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休假是在1920年春天，在共产国际大会召开前夕。我在莫斯科郊外度过了大约两个月，全部时间都用在治疗——在此前后我才开始真正就医治病——和认真撰写作为今后几年共产国际大纲的宣言稿和打猎。在连续几年的紧张工作后，非常需要休息一下，但又没有休息的习惯。散步对于我不是休息，直到现在仍不是。打猎的魅力在于它对我的意识的作用好像在病痛处贴的一帖膏药……
1922年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莫斯科河的旧河床上散网捕鱼。那天下着雨，草地上湿漉漉的，我在河岸的斜坡上滑了一跤，扭伤了脚筋。虽然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卧床几天。第3天布哈林来了，他惊恐地喊道：“你也病倒了！”我问：“除了我还有谁？”“伊里奇情况不好，中风了：不能走动，也不能说话。医生们对病情也揣摸不透。”
列宁一向关注同事们的健康，并且时常提到一个流亡者的话：老人一死光，年轻人就投降。列宁一再说：“我们有多少人懂得什么是欧洲，什么是国际工人运动？目前搞革命的就我们一家，我党领导层的国际经验是无法取代的。”一般认为列宁是健康的人，他的身体好像是一块坚不可摧的革命砥柱。他永远是那样积极、警觉、平静而且快活。我只是偶尔在他身上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在共产国际一大期间，他那疲惫的面容、颤颤悠悠的声音、病态的微笑使我吃惊。我不止一次地说他在次要问题上消耗精力过多，他同意我的意见，但不予改正。有时他也抱怨头痛，但总是带着几分腼腆地随口提提，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休息后就恢复如常了。好像列宁是永远垮不下来的。
1921年底，他的健康状况恶化。12月3日他写条子通知政治局成员：“我今天就走。尽管我近日来减少了工作量，增加了休息时间，但是失眠还是越来越严重。我担心不能在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了。”列宁在莫斯科郊外农村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仍然关注着事业的进程。当时正为热那亚会议①做准备工作。1月23日(1922年），列宁写信给政治局成员：“我刚收到契切林的两封来信（20日和22日），他提出了问题：在获得可观的赔偿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我们的宪法作些小小的修改，如寄生分子在苏维埃的代表权，以迎合美国人的要求。我认为契切林的建议表明应该立即把他送到疗养院去，对此要做任何让步，或允许延期等，我认为都是对一切谈判的最大威胁。”在这张便笺中，列宁的形象跃然纸上，政治上的严厉无情和善意的谐谑结合在一起。
①热那亚会议系1922年4—5月间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国际经济和财政问题，参加者有28个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和苏维埃国家代表。——译注
他的健康情况继续恶化。3月间头痛加剧，但是医生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病变，只好嘱咐他长期静养。列宁在莫斯科郊外的农村居住下来，不再外出。5月初他在这里第一次中风。
原来，列宁在前天就发病了，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即告诉我呢？不过那时候我头脑中没有丝毫怀疑。布哈林说话非常诚恳，一再重复说着“大人物”授意给他的话。在那时候，布哈林是以纯布哈林式的方式对待我，即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地依恋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了列宁的病情，躺到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哭腔说：“您可别生病，求求您，千万别生病……只有两个人的死最叫我害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我友好地说了他几句，以便使他恢复镇定。他妨碍我把精力集中到由他所带来的消息而产生的担忧上。这个打击是难以忍受的，似乎革命本身也屏住了呼吸。
娜．伊．谢多娃在其札记中写道：“开始时，列宁生病的消息是私下传开的。好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列宁会生病。许多人都知道列宁最关心别人的身体健康，他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生过病。几乎所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脏都由于负荷过重而疲劳，都出了毛病。医生们抱怨说：‘几乎每个人的马达都有间歇。’格季耶教授对列夫·达维多维奇说：‘只有两颗心脏是正常的，那就是列宁的和您的心脏。有这样的心脏的人可以长命百岁。’外国医生的检查认定：在他们听诊过的莫斯科人的心脏中，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两颗心脏工作好得出奇。当列宁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出乎广大各界人士意外的变化时，必然会被当成革命本身的变化。难道列宁能像一般人那样地生病或死去吗？列宁丧失活动和说话能力，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坚信他能战胜疾病，他必将痊愈起床……”当时全党的心情就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回顾往事时，我回忆起人们直到列宁病倒后的第3天才把病情通知我的那件怪事，惊讶初次袭上我的心头。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多想。但事情不会是出于偶然，那些早就准备与我为敌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求赢得时间。列宁的病是属于随时可能产生悲惨结局的那类病。明天，甚至是今天就可能尖锐地提出领导权的问题。我的对手们认为最要紧的就是赢得准备时间，哪怕一天也是好的。他们彼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摸索斗争的道路和手段。可以假定，预期用来与我对抗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想法那时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列宁的病有了好转。机体在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做出巨大的努力，由于供血不足而缺氧致使丧失了组织声音与字母结合能力的大脑，突然又复苏了。
