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8年1月的大搜捕中，我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大地主索科夫尼克的庄园里被捕的，什维戈夫斯基在那里做园丁。我是在从亚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的途中顺路来到他这里，我带着一个大公文包，里面装满了手稿、图画、信件以及其他种种材料。夜里，什维戈夫斯基把那包危险的材料藏到储存白菜的窖里，第二天一早，他在去植树时把我那包东西从窖里拿出来，以便交给我进行工作。正在这时宪兵来了。什维戈夫斯基眼疾手快，在门厅里把那包东西扔到水桶后面。女管家在宪兵的监视下照料我们吃午饭，什维戈夫斯基抓空低声要她把纸包带走藏好。老太太想不出别的办法，她把纸包拿到果园里用雪埋了起来。我们深信证据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春天来临、积雪融化，长起了青草，又遮住了被春水泡胀了的纸包。夏天来临，我们仍在坐牢。一个工人在地主的果园里割草，他的两个男孩在那里玩，无意中发现了这包东西，把它交给爸爸，他马上把它送到了老爷的房中。这位吓得要命的自由派地主立即把它带到尼古拉耶夫交给宪兵团团长。手稿的笔迹成了几个人的罪证。
尼古拉耶夫的旧式监狱完全不适于关押政治犯，何况又这么多。我和一个年轻的装订工亚维奇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牢房很大，每间约关押30个犯人，里面没有任何家具，有只炉子，烧得也不暖和。牢房正对着走廊的门上有一个方洞，走廊直通院子。当时正值1月隆冬。夜晚给我们在地板上铺上草垫，早上6点钟收走。起床和穿衣服是件苦事。我和亚维奇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穿着套鞋并肩坐在地板上，背靠着稍稍有点暖气的炉子，幻想或是睡上两个小时，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从不提审我们。我们为了暖和身体，在两个角落之间来回跑动，我们还纵情幻想、猜测和希望，我还开始和亚维奇一起学科学。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一天，叫我去监狱办公室，在那里把我交给两个高大的宪兵，他们骑着马把我送到赫尔松监狱。这栋建筑物还要破旧。牢房很宽大，但带铁栅栏的窗子十分窄小，而且堵得严严实实，勉强能透进点光线。我处在完全绝对的孤独之中，既不放风，也没有邻居。从为过冬而堵得严严实实的窗口什么也看不见。我没有收到过外边送来的东西，我没有茶叶、也没有糖。犯人的伙食——稀粥每天吃午饭时送一次，一份撒盐的黑面包是我的早餐和晚餐。我是否有权减少晚饭来增加早餐的量，我每天都要为此和自己争辩好久。早上的论据到了晚上就毫无意义、而且是罪恶的了，在晚饭时，我憎恨早上吃掉的东西。我没有换洗的衣服，3个月内我始终穿着那一套衣服。我没有肥皂，监狱里的寄生虫几乎没把我活活吃掉。我给自己规定任务，每天沿着对角线走一千一百一十一步。我当时才18岁。我在监狱里处于绝对的与世隔绝之中，此后尽管我又蹲过20来个监狱，但我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再尝过这种滋味。我没有一本书、一支铅笔、一张纸。牢房里也不换空气，里面气味如何，我只能根据副典狱长进我房间时的怪相来判断。我吃完一块监狱的面包，然后一边沿着对角线来回踱步，一边做诗。我把民粹派的《棒歌》改编成无产阶级的《司机曲》，我还写下了无产阶级的喀马林歌曲。这些诗句质量平平，但后来却极为流行；在今天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常常把它们收入其中。但有时也被孤独和寂寞折磨得无法忍受，这时，我便用穿坏的鞋掌格外清晰的数出一千一百一十一步。在快满3个月时，当监狱的面包、装满干草的口袋和虱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时，一天傍晚，看守们给我拿来一大堆从另一个神话世界里带来的东西：干净的衬衣裤、毯子、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牛肉、罐头、橙子、苹果，色彩鲜艳的大橙子！……即使在事隔31年后的今天，我在重新点数这些美妙的东西时仍然激动不已，并揭发自己还漏掉了一桶果酱、一块肥皂和一把梳子。“这是您母亲给您送来的，”副典狱长对我说。尽管那时我还不太会揣度人的心理，但我从他的音调里马上明白他是受贿了。
没多久就把我用轮船送往敖德萨并关进了那里的单人牢房。这座监狱是几年前用最新技术修建的。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里关押过后，我觉得敖德萨的单人牢房简直是理想的地方了。敲墙、传递纸条、“电话”，即通过窗口直接喊话，总之，通讯工作始终不停。我把我在赫尔松监狱里写的诗通过敲墙的方式告诉我的邻居，他们则为我提供新闻。我通过窗口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得知纸包被发现了，因此，我毫不费力地打破了想引我上钩的德列姆留格中校的计划。需要说一下，那时我们还不拒绝招供，像几年以后那样。
在全俄性的春季失败之后，监狱已经人满为患。1898年1月，那时我被关押在赫尔松监狱里，在明斯克召开了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总共只有9人参加，而且很快就被逮捕的浪潮所淹没。几个月后，人们就不再提它了。但会议的后果却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影响……大会通过的宣言描绘出这样的政治斗争前景：“……在欧洲，越是往东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胆怯、越卑鄙，因而落在无产阶级肩头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就越加艰巨。”宣言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司徒卢威这一事实，带有相当辛辣的历史讽刺味道，他后来成了自由派的领袖，再往后成了教会和专制反动派的御用文人。
