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利法克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彼得格勒，像通过隧道一般。不过实际上它就是一条通往革命的隧道。瑞典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面包配给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在芬兰，我在车厢里迎面碰见了王德威尔德①和德·曼，他们也是去彼得格勒的。德·曼问我：“您认出我们来了？”我回答说：“是的，尽管人们在战时的变化很大”。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不恭的暗示下结束了。德·曼在年轻时想当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对王德威尔德进行过很有力的攻击。战时他从政治上消灭了年轻时期纯朴的热情，到战后则干脆从理论上抛弃了它。他成了法国政府的走狗，仅此而已。至于王德威尔德，他在共产国际的领导集团中的形象很渺小。他之所以能当选为主席，仅仅是因为不能把德国人或法国人选上台而已。理论上王德威尔德不过是他人思想的编篡者，在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巧妙周旋，正像他的祖国对列强的手法一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他从来没有什么声望。作为一个演说家，他也没有什么才气。他在战时用共产国际主席换取了皇家部长的宝座。我在自己办的巴黎报纸上同他进行过不可调和的斗争。王德威尔德以号召俄国革命者与沙皇制度妥协作为答复。这次，他是为邀请俄国革命取代沙皇在协约国行列中的地位而来的。我们之间无话可说。
①王德威尔德，埃米尔（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1900年为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译注
在别洛奥斯特罗夫由国际主义者统一组织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迎接我们。孟什维克没有派人来，甚至连“国际主义者”（如马尔托夫等）中也没有一个人出面。我和老朋友乌利茨基拥抱在一起。本世纪初我和他在西伯利亚结识，他曾是巴黎《我们的言论报》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经常撰稿人，并在战时负责我们和俄国的联络。这次会面的一年之后乌利茨基被一名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在这个代表团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卡拉汉，他后来成了苏联著名的外交家。布尔什维克派来的人中还有费奥多罗夫，他是五金工人，很快就当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分部主席。还是在到达别洛奥斯特罗夫之前我就从最新的俄国报纸上得知切尔诺夫①、采列捷里和斯科别列夫参加了临时政府。政治集团的营垒顿时径渭分明。从第一天起我就面临着同布尔什维克并肩与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作殊死斗争。
①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后来逃亡国外。——译注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乌利茨基和费奥多罗夫致欢迎辞。我的答辞是以准备由我们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为题。当人们突然把我抬了起来时，我立刻想起了在哈利法克斯所发生的同样情况。不过这一次抬我的是友好的手。四周是无数的旗帜。我见到妻子激动的面庞，孩子们苍白而惊恐的面容。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革命已经欺骗过他们一次了。后面，在车站站台的尽头，我发现了王德威尔德和德·曼。他们故意拖在后头，显然是不愿冒险掺入群众之中。新的社会主义部长们没有准备迎接自己的比利时同志。大家对王德威尔德昨日的所作所为仍记忆犹新。
经过车站上的一幕之后，我马上进入了漩涡之中。人物和事件在剧烈的变动中，就像激流中的碎木片一样时隐时现。最重大的事件最缺乏有关个人的记忆：记忆以此来避免过高的负荷。我似乎是径直从车站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席奇赫伊泽冷冰冰地迎接我。布尔什维克人凭我在1905年担任过苏维埃主席，建议把我选入执行委员会。为此引起了一阵混乱。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窃窃私语，在那时期他们在各革命机构中还占有压倒多数的席位。最后决定接受我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我得到了证件、一杯茶和一份黑面包。不光是孩子们，就连我和妻子都对彼得格勒街头上的俄语和墙头的招贴都感到十分新奇。我们还是10年前离开首都的。那时大儿子刚满周岁，二儿子生在维也纳。
