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秋天，我仍回了一趟家，但这仅仅是与家庭的短暂的休战。爸爸希望我能当一名工程师，可我还在我越来越感兴趣的纯数学和逐渐占据了我身心的革命之间徘徊不定。只要一触及这个问题，家里就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危机。人人都心情忧郁，个个都很痛苦，姐姐甚至还悄悄落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位在农村作客的舅舅——敖德萨的工程师和工厂主——劝我到他那儿去暂住一时。这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于是，我在舅舅家住了几个星期。我和他就利润和剩余价值的问题进行争论，不过，我舅舅谋取利润比解释利润更在行。考数学系的事拖了下来。我生活在敖德萨并不断地探索。探索什么？主要是自己。我偶然结识了几位工人，搞到几本非法出版物，我还教课、给技校高年级学生做秘密报告、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我那时还不想投降。我乘秋天最后一班轮船返回尼古拉耶夫，重新住进什维戈夫斯基的花园里。
故态复萌。我们讨论最新出版的激进杂志，争论达尔文主义，模模糊糊地准备着、期待着。开始进行革命宣传的直接推动力是什么？这很难回答。推动力来自内心深处。在我回到其中的那个知识界中，没有一个从事过真正的革命工作。我们自知，在我们饭后茶余的永无休止的谈话和革命组织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我们深知，与工人建立联系需要严格保密。我们说“保密”这个词时十分严肃、带着敬意，甚至还有点神秘色彩。我们最终将从喝茶转入秘密工作，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个转变在何时和怎样发生。我们最常用的为拖延辩解的理由是还需要准备，但这并不全对。
不过，显然是在政治气氛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使我们急剧地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变化不是直接发生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全国、首先是两个首都①，但是在我们这里也引起了反响。1896年在彼得格勒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它增强了知识分子的勇气和决心。大学生感到强大的后备军已经觉醒，就变得更加勇敢。在夏天，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几十个大学生来到尼古拉耶夫，带来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斗争的余音。其中有些人是被大学开除了，这些不久前的中学生带着战士的光环返回故乡。1897年2月，政治犯韦特罗娃②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这出没有彻底查明的悲剧震动了所有的人，在几座大学城里闹起了学潮，逮捕和放逐日趋频繁。
①指莫斯科和彼得堡。——译注
②韦特罗娃，玛丽娅·费多谢耶夫娜（1870—1897）革命民粹派，民意社成员，1896年被监禁在彼得堡罗要塞，为抗议监狱制度而自焚。——译注
我是在“韦特罗娃”示威中参加革命工作的。过程如下。一次，我和我们公社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格里戈里·索科洛夫斯基（他比我稍小一些）一起在街上走。
“我们该开始了”，我说。
“是该开始了，”索科洛夫斯基赞同说。
“不过怎么开始呢？”
“是啊，怎么开始呢？”
“应当找到工人，不用再等，也不用再问，找到工人就开始。”
“我想可以找到”，索科洛夫斯基说，“我的一个熟人是街心花园的看门人，是个圣经会教徒，我这就去找他一趟。”
索科洛夫斯基当天就去街心花园找圣经会教徒，但那个人早就不在那里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个熟人，他也是某个教派的信徒。索科洛夫斯基通过这个陌生女人的熟人当天就认识了几个工人，其中有一个电工名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穆欣，他很快就成了革命组织的主要人物。索科洛夫斯基探险回来时，兴奋得两眼放光：“就是这些人，都是好样的！……”
第二天，我们5、6个人一起坐在一家小饭馆里。留声机在我们头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免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穆欣是个身材削瘦的人，蓄着尖胡子，他狡黠地眯缝着聪明的左眼，友好但却有几分担心地打量着我那张没有胡须的面庞。他带着意味深长的停顿详尽地对我解释说：“在这种工作中，福音书只是诱饵，我从宗教开始，把他们引向生活。几天前，我用豆荚给史郭达教派①教徒揭示了全部真理。”
①史郭达教派系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宗教派别，是新教教义和精神基督教教义结合的产物。——译注
“用豆荚？”
“非常简单。我把一个豆荚放在桌上，这是沙皇；在它周围再放上一些豆荚，这些代表大臣、主教、将军，还有贵族和商人；这边放上一堆豆荚，这是普通老百姓。现在我问：‘沙皇在哪里？’他指中间那颗：‘大臣们在哪里？’他指周围那些，也就是说照我讲的重复了一遍。好了，现在请等一下，”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请等一下。”他闭上了左眼，停了一下。“我这是表示用手把所有这些豆荚都混在一起。‘现在你再指一下，沙皇在哪里？大臣们在哪里？’他说：‘现在谁还认得出来啊？就连你也找不出来了……’‘你算是说对了，’我说，‘你找不出来了，为此就应该把所有的豆荚搅在一起。’”
