都登满了这个惊人消息。这富于事变的一年中最荒唐的时代于是开始了：一个革命党的领袖，几十年生涯都为了反对统治者，反对有冕的和无冕的统治者，而斗争，忽然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被人揭破是霍亨索伦皇朝雇用的密探！这个诬蔑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在广大群众之中撒布，群众大多数是到二月革命之后才听到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的名字的。诬蔑手段，这里成了第一等重要的政治因素。我们必须将诬蔑整套把戏加以更仔细的研究。
这个惊人的文件之根源，是一个名叫爱莫伦科的人的见证。这位英雄的履历，官方介绍得颇清楚：从日俄战争至1913年，他是反间谍机关一个密探；1913年，他正当少尉，以未曾说明的理由被革职；1914年，他奉召从军，勇敢得很，故意让人家俘虏去，在那些俘虏当中做侦探。然而集中营生活不合这个侦探胃口，“由于他的朋友的恳求”（他自己说，）他遂替德国人做事，——不用说是为了爱国目的。这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4月25日，这位少尉奉了德国军事机关命令，“越过”俄国防线，为的炸毁桥梁探听军事秘密，运动乌克兰独立，宣传单独媾和，德国军官史狄茨基上尉和里别尔士上尉，委派爱莫伦科做此工作的，偶然，没有什么实际的需要，显然只为的鼓励他，告诉这位少尉说：除他以外，列宁也要在俄国做同性质的工作。以上便是全部事件的根据。
什么人或什么事，唆使爱莫伦科攀诬列宁呢？无论如何不是德国军官。试简单地将日期和事实排比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位少尉如何虚构事实。4月4日列宁发表他那有名的纲要，不异于向二月政制宣战。4月20日和21日发生武装示威，反对继续战争。此时，人家对于列宁的攻击有如狂风暴雨。25日，爱莫伦科“越过”防线来，5月上半月他和总司令部的特务机关发生了关系。报纸上笼统的论文说明列宁的政策有利于德国，益给人家以列宁是德国奸细的观念。在前线，军官和特派员，与士兵中不可压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时，提到列宁时候更加是口不择言。爱莫伦科很快地跳入这个潮流。究竟是他自己想出这种无稽之谈来诬蔑列宁呢，还是别人示意他做呢，还是特务机关人员得到他的同意制造出来的呢？——这是不重要的问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派之诬蔑，当时需要如此之殷，不能不有所供给。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邓尼金将军，后来国内战争时白军的总司令，他的见识比帝制时代反间谍机关人员高不了多少，他很重视，或装做很重视爱莫伦科的报告，于5月16日特别写了一封信将此报告呈上陆军部长。我们想得到，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或齐赫泽交换了意见，这二人想必压制了克伦斯基的义愤。这就显然解释了：事情为什么中止发展。克伦斯基后来写道，爱莫伦科虽然证明列宁和德国参谋部有勾结，但“并不充分令人相信。”爱莫伦科，和邓尼金的报告便是如此在公文袋里藏了一个半月。特务机关辞退了爱莫伦科，视他为冗员，这位少尉于是漫游到远东去，把他从双方面挣来的钱通通买酒喝了。
然而七月事变全部显露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天大危险，使人记起了爱莫伦科的揭发。人家急忙把他从布拉果卫斯先斯克地方调回来了。但是由于完全缺少幻想力之故，无论人家如何唆使他，他仍不能增加一个字在原来的报告上面。然而此时司法机关和反间谍机关正在加紧工作。关于布尔什维克派是否有罪，人家询问了政客，将军，宪兵，商人以及各种职业的人。帝制时代秘密警察，在此次调查中，比那些新出茅庐的民主司法代表人，要谨慎得多了。旧时彼得格勒秘密警察长，那个威严的格罗巴乔夫将军写道：“说是列宁拿德国金钱在俄国做工以陷害俄国，——此类证据，秘密警察局并没有拿到，至少当我奉职时期是没有的。”另一个秘密警察官长，雅库波夫，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机关主任，证明道：“我不晓得列宁及其徒党与德国参谋部有关系，但我也不知道列宁活动的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帝制时代侦探机关从布尔什维克派产生以来就密切注意布尔什维克派活动，如今这些机关要人的作证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然而既然找得长久，尤其依靠政权帮助来寻找，总归可以找到一点东西。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1]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帕尔乌斯是一个有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属于俄国人血统。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克伦斯基后来写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质，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质。——一俟甘涅茨基到俄国来，在边境被捕之后，就可以绝对无问题地证实了，而且变为法律上确定有效的证据，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总干部。”克伦斯基预先知道了，这些材料将变成什么东西！
商人布尔斯坦的供词，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这样，少尉爱莫伦科的手点不着的火，如今则从另一方面发起焰来了。自然，这方面也遇着困难。总司令部特务机关主任土耳其斯坦诺夫亲王，回答那位要案侦查官亚历山德洛夫的问话，说：“布尔斯坦这个人是不值得丝毫信任的。布尔斯坦是个做无廉耻生意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但是布尔斯坦的狼藉声名，能够阻止人家对于列宁名誉的污辱么？不能！克伦斯基毫不迟疑承认布尔斯坦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从此，人家向斯德哥尔摩路上去侦查。一个在两国参谋部做侦探的少尉和一个“不值得丝毫信任的”无耻商人，这两个人的见证就是那个最荒唐控告根据，——人们如此控告一个革命党，但一万六千万人民的大国正要拥护这个革命党取得政权哩！
