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头几个星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列宁已经没有参加大会的希望了。于是产生了由谁来宣读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加里宁、李可夫和显然是违心的加米涅夫立即表示同意。我反对。我认为，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图谋以个人身份代替病中的列宁，对党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这一次可以不用政治报告作开场白，按照议事日程就各个问题分别讲必要的东西。我补充说，何况我们之间在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歧。“有什么分歧？”斯大林反问了一句，加里宁加上一句：“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在政治局通过的都是您的决定。”季诺维也夫休假去了高加索。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我答应了作有关工业问题的报告。
斯大林知道列宁酝酿的一场雷雨向他压来，因而处处讨好我。他一再重复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和最有威望的人，即托洛茨基来作。还说，这是全党的人心所向。他这种虚假的友好手法比公开表示仇恨更令我反感。何况他的动机也过于露骨。
季诺维也夫从高加索回来了。在我背后不断地召开的宗派会议，当时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季诺维也夫要求作政治报告。加米涅夫普遍地征询最受信任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其中大部分脱党已达10至15年了。“莫非我们能让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吗？”在越来越多的角落里嘀咕陈年旧帐，提起我和列宁已往的分歧。这成了季诺维也夫的拿手好戏。在这时候，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三驾马车”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政治报告。我没有反对。于是在经过一番幕后准备后，问题被提交到政治局。这一切都带有随机应变的印记，没有明显的分歧，正如“三驾马车”没有任何自己的路线一样。我的工业的提纲，起初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但是，列宁不能重新工作已成定局，三驾马车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三驾马车害怕过于和平地筹备党的代表大会，现在，他们已经在党的领导层中寻找与我对立的机会。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最后时刻，加米涅夫对我那已经通过了的决议作了一些关于农民方面的补充。在这里谈修正案的实质毫无意义，因为它既不具理论性，也没有政治性，而只有挑拨性。它旨在为指责我（当时还在幕后）“对农民估计不足”提供证据。3年之后，当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时，他以他特有的温和、无耻的态度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在幕后炮制这个指控的。这个罪名炮制者自然也没有把它当真。
在政治中运用抽象的道德标准，显然是没有希望的事。政治道德来源于政治本身，是后者的功能。只有为伟大历史使命服务的政治，才能保证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行动方法。反之，降低政治使命的水平，则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堕落。我们都知道费加罗总是拒绝区分政治与阴谋。须知他生活在议会制时代到来之前！当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学家把革命专政本身看作是恶劣的政治道德的渊蔽时，只能叫人啼笑皆非。如果把现代议会制拍成电影，即使只拍一年，我们将受益匪浅。不过照相机的位置不是摆在议院议长的坐席旁边，不是拍摄提出爱国主义的决议时的情景，而应该摆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摆在银行巨子和工业巨头的办公室、编辑部的阴暗角落、教会主教的宅邸中、政界贵妇的沙龙里、各个部里，同时还应该拍摄各党首领们彼此之间的秘密信函往来情况……然而，说革命专政的政治道德有别于议会制道德，应该对它们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专政武器的锐利和运用方式的残酷需要警觉的防腐法。鞋脏了并不可怕，保管得不整洁的剃刀才是最危险的。“三驾马车”的方法的本身，在我看来，就标志着政治的堕落。
阴谋家的主要困难在于当众公开反对我。工人们熟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乐意听他们讲话。但是所有人对他们在1917年的行为也还记忆犹新，他们在党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威信。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狭窄的圈子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朋友中有人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您。在人民的心目中，您的大名与列宁的名字联在一起，密不可分。不论是十月革命，还是红军，或是国内战争都是不能抹煞的”。我并不同意这点。在政治中，尤其是在革命政治中，个人威信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决定个人威信命运的是更深层的时势。在革命的高潮中，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造谣污蔑，只能使布尔什维克更加巩固，而在革命的低潮中，对这些人的造谣中伤，就能成为反动的热月政变的战无不胜的法宝。