我听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的话，兴奋得汗都出来了。这才是真格的。可我们却自作聪明，猜啊、等啊。留声机还在不停地唱——这是为了保密，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用豆荚推翻了阶级结构——这是革命宣传。
“不过怎么才他妈的能把它们混起来呢？这倒是个麻烦事，”穆欣用另一种声调说，两只眼睛严厉地看着我。“要知道这不是豆荚，不对吗？”现在，他在等待我的回答。
从这天起，我们开始埋头工作。我们没有年长的领导人，自己的经验也不够，但我们从没有感到困难和不知所措。一件件事情由此及彼犹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就像穆欣在小饭馆里的谈话一样。上世纪末，俄国的经济生活迅速地移向东南方。一座座大型工厂相继在南方建立起来，其中有两家在尼古拉耶夫。1897年，尼古拉耶夫的产业工人约有八千人、工匠约有两千人。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没有文化的工人所占比例极小。革命组织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由各宗教派别所占据，它们成功地与官方东正教进行着斗争。由于没有严重的警报，宪兵队的警惕性不高。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如果认真安插密探的话，我们在头几个星期就会被捕了。但我们是先驱，享有先驱者享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只是在我们把尼古拉耶夫的工人发动起来之后，才惊动了宪兵。
在和穆欣及其朋友们结识时，我自称是利沃夫。这第一次为保密而扯谎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欺骗那些为了从事宏伟的事业而和你走到一起来的人，毕竟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利沃夫这个化名很快就和我紧密地联在一起，连我自己对它也习惯了。
工人们都自发地来找我们，就像他们在工厂里等我们等了好久似的。每个工人都带来一位朋友，有些人和妻子一起来，有些上岁数的工人还把儿子带到小组来。不是我们去找工人，而是工人来找我们。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领导人很快就被我们所唤起的运动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每句话都能引起反响，在住宅、森林和河边上举行的地下活动——阅读非法出版物和谈话，每次都能聚集20到25人，有时还要多，其中大多数都是技术水平高、工资挣得不少的工人。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中，那时已经实现了一天8小时工作制，那里的工人对罢工不感兴趣，他们要探索的是社会关系的真理。其中有些人自称是浸礼派①教徒、史郭达派教徒、福音派基督徒②，但这些并不是严守教条的教派，工人们需要的是摆脱东正教，而浸礼派是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条捷径。在头几个星期中，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和我们谈话时还使用教派的术语，总爱用基督教早期做对照。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人都摆脱了这些宗教用语，更年轻的工人还肆无忌惮地拿它们开心。
①浸礼派系新教教派之一，17世纪出现，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俄国流传。——译注
②福音派基督徒系新教中最接近浸礼派的一个宗派。——译注
其中更加突出的人物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木工科罗特科夫总戴着圆顶礼帽，他早就摆脱了神秘主义，好开玩笑、喜欢做诗。“我是一个理主义者，”他常常庄严地说，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已经有孙子的塔拉斯·萨维利耶维奇这个老福音派教徒可能是第一百次说起最早的基督徒也像我们一样秘密地集会时，科罗特科夫打断了他：“我把你的神学——瞧！”他从头上摘下圆顶礼帽，愤怒地把它向上一抛，扔到树木之间。后来他站了一会儿，又去找他的帽子。这件事发生在林间沙地上。
很多工人被新的感情所支配，于是开始写诗。科罗特科夫写了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头一句就是：“我们就是全部，我们就是始终。”涅斯捷连科也是个木匠，他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组。他写了一首歌颂马克思的乌克兰抒情歌曲，我们曾合唱过这首歌。但涅斯捷连科本人后来表现不好，他和警察局勾搭起来，并出卖了自己的组织。
