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亚诺夫卡一俄里（也许还不到）的地方座落着坚博夫斯基农庄。爸爸在他们那儿租地，并与他们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庄园主是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老太婆，她是波兰地主，曾做过家庭教师。在她的第一个有钱的丈夫死后，她嫁给了庄园总管、几乎比她小20岁的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就不跟第二个丈夫一起过了，后者依旧管理着庄园。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是一个性情愉快、好喊叫的波兰人，高高的个子，蓄着小胡子。他经常坐在我家的椭圆形的大桌旁喝茶，大声地讲述一些无聊的琐事，每件事都要反复地讲上两三遍，重复着个别字眼，打着榧子。
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有个相当不错的养蜂场，它远离马厩和牲口栏，因为蜜蜂受不了马的气味。蜜蜂在果树、洋槐、油菜、荞麦上采蜜，总之，它们有的是消遣的地方。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经常亲自给·我们带点蜂蜜来：用餐巾包着两只扣在一起的盘子，盘子当中放着一块浸在橙黄色透明蜂蜜中的一块蜂巢。
一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我一起到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那儿去借鸽子做种。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把我们让进一间拐角上的挺大的空房间里请我们喝茶。在散着潮气的大碟子里放着奶油、奶渣、蜂蜜。我喝着小茶碟里的茶，听着他们慢条斯里的谈话。“咱们可别晚了，”我低声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不行，别着急，”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回答说，“得让它们在房顶下静下来再说。那里有的是鸽子。”我感到十分腻烦。最后，我们总算提着一盏灯爬上了仓库的顶楼。“喂，现在得小心点儿，”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对我说。顶楼又黑又长，被梁木横七竖八地隔开，散发着耗子、灰尘、蜘蛛网、鸽粪味儿。我们熄灭了灯。“它们在那儿呢，抓吧。”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低声说。话音一落，顶楼上发生了无法形容的情景，在一片漆黑之中爆发出可怕的喧嚣：顶楼复活了，旋风般地旋转起来。我一时以为，世界正在崩溃，一切都已死亡。听着紧张的说话声：“还有，这儿，这儿……往口袋里塞……就这么干，”我逐渐地清醒过来。回家的路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直背着口袋，在他背上的喧闹声仿佛是顶楼里发生的一切的继续。鸽子窝建在作坊的房顶下。我每天要爬十来次梯子，给鸽子送水、黍子、麦粒、子。过了一个礼拜，在一个鸽子窝里出现了一对鸽子蛋。但是，还没等大家好好地体验由此事而带来的快乐，鸽子就一对对地飞回老巢去了。只剩下3对剪了翅膀的鸽子，但过了一个礼拜，当羽毛长丰满后，它们也抛弃了造得很好的走廊式鸽窝。养鸽子的尝试就到此结束。
爸爸在伊丽莎白格勒郊区从Т夫人手里租赁了土地。这是一位年近40的寡妇，很有性格。有一位教士为她效劳，他是鳏夫，喜欢音乐、打牌，还有许多其他嗜好。Т夫人和鳏夫教士一起来到亚诺夫卡察看承租条件。我们把客厅和隔壁一间屋子让给他们。用油炸鸡、樱桃果露和樱桃果酱款待他们。午饭后，我留在饭厅里，看到教士坐到Т夫人身旁，凑到她耳朵旁边说了句非常可笑的话。他撩开长袍的下摆，从条纹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带花字图案的银烟盒，他点起香烟，老练地一个接一个地吐着烟圈，讲夫人看小说只看对话（当时夫人不在）。大家客气地笑了笑，但都克制自己不做评论，因为大家都知道，教士将把一切都转告夫人，甚至还要添枝加叶。