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客观过程都有助于我们的对手。但他们还不能轻易得手。党的文献、出版物、宣传家们还生活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昨天的环境里。应该把它翻转180度，当然不能是一蹴而就，需要分几步进行。为了说明转变的程度，必须举几个党报中对待革命领导人的态度的主导腔调为例。
1922年10月14日，即列宁第一次发病后已经恢复工作时，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写了篇文章：
“如果能把列宁同志称作通过意志传导的最高的革命理智，那么托洛茨基同志就是受这种理智控制的钢铁意志。托洛茨基的演说就像召唤人们工作的钟声一样。他演说的全部意义，它的全部涵义及我们近年来工作的全部涵义都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了……”等等。当然，拉狄克好感情用事，正是俗话所说的那种“墙头草”。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列宁在世时白纸黑字地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上的，并且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他说得过分。
1923年，当三驾马车的阴谋已经出笼时，卢那察尔斯基头一个跳出来抬高季诺维也夫的威望。他是怎么着手这种工作的呢？他在其一篇评价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写道：“当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当代举世闻名（受爱戴或是被仇恨）的人物，季诺维也夫比他们要稍逊一筹。但须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我们的队伍中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在革命时期巨大的成长，任何人也不会对此感到惊异。”
我之所以列举这些用心可疑的过分吹捧之词，无非是因为它们是我描绘整个画面时所需要的成分。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诉讼程序中的物证。
我怀着极其厌恶的心情，还要摘引第三个证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几句话。他肉麻的吹捧比他的造谣诽谤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这个人在党内起着重大的作用，通过他那卑微的精神境界可以看到它的领导集团堕落到何等地步。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是踏着对我造谣诽谤的阶梯逐步升到今天的地位的。作为官方的党史伪造者，他把党史描写成托洛茨基不断地反对列宁的斗争。至于托洛茨基对农民“估计不足” “忽视”农民问题，对它“不予理采”，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在1923年2月，也就是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对我和列宁的关系以及关于我对农民问题的观点了解得相当清楚之时，他在一篇大块文章中用下述词句来描述我最初的写作活动（1900—1902年）。
“托洛茨基同志辉煌的政治写作活动使他赢得了‘抨击文之王’的世界性声誉。英国作家肖伯纳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凡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注意到这一活动的人，就应该承认他是一位特别辉煌的天才……”等等，等等。
“大概有许多人看见过广为流传的托洛茨基少年时代的照片……（等等）。还在那时，种种形象、思维、情感就在他那高高的额头下沸腾。有时它们使托洛茨基稍稍偏离历史的大道，有时使他走一段弯路，或者，相反地，以大无畏精神去闯那根本走不通的路。但在所有这些探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极其忠于革命事业的人，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以他那犀利、柔韧如钢的语言无情地抨击对手。”
雅罗斯拉夫斯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西伯利亚人着迷地阅读着这些光辉的文章，迫不及待地等着文章的到来。只有少数人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而知道托洛茨基的人，在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革命的军队，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公认领袖。”
可能，我“忽视”农民的公案在雅罗斯拉夫斯基手中还要糟糕。我最初的写作活动写的都是农村问题。对此他是这么说的：
“托洛茨基久住农村，对农村生活的一切细节都了如指掌，他首先关心到的是西伯利亚农村的行政机构。他在一系列新闻报导中出色地评价了这些机构……”他继续说：“托洛茨基在他的周围见到的只是农村。他关心它的疾苦，农村的备受压迫和无权状态使他深感痛心。”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把我有关农村问题的文章收入文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23年2月间，也就是在这个月里编造我不关心农村的说法初次出笼。但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在西伯利亚，因此对“列宁主义”尚不了解。
