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七章 工会与布尔什维主义 官方的、守法的、纯粹的民主主义观点是无法评价和否定工人运动基本任务的,这一点在英国最近的历史——尤其是工会的政治募捐问题——上得到了很好地说明。乍看之下它好像只是实用性问题,实际上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恐怕工党的领袖们对此并不理解。 工会斗争的目标是改善工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此,工会会员要缴纳一定的会费。人们一般认为工会的政治活动是中立的,然而实际上工会总是追随在自由党身后。当然,和保守党一样,自由党将各种的荣誉卖给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党换取政治献金,因此,他们需要工会的选票,而不需要它的经济援助。在工人借助工会建立了工党之后,情况变了。工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资助它的亲儿子——工党。为此,工会必须从有组织的工人那缴纳更多会费。 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不约而同地跳出来,痛斥工会,反对“对个人自由的邪恶侵犯”。工人不只是一个工人,还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麦克唐纳语重心长的教育道。鲍德温、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纷纷为麦克唐纳的言论叫好。作为一个公民,无论工人是否属于工会,都有为任何政党投票的权利。为工党向工人征收不但是侵犯他的钱包,而且还违背他的意愿。别忘了它还是对民主宪法的公然挑战,因为民主宪法向来禁止任何强迫人民支持某党某派的行为。这些观点肯定对工党的领袖们颇有影响,要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万恶的金钱,不然他们早就放弃那种反自由的、几乎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会政策了。然而,如果没有钱,就算在民主的世外桃源里也是搞不到议会席位的。金钱把民主主义原则打得鼻青脸肿,真是不幸的命运啊。这就是天底下最好东西最大的缺点。 到目前为止,工会政治募捐问题的历史已经相当丰富并且颇为戏剧性了。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叙述。直到最近,鲍德温才制止(暂时)他保守党的朋友们继续尝试禁止征收政治募捐。一九一三年的工会法(修正案)至今还在实行,按照它的规定,凡是工会的会员都有拒纳政治募捐的权利,同时工会对这种会员不得加以处分或将其除名。据泰晤士报(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的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十的有组织工人利用该项条款拒绝缴纳政治募捐。这样一来,个人自由原则至少拯救了一部分人。当只有公开宣布自己志愿捐款的工人被征收政治募捐时,“自由”才会完全获得胜利。 但现在工会有一个决议,它要求所有会员都要缴纳捐款。只有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声明不捐的人才能除外。换言之,自由主义原则在这里从不容置疑的规则变为可以容忍的例外了。而且个人自由原则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来自于工人的意志,而是──哎呀!──资产阶级法律强迫无产阶级团体的结果。 这样问题就来了:占英国人口大多数,因而也是构成英国民主最大部分的工人,为了斗争而不得不总是在破坏“个人自由”的原则;而制定法律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贵族院,却成了捍卫自由的先锋,他们或是断然禁止“强迫”工会会员的行为(一九〇九年上议院关于奥斯本案的决议),或是严格限制这种“强迫”行为(一九一三年工会法),这是怎么回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然,工人组织决定用反自由主义的、“专制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方法强制征收政治募捐,是因为它想为工人争取在议会里切实的、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代表权;与此同时,保守党和自由党之所以提倡“个人自由”原则,是因为他们想藉此制服工人阶级,然后把他们绑架到资产阶级政党里面来。 我们只要看一看各方面的主张就够了:工会要求享有无条件强迫征收政治募捐的权利;贵族院以神圣的个人自由的名义,要无条件禁止这种敲诈;最后下议院勒令工会让步,于是作为对自由原则补偿,工会放弃了十分之一的捐款。即使是瞎子也能意识到,个人自由原则在这里是纯粹阶级性的,它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之下,意味着有产阶级试图让无产阶级的党化为乌有,以此在政治方面剥夺无产阶级。 