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七章 决战之夜 革命的决战时刻临近了。斯莫尔尼宫变成了一座堡垒，它的顶楼上架着前执行委员会留下的20来挺机枪。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格列科夫上尉是我们的公开的敌人。但是，机枪队长专门到我这里来告诉我：机枪手们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我派了一个人(好像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机枪的状况不容乐观，根本就没有维护和保养。机枪手们因为不打算保卫克伦斯基，所以总是偷懒。我把一支可靠的机枪队调到斯莫尔尼宫。10月24日，清晨灰蒙蒙的。我在楼上、楼下各处走来走去，一方面是为了不总呆在一个地方，另一方面是为了查看各处是否都安排妥当，鼓励那些需要鼓励的人。在斯莫尔尼宫那几条昏暗的长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正在拖着隆隆作响的机枪，咚咚地走着。这是我新调来的机枪队。留在斯莫尔尼宫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缝里探出头来，他们一个个睡眼惺忪，惶恐不安。这美妙的乐曲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匆匆离开了斯莫尔尼宫。就这样，我们便成了这栋建筑的完全的主人。它正准备在这座城市和国家的上空高高扬起自己那布尔什维克的头颅。 清晨，我在楼梯上碰见了一名男工和一名女工，他们气喘吁吁地从党的印刷厂跑来报信。政府查封了党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印刷厂是被政府派来的几个特务在士官生们的陪同下封闭的。这个消息马上使人想到：形式的东西对人心里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女工问道：“难道不能把封条给撕了吗？”我回答说：“撕吧，为了不出什么意外，我们给你们派去可靠的警卫。”女工自信地说：“工兵营就驻在我们附近，士兵们会支持我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即发布命令：“1．革命报纸的印刷厂必须开封；2．建议编辑部和排字工们继续出版报纸；3．将保卫革命印刷厂、防止反革命骚乱的光荣任务交给立陶宛团和第六预备工兵营的英勇士兵们。”从此，印刷厂的工作就再也没有间断过，两份报纸继续照常出版。 24日，电话局那边遇到了麻烦，因为有士官生们盘踞在那里。在他们的保护下话务员开始反对苏维埃，不给我们接线。这是第一起零星的怠工事件。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水兵部队前往电话局。他们在电话局门口架了两门小炮，电话就又开始工作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管理机关的占领。 在斯莫尔尼宫的三楼拐角上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委员会在不停地举行会议。各方面的消息都汇集到这里：关于军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军营里进行的宣传鼓动、大屠杀组织者的图谋、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馆的阴谋、冬宫里的情况、前苏维埃政党的会议等等。那些送消息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工人、士兵、军官、看门人、倾向社会主义的士官生、仆人和小官吏的妻子等。有很多人送来的消息纯屑无稽之谈，有些人却提供了重要和有价值的情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总是穿着衣服躺在长沙发上过夜。我只能忙里偷闲地睡一会儿，而且还常常被送信的人、侦察员、自行车队的士兵、电报员和不断的电话铃声弄醒。决战的时刻正在迫近，很清楚，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24日夜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分别赶到各区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了斯莫尔尼宫。晚些时候加米涅夫来了。他本来是反对起义的，但还是来和我一起度过这决战之夜。于是，我们俩就呆在三楼拐角的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在决战之夜就好像是船长的舰楼。隔壁的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是电话室。这里铃声不断，不管是重大的事情还是芝麻点儿的小事都往这里打电话。阵阵电话铃声更加强烈地衬托出警觉的静谧。很容易想像出当时的情景：街上空荡荡的，正是夜晚时分，灯有气无力地发着昏暗的光，秋天的海风吹过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和官吏们蜷缩在自己的被窝里，挖空心思地猜测那神秘莫测、危机四伏的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工人区，紧张忙碌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在沙皇宫殿里，各委员会和参政党正在徒劳地协商着，在这里，民主政治的活的灵魂撞上了君主政治阴魂不散的幽灵。因为缺少煤炭，沙皇那金碧辉煌的大厅浸没在黑暗之中。各个区都有工人、水兵和士兵队伍在执勤，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士背着步枪、斜挎着机枪的子弹带，街上的纠察队燃着篝火取暖。在这个秋天的深夜，首都就要从一个时代跨人另一个时代，它全部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在这20来部电话机上。 来自各市区、郊区和通往首都的要道口的消息都汇总在三楼的房间里。看来一切都已预先考虑周全，指挥员已经各就各位，联络也保障无碍丁。看来没有遗漏什么事情。在脑子里又重新过了一遍。这是决战的夜晚。