我所要举的最后一个实例是斯大林本人的。他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写下一篇隐蔽地反对我的文章。为了解释明白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到：在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中，列宁躲在芬兰。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里宁都反对起义。关于斯大林的情况谁也不知道。结果党把十月革命主要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里，斯大林为了削弱这种看法：他把中央委员会共同领导与我对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叙述好歹能被人接受，他不得不这么写：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转向苏维埃一方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巧妙的工作安排，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斯大林当时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他只能这么写。在斯大林敢于公开宣称：“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在十月革命中从未起过，也不可能起特殊的作用……”之前，还需要经过几年肆无忌惮的陷害和中伤才行。当有人指出他的前后矛盾时，斯大林只能以双倍的粗暴来回答，也只能如此。
“三驾马车”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自己与我对立，它只能使列宁和我对立。但要做到这点，必须使列宁丧失与三驾马车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三驾马车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它需要的或是病得不可救药的列宁，或是安放在陵墓里涂上防腐剂的列宁的遗体。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在战役进行时丧失战斗力。这些终于在1923年秋季发生了。
我在这里不是搞历史哲学，而是在与我相关的事件背景之下叙述自己的生平。但不能不顺便指出，偶然性是多么热心地为必然性服务。更广义地说，整个历史过程就是通过偶然性折射必然性。如果用生物学家的语言来说，则可以表述为：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对偶然性的自然选择实现的。使偶然性受到人工选择……人类的自觉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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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应该打断我的叙述，谈谈我的好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伊采夫。他是杜布纳河边卡洛申村人。那个地方叫扎博洛奇耶。这个地名就说明了它盛产水禽。杜布纳河在这里泛滥，周围长满芦苇的沼泽、湖泊、深水道像一条带子一样绵延不下40公里。春天，这地方来了各种野雁、仙鹤、野鸭、麻鹬、大鹬、流苏鹬以及其他各种水禽。在两公里方圆内，在小树林和苔藓丛间、在越桔树上黑琴鸡鸣叫着求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短桨把自己凿出来的小独木舟顺沼泽边窄河沟划出去。这条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通的，也许已有二、三百年，或许更多一些，所以现在每年都要疏浚一下，以免淤塞。必须在半夜从卡洛申出发才能赶在天明前躲进一间窝棚。坐在泥碳沼泽里每跨出一步水就把颤抖的肚子顶上来。我起初有些害怕。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第一次来作客时就说过：大胆地走，在湖里淹死过人，可在沼泽里还没有死过人。
独木舟很轻巧，但不稳。所以最好仰卧在船里不动。尤其在刮风天，划船人为了保险起见一般都跪着划。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虽然他瘸了一条腿）总是挺着身子站在船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这地方的野鸭大王。他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猎鸭能手，可以想象是他的远祖把野鸭、野雁、天鹅进贡到伊万雷帝的餐桌上。扎伊采夫不喜欢打雷鸟、黑琴鸡、麻鹬等，他简单地说一句：“我不干这个。”可他对野鸭的一切：它的羽毛、它的叫声、甚至于它的习性都摸得一清二楚。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站在小船上，在行进中从水面捞起一片鸭毛，又一片，第三片，他看了一下说：“我们上古申诺去，鸭子在那里过夜。……”“你怎么知道？”“你瞧，这毛片浮在水面上，没浸透水，这是新掉的毛，是昨天晚上飞过去的。在这里它们除了古申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当别的猎手打到一对或两对猎物时，我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往往能打到10或15对。他的功劳，我的荣誉，这在生活里是经常有的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芦苇窝棚里把粗糙的手掌放在嘴边，发出柔和的雌鸭的嘎嘎声，连那最胆小的雄鸭也经受不起这种叫声的诱惑，它围着窝棚在水面上兜圈子，有时竟会在离窝棚5步远的地方啪地一声落在水面上，我都不好意思向它开枪。扎伊采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有一只鸭子能逃过他的视觉、听觉、嗅觉。“准备好！”他轻声说，“鸭子正往你这儿飞呢。”我只看见远处树梢上两个小小的黑点，但是要识破这就是雄野鸭可不行，这只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位猎鸭大师才能办到。但野鸭子直奔我飞来。当我没有打中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只是客气地低声呼哧。但是，与其听到脑勺后面这种呼哧声，还不如干脆别来到这个世界上。