5月底，我到离莫斯科80俄里的地方去捕鱼。那里有一所列宁儿童疗养院。孩子们簇拥着我在湖边散步，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情况，并托我把一束野花和一封信转送给列宁。那时，列宁还不能动笔写字，经他口授，秘书给我写了封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嘱托我告诉您，您建议给波德索尔涅奇纳雅车站的儿童疗养院的孩子送一份礼物，他赞成您的主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请您转告孩子们，说他十分感谢他们的热情来信和鲜花。他很遗憾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他深信如果和他们在一起，他一定能康复。”
7月，列宁已经能下床了，尽管他在10月以前没有正式办公，但已注意并且研究一切问题了。在康复的几个月里，在许许多多问题中，审理社会革命党人一案使他格外注意。社会革命党刺杀沃洛达尔斯基、乌利茨基，刺伤了列宁，两次图谋炸毁我的专列。对此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我们虽不像敌人那样从唯心主义角度来看问题，但我们会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果我们听任敌人将我们的高级领导人统统杀害，将对革命造成多大的危害，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那些性子不紧不慢的人道主义朋友们不止一次地声明他们理解一般的镇压的必要性，但是认为枪毙罪犯则超越了必要的自卫界限。他们要求我们“宽大为怀”。克拉拉·蔡特金①和当时还敢畅所欲言的其他一些欧洲共产党人与列宁和我对立，坚持要我们饶恕这些被告的生命，他们建议我们以将这些人判处监禁为限，这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解决办法了。但是镇压个别人的问题在革命时期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正是由于这种性质，那些人道主义的老生常谈没有丝毫效力。直接为争取权力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这就是革命。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那些期望在几星期内夺取政权，把今天的当权者投入监狱，或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人来说，判处监禁又有什么意义呢？从所谓的个人的绝对价值观点来说，革命如同战争一样，还有整个人类历史，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个人概念本身的形成只能是革命的结果。目前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为了使“个人”这个概念成为真实的，为了使“群众”这个颇受鄙薄的概念不再是哲学上享有特权的“个人”这一概念的反题，必须使群众本身借助革命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把自己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上。从规范哲学的观点来说，这一途径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而且我并不讳言，我对此毫不介意。但我知道，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途径。
①蔡特金，克拉拉（1857—1933）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译注
以上的说法，无论如何也不是试图为革命恐怖做辩解。因为，试图为之辩解就意味着尊重指责者。但他们是什么人？是那些组织世界性大屠杀并从中渔利的人吗？是那些向“无名战士”供奉其饭后雪茄的馥芬的新暴发户吗？是那些在战争还没有发生时拼命反对战争，并随时准备再次表演那令人作呕的假面舞会的和平主义者吗？是由于霍亨索伦王朝（以及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行而认为自己有权让德国儿童挨饿的劳合·乔治、威尔逊、彭加勒吗？是从旁点燃了俄国国内战争的战火、自己却安然地坐收渔人之利的英国保守党和法国共和党吗？这样的点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我在这里不是要进行哲学辩解，而是要作政治说明。革命之所以是革命，就是因为它把发展中的矛盾都归结为生与死的抉择。怎么能够设想，那些每隔半个世纪就要用堆积如山的尸骨来解决阿尔萨斯省①和洛林②归属问题的人，能够单单凭着议会交易来改造他们的社会关系吗？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给我们示范一下，怎样才能做到这点。我们用钢铁和炸药摧毁了名门望族的反抗。当敌人用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提供的枪支向我们射击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肖伯纳翘着大胡子，对二者都不以为然。但是，谁也没有指出这个神圣的论据。
①阿尔萨斯省系法国东部的历史行省，位于莱茵河流域。10世纪前为公国，10世纪并入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大部分归属法国，1871年大部分被德国占领。——译注
②洛林系法国东部历史省份，即今默尔特、默兹、摩泽尔、孚日等省。10至l8世纪为公国。1776年归属法国，后来成为法国的一个省。1871年洛林东部被割让给德国，1919年归还给法国。——译注
1922年夏天，镇压的问题更加尖锐化了。因为这次事关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该党当时曾同我们并肩进行过反沙皇的革命斗争，但在十月革命以后却调转暗杀的枪口反对我们。从社会革命党阵营里投奔过来的人向我们揭露，最严酷的恐怖行动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个别人组织的，而是该党组织的，尽管它不敢为其所进行的谋杀活动正式承担责任。现在，就法庭审理来说，必然要宣判死刑，执行死刑必将受到猖狂的恐怖手段的报复。但是，如果判处监禁，哪怕是长期监禁也只能是对恐怖主义者的鼓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长久存在。现在只有让死刑的执行与否取决于该党是否继续进行恐怖斗争，舍此，别无其他出路。换句话说，就是把该党的领导人作为人质。
