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六章 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与宪章运为例 《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在最近的社论中认为，把克伦威尔视为“工人运动先锋”有可能不妥当。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对编辑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到克伦威尔曾经残酷镇压过平等主义中的一员——平等派（共产主义者）。工党领袖对历史的思索不外乎这些东西。妇孺皆知，克伦威尔是资本主义的先锋，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锋。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反对普选权，因为他认为普选权对私有财产不利。值得一提，韦布夫妇正是通过这一点，得出了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兼容”的结论。然而，事实却与他们的结论大相径庭，资本主义已经学会了如何与民主主义共存，已经能够像操纵证券交易所一样操纵普选制了。（注）不过，对英国工人来说，他们能从克伦威尔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能从麦克唐纳、斯诺顺、韦布夫妇等妥协派身上学到的多的去了。克伦威尔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大革命家，他知道遇事不迟疑，他知道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利益，反对旧的贵族制度。英国工人必须得学习克伦威尔的优点，就这点而言，活在十七世纪的雄狮要比活在当下的狗值伟大多了。 （注）说来也很有趣，二百年之后，在一八四二年的时候，历史家麦考利在议会里当议员，他便洽洽以克伦威尔所提出的同样理由反对普遍的选举权。 工党领袖们总是紧随为《曼彻斯特卫报》等自由党报刊写头条的奴才们，不分青红皂白的用民主政治反对各种专政政府，不管它是“列宁专政”还是“墨索里尼专政”。看看先生们的这些胡言乱语，你就知道他们的历史观到底有多肤浅。我们不打算否认“列宁专政”——列宁的权力，确实有力的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讨论专政时，怎么可以忽略它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历史上有克伦威尔专政，有罗伯斯庇尔（Rebospierro）专政，有阿拉克其耶夫（Arakchoyev）专政，有拿破仑一世专政，有墨索里尼的专政。我们与那种视罗伯斯庇尔专政和阿拉克其耶夫专政等量齐观的白痴无话可说。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了不同的目的，在自己最紧急和关键的时期，都不得不将绝对的权力交付于那些最能贯彻他们基本利益的领袖们。当我们谈到专政时，首先要搞清楚，这个专政代表哪个阶级，表现了那个阶级的什么历史诉求。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时代，代表着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历史中进步的潮流。威廉·皮特，同样是个人专政，它捍卫王室、特权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而后者的利益在罗伯斯庇尔专政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自由派庸人常说不管是左派专政还是右派专政，他们都一样反对，可实际上他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支持右派专政的机会。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专政推动了社会进步还是导致了社会倒退。墨索里尼专政是早衰的、无力的、腐朽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丑陋不堪。“列宁专政”代表着历史新兴阶级强大的力量，代表了这个阶级对旧社会进行的超凡斗争。如果某人能和列宁相提并论，这个人既不可能是拿破仑，更不可能是墨索里尼，他只可能是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说列宁是二十世纪无产阶级的克伦威尔还点道理。这种比喻可以算是我们对十七世纪小资产阶级的克伦威尔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 法国资产阶级篡改了大革命的意义，把它变成了小货币制度，让它溶解在枯燥的日常生活中。英国资产阶级抹去了自己对十七世纪革命的记忆，把一切都解释成是“渐渐”发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应该再次挖掘英国革命史，刨开盖在它上面的宗教外壳，找到社会斗争爆发的强大力量。克伦威尔无论如何也不是“工人运动的先锋”。但是，从惊心动魄十七世纪革命中，英国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好的关于革命行动的经验。这也是英国的传统，它非常适合安置在工人阶级的军火库中。 无产阶级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传统则在宪章运动中。充分了解这两个时代是每一个有阶级自觉的英国工人的必修课。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澄清十七世纪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宪章运动的革命内涵。 