爸爸和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合伙向Т夫人租赁土地。那时，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已经独居，一下子模样大变：大胡子里的斑白胡须不见了，穿上了浆领衬衣、带上了领带、别上了佩针，口袋里装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尽管他和别人一样也嘲笑格里戈里叔叔，但却把自己的全部隐私都告诉他，把照片从信封里拿出来给他看。“您看看，”他对由于激动而发呆的格里戈里叔叔说，“我对这个女人说，女士，您的芳唇生来就是让人亲吻的。”卡济米尔·安东诺维奇娶了这个女人。但婚后一年或一年半，他就惨遭横死：在Т夫人庄园的院子里，一头牛用犄角把他顶了起来，直到抵死……
Φ氏兄弟俩的庄园大约在8俄里外的地方。庄园拥有几千俄亩土地。他们的住宅像宫殿一样，摆设富丽堂皇，有无数客房和一间弹子房，等等。Φ氏兄弟列文和伊万的这一切都是父亲季莫费的遗产，并已逐渐把遗产挥霍殆尽。庄园在总管手中，尽管采用复式薄记，仍经常入不敷出。“你们别看达维德·列昂季耶维奇住土房，他可比我阔，”有时Φ氏兄弟中的老大谈到我爸爸时这样说。这话传到爸爸耳朵里，他显然十分满意。一次，两兄弟中的弟弟伊万和两个猎手路过亚诺夫卡，他们骑着马挎着枪，带着一群白灵犭是①。亚诺夫卡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把遗产全打光，”爸爸目送着他们不以为然地说。
①一种跑得特别快的猎犬。——译注
注定灭亡的印记烙在赫尔松州的这些地主家庭之上。他们那短暂的发展过程正接近尾声，而且全都朝着一个方向——衰败，尽管这些家庭的成分各异：世袭贵族、能干的官吏、1881年前已经买下了土地的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草原王国的创立者中的大多数都是杰出、幸运的天生的掠夺者。其实，这些人中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在80年代初就已经死绝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开始时一无所有，但凭机智、有魄力，往往还不惜犯罪而攫取了大笔财富。他们的第二代在暴发户的环境中长大，说法语、打台球、不务正业、放荡不羁。80年代由海外竞争引起的农业危机无情地打击着他们，他们衰落了，就像从树上落下的干树叶一样。第三代中有许多吊儿浪当的骗子、废物，喜怒无常、早衰的畸形儿。
格尔托潘诺夫一家是破落贵族的最好典型，一个大村庄和乡就是由他们而得名格尔托潘诺夫斯克。周围的所有土地一度曾全属于他们。现在，老头子只有400俄亩土地，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赁了这些土地，租金交给银行。季莫费现在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到我家来做客时，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讲述她的青春，讲她那众多的女奴、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们家的作坊里当过学徒。
在离亚诺夫卡5、6俄里的地方住着犹太地主М—斯基一家。这是一个古怪乖戾的家庭。他们的爸爸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老头大约有60岁，以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而有别于其他地主：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弹钢琴、多少知道点儿文学。他的左手弹得不好，可右手，用他的话来说，可以举办演奏会。他那像响板一样的长指甲敲着古钢琴的琴键。他从奥金斯基的波洛涅兹开始，不知不觉地转成李斯特的狂想曲，马上又变成圣母颂的旋律。