头一天，我在给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做报告时还坚信不疑地说：“只要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爆发。我们的敌人马上就会投降，你们也能得到你们应得的位置。”对胜利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起义的胜利是有充分保障的。尽管如此，这几个小时仍是令人提心吊胆、十分紧张的，因为正在来临的夜晚将决定一切。 政府一边动员士官生，一边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从涅瓦河开出去。这一命令是针对那些布尔什维克水兵的，也就是在8月份，斯科别列夫还必恭必敬地请求他们保卫冬宫免遭科尔尼洛夫的攻击。水兵们来请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该怎么办。男卜夜，“阿芙乐尔号”还是屹立在原地未动。有人从帕甫洛夫斯克打来电话向我报告说：政府从那里调动炮兵，从皇村调了一个突击营，还调动了彼得戈夫准尉学校的力量。克伦斯基正把士官生、军官、妇女突击队员调进冬宫。我则派委员们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要道口建立了可靠的武装警戒线，派宣传员去对付政府调来的队伍。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完全可能被政府的特务们掌握。但是，他们还能不能窃听我们的电话呢？“如果你们不能通过宣传来阻止他们，就动用武力，你们要用人头来担保。”我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但是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确信自己的命令究竟有没有威力。革命仍然过于轻信、宽容、乐观和浮躁，它更多的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是真正的动武，它仍然指望所有的问题都靠谈判来解决。当前，这种做法还可以行得通。它呼出的一口热气就把纠集在一起的敌对势力吹散了。还是在24日白天的时候，我曾发布了一个命令，指示一旦在街上看到破坏活动，就立即使用武力严惩不贷。但敌人连想都没敢想去上街，全都躲起来了。所有的街道都是我们的了。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个要道口，我们的委员日夜执守。准尉学校和炮兵部队没有听从政府的调遣，只有一部分奥拉宁鲍姆的士官生趁着天黑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但是我通过电话监视着他们下一步的动静。最后，他们的行动以派人到斯莫尔尼宫谈判告终。临时政府寻求支援的计划破产了，它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新调来的机枪队加强了斯莫尔尼宫的对外防御。我们与各卫戍部队的联络畅通无阻，各团内的执勤连队都枕戈待旦高度戒备，委员们也都各就其位。各战斗部队都派代表来斯莫尔尼宫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以防总部和各部队之间的联络中断。各区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行动，接二连三地占领各个机关。他们有时按门铃，有时不按门铃就直接把门打开。这些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遇到焦急等待他们的朋友。派往各车站的特派员们密切地监视着来往的火车，特别是留意军队的调动情况。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城市最重要的地方几乎都没有抵抗，未经战斗和流血牺牲就全部转到了我们的手里。电话里时不时地传来消息：“我们已经在这里了。” 一切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坐到沙发上，崩得紧紧的神经刚松弛下来，阵阵倦意就向我袭来。我对加米涅夫说：“给我支烟吧！”那几年我还在抽烟，尽管不是经常抽。我猛吸了两口，刚刚在心里说了一句：“这些还不够，”就失去了知觉。身体一有病痛就会昏厥的毛病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一位美国医生还因此说我患有癫痫病。我醒来的时候，看见加米涅夫正俯下身子惊慌地看着我。他问：“要不，就给你弄点药来吧？”我想了想回答说：“最好还是弄点吃的来吧。” 我努力地回想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反正不是昨天吃的。 第二天早晨，我浏览了一下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刊，报纸上对业已开始的起义只字未提。他们仍然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已经开始的起义，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着什么武装士兵即将出发、溃败、不可避免的血流成河以及政变等等。报界对我们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而把我们的外交声明看做是犹豫不决的表现。而在这时，我们的士兵、水兵、赤卫队各部队奉斯莫尔尼宫发出的命令，正在没有引起一点混乱，没有发生街头冲突，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机关。 当居民们揉着惊恐不安的眼睛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新制度之下了。真的吗，布尔什维克真的夺取政权了？我这里来了几位市杜马的代表，他们向我提了一些荒唐的问题：问我们是不是要派部队出征，有多大规模以及在什么时候，说杜马有必要“在24小时之内”了解这些情况，还问苏维埃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安全和秩序等等，等等。我没有正面答复他们，而是对他们讲了一番革命的辩证法，并建议杜马派一个代表参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同起义相比，这个建议更是让他们害怕。最后，我像往常一样，本着武装防御的精神说：“如果政府用铁来对付我们，我们就用钢来回应。”