要研究议会制度和一般“法律”在实际而非幻想的历史中占什么地位，首先要研究英国发展历程中的革命时期──从查尔斯·斯图亚特强行召开议会开始，到克伦威尔去世结束这一段时期。英国“大”历史学家麦考利，好用陈词滥调模糊当时英国社会的内部冲突，把十七世纪的革命图景庸俗化了。他的话有时有点意思，但全都非常肤浅。法国保守党人基佐（Guizot）对于事件的观点更加深入一些。总而言之，无论依照什么人的记载，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凡是能在历史下发现活生生的团体、阶级和党派的人，都会可以从英国革命的经验看出，法律在社会斗争的规则中的地位有多么次要——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即社会基本阶级的基本利益浮现在台前的时期。 我们都知道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选举权非常狭隘，可是根据这种选举制产生的议会却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机关。下议院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换言之，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所以它也代表全国的财富。在查理一世执政时期，令人惊讶的是，下议院比上议院富有三倍。国王起先解散了议会，后来又因为财政压力重新把它请了回来。议会建立了一支军队保护自己。这支军队渐渐的把一切最活跃、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们集中在它的队伍里。正因为如此，议会最终屈服于军队。我们说“正因为如此”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指议会单纯的屈服于武装力量（它从未屈服于国王的军队），而是指议会屈服于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因为这支军队之比议会更勇敢、更坚决的表达了革命的要求。 支持圣公会或英国国教（半天主教）的人都是些保皇党，宫廷人士和贵族，当然还有高级教士。长老派是资产阶级政党，它代表富有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独立党人，尤其是清教徒，代表小资产阶级，代表平民。表面上是宗教论战，实际上是社会各阶级通过教会宗教斗争的形式，按全新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自决和重新组织。在政治方面，长老派主张限制王权；独立党人，即激进派，主张共和。长老派半吊子的立场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利益相符合，他们被挤在贵族与平民之间。独立党人敢于践行自己的理想和口号，因此他们很自然的取代了长老派，成为了分布在城市与村庄中的革命主力军——觉醒了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双方都打着合法的旗号，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夺权力和财产。关于这件事，基佐做了非常不错的描述： “议会与国王（查理一世）现在开始斗争了，这是欧洲向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双方不断进行谈判，双方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甚至并不提出对待的条件。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并不是针对对方说话，而是向全国人民说话。现在双方都是对全国、对舆论说话，都向着人民方面寻求力量，寻求成功。王权的根据与范围、上下两院的特别权力、人民必须服从君主到什么程度、民团、请愿书、分配官职，全变作正式公开辩论的问题，在辩论中，下列的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英国历史、法律和风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时休止，和双方军队在战场上暂停战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及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的中间阶段风，使事态进行暂停一时，而各尽其能事，彼此都争相在这一或那一事业上打上合法的印记，以求人民自由归附。……到了要拔刀相见的时候，大家都觉很惊讶。……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有道理，因为一方破坏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大经大法，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而且含糊不清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知的自由和权利。”（注）