保守党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都否认工人拥有选举权,现在同样是这些人,居然跑来捍卫工会工人的向任何政党投票的“权利”了。尽管已经看过和经历过很多事,我们还是不能不带感情的看完一八三零年代初英国改革法案的斗争历史。地主、银行家和教士这些奴隶主阶级,这些享有特权的极少数,在反抗资产阶级和尾随其后工人对议会堡垒的进攻时,竟然如此的顽固和傲慢!奴隶主们让改革法案一直拖到一八三二年,拖到形势已经让法案必须通过时,他们才让开了路。他们扩展选举权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藉此分裂资产阶级和工人。自由党在本质上和保守党没有区别,一八三二年将选举改革成功之后,他们就抛弃了工人们。当宪章派向托利党和辉格党要求给予工人选举权时,这些包办议会的人怒不可遏地反对他们的要求。现在,当工人拥有选举权之后,保守党居然跑出来捍卫“个人自由”,反对工会的“暴行”了。 然而,议会里没有一个人看穿了这充满恶意的可恶的伪善。相反,工党议员们居然还向鲍德温首相致谢,称他宽宏大量,减轻了工党的经济负担。殊不知他还保留着勒紧工党脖子的权力,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手。那些拿“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等说辞自娱自乐的白痴都应该被送回学校里去,他们必须重新温习英国历史,尤其是英国人为扩大选举权而斗争的历史。 自由党员科布登曾声称他宁愿受阿尔及尔总督统治,也不愿受工会统治。科布登在这里表达了一个自由党人对工会含有布尔什维克专制性质的忿怒。从他的立足点来看,科布登是对的。一个落到工会手中的资本家肯定不会好过,俄国资产阶级就是例子。但是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一直受到他们雇主阿尔及尔总督式的统治,他们除了依靠工会来削弱后者的专制政权以外别无他法。为此,工人们当然必须做出牺牲,不但有金钱方面的牺性,而且还有个人方面的牺性。通过工会,工人获得的“个人自由”将会远多于他们失去的那部分。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阶级立场,它是工会征收政治募捐权利的基础。现在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有必要认可工会的存在。但他们希望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反对资本家个人的斗争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 保守党议员马奎斯顿在议会中指出,拒绝向工会缴纳政治募捐的人多半来自小规模的、分散的工业部门,至于集中型工业部门,他抱怨道,存在“道德压迫和大规模恐吓”。真是有趣!上述并非来自社会主义者,而是出自提出禁令的极端保王党人之口,这真是英国议会的特色。马奎斯顿的发言说明,拒绝缴纳政治募捐的情况一般发生在最落后的工业部门,在那里,小资产阶级传统还十分强大,也就是说,把个人自由与为自由党或保守党投票联系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观念还是分盛行。在新的、先进的产业部门,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纪律占统治地位,这是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工人阶级的叛徒,所害怕的的。 一位保守党议员愤怒的提到,一个工会书记威胁工人,说要把拒绝缴纳政治募捐的会员的名单贴出来。工党议员们也对此愤愤不平,要他说这个不老实的书记是谁。其实他们应该向每个工会推广这种做法。但是官僚们显然不会这么做,他们被两个资产阶级党的嚎叫吓坏了,心里只想着要把共产党人从工人组织中驱逐出去。他们一谈到共产党,就再也不提个人自由,把话题转到国家安全问题上了。他们说,不能让根本不承认神圣的民主主义的共产党人进到工党里面来。 马奎斯顿议员,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位,在议会讨论政治募捐问题时,对民主问题作过简短的发言。反对党对马斯奎斯的言论报以轻浮的笑声,但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它不但应该被刻在议会的墙壁上,还应该在工人集会时反复宣传并加以解释。在用数据证明工会政治募捐的重要性之后,马奎斯顿指出,在一九一三年工会法生效以前,工会每年用于政治的花费不超过一万镑,但是现在,由于政治募捐的合法化,工会手里的笔已经有二十五万镑之多。他说,工党已经强大起来了,“如果你每年有二十五万镑收入的话,你要建什么党,达到什么目的都行。” 这位保王党显然被怒气冲昏了脑袋,他说的话有点超过他本来想说的范围了。他公开承认党是造出来的,是靠金钱造出来的,金钱在“民主”的规则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须说明,资产阶级的钱要比无产阶级多很多。光这一点就足以杂碎便民主的神话了。每一个清醒的英国工人都应该对麦克唐纳说:说民主原则是我们运动的最高标准的人在撒谎。这些原则本身受到金钱的支配,它早已被金钱所扭曲和篡改了。 