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谈谈那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了。在革命最危急的年月里，我的个人生活始终与这辆专列联系在一起。从另一方面说，红军的命运也与专列息息相关。专列联系着前方和后方，就地解决一些刻不容缓的紧迫问题，从事对官兵进行教育、号召、供应军需品、惩罚和嘉奖等工作。
没有惩罚就不能建立军队。在统治者的武库里没有死刑，就无法强迫广大群众去为他们送死。迄今为上，只要那些为其技术而自豪的，被称为人的凶恶的秃尾猴要建立军队进行战争，统治者必定要把士兵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前进还有生的希望，后退则必死无疑。但是军队毕竟不能仅依靠惩罚来维持。沙皇军队的溃败不是因为缺乏惩罚手段。克伦斯基企图以恢复死刑来挽救这支军队，结果却适得其反。布尔什维克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创立了全新的军队。谁只要稍懂一点历史语言，这些事实就无需再对他做任何解释。十月革命的思想是筑成新军队的最结实的水泥，专列为前线输送的就是这种水泥。
卡鲁加、沃罗涅日和梁赞等州的数以万计的青年农民没有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头几次征兵号召。战争在远离他们家园的地方进行，因而应征入伍者寥寥无几，人们对征兵号召置之不理。这些州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逃避兵役者一律按逃兵论处。梁赞兵役委员会抓了这种逃兵约一万五千人。我路过梁赞时，决定去看看他们。人们劝阻我说：“怕会出事的。”结果却非常顺利。人们把逃兵们从木板房里叫出来：“逃兵同志们，开会啦，托洛茨基同志看你们来啦！”他们激动地跑了出来，吵吵嚷嚷、十分好奇，像一群小学生一样。此前，我把他们想得坏了一些，而他们又把我想得太可怕了一些。几分钟内，一群没有腰带、无组织无纪律、毫无敌意的弟兄们把我团团围住。“逃兵同志们”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有些人的眼珠似乎都要瞪出来了。我跳上一张桌子，就在院子里对他们演讲了约一个半钟头。这是收效甚大的一堂课。我努力提高他们的自我认识，最后要求他们举手表示忠于革命。我眼看着新思想感染了他们，真正的热情主宰了他们。他们簇拥着把我送上汽车，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不过目光里已经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激情。他们扯着嗓子叫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我离去。事后，我不无骄傲地知道，教育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醒他们：“你对托洛茨基下过什么保证？”由梁赞逃兵组成的团在前线上战功卓著。
我不由得回忆起敖德萨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时的事。这40个男孩子一点也不比另外40个男孩子强。但当脑门上带有神秘的爱克斯形伤痕的比尔南德、班主任迈尔、班主任威廉、学监卡明斯基和校长什瓦涅巴赫全力打击更富有批判精神、更大胆的那伙学生时，那些好打小报告的、妒忌心强的笨孩子们就抬起了头，成了班上的主宰。
每个团、每个连都是由品质不同的人组成的。自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人只占少数，另一极上是道德败坏者、损人利己者或自觉的敌人，他们的数量也微不足道。在这两极之间是人数众多、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一支部队崩溃往往是在优秀分子牺牲或被排斥，而那些损人利己者或敌人占了上风的时候，中间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无所适从，到危急时刻就惊慌失措。1919年2月24日，我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里对一群年轻的指挥官讲演时说：“给我三千名逃兵组成一个团，我给他们派一名英勇善战的团长和一位优秀的政委，再给他们配上合适的营长、连长、排长。4个星期之内，这三千名逃兵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革命国家中最优秀的团队……”，我接下来补充说，“在最近几个星期中，我们在纳瓦尔和普斯科夫这两段前沿阵地的经验上再次验证了这点，我们在那里把散兵游勇变成了精锐的战斗部队。”
