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5月初，当我来到彼得格勒时，就列宁所乘坐的“铅封”车厢回国而进行的战役正在全速地开展着。新上台的社会主义者部长们与那个不放列宁回俄国的劳合·乔治结成同盟。这些老爷们为列宁取道德国回来而对他大肆攻击。我的旅行经验作为相反的证明补充了列宁的经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我当作同一种诬陷的目标。第一个放出这股风来的是布坎南。我公布了我的大西洋历险记，作为致外交部长的公开信——在5月里部长已经是捷列先柯①而不是米留可夫了。结论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的：
“部长先生，您是否认为英国应该由一个因无耻造谣而丢脸，对恢复名誉又无动于衷的人来代表吗？”
①捷列先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86—1956）资本家，接近进步党。1917年先后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革命后逃亡国外。——译注
没有答复。不过我也没有期望得到答复。但是米留可夫的报纸出面袒护协约国大使，并亲自重复上述指控。我于是决定尽可能庄严地封住造谣者的嘴巴。当时正在召开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5日大会会场爆满。我在会议结束时就个人问题发了言。第二天，敌视布尔什维克的高尔基的报纸报道了我发言的结束语和现场反映：
“米留可夫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德国政府雇用的奸细。我在这革命民主的讲坛上请求正直的俄国新闻界（托洛茨基转向记者席）刊登我的这句原话：只要米留可夫不撤回他的指控，无耻造谣者的印记就永远留在他的额头上。”
“托洛茨基的声明铿锵有力、庄严慎重，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都热烈鼓掌，掌声持续达数分钟之久。”
不要忘记，这次大会成员中十分之九是我们的对手。但嗣后事件证明，这次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是代议制所特有的怪事。
《言论报》试图挑战。在第二天的报道说，我从一位德国的护国主义者协会拿到一万美金，用以推翻临时政府。这至少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动身去欧洲之前两天，听过我报告的德国工人（我曾多次给他们做过报告）会同美国、俄国、拉脱维亚、犹太、立陶宛和芬兰的朋友和同志们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并在会上募捐资助俄国革命。一共募得了310美元，其中包括德国工人通过他们的主席交来的100美元。这笔交给我处理的310美元，在第二天就经集会组织者同意分配给5个缺少旅费回俄国的侨民。这就是“一万美元”的故事。我立即（于6月27日）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讲了事实真相，并以下列训诫作为结束语：
“为了使诸位造谣者、诬陷者、立宪民主党报人和恶棍们有可能在针对我的诽谤中引入必要的修正系数，我认为下述声明是有益的：我一生中不仅从未同时支配过一万元美金，甚至连这笔数目的十分之一也未曾见过。当然，这样的自白在立宪民主党徒的眼里要比米留可夫的一切造谣中伤都更有效地破坏我的声誉。但我早已安于这种想法，即一生都得不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赞许。”
在这次事件之后，诽谤活动平息了。我在《致诽谤者》的小册子中总结了这场战斗，并交付印行。一星期后，紧张的7月的日日夜夜来临了。7月23日，我被临时政府以“为德国皇帝效劳”的罪名逮捕入狱。侦查工作由经验丰富的沙皇制度的司法人员办理。这些人从不尊重事实和论据，况且又正值如此紧张的时刻。当我看到起诉材料的内容后，因起诉书的卑鄙所激起的愤怒只能以它的软弱无力和愚蠢引起的笑声来缓解。下面是我在9月l日预审中所写的笔录：
“鉴于第一次宣读的文件（叶尔莫连科准尉的证词迄今仍在司法当局某些官员的协助下对我的党和我个人的迫害中一直起着主要作用），无疑是一份有意伪造的产物。其用意不是澄清案情，而是居心叵测地颠倒黑白。又鉴于这份文件里亚历山德罗夫侦查员先生显然有意地回避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案情，它们的澄清势必会暴露这位素不相识的叶尔莫连科证词中的全部谎言。鉴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参与这项侦讯过程是对我的政治和道义上的侮辱，并保留以我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将对我指控的实质公诸于全国舆论的权利。”
这一案件很快就湮没在更大的事件之中。它不仅吞噬了侦查人员，而且还吞没了整个旧俄国，连同它的克伦斯基型的“新”英雄们。