彼得格勒的城防力量相当庞大，但十分脆弱。过往的士兵们高唱着革命歌曲，胸前佩带着红色布带。这一切都像梦幻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电车里挤满了士兵。在宽阔的马路上还进行着军训。战士们卧倒在地面上，一会儿成散兵线向前跃进，一会儿再次卧倒。在革命的背后还站着巨大的战争怪物，给革命投上了阴影。但群众已经不相信战争了。军事训练之所以还在进行，大概是因为忘记把它取消而已。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对此，不仅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连所谓的“革命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也不能理解。他们都死命地抓住协约国的裙带，唯恐脱手。
我对采列捷利了解不多；对克伦斯基一无所知；对奇赫伊泽比较了解；斯科别列夫曾是我的学生；切尔诺夫，我曾在国外的报告会上与他多次作过论战；与戈茨是初次相见。这就是苏维埃的民主领导集团。
采列捷利无疑要比别人高出一头。1907年伦敦会议上我第一次遇见他。那时他是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代表。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位很杰出的演说家了，能以道德的内蕴赢得听众。几年的苦役增强了他的政治威望。他重返革命舞台时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并立即在同志和同盟者中占了首要地位。而在敌人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物。但是，正如历史上时常出现的那样，需要以革命来证明采列捷利不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不迷失方向，就不能从俄国的角度，而应该从世界的角度看俄国革命。而采列捷利却是从格鲁吉亚经验的角度，加上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经验对待革命的。他的政治视野狭隘异常，他的教育是肤浅的书本教育。他对自由派毕恭毕敬。他以为文化而担惊受怕的、受教育有限的资产阶级眼光去看待不可阻挡的革命动力。对他来说，觉醒了的群众越来越像是造反的群氓。才说了几句话，我马上看出他是敌人。列宁把他叫做“蠢货”，这个称呼虽然尖刻，但却入木三分。采列捷利是有才干、诚实而目光短浅的人。
克伦斯基被列宁称为吹牛大王，到现在还可以在这上面再加上点什么别的。他过去是个偶然人物，今天仍是个偶然人物，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每当一个强劲有力的新革命浪潮吸引了不明是非的天真的群众，必然会暂时把这些自我陶醉的英雄抬上来。克伦斯基继承了加邦和赫鲁斯塔列夫的衣钵。他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的化身。他最好的演说也不过是华丽的竹篮子打水之举。而在1917年这水沸腾了，冒出了水蒸汽，阵阵蒸汽看起来好像是光环。
斯科别列夫在维也纳读大学时，在我的领导下参加了政治工作。他离开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返回故乡高加索试图进入第四届杜马，他成功了。在杜马中斯科别列夫受到孟什维克的影响，后来就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二月革命。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断了。当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他时，他已成为新任劳工部长。在执行委员会上他趾高气扬地走过来问我对此有什么感想。我答复他：“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战胜你们”。这个友好的预言在6个月之后就应验了。不久以前，斯科别列夫还笑着对我提起此事。十月革命胜利后，斯科别列夫立刻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列宁都不同意接受他入党。现在他是斯大林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和妻子、孩子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基辅客栈”里找了个单间。第二天，来了一个容光焕发的军官。“您不认得我了？”我认不出来。“洛吉诺夫”。这时我才由这位盛装的军官回想起1905年时的一个年轻钳工。那时他是武装起义工人战斗队的成员，曾在街上与沙皇警察作战。他以年轻人的热情追随着我。1905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到现在才从他口里得知，他原来不是无产者洛吉诺夫。他姓谢列布罗夫斯基，是理工学院的学生，富家子弟，但年轻时在工人环境里被彻底同化了。在反动时期他当了工程师，早就离开了革命，而在战时是政府委派的彼得格勒两个最大工厂的厂长。二月革命稍稍震动了他，使他回想起过去。他从报纸上得知我回国的消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热忱地要求我全家搬到他家去住，而且要我马上就搬。我们犹豫了一阵，同意了。