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几次相对短暂的间断外，我一直生活在火车车厢里。它原来是交通大臣的专用车厢，它是为大臣的舒适方便设计的，根本就不适于工作。我要在车厢里沿途听取下级汇报，与各地方军事、行政当局商讨问题；在这里分析研究电传情报；口授命令和文章；我和我的助手们从这里乘汽车沿前线长途跋涉。空闲时我还在车厢里口授一本驳斥考茨基的书和许多其他著作。在这几年里，我似乎完全习惯了在普尔门式弹簧和车轮的伴奏下写作和思考了。
我的这辆专列是在1918年8月7日夜间到8日凌晨之间在莫斯科仓促编成的。清晨，我已乘着它出发，奔赴斯维亚日斯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前线。此后列车几经改装、日趋复杂完善。早在1918年，它就是流动指挥机关了。专列上设有秘书室、印刷所、电报台、无线电台、电站、图书室、车库和浴室等。
专列超重，必须用两辆机车驱动。后来不得不把它一分为二。当战况要求在前线某一地段做较长时间的停留时，一辆机车就担负联络任务，另一辆则永远处于升火待发的状态。前线是随时移动的，对它可不能掉以轻心。
我手头没有有关这辆专列的史料。它们被封存在军事当局的档案中。这些资料是在当时由我的年轻助手们精心整理的。国内战争展览会上曾展出过一份专列运行路线图，据报纸报导，运行图吸引了许多观众。此后它被移交到国内战争展览馆保存。现在，它不知在哪个僻静的角落里与千百件其他陈列品——宣传画、号召书、命令、旗帜、照片、电影片、讲演稿等堆放在一起，它们反映了国内战争的各个最紧要的关头，并与我在内战中的活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在1921—1924年间，即在镇压反对派之前，军事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关军队建设和国内战争的论著共5卷。专列史料没有收入其中。它的运行轨迹我只能根据专列报纸《路途报》社论上的附注回忆起一部分：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绍夫、斯摩棱斯克，又是萨马拉、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等、等等。我手头甚至连专列在国内战争期间行驶总里程的确切数字也没有。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条注释提到，专列共出巡36次，总里程超过十万零五千公里。一位曾与我一起在专列上工作的同志写信给我说，据他的回忆，好像我们在这3年中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半，也就是前面数字的两倍，其中还不包括从铁路线乘汽车深入前线的数万公里的行程。因为专列所去的地方往往是最危急的地方，所以专列运行图可以提供各条战线相对重要性的相当准确而直观的情况。出巡次数最多的一年是1920年，也就是国内战争的最后一年，其中绝大部分是去南线，这条战线始终是打得最激烈、最危险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条战线。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专列”在国内战争前线上寻找什么？总的答案是很明确的，它在寻找胜利。它给前线带去了什么？是以什么方式工作的呢？它不停地在祖国大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地穿梭往来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决不是一般的乘火车视察。不，专列的工作与军队建设、军队教育、管理和后勤工作紧密相关。我们在炮火下重新组建军队，不仅在斯维亚日斯克是如此（专列在这里写下了它头一个月的历史），在其他各条战线上也都是如此。把游击队，从白区逃来的群众、从邻近州县征来的农民、工业中心派来的工人队伍、共产党员以及工会干部小组等等当即在前线就地组成连、营、团，甚至整个师，并且在两三个星期内就把它们变成有战斗力的队伍。要做到这点需要什么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只需要配备几名优秀的指挥员、几十名有经验的战士、十来位勇于牺牲的共产党员，给光脚的穿上鞋、让他们洗上澡、吃饱肚子、给他们内衣、烟叶和火柴，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事专列都管。我们专列随时可以派出几名能独当一面的共产党员去填补缺口，有二百来名优秀战士、数量不多的靴子、皮夹克、药品、机枪、望远镜、地图、手表以及其他慰劳品。