扎伊采夫战前在纺织厂工作。现在他每年冬天去莫斯科，不是当锅炉工，就是去电厂工作。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国内到处战火连绵不断，树林和泥炭沼泽在燃烧，到处是光秃秃的土地，野鸭子也绝迹了。扎伊采夫对新制度怀疑起来。但从1920年起，野鸭子又回来了，更准确地说，是成群地飞回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承认了苏维埃政权。
离这里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苏维埃的灯芯工厂，整整开工了一年。厂长是我原来军用专列的驾驶员。扎伊采夫的妻子和女儿每月从工厂领到30卢布，这是笔很了不起的财富。但很快工厂生产的灯芯就满足了全区的需要，工厂关门了。于是野鸭子又成了一家人的财源。
五·一节那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来到了莫斯科大剧院。前台是贵宾席，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前排，蜷起了那条瘸腿，微微有些腼腆，但像平时一样，不失尊严地听我的报告。扎伊采夫是穆拉洛夫带来的。我们俩经常同穆拉洛夫一起共享打猎的乐趣和痛苦。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报告非常满意，他理解其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并在卡洛申复述了一遍，这更加深了我们3个人之间的信任。必须指出，那些老猎手，尤其是莫斯科近郊的老猎手，都是一些品格不太好的人。他们经常围着大老爷转，成了溜须拍马、吹牛扯谎的行家。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是那种人，他十分质朴，善于观察，保持着人格的尊严。因为就其灵魂来说，他不是一个匠人，而是本行中的艺术家。
列宁也到扎伊采夫这儿来打过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时常给人指点那间木板房里列宁睡过的干草铺的地方。列宁酷爱打猎，但很少去。他尽管在大事上具有极大的克制力，但在打猎时却很急躁。正像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往往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棋手，具有天才的政治谋略的人往往是一个平庸的猎手一样。我记得，列宁像意识到什么永远无法挽回的事似的带着几分绝望地对我诉说，他在一次猎狐时，竟没有打中近在25步处的目标。我能理解他，对他十分同情。
我和列宁尽管多次约好，甚至订死了要一同去打猎，但始终没能如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那几年根本就顾不上。那时列宁还偶尔离开莫斯科到郊外去，而我几乎寸步不离我的专列、各司令部、汽车，一次也没有摸过我的猎枪。国内战争结束后的这几年，也常常有些料想不到的事，不是妨碍他去，就是妨碍我去。再往后，列宁病了。在他病倒前不久，我们原约好一同到特维尔州的绍沙河去。但列宁的车子在乡间小路上出了毛病，我没有等到他。当列宁在第一次中风康复后，他坚决争取打猎权。最后医生们以不得过分劳累为条件让了步。好像是在一次农业会议上，列宁坐到穆拉洛夫身旁问：
“您经常和托洛茨基一同打猎吗？”
“有时去。”
“怎么样，顺利吗？”
“有时还可以。”
“带我去好吗？”
“可您能行吗？”穆拉洛夫慎重地问。
“行，行，准我去打猎了。带我去吗？”
“怎么能不带您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那么我打电话约你们。”
“好，我们等着。”
但是，伊里奇没有打来电话，却传来了他第二次中风的消息以及后来死亡的噩耗。
我之所以写这段插曲，只是为了说明怎样和为什么我在192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到扎博洛奇耶芦苇丛中的沼泽去的。夜间寒冷，我穿着毡靴子坐在窝棚里。早晨的阳光很温暖，薄冰化冻了。汽车在坡道上等着我。驾驶员达维多夫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和我并肩战斗，他像往常一样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打猎的收获怎样。从小船到汽车不超过100步远。我的毡靴刚踩进沼泽里，我的双脚就浸入冰冷的水中、我连蹦带跳钻进了汽车，两脚已经冻透了。我和达维多夫并肩坐着，脱了毡靴用汽车马达的热气烤我的双脚，但感冒还是使我病倒了。流行性感冒之后，继而出现了病因不明的高热。医生禁止我起床。就这样，秋季的其余时间和整个冬季我都病卧在床。这就意味着我因生病错过了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大论战。我能够预见革命和战争，却不能预见秋季猎鸭之行的后果。
* *