这是一所宽敞豪华的厂长住宅，谢列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妻子住在这里，还没有孩子。一切都应有尽有。在这座饥寒交迫、衰败不堪的城市里能找到这么一个安身之地，我们感到真是进了天堂一样。但是，当一谈到政治，情况很快就变坏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个护国主义者，以后发现他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认为列宁是德国奸细。在谈话一开始他就碰了钉子。虽然以后说话谨慎了一些，但是与他共同生活，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离开了这所好客的，但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人的住宅，回到“基辅客栈”的单间里。谢列布罗夫斯基后来又招引我的孩子们到他家去作客。他用茶和果酱来招待他们。孩子们出于感激之情对他讲了关于列宁在集会上的演说。他们的面孔泛起了红光，对谈话和果酱表示十分满意。“可是列宁是德国间谍呀，”主人对他们讲。什么？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孩子们丢开茶和果酱跳起身来。“简直是只猪猡！”大孩子这么说。在他的词汇里找不出一个更符合这种情况的字眼。这时轮到主人屈辱万分，我们之间的交往从此断绝。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介绍谢列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工作。像许多人一样，他在为苏维埃工作过程中入了党。目前，他是斯大林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成了这一制度的柱石。既然在1905年他能像一位无产者，那么现在他就更容易像一位布尔什维克了。
在“七月事件”之后（关于这问题以后还要谈到），首都的街头巷尾处处充斥着反布尔什维克的谣言。我被克伦斯基政府逮捕。在国外流亡回国两个月之后，重又来到这熟悉的“十字架”①。阿默斯特的莫里斯上校在晨报上读到这篇报道一定会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如此满意的决不是他一个人。但是孩子们却非常生气，他们质问母亲：“一会儿把爸爸关进集中营，一会儿关进监狱，这算什么革命！”妈妈同意他们的看法：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苦涩的怀疑情绪还是一点一滴地渗入到他们的心头。
①“十字架”系1892年至1917年间对彼得堡监狱之俗称。——译注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出来之后，我们在一栋资产阶级的大住宅中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它是从一位自由派新闻记者的遗孀那里租来的。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在全速进行，我担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可是报刊、杂志以各种方式贬低我的名声。那所住宅中，在我们周围逐渐筑起仇恨与敌意之墙。我家厨娘安娜·奥西波夫娜到居委会去领面包时竟遭到家庭主妇们的围攻；我儿子在学校里受人们欺侮，还因父亲而被称为“主席”；妻子从木工工会下班回家时，门房头儿用仇恨的眼光迎送她；上楼梯简直像受审一样；房东经常打电话来查问她的家具是否被毁。我们真想搬家，可是搬到哪里去呢？城里根本没有空房。情况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忽然有一天，一个真正美妙的一天，住宅的包围圈解除了，就像有个人用万能的巨手把它掀掉一样。那门房头儿看见我妻子时就深鞠一躬，这是那些最有权势的住户才能受到的礼遇。居委会发面包时不再故意拖延或威吓，当着我们的面再没有人敢把房门摔得山响。这一切是哪个魔法师干的呢？原来是尼古拉·马尔金。我一定要谈谈他。因为通过他，也就是通过一批马尔金式的人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位水兵、炮手、布尔什维克。他没有立即显露头角，因为到处出头露面不合他的性格。马尔金也不是个演说家，他讲话很费力。此外，他还很腼腆、忧郁——积郁在内心的力量所引起的忧郁。马尔金是由一块真正的上好材料铸成的。当他把照顾我家庭的担子承担起来时，我还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他与孩子们相识，叫他们到斯莫尔尼宫的小卖部喝茶、吃三明治，尽力让他们得到一些小小的快乐，那个严酷的岁月连这点快乐也不肯轻易给人。他经常悄悄地打听一下，是否一切正常。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他从孩子们和安娜·奥西波夫娜那里了解到我家处在敌意的包围圈中时，马尔金走访了门房头儿和居委会，并且，似乎不是他一个人，还带着一伙水兵。他一定是说了些什么有份量的话，于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大为改观。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在我们那座资产阶级的大住宅里已经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波罗的海水兵干的。