列宁恢复健康后同我第一次见面，正是在对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审判的那几天，他立刻同意了我的建议，松了一口气：“完全正确，没有其他出路。”
健康的恢复使列宁振作起来，但他还有一些内心的忧虑。他困惑不解地说：“您可知道，我一度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只好从头学起……”他询问似的迅速看了我几眼。
10月，列宁正式恢复工作。他主持了政治局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1月，他发表了施政纲领演说。显然，这些活动大大地影响了他的血液循环系统。
列宁感觉到，由于他的患病，一些暂时还难以察觉的阴谋线索在他和我的背后编织起来。追随者目前还没有烧掉或炸毁桥梁，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锯桥桩，并悄悄地安上炸药包了。他们一遇到适当的时机就反对我的建议，好像是在操练他们的独立性，并且精心地筹划着这类的示威。列宁在工作中注意到10个月来发生的种种变化，他的不安日益加深。但是列宁暂时没有点出这些变化，他担心会使矛盾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但是他准备回击“三驾马车”，并从具体的局部问题上入手。
在我领导的其他几种不公开、非正式担任的党内工作中，有一项是反宗教宣传工作，列宁对此非常关注。他再三强调要我特别注意这个领域。在他刚恢复健康的那几个星期里，不知他怎么得知了斯大林在这方面耍手腕反对我，把反宗教机构改组并使它脱离我的领导。列宁在乡间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里引证了我批判考茨基的那本著作，并且盛赞该书的作者（乍看起来并没有特殊的必要），但是既不提作者的姓名，也没提书名。我应该承认当时没有立即悟到：这是列宁在间接地谴责斯大林针对我耍的种种手腕。那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推上了反宗教宣传的领导岗位，名义上是我的副手。列宁重新工作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激烈地抨击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在抨击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难道您不了解雅—罗—斯拉夫—斯基？真是荒唐之至！他怎么能胜任这项工作？”那些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列宁的语气过于激烈了。但问题不在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尽管列宁的确不能容忍他），而是关系到党的领导问题。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实际上，斯大林自从和列宁关系密切以来，尤其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暗中反对列宁，但是力不从心，因而恼羞成怒。斯大林的虚荣心极强，所以他每走一步都感到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低人一等。显然，他一度曾试图与我接近。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企图与我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使我反感的是在日后迅速堕落中那些构成他的力量的特征：狭隘的趣味，经验主义，心理上的粗暴，以及乡下佬式的厚颜无耻。马克思主义尽管使他摆脱了许多偏见，但没有以成熟的、进入人的心灵深处的世界观来完全取代它们。据斯大林某些零星的见解（我起初认为它们是偶然的，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来看，他想得到我的支持来反对列宁，他不能忍受列宁的监督。每当他企图这样做时，我本能地后退一步，不予理会。我想，这正是斯大林怯懦（在开始阶段）和阴险，直至完全背信弃义地仇恨我的原因之所在。他有计划地把一批人网罗在他周围，这些人或是一些与他气味相投的人，或是一些力求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呆子，再不就是那受了委屈的人。这3类人哪类都不少。
列宁在处理常务工作中，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往往要比依靠我更方便，这是毫无疑义的，列宁一贯尽量节约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他试图用最小的力量克服内部摩擦。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工作方法以及实行决定的手段。对此列宁相当了解，并很尊重。也正因如此，他十分清楚我不适于执行别人的委托。凡是他需要单纯执行任务的人时，他就去找别人。这样，在某些阶段里，尤其是我同列宁有分歧时，他的助手们觉得他们与列宁特别接近。列宁最初起用李可夫和秋鲁帕，后来又增加了加米涅夫作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列宁所需要的是听话的、做实际工作的助手，我是不适宜充当这种角色的。我为列宁没有叫我作他的副手而非常感激他。我决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信任我，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之间关系明确的高度评价，我对此没有丝毫的不快。后来，我有可能更加清楚地证实这点。列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风之间，只能以过去一半的精力从事工作。血液循环系统中微小而可怕的冲击经常发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站起来想给某个人递纸条（列宁一向用传纸条的方式加速工作的进程）时，微微地晃了一下。我发觉了这情况，是因为见他的面色霎时变了，这是生命中枢传来的许多凶兆之一。列宁对此不抱幻想，他全面慎密地考虑在他不在时或在他身后工作将如何进行的问题。这时，在他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后来以“遗嘱”而闻名的文件内容。就在这个阶段中（第二次发病之前的几个星期）列宁就我日后工作的问题和我作了一次长谈。因为这次谈话的政治意义重大，我立即把它转告给许多人（拉科夫斯基、И.Η．