但是初步侦查的材料，怎样发表于报纸上，而且又恰当克伦斯基前线进攻陷于大失败，而七月彼得格勒示威又表现布尔什维克派势力不可抵抗地长大起来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的倡始人之一，检察官贝萨拉波夫，后来公开在报纸上说：当大家显然看见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毫无可靠的武力时候，军区司令部便决定，以某些猛烈的手段在军队之中造成一个心理变化。“文件的要点已经通知了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诸代表，此团最亲近于司令部。这通知造成何种强烈的印象，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从此时候起就明白，政府手里拿着如何厉害的武器。”这次试验如此成功之后，司法机关，反间谍机关和司令部，赶快将他们的发现告知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回答说：正式公布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现时阁员中的人“不妨以私人起意的方法公布出来。”司法机关和司令部的官员，为了这事情的利益，最好不要出面。为使这个惊人诬蔑能够传播起见，需要一个“政治人物”，以私人起意方法。那些阴谋家不难找到他们需要的人物。亚列克新斯基，旧时革命家，二届国会议员，锐声叫喊的演说家，热爱阴谋的家伙，——他有一个时候曾站在布尔什维克派的极左边。他曾认为列宁是个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在反动几年中，亚列克新斯基创立一个极左的小团体，他在国外继续领导着直至大战发生。大战开始，他采取一个极端的爱国立场，不久就有了一个专业：痛骂所有的人，说人人都是替德国皇帝服务的。照着这个方向，他在巴黎发展了一个大规模的侦探事业，与同类的俄国和法国爱国派合作。巴黎“外国记者会”——即协约国和中立国通信员团体，一个很爱国的又绝不苛求的团体——不得不特别决议宣布亚列克新斯基为一个“卑鄙的诬蔑者”，驱逐他出会。二月革命之后，他戴了这个头衔回到彼得格勒来，图谋以过去左派资格，混入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虽然是宽容的，这番却不得不议决（4月1日）拒绝他进来，劝他先去恢复他的名誉。这样劝劝是很容易的！亚列克新基决定了他还是去诬蔑别人比去恢复自己名誉更适宜些，于是同反间谍机关联络起来，为他自己的阴谋本能开辟一个全国范围的活动场地。七月下半月，他已经开始将孟什维克派纳入于他的诬蔑范围内了。孟什维克派一个领袖，丹，抛弃了观望政策，急忙在苏维埃机关报《新闻报》上（7月22日）发表一封抗议信：“……现在是阻止一个人的行事的时候了，这个人被公认为‘卑鄙的诬蔑者。’”爱莫伦科和布尔斯坦感召出来的司法女神，除了亚列克新斯基之外，竟找不出一个较好的人做她自己和舆论中间的传达者，——这不是很明白的么？正是他的名字副署在这些诬蔑的文件之上。
那些社会主义部长幕后反对将这些文件送交报纸发表，两个资产阶级部长尼克拉索夫和德列钦可亦然。发表那天，7月5日，配勒凡则夫不得不辞职，政府早要赶他走的。孟什维克派暗示：这是他们的胜利。克伦斯基后来说，这位部长是因为太快发表文件，妨害了侦查，才去职的。总而言之，只要配勒凡则夫是去职而非在任，人人都觉得满意的。
同日，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局开会，季诺维也夫出席，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名义要求立刻设法替列宁辨诬，并防止这个诬蔑发生可能的影响。常务局不得不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苏汉诺夫写道：“这委员会自己明白，需要调查的并不是列宁出卖俄国问题，而只是诬蔑的来源问题。”但是委员会遇着司法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嫉妒竞争，此两机关自然不愿外人干涉它们的事务。直至此时，苏维埃机关，遇有必要干预政府机关时，从未碰到困难。但是七月事变使得政权大向右倾，何况苏维埃委员会并不着急做它的工作，这工作显然是与委办此工作的人的政治利益相冲突的。妥协派比较重要的领袖——真正说起来只有孟什维克派——只要辨明同诬蔑之事无关就够了，不肯多走一步。总之，凡是不能避免坦白回答之处，他们就用几句话卸脱他们的责任。但他们不肯一动手一投足移开那悬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的毒剑。他们的政策之最熟知的比喻，就是古时罗马总督彼拉多的态度[2]。不错。苟非如此，他们能不拖累自己么？七月事变中，惟有诬蔑列宁，才能使一部分卫戍军脱离布尔什维克派。倘若妥协派起来反对诬蔑，则容易想到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士兵就停止替执行委员会唱马赛歌了，并且要回到他们的兵营去了，即使不是开往克希辛斯该雅邸宅去。
内政部长策列铁里负有逮捕布尔什维克派之责，不久就实行了；他依照孟什维克派的总路线——实在说还是受布尔什维克派之迫——认为必须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本人并不猜疑布尔什维克派领袖犯奸细罪，但他控告他们阴谋政变和武装暴动。7月13日，里倍尔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本质上是宣布布尔什维克派为非法组织的——时，在说明中也认为必须声明：“我自己以为控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罪状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声明听的人都默不作声：布尔什维克派认为这是可耻的遁辞，爱国派则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是不利的。
