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季和夏季是极其困难的时期，直到这时战争的一切后果才暴露出来。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一切都在崩溃瓦解，什么也抓不到，也无处依靠。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在我们这个消耗殆尽、经济破产、濒于绝望的国家里是否能找到生命的源泉来支撑新制度并保卫它的独立呢？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关刚刚开始建立、到处都是阴谋。
在西部，德国人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土地，普斯科夫也落到德国人手里，乌克兰成了奥、德的殖民地。1918年夏，英、法两国的代理人在伏尔加河策动由过去的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德国统帅部通过他们的军事代表向我透露：如果白军从东面逼近莫斯科，那德军将从西面，具体地说，就是从奥尔沙和普斯科夫逼近莫斯科，使我们不能组成新的东部防线。我们真是腹背受敌。在北方，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威胁要向沃洛格达挺进。在雅罗斯拉夫爆发了白卫军暴动，暴动是萨温科夫①在法国大使努兰和英国全权大使洛克哈特的直接干预下组织的，旨在通过沃洛格达和雅罗斯拉夫使北方部队与在伏尔加河一带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联合起来。在乌拉尔，杜托夫②匪帮十分猖獗。南方，在顿河，有克拉斯诺夫搞的暴动，那时他与德国人有直接勾结。7 月，社会革命党左派阴谋杀害了米尔巴赫伯爵③，企图在东部战线上发起暴动。他们想迫使我们对德开战。国内战争的战线逐步形成一个把莫斯科勒得越来越紧的绞索。
①萨温科夫，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1879—1925)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组织反苏维埃的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暴动，失败后逃往国外。——译注
②杜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1879—1921）中将（1919），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策划人之一。1917年11月领导奥伦堡的反苏维埃叛乱。高尔察克叛乱时期指挥奥伦堡独立军。后逃到中国，被杀。——译注
③米尔巴赫，威廉（1871—1918）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俄国大使。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Я．T．布柳姆金刺死，该事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暴动的信号。——译注
辛比尔斯克①陷落后，中央决定派我前往伏尔加河。因为主要的危险来自这里。于是我开始筹备出发事宜。在当时做这项工作并不简单，什么东西也没有，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什么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事，现在竟变成了非常复杂的即兴创作。那时，我不曾料到我竟会在这辆列车上生活长达两年之久。8月7日我从莫斯科出发时，还不知道喀山已在前一天沦陷这个可怕的消息，这个消息我是在路上听到的。仓猝组成的红军部队不战而退，把喀山拱手让给了敌人，参谋部的一部分人是阴谋分子，另一部分人在敌人的枪弹下惊慌失措或分头逃窜。总司令和部队其他领导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的火车停在离喀山最近的大站斯维亚日斯克，就是在这里的一个月重新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对我来说，这一个月也是一次极大的锻炼。驻守斯维亚日斯克的军队是由从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撤下的部队以及从各地前来增援的部队组成的，各个部队各自为政，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想撤退。因为敌人在组织上和经验上都远比我们优越，有个别白军连队完全由军官组成，创造过许多奇迹。似乎这里的土地都感染上了惊慌失措症；新组建的红军部队士气高昂地开到这里，很快就被退却的惯性所控制。在农民中间散布着苏维埃存在不下去的流言，神甫和富人们又重新抬头。农村里的革命分子躲起来了，一切都在崩溃，什么都靠不上，局势看来是无可挽回的了。
①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旧称。——译注