他在谈话时也是这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老头突然停止弹奏，走到镜子跟前，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他就用香烟把胡子整个烧一遍，用这种方式把胡子理整齐。他不停地抽烟，让烟熏得直喘气，似乎对此十分厌恶。他和他那个老婆，一个性情乖癖的老太婆，差不多有15年没说过话。他的儿子达维德约有35岁，脸上总扎着一条白绷带，绷带上面的一只红眼睛不停地眨动。他曾自杀未遂。在他当兵时，一次在队列里顶撞长官。长官打了他一下，达维德给长官一记耳光，随后跑进营房，企图用步枪自杀。子弹穿过了面颊，因此在脸上总扎着一条绷带。士兵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那时，这个王国的鼻祖老哈里顿还健在，他有钱有势，是个目不识丁的暴君。他使全州行动起来，达到了让人承认他孙子因神经错乱而无责任能力的结果。也许，这与事实没有多大出入。从此以后，达维德脸上留下了弹痕，还有一张精神病证明。
我记得М—斯基家族是怎样不断地衰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还是乘着几匹好走马拉的四轮敞篷轻便马车到我们家里来。在大概是4、5岁的时候，我和哥哥去过М—斯基家。他家有一个维护得很好的花园，花园里甚至还养着几只孔雀。它那调皮的小脑袋上长着冠、奇异的尾巴上长着色彩鲜艳的斑点、脚上长着距，这种希罕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孔雀没有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也一起消失了。花园周围的围墙倒坍了。牲口糟蹋了果树和花草。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奎娅诺夫卡来的时候，乘坐的已经是农家马拉的大篷车了。儿子们想重振庄园，不是以老爷的方式，而是以庄稼汉的方式。“我们买几匹弩马，每天早上亲自下地，像布龙施泰因一样。”“他们什么也干不成，”我爸爸说。达维德被派到伊丽莎白格勒的集市上去买“弩马”。他在集市上遛来遛去，用骑兵的眼光相马，选中了3匹。深夜他才回到村里。家里满是穿着轻薄夏装的客人。阿布拉姆手里拿着灯走到台阶上看马。夫人们、大学生、少年男女也都跟着他走了出来。达维德马上觉得自己如鱼得水，讲起每匹马的优点，特别是那匹他说像位小姐的马。阿布拉姆持着胡须，连声说：“马倒是匹好马……”最后是野餐。达维德从一位漂亮的女客的脚上脱下一只鞋，灌满了啤酒举到唇边。
“您真的要喝？”那位女客问道，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欣喜而满面绯红。
“我连朝自己开枪都不怕……”英雄回答道，把鞋里的酒一饮而尽。
“你最好别再吹你那些英雄事迹了，”他那平日总是寡言少语的母亲突然给了他一句。她是一个高大虚胖的女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一人身上。
“这是您的冬小麦？”М—斯基问我爸爸，以显示他的精明。
“反正不是春小麦。”
“尼科波尔卡①？”
①尼科波尔卡和下面的吉尔卡、散多梅希都是小麦品种。
“我种的是冬小麦。”
“我知道是冬小麦，我何的是什么品种，是尼科波尔卡还是吉尔卡？”
“我没听说过种冬小麦有种尼科波尔卡的，别人也许种，可我不。我种的是散多梅希。”
他们的努力仍旧是一无所获。一年后，土地又租给了我爸爸。
德国移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他们简直都是阔财主。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更为刻板，很少派儿子们进城去，女儿们通常都在地里干活。那时，他们的住宅都是砖砌的，铺盖绿色或红色的铁顶，马都是良种，挽具也结实整齐，弹簧马车就被称为德国篷车。伊万·伊万诺维奇·多恩离我们最进，他是一个好动的胖子，光脚穿一双皮鞋，粗糙的面颊上长满了短硬灰白的胡子，总乘一辆涂着鲜艳色彩的漂亮篷车，车上套着几匹黑色牝马，马蹄橐橐地踏在土地上。这样的多恩有不少。法尔茨—法因这个人物高高凌驾在他们之上，他是草原上的绵羊大王。