在敖德萨监狱的头几个月中，我没有收到从外面送来的书，只好满足于狱中的图书馆。这里的主要藏书是多年来保守的历史杂志和宗教杂志。我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杂志，我了解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教派和异教、东正教祈祷仪式的全部优越性、反驳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最主要的论据。我在《东正教评论》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基督教意识喜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真正的科学，因为科学是信仰的聪明的姊妹。巴兰的母驴曾与先知辩论，这个奇迹即使用自然科学也不能驳倒：“须知有会说话的鹦鹉，甚至还有会说话的金丝雀。”大主教尼卡诺尔的论据使我思考了好几天，甚至有时夜间做梦还继续考虑。对妖魔鬼怪、撒旦及它们的黑暗的鬼怪王国的研究，都是集数千年愚蠢之大全的作品，每次都重新震撼着这位年轻的理性主义者的头脑，并引起他的感慨。对天堂的空间位置及其内容结构的热情探索总以忧郁的调子结束：“没有确切地标明天堂的位置。”我在吃饭、喝茶、散步时都反复说这句话。极乐世界的地理经纬度也没有标明。一有适当机会，我和宪兵士官米克林就神学问题争论一番。米克林是一个贪婪、诡诈、凶狠的人，他博览宗教群书，并且十分虔诚。他拿着钥匙跑上铿锵作响的铁楼梯时，嘴里总哼着宗教歌曲。他对我说：“为一个词，就为一个词没说对，把圣母说成耶稣之母，异教徒阿利亚的肚子就破了。”“那为什么直到现在异教徒的肚子还好好的呢？”“现在、现在……”米克林气哼哼地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姐姐从乡下来到这里，应我的要求给我送来4本外文《福音书》，靠学校里学过的德语和法语基础，把德文、法文《福音书》一句一句地读了下来，英文和意大利文的《福音书》也这样读完了。在几个月中，我的外文就获得了长足进步。不过，有必要提一下，我的语言能力非常一般，直到如今，我没有完善地掌握任何一门外语，尽管曾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长期居住。
在亲属探监时，犯人被关在一个小木笼里，两道栅栏把他和亲属隔开。爸爸第一次来看我时，以为我一直关在这只窄窄的小木笼里，内心的颤抖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光看他翕动嘴唇听不到声音。他当时的面部表情我终身难忘。妈妈来看我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比较平静。
世界性事件的余波传到我们耳朵里时，已是支离破碎了。南非战争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触动，那时我们还是十足的乡下佬。至于英布战争①，我们主要倾向于从大资本必然战胜小资本的观点来解释。德雷福斯案②当时已达到高潮，它只是偶尔以其戏剧性引起我们的兴趣。一次，有消息传来，说法国发生政变，君主政体再度复辟。我们感到无法洗刷的耻辱。宪兵们慌张地在走廊和铁楼梯上跑来跑去，想平息敲击声和喊叫声，他们以为是因为给我们的午饭又馊了呢。不，这是关押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在强烈抗议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
①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系1899—1902年间英国对南非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译注
②德雷斯福案件系1894年法国军阀诬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军官德雷福斯为德国间谍的案件。雨果等著名人物曾为德雷福斯辩护。这场斗争导致一场社会危机。——译注
刊登在神学杂志上有关共济会①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自己，这个流派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解释它呢？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信多种历史因素集合论，抵制历史唯物论，众所周知，前者至今仍是社会科学中传播最广的理论。人们将其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称为因素，并赋予这一概念以超社会的性质，然后再迷信地把自己的社会活动解释为这些独立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从哪里来的，即它们是在什么条件的作用下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呢？官方的折衷主义未必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在牢房里兴奋地读了意大利老资格黑格尔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②的两篇出色的述评，它们是以法译本进入到监狱之中的。