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十六章 7月到10月 6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我针对克伦斯基准备在前线发起攻势而提出的宣言。我们指出进攻是冒险行动，它只能招致军队本身的覆灭。但临时政府被自己的大话所陶醉。部长们仍然把已经被革命彻底震动了的士兵群众们看做能任由他们捏来捏去的泥巴。克伦斯基在前线上转了一圈。他对困扰士兵们的问题置若罔闻，却在那里极尽表演之能事：恳求、威吓甚至跪在地上亲吻土地，总而言之是出尽了洋相。他被那些廉价的表面效果蒙蔽了，确信能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支持，于是就下令发起进攻。当布尔什维克早就预言的不幸来临时，他们却指责布尔什维克。造谣诽谤之风甚嚣尘上。反动势力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庇护下四面围攻我们，叫嚣着要取我们的人头。 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绝望地破灭了。彼得格勒在革命的第二阶段走在前列充当革命的先锋。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先锋公开地与克伦斯基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还不是起义，只不过是一次深入的侦察性战斗。但是在7月的这场冲突中，我们已经发现克伦斯基背后并没有一支“民主的”军队，那些支持他反对我们的势力都是反革命势力。 关于机枪团示威并向其他部队和工厂发出号召的事情，我是于7月3日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的时候得知的。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次示威游行是根据不知什么人的倡议从下面自发举行的。第二天，示威活动的规模扩大，而且我们党也参与了，塔夫利达宫到处都挤满了人民群众。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宫前有一帮形迹可疑的人，他们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劫持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把他塞进了汽车。群众根本就不理会部长的命运，他们毫不同情部长。关于切尔诺夫被绑架并且性命难保的消息传了进来。民粹党人决定出动机枪装甲车营救他们的领袖。声望的下降使他们变得神经质了，他们打算露一手硬的。我决定设法坐上那辆汽车同切尔诺夫一起离开人群的包围，然后再解救他。但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中尉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激动地坚持立即释放切尔诺夫。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是率领喀琅施塔德水兵前来参加示威游行的，他认为，如果不立即释放，人们会说切尔诺夫是被喀琅施塔德的人抓走的。我决定满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要求。下面我就引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况。这位性格外向的海军中尉在回忆录中写道： 很难说，如果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出面的话，群情激昂的骚动会持续多长时间。托洛茨基同志纵身跳上那辆车的车头，似乎是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他把手用力一挥，示意大家安静。刹那间，人群变得鸦雀无声。列夫·达维多维奇用他那洪亮、清晰、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大家简单地讲了几句。最后他问道：“有谁同意对切尔诺夫动武的，请举手”……连张嘴的人都没有。
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写道： 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托洛茨基转向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一边做出示意他下车的手势，一边庄重地说：“切尔诺夫公民，您自由了。”此时的切尔诺夫已经是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我把他扶下车。他神情委顿，疲惫不堪，磕磕绊绊地登上台阶，消失在塔夫利达宫的前厅里。列夫·达维多维奇满意地同他一起走了。
如果抛开其中过于热烈的感情色彩的话，他对那个场面的描述还是准确的。但这并没有妨碍敌人的报刊武断地说，是我逮捕了切尔诺夫并企图对他私设公堂。切尔诺夫本人则羞怯地沉默着，因为作为一位“人民的”部长，承认保住脑袋靠的不是自己的声望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保护，实在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示威者的代表们一拨接一拨地进来要求执行委员会接管政权。齐赫泽、策列铁里、唐恩、戈茨一个个像木雕泥塑一样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对代表们一言不发，只是茫然地盯着远处，或者是不安而诡秘地互相瞟上一眼。布尔什维克发言支持工人和士兵代表团的主张，而主席团却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在等什么呢？……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时分，宫殿的上空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主席团就像接通电源一样活了过来。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沃伦斯基团从前线赶回来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遣了。