* *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1928年出来了一位作者，他又拾起了这陈旧的诽谤、老调重弹。这位作者叫克伦斯基。在1928年，也就是他出乎意外地被革命事件推上台，随即又合乎规律地被赶下台的11年之后，克伦斯基硬说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是德国政府的间谍，与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从那里领取经费，并执行旨在使俄国军队失败、国家崩溃的秘密任务。这本堪称笑料的书中用了几十页的篇幅叙述这一切，尤其在该书的第290—310页上。我能根据1917年事件相当清楚地想象克伦斯基的智力与道德水平。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居然能在经历了所有发生过的事件之后，到现在仍敢于进行这种“指控”。但是，这是事实。
克伦斯基写道：“列宁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背叛了俄国是铁证如山、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293页)。是谁，从哪里得到的那些如山的铁证呢？克伦斯基从故弄玄虚的故事讲起，说：德国总参谋部在俄军俘虏中招募间谍，并把他们安插到俄国军队里。这类间谍（是真是假他们自己往往也不清楚）中的一个，直接面见了克伦斯基，向他揭发了德国间谍的活动方式。但是，克伦斯基忧郁地指出，这些“揭发”并没有特殊的意义（295页）。一点也不错：即使在克伦斯基本人的叙述中也可以看清，有一个小小的冒险家企图牵着他鼻子走。这事是否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儿也没有。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讲那些东西？为的是提高他的叙述的分量，为了赋予他下面所揭发的事情的重要性。
他说，的确，第一件事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别的渠道我们得到了“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个情报“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存在着联系（295页）”。请注意“确凿无疑”这几个字。接下来是：“借以保持联系的手法和途径都能够查实”(295页）。都能够查实？这话很有模棱两可的味道。是否已经查实了？我们马上就能知道。稍稍耐心一点儿：这个揭发材料在创造者的心灵深处经过11年之久才酝酿成熟。
“4月里，一个乌克兰军官来到阿历克谢耶夫将军的大本营。他名叫亚尔莫连科”。我们前面已经听到过这名字。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我们不妨在这里说说：克伦斯基即便在他不愿搞得不精确的问题上也不能搞得很精确。被他推上前台的那个小骗子不姓亚尔莫连科，而姓叶尔莫连科。最起码他在克伦斯基老爷手下的法院侦查员面前用的是这个姓氏。这样，叶尔莫连科准尉（克伦斯基却有意识地含糊其词地用了“军官”一词）来到总司令部，作为一个假德国间谍来检举真正的德国间谍。这么一个伟大的护国主义者的证词（即使是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报刊也不得不立即表示：这是个暖昧可疑的人物）提供了无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证明列宁不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而只不过是鲁登道夫的一名雇佣间谍。但是叶尔莫连科是怎样了解到这个秘密的，他又是提供了哪些证据来迷住了克伦斯基的心窍呢？据他说，叶尔莫连科接受了德国总参谋部叫他在乌克兰进行分离主义活动宣传的任务。克伦斯基说：“供给他一切（!）用来保持与德国有关负责人联络所需的途径和经费的必要条件：如转拨所需经费的银行（!）和最重要间谍的姓名，其中有许多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和列宁。”所有这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印在这本伟大著作的295—296页上。目前，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德国总参谋部在派遣间谍时是怎样行事的：当它选中了这个不知名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准尉作为候补间谍时，不是派一个德国谍报机关的中尉对他加以监视，而是让他直接与“德国有关负责人”联系，并且立即把整个德国谍报系统对他的和盘托出，甚至还列举了银行，不是某一家银行，而是所有一切转拨德国秘密经费的银行。不管怎么说，总不免使人产生印象，认为德国总参谋部的这种做法是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德国总参谋部不是那实际存在的那一个，而是马克斯和莫里茨①——两个准尉：军人准尉叶尔莫连科和政治准尉克伦斯基——所描绘的那个。