这里，在喀山城下一块不大的空间里能观察到多种多样人类历史的因素，并可找到一些论据来反驳怯懦的历史宿命论思想。宿命论者在观察一切具体、个别问题时，只看到消极的因果规律，却忽视了历史最主要的动力，即活生生的行动着的人。在那些日子里，颠覆这场革命难道还缺少很多力量吗？它的领土已经缩小到古代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小，它几乎完全没有军队而又被敌人团团包围。在喀山陷落之后，就该轮到下诺夫戈罗德了，此后就是一条直通莫斯科的几乎毫无屏障的道路。这一次，革命的命运是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决定的。在最危急的关头，革命的命运往往只取决于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政委的坚定性，这真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每天的情况都是如此。革命最终还是得救了。为此需要些什么呢？不多，只需要群众中的先进阶层了解致命的危险所在。取胜的主要条件是毫不隐瞒真相，主要是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不欺骗群众，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革命过于仓促，十月革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却没有把引起革命的一切灾难一举清除。自发的冲力减弱了，而敌人却靠着我们所缺少的军事组织能力取胜。革命就是在喀山城下才学会了军事组织能力的艺术。
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靠的都是斯维亚日斯克的电讯。各地苏维埃、党、工会创立了一支支新的部队，把数千名共产党员派到喀山城下。大多数年轻党员还不会使用武器，但是他们有不惜一切争取胜利的愿望，这就是最主要的。正是他们使虚弱的军队挺起了胸膛。
东线的总司令是瓦采季斯①上校，在这之前他指挥过一个拉脱维亚步兵师。这是从旧军队里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队伍。拉脱维亚农场雇工、工人、贫农痛恨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就利用他们这种社会仇恨对德国作战，所以拉脱维亚步兵团是沙皇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二月革命后，他们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化了，在十月革命中他们起了重大作用。瓦采季斯精明强干，积极，足智多谋。他在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时大显身手，在他的指挥下，把几门小炮布置在阴谋者司令部对面，只用了两、三发直射——为的是威慑而不要杀伤——就把暴徒吓得四散奔逃。冒险之徒穆拉维约夫②在东线叛变后，瓦采季斯接替了他的位置。与别的出身于军事院校的军官不同，他没有在革命的漩涡中惊慌失措，即使身处困境，他也朝气蓬勃地努力奋斗。他不断地号召、鼓励、下命令，甚至在没有完成命令的希望时也仍下命令。那时，其他“专家”最怕逾越自己权限，而瓦采季斯则相反，他在心血来潮时竟发布法令，忘记了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存在。大约在一年之后，瓦采季斯受到指控，说他居心叵测、关系复杂，不得不撤换他。但在这些指控中没有任何重要的罪证。可能是因为他在睡前读了拿破伦传记后对两、三个青年军官讲了些雄心勃勃的话吧。现在瓦采季斯是某军事学院的教授……
①瓦采季斯，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1873—1938）苏军将领，历任东方面军司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职。——译注
②穆拉维约夫，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1880—1918）左派革命党人，中校，参加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7年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时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1918年任东线部队司令员时背叛苏维埃政权，后被击毙。——译注
8月6日晚，当白军已经占领了我喀山司令部时，他是最后撤离这座建筑的人员中的一个。他顺利地跑了出来，绕道来到了斯维亚日斯克。虽然失掉了喀山，却仍保持着以往的乐观情绪。我们一起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任命了拉脱维亚军官斯拉文为第五军军长后，我们互相道别。瓦采季斯回他的司令部，我留在斯维亚日斯克。