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刚刚成为布尔什维克掌握的苏维埃时，敌视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依靠印刷厂主剥夺了它的机关报。需要办一份新报纸。我请来了马尔金。他领命之后就不见了，到了该去的地方，对印刷厂主说了该说的话。没几天我们就有了报纸。我们给它命名为《工人士兵报》，马尔金不分昼夜在报社里处理事务。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马尔金结实的身材和他那忧郁的面容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他来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一切正常或请示须要办什么事。马尔金扩展了他的经验——在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街头的社会渣滓开始掠夺首都和宫庭的大酒库。有人操纵着这个危险的活动，企图用酒精烧毁革命。马尔金马上发现了危险并立即投入战斗。他保卫好酒窖，如不可能保护的就事先破坏掉。他穿着高统靴子，趟着深及膝盖的贵重饮料和玻璃碎片往来巡查。酒浸润着积雪，顺着沟沟渠渠流进了涅瓦河。酒鬼们就在沟边舔酒。马尔金手拿左轮枪，竭力为保卫清醒的十月而奋斗。他常常浑身湿淋淋、散发着佳酿美酒的醇香回到我家，我的两个孩子总是心情紧张地盼他回来。马尔金终于打退了反革命的酒精攻势。
当外交部的担子压上我肩头的时候，我发现根本无法工作。上自部长协理下到打字员都参加了总怠工。文件柜全上了锁，而钥匙却不知去向。我求助于马尔金。他清楚地知道直接行动的秘诀：两三个外交官被关了一昼夜的禁闭后，第二天马尔金就拿来了钥匙，请我到部里去办公。但当时我还在斯莫尔尼宫忙着处理全面的革命工作。于是马尔金就成了没有任命的外交部长。他迅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摸清了委员会的机制，以强硬手段清洗了那些世袭的和奸诈的外交官员，建立了全新的办公厅。他没收了所有利用外交邮件继续从国外偷运入境内的一切走私品，用来周济孤苦无助的人。选择最有教育意义的绝密文件由他亲自注释，印发单行本，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马尔金没有学位证书，甚至在书写中难免出错，但使人惊奇的是他的注释自有他独到的见解。总的说来，马尔金把他外交的钉子牢牢地钉在必要的地方。甚至连屈尔曼男爵和切尔宁伯爵①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尔金的黄皮书。
①切尔宁伯爵（1872—1932）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任奥地利外交大臣。——译注
后来就开始了国内战争。马尔金堵住了许多缺口。这时他把专政扩展到了东方。他指挥舰队在伏尔加河上驱赶敌人。当我知道在某个危急的地方有马尔金在，心中就会感到宽慰、温暖。但时限终于到了。在卡马河上，一颗子弹把健壮的海员尼古拉·格奥基耶维奇·马尔金打倒在地。我收到他阵亡的电报时就好像一座花岗岩石柱崩溃在我的面前。在孩子们的桌子上放着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有飘带的水兵帽。“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阵亡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两张苍白的面孔由于突如其来的噩耗而痛苦地抽搐着。忧郁的尼古拉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他把自己的意图、自己的生活讲给孩子们听，他含着热泪对9岁的谢辽沙诉说他长久热恋着的女人如何甩了他，就是为此他的心情一直暗淡忧伤。谢辽沙不安地把这个秘密低声告诉给母亲。这个温和的朋友像同辈人一样地对孩子们敞开自己的心扉，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老练的水手、革命家，像最神奇的故事里真正的英雄。莫非阵亡的真是那个在部里地下室中教他们如何使用手枪、卡宾枪的那个马尔金吗？在噩耗传来后，在寂静的深夜里，两个小小的躯体在被子下面颤抖。只有母亲听到了他们那极其伤心的抽泣。
生活在集会的旋风中团团转。我在彼得格勒碰见的所有革命演说家都已经声音嘶哑，有的甚至已经不能说话。1905年的革命教会我特别保护自己的嗓子，正因如此我才能继续战斗。集会在工厂、学校、剧院、马戏场召开，也在街头和广场上举行。当我拖着疲惫无力的身躯回到家里，往往已是下半夜了。在不安宁的朦胧状态中找到了反驳政敌的最佳论据。而早晨在7点钟左右，有时还要更早一些，那难以容忍的、可恶的敲门声把我从梦境中惊醒：叫我到彼得戈夫去参加集会，或者是喀朗施塔德方面又派汽艇来接我。每次我都觉得我支撑不住这次新的集会，但事到临头，好像有某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发动了起来，我又能讲上一小时，有时甚至两小时。而在我演讲时，外厂的或外地区的代表们已经把我团团围住。原来，还有3、5个地方，数千名工人已经足足等了两、三个小时。在那个年代里被唤醒的群众是多么耐心地等候听到新的言论啊。