①是德国儿童读物《马克斯和莫里茨》中的主人公。他们专以恶作剧取乐，结果为自己招致恶果。——译注
尽管叶尔莫连科没有名气、愚昧无知、职位低微，但是他可能在德国间谍机关里占有重要地位。克伦斯基或许是希望我们这样看问题。可是我们不光拜读过克伦斯基的大作，而且知道他的材料来源。比较起来，叶尔莫连科就比克伦斯基单纯得多了。他的证词以一个低劣而笨拙的冒险家的口吻道出了他的身价，说德国总参谋部给了他整整一千五百卢布（当时已经毫不值钱的卢布），作为分离乌克兰、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的全部经费。叶尔莫连科还在证词（现已公开发表）中坦白地承认，他曾因德国人的吝啬而苦苦地哀求过，但没有效果：“为什么这么少？”叶尔莫连科提出抗议，但“负责人”却置之不理。不过叶尔莫连科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曾直接与鲁登道夫或是兴登堡、皇太子或前皇帝本人打过交道。叶尔莫连科执意不肯吐露那个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作为颠覆俄国路费、吸烟和喝酒等费用的“负责”人物是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想，他把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花在喝酒上了。当准尉口袋里的德国经费花干净之后，他没有求助于德国人在柏林指定的银行，而英勇地走进俄军司令部去寻找护国主义者的援助。
叶尔莫连科对克伦斯基揭发的“很多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到底是谁呢？关于这问题克伦斯基的书里一点也没有提到。为了使叶尔莫连科那可怜的胡说八道更充实一些，克伦斯基干脆加上一些他自己编造的谎言。经查证叶尔莫连科在他真正的证词里只提到了一个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克伦斯基对这个人一笔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把这个人提出来，就无异于承认叶尔莫连科完全没有检举揭发任何人。约尔图霍夫斯基这个名字对任何人都不陌生，在战时报纸上不知登载了多少次。约尔图霍夫斯基自己也不隐讳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联系。我还是在1914年年底就在巴黎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抨击过这一小撮与德国军事当局有联系的乌克兰分离主义者，并把他们一一点了名，约尔图霍夫斯基也包括在内。但是我们还听说过，叶尔莫连科讲柏林所提出的不只是“许多乌克兰分离主义者”，还有列宁。叶尔莫连科为什么要检举分离主义者，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人的任务就是搞分离宣传活动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列宁扯进去呢？克伦斯基没有回答这问题。这决不是一时的疏忽。因为叶尔莫连科在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证词里毫无意义地硬把列宁的名字和乌克兰分离主义者扯在一起。这位使克伦斯基想入非非的人说，他是如何怀着“爱国”的动机被招募为德国间谍；如何要求提高“秘密活动经费”（一千五百战时卢布！）；如何对他布置日后的任务：搞间谍活动、炸桥梁等等。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照他自己的说法，有人（是谁？）告诉他：在俄国干这事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说“在俄国还有列宁和他的同伙为着同一（!）目标活动”。他证词的原文就是如此。从而可以看到，在没有任何实际必要的情况下，竟能对这么一个担任破坏桥梁任务的小间谍透露列宁与鲁登道夫联系这类秘密。在证词的末尾又是一些与他的叙述毫无联系的，显然是在别人拙劣的授意下编成的话。叶尔莫连科出乎意外地加上一句：“人们（谁？）告诉我，列宁参加了在柏林开的会议（与总参谋部代表一起）。然后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家里。这一点我后来也确信不疑。”全文到此结束。他没有讲是什么使他对此确信不疑的。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待这份唯一的“实际”指控完全没有兴趣。他甚至连最简单的问题，如：准尉是如何判定列宁在战时到过柏林；如何判定列宁住在速记员约尔图霍夫斯基家中等等，都不曾过问。也有可能亚历山德罗夫曾问过这些问题（不可能不问！），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一些无法分辩的哼哼声，因此决定不把这一情节记录在案。这是很可能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就这些胡言乱语问一声：哪一个糊涂虫肯相信它？但是，显然一些“国家要人”故意装做相信的样子，并且呼吁自己的读者也相信它。