17日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托洛茨基演说道：“一种不能忍受的空气制造成功了，在此空气之中，你们和我们都一样的窒塞着。人家拿无耻的话污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台下有人喊：‘这是真的！’鼓噪。托洛茨基继续说。）这大厅内似乎有人同情于那些无耻的诬蔑。这里有些人是混进革命里面来投机的。（鼓噪。主席摇了好久的铃才恢复秩序。）……列宁为了革命，奋斗了30年。我奋斗了20年反对压迫民众。我们对于德国军国主义满含仇恨……惟有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家的人，才会猜疑我们。我被德国法庭判决了八个月徒刑，为了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大厅内不许人说：我们受德国收买，因为这不是真诚革命家的话，这是下流人的话。（拍掌）”。以上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登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已经封闭了。然而必须注明：拍掌的仅仅是左边少数的人。一部分代表则满口怒骂。大多数人不做声。可是没有一个，连克伦斯基直接的走狗也没有，敢上台去支持官方的控告，或至少间接地替那控告辩护。
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的斗争，一般比较温和些，——到十月时反而更残酷起来，——那里工兵两苏维埃联席会议7月10日议决“公布并张贴一篇宣言，声明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做德国侦探的控告完全是造谣诬蔑，是反革命的一个阴谋。”彼得格勒苏维埃更直接依赖于政府，不敢再走一步，只等待着那尚未进行工作的调查委员会的结论。
7月5日，列宁与托洛茨基谈话，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决心要把我们统统枪毙了么？”惟有这个意图才可以解释政府为什么要盖印于这个荒谬绝伦的诬蔑之上。列宁认为敌人能够把想出的计划实行到底，于是决意不落入他们手中。6日晚上，克伦斯基从前线回来，满装着将军们的动议，要求严厉制裁布尔什维克派。大约夜里二点钟，政府命令审判一切主持“武装暴动”的领袖，并解散那些参加“叛乱”的兵团。他们派了一队兵到列宁住宅去搜查和逮捕，这队兵只能搜查而已，因为主人已不在宅里。列宁仍旧在彼得格勒，不过躲在一个工人家里，他要求苏维埃调查委员会听他和季诺维也夫两人说话，附有一个条件，即预防反革命攻击危险。在一篇致调查委员会宣言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写道：“今天早晨（7月7日星期五，）加米涅夫从国会方面得到通知，说委员会要于12点钟到约定的房子来。我们写这几行字时是7月7日晚上6点30分钟，我们发觉：至今为止，委员会尚未出现，也未表示一点它的存在……调查迟延，我们不负其咎。”苏维埃调查委员会推辞不肯进行约好的调查。这事最后使列宁确信了妥协派是在卸除自己的罪责，而把本案交给白卫军自由处置。那些军官和军官生，把党的印刷厂捣毁了以后，此时正在街上袭击和逮捕每一敢出来抗议诬蔑布尔什维克派当侦探的人。因此列宁终于决定隐藏起来，——不是躲避调查，而是谨防可能的谋害。
15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派报纸上（这报政府不敢来封闭）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不可将自己交给政府机关：“根据前任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一封信，星期日发表于《新时代》报上的，我们就完全明白，所谓列宁等人做侦探活动之‘案’，完全是反革命党有计划的阴谋构陷。配勒凡则夫公然说出：他将那未经证实的控告传播出去，只为的激起士兵的气愤（他自己的话，）反对我们的党。这是昨日的司法部长之自白呀！……此时俄国毫无司法保障。将自己交给政府机关，那不异于是将自己交给米留可夫、亚列克新斯基、配勒凡则夫等人之手，交给那些疯狂的反革命派之手；在反革命派看来，对于我们的控告不过是国内战争之中一个简单的插话而已。”现在只消记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就足够解释国内战争之中一个“插话”这句话的意义了。列宁晓得如何先见一着。
敌方鼓动家正在捏造千百种谣言时候——如说列宁趁驱逐舰，或趁潜艇逃到德国去了之类——执行委员会中多数人赶紧责斥列宁之逃避调查。妥协派避开了此次控告的主要政治内容问题，和此时虐杀的局面问题（此次控告正在此局面之中并正为此局面提出的，）而以保卫纯粹司法的勇士资格出来说话。这是留下给他们的一切立场之中最不便利的立场。7月13日，执行委员一个决议案不仅宣布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而且要求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立刻坚决而明白地攻击”他们的领袖。布尔什维克派代表一致拒绝执行委员会的要求。然而在布尔维克派内部——至少其中的上层分子——关于列宁逃避调查问题，意见有点动摇。即在极左倾的妥协派当中，列宁的逃走也惹起很大的气愤，——并非都是假装的气愤，譬如苏汉诺夫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知道苏汉诺夫自始就毫不怀疑秘密警察供给的材料完全是造谣诬蔑。他写道：“那个荒谬绝伦的控告，如烟一般消散了。没有人来证实，再没有人肯信了。”但苏汉诺夫始终不明白，列宁为什么能决定逃避调查。“这是一件完全特别的，前所未闻的，不可了解的事情。别的人一定会要求调查和审判，不论环境如何恶劣。”不错，别的人是如此。但别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统治阶级如此深仇大恨的对象。列宁不是什么“别的人”，他一刻不忘记了他负起的责任。他晓得如何从时局推论一切，如何为了他毕生从事的事业而漠视“舆论”的动摇。堂吉诃德[3]的品性与他无缘，正如他不会装腔作势一般。
