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 译后记 如果不从神秘的与唯心的角度，但从根本上是唯物论的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承认黑格尔派的一种看法。即承认民族的历史发展是有“气运”的。在特定的一个历史阶段上时常有一个特定的民族来体现历史的主流，充作全人类进化的先驱。 俄罗斯人的“气运”，从世界史的眼光看，应该说开始于十九世纪初期。而这“气运”首先表现于“文运”上面。由思想家别林斯基及诗人普希金开头，在后继的一百年中，产生了一长串世界第一流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们各自在成就上赶上了并且最后超过了英、法、德的先辈。 这方面的史实过于明显，以致无须说明的。 这里我要特别促请读者注意的一个现象，那是：这一系列最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们，简直没有例外地，都一身兼具了三种主要资格：政论家，革命家与文艺批评家。从别林斯基起，中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一直到普列汉诺夫，列宁与托洛茨基，可说都是如此。虽然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前几位大师偏重于政论家与文艺批评者方面，后举的几位则较多表现为实行的革命家。可是这中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却属显而易见。 因此，完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与托洛茨基，就国际的思想说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衣钵传人；但就俄罗斯思想发展史说，却又是本国进步思想的继承者，是十九世纪那批伟大的文艺批评家们的继承者，是他们的发扬光大者。 在此一意义上，托洛茨基这一本“文学与革命”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百年文运”的顶点。它结束了这个伟大的传统，将民族的传统扩大成国际的传统。这个扩大配合着史大林统治的兴起，似已将此一“文运”终断了。三十余年来，我们不曾在苏联见过任何可以承接此一传统的文艺批评。“气运”已在移转，此后“管领国际骚坛”的人物，多半要在其它“交运”的民族中得之，而且必然要以“文学与革命”为出发点的吧。 这本书的成书经过，著者自己有过一段说明如下： “关于文学的我的那本书，最初人们或者还记得吧，是用了论文的形式，在《真理》上发表的。这本书是在两年之内，在我的两回假期中写好的。”（见“鲁迅译文集”卷六第三七六页。“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中托洛茨基的发言记录。）
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补充：所谈“两回假期”，指的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的两次暑期休养。托氏在第一个假期中，最初着手来写的，本不是一部书，而只是一篇序。因为那时候，国家出版局准备把托氏在革命以前有关文学所写的文字，编成他全集的一册。托氏答允给它写一篇序文，谈谈革命以后的俄国文学。谁知一上手却“不能自休”，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大大超出了预计。一九二二年的夏天没有写完，假期完结后又无法续写，一直要等到次年的暑假，他才把全书写成。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在出版前，其中许多篇章曾经在“真理报”上先行发表过。不过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倒不在于此书如何写成，而更在于它是在怎样的年月中写成，在怎样一种环境中写成，在著者干着怎样一些工作的同一时候写成的。 我们知道，当俄国内战时期，本书著者是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他组织了军队，也是他，直接与密切地指挥了战争的。一九二○年，内战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后托洛茨基便将全副精力投入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工作中，特别从事于全国铁路运输的整顿。同时他还继续担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这期间，西欧革命正处于第一个浪潮消逝，与第二个浪潮兴起之间；东方殖民地解放运动开始爆发，特别是中国革命日见壮大。在苏联内部，这期间发生了列宁的病和死，发生了大跃进后的初次反动：新旧资本主义分子在经济上活跃，官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抬头，这两个反动势力结合起来，首先打击着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由于他在党内和政府中所负的责任关系，他必须对发生于国内外的一切革命事变不但要密切注意与研究，而且还要作出指导和批评；又由于他代表着与坚持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之故，他不得不向党内外的反动势力进攻，并从事于对抗反动进攻的防御。这样，托洛茨基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可以说是异常紧张的，其心情可以说是相当痛苦的；其紧张不稍逊于十月革命与内战时期，而痛苦则更甚于他在党内斗争确定失败以后。可是就在那个时期，他却忙里偷闲地写下了诸位刚刚读完的这本着作：“文学与革命”。 这简直是令人吃惊，甚至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因为，你们读过了那本书，自然知道，它和后来共党世界中习见的那种党官们八股式的“指示”根本不同——在量的方面，也更在质的方面。这位红军的最高长官对文学所发表的意见，非但不显得“外行”，而且比“内行”的更内行。他那分析的精深微妙，见解的公允远大，尤其对文学与革命二者之间关系的剖析与展望，竟是如此透澈，如此坦率，它道人之所不敢道，言人之所不能言——以致这样的“指示”，莫说当时的内行中无一人能作，便是直至今日，也还不曾见过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能彷佛及之。 著者在书中批评了俄国当代的与过去的许多作家，可是没有一个地方凭着印象，凭着臆断，或仅凭耳食之言。著者读了他所批评的所有的书，不论小说、诗歌、戏剧或者论文，他都仔细地读了才下判断的。批评家原该如此的吧？你也许会这样想。可是，如果你知道流行于史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所谓“文学批评”，特别是有地位的高官们所做的“文学批评”，它们如何断章取义，如何凭空乱说，如何的对人不对言，如何的张冠李戴，那末你就会觉得“文学与革命”著者那种审慎细致，绝对不许粗暴的态度是如何可贵。再，你得记住，著者是在怎样紧张忙迫的环境中读了这些“无聊”书的！想想这些，我们就无法不惊奇于著者精力的充沛，对待学问的真诚，兴趣之广博，用功之精勤，以及知慧之卓绝了。 托洛茨基在那个时期从事“文学批评”，并非由于一时兴会，也非为了紧张工作中的精神调剂。这和他所有别的文字工作一样，是为了完成一桩客观需要的任务。 