在摩登马戏场上举行的集会有它特殊的意义。不仅是我，连敌人也对它们持特殊的态度。他们把马戏场看作是我的牢固阵地，所以从来不敢在这里发言。每当我在苏维埃的会议上攻击妥协分子时，经常有人恶狠狠地打断我，喊道：“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这是一种特殊的曲调。我一般在傍晚或在夜间在马戏场发表演讲。听众都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街道上的青少年，全是首都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场内每一寸土地都挤满了人，互相靠得紧紧的。小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婴儿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没有一个人吸烟。看台难于承受人体的重荷，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必须挤过狭窄的人体巷道才能走上讲台，有时还是被举上去的。挤满了人的摩登马戏场时时爆发出阵阵喊叫声，这是特别热烈的摩登马戏场的吼叫声。在我的周围和头顶上，肩肘、胸膛、头颅挤成一团。我好像是在人体组成的温暖的洞穴里演讲。有时我的手势幅度稍大了一点，必定会碰着人，对方作出的表示感谢的动作让我知道：不要为此不安，不要打断演讲。任何疲劳感在这样热烈群众的强电压下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需要知道、理解、找到自己的道路。有时好像你的嘴唇可以感到这些融为一体的人群的迫切求知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准备好的论据和词句在同情心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不得不退让，潜藏的另一些缜密的词句和论据则脱口而出，这对演说者来说是意外的事，而对群众则是最需要的。这时我觉得好像自己是站在一旁听演说人的演讲，思想跟不上他，唯恐像个梦游者似的他会因为你的长篇大论失足跌入深渊。摩登马戏场就是这样，它的面貌是这样的热烈、温柔而又疯狂。婴儿宁静地在母亲胸前吸吮着乳汁，从这胸膛里进发出欢呼声或愤懑的言词。群众也像婴儿一样地把干枯的嘴唇紧紧地贴在革命的乳房上，于是这个婴儿很快就长大成人。离开摩登马戏场比进来更加困难。人群不愿破坏他们的磐石般的团结，不肯走散。我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而昏昏沉沉，不得不让无数手臂把我抬起，在大众的头顶上浮向出场口。有时，我在他们之中认出了两个姑娘，她们是我的邻居，和她们的母亲住在一起。大的15岁，小的14岁。我勉强能迎着她们那激动的眼光点头致意，或者在行进中握握她们那双炽热而温柔的小手，立刻就被群众冲散了。当我走出大门，整个马戏场的人就在我身后动了起来。夜幕下大街在喊叫声和脚步声中活跃起来。一扇大门打开了，把我吞了进去，又关了起来。原来是朋友们把我推进了芭蕾舞演员科舍辛斯卡娅的公馆，它是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现在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指挥所。在光滑的坐椅上坐着身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们，两只沉重的皮靴蹬在好久没有上过蜡的地板上。在这地方可以静候群众走散之后再走。
一次会后走过那空旷的大街时，我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好像前天也是。我握着勃朗宁手枪，猛地转身，退了几步，严厉地问：“你想干什么？”在我面前的是一张年轻而忠诚的面孔。“请您允许我保护您，来马戏场的也有敌人”。他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这时候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整个革命的年代里，他在我身旁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且还都是干系重大的工作。他做过我的安全保卫员，建立了行军书记处，搜索被遗漏的军用仓库，检索需要的书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建立了后备骑兵连。他在前线上冲锋陷阵。后来投入反对派行列之中。目前，他在流放中。但愿我们在未来还能相聚。
12月3日我在摩登马戏场作了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我对当时公布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外交文件的意义作了说明。我告诉我忠实的听众，在苏维埃里，调和主义者在回答我关于人民决不能为不是他们签订，既没有读过，也没有见过的条约流血牺牲时，他们曾对我吼叫道：别用这种语言跟我们说话，这里不是你那摩登马戏场。我把我对调和主义者的答复重复了一遍：我只有一种革命的言语和语言，我用它在集会上对群众演说，我用它对协约国和德国人讲话。报纸在报道中特别标出了“热烈的掌声”。我与摩登马戏场的联系直到2月份我搬到莫斯科去时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