原来在偌大的彼得格勒卫戍区里，“民主党人们”竟然没有一支可以靠得住的部队，在从前线调回来的武装力量没有赶到之前，他们只好等待。现在，整个形势立刻就变了：请愿代表们纷纷被赶了出去；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民主党人的头领们决定为群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向我们复仇。执行委员会的讲坛上声称，武装暴动已经被忠于政府的军队平息了。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来了那么一个沃伦斯基团。三个半月之后，这个团一致参加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起义。 5日清晨，我与列宁会面。群众的攻势已被打退了。列宁说：“现在他们会把我们一个个枪毙。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最佳时机。”但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不是过高地估汁了他们的凶残，而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决心和行动的能力。他们没有枪毙我们，虽然我们距离被枪毙也不太远了。在街头，布尔什维克遭到殴打，有的甚至被打死。士官生们洗劫了克舍辛斯基宫和《真理报》的印刷所，印刷所门前的街上到处撒满了手稿。我那本《致诽谤者)的小册子也同其他书籍一起被销毁了。7月的深入侦察性战斗变成了敌人单方面的战争，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胜了，这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蔽了起来。大规模的搜捕开始了，被捕的人遭到了殴打。哥萨克和士官生夺走了被捕者的钱，借口为这些钱都是“德国人的”。很多同路人和半生不熟的朋友都背离了我们。塔夫利达宫宣布我们为反革命，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 党的领导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列宁不在，加米涅夫派又抬头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都坐观其变，以便日后炫耀他们的聪明才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塔夫利达宫感到孤立无援。它派代表请我做有关当前局势的报告，尽管我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因为正式的合并被推迟到了马上就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我当然是欣然同意了。我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谈话建立了一种道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只能在敌人的沉重打击下才能建立。我谈到，在这场危机过后，我们面临的将是迅猛的高潮；一旦群众清楚地看到了我们这些革命者对事业的忠诚，将倍加坚定地追随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应该清醒地考察所有的革命者，因为只有在这种关头才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一个人。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党团是多么热烈、感激地欢送我的时候，我的心里仍然感到十分喜悦。穆拉洛夫说：“列宁不在，在留下来的人中间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没有惊慌失措。”假如我是在其他条件下写这些回忆的话，将很难写出现在这几页中所叙述的很多东西，不过在其他条件下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写。然而，现在我不能对有组织地大量篡改历史的行径视而不见，这种行径却是追随者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我的朋友们要么被投入了监狱，要么被流放。因此，我不得不说一说自己在其他条件下不愿意讲的东西。这些事对我而言，不仅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还关系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 从此我就与穆拉洛夫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和政治友情。关于这个人，我在这里怎么也得说几句。穆拉洛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了1905年莫斯科的革命。1906年他在谢尔普霍夫遭遇了黑色百人团搞的大屠杀，这种屠杀像通常一样是在警察的袒护下进行的。穆拉洛夫是一位心地善良而又英勇无畏的伟岸巨人。他和另外几位左派人士被敌人包围在当地政府办公的地方。穆拉洛夫手里握着左轮手枪走了出去，稳步走向那一帮匪徒。他们后退了，但是黑色百人团的突击队拦住了他的去路。旁边的车夫们也跟着起哄。这位巨人继续往前走着。他举起手枪大声喝道：“闪开！”那些人朝他扑过来。他当场击毙了一个，又打伤了一个。这群匪徒就四散逃命去了。他依旧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像破冰船一样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徒步朝莫斯科走去。他的案子拖了两年之久。尽管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仍被宣布无罪。他学的是农业方面的专业，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在汽车连当过兵，是莫斯科十月革命战斗中的领导人。后来在革命胜利之后，穆拉洛夫当了莫斯科卫戍区第一任司令。在革命战争中，他是一位无畏的统帅，他行事稳健、作风朴实、从不装腔作势。