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就因为这一点，这次谈话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团来见我和列宁，要求我兼负责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就像我曾领导过一年运输委员会一样。列宁征求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教育事业的困难像其他领域一样，困难来自行政机关。列宁接口说：“是啊，我们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回来工作后，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您不该再陷进个别部门里了。”列宁显然有些激动，他热烈而坚决地阐述他的计划。他能用在领导工作上的力量有限，他有3个副手。“您是了解他们的，加米涅夫固然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哪能算是行政领导人呢？秋鲁帕病了。李可夫也许能算是个行政官员，但是还得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就任我的副手。形势要求我们做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我再次指出“机关”问题，它甚至使我在军事部门里的工作无法进行。“您可以把机关甩掉嘛！”列宁用我在什么时候说过的话马上接口说。我回答说：我指的不仅是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党内的官僚主义。一切困难的实质在于两个机关的结合，在于围绕在党的书记处周围的权势集团互相包庇上。列宁很注意地听着，并用深沉的胸音表示他赞成我的看法，当他确信对话人能彻底理解他，而且抛开谈话中惯常用的客套，毫不避讳地涉及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列宁稍加考虑之后，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您的意见是不仅要求对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宣战，而且还要对中央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宣战？”我由于问题的意外而笑了起来，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机关的核心。“好像是这样。”列宁显然为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而满意，他继续说：“好吧，我建议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其中包括反对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很荣幸同好人结成良好的联盟，”我回答说。我们约好过一段时间后再接着谈。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
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
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好像是顺便提到了他们在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换而言之，是由于他们的天性。显然，这种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但对他们也不必总是抓住过去的事不放。布哈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繁琐哲学家，但他是讨人喜欢的人。皮可达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领导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不过，这两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还能学出来。最有才干的是托洛茨基，他的缺点是过分地自信。斯大林粗暴、不忠诚，惯于滥用党的机构所赋予他的权力。斯大林应该罢免，以避免发生分裂。这就是遗嘱的真正意图。它为列宁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对我提的建议作了补充和说明。
列宁真正了解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器重斯大林的坚定的品格和讲究实际的头脑，尽管其中有四分之二是狡诈。与此同时，列宁又处处碰到斯大林的无知、极其狭窄的政治视野、极端粗暴的性格以及低下的精神趣味。选举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违背列宁意愿的，他之所以容忍此事是因为他还领导着党。但在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工作以来，他的健康已大受损伤，因而他把整个领导工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也正是因此，他同我谈话，立下遗嘱。遗嘱的最后几行字是1月4日写的。以后又过了两个月，在这段时期内局势已彻底明朗。现在，列宁不仅准备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要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就对外贸易垄断权问题、民族问题、党内制度问题，关于工、农检查院问题以及关于监察委员会问题，列宁系统地、不懈地把事情引向一点，即在十二次大会上，给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刚愎自用、专横粗暴等最无情的打击。
