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素来被认为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果真总是这样吗？不是的。只有少数人的童年是幸福的。把童年理想化起源于古老的特权阶级的文学。在那些由于先人的荫庇而富有和有教养的家庭中，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童年，享受着爱抚和游戏的欢乐，它给人留下的印象犹如人生旅途起点上的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文学中的达官贵人或那些歌颂达官贵人的平民，把这一对童年彻头彻尾的贵族评价奉为经典。相反，绝大多数人在回顾往事时，看到的却是忧郁、饥饿、仰人鼻息的童年。生活总是打击弱者，有谁比孩子更弱呢？
我的童年并不是饥寒交迫的童年。在我出生前，我们家已经富裕起来。但这是摆脱了贫困、奋发向上又不愿半途而废的人的富裕，日子还很艰辛。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在想着工作和积累。在这种生活中，孩子们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体验过贫困的滋味，但也没领略过生活的慷慨，也没有享受过它的爱抚。我觉得，我的童年既不像极少数人那样是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这是在偏僻农村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平淡灰色的童年。这里的自然界非常辽阔，而习俗、观点、兴趣却是贫乏狭隘的。
围绕着我童年的精神气氛和我在其中度过后来的自觉生活的那种精神气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把它们隔开的不仅是几十年的岁月和不同的国家，还有重大事件形成的延绵的山峰以及那些不易察觉，但对个人来说却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内心世界中的山崩。在开始粗略地描述这些回忆时，我不只一次地感到，似乎我不是在描写我的童年，而是老早的一次遥远的异国之行。我甚至试图用第三人称来写自传。但这种假定性的形式太容易和小说混淆，而这点却是我首先要避免的。
尽管这两个世界彼此对立，但个性的统一却沿着几条隐蔽的道路从一个世界转入到另一个世界之中。总之，这点可以说明人们对名人传记和自传的兴趣，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因此，我试图较为详细地叙述我的童年和学生生活的岁月，不做预测，也不预先决定，即不对先入为主的结论去套事实，只是如实地把保留在我脑海中的过去描写出来。
有时我觉得，我记得我躺在妈妈怀里吃奶的情景，但其实是我把小时候看到的事情移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依稀记得在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发生过的一件事，但这一记忆也不可靠，那时我才一岁半。记得更牢的是下面一件事情：我和妈妈到博布里涅茨的某人家里去做客，那家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人们叫我新郎，称小女孩是新娘，两人在油漆地板上玩，后来小女孩不见了，小男孩一人站在五斗柜旁，他像在梦中一样感到一阵发呆。妈妈和女主人走进屋里。妈妈看了看小男孩，然后看了看他身后的一汪水，继而又看着小男孩，责备地摇着头说：“你怎么不害臊”……小男孩看看妈妈，又看看自己，然后又看看那汪似乎与他完全无关的水。
“没关系，没关系，”女主人说，“孩子玩入迷了。”
小男孩既不感到害臊，也不后悔。那时他有多大？应该是两岁，但也许是3岁。
就在那件事的前后，我在花园里和保姆一同散步时碰上了一条蝰蛇。保姆指着一个在草中发亮的东西对我说：“廖瓦①，你看，土里埋着一只烟盒。”保姆拿起一根小棍子去挖烟盒。保姆本人也未必超过16岁。那烟盒伸展开身体，变成了一条蛇，咝咝叫着在草丛里爬行。“哎呀！哎呀！”保姆大声叫着，拉起我的手拔腿就跑。我那时快速挪动两脚还挺吃力。后来，每逢我告诉别人我们本以为在草丛中找到了一只烟盒，原来却是一条蝰蛇时，仍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①托洛茨基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原姓布龙施泰因，廖瓦是列夫的爱称。在他妻子的日记中简称为列．达．。——译注
还记得一件在“给老爷做饭的厨房”里老早发生的事。爸爸和妈妈都没在家，在厨房里只有一个女仆、厨娘还有她们的客人。大哥亚历山大回来度假期，也在厨房里转。他像踩高跷一样两脚踩在一把木锨上，长久地在厨房的土地上跳来跳去。我请求哥哥把木锨给我，也想站到木锨上，却摔倒在地哭了起来。哥哥把我扶起来，吻着我，把我抱出了厨房。
也许在我4岁的时候，有人把我放到一匹大灰牝马的背上，这匹马老实得像绵羊，没有备鞍，也没戴嚼子，只戴着笼头。我叉开两腿坐在马背上，双手抓住马鬃。牝马慢慢地把我驮到一棵梨树下，从一根齐我肚子高的梨树枝下钻过去。没等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已从马屁股上掉下来，扑通一声摔到草地上。痛倒不痛，只是感到莫名其妙。
我小时候没有买的玩具。只有一次妈妈从哈尔科夫给我买回来一个纸马和一只皮球。我和妹妹一起玩自制的娃娃。一天，姑姑费尼娅和赖莎用旧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娃娃，费尼娅姑姑还用铅笔画上了眼睛、嘴和鼻子。这些娃娃好极了，我至今未忘。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这里的技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硬纸板给我们剪贴成一辆有窗有轮子的火车。哥哥回家来过圣诞节，立刻声称他马上就可以做一辆这样的火车。他先把我那辆火车拆开，用尺子和铅笔照样画了半天，但在用剪刀按图形剪开之后，却拼不成一辆火车。