列宁病倒在哥尔克，我则病倒在克里姆林宫。追随者扩大了阴谋活动的范围。他们的出场，起初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在褒词中掺进逐渐加大剂量的毒药。甚至在他们中最急不可耐的季诺维也夫也要用数十条附加说明来修饰一条诽谤言论。1923年12月15日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的威望也同他的功绩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之间可以不必再多谈了。但是错误也不能因之而不成为错误。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党曾相当严厉地批评过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怯懦的攻击语调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是阴谋家们的基本语调。只是随着根基的不断稳固和阵地的占领，他们才越来越放肆。
一整套学问被创造了出来：制造人为的声誉、编造离奇的传记、按指令宣传领袖。在名誉主席团上搞的名堂是一门特殊的小学问。从十月革命起，无数会议都把列宁和托洛茨基选入主席团，已成为惯例。这两个姓氏的组合已进入了日常交谈、文章、诗篇、民谣之中。现在应该把它们分开，哪怕是机械地分开也在所不惜，以便日后使它们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当前已经把政治局全体成员都选进主席团里，后来就把主席团名单按字母顺序排列，再往后为了适应领袖人物新的职务等级，又打破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做法，开始把季诺维也夫排在首位。在这方面彼得格勒率先做出榜样。再过一些时候，名誉主席团名单之中托洛茨基的名字不见了。在大会上总是为此发出强烈抗议，大会主席往往不得不解释：漏掉我的名字是误会所致。但是，报纸的报道却对此不置一词。后来首席的位置让给了斯大林。在这方面如果会议主席没有悟到主持应作的事，报纸报道后来就会予以纠正。升迁的成败取决于姓名在名誉主席团名单中的排列。排座次的工作是所有工作中最经常、最系统的工作，其原因是与“领袖崇拜”作斗争的必要性。1924年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对追随者们说：“是的，我们反对领袖崇拜。但是我们也反对以反对崇拜一个领袖之名，行崇拜其他领袖之实，后者不过是声望要低一些罢了。”
我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是非常沉重的日子，这是列．达．在政治局与它的成员作紧张斗争的日子。他单枪匹马抱病与所有其他人作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家开。我坐在隔壁卧室里听他的发言。他在用他全部身心说话，我感到这样的话他每讲一次都会失去一部分力量。他对他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但我听到的却是对此报以冷漠的回答。须知一切都是事先定好了的。他们为什么要激动呢？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体温总要急剧上升。他从书房出来时浑身湿透。脱衣服睡进被子，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了雨一样，必须烤干。那时候会议经常在列．达．那间铺着失去光泽的地毯的房间里开。我夜夜都梦见它变成活的豹子：白天的会议到夜间变成梦魇。斗争的第一阶段，即斗争还未公开化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近来的斗争中，这一阶段的秘密被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阴谋家自己揭露了，这是个货真价实的阴谋。一个秘密的政治局组成了（7人集团），其中有除我之外的全部正式政治局成员，再加上一个古比雪夫，今天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切问题都预先在这个秘密核心中作出决定。所有参与者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们保证彼此不进行争论，同时必须共同寻找攻击我的根据。在地方组织里也有类似的秘密核心，以严密的纪律与莫斯科的“7人集团”联系，他们用特殊的密码进行联络。这是一个严密的党内非法组织，在开始时其锋芒只指向一个人。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的任用都要经过系统地选择，标准只有一个，即要反对托洛茨基。在因列宁生病而造成的长时期“空位期”中，这项工作不断地进行着，但同时又是小心翼翼、遮遮掩掩，以便在列宁万一能够康复时也能使布雷桥完整地保存下来。阴谋者以极其诡秘的方式行动，某一职务的候选人必须能“猜到”上面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谁能“猜中”，谁就能步步高升。由此，形成了个人名利主义的一个特殊品种，它后来被公开地称作“反托洛茨基主义”。直到列宁逝世以后，阴谋活动才放开了手脚，得以公然进行。人员的选择程序波及到了基层。凡属不能表现出自己是反托洛茨基的人，不得担任工厂厂长、车间党小组书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以及缮写员等职务。
党员中凡是曾对这种阴谋活动提过抗议的，统统成了背信弃义的攻击的牺牲品，攻击的借口往往牵强附会，甚至还有不少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之事。那些在苏维埃政权头5年中被无情驱逐出党的道德败坏分子，现在只要他能充满仇恨地回答一句：反对托洛茨基，就可以得到保险。从1923年底以来，在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党之中一直就进行着这种工作：一些领袖下来了，任命另一些人接替他们的位置，这一切全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托洛茨基。紧张地进行着人为的选拔工作，不是选出色的人，而是选更会看风使舵的人。总的方针是用那些由机关一手提拔起来而因此对机关感恩戴德的平庸之辈来取代有独立见解和有才干的人。于是斯大林就作为平庸机关的最高体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