“你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反对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解散我们呢？”我回答说：现在的杜马代表着过去，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将建议居民们就政权问题重新选举杜马。代表们满腹狐疑地走了，就像他们来的时候一样，但这却使我们更加坚信自己的胜利。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三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了多数，但那时我们几乎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所，没有经费，也没有下设的机构。就在这天夜里政府还做出了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决议，搜集我们的住址。而现在，市杜马的代表竟来找“被逮捕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打探自己的命运了。 政府依然盘踞在冬宫，但已经是形同虚设，在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了。10月25日，冬宫已经逐渐被我们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中午1点钟，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上做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报纸是这样描绘我的报告的： 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掌声)。有些部长已经被逮捕(欢呼声)，剩下的也将在近几天或者几个小时内被逮捕(掌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革命的卫戍部队已经解散了临时议会(热烈的掌声)。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通过电话密切关注着革命士兵和工人近卫军如何不动声色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居民们安然地睡着，并不知道此时旧政权正在为新政权所取代。火车站、邮局、电报局、彼得格勒通讯社、国家银行都已经被占领(热烈的掌声)。冬宫还没有被占领，但是它的命运将在这几分钟内决定(掌声)。 这样简要的报道会使人对会场的情况产生不正确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讲到那一夜政权的更迭时，有几秒钟的时间大厅里一片寂静，气氛还略带紧张，然后才响起了掌声，但不是热烈的，而是有些迟疑的。整个大厅都在感受着，期待着。在准备战斗的时候，工人阶级被巨大的热情所鼓舞。当我们一步跨过政权这道门槛的时候，不安的思考代替了冲动的热情。这体现了真正的历史本能。要知道，我们可能要面对旧世界最顽固的反抗、斗争、寒冷、饥饿、破坏、流血甚至死亡。我们能战胜这一切吗？许多人在心里这样问自己，因此产生了片刻的忧虑。我们一定能战胜！所有的人都这样回答道。新的危险在远方闪现，而现在是要感受伟大胜利的时候，这使我们热血沸腾。这种感受在为列宁举行的热烈的欢迎会上进发出来，他是在离开将近四个月之后首次出席这里的会议。 深夜，我们等待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和列宁待在会议大厅隔壁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里休息，屋里只有几把椅子，有人在地上给我们铺好了被褥，还有人(大概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了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身心都放松了，就像松开了绷得过紧的弹簧一样。的确是应该休息一下了，但是我们都睡不着，就小声交谈着。列宁到现在才完全谅解了起义的拖延，他心中的忧虑也消散了。他详细询问了关于部署在各处的由赤卫队、水兵和士兵混编成纠察队的情况，语气里带着少有的恳切。他感慨地重复说：“这是一幅多么壮丽的画卷啊！工人们手握武器和士兵们并肩站在篝火旁，士兵和工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后来，他突然又问道：“那冬宫呢？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占领，不会出什么事吧？”我欠起身，想打电话了解战斗的进展情况。但是列宁止住了我，说：“您躺下吧，我现在就派人去问问。”但是，我们并没有躺多久。在隔壁的大厅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跑来找我，说：“达恩在发言。人们请您过去。”达恩正在扯着嗓子大声谴责阴谋家们，预言起义必将彻底失败，并要求我们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那些昨天还和当权者一道诽谤我们、把我们投进监狱的党派，竟然在被我们推翻之后要求我们与它们妥协。我答复了达恩，并通过他答复了昨天的革命：“昨天发生的事情是起义，而不是什么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并不需要辩解。我们锻炼了工人和士兵们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起义的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可现在竟然有人向我们建议：放弃胜利果实，达成妥协吧。那么和谁妥协呢？你们这可怜的一小撮，你们这些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该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这就是自4月3日，即列宁来到彼得格勒那一时刻起开始的长篇对话的最后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