亲戚和熟人进城时，总问我，从伊丽莎白格勒①或尼古拉耶夫给你带点什么？我眼都亮了。要什么呢？大家纷纷给我出主意，有人建议要马，有人建议要书，有人建议要彩色铅笔，还有人建议要冰鞋。我说，“我要帕鲁哈利法克斯牌冰鞋”，我从哥哥那里听到过这个名称。那些答应买东西的人一迈出门口，就把许诺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呢，望眼欲穿地盼望了几个礼拜，然后因失望而难过好久。
①伊丽莎白格勒即今基洛夫格勒。——译注
在小花坛的一棵向日葵上落着一只蜜蜂。因为蜜蜂蜇人，得小心一点儿，我搞了一片牛蒡叶，垫着这片叶子用两个手指去捏蜜蜂。突然一阵钻心疼痛，我哭嚎着跑进院子，到作坊去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拔出刺，还往手指上抹了止痛药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一只铁罐，在罐里的葵花籽油中浮着塔兰图拉毒蜘蛛。那时，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蜇伤的药，毒蜘蛛是我和维佳·格尔托潘诺夫一起抓来的。我们把一块蜂蜡拴在绳上，垂到洞口，塔兰图拉毒蜘蛛用所有的爪子拚命地抓住蜂蜡，被粘在蜡上。然后只要把它装到空火柴盒里就行了。不过，抓塔兰图拉毒蜘蛛是更晚些时候的事了。
我记得大人们在冬季傍晚悠闲地饮茶时的一段谈话，谈的是何时、如何买下的亚诺夫卡，那时候哪个孩子有多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何时到这里做工的。妈妈说：“从村里往这儿搬时已经有廖瓦了，”并狡黠地看了看我。我暗自得出结论，说：“这么说，我是生在村里啦？……”他们对我说：“不，你生在亚诺夫卡。”
“那妈妈怎么说，搬到这儿来时已经有我了？”……
“妈妈是随便说说，她在逗着玩呢……”我不满意这个答案，心里想这个玩笑太古怪了，但没有吭声，因为我在大人们的脸上看到那种特殊的会意的微笑，对这种微笑我十分反感。从这些冬天茶余饭后的闲扯往事中，可以得出一份年表：我生于10月26日，也许我的父母是在1897年春季或夏季从村里迁到亚诺夫卡来的。
我出生的那年正是第一次用黄色炸药攻击沙皇制度的一年。不久前成立的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在1879年8月26日——即我出生前两个月——宣判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11月19日用炸药炸毁了沙皇的专列。一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它导致了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但同时也导致了“民意党”自身的灭亡。
俄土战争已于一年前结束。1879年8月，俾斯麦为德奥联盟奠定了基础。这年左拉出版了一本小说，书中未来的协约国①组织者，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被描写成一位高明的歌剧明星的鉴赏家（《娜娜》）。从普法战争和摧毁巴黎公社开始在欧洲政治中不断增强的反革命之风还没有减弱势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被俾斯麦的非常法令②破坏无遗。1879年维克多·雨果和路易·布朗③提请议会对公社社员实行大赦。
①协约国系英、法、俄3国结成的帝国主义集团，形成于1904—190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了20多个国家。于1920年解体。——译注
②非常法令系1878—1890年间德国为反对社会民主党所实施的法令，一度使社会民主党受到沉重打击。——译注
③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48年革命期间临时政府成员。——译注
但无论是议会的辩论、外交活动，还是炸药的爆炸，都没有将其余波扩散到亚诺夫卡。我就是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我一生中第一个9年。在赫尔松州广袤的草原上和整个新罗西亚①，小麦和绵羊的王国有其特殊的规律。它以其广阔的地域和没有公路而把政治侵袭牢牢地拒之门外。草原上无数的土丘好像是民族大迁徙时留下的路标。我父亲是个农民，起初是小农，以后越来越发达。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和全家一起离开了波尔塔瓦州的犹太人居住地到自由的南方草原上碰运气。那些年，在赫尔松州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州约有40个犹太人农垦移民区，约有居民两万五千人。犹太农民不仅在权利上与其他农民平等，也和他们一样贫穷。我父亲以不知疲倦的、残酷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毫不留情的原始积累劳动逐渐发了起来。
①新罗西亚系俄国南部和乌克兰南部的历史名称。——译注
在格罗莫克尔农垦区，生死登记册填写得很不认真，经常是在事后填写。当我要进中学时，发现我还不到入学的年龄，于是就把我的生日从1879年改到1878年。因此，我的年龄总有两种不同的算法：正式的和家庭的。
在我一生中的第一个9年中，我几乎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庄园。它叫亚诺夫卡，由老地主亚诺夫斯基而得名，这片土地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老亚诺夫斯基从一个普通士兵升为上校，在亚历山大二世时，受到上司的宠信，获准在无人居住的赫尔松州的草原上任选500俄亩①土地。他在草原上建了一栋覆盖着茅草的土房子，还有一些同样简单的院内建筑。但他在产业经营上却不成功。上校死后，他的家眷移居到波尔塔瓦。父亲从亚诺夫斯基手里买下了100多俄亩的土地，还租了200俄亩。上校夫人的模样，我记得十分清楚，她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每年来收地租，不是一次就是两次，还要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我们这里总要派马车到车站去接她，还要把一把椅子搬到大门口，好让她踩着走下带弹簧座的有篷马车。爸爸是在养了几匹走马后才置的敞篷四轮马车。我们用鸡汤，煮嫩鸡蛋款待上校夫人。姐姐陪她在花园里散步时，她用那干枯的指甲刮下树干上凝固的树脂，并担保说这是最好吃的蜜饯。