年轻的壮工叶菲莫夫是一个淡褐色头发的巨人，长着一对蓝眼睛。他出身于军官家庭，相当有文化，甚至可以说学识渊博。他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我是在无业游民的小食铺里发现他的。叶菲莫夫在码头上当装卸工，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办事稳重、待人彬彬有礼。但在他心头似乎埋藏着什么秘密，使他变得十分忧郁，尽管他才21岁。很快叶菲莫夫就告诉我，好像是他知道一个民粹派分子的秘密组织，建议我们跟他们合并。我、穆欣和叶菲姆在一家名叫俄罗斯的人声鼎沸的小饭馆里喝茶，听着震耳欲聋的留声机耐心地等待。最后，叶菲姆用眼睛指给我们看一个人，他留着商人胡子、身材高大结实。“是他。”那人独自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喝茶，然后站起身来、穿好衣服，机械地对着圣像划十字。“这就是民意党人！”穆欣低声惊叹道；“民意党人”拒绝和我们结识，他通过叶菲姆转达了一些含糊的解释。这件事始终是个谜。叶菲姆本人很快就诀别了人世，他用煤气自杀了。这位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巨人很可能只是密探手中的玩物，也许还要坏一些……
穆欣的职业是电工，他在他的住宅里安装了复杂的报警系统，以防警察突然袭击。穆欣那时已经27岁，有点咳血，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我觉得他简直是像老人一样睿智。穆欣始终是个革命者。他在第一次流放后马上又被捕入狱，然后再次被流放。时隔23年之后，我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与他重逢。我们久久地坐在角落里追忆往事，回想起当时的种种情节，并彼此讲述了那些在革命初期与我们有联系的人的后来命运。穆欣在这次大会上被选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他的一生来说，这个职务他是当之无愧的。穆欣在这次会议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
穆欣在与我结识之后没多久，就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巴边科，也是一个教派教徒。巴边科自己有一所不大的房子，院子里长着几棵苹果树。他是个跋子，生性慢条斯理、头脑清醒，他教会我用苹果代替柠檬的沏茶方法。巴边科和许多人一起被捕，在监狱里蹲了许多年，后来又回到尼古拉耶夫。命运把我们彻底分开。1925年，我在一张报纸上偶然看到，当年南俄工人协会成员巴边科现在住在库班。此时他的双腿已经瘫痪。我做了一番努力，把老人送到叶先图基去治疗，在1925年时，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后来，老人的双腿又能行走了。我到疗养院去探望他，他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利沃夫是同一个人。我们又在一起喝加苹果的茶、一起回忆往事。当他很快就听说托洛茨基是反革命分子时，想必会惊讶万分吧！
还有许多有趣的人物，可惜不能一一列举。有几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他们的修养极好，上过造船厂的附属技校，领导人的话刚说一半他们就能领悟。这样，革命宣传比想象的更加通俗易懂。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使我们感到惊讶和陶醉。我们从有关革命活动的故事中得知，通过革命宣传鼓动争取到的工人数字是有限的，一个革命者能吸引两三个工人，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而在我们这里，参加小组或想参加小组的工人确实无数。所缺的就是领导人，材料也不够。领导人争相传阅的唯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从敖德萨搞来的破旧的手抄本，抄写的字体不同，还有不少遗漏和歪曲。
很快我们就开始自己编写读物，这就是我的写作工作的开端，它几乎与我的革命工作同时起步。我自己撰写传单和文章，然后用印刷体誊写一遍以便胶印。那时根本就不知道有打字机。我工工整整地写着印刷体字母，认为认真的工作可以使不大识字的工人也能毫不费力地看懂从我们的胶印机上印出来的传单。每抄一页起码得用两个小时。有时我连续伏案抄写几个星期，连腰都不直一下，只有在开会或从事小组的其他工作时才暂时中断。但是，当从工厂和车间传来消息，说工人们如饥似渴地传阅并热烈讨论这些印着淡紫色字母的神秘传单时，又给我带来多大的满足啊！他们认为传单的作者是一个强大神秘的人物，他深入到所有工厂之中，知道每一个车间里发生的事情，而且在24小时后便能用新传单对事件加以评论。
开始时，我们自己熬制胶版、于夜深人静时在自己家中印传单，派一个人在院里放哨。在一只敞开的炉子里放着煤油和火柴，以便在危险时刻烧毁罪证。这一切都很幼稚，不过，尼古拉耶夫的宪兵那时经验比我们多点有限。后来，我们把印刷所转移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家里，他的眼睛在一次车间事故中失明。他毫不犹豫地让我们使用他的住宅，并平静地笑着说：“对盲人来说到处都是监狱。”我们逐渐把大量甘油、明胶和纸张集中到他那里。我们总是在深夜工作。空荡荡的房间和几乎垂到头顶上的顶棚确实是一副可怜的赤贫景象。我们在一只铁炉子上熬革命的胶液，然后把它倒在洋铁皮上。盲人比谁都更有把握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给我们帮忙。当我从胶印机上把一张刚印好的传单揭下来时，两位年轻的男女工人肃然起敬地彼此看了几眼。如果能以清醒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看这群年轻人，他们在昏暗中围着一台破旧的胶印机忙碌，那么，他们想推翻这个强大而古老的国家的意图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狂想？但是，这个意图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成了事实，从那些夜晚到1905年总共18年，到1917年还不足20年。