全部故事是否到此为止了呢？是的，关于军人准尉已无可奉告了，但政治准尉还有些假说和猜想。我们且来看看。
克伦斯基叙述说：“临时政府深知面临一系列困难的任务，要进一步查明叶尔莫连科提供的线索；跟踪往来于列宁与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并在他们进行犯罪活动之时当场擒获，并力求获得更多的铁证”(296页)。
以上这段堂而皇之的话是由伪造和怯懦这两条线编成的。在这里第一次把鲁登道夫扯进故事里。叶尔莫连科的材料里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准尉的脑容量实在太小了。关于往来于列宁与鲁登道夫之间的间谍问题，克伦斯基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一方面可以认为他指的是某些已知的间谍，只等把他们在作案时当场抓获；另一方面好像克伦斯基头脑里只有一个不实际的间谍概念。这样，他想要“跟踪”，就只好跟那个先验的无名氏之踪了。造谣者的花言巧语只能暴露他自己的阿基里斯脚踵①，或用不太文雅的话说，露出了他的马脚。
①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黑河水里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以外，全身刀枪不入。人们常用“阿基里斯的脚踵”来比喻唯一的致命弱点。——译注
照克伦斯基的说法，案件的侦查工作十分保密。知道这一案子的只有4个部长。连不幸的司法部长佩列维尔捷夫对此也一无所知。这才是真正的安邦治国者的手段。与此同时，德国总参谋部能不仅告诉随便什么间谍它所信托的银行名称，而且还透露出它与最伟大的革命政党的领袖建立联系的情况。而克伦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除他本人以外，只找到3个久经锤炼的部长能紧紧地跟踪那些鲁登道夫派来的间谍。
“任务是极其困难的、错综复杂而且长期的”(297页），克伦斯基这样抱怨说。这一次我们很乐于相信他的说法。不过，护国主义会获得完满的成功。克伦斯基是这么说的：“成功对列宁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列宁与德国的勾结铁证如山”(297页)。请牢牢地记住：“铁证如山”这几个字。
由谁，又是怎样证明的呢？在这篇侦探小说里克伦斯基拉上了两个相当著名的波兰革命家：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还有一个什么苏缅松女士。任何人对她都一无所知，甚至连她是否存在也无从证实。这3个人好像就是联络间谍。克伦斯基凭着什么把现已故世的科兹洛夫斯基和迄今仍然健在的加涅茨基指控为鲁登道夫和列宁之间的联络人呢？我们不得而知。叶尔莫连科也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突然出现在克伦斯基大作之中，正像在1917年7月事件中，他们也曾出人意料之外地像天神从众神之车中突然降落在报刊上一样。而在当时“车”的角色是由沙皇的反间谍机关扮演的。克伦斯基这么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德国间谍随身带着文件，确凿地证实了列宁与德国司令部之间的勾结。他大概应在俄—瑞边境被捕。他带的文件我们业已确悉”(298页)这个间谍原来是加涅茨基。我们可以看到，4个部长（其中最明智的一个当然是总理阁下）没有白忙：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从斯德哥尔摩带来了早已被克伦斯基了解（“业已确悉！”）了的、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列宁是鲁登道夫的间谍的文件。但是克伦斯基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有关这些文件的秘密呢？为什么哪怕是扼要地谈谈它的内容都不肯呢？为什么不谈，哪怕是暗示也好，他是如何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的呢？为什么他不解释，布尔什维克的德国间谍怎么竟敢亲自带着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充当德国间谍的文件呢？关于上述一切克伦斯基都只字不提。我们不得不再问一次：能有哪一位笨伯相信他呢？
但是，据悉斯德哥尔摩的间谍根本没有被捕。那些引人注目的文件，早在1917年已被克伦斯基“业已确悉”，但直到1928年读者对它们仍一无所知。它们也没有被缴获。布尔什维克的间谍是行动了，但没有到达瑞典边境。为什么？只因为司法部长佩列维捷夫不会跟踪术，过早地把叶尔莫连科准尉的伟大秘密泄露给报界。幸福是那么可能到手，那么近在咫尺……
“临时政府（主要是捷列先科）历时两个月的揭露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298页）。是的，克伦斯基就是这么说的：“以失败而告终”。在297页上说：“这项工作假如成功的话，对列宁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与鲁登道夫的勾结是“铁证如山”的，但在298页上我们又读到了“历时两个月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这不是像一场乏味的滑稽戏吗？