（注）见基佐著《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一八五四年伦敦出版，第一卷356-358；中国商务出版社，171-173）[/b] 内战爆发的时候，最活跃的保皇党离开了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逃到查理一世在约克的大本营去了。结果议会像所有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分裂成了两部分。在这种局势之下，究竟革命方面还是反动方面占“合法”的多数，是无关紧要的。 在政治史的关键一刻上，决定“民主”命运的不是议会而是骑兵──这对肮脏的和平主义者来说是多么可怕啊！内战初期，骑兵是王室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让议会的骑兵师闻风丧胆。值得一提，我们在后来的革命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一开始南方的骑兵也是远胜于北方的骑兵。还有最近我们俄国的革命，在工人群众还没有学会骑马之前，近卫白骑兵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骑兵很难培养，可以说是军队中的贵族。与最近才匆忙集结起来议会骑兵相比，王室骑兵要更加严密和勇敢。美国南部各州的农民和平原居民都是天生的骑手，而工商业的北部各州却得临时学骑马。最后，对俄国来说，它东南面的平原是哥萨克骑兵的故乡。克伦威尔很快就意识到，骑兵将他的阶级的命运。他对汉普登说：“我挑的都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向你保证，他们是不会打败仗的。” 克伦威尔对他招募的自由人和工匠说过非常有意思的话：“我不会用委任状里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含糊说辞来欺骗你们。如果国王变成了我的敌人，我就会用手枪杀死他，就像我用手枪杀死其他敌人一样；如果良心让你们下不了手，那就请离开我的帐下。”克伦威尔通过这种方式造就了他的军队，造就了一个党——他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武装的党，这正是它力量之所在。一六四四年，克伦威尔“神圣”骑兵队在一场对王室骑兵的战斗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由此得到“铁骑军”的美誉。一支“铁骑军”对革命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关于这点，克伦威尔是英国工人的好榜样。 历史学家麦考利对清教徒军队作了非常有趣的评论： “这支军队组织内部存在的自由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要是换做其他军队，这种放任会让一切军纪都被破坏。一般来说，如果让士兵组织政治团体、选举代表、通过关于国家问题的决议的话，军队便会失去控制并且瓦解不复为军队，士兵会变成最坏、最危险的暴徒。即便在今天，让军队里有宗教集会，让精通经文的下士给才华稍差上校讲道或劝导叛教的少校忏悔，也是不妥当的。但是，克伦威尔却训练出一批有智慧、有纪律、能自制力的勇士，军营里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无害于军事组织。同样的一个人，他在没有服役的时候素以煽动和宣传闻名（注），在军队里却以稳重、守序见长，不管是防守、操练还是作战，都能迅速服从命令。”
他还说： “惟有在他的军营里，最严格的纪律与最高涨的热情才能并存。他的军队像一部精准的机器一样，满怀革命者火一般的热情迈向胜利。”
（注）麦考利是指的宣传革命的人。 进行历史类比时，我们一定要谨慎，在拿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相较时更是如此。不过，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拿克伦威尔军队与红军相比较，尤其是在军队体制上，二者有几点非常类似。不可否认，前者建立在宿命论和严格的宗教道德准则之上；而对我们来说，战斗的无神论才至高无上。但是，在清教主义的宗教外壳之下，新兴阶级在宣传自己的历史使命，宿命论是一条通往历史进程的宗教之路。 克伦威尔的战士们首先认为自己是清教徒，然后才是军人。我们的战士们也一样，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军人。但是不同点比共同点要大。 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武装机构。克伦威尔的军队却将党包含在内，因此军队本身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清教徒军队是怎样将议会改编入了自己内部，使之参加革命的。清教徒军队将十一个长老派议员排除出了议会，因为他们是右派分子。长老派，英国革命的吉伦特党，试图组织一场针对议会的叛乱。残缺的议会向军队寻求庇护，导致自己更加从属于军队。在军队——尤其是军队内部坚决的左翼——的压力之下，克伦威尔被迫处决了查理一世。革命的斧头被圣歌奇怪地包住了。刀刃到底更具说服力，接下来，克伦威尔的部下普赖德上校将议会包围，驱逐了八十一个长老派议员。从此议会里只剩下独立党人，即，只剩下支持克伦威尔和他军队的人。正因如此，曾经发起推翻王权浪潮的议会，到胜利之时却丧失了一起独立的思想和力量。 执掌军权的克伦威尔集思想与力量于一身，不过他真正的力量在于，他有解决革命根本问题的大胆方案。只有呆子、白痴或费边派才只看得到克伦威尔的个人独裁。在社会分崩离析的情况下，个人专政只是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只有后者才能让国家突破陈旧的外壳，获得新生。十七世纪英国社会危机具有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双重特点。克伦威尔一个人同时体现为路德（Matin Luthor）与罗伯斯庇尔。 清教徒骂他们的敌人毫无教化，但是骨子里还是阶级斗争。克伦威尔任务是尽全力给予专制王权和宫廷贵族以粉碎性的打击，彻底消灭已经成为国王和贵族们御用工具的半天主教教会。要想粉碎王权贵族，新兴阶级真正代表的克伦威尔就必须得到群众的力量和激情。在他的领导之下，革命得到了它所必需的一切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平等派的“疯子”便遭到克伦威尔无情的镇压。