①l俄亩等于1.09公顷。——译注
我爸爸的庄稼年年丰收，马和牲畜的头数也不断增多。他还试养过美利奴羊①，但没有成功。猪却养了不少，它们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把四周拱得乱七八糟，把花园也彻底地毁了。家业经营得很认真，但却是按照老方法办事。哪些能赢利，哪些会亏本，只能凭经验确定。由于同一个原因，我们的财产有多少也很难说。所有的钱财总是在田里，在麦穗中和存放在粮仓里或被运到港口的麦粒里。在喝茶或吃晚饭时，爸爸会突然想起几笔账：“哎，你们记一下，我从经纪人那儿得到了1300卢布，给上校夫人寄了660，还坚博夫斯基400；还得记上一笔，我借给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100卢布，那还是今年春天在伊丽莎白格勒的事了。”爸爸仍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发展起来。
①美利奴羊是澳大利亚良种细毛羊。——译注
我们住在老上校盖的那间土房里。茅草铺的房顶檐头有无数的麻雀巢。外面的墙上裂了许多深深的缝。在这些墙缝里出现了游蛇。我们有时把它们当作蝰蛇，就用茶炊往墙缝里灌开水，但毫无效果。在下大雨时，低矮的顶棚到处漏雨，堂屋漏得格外厉害；在土地上摆满了盆盆碗碗。几间屋子都很小，窗户很暗，两间卧室和儿童室是粘土地面，跳蚤孳生。饭厅里铺上了地板，每星期用黄砂把地板擦一次。在那间有8步长的大屋里，地板上了漆，我们庄重地把它称为大厅。上校夫人来时就让她住在这里。在房子周围的小花坛里，长着一丛丛锦鸡儿、黄玫瑰和红玫瑰，夏天时菟丝子在花坛中蔓延缠绕。院子没有全围起来。在一间爸爸建的瓦顶大粘土房中，有作坊、厨房和仆人住的屋子。隔壁是一间“小”木粮仓，过去就是“大”木粮仓，最后是一间“新”粮仓，3座仓库全是苇子顶的。为了不让粮仓进水、不让粮食发霉，粮仓建在石块上面。在炎热和酷寒时节，狗、猪和家禽都躲在粮仓底下。母鸡在那儿找到了隐蔽的下蛋的地方。我经常从石头之间爬进去捡鸡蛋，因为大人钻不进去。每年都有几只鹳栖息在大粮仓顶上。它们的红喙子朝天仰起，吞食着游蛇和青蛙，这个景象十分可怕！露在鸟嘴外的蛇的身驱扭动着，仿佛是蛇在鹳的体内吃它一般。
粮仓隔成许多粮囤，存放着香喷喷的麦子、粗糙多芒的大麦、像流动的液体一样平滑的亚麻籽、小玻璃珠般的蓝黑色的油菜籽、细小而轻的燕麦。当孩子们玩捉迷藏时、甚至允许他们藏到仓库里，但这很难得，要在客厅里有贵客光临时才行。我翻过了粮囤的挡板，爬上了麦堆，滚到了它的另一侧。胳膊到胳膊肘，双腿到膝盖都陷进了流动的麦堆中；穿破的鞋子和怀里满都是麦粒。仓库的门关着，为了遮人耳目，有人在门上挂了把锁，只是没有锁上，这是游戏规则的要求。我躺在凉爽的粮仓里，埋在麦粒中，呼吸着植物的粉尘，听着谢尼亚·Β，或谢尼亚·Ж，或谢尼亚·С，或妹妹丽莎，或是其他什么人在院里到处寻找藏起来的人，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埋在新打下来的春小麦中的我。
马厩、牛棚、猪圈和鸡舍盖在房子的另一侧，都是用粘土、荆条和花秸垛起来的。在离房子100步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根直指天空的桔槔。在井后面是一片农民浇灌菜园的池塘。每年春天涨水时，总要把“坝埂”（堤坝）冲毁，人们每年都用麦秸、土把它重新加固。在小丘下池塘边有一座磨房，在简易木板房里有一台十马力的蒸汽机和两台磨粉机。我小时候，妈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干活。磨房不老是为我们自己的庄园服务，还为附近的居民加工粮食。农民要走10到15里俄里①把麦子送到这里，付十分之一的粮食做加工费。在打场前这段最紧张的时期，磨房每天都日以继夜地连续工作。当我学会写算时，我有时也要称农民的粮食，计算应收多少加工费。庄稼收割完毕，磨房关门，蒸汽机挪去打场。不过，后来安装了固定的发动机，新磨房是砖瓦结构的，而且主人住的土房也被铁皮顶的宽敞的砖房取代了。但所有这些都是我快满16岁时的事了。在我最后一次回家过暑假时，我曾计算过新房的窗户之间的距离和门的尺寸，可怎么也算不出来。下一次回村时，我看到了砖砌的地基。但我却没有机会在这栋新房里居住。现在，它成了一所苏联小学的校址。
①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注
有时，农夫们要在磨房等上几个礼拜。离家近的就用口袋站队，人先回家。离家远的就住在大车上，下雨天则躲进磨房，睡在粮袋上。
一次，一个来加工粮食的农夫丢了一副笼头。有人看见一个外来的小男孩围着别人的马转了半天。大家前去搜查男孩父亲的大车，果然在干草里找到了笼头。男孩的父亲，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忧郁农夫指天发誓，说这是这个半大的小子，该死的囚犯自己的主意，非得把他的肠子揪出来不可。但人们不相信父亲这一套。农夫一把抓住儿子的领口，把他摔倒在地，并用他偷的笼头抽他。我站在大人们的身后观看了这一场面。男孩大声哭嚎，他发誓今后再也不敢了。周围的叔叔们阴沉地站着，抽着自卷的纸烟，对男孩的嚎叫声无动于衷，还低声嘟嚷，说农夫抽打儿子是假的，只不过做做样子，应该连老子一起抽。
在仓库和猪圈后面是两间堆麦子的棚子，那是两间有几十沙绳①见方的大棚，一间是苇子顶，一间是草顶，顶棚直接架在地上，没有墙。大棚里放着一堆堆的麦子。在多雨和刮风时节，人们就在大棚里用风车或筛子干活。在大棚后面是打谷场。过了小山谷有一个全是用干牛粪堆成的露天牲口圈。
①l沙绳等于2.134米。——译注
我的童年生活与上校的土房和饭厅里的旧长沙发联在一起。长沙发包着一层红木样的胶合板。我坐在长沙发上喝茶、吃饭，和妹妹一起玩娃娃，后来还坐在它上面读书。沙发套上破了两个洞。在靠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安乐椅那一头的洞小一些，在我挨着爸爸坐的地方的洞大一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该给长沙发绷个新呢子套了。”“早该绷了，”妈妈回答说，“从沙皇被刺的那年起，我们就一直没有换过沙发套。”“你们也知道，”爸爸辩解说，“到了那该死的城里，东奔西跑忙得晕头转向，车夫要价太高，雇不起，还一心想着如何尽快脱身回家，结果就把买东西的事忘了。”