列宁是否能完成他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班子的计划呢？当时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方面有不少先例，其中一件我至今记忆犹新，很能说明问题。那时候列宁大病初愈，仍住在乡间，而我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11月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使对外贸易垄断受到无法挽回的打击。我和列宁在未经联系的情况下分头发出警报，随后我们相互通信协调行动步伐。几个星期后，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撤消该决议，如当时一致通过时一样。列宁欣喜地写信给我说：“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我们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①如果在1923年初我们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无疑会确保我们获胜。不仅如此，毫不怀疑，如果我能在十二大前夕以“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我也能取得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的牢固程度如何，则另当别论了。这取决于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身，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但在1922年—1923年间，还是能够夺取统帅地位的，对由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关中的篡权者、不合法的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以及布尔什维克中的追随者结成的帮派迅速发动公开进攻。在这条路线上的主要障碍是列宁的健康情况。大家都期待着他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再次康复，能像参加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那样参加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本人也这样希望，尽管医生的信心越来越小，他们仍给他以希望。当时，能全部了解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官僚主义分子的“列宁—托洛茨基联盟”计划的只有我和列宁两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只有些模糊的猜测而已。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文件和他的遗嘱，谁也不了解。我的出击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或更确切地说，是被人描绘成我个人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的地位的斗争。我一想到这点就胆战心惊。我认为，这将使我们队伍军心涣散，即使获得胜利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所有的计划和推测中，都有一个未定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列宁本人和他的身体状况，他能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能来得及吗？党能否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发起的这场斗争是事关革命前途、而不是为了托洛茨基争取接替病中的列宁的地位的斗争？因为列宁在党内占着特殊地位，所以他的个人状况的不确定就成了全党的不确定状况。预备会议一拖再拖，而拖延的大权完全操在追随者手里，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空位期”这个阶段的机关大总管。
①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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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初，列宁卧病在宏伟的法院大厦的房间里，在几次轻度休克的前导下第二次中风即将爆发。当时我也因腰痛病连续几个星期困卧榻上。我躺在前“骑士”大厦自己的住宅里。我的住宅与列宁的住宅之间隔着巨大的克里姆林庭院。我和列宁都没法走到电话机旁，况且医生还严禁列宁打电话。列宁的两位秘书福季耶娃和戈拉赛尔负责联络工作。下面的事就是她们向我转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斯大林筹备党的代表大会一事，尤其对他在格鲁吉亚的派别活动感到极度焦虑不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这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一词是列宁的，不是她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亲自处理格鲁吉亚的事件，他才放心。”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短笺给我。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要是您因某种原因不同意，就请把全部案卷交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您拒绝了。
致最诚挚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①
①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5页。——译注
我问，为什么问题变得这么尖锐？原来是斯大林欺骗了列宁，辜负了他的信任。为了保住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基地，斯大林背着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和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假借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作掩护，完成了反对党内最优秀部分的有组织的政变。他利用列宁在病中不能和同志们会面这个机会，力图用各种假信息蒙骗列宁。列宁委托他的秘书室收集了一份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完整资料。并且决定公开进攻。在这件事上是什么对列宁震动更厉害？是斯大林的不忠，抑或是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最可能的是二者兼而有之。列宁准备进行战斗，但又担心不能亲自出席大会，这问题使他十分烦恼。“是不是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谈谈呢？”秘书们提示他说。列宁懊丧地摆了摆手。他很清楚地预见到，一旦他脱离工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同斯大林组成“三驾马车”,一同起来反对我，从而背叛他。