在行军中他会不知疲倦地以实际行动进行宣传：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帮助收获粮食，还抽空给人和牛治病。在最危难的关头，他总是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令人感到温暖。战争结束后，我们总是争取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对狩猎的热爱也把我们俩凑到了一起，我们一同开车到各处去打猎，有时去逮熊和狼，有时去打野鸡和大鸨。现在穆拉洛夫作为被流放的反对派分子，正在西伯利亚打猎呢。 在1917年7月的那些日子里，穆拉洛夫毫不动摇，鼓舞了许多人。那时，我们每个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在塔夫利达宫的走廊和大厅里走过，而不显得那么垂头丧气，因为周围到处都是怒目而视的目光和恶毒的窃窃私语；还有人分明是要我们看到他用胳膊肘互相轻轻捅一下，好像在说“你瞧，你瞧”；甚至有人干脆对我们咬牙切齿。当那些高傲、妄自尊大的“革命”庸俗之辈发现，那意外地把他们推上顶峰的革命开始威胁到他们暂时的尊贵地位时，世上就没有比他们更疯狂的东西了。在那些日子里，到执行委员会食堂去的路真正是一条受难之路。我们在那里可以领到茶和夹着奶酪或红鱼子酱的黑面包片，这种红鱼子酱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后来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很多。午餐发的是汤和一块肉。执行委员会食堂的服务员是士兵格拉福夫。在对我们的诽谤中伤最激烈而列宁也因被宣布为德国奸细而藏身在窝棚里的时候，我却注意到格拉福夫经常偷偷地把比较热的茶或者最好的夹肉面包塞给我，而眼睛却望着别处。显然，格拉福夫同情布尔什维克，但是却要瞒着上面。我开始细心观察，发现像格拉福夫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斯莫尔尼宫里包括看门人、通信员、警卫员等在内的所有下层人员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当时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然而仅仅是一半。 报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穷凶极恶和卑鄙无耻的攻击，也只有多年之后斯大林对反对派所发动的那种攻势才超过了它。卢那察尔斯基在7月间发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声明。报界不无根据地把它们解释为退出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有几家报纸把这样的声明也栽到了我的头上。7月10日我给临时政府写了一封信，声明我和列宁完全一致，并在信的末尾写道：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命令，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都是临时政府的全部政策的死敌，对此你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部长先生们根据我的这封信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把我作为德国奸细抓了起来。 5月份，当策列铁里诬蔑水兵并且解除机枪队武装的时候，我就曾经警告过他说：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求助于水兵来对付那些想要扼杀革命的将军们。到了8月份，这样的将军就出现了，他就是科尔尼洛夫。策列铁里向喀琅施塔德水兵求援，他们并没有拒绝。“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进了涅瓦河。我的预言实现得是如此之快，我只能在“十字架”监狱里看着它变成现实。“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派代表来问我，是保卫冬宫还是突击占领它，我建议他们在没有解决掉科尔尼洛夫之前暂时先不要跟克伦斯基算账。“我们的东西从我们的手里跑不掉。”“跑不掉吗？”“跑不掉！” 妻子带着儿子们到监狱里看我，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斗争的经验。孩子们夏天是在一个熟人、退休上校B．家的别墅里度过的。那里聚集的客人大部分是军官，他们喝完酒后就大骂布尔什维克，在7月事件期间这种谩骂达到了极点。不久之后，这些军官有的去了南方，在那里开始聚集日后的白军骨干。有那么一个年轻的护国主义者在吃饭时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的奸细。我的大儿子抄起一把椅子扑向那个人，小儿子也拿着餐刀上前帮忙。大人们把他们拉开了。孩子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他们还打算偷偷地徒步跑到彼得格勒，以便打听清楚那里是怎么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幸亏他们的母亲去了，她安慰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城里。但城里的情况也不好，报纸上也在谩骂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父亲还蹲在监牢里。革命完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孩子们兴奋地看着母亲在探视室里隔着铁栅栏偷偷塞给我一把削笔刀。我依旧安慰他们，说真正的革命还在后面。 我的女儿们也已经更严肃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了。她们参加摩登马戏场的集会，还参加了示威游行。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她们遭到一群恶徒的围攻，两个人都丢了帽子，还有一个丢了眼镜。她们俩都害怕失去刚刚来得及进入她们视野的父亲。 在科尔尼洛夫向首都逼近的日子里，监狱里的局势更是千钧一发。