在饭厅的低矮的顶棚下面有一根横贯饭厅的“横梁”，这是一根刷白了的大木梁，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盛食物的盘子（防猫偷吃）、钉子、绳子、瓶口塞着纸的墨水瓶、插着生锈的旧笔尖的蘸水笔。家里没有多余的笔尖。我为了从旧《田野》周刊①上临摹几匹马，曾用餐刀削木笔尖，削了整整几个星期。在靠近顶棚的地方，烟道有一块凸起，猫就住在这里，它在这上面养育它的后代，当上面热得受不了时，它就把－小猫叼在嘴里，勇敢地往下跳。高个子客人从桌旁起身时，头准会撞到横梁上，因此，指着顶棚下的横梁，提醒客人“小心，小心”，成了我们家的习惯。
①《田野》周刊系1870—1918年间俄国文艺和科普插图刊物。
在小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拨弦古钢琴①了。它占的面积不小于房间的四分之一。我记得它是怎么来的。住在15—20俄里外的破产女地主要迁到城里去，卖掉了她的全部家具摆设。我们从她那儿买了1张长沙发、3把维也纳式椅子和这架破旧的拨弦古钢琴，它的琴弦已断，早被放进仓库。我们花了16个卢布买下了这架古钢琴，把它运回亚诺夫卡放进了仓库。当我们修理它时，从音板下掏出了两只死耗子。冬天，作坊连续几个星期都忙于修理古钢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清洗、又粘贴、又磨光，他搞来了琴弦，上弦、调音。所有的琴键都重新安装好。古钢琴声在客厅里回荡，虽然不那么清脆，但仍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他那会演奏手风琴的奇妙的手指弹奏古钢琴，弹出喀马林舞曲、波尔卡和《我亲爱的奥古斯汀》。姐姐开始学音乐。哥哥在伊丽莎白格勒学过几个月小提琴，有时也在古钢琴上乱弹一阵。最后，我也开始看着哥哥的提琴谱用一个手指头弹古钢琴。我的听力不行，我对音乐的爱好永远是盲目的、无能为力的。我们的邻居莫伊谢伊·哈尔托诺维奇·М—斯基就是在这架古钢琴上展现了其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右手技巧。
①拨弦古钢琴系一种键盘拨弦乐器，为现代钢琴的前身。
每年春天，院子成了泥泞的海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自己做了一双木套鞋，更确切地说，是高底鞋。我欣喜地从窗口看到，他比他平时的身量几乎高出半俄尺①。没多久，一位修马具的老人按时来到庄园。看来，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年逾80，是一位尼古拉一世时代②的老兵，整整服役了20年。他身材高大、宽肩膀、银白色的胡须、满头银发，他勉强挪动着两只沉重的脚，走到仓库跟前，在那里安下了他的流动作坊。“腿没劲儿啦，”老爷爷抱怨了差不多有10年了。但他那双散发着皮革味的手比钳子还有劲。他的指甲像是用象牙做的琴键，指甲尖非常锋利。
①1俄尺合0.71米。——译注
②指1825—1855年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译注
“你愿意我给你看看莫斯科吗？”老爷爷对我说。我当然愿意。老头儿的粗大手指捏住我的耳朵把我拎了起来。我感到他那可怕的指甲触到我的皮肤，又疼又委屈。我两脚乱蹬，要求他把我放下来。
“不愿意就算了，”老头儿说。我尽管委屈，可是没有走开。
老头儿又说：“喂，你顺着梯子爬上仓库，看看顶楼上怎么啦。”我感到这里面有鬼，有点儿犹豫不决。原来是磨房的小工康斯坦丁和厨娘卡秋莎在顶楼上。两人都长得很漂亮，生性快活，两人都很勤快。“你和卡秋莎什么时候结婚啊？”女主人问康斯坦丁。“我们这样不是挺好吗，”康斯坦丁回答说，“结婚，还得付10个卢布呢，我还不如拿它给卡佳买双靴子呢。”
草原上灼热紧张的夏天，连同夏季的劳动高潮——收庄稼，这一远离家门展开的“夏季农忙期”过去之后，早秋来临，以便对一年来苦役式的劳动做出总结。这时正是打场的大忙季节，生活的中心转到了大棚后面的场院上。它离家有四分之一俄里。场院上浮着一片淡黄色的灰尘。脱粒机的滚筒轰鸣。磨粉工菲利普戴着眼镜站在脱粒机的滚筒旁。他的黑胡子上蒙上了一层灰尘。人们从大车上把麦捆递给他，他不用眼看就接过麦捆、解开捆麦的要子、把麦捆打散放进滚筒、滚筒卷走一抱麦子，像抢到骨头的狗一样嚎叫着。逐秸器耍弄着麦秸，把它们抛了出来。秕糠从机身侧面和风管里落下来，用拉板把它们运到一边堆成堆。我抓着马缰绳站在拉板的尾部。“小心别摔着！”爸爸喊着。可我已经摔了有十来次了，不是摔在麦秸上，就是摔在秕糠上。灰尘在场院上越聚越厚，滚筒尖叫着，秕糠落进衬衣里，钻进了鼻孔，使人不住地打喷嚏。“喂，菲利普，轻点儿！”当滚筒的轰鸣声忽然格外的响时，爸爸就在下面警告他。我把拉板往起抬，它太重了，又掉了下来，砸在我的一个手指头上。我痛得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了。为了不让人们看到我流眼泪，我悄悄地爬到一旁，然后跑回家去。妈妈往我手上浇凉水并把砸伤的手指包了起来，但疼痛并没有减轻。手指头肿了好几天，疼痛难忍。
粮仓和大棚里装满了麦口袋，院里也一层层地垛满粮食，上帆布；主人本人也常常站在架在杆子上的筛子边做示范，教大家怎样摇筛子才能把秕糠簸出去，然后怎么一抖就能把筛干净的麦粒一颗不剩地倒进麦堆。在大棚里和仓库旁边有背风的地方，簸谷机和玩具似的谷物分离机在那里旋转，簸净粮食，准备上市。
粮商纷纷登门，铜制的天平和砝码装在精致的漆箱里。他们检验麦子的成色、提价钱、硬塞定金。主人客气地接待他们，用茶和奶油面包干款待他们，但麦子却不卖给他们。他们都是小买卖人，主人已超越了这种买卖的途径，他在尼古拉耶夫市有自己的经纪人。爸爸回答说：“先放放再说，麦子反正也不要东西吃。”一个星期后就能收到从尼古拉耶夫寄来的信或电报：每普特①提价5戈比。主人说：“瞧，又到手了一千卢布。卢布可不那么容易挣啊。”但也有相反的情况：粮价跌了。世界市场的神秘力量也为自己找到了通往亚诺夫卡的道路。爸爸从尼古拉耶夫回来，闷闷不乐地说：“听说，它叫什么来着……阿根廷今年抛售了大批粮食。”
①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注