与军队的需要相比，专列直接掌握的物资显然太少了，但它们可以不断得到充实。最主要的是它们几十几百次地起了雪里送炭的作用，就像为了不让壁炉熄灭而必不可少的那一锨煤。专列上有一台电报机，我们与莫斯科保持直线联系。我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根据我的要求为军、师，有时甚至为个别团提供最急需的军需物资。这些补给品能及时运到，没有我的干预是绝对不行的。当然，这种方法并不合适。迂腐的人会说，后勤工作也同一般的军事工作一样，最重要的是制度。这一点没错。我个人也倾向于严守规则。但是，我们不愿意在建成健全的制度之前就被消灭。我们之所以用随机应变的措施来代替制度（这在第一阶段中尤甚），为的是今后能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建立起可依靠的制度。
我的每一次出巡都有军队的主要部门、特别是军需部门的领导干部随行。我们的军需人员都是旧军队的留用人员，他们试图仍像过去一样工作，甚至干得还不如过去，因为现在的条件要困难得多。许多旧军队的专家在这些旅途中学会了用新方式工作，并在生动的经验中学到了新的东西。我在视察一个师的过程中就地了解它的需要，然后在司令部或在专列的餐车里召集会议，尽量广泛地让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会的代表参加。这样我就可以了解到实实在在的真实情况。此外，会议总能得到实际结果。不管当地政府机关多么贫困，他们总能勒紧裤腰带为军队做出奉献。尤其重要的是能为部队输送共产党员。新从机关里抽调出来的十几名干部立即被分配到不太稳定的团队里。军队得到了做衣服和裹脚布的布料、做鞋掌的皮子、再添100公斤的油脂。仅靠地方提供的物资当然是不够的。会后，我通过专线把我的在中央物资所能承受限度内的确切定单传到莫斯科，于是，该师得到了它急需的物资，而且还很及时。前线的指挥员和政委们也从专列的经验中学会了工作方法，即指挥、教育、后勤和司法方面的工作方法。不是从上面，从高高在上的司令部抓起，而是从下面，从连、排，从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新兵抓起。
一个有一定效能的统一供给前线和全军的军需机构逐渐建立起来了。但是仅靠它们还不够，还不能解决问题。即使最理想的机构在作战时也难免运转不灵，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运动战中。同时切不可忘记，我们是在没有物资储备的情况下作战的。早在1919年，中央仓库已经告罄。军衬衣刚刚缝好就送上前线，枪支弹药的情况更糟。图拉的几家兵工厂的产品都是现产现运，没有总司令的签字，一车皮的弹药也不能动用。弹药和枪支的补给一直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一样，有时这根弦难免会绷断，那时我们就会人地两失。
在所有一切领域中，如果没有不断翻新的随机应变的措施，我们就无法作战。专列就是这些随机应变措施的倡导者和协调者。我们一方面推动前线和相邻后方的首创精神，一方面还考虑如何把这种精神汇入到整个系统的渠道中去。我不想说我们总能做到这点，但是，正如国内战争的结局所表明的，我们获得了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胜利。
几次奔赴那些发生指挥人员集体叛变的前沿阵地之行格外重要，这类叛变往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918年8月23日，在喀山城下最危急的时刻，我收到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密电：
斯维亚日斯克 托洛茨基
萨拉托夫前线的叛变虽已及时发觉，但仍引起了极其危险的波动。我们认为您必须立即前往。您出现在前方将对士兵和整个部队起积极影响。我们将共同商量您对其他战线的视察。望电复并告知动身日期。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22日第八十号
我认为马上离开斯维亚日斯克是绝对不行的，专列离去会动摇本来就十分危急的战线的军心，而且从各方面来说，喀山都比萨拉托夫重要。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本人很快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在喀山收复后才去萨拉托夫。专列在日后的行程中也不断地收到类似的电报，基辅和维亚特卡、西伯利亚和克里木纷纷告急，要求依次甚至同时赶去帮助他们。