无论如何,我们承认:如果从形式民主主义观点,如果从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和地主,而是从一个理想公民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动的上议院大猩猩们的理论确实有道理。每个公民当然有权利,该死,自由地用他的钱和选票支持他自由的良心支持的党。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理想的英国公民根本不存在也从来没存在过,它只不过是一种法律的假想。也许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相当接近这种理想了。费边派觉得他们是理想公民的典范,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理想公民的“背离”。费边派的庸人本来就少,但是作为公民典范,还是显得太多了。总的来说,选民可以被分为两部分:有产阶级和剥削者,以及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者。 无论自由派怎么诡辩,都不会改变工会的本质,工会是工资劳动者的阶级组织,其目的在于与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进行斗争。工会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罢工,工会会费则用于支持罢工。在罢工期间,工人们为了反对罢工破坏者而掀起无情的斗争。后者是自由主义另一个原则,“工作自由”的产物。大罢工时,工会需要政治上的援助,所以它不得不向新闻界、各政党和议会求助。自由党对工会斗争的敌意是逼迫工会创立工党的原因之一。 仔细研究工党的历史渊源后,你就可以明白,从工会的立场来看,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会的政治部分。它需要罢工基金、组织网络、期刊报纸以及可靠地议会议员。在工会看来,支付选举国会议员的费用和书记处的开销一样,是合理的、应该的、必要的。工会里的自由党或保守党会员也许会说:我照例付我的会费就是了,但我会拒绝工党的敲诈,因为我支持自由党(或保守党)。这时工会的议员可以这样答复他: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毕竟这是我们组织的目标——我们需要工党,包括其媒体和议员的帮助;你所支持的党(自由党或保守党)总是在我们斗争的时候打击我们,他们想让我们妥协,在我们内部散布分裂,甚至直接组织罢工破坏队对付我们。我们工会不需要支持罢工破坏队的会员!所以,对无产阶级民主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所谓的个人自由,实际上是政治上破坏罢工的自由。 资产阶级让工会力量减少了百分之十,这决不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是表示工会每十个会员中便有一个政治的敌人,换言之,即阶级的敌人。其中一部分是可以争取回来的,其余的人却将成为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对付无产阶级的宝贵武器。在进一步斗争之前,我们必须努力抹去一九一三年法令在工会内部的裂痕。 一般而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凡是忠实的、正直的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其他方面怎样的,都可以作为工会的会员。我们认为,工会一方面是战斗性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学校。我们之所以赞成落后的、无阶级自觉的工人加入工会,并不是为了意见自由和思想自由之类的抽象原则,而是出自对革命权宜的考虑。同样的考虑,英国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会工人缴纳政治募捐——其中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是不想破坏团结,还有百分之十公开抵制工党,我们必须对于这百分之十展开系统性的斗争,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叛徒,并且保证工会有将他们作为罢工破坏者开除出工会的权力。抽象的说,既然公民有权为任何一个政党投票,那么工人组织也有权拒绝容纳在政治行为上对于工人阶级利益表现出敌意的公民。工会将无组织工人驱逐出厂的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工人视为“恐怖主义”,或者用比较时髦的说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表现。这些规矩可以而且必须带入工党中,因为工党是直接由工会产生的。 我们可以把前面讨论过的,英国议会在今年(1925)三月七日进行的关于政治募捐问题的辩论,作为表现议会民主非常突出非常有趣的典型案例。只有在鲍德温首相的演说里,不确定的征兆才被视为根植于英国阶级结构中的真正危险。旧日的关系早已消失,从前“美好的”英国企业的宗法传统──鲍德温先生年轻时曾经历过——再也不复存在。工业现在愈来愈集中、统一了。