无数的羊群散在草原上。“谁的绵羊？”法尔茨—法因的。粮盐贩子运着一车车干草、麦秸、糠壳。“给谁的？”给法尔茨—法因的。疾驰的三套涂色雪橇上有一座皮毛“金字塔”，这是法尔茨—法因的管家。有时过来一个骆驼商队，它们的样子和吼声令人害怕。只有法尔茨—法因才养骆驼。法尔茨—法因有从美国引进的种公马和从瑞士引进的种公牛。
这家的奠基人只叫法尔茨，他在奥尔登堡公爵家里当工匠总督，公爵得到国库的巨额拨款养殖美利奴羊，他还借了近百万卢布的债务，但却没有搞成。法尔茨买下了这份产业。他不以公爵的方式而以牧人的方式来经营。他的羊群越来越多，就如他的不断扩展的牧场和经济一样。他女儿嫁给了养羊人法因。两个绵羊王朝就这样合二为一。法尔茨—法因这个名字就像数万只羊蹄的橐橐声、无数只绵羊的咩咩叫声，就像背上背着长长牧棒的草原牧人的喊叫声和口哨声、像无数条牧羊犬的汪汪吠叫声。无论在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季，草原呼喊的也是这个名字。
我一生中的头一个5年过去了，我的经验扩展了。生活的花样多得出奇，它在偏僻的小村庄同样勤勉地进行着它那无穷的组合，犹如在国际舞台上一样。各种事件一件接一件地朝我袭来。
一位女工被人们从田里送回来。她在收割庄稼时被毒蛇咬了一口。姑娘可怜地哭着。人们把她脚挨咬的那条腿在膝盖上部用带子紧紧地扎住，把她那肿胀的脚泡在一只盛酸牛奶的桶里。姑娘被送进博布里涅茨的医院。经治疗后，她又回来干活了。她在那只被咬的脚上套了一只肮脏的破袜子。于是，工人们都开口闭口地叫她小姐。
一头种公猪把喂它的那个小伙子的额头、肩膀和一只手咬伤了。这是一只新买来的肥大种猪，买它是为了改良本地的猪种。小伙子吓得要死，像小孩一样啜泣着。他也被送往医院。
两个年轻工人站在两辆运庄稼的大车上互掷铁叉，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场面。其中一个被铁叉扎进肋部，嚎叫着倒了下去。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夏季之中，而且没有一个夏季不出事的。
秋天的一个夜晚，狂风把磨房的所有木头建筑都吹进水塘。木桩早就腐朽了。在飓风中木板墙像船帆一样地飘动。锅驼机，磨粉机、粗谷研磨机、分稗机暴露在一片废墟中，硕大的磨房老鼠不时地从木板下窜出来。
我常背着家里人跟着水车去田里抓黄鼠。往鼠洞里灌水既不能太快，也不能慢，要恰到好处。手拿木棒在旁等候，直到湿淋淋的毛贴在身上的鼠头探出洞口。老黄鼠还能对抗一阵，它用屁股堵它的洞，但在灌第二桶水时它就顶不住了，迎着死神外窜。人们把死鼠的4只爪子割下来，拴成一串。打死一只黄鼠地方自治会奖励一戈比。开始时，要求用尾巴做凭证，但捕鼠人用一张鼠皮割出10条尾巴，后来地方自治会就改要爪子。我满身泥土湿漉漉地回到家里。父母不鼓励我玩这种游戏，他们更喜欢我坐在饭厅的沙发上画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①。
①俄狄浦斯系希腊神话人物，命运使他杀父娶母，成为忒拜国王。发现真相后，他刺瞎双眼，自动放逐。安提戈涅系他的长女，随其父一起流浪。后因违抗舅父克瑞翁的命令，埋葬其兄波吕尼刻斯的尸首，而被活活地砌死在国王陵墓中。——译注
一次，我和妈妈乘雪橇从博布里涅茨这座离我们家最近的城市回家。在耀眼的雪原中，在催人入睡的雪橇的颠簸中，我昏昏欲睡。在一次转弯时，雪橇翻了，我脸朝下摔在地上，毯子和干草盖了一身。我听到妈妈惊慌的呼叫声，但无法回答。车夫是新雇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红头发的年轻人。他掀起了毯子，找到了我。我们重新乘上雪橇，继续往前走。我开始抱怨冷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红胡子的年轻车夫转过身来问：“鸡皮疙瘩？”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我看着他的嘴说：“真的，你不知道，真是鸡皮疙瘩。”车夫哈哈大笑说，“没关系，这就到家了！”又抽了浅黄马一鞭子。第二天夜里，车夫和浅黄马一起失踪了。此事惊动了整个农庄，爸爸派大哥率领一个马队去追赶盗马贼。他一边给那匹名叫穆茨的马备鞍，一边发誓要狠狠地惩罚盗马贼。爸爸忧郁地对他说：“你还是尽快追上他。”过了两昼夜追赶的马队才回来。哥哥抱怨雾太大，所以没追上盗马贼。看来，这个长着这么一口白牙的漂亮愉快的小伙子竟是一个盗马贼。