战争在全国的边境地区，往往是在最偏僻的地方进行着，战线长达八千公里。许多师、团常常一连几个月都处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之中，他们感染了绝望情绪。通讯器材往往不能满足内部联络需要。专列对他们来说是外部世界的信使，我们专列上总备有电话机和电话线等物资。在通讯专用车厢上架有天线，它使我们可以在路上收听埃菲尔和纳温等13家电台（首先当然是莫斯科）的广播。专列永远对全世界各地的动态了如指掌，最重要的电讯在专列报纸上刊登，并在行进中用写文章、传单和命令等方式加以评论。卡普的冒险行为、国内的阴谋、英国的选举、谷物征收的进程、意大利法西斯的劣迹等消息都不失时机地加以报道，并把它们与我们的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的命运联系起来。文章同时用直线传到莫斯科，并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传到全国的新闻界。专列的出现，把与世隔绝的部队与全军、全国和全世界连接在一起。吓人的流言和疑虑烟消云散，情绪稳定下来。这种精神道义上的充电可以维持几个星期，有时可以维持到专列下一次到来。在间隙期间，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军部的成员也照这种模式亲临前线，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如果没有助手—速记员们：格拉兹曼、谢尔穆克斯和更年轻的涅恰耶夫的帮助，我在专列中的全部工作，不管是文字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是无法完成的。他们日以继夜地在专列运行中工作。在战争激烈时专列往往违背一切安全规定，以每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在破碎的枕木上疾驰，悬挂在车厢顶上的地图像秋千般地晃来晃去。我时常以惊讶和感激的心情看着那些巧手的动作。不管车厢怎样晃动和颠簸，它们仍然信心十足地写出清晰的字迹来。半小时之后，递上来写好的文本，它根本用不着修改。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功勋。格拉兹曼和谢尔穆克斯后来为他们在革命中的献身精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格拉兹曼在斯大林分子的淫威下自杀；谢尔穆克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地区。
专列上有一个车库，里面载着几辆汽车和大汽油罐，它能使我们离开铁路到几百俄里外的地方。为载重汽车和小轿车配备着一队精选的神枪手和机枪兵约二、三十人，在我的汽车上也配有两挺轻机枪。运动战中充满了意外，在草原上我们随时有与哥萨克骑兵侦察班遭遇的危险。配备机枪的小汽车是可靠的安全保障，至少在草原变成泥泞的海洋以前是这样的。1919年秋天，一次在伏罗涅日州我们一小时只能前进3公里，汽车不停地深深陷在渗透水的黑土里，车上的30人每次都跳下车来用肩膀扛车。在涉浅滩过河时车子陷在河床中间，我着急地埋怨那辆深深地陷在河床里的汽车，我那优秀的司机、爱沙尼亚人皮尤维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他转身面对着我匆匆地行了个军礼，用生硬的俄语报告说：“报告，工程师不能预见到我们将驾车在水面上航行。”尽管情况如此困难，我仍想为他那冷峻而恰当的讽刺而拥抱他。
专列不仅仅是军事行政机构和政治机构，而且还是战斗机构。从它的许多特点上看，与其说它像设在列车上的司令部，不如说它更像一列装甲车。事实上它是装甲的，至少机车和机关枪车厢是装甲的。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会使用武器，大家都穿皮制服装，这使他们更加威武雄壮，左臂上佩带着一枚铸币厂精制的大金属徽章，它在全军中颇有声望。各车厢之间都有电话联系和信号设备，把整个专列结为一体。为了保持行车时的警惕性，白天黑夜都经常布置警报。武装部队经常需要跳下专列进行“登陆”战，当上百名身穿皮制服的队伍出现在危急的地段时，每次都会产生不可抗拒的作用。当知道专列就在离火线几公里的地方时，即使那些情绪最低落的部队，首先是它们的指挥干部，立即就会奋力作战。我们知道，当天平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时，只要一小颗砝码就能决定天平向哪一边倾斜。专列和它的部队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就曾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充当了这样的砝码。“登陆兵”在返回专列时，有时也会发生个别减员情况。专列的伤亡总数约15人。那些转到野战部队、以这种方式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人还不计算在内。