口头宣传未曾给我带来书面宣传所带来的那种满足。因为那时我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也没有掌握用恰当的方式把它们奉献出来的技巧。我们那时还没有真正的演讲。只有一次五·一节在树林里集会，我不得不讲几句。这使我异常窘困，每个词在从我嘴里说出来之前，我都觉得虚假得不能容忍。但在小组里谈话有时还进行得不错。总之，革命工作搞得紧张热烈。我保持并发展了与敖德萨的联系。傍晚，我来到尼古拉耶夫的码头，花1卢布买1张三等舱的船票，在甲板上靠近烟囱的地方躺下，头下枕着上衣，身上盖着大衣，早晨一觉醒来，已到了敖德萨，找我的熟人联系。当天晚上还是在轮船上度过，这样，我就用不着在往返途中花时间了。我在敖德萨的关系出人意料地扩展起来。一次，我在公共图书馆的入口处结识了一位戴眼镜的工人，我们相对凝视了一会儿，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他叫阿尔伯特·波利亚克，是个排字工，后来成了党中央印刷厂的著名组织者。与他结识使我们这个组织跨入新时期。几天后，我把满满一箱子国外出版的非法读物带回尼古拉耶夫。这都是封面色彩鲜艳的崭新的宣传小册子，我们时不时地打开箱子，欣赏我们的宝藏。工人们争相传阅这些读物，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威信。
我在与波利亚克的交谈中无意得知，冒充工程师的技工施伦采尔原来是一个老牌奸细。这个人早就围着我们转来转去，是个纠缠不已的蠢货，头上老是戴着一顶别着徽章的帽子。我们本能地不信任他，但他毕竟还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的人和事。我把施伦采尔请到穆欣家里，我在那里没有指名道姓地详细讲述了施伦采尔的履历，使他狼狈不堪。我们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出卖我们，必将严惩不贷。看来，威胁起了作用，因为此后3个月内，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但在我们被捕之后，施伦采尔提供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证词。
为了吸收其他城市的工人参加，我们把我们的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协会”。我起草了具有社会民主党精神的协会章程。当局试图在各工厂公开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我们在第二天就用传单加以反击。这场决斗不仅唤起了工人，也唤起了广大市民。最后，全城都在议论把工厂淹没在传单中的革命者，到处都在谈论着我们的名字。警察局仍在犹豫，因为他们不相信“果园里的小家伙们”能进行这场战役，并猜测我们背后有经验更丰富的领导人。看来，他们怀疑那些老流放犯，这又使我们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最后，对我们的跟踪已经十分明显，宪兵们想必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我们的小组。我们决定在几个星期内分头离开尼古拉耶夫，以便割断警察的线索。我应该回农村找我的父母，索科洛夫斯长娅和她弟弟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等。同时我们决定，如果大搜捕的话，我们都不躲藏、听任警方逮捕。不给宪兵口实，使他们不能对工人说：“你们的领导人把你们抛弃了。”
在我临行前，涅斯捷连科要求我亲自把一叠传单交给他，并指定夜晚在墓地后面接头。这是一个明朗的月夜，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墓地后面是一片空地，我在约定的地方找到了涅斯捷连科。当我把一包传单从衣襟下掏出来递给他时，从墓地围墙那边过来一个人，他贴着我们身后走过，还用胳膊碰了涅斯捷连科一下。“这是谁？”我吃惊地问。“不知道，”涅斯捷连科目送着远去的人回答说。他那时已经和警察勾搭上了，可我却对他毫不怀疑。
1898年1月28日进行了大搜捕，一共逮捕了200多人。镇压开始了。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姓索科洛夫的士兵被吓得从监狱二楼走廊上跳楼自杀，但只摔成重伤；另一个囚犯列万多夫斯基被宪兵折磨得神经错乱，类似的牺牲品还有一些。
在被捕者中有一些误抓的人。在我们对之抱有希望的人中间，有几个离开了我们，更有甚者乃至叛变出卖我们。相反，在那些本来并不显眼的人中间，却有些人显示出他们的性格力量。车工奥古斯特·多恩不知为什么也被捕了，而且被关押了好久。他是德国人，50来岁，总共才参加过一两次小组活动。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为了鼓励年轻人的士气，他在监狱里大声唱些欢快的、诚然并不总是合乎道德的德国小调，用生硬的俄语开玩笑。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我们被一起关在一间大牢房中，多恩总是要请茶炊到自己身边来，最后一句是：“既然你不愿意，那多恩只好去找你！”这个场面虽然天天重复，但大家总是报以善意的笑声。
尼古拉耶夫的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但它并没有消失，很快就有人取代了我们。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宪兵，都变得更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