“你们都不知道托洛茨基对格鲁吉亚问题持什么态度？”列宁问。
“托洛茨基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您的精神完全一致。”戈拉赛尔说，她是全体会议的秘书。
“您不会弄错吗？”
“不会的，托洛茨基还谴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呢。”
“再核实一下！”列宁吩咐说。第二天，戈拉赛尔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就是在我家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昨天发言的提要，最后提出问题：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您为什么要问我呢？”我问。
“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问的，”戈拉赛尔回答说。
“正确。”我说。
斯大林这时不安地注意着我们的纸条，但我在这时还没有猜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戈拉赛尔告诉我：“看过了我们俩的纸条后，列宁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全部手稿转交给您。这批手稿应是他为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炸弹的组成部分。”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列宁的意图，他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为例，向党揭露，而且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专政是如何蜕变为官僚主义的。
“加米涅夫明天去格鲁吉亚参加党代会，”我对福季耶娃说，“我可以给他看看列宁的手稿，以便让他在格鲁吉亚按应有的精神行事。请您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示一下。”一刻钟后，福季耶娃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立即把一切都告诉给斯大林，而斯大林就会做出靠不住的妥协，而且必将食言。’”
“这么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伊里奇已不相信能与斯大林达成妥协，即使在正确路线下也不行吗？”
“对，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斯大林。他正在准备炸弹。”
在这次谈话之后，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福季耶娃又给我带来一封列宁写的短笺。信是写给老革命家穆迪瓦尼和格鲁吉亚其他的斯大林格鲁吉亚政策的反对者的。列宁写道：
“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我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①
①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5页。——译注
这便笺的副本不只给了我，还给了加米涅夫，我感到意外惊奇，我问道：
“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改变主意了？”
“是的，他的身体状况时时在恶化。不要相信医生的安慰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吃力……格鲁吉亚问题使他极度不安，他担心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就彻底病倒。他把信交给我时说：‘为了抢时间，只好提前公开进攻。’”
“这么说，我现在可以跟加米涅夫谈一谈了？”
“看来可以。”
“您叫他来见我。”
一小时后加米涅夫来了。他已经完全走入歧途了，三驾马车（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思想早已形成，它的矛头直指向我。阴谋家们的全部任务是：准备好牢固的组织基础后，就为三驾马车加冕，给它戴上列宁合法继承者的桂冠。这封短笺像锐利的楔子打进这个计划，使之无法实施。加米涅夫不知所措，而且相当坦白地承认了这个事实。我让他看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是个相当老练的政治家，他立刻明白了，对列宁来说，问题不是关系到格鲁吉亚事件本身，而是关系到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加米涅夫又给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他刚才应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之请去看望过她。她极其不安地告诉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对速记员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断交的直接原因是半私人关系性质的。斯大林千方百计割断列宁的消息来源，并为达到此目的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特别粗暴。克鲁普斯卡娅接着说：“您是了解伊里奇的，他如果不是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的话，是不会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异常激动，面色惨白。他失去了立足点，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转到哪一边。可能，他是害怕我会对他个人有些恶感的举动。我对他阐述了我对局势的看法，我说：“有时，人们由于对想象的危险的恐惧，倒会招致真正的危险。请你记住并转告别人，我根本无意为改组在代表大会上掀起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能够起床，可惜，可能性很小，我将和他一起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其实我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我希望根本改革民族政策，停止对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反对派的迫害，停止对党的行政压迫；我要在工业化问题上推行更坚定的方针政策；要求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真诚合作。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是行不通的，在这个决议里他把蛮横粗暴的大国主义压迫与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抗议和反抗混为一谈。我以修正斯大林决议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议案，以便他在方针上做出必要的改变，但必须做出彻底的转变。此外，斯大林必须立即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为他的粗暴态度道歉，并要求他真正改变他的行为，叫他不必再躲在幕后，不要搞阴谋诡计，要真诚地合作。”我还对加米涅夫说：“至于你，应该在梯弗里斯大会上争取彻底改变对支持列宁民族政策的格鲁吉亚人的方针。”