在火车中同我在一起的人中还有古谢夫，他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曾参加过1905年革命运动。此后他过了大约10年的资产阶级生活，不过，也像其他人一样，在1917年革命前又回到了革命阵营中来。后来由于他爱搞小动作，被列宁和我清除出了军事部门，但立即被斯大林网罗过去。现在，他的专业是伪造国内战争的历史。在这方面，他的主要专长是冷漠和厚颜无耻。他也像所有斯大林派的人一样，从来不顾忌昨天写过或说过些什么。1924年初，当对我们造谣中伤已经公开化的时候，古谢夫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迟钝的诬陷诽谤的角色。斯维亚日斯克的日日夜夜尽管已过去6年，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记忆犹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古谢夫有关。他曾经这样讲述喀山城下事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到来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在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车站上的托洛茨基的专列带来了必胜的信心、首倡精神和对军队各方面工作的有力督促。从最初的几天起，在堆满各团后勤给养的车站上（政治部和后勤部就设在这里），还有那些驻扎在周围15俄里左右的前方部队里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化首先表现在纪律方面。托洛茨基同志的那些硬性规定，对游击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成风的时期是最恰当、最必要的。因为当时不可能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何况也没有时间去做。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逗留的25天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把士气低落和松松垮垮的第五军所属各部变成了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并为他们收复喀山打下了基础。”
叛变分子盘踞在参谋部里，各级指挥机构中几乎处处都有他们的人。所以敌人很清楚应该往什么地方打，几乎总是能得手。这大大地挫伤了我军的锐气。我来到这里后，立即到前沿炮兵阵地视察。一位有经验的炮兵军官带我视察炮位的部署。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深不可测的目光。后来他要求允许他出去一会儿，说要打电话下达命令。几分钟后，突然有两发夹叉射击的炮弹落在离我约50步远的地方，第三发炮弹几乎就落在我的身旁，我赶紧卧倒，泥土盖了一身。炮兵军官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晒黑的面庞刹时变得惨白。奇怪的是我当时没有产生丝毫怀疑，认为这纯属偶然。直到两年之后，我忽然回想起了当时的一切细节，才恍然大悟：这军官是敌人，他用电话通过某个中间站给敌炮兵指示方位。他冒着双重危险：不是和我一同在白军的炮弹下丧生，就是被红军枪毙。我不知道后来他的下落如何。
我刚刚回到自己的车厢，就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哒哒的枪声。我跳到站台上，只见一架白军飞机在上空盘旋。它显然是以列车为猎取目标的。接连3颗炸弹划着弧线落下来，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车厢顶上，步枪、机枪一齐向敌机开火。飞机已远离火力网，可所有的人都像喝醉了一般地打个不停。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制止了射击。很可能，我回到列车的时间也是由那个炮兵军官向敌人提供的，也许还有其他渠道。
革命的军事局势越危难，叛变活动就越猖獗。当人们还不相信有停下来，原地转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的可能性的时候，应该不惜一切尽快制止这种机械的退却。
我随身带来了50名莫斯科的年轻党员，他们分散到各个部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补各处的漏洞。他们英勇而冒失，由于缺乏经验而无谓地挨打，我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地牺牲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拉脱维亚第四团，这是已经被拆散的拉脱维亚师的各团中最坏的一个团。战士们冒雨露宿在泥泞中，要求换防，但没有换防的队伍。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向我递交声明，说如果再不换防就会发生“危及革命的后果”。这是威胁。