拉布里奥拉像为数不多的拉丁语系作家一样，他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但不是在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的弱项），而是在历史哲学领域中。在他那华丽的浮光掠影的叙述下，隐藏着真正深刻的见解。拉布里奥拉彻底地清算了多种因素集合论，历来认为高踞在奥林波斯山上并从那里支配着我们命运的多种因素集合论，被拉布里奥拉一笔勾销了。尽管从我拜读他那两篇文章至今已经过了30年，但他的总的思路和经常出现的警句“思想不会从天降”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此后，我觉得拉夫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等俄国多种因素集合论理论家都极其浅薄。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简直无法理解那些共产党员，德国教授施塔姆勒③的《经济与法》这本内容贫乏的书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该书无非是无数这类企图之一，即想把从阿米巴开始至今乃至以后的伟大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洪流塞进永恒范畴的封闭的环之中，可这些范畴实际上仅仅是生动的历史过程在迂夫子头脑中留下的痕迹而已。
①共济会系18世纪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后传播到许多国家。其名称、组织和传统来自中世纪石匠和建筑工匠行会团体。共济会企图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中的乌托邦理想。——译注
②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宜传家，曾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概论》。——译注
③施塔姆勒，鲁道夫（1856—1938）德国法学理论家，马尔堡新康德主义学派代表。主张法律对经济、对国家来说是第一性的。——译注
正是在这段时期，共济会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几个月内勤奋地阅读了大量有关共济会历史的书籍，它们都是我的亲属和朋友从城里搞来的。为什么在17世纪的头25年中，商人、艺术家、银行家、官吏和律师开始自称为石匠，恢复中世纪行会的仪式呢？为什么要这种古怪的伪装呢？我逐渐摸清了问题的全貌。古老的行会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还是道德—生活组织。行会，特别是建筑工作中半工匠半艺人的行会涉及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会经济的解体意味着刚刚把中世纪留在身后的社会的危机。新道德的形成远比旧道德的崩溃要缓慢得多，由此产生了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当旧形式的社会基础——当时就是生产行会的社会基础——已被历史的进程摧毁后，人们仍企图保持旧道德和旧规范的形式。生产的共济会变成了思辩的共济会。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们为旧形式本身而保持的过时的道德—生活形式在生活的压力下，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新内容。在共济会的一些个别分支（如苏格兰体系）中，赤裸裸的封建反动成分很强。18世纪，许多国家中的共济会这一形式充实了战斗的启蒙运动，作为革命先驱的“开明派”就是如此，而它的左翼则变为烧炭党①。路易十六②是共济会会员，但发明断头台的吉约坦医生也是共济会会员。南德的共济会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而在叶卡捷琳娜③的宫庭中，它则成了贵族—官僚等级制度的虚假的反映。作为共济会会员的女皇把共济会会员诺维科夫④流放到西伯利亚。
①烧炭党系19世纪意大利秘密组织，为民族解放和建立宪政制度而斗争。由其象征精神净化的烧木炭仪式而得名。——译注
②路易十六（1754—1793）1774—1792年为法国国王，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曾呼吁外国进行干涉，后被绞死。——译注
③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1762年起为俄国女皇。——译注
④诺维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744—1818）俄国教育家、作家、出版家，曾创办《雄蜂》、《画家》等讽刺杂志。18世纪70年代加入共济会。1792—1796年间被叶卡捷琳娜二世监禁在施吕瑟尔堡。——译注
在我们这个服装便宜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再穿祖父的长礼服，但在思想领域中的长礼服和钟式裙还占着不小的地盘。思想的全部财产代代相传，虽然祖母留下来的枕头和毯子已经发出馊味，甚至那些被迫改变观点的人，往往还是把它硬塞进旧形式中。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转折，远比我们思想过程中的转折更加强大，后者宁愿用缝缝补补、改头换面来代替重新建设。法国小资产阶级议员力图用某种人们之间的道德联系来与当代关系的粹碎一切的力量相抗衡，他们除了扎上围裙、拿起圆规和铅锤外，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在这样做时，考虑的并不是建设新建筑，而只是想钻进现成的议会或各部的建筑物之中。