获得胜利之后，克伦威尔便着手将圣经文本与“神圣”士兵的长枪结合起来，建立新的国家法制，当然在这里长枪更有决定权。 一六五三年四月十九日，克伦威尔与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的残余部分彻底决裂。这位清教徒专政者深谙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用《圣经》里的话谴责那些离开的议员们。他对这个人说，“你这个醉汉！”，又骂另一个人，“你这个奸夫！”之后，克伦威尔成立了全是“敬畏上帝者”代表的新议会——它在本质上是阶级议会。“敬畏上帝者”是资产阶级，他们在严厉道德准则的帮助下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伟业，现在，他们在《圣经》的掩护下，开始了掠夺全世界的征程。但是这个贝邦议会还是会妨碍克伦威尔，它剥夺了克伦威尔必要的自由决策空间，让他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中难以施展拳脚。一六五三年末，克伦威尔再次调兵清理了下议院。 如果说长期议会残余分子是因为右倾——倾向长老派残余分子——才在四月间被遣散的，那么贝邦议会的问题在于，它在某些事务上太过于遵循清教主义道德，妨碍克伦威尔建设新的社会秩序。革命现实主义者克伦威尔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议会本身不是一种目的，法律本身也不是一种目的，尽管克伦威尔和他的“神圣”军队把实现上帝意旨视为他们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这只不过是建设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材料罢了。克伦威尔解散了一个又一个议会，足见他并不怎么尊敬“全国人民的代表”，就像处死查理一世表现了他对君权神授的蔑视一般。 虽然如此，同样是这个克伦威尔，为接下来二百年的议会制度和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查理二世为了报复克伦威尔，便把他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不过，前克伦威尔时代的社会再也回不来了。复辟时代偷偷摸摸的立法措施根本无法抵消克伦威尔的丰功伟绩，钢笔的墨水是擦不掉宝剑的刀痕的。某谚语颠倒过来以后，就比原来正确多了，至少对革命之剑来说是如此。 为了说明旧社会崩溃时期“真理”与“强权”的关系，我们不妨拿长期议会的历史作为参考。在通过决议将自己解散前，议会在二十年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变，它曾反映了阶级力量的震动，它的左派和右派都遭到过驱逐，最先起来反抗国王的是它，受自己军队打击的也是它，它被解散过两次，又重新召集了两次，时而统揽全局时而受尽侮辱。 我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否也会有它的“长期”议会，就算有议会，那也只是个“短期”议会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吸取克伦威尔时代的教训，就更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至于第二个传统，也是纯粹无产阶级的传统，我们就说几句。 宪章运动的非凡意义在于，运动在其进行的十几年内向我们凝练的展现了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图景──从向议会请愿到武装暴动。所有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议会内和议会外活动的内在关系，普选权的作用，工会与合作社，总罢工的意义和它与武装暴动的关系，包括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不但在宪章时代的群众运动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而且还能在运动的历史中找到关于问题原则上的答案。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答案并非很有根据，其结论经常没有和运动的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理论表述也尚未成熟。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口号和方法，批判的来看，直到如今还远胜于麦克唐纳们令人作呕的折中主义和韦布们愚昧的经济观点。 我们打个不是很妥当的比方，可以说宪章运动类似与音乐剧的开场乐，这段尚未展开的乐曲向我们概括了全剧音乐的主旨。因此，英国工人阶级不但要研究宪章运动的过去，还要认清它的未来。宪章派把提倡“道德力量”的多愁伤感的说教家一脚踢开，在革命的旗帜之下群众聚集起来，同样的，英国无产阶级也要将改良派、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者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出去，在革命斗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方法错了，而是因为它出现的太早了。它是后来历史的预言。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了。但是它的传统在后来的十二年中并没有消灭，它的方法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最终赢得了胜利。宪章运动没有死亡。历史正在让自由主义和虚伪的和平主义消亡，正在迎接宪章运动的重生，迎接在远高于以往的新历史基础上的重生。这才是英国工人运动真正的民族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