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作伴，在彼得格勒郊外靠近塞士特洛勒茨克一个森林中渡了几个星期。他们夜里或下雨时候躲在一个干草堆里。以后，列宁扮做一个火夫，在一个火车头内越过芬兰边界，藏在赫尔辛基警察局长家里，他以前是彼得格勒工人。后来列宁搬近俄国边境来，住在维包格。9月底以后他秘密住在彼得格勒。暴动那一日他才出现于众人面前，差不多躲藏四个月了。
七月成了无耻的诬蔑猖狂而得意的一个月。八月，诬蔑已经开始消沉了。恰好在发动攻击之后一个月，策列铁里，永远忠实于自己，觉得必须在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重复说道：“在捕人之后一天，我已经口头答复了布尔什维克派问题；我说：‘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犯了煽起7月3日至5日暴动之罪，但我并未曾疑心他们与德国参谋部相勾结。’”比这话少说一点，那不是可能的；比这话多说一点，则又是不方便的。妥协派诸党的报纸说的从没有超出策列铁里这些话以外。但因这些报纸同时严厉攻击布尔什维克派，指他们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助手，那它们的呼声在政治上就与其余报纸的叫喊混和在一起了，其余报纸不是把布尔什维克派看做（客观上）鲁登道夫的助手，而是把他们看做鲁登道夫收卖的奸细。在这个合唱里发最高音的是立宪民主党。莫斯科自由派诸教授的机关报《俄罗斯新闻》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在搜查《真理报》编辑部时候，发现了一封德文信，从哈帕兰达写来的，其中一位男爵“恭贺布尔什维克派的活动，”而且预见到“这个活动将使柏林如何快活。”这位住在芬兰边境的德国男爵，很知道俄国爱国派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那个为害怕布尔什维克派野蛮而起来自卫的有教养社会的报纸，满载了这类的消息。
那些教授和律师果真相信自己的话么？若假定他们相信，至少假定首都诸领袖相信，那未免太小觑了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即使没有顾到主义或心理，单单就事务打算，尤其就财政打算，他们也可以明白这些控告的话是荒谬了。德国政府显然不能拿思想来帮助布尔什维克派，而只能拿金钱帮助他们。但布尔什维克派缺少的正是金钱。大战中，党中央在国外穷得没有办法；一百法郎就是一笔大款；中央机关报一月出版一次或两月出版一次，列宁小心计算着文章字数，免得超出预算。战争几年中彼得格勒党组织一共用去几千卢布，大部分是用于印刷秘密传单。两年半中间，只有30万张传单在彼得格勒散发。革命之后，党员和党费自然增加得很可观。工人们非常努力地捐钱给苏维埃及其各党。律师布蓝森，劳动派，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上报告道：“献金，各种会费，捐款，以及节省工资，送给苏维埃，从我们的革命爆发第一日就开始了……你可以看见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从清早直至深夜，接连不断地有人送钱到我们这里陶立特宫来。”时间过去，工人们愈来愈加热心捐给布尔什维克派。然而党员和党费虽然迅速增加，《真理报》在篇幅方面说仍旧是各党派机关报之中最小的。列宁回到俄国不久，就写信给那在斯德哥尔摩的拉狄客说：“替《真理报》写几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吧——非常之短的，而且合于《真理报》的精神。（只有很少很少的篇幅，——我们正在努力设法来扩大它。）”列宁虽然立了经济上的斯巴达制，党仍是没有钱用的。替某个地方组织筹措二三千战时卢布，已经使中央委员会焦头烂额了。为得送报纸到前线去，每次都须在工人中进行特别捐款。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到战壕里，仍然比妥协派和自由派报纸少得多。关于此事，不断地有人诉苦。“我们仅仅依赖那关于你们的报纸的传说而生活，”士兵们写道。四月间，彼得格勒党员大会，号召首都工人于三日之内募集七万五千法郎，补助购买一个印刷厂。结果募过了头，党终于有个自己的印刷厂了，——就是七月间军官生们捣得稀烂的那个厂。布尔什维克派口号影响有如燎原之火，但宣传用的物质仍旧非常地微薄。布尔什维克派个人生活尤其难于招致诬蔑。那么还有什么呢？最后分析起来，没有别的，只有列宁经过德国回来一件事。这件事最常被人用来作为证据，向那些无经验的群众证明列宁与德国政府有交情。但其实这件事证明了相反的结论：若是一个奸细，则在敌国领土旅行，一定秘密而毫无危险；惟有一个彻底自信的革命党人，敢公然将战时爱国主义的法律践踏于脚底下。
然而司法部并不迟疑来实行它那不快意的任务。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办事人员并非一无用处的，这些人都是在专制政治最后的时代训练出来，那时自由派议员被黑色百人团暗杀了，全国皆知凶手之名，但不能有系统地破案；反之，基辅地方一个犹太售货员则被控用了基督教小孩子的血。7月21日颁布一张拘票，以叛国罪名拘捕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及许多其他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格尔方德（即帕尔乌斯）亦在其内；拘票签署者是要案侦查官亚历山德洛夫和总检察官加棱斯基。同样的刑法第51条，第100条和第108条，以后也援用来控告托洛茨基在和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7月23日被几队士兵捕去的。照那拘票文字说，布尔什维克派诸领袖“本属俄国公民，因遵照他们与其他人员之间的先期约定，意图帮助那些与俄国为敌的国家，遂与该国奸细合作，来破坏俄国军队和后方，为的消弱俄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用着从那些国家领来的金钱，在人民和军队之中做宣传。号召他们立刻拒绝军事行动，不去进攻敌人，又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于1917年7月3日至5日之间在彼得格勒组织一个武装暴动。”虽然那时每个能读报的人，至少在首都的，都知道托洛次基在什么环境之下从纽约经过克里祥尼亚（Christiania，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和斯德哥尔摩回到彼得格勒来的，侦查官仍然控告他经由德国回国。司法机关显然不愿置疑于反间谍机关交来的材料是否可靠。