工人们在工会里联合起来,而这些组织已经对国家本身构成了威胁。 除了工会,鲍德温还讨论了雇主联合会。不证自明,他只把工会视为民主国家的威胁。所谓的反托拉斯运动到底如何,我们看看美国就知道了。罗斯福慷慨激昂的反托拉斯宣传到头来只是空话。在罗斯福时代和后罗斯福时代,托拉斯一直在变得更强大,最后美国政府变成了它们的行政机关,这比英国工党变成工会政治机关的程度深多了。尽管以协会形式存在的英国托拉斯不如美国托拉斯如此举足轻重,但英国资本家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美国少。工会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目前还不彻底、不坚决的──提出了工人政府的原则。工人政府若想要存在下去,非得建立工人国家不可。相反,资本家政府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只是因为它还处于民主主义的掩护之下。鲍德温完全赞同的“个人自由”原则,而后者为他的朋友们在议会里提出禁止案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工会征收政治募捐是“不道德”的行为,只不过他还不想挑起战端。 斗争一旦开始,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鲍德温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开第一枪”开头,用“上帝啊,给我们和平吧!”结束了自己的演说。他的演说受到了整个议会的欢迎,包括工党议员。据首相自己承认,他在现场做了个“和平的手势”之后,工党议员托马斯——每当需要拍马屁时他总是在场——便起身为鲍德温欢呼。他宣称,雇主和工人只要亲善合作,双方都能从中得到好处;他骄傲地说,他自己工会里有很多左翼工人拒绝缴纳政治募捐——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反动的书记,托马斯先生。整个关乎两大互相敌对阶级的主要利益的争论,都打着这种传统的含糊的官腔,充斥着纯粹的英国议会的黑话。 保守党的意见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色彩,而工党的意见则处处充斥着他们可耻的胆怯。资产阶级议员是一只藏起利爪装出慈爱之情老虎,而托马斯等工党领袖就像一条挨了打夹着尾巴走路的狗。 英国经济形势的崩溃在工会那得到了最直接的反映。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热闹的运动中,英国似乎已然成为全世界的主宰。大战唤起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他们纷纷涌入工会。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九年到达顶峰,之后便渐渐退潮了。现在工会会员数目已经比以往下降了很多,并且还在继续减少。 约翰·惠特利,麦克唐纳内阁的左翼,曾在今年三月格拉斯哥的一个会议发表了一番评论,大意是说工会现在已经成了从前工会的影子,它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与对方谈判。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弗雷德·布拉姆利表示他不赞同惠特利的评价。虽然这两个人的理论能力都非常差,但是他们之间的辩论却很有意思。弗雷德·布拉姆利提到,因为从事政治运动越来越“有利可图”,换言之,能开拓更广阔的事业空间,不少最有价值的职员为此离开了工会。“另外一方面”,布拉姆利问道,“如果没有工会的政治募捐,工党哪有现在这幅光景?”最后,布拉姆利承认工会的经济实力有所下降,并且解释说这是受英国经济形势的影响所致。 但是在这位职工大会总书记的话中,你是找不到让工会走出僵局的方法的。布拉姆利的思想没有超越工会与工党间遮遮掩掩的对立关系的范围,问题的关键决不在此。工人阶级激进化和随之而来的工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导致工会经济实力大受打击的原因是一样的。一方的发展要以另外一方的牺性为代价。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工会已成过去了,那未免过于浅薄。相反,英国工人阶级工会将来的前景广阔的很。只不过在目前大不列颠的局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之下,工会是没有多大希望的,现实将逼迫工会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改造经济。工会本身也会重组并成为改造国家经济的主要工具。 若想实现这一点,其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成功夺取政权──不是以麦克唐纳内阁那种扭曲的庸俗闹剧的形式,而是以货真价实的革命的阶级形式。所有的国家机关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唯一有兴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意志支配整个社会。