冬季的农村很安静。真正干活的只有磨房和作坊。我们烧麦秸取暖，仆人把麦秸一大抱一大抱地搬进屋里，一路走，一路撒，每次都要随后打扫。把麦秸塞进炉膛，看着它轰地一下熊熊燃烧起来是件乐事。有一次，叔叔格里戈里到我们家来，只碰到我和妹妹奥丽娅两人在饭厅，里面蓝烟袅袅。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连东西都分辨不出来，听到了叔叔的呼唤，我就昏倒了。在冬天，家里常常只有我们两个人，特别是在爸爸出门的时候，那时全部家务都落到妈妈一人的身上。有时在暮色中，我和妹妹偎在一起坐在长沙发上，眼睛睁得大大地一动也不敢动。有时，一个巨人从严寒中走进昏暗的饭厅，他的两个大毡靴吱吱响，他身穿一件大翻领的大皮袄，头戴皮帽，手戴手套，唇髭和胡须上都结了冰。他那宏亮的声音在黑暗中说：“你们好。”我们并排呆呆地坐在长沙发的一角，不敢回答。于是巨人划着了火柴，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们。原来这位来人是我们的邻居。有时，饭厅里的孤独使人实在无法忍受时，我就不顾严寒，跑到外面，打开大门，跳上一块大石头——在门槛外面有一块又平又大的石头，在黑暗中站在石头上大声叫喊：“玛什卡①，玛什卡，快到饭厅来，快到饭厅来。”我喊了好多次，因为这时玛什卡有她自己的事：她不是在厨房，就是在仆人那里，要不然就在其他什么地方。最后，妈妈终于从磨坊回来，她点上灯，并叫人摆上茶炊。
①玛什卡系玛丽亚的爱称。——译注
晚上，我们一般都在饭厅里，直到睡着为止。在饭厅里，人们出出进进，取钥匙，交钥匙，主人坐在桌子旁边发号施令，为第二天进行准备工作。我、妹妹奥丽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姐姐丽莎和一个女仆，在这段时间里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从属于大人的生活并被他们所抑制。有时，某个大人所说的话引起了我们特有的回忆。我朝妹妹眨眨眼，她压低声音嘿嘿地笑了起来。大人漫不经心地看她一眼。我再朝她眨眨眼，她想藏到桌布下笑，额头磕在桌子上。这感染了我，有时也会感染姐姐，她保持着她13岁的尊严，在小孩和大人间随机应变。如果笑得太厉害，我就钻到桌子底下，悄悄地在大人的腿间钻过，有时会踩到猫尾巴，冲进隔壁被称为儿童室的小房间。几分钟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我们笑得手指发软，连茶杯都拿不住，头、嘴唇、手、脚都在笑声中融化、挥发了。“你们怎么啦？”疲倦的妈妈问。两个生活圈子，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瞬间交融在一起。大人不解地瞧着孩子，有时是友善的，但更多的是有些恼火。于是笑声就突然爆发出来，奥丽娅重新把头藏在桌下面，我躺到长沙发上，丽莎咬着下嘴唇，女仆藏到门后边。
“都睡觉去！”大人说。
但我们没有走，藏在角落里，彼此不敢互相看。妹妹被带走了。我往往在长沙发上入睡，有人把我抱起来。我有时在朦胧中大声喊叫，我觉得有一群狗围着我或下面有许多蛇在咝咝叫，再不就是一伙强盗把我劫往森林。孩子的恶梦闯入了大人的生活。人们一边走一边安慰我，抚摸我，吻我。就这样从欢笑到梦乡、从梦乡到恶梦、从恶梦到被叫醒，最后，我在烧得暖暖的卧室的羽毛褥子上重新进入梦中。
冬季是一年中家庭气氛最浓的季节。有时，一连好几天爸爸妈妈都不出家门。哥哥姐姐也从学校回来过圣诞节。礼拜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洗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拿着剪刀和梳子给我们理发。先给爸爸理，然后是实科中学学生萨沙①，最后是我。萨沙问：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您会剪卡普尔②式头吗？”大家都抬起头来来看萨沙，他给大家解释说，一次，伊丽莎白格勒的一位理发师给他剪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卡普尔式。第二天，他为此受到学监的严厉警告。
①亚历山大的爱称。——译注
②系19世纪流行的一种前额垂有卷发的男式发型。——译注
理完发后，大家坐下来吃午饭。爸爸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分坐在桌子两头的安乐椅上，孩子们坐在长沙发上，妈妈坐在对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成家前一直和主人一起吃饭。冬天，午饭吃得慢一些，饭后还要聊会儿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抽着烟，吐出一个个的烟圈。有时让萨沙或丽莎坐下来朗读。爸爸坐在暖炕上打起磕睡来，我们就在这时把他抓住。晚上，也偶尔坐在一起玩逮傻瓜，打牌时经常是欢声笑语，有时也会发生小小的争执。最有意思的是搞鬼骗爸爸。他打牌漫不经心，输了就一笑了之。妈妈则不同，她牌打得好，打牌时非常兴奋，警觉地提防着哥哥耍花招骗她。
从亚诺夫卡到最近的邮局有23公里，到铁路要超过35公里。这里远离长官、远离商店、远离城市中心，离重大的历史事件则更远了。这里的生活只受田间劳动的节律调整。除粮食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外，其余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在那些年中，我们在农村还看不到报纸杂志，它们出现在农村还要晚一些，是在我成了实科中学学生之后。信难得收到，而且还是托顺路人带来的。有时，邻居从博布里涅茨捎上一封信，要把它在口袋里揣上一两个星期。那时，收到一封信算是重大事件，收到电报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事了。
人们告诉我，电报是由电线传送的。可我明明看到骑马人从博布里涅茨把电报送来。按规定要为此付给他两卢布五十戈比。电报是一张纸，像信一样，纸上有铅笔字，怎么能沿电线传送呢，莫非靠风？人们回答我说，是靠电。这叫我更加摸不着头脑。一次，阿布拉姆叔叔一本正经地对我解释：“电流在电线里流动，在纸带上打上符号，你重复一遍。”我重复说，“电流沿着电线流动，符号打在纸带上。”“明白啦？”“明白了。”“后来怎么又出来信了呢？”我问道，指的是博布里涅茨送来的电报。“信用另一种方式邮寄。”叔叔回答说。我莫明其妙，既然骑马送“信”，为什么还要电流。可是叔叔生气了：“别老信啊信的，”他喊道，“我跟你说电报，你却跟我一个劲儿地说信。”这样，这个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波琳娜·彼得罗夫娜曾在我家作客，她是博布里涅茨的一位夫人，戴着两只大耳环，前额上垂着刘海。后来，妈妈用车把她送往博布里涅茨，我跟她们一起去。当我们路过离我们家11俄里处的小丘时，看到小丘上立着几根电报线杆，上面的电线嗡嗡响。我问妈妈：“电报怎么传送？”“你最好问问波琳娜·彼得罗夫娜，她能给你讲清楚。”妈妈不知所措地回答说。波琳娜·彼得罗夫娜解释说：“纸带上的符号代表字母，电报员把这些符号翻成字母写在纸上，纸由骑马人发送。”这很清楚。“电流流动怎么看不见呢？”我看着电线问。波琳娜·彼得罗夫娜回答说：“电流在里面走，这些电线做得像管子一样，电流在里面流动。”这也可以理解，好长一段时间我不再为电报问题所苦恼。4年后，我从物理老师那儿听到的电磁流体，我觉得远不如这好懂。