我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说胡话，十分难受。手、脚、头都成了负担，它们无限膨胀，顶到了墙壁和天花板，无法摆脱所有这些障碍，因为障碍是来自内部。我嗓子疼痛、浑身发烧。妈妈看了看我的嗓子，爸爸也看了看，他们担心地相互看了看，决定用酒石给我敷嗓子。妈妈说：“我怕廖瓦得的是白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回答说：“要是白喉的话，他早就躺到长凳上去了。”我模糊地猜到，躺到长凳上就是死了，就像死去的妹妹罗佐奇卡一样。但我不相信这会落到我身上，因此平静地听他们的谈话。最后，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博布里涅茨。妈妈并不十分虔诚，但也不敢星期六进城，于是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陪我去。我们住在小塔季扬娜家里，她从前是我家的女仆，后来嫁到博布里涅茨。她没有孩子，所以不必担心传染。沙图诺夫医生检查了我的喉咙，像往常一样断言，目前还不能确诊。女主人塔尼娅①送我一只啤酒瓶，里面有一座用小木棒和小木片搭成的教堂。手和脚不再让我感到讨厌，我的病慢慢地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在我生活中的新纪元前不久。
①塔尼娅系塔季扬娜的小名。——译注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叔叔阿布拉姆是个老式的利己主义者，他能好几个星期都不理睬孩子，好像他们不存在似的。一次他一时高兴，把我叫到身旁问我：“告诉我，今年是哪一年？不知道？1885年？重复一遍，记住了，我以后还要问呢。”这是怎么回事，我理解不了。文静的叔伯姐姐奥尔伽说：“对，现在是1885年，明年是1886年。”我不信。既然时间也有自己的名称，则1885年应该与世长存，即长久存在，就像大门口充当门坎的那块大石头、磨房还有我自己一样。奥尔伽的妹妹别佳不知道信谁的好。我们3个人都因为闯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而感到不安，好像在奔跑中打开了一间昏暗房间的门，屋子里没有家具，回声隆隆。最后，我只好认输，所有的人都站到奥尔伽的一边。这样，1885年成了进入我意识中的第一个有年号的一年。它使无形的时间、我的存在的史前期、混沌状态宣告结束，我的年代概念从此开始。那时我已6岁，那一年正是俄国歉收、危机及第一次大规模工潮爆发的一年。但它使我惊讶的仅仅是它那高深莫测的年号而已。我煞费苦心地试图揭示时间与数字之间的神秘联系。后来，开始了年代的交替，开始很慢，后来越来越快。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1885年在这些年号中都十分突出，像是老大和鼻祖一般。它是我的时代。
一次，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我坐进停在台阶前的带篷马车里等爸爸。我提起缰绳，几匹拉车的小马狂奔起来，拉着车驰过我家房子、仓库、果园，穿过无路的田野朝坚博夫斯基家的庄园奔去。背后传来了喊叫声；前面是一道沟。马儿狂奔疾驰，眼瞅着到了沟前，它们才猛地朝旁一拐，突然停住不动了，几乎把篷车甩翻。车夫从后面跑来，两个雇工紧随其后，爸爸跑在他们后面，再后面是妈妈在喊叫。大姐急得直搓手。当我迎面朝妈妈扑过去时，她仍在继续喊叫。无须隐瞒，我挨了爸爸两巴掌。当时他面色惨白，像死人一样。我甚至都没有感到委屈，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大概就是在这一年中，我和爸爸去了一趟伊丽莎白格勒。我们清晨出发，一路上从从容容，在博布里涅茨喂了马，傍晚时到了伏什瓦，人们出于礼貌称它为什维瓦①，并在那里过夜，等天亮再上路，因为在城外有人拦路抢劫。伊丽莎白格勒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后来世界上任何一个首都——无论是巴黎还是纽约——都无法相比的。它的人行道、绿色的房顶、阳台、商店、警察和拴在线上的红气球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几个小时之内，我一直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文明的面貌。