反间谍机关到处都不是提倡道德的机关。在俄国，这个机关乃是拉斯布丁政制的垃圾桶。军官，警察，宪兵的渣滓，以及旧时秘密警察局退职的侦探，构成了这个腐败愚蠢和全能的机关的干部。校官，尉官和准尉之类，在军事上没有作用的，便来监督各部门社会生活和政府生活，在全国中建立一种侦探封建制度。旧时的警察总督柯尔洛夫诉苦道：“局势变成绝对危险了，当那恶名洋溢的反间谍机关开始干预行政事务时候。”柯尔洛夫，在任职时候，自己也做了不少的龌龊事情，——其他不说，暗杀斯托雷平首相一案，他也间接参加的。连他那有经验的想像力也震惊于反间谍机关的活动。他写道，当那“防止敌方间谍活动的斗争……进行得很无成绩时候，”有名的冤狱常常落于完全无辜的人头上，意在明敲竹杆。柯尔洛夫曾牵涉在这样一个案件里头，他说：“我吓一跳，当‘我’听到了一个秘密侦探的假名时候，我知道这个，我在警察机关服务时他因敲竹杆被开除了。”反间谍外省负责人之一，一个叫做乌士丁诺夫的人，战前是个公证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用了与柯尔洛夫相同的话写了反间谍机关的生活：“那些侦探，在调查案件时候，自己伪造证据。”再拿这个人的话来检查一下这个机关的知识水准，那更有趣味。乌士丁诺夫提到了二月革命，写道：“俄罗斯要亡国了，这是德国奸细用德国金钱造成一个革命来害它的。”这位爱国的公证人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态度，是无须多加说明的。“反间谍机关的报告，关于列宁过去的活动，关于他和德国参谋部的关系，以及关于他收受德国金钱，都是确实可靠得足够立刻把他吊死。”克伦斯基没有吊死列宁，似乎只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卖国贼。“尤其令人骇怪的，甚至令人怒愤的，就是看见犹太人中一个饭桶小律师沙希卡·克伦斯基居然操纵国家大政。”乌士丁诺夫证明克伦斯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奸细，曾出卖了同志。”后来发现，法国将军安浔，1919年三月从敖得萨撤退并非受了布尔什维克派压迫，而是因为得了一笔大贿赂。布尔什维克派给他的么？不是。乌士丁诺夫说“布尔什维克派与此事无关，这是共济会（Free Masons）活动的结果。”这一类人物便是如此。
二月革命之后不久，这个骗子伪造文书者，和敲竹杆专家的机关，交给一个爱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弥罗诺夫去负责；他刚从国外回来。一位次长德米扬诺夫，一个“人民的社会主义者”曾以如下的话介绍他：“弥罗诺夫外表上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但我将不惊讶，倘若听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这话是可信的。一个正常的人将不肯负责这样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应当干脆解散，它的墙壁应当用升汞消毒一下。革命造成了行政的混乱，反间谍机关遂划归司法部长配勒凡则夫管辖，——一个荒唐轻率的人，只求达到目的不管手段如何。德米扬诺夫在他们回忆录中又说他的部长“在苏维埃中简直没有威望。”反间谍机关人员，起初被革命吓怕了，但不久就镇静起来，在弥维诺夫和配勒凡则夫保护之下，用他们的旧行为去适应新政局。六月间，连政府报左翼也登载了反间谍机关最高级职员敲竹杆及其他罪案的消息，那个不幸的弥罗诺夫手下两个要人苏京和布洛伊也在其内。七月事变以前一个星期，执行委员会受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压迫，要求政府立刻查办反间谍机关，且许苏维埃派代表参加查办。所以这个机关人员有其职务上的理由——或宁可说生命上的理由——来尽速尽重地打击布尔什维克派。李沃夫亲王签了一条恰合时宜的法律，允许反间谍机关有权将捕来的人监禁三个月。
这种控告既然如此荒诞，控告者又是那样一种人，那就必然引起了一个问题：一个正常的人如何能相信或装着相信这个彻头彻尾的大谎呢？反间谍机关的成功固然是难于了解的，倘若不是归究于战争，失败，破产，革命，以及社会斗争的激烈所造成的一般空气。自从1914年秋天以来，俄国统治阶级没有一件如意事。他们的立足地正在倾陷下去。什么事情都从他们的手中脱落了。不幸之事从各方面来到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不去找寻一只替罪羔羊呢？旧日的总检察官柴伐次基回忆道：“完全健全的人在战时那几年惊惶之中都倾向于疑心此处或彼处有人卖国，其实那些地方可信地甚至无疑地不会有卖国事情。我当总检察官时候受理的这类案件，大多数是虚构的。”这些案件并非都是恶毒的侦探制造出来的，有时发昏了的市井小民也致成这类案件。但此时战争神经病已和革命前的政治热狂很快地配合，产生了更荒唐的果实。自由派和那些失败的将军，到处怀疑人有德国侦探作用。宫廷近悻派，被人视为亲德分子。拉斯布丁一派全体都被人相信为受波茨坦（Potsdam，在柏林近郊，德国皇帝有离宫在那里—译者）训令行事，至少自由派是如此宣布的。很多人公然指皇后做奸细。吉钦尼尔爵士来俄国时趁坐的船被德国击沉，连宫廷中人都归咎于皇后。[4]不用说，右派也立刻遭了报应。柴伐次基记载，内政部次长贝列茨基于1916年初就图谋控告国民自由派实业家古契柯夫“犯那近于战时卖国之罪。”柯尔洛夫，以前也是内政部一个次官，泄露了贝列茨基的计划，他问米留可夫说“他（米留可夫）收到20万卢布的‘芬兰’钱，替祖国做了什么光荣事业呢？——这钱是邮汇给他以他家看门人的名字收受的。”这里芬兰两字加了括弧，意思是说：这是德国钱。然而米留可夫是有名的仇德派！在政府内部，一般认为所有反对党派都受德国金钱收卖，是明白无疑的。1915年8月，预期着国会解散会激起纷扰时候，海军大臣格里高老维奇，差不多被人视为自由派，也在某次内阁会议上说：“德国人正在加紧宣传，而且拿钱津贴反政府组织。”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虽然气愤于这类隐有所指的话，却未尝阻止它施于左方。关于战争初起时孟什维克派齐赫泽的一篇半爱国主义演说，当时国会议长罗将柯写道：“后来事变证明了齐赫泽和德国人相接近。”你无论如何都等不着一丝一毫证据！