爸爸和妈妈在共同度过的劳动生涯中井非没有磨擦，但总的说来是和睦的，虽然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妈妈出生于市民家庭，这样的家庭蔑视双手干裂的农民。但爸爸年轻时相貌英俊、身材匀称、面庞刚毅、充满活力。他当时已经积下了一些财产，凭这些财产他才有可能在那几年中买下亚诺夫卡。年轻妇女从省城来到草原上的农村，不能马上适应农村产业的严酷条件，不过一旦完全适应后，在几乎长达45年的岁月中，她再也没有放下肩头上的劳动重担。在这个婚姻中生下来的8个孩子中，只活下来了4个，我是第五胎。那4个很小就因为患白喉或猩红热悄然死去，就如活下来的悄然地活着一样。土地、牲畜、家禽、磨房要求人们献出全部精力。一年四季彼此更替，耕作劳动的浪潮冲刷了家庭中的眷恋之情。在家里没有柔情，特别是在那些遥远的年月里。但在爸爸和妈妈之间却有着深厚的劳动情谊。妈妈从磨房里回来，一身白粉，还没走到门口，爸爸就说：“快给妈妈搬把椅子。”女主人还没进屋就喊：“玛什卡，快摆上茶炊，主人这就要从地里回来了。”他们两人都清楚精疲力竭的滋味。
爸爸在智力和性格上无疑比妈妈强。他更深沉、更稳重、更有策略。他的眼力极好——不光是看物，还包括看人。父母很少买东西，特别是在婚后的那几年，爸爸妈妈都善于节省每一个戈比。但爸爸能准确地断定他买的是什么东西。呢子、帽子、皮鞋、马或是机器，——他对所有东西的质量都有很高的鉴别力。“我不是舍不得几文钱，”爸爸后来对我说，好像是为他的吝啬辩解，“但我不喜欢连几文小钱都没有，需要几文钱，可又没有，那才要命呢。”他说话不规范，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说，乌克兰语的比重大一些。他根据人的举止、相貌和各种习性看人，看得极准。
“我不喜欢你的这个同学，”他品评我们的客人，“说实话，你不认为他是个笨蛋吗？”
孩子们为他们的客人感到不平，但他们在心里觉得父亲没说错。一户陌生人他只要去拜访一两次，就能准确地猜出这家的生活情况。妈妈在多次的生育和长期的劳动之后，曾一度病倒了。她去哈尔科夫找教授看病。这样的旅行是重大事件，需要准备好久。妈妈准备了一些钱、几罐黄油、一袋奶油面包干、几只烧鸡，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这次要花大笔的钱，教授看一次病要收3个卢布。我们在彼此之间或对客人谈起此事时，总把手指朝天，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其中有对科学的尊重，也有对它要价那么高的抱怨，还有对能付得起这笔闻所未闻的巨款而感到自豪。我们全家都焦急地盼着妈妈回来。妈妈穿着一件新连衣裙回到家里，在亚诺夫卡的饭厅里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衣裳。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爸爸对他们更慈祥、温和。妈妈经常生气，有时还无缘无故地发火，这纯粹是在孩子们身上发泄自己的疲劳和家务上的不顺心。那几年，我们一致认为，要什么东西最好找爸爸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爸爸变得越来越严厉。原因是生活的艰辛，随着事业发展而增多的操劳，在80年代农业危机的条件下就更加困难，还有孩子们所引起的失望。
漫长的冬天，草原上的雪从四面封住了亚诺夫卡，堆起了一堆堆比窗户还高的雪堆。这时妈妈喜欢看书。她坐在饭厅里不大的三角暖炕上，把脚搭在椅子上，当冬天的暮色早早地降临时，她就坐到靠近结了冰的小窗前的爸爸的安乐椅上，用一个经常劳作的手指一行行地指着那本托人从博布里涅茨图书馆捎来的小说小声地读着。她经常读错单词，碰到结构复杂的句子就读不下去。有时，某个孩子的提示使她对读过的内容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但她顽强不懈地读着，在静静的冬天闲暇的时候，在外屋就可以听到她那均匀的、轻轻的读书声。爸爸学会了分辨音节时已是年迈苍苍了，为的是至少能读出我著的书的书名。1910年在柏林，我看到他孜孜不倦地力图理解我那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心情是多么激动。
十月革命爆发时，我爸爸已经十分富有了。妈妈早在1910年去世，但爸爸一直活到了苏维埃政权时期。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内战在南方格外长久、格外残酷、政权更迭频繁）,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去敖德萨寻找一个临时避难所。作为一个大私有者，红军是他的危险的敌人，白军迫害他，因为他是我爸爸。在苏维埃军队肃清了南方之后，他有机会来到莫斯科。当然，十月革命剥夺了他一生积累的财富。他管理莫斯科附近的一家小国营面粉厂达一年多。那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秋鲁帕①喜欢和他谈论农业问题。1922年春天，爸爸死于霍乱。他死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
①秋鲁帕，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1870—192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火星报》代办员。曾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