①伏什瓦的伏什（ВШИ）在俄文中与虱子的复数形式相向，故有此说。——译注
在我的纪元开辟了一年之后，我开始上学。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匆匆地洗了把脸（在亚诺夫卡洗脸总是匆匆忙忙的），便走进餐厅，预感到新的一天的快乐。首先预感到加奶的茶和抹了奶油的可口面包的香味。妈妈和一位陌生人坐在那里。他面色苍白、瘦瘦的、满脸堆笑，好像在讨好似的。根据妈妈和陌生人看我的神色，我马上明白他们的谈话与我有关。
妈妈说：“廖瓦，快来行礼，这是你的老师。”我带着几分担心、但并非毫无兴趣地把老师打量了一番。老师和蔼地对我问好。每个老师当着家长的面和未来的学生打招呼都这么和蔼。妈妈当着我的面跟他谈了条件：老师负责在他的移民区学校里教我俄语、算术和希伯来文圣经，为此应付给他多少卢布和多少普特面粉。不过，学科范围定得不很明确，因为妈妈在这个领域中也不在行。喝奶茶时，我已经体验到了我命运中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味道。
到了星期天，爸爸用车把我送到移民区，把我安顿在拉希利亚婶母家。我们就用那辆篷车给她运来了面粉、大麦面、荞麦、小麦和许多其他产品。
从亚诺夫卡到格罗莫克列亚有4俄里。移民区座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的两边，一边是犹太人移民区，一边是德国人移民区。二者径渭分明。在德国人那边房舍结实整齐，一部分是瓦顶，一部分是苇顶。一匹匹高大的马、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牛。在犹太人这边则是破旧的农舍，破烂的房顶，瘦小可怜的牲口。
第一所学校竟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这乍看起来有些奇怪。我开始描摹俄文字母用的石板，老师拿钢笔的弯曲的食指、齐声朗读圣经、惩罚某个偷东西的小男孩，所有这一切留下的都是模糊朦胧的片断，没有一个鲜明的形象。只有师母是个例外，这是一位高大丰满的女人，她经常介入我们的学校生活，而且每次都出人意料。一次在上课时，她对丈夫抱怨新面粉有怪味，当老师把他的尖鼻子伸到她那只拿着面粉的手边时，她把面粉全部洒在他的脸上。这是她在开玩笑，男女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老师一个人不高兴。当他一脸面粉站在教室里时，我很可怜他。
我住在善良的婶母家里，却察觉不到她。在院子和上屋里发号施令的是阿布拉姆叔叔。他对侄子侄女漠不关心，有时却对我另眼看待，叫我到他屋里吃骨髓，并说，“这样的骨头，给我10卢布都不换。”
叔叔的家几乎在移民区的入口处。在移民区的另一头住着一位黑皮肤、又瘦又高的犹太人，他是有名的盗马贼和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的能手。他有一个女儿，名声也不好。在离盗马贼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做帽子的，他长着火红色的大胡子，整天坐在缝纫机旁。制帽人的老婆经常来找移民区的政府视察员（他住在阿布拉姆叔叔家里），控告盗马贼的女儿偷她的丈夫。看来视察员也帮不了她。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一大群人拖着一个年轻的妇女——盗马贼的女儿在街上走，人们大喊大叫，朝她身上吐唾沫。这个圣经里的场面我终身难忘。几年后，叔叔阿布拉姆娶了这个女人，那时，根据移民区决议，她父亲作为有害的社会成员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我从前的保姆玛莎现在就在阿布拉姆叔叔家当佣人。我常常跑到厨房去找她，因为她是与亚诺夫卡的联系的体现。常有客人来找玛莎，而且有时相当性急，他们毫不费力地抓着我的肩膀把我拎出厨房。一天早晨，我和这院子里的所有小孩一起得知玛莎生孩子了。