米留可夫在他的俄国第二次革命史中说道：“2月27日革命中，‘秘密经费’的作用始终不明了，但拿以后的事情来判断，却是难于否认的。”彼得·司徒卢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成为反动的斯拉夫主义者（他本属于德国人血统，）他说的更加确定：“当德国计划和制造的俄罗斯革命成功，俄国本质上就已退出了战争。”同米留可夫一样，司徒卢威这里说的并非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关于那个有名的“第一号命令”，即彼得格勒卫戍军代表起草的士兵自由大宪章，罗将柯写道：“我毫不怀疑这第一号命令是从德国来的。”某师师长巴可夫斯基将军告诉罗将柯说：那个第一号命令“从德国战壕里大批供给于他的部队。”古契柯夫在帝制时代被控卖国，到了自己做军政部长时候，就急忙控告左派的人卖国，古契柯夫四月告军队命令，说道：“有些人仇恨俄国而且无疑替敌人办事，他们已经混进作战军队里面了，以我们的敌人特长的坚忍心混进来的；显然为了实行敌人的要求，他们正在宣传必须尽速终止战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四月示威，米留可夫写道：“罢免两个部长（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任务，是德国直接指令的，”凡是参加示威的工人，每日从布尔什维克派领15卢布。这位自由派历史家拿着这把德国金钥匙就解答了那些疑谜，当他做政治家时候，碰到这些疑谜几乎把头撞破了。
那些爱国派社会主义者，骂布尔什维克派是德国统治分子的不自觉的同盟者，即使不是德国奸细；但右派也是如此骂他们。我们已经听过罗将柯如何详论齐赫泽。罗将柯连克伦斯基也不容情哩。“正是他，毫无疑义的，为了暗中同情布尔什维克派，但也许兼为了其他缘故，才迫使临时政府”容许布尔什维克派回俄国来。所谓“其他缘故”，不外是贪求德国金钱而已。宪兵将军斯比里多维趣，在他那怪异的回忆录中（此书译成了数种外国文，）提到了社会革命党上层分子有很多的犹太人，接着说：“他们之中也有一二个俄国人名字，譬如未来的农政部长，德国侦探，维克多·欠尔诺夫。”并非仅仅这个宪兵怀疑社会革命党这位领袖。七月打击布尔什维克派之后，立宪民主党立刻高呼反对农政部长欠尔诺夫，一个被疑为与柏林有勾结的人；这位不幸的爱国派便不得不暂时辞职，为的替自己辩白。1917年秋天，爱国的执行委员会有训令给孟什维克史高倍列夫去参加一个国际社会党会议，为了这个训令，米留可夫在预备国会上演说，以吹毛求疵的句法分析，证明这个文件显然是“从德国来的”。这个训令的文章，同妥协派其他文件一般，的确写得很坏的。来得太迟的民主政治，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战战兢兢地向左右两方观望，文章斟酌又斟酌，直至像从外国文译来的一篇坏的译文，——恰好同这个民主政治自身是外国过去时代地影子一般。然而在这一点上，鲁登道夫并不任其咎！
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此时还没有爱莫伦科的发现哩。
托洛茨基和其他好多亡命者从美国回来，被英王乔治五世的军事当局逮捕于哈里发克士(Halifax)以后，驻彼得格勒的英国大使，以一种难以仿效的英国式俄文正式通知各报说：“克里祥尼亚号上的俄国公民被拘留在哈里发克士，因为英国政府得到消息，知道了他们与德国政府资助的一个计划有关系，意图推翻俄国的临时政府……。”布哈南爵士这个通知是4月14日发的，那时不仅布尔斯坦，连爱莫伦科也未露脸哩。米留可夫以外交部长的地位，却不得不经过俄国大使纳博科夫要求英国政府释放托洛茨基，并许他回俄国来。纳博科夫写道：“英国政府知道了托洛茨基在美国的活动，觉得进退两难。‘这是恶意呢，还是盲目？’英国人耸耸肩膀，明白了危险，警告我们。”然而劳合·乔治不得不让步。为了回答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报纸上责问英国大使的话，布哈南有点难为情地收回了他第一次的通知，而声明说：“我的政府拘留一群亡命者在哈里发克士，只为的等待俄国政府来证明他们的身份……这便是俄国亡命者被拘留的全部故事。”布哈南不仅是绅士，他还是外交家哩。
在六月初国会议员会议上，那个被四月示威逐出政府的米留可夫，要求逮捕列宁和托洛茨基，明白指出他们勾结德国。第二天在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宣布说：“除非米留可夫证实了或撤回了这控告的话，他的脸上总刻着无耻的诬蔑者金印。”米留可夫在《言语报》上回答说：他“的确很不高兴看见列宁先生和托洛茨基先生还在法外逍遥，”但他要求逮捕他们，“并非根据他们做德国奸细为理由，而是因为他们充分触犯了刑法。”米留可夫是外交家，却不是绅士。列宁和托洛茨基之必须逮捕，他是完全明白的，爱莫伦科未曾作证之前就明白了。怎样依照法律手续来拘捕他们呢？——那是属于技术问题。自由派领袖在政治上玩弄这把尖刀还远在它配上“法律”形式之前哩。
关于德国金钱的这个神话的作用，在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不可与上面说的驻伦敦俄国大使混为一人）所讲的有声有色的一件事情中见得最清楚。在某次政府会议上，米留可夫讨论其他问题时候偶然说道：“德国金钱在那推进革命诸因素之中发生了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这话很合于米留可夫的性格，虽然说得温和一点。“克伦斯基发了脾气。他拿起他的公文包摔在棹上，喊道：‘米留可夫既然敢在我面前诬篾俄罗斯大革命的神圣事业，我就不愿意在这里多留一分钟。’”这也非常合于克伦斯基的性格，虽然他的姿势也许被夸大了一点。俄国一个古训，教我们不要吐痰在我们要喝水的井里。当十月革命损害了他时，克伦斯基想不出比这个德国金钱神话更好的手段来反对十月革命。这话在米留可夫嘴里是“诬蔑神圣事业”，在布尔斯坦嘴里，克伦斯基就认为是神圣事业来诬蔑布尔什维克派了。
亲德和奸细的嫌疑，构成一条不断的锁练，从皇后，拉斯布丁和宫廷近悻，经过内阁，司令部，国会，自由派报纸，直至克伦斯基和一些苏维埃领袖，——这条锁练，人家看来首先觉得它单调得很。那些政敌似乎坚决不肯多劳他们的想像力：他们不过把同样的旧罪状，从这里搬到那里罢了；搬动的方向，大体是从右向左的。七月间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诬蔑绝非一个晴天霹雳。这是张皇和仇恨的自然产物，这是那条可耻的锁练之最后一环，这是刻板的诬蔑公式应用于新的和最后的对象，容许昨日的原告和被告有调和余地。统治集团的所有耻辱，所有恐惧和所有痛苦，现在都朝着那个党派发泄了，——它站在极左方，而且最完全地代表革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事实上，有财产的阶级，若非最后挣扎一下，努力使布尔什维克派陷于血泊和污泥之中，又如何肯让位于布尔什维克派呢？那条诬蔑锁练，由于长久使用而卷成一团，必然注定要落在布尔什维克派头上。反间谍机关一个少尉之告发，仅仅是陷于无出路地步的有财产的阶级的梦呓表现出来罢了。为此之故，那个诬蔑才得发挥如此惊人的威力。