亚诺夫卡最最重要的地方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在里面工作的作坊。他在我出生那年就来我们家工作。对所有的孩子，包括大孩子，他都称你，而我们对他以您相称，还要尊敬地叫他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他要被迫应征入伍时，爸爸和他一起出去了一趟，买通了一个人，于是格列比翁依旧留在亚诺夫卡。这是一个天份极高的人，长得很帅，蓄着褐色的唇髭、法式胡须。他对各种技术样样精通：他会修蒸汽机、能做锅炉工作、镟金属球和木球、浇铸铜轴承、制造轻便弹簧马车、修理钟表、调钢琴、为家具包面、自制自行车（车胎除外）。在中学预备班和一年级之间，我就用他攒的车学会了骑车。德国移民把播种机和打捆机运到作坊修理，邀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去帮他们买脱粒机或蒸汽机。他们向爸爸请教农事问题，技术问题就得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作坊里有几个助手和学徒。在很多方面，我是这些学徒的学徒。我不只一次在作坊里车螺丝和螺丝帽。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满足。因为它可以马上见效。有时我动手在磨得十分光滑的圆石头上研染料。但很快我就累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发问；研好了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指尖蹭了蹭稠乎乎的东西，否定地摇了摇头。我只得把石头让给一个学徒。
有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工作台后角落里的工具箱上，抽着烟眼睛望着远方，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回忆，再不就是什么也不想，在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悄悄地从一旁走到他跟前、轻轻地捻他那漂亮的暗红色的唇髭，或认真地观察他那双手。这的确是一双出色的手，是一双与众不同的能工巧匠的手。两手的皮肤上布满了黑点：这是在给磨盘刻纹时嵌进入皮肤的碎石末。他的手指柔韧，像树根一样，一点也不僵硬，指端稍稍变粗，十分灵活，大拇指能朝后弯，弯成弓形。每个手指都有灵性、独立活动，但合在一起就组成一个非凡的劳动组合。尽管我岁数很小，但我能看到并感觉到，这只手拿锤子或钳子与所有其他的手都不同。左手大姆指上斜绕着一道伤痕。正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斧子砍在自己的手上，大拇指几乎只连着二层皮。爸爸偶然看到，年轻的机械师把一只手放在木板上，打算把姆指干脆砍掉。“别砍，”他喊道，“手指还能长上。”“您以为还能长上？”机械师把斧子放到一边。手指真的长上了，也能够准确地工作，只是不能像右手拇指那样弯得那么大。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一支别丹式步枪改装成猎枪，正在试枪，大家轮流试打灭几步外的蜡烛。我爸爸凑巧来到这里，当他举枪瞄准时，他的双手颤抖，拿枪的姿式也显得没有把握，尽管如此，他一枪就把蜡烛打灭了。他干什么事眼力都很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明白这点。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虽然爸爸跟其他人说话时端着主人的架子，动辄训斥、纠正他们的错误。
我从来不闲呆在作坊里。我有时拉风箱，灶膛的通风道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按自己的体系建造的：看不见鼓风机，因为它安装在顶楼上，这使所有来访者赞叹不已。有时，我摇车床轮摇得精疲力尽，特别是在车床上用洋槐木车制槌球戏的球时。那时，作坊里的谈话总是十分有趣。那里往往不顾及体面，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讲体面。但我的视野却不是一天天地扩大，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扩大。福马讲述他曾在其中工作过的几家庄园，讲述男女地主的种种轶事。应该指出，他对他们没有多大好感。磨粉工菲利普又讲起自己当兵生活的回忆，伊瓦·瓦西里耶维奇提出问题，制止离谱儿的话，补充自己的意见。
司炉亚什卡（有时兼锻工）是个性情忧郁的人，他年近30，长着一头红发，在哪儿都呆不长，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他；不是秋天就是春天，他就悄悄地溜了，半年后又回来了。他很少喝酒，但喝起来就没命。他酷爱打猎，但把猎枪换酒喝了。据福马讲，有一次在博布里涅茨，亚什卡光着两脚来到一家小店，想弄点他那单筒火枪用的火帽。他的两脚上沾满了黑泥巴，他故意把一盒火帽弄撒了，在捡火帽时，他那沾满了泥巴的脚踩在一只火帽上，把它带走了。
“福马，你瞎说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
“干嘛瞎说，”亚什卡回答道，“我那时一个子儿都没有。”
用这种方法搞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挺不错，值得效法。
“咱们的伊格纳特来了，”女佣人玛莎通知说，“可杜尼卡没在，她回家过节去了。”
我们称司炉伊格纳特为“咱们的”，以区别于驼背伊格纳特。他在塔拉斯之前曾是领班。咱们的伊格纳特要去应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看了看他的胸脯说：“终无论如何也不会要你。”招兵委员会让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检查身体。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个城里工人，于是决定去工厂碰碰运气。伊格纳特脚上穿着城里人穿的靴子，身上穿着绣花短皮大衣。他在作坊里整整呆了一天，讲城市、工作、制度、车床和工资等情况。
“到底还是工厂……”福马若有所思地说。
“工厂可不是作坊，”菲利普接着说。
大家都若有所思地抬头望着作坊的顶棚。
“机床多吗？”维克多贪婪地问。
“像林子里的树一样。”