我们惊喜地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几天后，我妈妈从亚诺夫卡来到这里，她来到厨房看望玛莎和她的孩子，我跟在妈妈后面溜了进去。玛莎系着头巾站在屋里，头巾几乎要遮住眼睛。在一条宽长凳上，躺着一个胖胖的小生灵。妈妈看了看玛莎，又看了看婴儿，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不赞成地摇了摇头。玛莎默默地两眼看地，后来看了一眼婴儿说：“瞧，小手托着腮，像个大人似的。“你可怜他吗？”妈妈问。“不，太累赘了。”玛莎言不由衷地回答。“胡说，可怜……”妈妈心平气和地反驳说。一个星期后，婴儿神秘地死了，就像他当初降临人世时一样。
我常常离开学校回家去，每次都要在那里住一个星期，有时甚至还要长。在同学中，我没有交上一个朋友，因为我不会说土话。我总共在那儿上了几个月的学，这大概就是我对小学记忆贫乏的原因。但毕竟是舒费尔——那位声音宏亮的老师就叫这名字——教会了我读书和写字。这两样本领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裨益。因此，我对我的启蒙老师始终怀有感激之情。
我开始迷上了读书。我抄录诗歌，自己也写诗。后来，我和我的表兄弟谢尼亚·Ж—斯基一起办杂志。但在这条新路上也有重重障碍。我刚刚掌握了书写的技能，它对我已成了诱惑。一次，我一个人在饭厅里，用印刷体字母记录在作坊和厨房里听到的那些特殊字眼，这些字眼我家人是不说的。我意识到是在做不该做的事，但词的诱惑力恰恰在于它的违禁。我决定把这张要命的纸条放在火柴盒里，再把火柴盒深深地埋进仓房后面的土里。我还没有写完，大姐就走进饭厅，她想看一眼。我一把就把那张纸从桌上抓下来。妈妈也跟着姐姐走了进来。她们要我出示写的东西。我羞得无地自容，把那张纸扔到沙发背后。姐姐想去拾，我歇斯底里地喊着：“我自己拾，自己拾。”我钻到沙发底下，在那里把纸撕得粉碎。我感到十分绝望，泪水不住地往下淌。
一次在圣诞节（大概是在1886年，因为我已经会写字了）那天傍晚喝茶时，一群化装的人闯进饭厅。来得那么突然，我吓得倒在我坐的那张沙发上。大家劝我不要害怕，于是我开始贪婪地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①皇帝的独白。体现到剧场真实中的幻想世界第一次展现在我的面前。当我得知主角是由士兵出身的工人普罗霍尔扮演时，我不胜惊讶。第二天，我拿着笔和纸，悄悄地来到下人的住房里（那时他们刚刚吃完饭），请求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给我口授他的独白。普罗霍尔再三推辞。但我缠住他不放，苦苦哀求，不给他退路。最后，我们一起坐到窗户旁边，我开始在粗糙的窗台上记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有韵独白。还没过5分钟，爸爸朝门里看了一眼，看到了窗户旁边的场面，他严厉地说：“廖瓦，回屋去。”我坐在沙发上，伤心地一直哭到晚上。
①马克西米安一世（1459—1519）奥地利大公，1493年起为“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帝，为实际统一哈布斯王朝的奥地利领土奠定了基础——译注
我自己也写诗，那些毫无才气的诗句揭示了我早年对文学的爱好，当然，它们没有预示我今后能在诗歌方面有所发展。大姐知道我写诗，妈妈从姐姐那里知道了这事，通过妈妈，爸爸也知道了。他们总要我为客人朗诵自己的诗。我羞得要命，百般拒绝。于是他们就劝我，开始还很温和，后来就有几分恼火，最后干脆就威吓。我常常逃走。但大人也会坚持自己的要求。有时我也不得不朗诵我的诗，朗诵时我的心砰砰地跳动，眼里噙着泪水。读到借用的诗句或蹩脚的韵脚时，感到十分羞愧。
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尝到了知识之树的果实。我的生活不是一日日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拓展，一条条的线从饭厅里的破沙发上通往其他世界。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开辟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