任何一次具有深度的群众革命，都得牵涉到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伟大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自然更加如此。旧的阶级统治被推翻了，旧的文艺流派也大多同时完结了，甚至旧时代传下来的优秀作品，也都显得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当不得新一辈代人的精神粮食。新的制度期望有自己的文艺，而创造着新事的新人们，则要求自己或别人能把那新的激情与新的想象在新的文学与艺术中表达出来。这种期望和要求就必然要引起一种既深且广的革故树新的文化大运动。 文化运动总是发生于革命之前，沉寂于革命激战之时，再发生于新政权稳固以后。俄国的情形亦是如此。当二十年代初期，苏联军事底定，经济略苏，文化建设问题就提到前面来了。围绕着对旧文学与旧文人的态度，新文学应有的性质，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对文艺的创造活动应否领导与如何领导等等问题，苏共党内乃至一般的文艺工作者中发生了种种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论。 “文学与革命”便是为了参加这场争论，并提出著者积极的意见而写的。 关于那场争论进行的实际情形，我们在前面注释里只做了一点十分简短的叙述，这里也不拟详细介绍。不过对于真有兴趣的读者，我们却很希望他们能读“鲁迅译文集”第六卷中的“文艺政策”，其中包含有如下几篇重要文字：１，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政策讨论会的发言纪录：２，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全联邦大会的决议：３，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公布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政策的决议：４，日人冈泽秀虎作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这些文字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了解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演变之迹。 那场争论具有重大意义是毋须说的。它反映了当时俄国文艺界的真实情况；记录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第一次处理文化问题时的种种正确的以及幼稚而错误的想法；它首次郑重地考虑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文艺活动的关系；并且更重要的，它代表着一个原则性的、因而是普遍性的矛盾，即：由于主客观原因必然要带有甚大强制性的工农政府，如何才能正确对待那个本质上必须享有充分自由的文艺创造活动。那场争论是触及了所有这些问题的，尤其是托洛茨基的发言及其著作，更是基本正确地解释了与解决了那些问题。今天，离开那场争论已有三十六年了，无论在苏联或苏联以外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发生了多少次有关乎文艺政策与创作方针的争论，发生了多少次对于作家的批判和斗争。可是无论在哪一次争论或斗争中，我们却再也看不见一九二四年前后那场争论中显露出来的活泼生气与坦白真诚了。以后的历次文艺思想的争论，其实根本算不得争论，而只是对某一失宠作家的公诉公审吧了。这里一般地反映着苏联与共产党官僚化堕落的深刻，特殊地也反证出共产党如果采取了违反乎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所确定的立场，则“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文学会被弄成如何的丑恶。 因此，为了反对史大林主义的文艺政策，我们今天不但要研读托洛茨基那部巨著：“文学与革命”，而且还应该重读当年争论的所有意见，以便知所取舍，知所警惕。在回顾中汲取教训，藉以坚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史大林党官僚们大概是懂得这点事理的，所以他们不仅一笔抹煞了“文学与革命”，而且用尽力气来丑诋那次文艺争论。例如在苏联官定本的文学史上，对于参加那项争论的人，不论是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或代表史大林借题发挥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的，都被宣布为：“被推翻阶级的代表”，“仇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反革命分子”，“伪装的人民公敌”与“暗害份子”。（请参阅苏联季莫菲耶夫着：“苏联文学史”中译本卷上第239－241页。） 这样的“文学史”，读者们如有兴趣拿来和“文学与革命”及鲁迅译的“文艺政策”对比一下，倒真的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哩。 不久以前，出版了托洛茨基流亡法国时期的一些日记。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的一则里，他提到了小托尔斯泰的小说“彼得大帝”。记中加以称许，认为是一项成就。接着他又写了如下文字。 “不过在任何意义中都不能因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而说新时代已开了‘花’。为什么不能如此说，其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被官方当作“无产阶级艺术”（在完全取消了阶级的时期中！）的那些小说，在艺术上还是完全的不足道。当然，这情形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惊骇的。要使社会基础，人的习状与抱负完全倒转过来，以便沿着新的轴心去产生艺术的结晶过程，那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需要多少时间？不能随便答复，不过时间总要很长。艺术总是运载在新时代的行李车中的，而伟大的艺术——小说——则是一件特别笨重的装载物。迄今不曾有一件伟大的新艺术品产生出来，乃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正如我刚才所说，不应该与不可能叫人惊骇的。能叫人惊骇的倒是这些令人恶心的，奉官僚命令而作的对新艺术的摹仿。目前“苏维埃”波拿巴制度企图对艺术加以无限的管制，而这个制度的不合适、虚伪与愚蠢，使任何艺术性的创造活动变作不可能了。因艺术创造的第一个条件是诚实。一位老技师多半能够不情不愿地制造一具涡轮，这架机器也许不会是头等的，正因为这不是他心甘情愿造成的，但它总还可以当涡轮用；可是要人不情不愿地写出一首诗来却办不到。
对于史大林主义的（亦即毛泽东主义的）文艺政策的荒谬反动之处，很难写出比这段话更简单扼要的批评了。因此不再需要我们多所辞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把自己后退到十七世纪末与十八世纪之初去并非偶然的，为的可以获得那为艺术家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见英译本第四十六页。） 最后有一点还须声明：这译稿所根据的本子是一九五七年九月的英文再版本，纽约罗素书店出版。 一九六○年，七月，王凡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