但事情还没有完结。克伦斯基的虚伪性和怯懦性在我的问题上更鲜明地暴露出来。克伦斯基在一份由他开列的应予逮捕的德国间谍名单的结尾温文尔雅地加上：“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也被捕了”(309页)。这是唯一一次克伦斯基把我扯进德国间谍网中。他干得那么隐蔽，没有施展他雄辩的才华，没有耗费他的“誓言”。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克伦斯基不能不提我，因为他的政府毕竟逮捕了我，并对我和列宁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但是他不愿意，也不敢散布我的罪证，因为在我的问题上，前面曾提到过的他的政府的马脚暴露得格外清楚。唯一的罪证就是法院侦查员所提出的：我和列宁同乘铅封车厢经过德国。这只沙皇司法机关的走狗竟不知道与列宁同乘铅封车厢经过德国的不是我，而是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我是在列宁之后约一个月从纽约经过加拿大集中营和斯堪的纳维亚回来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竟是由如此可悲、无耻的伪造者们编造出来的。这几位老爷甚至不想从报纸上查证一下，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经由哪条路线回俄国的。我当场立即揭穿了这个侦查员，把那几张肮脏的纸片甩到他脸上，转过身去，不再理他。我就此问题立即对临时政府递交一份抗议书。克伦斯基的罪过和他对读者犯下的刑事罪责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特别突出，暴露无遗。克伦斯基明白，他的司法机关在对我的指控上可耻地失败了。这就是他顺便把我扯进德国间谍网，却只字不提他和他的3位部长，当我还被关在加拿大集中营里的时候，是如何紧跟我的足迹穿过德国的原因。这位诽谤者归纳说：“如果列宁没有德国宣传机关和德国间谍机构提供的物资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他永远也不可能摧毁俄国”(299页)。克伦斯基要这么想：旧制度（他自己也同它在一起）不是被革命人民，而是被德国间谍推翻的。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历史哲学啊。根据这一哲学，伟大国家的命运竟成了邻国间谍机关手中的玩物。但是，如果德国的军事和技术的雄厚力量能够在几个月内推翻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人为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推上台的话，那么，为什么协约国集其所有国家的物资、技术力量，经12年之久没有能颠覆这个人为地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呢？但是，我们不再深入探讨历史哲学领域的问题，只谈事实领域——德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克伦斯基对此只字不提。
诚然，克伦斯基利用了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但从他的回忆录所能得出的无非是：鲁登道夫指望俄国的革命——先是二月革命，然后是十月革命——能导致沙皇军队的崩溃。其实要揭露鲁登道夫的这项计划并不须要求助于回忆录的。仅凭允许那批俄国革命者经德国回俄国一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鲁登道夫那方面来说，这是由于德军的困境使他铤而走险。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计划，但也怀着自己的打算。鲁登道夫盘算：列宁推翻了护国主义者之后，我再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统统绞死。而列宁心里说：我坐了鲁登道夫的车，但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酬报他的效力。
两个互相对立的计谋在一点上相交，而这个交点就是“铅封车厢”。为了证明这事完全不需要克伦斯基的才干，这是历史事实。此后，历史过程检验了这两种打算。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正好在一年以后，在俄国革命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德国的革命群众推翻了鲁登道夫及其主子们。又过了10年，这个受历史侮弄的、民主制的孤芳自赏之徒又重新拾起了这并不高明的诽谤。不过这回不是针对列宁，而是针对着伟大的人民及其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