疑心有德国奸细，这自然不纯然是梦呓。德国人在俄国进行侦探工作，比俄国人在德国做的好得多倍。只消回忆帝制时代陆军大臣苏洪姆林诺夫负了柏林亲信者嫌疑而被捕这个事实就够了。也无疑，德国奸细不仅混进宫廷和黑色百人团里面，而且混进左派分子里面。奥国和德国政府，从战事初起时便买好于分离派，首先买好于乌克兰和高加索亡命者。1917年四月新招的爱莫伦科，就派过来做乌克兰分离运动，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早在1914年秋天，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瑞士就在报纸上号召与那些革命家决裂，他们吞了德奥军国主义的钓饵。1917年初，托洛茨基又在纽约出版的报上，同样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李卜克内西的信从者；英国大使馆密探正在设法同他们发生关系。但是德国政府虽然买好于分离派，不过要消弱俄国力量和威吓俄国皇帝而已，并不想推翻帝制。关于此点，最好的证据就是二月革命之后德国人在俄国战壕散发的一张传单，此传单曾于3月11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读。“起初英国人同你们的皇帝携手；现在他们转过来反对他，因为他不答应他们的自私自利要求。他们推翻了你们的皇帝，推翻了上帝赐给你们的皇帝。为什么发生此事呢？因为他明白了而且泄露了英国人的虚伪而狡诈的诡计。”这个传单的形式和内容都可保证确是德国方面散发的。正如你不能仿效一个普鲁士少尉，你也不能仿效他的历史哲学。霍夫曼，一个戴将军头衔的普鲁士少尉，认为俄国革命是在英国计划的和准备的。这话虽然荒谬，但不如米留可夫和司徒卢威理论之甚，因为波茨坦始终希望和皇村单独媾和，而伦敦则比什么都害怕这个单独媾和。直到恢复帝位显然成为不可能以后，德国参谋部才转而希望以革命过程消耗俄国国力。就拿列宁经过德国回俄一件事来说，起意者也不在德国方面，而是列宁自己，——事实上，最初的办法还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想出来的哩！德国参谋部不过允承此事而已，而且多分要迟疑了一会才决定的。鲁登道夫对自己说：救星或将从此方面来吧？
在七月事变时候，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在某几件出人意外的而且显然有计划的过火行为中搜寻外来的罪恶的魔手。那几天，托洛茨基写道：“在这里面，反革命挑唆和德国奸细发生了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现在很难得确定回答。我们必须等候确实调查的结果……但现在也可以确定地说：确实调查的结果将使人明白黑色百人团匪徒的工作，以及金钱，贿赂的作用，不论是德国钱或英国钱或百分之百的俄国钱或三种钱都有。但是无论何种司法调查都不能改变此次事变的政治意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并未被人收买，也不能被人收买。他们并没有替德皇威廉，替英国大使布哈南，或替米留可夫办事……这次运动是受激发于战争，于即将到来的饿荒，于抬起头来的反动，于政府的彷徨无主，于冒险的前线进攻，于工人和士兵之政治的疑惧和革命的担忧……”一切档案材料，文件和回忆录，自从战争和两次革命以来公布于世的，都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德国奸细在俄国革命过程中之作用，从未有一个时候超出于军事警察领域以外而进入大政治领域。自从德国自己也发生了革命以后，上面那一点还需要多说么？那些被人认为万能的德国奸细，到了1918年秋天，当着德国工人和士兵面前，变成了何等可怜而无力！“我们的敌人送列宁到俄国来，这个算盘打得绝对正确，”米留可夫说。鲁登道夫自己估量这件事的效果，则完全不是这样。他提到俄罗斯革命，替自己辩护说：“我想不到它会成了我们自己权力的坟墓。”这话不异于表示，两个战略家——一个是鲁登道夫他允许列宁回国，一个是列宁，他接受这个允许——之中，还是列宁看得更远，更准些。
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诉苦说：“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二者在德国境内寻求同一个目的。英国拿鸦片给中国，我们的敌人则拿革命给我们……”鲁登道夫控告协约国的事情，正是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控告德国的事情。被侮辱的历史智慧，报复得如此残酷！但鲁道夫并不停止于此。1931年2月，他通告全世界说，布尔什维克派背后立着国际资本，尤其犹太资本，联合起来反对帝制的俄国和帝制的德国。“托洛茨基从美国经过瑞典回到彼得格勒来，携有国际资本家一笔大款。还有其他的钱，是犹太人参孙从德国供给布尔什维克派的。”（见鲁登道夫的《人民观察报》，1931年2月15日）无论鲁登道夫的话如何与爱莫伦科的话不符合，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确有一部分金钱从德国方面来，——不是从鲁登道夫来的，当然，却是从他的死对头参孙来的。不过这个见证仍未能把整个问题解决得完美无缺。
但是这个诡计并不是鲁登道夫发明的，也不是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发明的，虽是他们第一次拿来大规模使用。“参孙”，在历史上有许多前辈，既是犹太人又是德国奸细。费孙伯爵，法兰西大革命时候瑞典驻法大使，热烈拥护国王政权，尤其拥护王后政权，他不止一次如此报告斯德哥尔摩他的政府：“犹太人爱弗蓝，柏林赫茨堡先生（普鲁士外交大臣）的密使，正在拿钱供给他们（雅可宾派），不久之前他又收到60万里华。”稳健的报纸《巴黎革命报》则揣测在共和革命期间，“欧洲外交家的密使曾混入轻躁无常的群众中间，譬如犹太人爱弗蓝，他是普鲁士国王的密探……”那个费孙又报告道：“雅可宾派本来要失败的，但是受他们收买的贱民帮助了他们。”如果布尔什维克派每日拿钱给参加示威的人，那他们不过学雅可宾派罢了，而且收买“贱民”之钱，二派都是从柏林领来的。18世纪和20世纪革命党人行动如此相似，的确是很惊人的，但他们的敌人诬蔑他们的话更加惊人地相似。可是我们不需要限止在雅可宾派。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毫无例外地指示出：那个受威吓的或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不肯反身探求自己失败的原因，而把责任推到外国奸细和密使身上去。这一点，有学问的历史家米留可夫必然知道，就算粗粗读过历史的克伦斯基也必然知道。然而为了做政治家，他们就被自己的反革命作用所欺瞒了。