我把团长和团士兵委员会主席召到我的车厢来，他们沉着脸，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我宣布逮捕他们，列车联络员（现任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就在我的车厢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车厢里除了我们两人外别无他人，我的全部人马都在前方阵地上，如果被捕者进行反抗，或者，如果该团为保护被捕者而从前方撤下来，则局势将不堪设想。我们可能会失去斯维亚日斯克和伏尔加大桥，我的列车被缴获势必影响全军，而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就会敞开。然而，逮捕进行得很顺利。我在通告全军的命令里宣布将团长送交军事法庭。全团没有撤离阵地，团长仅被判处监禁。
共产党员必须进行说服、解释工作，以身作则。但很清楚，仅靠宣传不能改变情绪，况且，形势也不给我们时间，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我的专列上的印刷所印发了我对全军的命令：“我警告全军：凡有擅自撤退的部队，首先枪毙该部队政委，其次是部队指挥员。他们的职务将由该部队中英勇善战的军人担任。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一律处决。我将亲自监督本命令的实施，特此告示全军。”
转折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个别部队仍有无故退却或一触即溃的情况。斯维亚日斯克正处在敌人的攻击之下。伏尔加河上有一艘随时待发的司令部专用客轮，我的专列上有十来人组成的自行车队，守卫从司令部通往登船处的小路。第五军军委建议我转移上轮船，这办法无疑是很明智的，但我恐怕此举会对精神经紧张、缺乏自信心的军队产生不良影响。正在这时候前方形势突然恶化。我们对之寄以厚望的一个新团队，在其政委和团长的带领下从前线撤下来，以绝对优势武装夺取了客轮，并登船企图驶往下诺夫戈罗德。这在前线上引起了一片惊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河面。局面几乎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尽管敌人离司令部只有两公里之遥，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司令部仍然巍然屹立原地寸步不移。我与忠诚的马尔金交换意见，他率领20名敢死队员乘一艘临时搞到的炮艇，靠拢了满载逃兵的客轮，并在炮口下要求他们投降。当时的一切都取决于这次内部冲突的结局，只要一发子弹，就可以酿成大祸。然而逃兵竟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客轮靠拢了码头，逃兵全部下了船。我任命了军事法庭，它把政委、团长和一些士兵判处死刑。这是极其严厉的措施，等于用热烙铁来烫脓疮一样。我对全团如实地讲明了整个形势，既不隐瞒，也不轻描淡写。在士兵中增派了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在新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和新的自我感觉中全团回到了阵地上。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致使敌人没有来得及利用这次良机。
应当建立起我们的空军。我把航空工程师阿卡舍夫召来。就其观点来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却在为我们工作。阿卡舍夫表现出首创精神，迅速地建立了一支航空部队。我们就是依靠它终于取得了敌方阵地的部署全貌，使第五军的指挥部如同走出了迷宫，对敌方了如指掌。飞行员开始每日空袭喀山，使城里一片惊慌。在收复喀山后，我得到的文件中有一本日记，这是一位经历了喀山围城战的贵族小姐的日记，日记中描写我方飞行员所造成的恐怖情景的那几页夹杂在风流韵事的记载之中。城里的生活并没有中断，捷克军官与俄国军官互相争风吃醋。在喀山客厅里发生的浪漫史，在躲避轰炸的地下室里得到了发展或有了结局。
8月28日白军进行了迂回战。后来成为白军将领的卡佩尔上校率领一支强悍的部队在夜色掩护下迂回到我军后方，占领了最近的一个小车站，破坏了铁路路基，推倒了电线杆。在以这种手段截断了我军的退路后，就对斯维亚日斯克发起了攻击。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萨温科夫当时在卡佩尔的参谋部里。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怕惊动本来就不稳固的前线，我们只抽下来两、三个连。列车指挥员再次动员了专列上和站台上所有可动员的兵力，甚至连厨师也动员上阵。我们有足够的步枪、机枪、手榴弹。我们的专列小分队是由出色的战士组成的，防线布置在离列车约一俄里处。战斗持续了11个小时之久，双方都有伤亡，最后敌人筋疲力尽，只好撤退了。这时候，与斯维亚日斯克联络中断一事在莫斯科和整个前沿阵地引起了极大恐慌，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匆匆赶来增援。道路很快被修复，部队得到补充。