加米涅夫松了一口气，他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只担心斯大林固执己见：“他又粗暴又任性。”我回答说：“我不这么看，斯大林现在未必还有其他出路。”深夜里加米涅夫通知我说，已经到乡间见过了斯大林，他接受了全部条件。克鲁普斯卡娅已经收到了他的道歉信。但她不能把这信给列宁看，因为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但我感到加米涅夫的声调与几小时前和我分手时不同。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变化是随列宁病情恶化而来的。加米涅夫在路上或是刚到梯弗里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告诉他列宁再度瘫痪、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情况。在格鲁吉亚大会上，加米涅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对抗列宁。共同的背信弃义巩固了三驾马车，使它成了现实。
列宁的进攻不仅针对斯大林个人，而且是针对着他的司令部，首先是他的助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往来信函中总要提到这两个人。
捷尔任斯基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人。他那高度的能量依靠经常不断的放电来维持。他在每个问题上，甚至在次要的问题上都十分冲动。他那薄薄的鼻翼翕动着、目光炯炯、声音高亢，到声嘶力竭的地步。尽管在这样高强度的负荷下，捷尔任斯基从来没有情绪低落或消沉的时候，他好像永远处在高度亢奋状态之中。列宁曾把他比作一匹纯种烈马。捷尔任斯基狂热地爱着他所完成的每一件工作。热烈、坚决、狂热地保护他的部下，使他们免受干扰和批评，但这里没有任何个人考虑，因为他整个身心都在事业上。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见解。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至少在列宁在世时是这样。出于种种理由，他曾多次对我说：“我可能是个不坏的革命者，但我不是领袖，不是治国之才，不是政治家。”这样说不仅是出于谦虚，他的自我评价基本是正确的。捷尔任斯基在政治上永远需要一些直接的指导。他曾追随罗莎·卢森堡多年，在她对波兰爱国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他也出过力。到1917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列宁高兴地对我说：“旧日斗争的痕迹一点也没留下。”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捷尔任斯基靠近我。到近几年他转而支持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他以其气质获得了成功：他不断地号召、鞭策、鼓动，但他对经济工作的发展却没有深思熟虑的构想。他分担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并且用全部热情捍卫这些错误。他几乎是站着死去的。他是在猛烈地抨击完反对派、刚刚走下讲台时死去的。
斯大林的另一个盟友奥尔忠尼启则，列宁认为由于高加索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必须把他开除出党。我表示反对。列宁通过秘书回答说：“至少开除两年。”当时，列宁根本想象不到奥尔忠尼启则会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列宁筹划建立监察委员会是为了与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它应该体现党的良知。
列宁所发动的这场战役，除了要达到总的政治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为我的领导工作（如果他能康复的话，与他一起工作，如果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就由我接替他的位置）创造最有利条件。但是，这场没有进行到底、甚至还没有进行到一半的斗争却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列宁在事实上只来得及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宣战，况且知情者只是一些有关人员，而不是全党。斯大林派——当时是“三驾马车”派——经过第一次警告后，更紧密地抱在一起。临时委员会保留下来了。斯大林把持机关大权。机关中的人为选择工作疯狂地进行着。“三驾马车”越感到自己思想上虚弱，越是怕我（它之所以怕我，是因为想整倒我），它就把党和国家的权力抓得越紧。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1925年，布哈林在私下谈话中回答我对党的行政压迫的批评时说；“我们没有民主，因此我们都怕你。”我建议说：“请你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一起好好工作吧。”但我的劝告只是徒劳。
1923年是紧张、但悄然无声地扼杀和粉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年。列宁与可怕的病魔搏斗。三驾马车则与党作斗争。气氛既沉重又紧张。其结局是秋天展开的反对反对派的“辩论”。开始了第二次革命，即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反列宁思想遗产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