关于外国奸细的革命作用诸种议论，正如一切可为典型的群众误会一般，本有一个间接的历史根据。有意地或无意地，每个民族在其生存发生危险的时代，都要广泛而大胆地借用其他民族的库藏。而且住在国境以外的人或侨民回国者，也往往领导革新的运动。如此，在保守的分子看来，新思想和新制度首先就是异国的外人的物品。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都假托是保存国粹而抵制外来的影响。米留可夫把布尔什维克运动形容为“德国人的运动，”最后分析起来，正如俄国农奴几百年来把所有穿城里衣服的人都看做德国人[5]一般的道理，所不同的就在于农奴的误会是诚实的。
1918年，即十月革命之后，美国政府出版局很得意地印行了一本集子，专收那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勾结德国人的文件。这个笨拙的伪造，经不起一点考证，却被好多受教育的有见识的人相信，直至后来发现了：那些文件原稿大家以为是从各国产生的，其实乃是同一架机器制造出来。伪造者并未依照普通规则对待主顾：他们显然认为政治上对于暴露布尔什维克派罪恶之要求可以盖住考证批评地声音。他们这样想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卖得了高价。然而美国政府，同那斗争的舞台隔了一个大洋，对于这件事不过感觉次等的或三等的兴趣罢了。
但是政治的诬蔑，又为什么如此贫乏，如此单调呢？因为社会心理是经济的和保守的，为了目的，不愿耗费超过需要的努力；宁可借用旧的，非万不得已不去创造新的，即使非创造新的不可，也是配合了旧的原素在里面。每个新起的宗教并不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不过把过去的迷信改头换面抄袭下来而已。哲学体系也是这样造成的，法律和道德的学说亦然。单独的个人，连有天才者也算在内，如同养教他们的社会一样，也是沿着不和谐的道路发展的。勇敢的想像力与那对已成的偶像的卑鄙崇拜存于一人之心。大胆的飞扬，与鄙俗的成见相协调。莎士比亚拿古代传下来题材培植他的创造力。帕斯卡用或然论证明上帝存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而相信启示录。马可尼在教皇宫中安下无线电台，而基督的尘世代表就用无线电播散他的神秘的祝福。在平时，这些矛盾未曾超出惰性法则以上，但在危急时候则含有爆炸力量的。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一到自己的物质利益遭遇危险，就将所有的成见和错误都调动出来——这些本是人类拖在背后走的。我们能过于苛责旧俄罗斯那些倒台的主人么：假如他们不分皂白从那些先他们被推翻的阶级借来材料以构成他们失败的神话？自然，事变之后许多年，克伦斯基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重提爱莫伦科的旧案，至少可以说：那未免是多余的了。
战争和革命那几年诬蔑的事情，我们说过，是惊人的单调。然而也含有一点变化。量的累积可以产生一个新质。其他党派相互间的斗争，若拿来与它们共同对付布尔什维克派的斗争比较来看，不过是兄弟阋墙罢了。它们（与布尔什维克派）相互间的冲突可以说是演习另一种冲突，一种决生死的冲突。而它们相互间虽然刻薄攻击（对方）勾结德国，不过说说罢了，从未曾实行到限界。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都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他们相互间的歧异，犹如音乐合奏之中各种乐器的不同声调，只有加强一般的效果。两个无聊的人的笨拙的发明，居然高升为一个历史因素。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年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
[1] 帕尔乌斯(Parvus),原姓格尔方德，1867年生于俄国。从90年代起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属党内左翼。20世纪初又积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为《火星报》撰稿，参加俄国1905年的革命，同托洛茨基—起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被捕后，曾担任过地下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接着被逮捕流放。一战期间沦为极端社会沙文主义分子，从军用粮食的投机中大发横财。1924年病死于德国。当时《真理报》评论说此人的一生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C.R
[2] 《圣经》中的故事。总督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但仍以乡愿的态度把耶稣交给犹太教众钉十字架，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C.R
[3] Don quiehotte，塞凡地斯小说的主人翁，羡慕古时侠士舍己救人，闹出许多笑话。——译者。
[4] 译者按，大战时英国陆军大臣吉钦尼尔将军（Lord kitchener）,1916年来俄途中，坐舰被德国潜艇击沉，死于海里。
[5] 译者按，俄国农民称德国人为Nemetz,此字本是“哑子”之意，或“不能说俄语者”之意。因之，凡外国人，农民也都称之为Nemetz，甚至城里的人到乡下去亦被称为Nem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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