此时，喀山报纸纷纷报导说已经截断了我和部队的联系、我已被俘、被击毙，或是我坐飞机逃走了，但我的狗却被抓获、成了战利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后，这只忠实的畜生在国内战争的所有战线上屡次沦为俘虏，通常说它是一条巧克力色的狗，有时说是圣伯纳狗。其实，我的脱身还要便宜，因为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在斯维亚日斯克最危急的一夜凌晨3点钟，我在参谋部周围巡查，我在作战处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再重复说：“他早晚把自己搞到当俘虏的地步，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我们，等着瞧吧！”我在门前站下，在我对面，两位十分年轻的参谋部军官站在地图前。说话的人背对着我隔着桌子朝他们探过身去，大概他从同伴的脸上看出了什么意外的东西，猛地朝门转过身来。原来他是布拉贡拉沃夫，沙皇军队的中尉，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满脸惶恐和羞愧的神情。他身为政委，负责激励军事专家的士气，他非但不这么做，还在这紧急关头鼓动别人反对我，实质上是怂恿别人临阵脱逃。他被我当场抓获。竟然是他，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在1917年中，布拉贡拉沃夫表现出革命战士的气概。在革命时期任彼得保罗要塞的政委，以后又参加了平息士官生暴动的战斗。在斯莫尔尼宫时期我总把重要任务交给他，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一次我对列宁说：“像这样的中尉可以成为拿破仑，而且他的姓也合适：布拉贡—拉沃夫几乎同波拿—巴特①一样。”起初听到这新奇别致的比喻，列宁哈哈大笑，后来他沉思了片刻，颧骨更加突出，几乎是威胁似的严肃地说：“我们应付得了这些波拿巴特吗？”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听上帝的安排吧。”就这样，我把这位布拉贡拉沃夫派到东线，当时那里发生了穆拉维约夫叛变。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接待室里，我向他交待了任务。他忧郁地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已经走下坡路了。”这是1918年年中的事。“难道你这么快就心灰意懒了？”我生气地问。布拉贡拉沃夫挺直了身子，换了口气，答应一切都按要求办到。我这才放下心来。不料，我竟在最危急的时刻，在他滑到直接叛变的边缘时抓住了他。为了不当着其他军官的面解释，我与他一同到走廊上。布拉贡拉沃夫全身战栗，面色苍白，举手敬礼。“千万别把我送交军事法庭，”他绝望地一再重复说，“我要将功折罪，请把我送到前线当兵去吧。”我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位候补拿破仑像落汤鸡一样站在我面前。我把他撤了下来，派到较次要的工作岗位上去了。革命是一个庞大的吞噬人与人格的怪物，它把最刚毅果敢的人引向灭亡，使不够坚定的人变得精神空虚。现在布拉贡拉沃夫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负责人之一，是这个制度的台柱子。想必他还是在斯维亚日斯克时就对“不断革命论”充满了仇恨。
①在俄文中布拉贡（благо）和法文中波拿（bon）都有好的意思。——译注
革命的命运系于斯维亚日斯克和喀山之间的决战。没有退路，除非退到伏尔加河里去。军革命委员会宣称，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安全问题妨碍了它的行动自由，坚决要求我转移到船上去。这是它的权力。但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规则：我在斯维亚日斯克决不妨碍或限制军司令部。我每次到前线去，都恪守这一准则。我服从了他们的要求，转移到船上。不过不是乘坐那艘供我使用的客轮，而是乘上了小鱼雷艇。4艘鱼雷艇是经历了很多困难才从马林水系①来到伏尔加河的。有几艘河运汽船此时已经装备了炮和机枪。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率领下的舰队企图在这天夜里袭击喀山。路上要过设有几个白军炮台的很高的陡岸，河在陡岸后面转个弯，河面立刻就宽阔了，在这地方停泊着敌人的舰队，对岸就是喀山城。我们计划趁黑夜偷偷驶过陡岸，摧毁敌人舰队和岸上炮台，然后炮轰喀山城。舰队熄了灯，成单行前进，像黑夜中的强盗一样。两个年长的伏尔加河领航员站在船长身旁，他们都长稀疏暗淡的络腮胡子。他们都是被迫来的，害怕得要命，他们恨我们，诅咒自己的命运，浑身像筛糠般颤抖。现在一切都仰仗他们了。船长不时地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使船搁浅，就把他们就地枪决。我们行驶过耸立在黑暗中的陡岸旁时，岸上一阵机枪射击像鞭子一般横扫河面，随后山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我们还是悄悄地前进，我们身后的舰只开始还击。