我瞪大了眼睛听着，想象着工厂的样子，就像从前想象森林一样：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无论朝哪儿看，清一色都是机器，在这些机器之间，是紧煞腰带的伊格纳特。伊格纳特还有一块表。人们轮流传看。晚上，主人和伊格纳特一起在院里散步，管家跟在他们后面。我也在场。一会儿在爸爸身边，一会儿在伊格纳特身边。“嗯，怎么吃饭？买面包？买牛奶？付房租？”“一切都得付钱，这个当然，”伊格纳特承认说，“不过挣得也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不过你的薪水只够糊口。”
伊格纳特坚决地反驳说：“不管怎么说，半年功夫，我买了几件衣服，还置了块表。”这个论据是无法反驳的，主人沉默了。后来他又问：“伊格纳特，你没学会喝酒吧？那里这样的老师到处都有，很快就能把你教会。”
“酒是什么好东西，我连想也不想。”
“哎，伊格纳特，你不打算把杜尼卡带走码？”女主人问。伊格纳特扭过脸略带歉意地笑了笑，但没有回答。
“哎，我知道了，”女主人说，“看来已经和城里放荡女人搞上了，承认吧，你这骗子。”
伊格纳特就这样离开了亚诺夫卡。
家里禁止小孩到仆人屋里去，但谁看得住呢？在下房里总有许多新鲜事。很长一段时间里，厨娘是一个颧骨突出、塌鼻梁的女人。她丈夫是个放牲口的老头，他的半边脸患面部神经麻痹。大家把他们叫喀查普①，因为他们来自内地的某个州。这两口子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女孩，她长着一双蓝眼睛，浅色头发，十分漂亮。她对她爹娘老是吵嘴已经习以为常了。
①喀查普系旧时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译注
礼拜天，姑娘们捉小伙子头上的虱子或彼此互相捉。在下房里的一堆茅草上，并排躺着两个塔季扬娜：高塔季扬娜和小塔季扬娜。总管普德的儿子、厨娘帕拉斯卡的弟弟、马倌阿法纳西横坐在两人之间，两腿搭在小塔季扬娜身上，身体倚在高塔季扬娜身上。
“瞧，简直成了穆罕默德啦，”管家艳羡地说，“可你是不是该饮马了？”
这个长着一头浅红棕色头发的阿法纳西还有黑头发的穆图佐克总是捉弄我。每当我在分猪油黍米粥或稠粥时来的话，一定会传来嘲弄的声音：“廖瓦，你最好跟我们一块儿吃午饭，”或“廖瓦，你最好去找妈妈给我们要只鸡来。”我感到不好意思，一声不吭地走到一边。复活节前，为工人们烤圆柱形甜面包，给他们染彩蛋。赖莎姑姑是染彩蛋的能手，她从移民区带来几只彩蛋，给了我两只。人们在地窖后面的慢坡上滚鸡蛋，互相碰撞，看谁的蛋硬。当我走到那儿时，人已经都散了，只剩下一个阿法纳西。“好看吗？”我把彩蛋亮出来问。“没什么，”阿法纳西摆出一副漠然的样子。“想不想撞鸡蛋，看谁的硬？”我不敢拒绝他的挑战。阿法纳西撞了一下，我的彩蛋尖上出了裂缝。“这归我了，”阿法纳西说，“喂，把那个也放上吧。”我顺从地放上第二个彩蛋。阿法纳西又把它撞破了。他老练地拿起两个彩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惊奇地看着他走去，真想大哭一场，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
一年不离开庄园的长工并不多。一年大忙季节中雇工多达数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工人是临时工，他们来自基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他们一直被雇用到圣母节①，即10月1日以前。赫尔松州的丰收年头，一年要雇用二、三十万这样的短工。在夏季的4个月中，一个钐工能挣40到50卢布，主人管饭，女人能挣20到30卢布。平时就露宿在田野上，阴雨天就睡在草垛里。午饭是素汤和粥，晚饭是小麦稀粥。肉根本就没有，油只给植物油，而且很少。因此有时会产生纠纷。雇工们不再收割庄稼，聚集在主人的院里，趴在仓房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出伤痕累累的干裂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酸奶或西瓜或半口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在所有的庄园中都有这种事。有几个40开外，身体健壮、皮肤黝黑的钐工已经连续十来年到亚诺夫卡干活，他们知道在这里永远能有活儿干。他们除了工资外还能额外得到些卢布，还时而能喝到一杯伏特加，因为工作的速度由他们决定。其中有些是家族团体的首领。雇工们从自己的州徒步走来，往往要走上整整一个月，一路吃面包干，在集市上过夜。一年夏天，外地来的雇工普遍得了夜盲症。黄昏时，他们两手前伸，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妈妈的侄子当时正在我们村里作客，就这一情况写了一篇报道。地方自治局见到了这篇报道并派出了检查员。大家都很喜欢这位“记者”，但爸爸妈妈却很生他的气。就连他自己也不高兴。但是，并未引起任何不好的后果。检查团确认病是由于缺油造成的，它几乎蔓延全州，因为到处的伙食都一样，有些地方的伙食还不如这里。
①圣母节是基督教中纪念圣母的节日。在俄历10月1日，公元10月14日举行节日活动。——译注
在作坊，下人的厨房和后院中，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要广阔得多，而且与家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生活的影片没有尽头，我刚刚处在它的起点上。在我更小的时候，我的在场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拘束。人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特别是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管家不在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算得上半个当家人。在铁匠房火炉和厨房灶火的光亮中，父母、亲戚、邻居往往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些谈话中的不少东西我终身难忘，许多东西也许是我对当代社会的态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