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科尔尼洛夫进城的话，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全部枪毙。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心潜藏在首都的白卫军分子会偷袭监狱。为保卫“十字架”监狱，派来了一支庞大的部队。这支部队显然不是“民主党人”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并且随时准备释放我们。这个举动本来可以作为马上起义的信号，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同时，政府自己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号召布尔什维克水兵来保卫冬宫，也开始释放我们。从“十字架”监狱出来，我直接就去了为保卫革命而在不久前刚成立的委员会。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正是那些把我们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奸细投进监狱的先生们。现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撤销对我的指控。说实话，我一看见那些民粹派分子和孟什维克党徒的面孔，就恨不得让科尔尼洛夫抓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扔到天上去。但是，这个想法不免有些恶毒，同时也不够策略。布尔什维克担当起了防务的重任，在各处都占据了首要的位置。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经验补充了7月的经验。我们再次发现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背后没有任何自己独立的力量。那支奋起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日后举行十月革命的部队。我们利用这一危机武装了此前被策列铁里千方百计解除的那支工人队伍。 在那些日子里，城中平静下来了。人们都在等着科尔尼洛夫的到来，一些人是满怀希望，而另一些人却是心惊胆战。孩子们听说：“有可能明天就来了。”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没有穿好衣服就趴在窗户上向外张望：来了，还是没来？但是科尔尼洛夫没有来。群众的革命高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自己就土崩瓦解了。但这次叛乱也并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只是那些痕迹都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因素。 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曾这样写道： 报应不会来得太迟。我们遭到驱逐、迫害和诽谤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段时期这样迅猛地发展壮大。这个过程很快就从首都扩展到外省，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军队……我们的党无时无刻不是无产者的阶级的组织。我们的党必将在反动派镇压的烈火中成为一切被压迫、被摧残、被欺骗、被迫害的群众的真正领导者……
我们勉强赶上了汹涌的潮流。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的人数日益增多，我们已经占到了半数，但是在主席团里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出现了改组苏维埃主席团的问题。我们向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建议组成联合主席团。后来我们才知道，列宁并不赞成这样做，他害怕其中会掺杂着调和主义的成分。但是任何的妥协也没有发生。策列铁里不顾前不久我们共同抗击科尔尼洛夫的这份情谊，拒绝组成联合主席团。不过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现在就只能通过投票表决来解决问题了。我提出了在我们的对手的名单里是否应该把克伦斯基列进去这一问题。克伦斯基在名义上是主席团的成员，但是他从来没到过苏维埃，而且还总是表现出对它的蔑视。这个问题使主席团措手不及。虽然没有人喜欢他，也没有人尊重他，但是又不便把自己的总理排斥在外。主席团成员经过一阵窃窃私语后回答说：“当然应该列进来。”这也正是我们想要的。下面就是会议记录中的一段： 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雷鸣般的掌声)。但原来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笼罩在齐赫泽和扎瓦杰之间。当建议你们支持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千万不要忘了，就是建议你们支持克伦斯基的政策(雷鸣般的掌声)。
这又使我们争取到了一百多名左右摇摆的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有一千多人。投票的时候要到外面去，大厅里的气氛十分热烈，因为这件事不是关系到主席团，而是关系到革命。我和一些朋友在会场外散步，我们估计自己只差百余票就能得到半数，并预测会成功。而结果却是，我们得到的票数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加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一百多票。我们成了胜利的一方，我当上了主席。策列铁里在告别时祝愿我们，能在苏维埃坚持哪怕是达到他们领导革命时间的一半就不错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对手只想把权力交给我们最多三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彻底错了，我们信心十足地走向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