有几发子弹打在舰桥上齐腰高的防护铁甲上，打得铁屑纷飞，我们都蹲了下来。水手长们开始行动了，他们那山猫般的眼睛在黑暗中搜寻，并压低声音与船长交换意见。驶过陡岸后，我们立即进入广阔的深水域。对岸上的喀山城也在开火。我们背后上下火力齐发，交织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在我们右边二百来步远的地方，在高高的河岸的掩护下停泊着敌人的舰队，舰只看上去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拉斯柯尔尼科夫命令向敌舰开火。我们鱼雷艇的金属船身在自己火炮初次发射下铿锵作响。我们的小艇窜动前进，钢铁的肚子像分娩一样痛苦地咯咯作响，发出一颗颗炮弹。突然，熊熊的烈火照亮了夜幕，原来是我们的炮弹击中了敌人的一艘满载石油的驳船。这意外的、不受欢迎但又是非常壮观的火炬升起在伏尔加河上。现在我们朝码头射击，我们清清楚楚见到码头上有大炮，但它们并不还击，看来敌炮手们早已逃之夭夭了。整个河面被照得通明，在我们后面没有一条船跟上来，现在只有我们一条船在孤军作战。显然，敌人炮火截断了我方舰队其余船只的前进道路。我们的鱼雷艇孤零零地在被照亮的水面上，就像苍蝇落在光洁的盘子上一样显眼。现在我们正处在码头与陡岸之间的炮火交叉射击的射程之内，这是可怕的。此外，我们的船失控了，舵轮的链条断了，大概是被炮弹炸断的。我们改用手操纵，但舵轮被断舵链缠住不能转动。不得已只好停机。河水悄悄地把我们的船冲到喀山城那一侧的岸边，直到鱼雷艇船舷碰到一艘半沉的破驳船才停了下来。这时候射击已经完全停止了，水面上亮得像白昼，静得像深夜。我们像落进了捕鼠笼里，只是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不趁机把我们干掉。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没充分估计到我们的突然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和恐慌。最后，年轻的军官们决定离开驳船，用轮流开左机和右机的办法来调整航向。成功了。石油火炬还在燃烧。我们驶向陡岸，没有人向我们开火。驶过陡岸我们终于又钻进了黑暗之中。从机舱里把一位昏迷的水兵抬了出来，设置在陡岸上的敌炮台没发一炮，显然他们并没有监视着我们，也可能他们已经没有人能监视了。我们总算是死里逃生，死里逃生这几个字写起来倒不难。又出现了纸烟的亮光。一艘我们临时组装的炮艇烧焦的残骸令人痛心地躺在岸上，别的船只上也有几个伤员。只是在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鱼雷艇的船头上端端正正地被3英寸的炮弹钻了一个洞。这是拂晓时光，所有人都感到仿佛又一次降生到人间。
①系连接伏尔加河和波罗的海的人工水路。——译注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人们引着刚着陆的飞行员来见我，他带来了好消息：哥萨克阿津率领的第二军的一支队伍从东北方向逼向喀山，他们缴获了两辆装甲车，击毁了两门大炮，击溃了一支敌军，并占领了离喀山20俄里的两个村庄。飞行员带着指示和号召书立即飞了回去。喀山已陷入钳形攻势之中。后来据我们的侦察报告，这次夜袭重创白军的防御力量：敌人舰队几乎全部被歼，岸上炮队也被打哑。在伏尔加河上“鱼雷艇”一词对白军引起的恐惧，正像日后在彼得格勒城下“坦克”一词对年轻的红军所起的作用一样。德国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的传闻不胫而走。喀山城里的有钱阶层纷纷逃走，工人区又抬起头来，火药厂发生暴动。我军军威大振，士气高昂。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里充满了令人不安的事件。每天都要发生些事端，往往夜里也不亚于白天。我初次亲临前线。但这不过是一场小型的战争，我方投入的兵力不过二点五一三万人。然而小型战争与大型战争的区别仅仅是规模上的。这一次仿佛是活生生的战争模型，正因如此，它的每一个摇摆和意外都使我们惊心动魄，小型战争是一个大课堂。
此时，喀山城下的局势已经彻底改观。杂牌队伍成了正规部队，来自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党员加入了这些部队。各个团得到了加强，经受了锻炼，政委们在各部分中起着革命领袖、专政的直接代表的作用。军事法庭证明革命还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需要最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通过把宣传、组织、树立革命榜样以及镇压等项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达到了必要的转变。松松垮垮、动摇不定、一盘散沙似的乌合之众被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炮兵占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了河面，我们的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我对收复喀山已深信不疑。