因为在监狱里发新笔记本时要把旧笔记本收回，所以我搞了一本有一千页的笔记本。我用细小的字体摘录了许多书籍的精华，并把自己对共济会和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历史的理解穿插其间。这项工作总共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对其中的个别章节进行了加工，誊抄在私下搞到的笔记本上，送给其他牢房的朋友们阅读。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称为电话的十分复杂的传递系统。接收人的牢房如果离我的牢房不远的话，他就把一个重物拴在绳子的一端，用手握住绳子的另一端并把手尽量伸出窗外旋转这个装置。我在事先通过敲墙约定的时间里，把地板刷尽可能地探出窗外，当吊锤缠到地板刷上时，我把刷子拽回来，把我的手稿系在绳头上。如果接收人离得远的话，传递则要通过好几个中转站，这当然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我在敖德萨监狱关押期满之时，那本经宪兵上士乌索夫检查并签了字的厚厚的笔记本成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的名符其实的宝库。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可以按当初写的那样把它印刷出版。我同时从各个领域，时代和国家知道了许多东西，我现在担心自己在第一本著作中把太多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但我认为，我的基本思想和结论是正确的。我已经感到，我的脚跟已站得非常稳，这种感觉随着工作的进展而不断增强。今天，为了能找到这本厚厚的笔记本，我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流放期间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虽然那时我已经停止了对共济会的研究工作，转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在流亡国外之后，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从流放地托我的父母把这个笔记本带给我，1903年他们曾到巴黎看望过我。当我离开日内瓦非法地潜回俄国时，笔记本和我的全部简单的档案材料一起留在日内瓦，存入了《火星报》的档案材料之中，并在这里夭折。在我第二次从西伯利亚逃到国外后，我试图找到自己的作品，但毫无结果。看来，它不是被用来点炉子烧掉了，就是被保管档案的瑞士女房东派了其他用场。我不能不谴责这位可敬的女房东几句。
我对共济会的研究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手头只有有数的几本书，这一情况对我反而有利。在此之前我没有通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献。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述评是哲学论战性的，其中的前提知识我不具备，我只能以猜测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读完了拉布里奥拉的文章之后，脑子里产生了一大堆假说。研究共济会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对我提出的假说的验证。我没有揭示任何新东西，我得出的所有那些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结论，都是人们早已得出并加以运用过的结论，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地摸索出来的。我认为，这对我的思想发展是有益的。那些我在监狱中觉得是我自己的还有待检验和论证的推测，后来我都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教条的形式一下子灌输进我的头脑，辩证法最初也不是以抽象的定义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是我在我力求理解的历史过程中找到的一股永不衰竭的动力。
当时，革命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历史辩证法为此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学生运动变成了示威游行，哥萨克鞭打学生，自由派因子女受到欺凌而愤怒不已。社会民主党不断壮大，与工人运动联系得越来越紧。革命不再是知识分子小组的特有的工作，被捕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多。监狱里尽管拥挤，呼吸却更自由一些。第二年底，我们因南俄工人协会一案被判刑，4名主犯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4年。我们还要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再蹲上半年多，这段时间是紧张的理论工作的机会。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并开始研究他那本不久前问世的论述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的著作。我在这里撰写了总结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并把它送到外面，它很快就在日内瓦出版。夏天，我们被从莫斯科监狱里押解出来，沿途又在许多监狱中羁留过，直到1900年秋天，我们才到达流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