全部的行政机关,所有的法官和公务员都必须深深浸染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精神,就像现在的法官和公务员都浸染着资产阶级精神一样。只有工会才能提供出这些生机勃勃的人材。也只有从工会中选拔出来的人才,才能进入国有化工业的管理机关。 工会将成为用社会主义工业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的学校。因此它在未来将非常重要。不过他们现在还困在死胡同里。靠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解决目前的问题。英国资本主义的衰弱必然会波及工会。惟有革命才能拯救英国工人阶级,而革命需要组织。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在前面领导无产阶级。工会要想配得上它未来的使命,首先就必须摆脱它保守的职员、摆脱充满迷信的白痴、摆脱等着上帝带来“和平”奇迹的神棍、摆脱资本家的代理人和托马斯之流的叛徒。改良主义者、投机客和自由派工党只会通过打击群众的首创精神来削弱工会的力量。新的革命工党将在工会基础上诞生,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令工会重获新生。 一粒谷子中包含着未来的小麦,同样,在强迫反自由的政治募捐的“专制”征收中,包含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麦克唐纳为了反对后者,每天不知疲倦地到处表现自己的目光短浅和愤怒。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用自觉的阶级意志排除资产阶级民主的胡说八道。无产阶级必须满怀克伦威尔用于培养青年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自信心,勇往直前。我们之前说过克伦威尔是怎样鼓舞清教徒新兵的,“我不会用委任状里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含糊说辞来欺骗你们。如果国王变成了我的敌人,我就会用手枪杀死他,就像我用手枪杀死其他敌人一样;如果良心让你们下不了手,那就请离开我的帐下。”演说中并没有任何残忍专制的因素,有的只是对历史使命的觉悟,即对肩负起毁灭一切挡在历史前面障碍的任务的觉悟。新兴的进步阶级,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它的意志被克伦威尔用嘴巴说了出来。无产阶级若要寻找英国的传统,就应当借鉴当年旧独立党人的革命的自信心和勇敢的进取心。麦克唐纳、韦布、斯诺登之流从克伦威尔的战友们身上得到的只有他们的宗教偏见,这些偏见被他们和纯粹费边派的怯弱拼凑在了一起。 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将独立党人的革命勇气与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局势的把握非常正确,他们知道主要的威胁来自工会方面,知道只有在这些群众组织的压力之下,工党才能更换自己的领袖,成为革命的力量。 资产阶级对付工会的新方法之一,是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技师、工程师、经理等)单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业第三党”。《泰晤士报》正在宣传一些非常精致、非常狡猾的观点,反对“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的理论。和其他时候一样,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里非常巧妙的运用了自己提出过的费边派理论。《泰晤士报》和工党领袖们也都说,劳资矛盾危害国家发展。《泰晤士报》继续推论,技师、经理、职员和专家站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他们最有能力洞悉工业“整体”的利益,为雇主与工人带来和平。因此,行政和技术人员应该在工业界单独成立一个党。 《泰晤士报》的言论在本质上就是费边主义。费边派反对阶级斗争,他们是反动的乌托邦派,费边派的观点迎合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师、职员等的社会地位,他们介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希望独立于二者之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资本家手中的工具。这种人越强调自己独立于无产阶级和它的组织之外,就越堕入资本主义组织的奴役中。不难预见,费边派在不远的将来会被赶出工会和工党,他们与工商业和政府机关的中间分子的命运将愈发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独立工党的好景持续不了多久,作为“工业第三党”,它迟早会卷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失去自己的立足点,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