9月1日我忽然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密电：“速归，伊里奇受伤，伤势尚未查清。请放心。斯维尔德洛夫，1918年8月31日。”我马上动身。莫斯科党内情绪是焦虑阴沉的，但却是坚定不移的。斯维尔德洛夫是这种坚定性的最好的体现。医生认为，列宁没有生命危险，并将很快痊愈。我向党汇报了当前东线上胜利在望，以此鼓舞大家，随后我又重返斯维亚日斯克。9月10日收复了喀山。两天后，在附近作战的第一军收复了辛比尔斯克。这不是意外之事，第一军军长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底曾答应最迟在9月12日把它拿下来。他用电报通知我该城市已被收复的消息：“命令已执行，辛比尔斯克业已收复。”同时列宁也已康复，他发来了热烈祝贺的电报。整个前线的情况也有了转机。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成了第五军军长这个事实有着重大的意义。斯米尔诺夫是一个最完全、最彻底的革命者，他是在30多年前入伍的，从那时起就没有想调离也没有设法调离军队。在最艰难的反动岁月里，斯米尔诺夫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后，他毫不气馁，振作精神再从头干起。伊万·尼基季奇永远是个忠于职守的人，在这一点上，一个革命者接近于一个优秀军人，因而革命者可以成为一名优秀军人。伊万·尼基季奇只服从他的本性，他永远是勇敢、坚强的典范。却没有那种常常随之而来的生硬严厉。军队里所有最优秀的干部都开始向这个榜样看齐。拉里莎·赖丝纳描写围攻喀山战役时这样写道：“伊万·尼基季奇最受人们尊敬，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在最危急的时刻，最沉着无畏的就是他。”在斯米尔诺夫身上没有一点书生气，他是一个平易近人、乐观开朗、机敏的人。虽然他的声望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却不炫耀和盛气凌人，这就使人更容易接受。第五军的共产党员团结在斯米尔诺夫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庭，即使到现在，在第五军被取消了多年之后，它仍在国家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五军将士”这个词在革命词典中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真正的革命者、克尽职守的人，更主要的是纯洁的人。国内战争结束后，五军将士同伊万·尼基季奇一起把他们的英雄主义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后来，几乎无一例外全成了反对派的成员。斯米尔诺夫先领导国防工业，后来任邮电人民委员，现在他被流放到高加索，在监狱里和在西伯利亚有不少和他共同建功立业的第五军战友。
但革命是一个庞大的吞噬人和性格的怪物。最近有消息说，斯米尔诺夫已被斗争摧毁，还说他在宣传投降论调。
拉里莎·赖丝纳把伊万·尼基季奇叫作“斯维亚日斯克的良心”,她本人在第五军和整个革命事业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位使很多人目眩的年轻貌美的女人像一颗炽热的流星在革命的天幕上一闪而过，她的聪明好像奥林波斯山的女神，集睥睨一切的睿智和战士的英勇于一身。喀山被白军占领后，她装扮成农妇潜入敌人的营地去侦察，但由于她的外表过分特殊而被捕。日本的间谍军官审讯她，在审讯的间隙中她溜出了防卫不严的大门，扬长而去。此后她搞了一段时间的侦察工作。再往后，她在军舰上工作并参加了不少战斗。她为纪念国内战争写的几篇特写至今仍是珍贵的文献。她是那么生动地描写了乌拉尔的工业和鲁尔工人的暴动。她什么都想亲眼看看，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亲自尝试。在短短的几年里，她成长为一位第一流的作家。这位赴汤蹈火都安然无恙的革命帕拉斯①，竟然在莫斯科的安宁环境中突然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去世时还不满30岁。
①雅典娜·帕拉斯系希腊神话中智慧、战争女神和城市保护神。——译注
领导干部逐渐配套，在战火中，人们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打仗，一支出色的军队组织起来了。革命的最低点——喀山沦陷时期——早已过去。与此同时，在农民中也出现了巨大转变，白军给村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在此后的7个月里红军肃清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这些地方的四千万居民。革命重新转入进攻，白军从喀山逃窜时带走了霍夫曼从2月进攻以来保存在喀山的共和国黄金储备。很久以后这批黄金连同高尔察克被我们一同缴获。
当我有机会把注意力从斯维亚日斯克转到别处去时，发现在欧洲发生了一些变化。德国军队已经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