例如，曾从专列的成员中抽调出一个班编入列宁号模范装甲车；另一个班抽调到列宁格勒外围的野战部队。专列因参加对尤登尼奇的战斗而集体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专列也曾遇到过被截断、遭到射击、空袭的危险。因此，专列笼罩在由所取得的胜利和想象、臆测所编织的传奇中，就不足为奇了。不时有师长、旅长，甚至还有团长来专列要求到他们的指挥部去坐上半个小时，或者同他们乘汽车或骑马去视察他们最远的防区，哪怕派几个人的小分队带些补给品或慰劳品到那里去也好。目的只是为了让专列到达前线的消息传得更广。军长们说：“这顶得上一个预备师。”专列到来的消息显然也传到了敌方，专列在他们的想象中要比实际上可怕得多。这更增强了它的精神意义。
专列由于受到敌人的仇恨而自豪。社会革命党人曾几次图谋炸毁列车。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在出庭受审时曾详细地交待了这些阴谋。他是杀害沃洛达尔斯基和谋杀列宁的策划者，他也是袭击专列的参与者。老实说，搞这种勾当并不很困难，但那时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大大地削弱了，丧失了自信心，失去了对青年人的影响，所以没有得手。
在一次南方之行的途中，专列在戈尔基火车站出轨了。在黑夜里我被抛了起来，像在地震时产生的极度恐惧慑住了我：土地从脚下滑走，支点没有了。在朦胧中我横在铺上，拚命地抓住床。习惯了的轰隆轰隆声嘎然而止，车厢横了过来一动不动。寂静的黑夜里只能听到一个微弱可怜的呜呜声。笨重的车厢门由于扭曲变形而没法打开，没法出去。没有一个人过来，这引起了我的警觉。莫非有敌人？我拿了左轮枪从窗口跳了出来。撞上一个手里拿着灯的人，他正是专列车长，他无法爬进我的车厢。车厢担在路基的斜坡上，3个车轮深深陷在路基里，另外3个车轮悬在铁轨上。车厢前后两个车台变了形，前面铁栏杆把哨兵压在车台上。在黑暗中发出像婴儿哭啼一样的可怜声音的正是这位哨兵。要从牢牢压在他身上的铁栅栏下把他弄出来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使人惊讶的是这位哨兵只是受了点惊吓，身上留下几块青斑而已。总共损坏了8节车厢，充当专列俱乐部的餐车成了一堆碎片。等着换班的人们在餐车里看书、下棋，正好到午夜就都离开了餐车，即在翻车前10分钟。还有那装着送往前线的书籍、制服和慰劳品的货车厢也破损得十分厉害。可是没有一个人受伤。事故的原因是道岔没扳好，是因为工作马虎，还是故意破坏，始终没有查清。幸运的是，当时专列正经过站台，时速只有30公里。
在饥荒、流行病、宣传运动或国际会议时，专列上的队伍还要完成许多份外的任务，专列成了乡镇和少年宫的辅导员。专列党小组出版了《捍卫报》，那上边刊登了惊险的战斗故事。可惜这方面的材料也像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在我今日的行军档案中也没有了。
在前去筹划向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①发起进攻时，我在1920年10月27日的行军报《路途报》写道：
“我们的列车再次登上开赴前线的征程。
①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78—1828）俄国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男爵，中将。曾在邓尼金志愿军和俄国南方军队中任职。1920年在克里木任俄军总司令官。——译注
在1918年最艰难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列车上的战士参加了喀山城下的伏尔加河争夺战。这场战斗早已结束，如今苏维埃政权已接近了太平洋。
我们列车的战士在彼得格勒城下英勇作战……彼得格勒保住了。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很多无产阶级代表先后来到这座城里。
我们列车屡次开赴西线，现在已与波兰签署了初步的和约。
当克拉斯诺夫和后来的邓尼金从南方进攻苏维埃俄国时，我们列车的战士们曾转战在顿河流域的草原上。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只剩下克里木了。法国政府把它作为自己的堡垒。这座法国堡垒里的白卫驻防军由受雇佣的德裔俄国将军弗兰格尔男爵指挥。
我们列车这个友爱家庭踏上了新的征程。愿这次行军是我们最后一次出征吧。”
出征克里木果然成了国内战争中最后一次出征。几个月后专列就解体了。我借这几页文字向我过去的战友致以兄弟般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