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 第六章 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 甚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它能够产生吗？——资产阶级文化方法与无产阶级文化方法——无产阶级独裁对文化的关系——甚么是无产阶级科学？——工人诗人与工人阶级——宇宙主义——杰米杨·别德内依。 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创造它自己的文化，且因而创造它自己的艺术。历史上有过东方的与西方古代的奴隶主文化，有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文化，以及今天统治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也得创造它自己的文化和艺术。 不过问题并非像初初一见时的那么简单。由奴隶所有者作统治阶级的社会，存在了许多许多个世纪。封建制度亦然。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我们只从它公然与蓬勃地显现之时，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也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不过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等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才达到它的极盛阶段。历史昭示我们：围绕着一个统治阶级的一种新文化的形成需要大量时间，并且只当该一阶级临近政治倾颓之前，才达到圆满之境。 无产阶级会有足够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吗？无产阶级与奴隶所有者，封建主与资产阶级的制度相反，他将自己的独裁视作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斥责那些关于过渡至社会主义的太过乐观的观点时，我们指出社会革命的时期，在世界规模内，将要延续的不是几月或几年，而是几十年——是几十年，不是几百年，当然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能够在这期间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吗？这是理当怀疑的，因为社会革命的年月乃是激烈可怕的阶级斗争的年月，在这中间，破旧将比建新占有更多地位。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本身的精力将主要地耗费于政权的征取，于政权的保持及巩固，并应用这政权来满足存在和继续斗争的最迫切需要。不过，在此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将紧张到最高限度，其阶级性将有最充分的表现，它只能在这样一个狭隘限度内，进行有计划的文化改造。另一方面，当新制度越来越有保障，它能免于敌对者的政治与军事的突击，当创造文化的条件越来越有利之时，无产阶级却越来越消解于社会主义集体中，脱去其阶级特性，因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内，那是谈不到创造新文化的，也就是说，巨大的历史规模的文化建设无从谈起。文化改造将开始于这样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历史上空前的专政的铁爪行将消失，其阶级性质也将没有了。那末这彷佛让我们得出结论，说，人世间不会有无产阶级文化，而且将来也决不会有这种文化吗？是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为此抱憾的理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目的本在于一劳永逸地消灭阶级文化，以及为人类的文化开路。我们时常彷佛忘记这一点。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即关于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物被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空泛议论，其发生乃由于人们极其胡涂地把无产阶级命运与资产阶级命运等量齐观了。将历史诸形式作浅薄的与纯粹任意的模拟，与马克思主义无共同之点。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发展之间，并无真正相似之处。 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开始于资产阶级用连串革命将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以前几个世纪。即使当资产阶级还是第三等级之时，那时它几乎被剥夺了权利的，可是它已经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起着巨大的与不断增长的作用。这在建筑艺术方面是特别清楚的。哥特式的教堂并非突然间，在宗教灵感的推动之下建筑成功的。科隆（cologne）大教堂的建筑，它的建筑艺术及其雕刻，乃是总结了人类从穴居时代以来的建筑艺术的全部经验，而且在一种新风格中将此经验中的各个因素联合起来，那个新风格表示出它自己时代的文化，这文化，归根结蒂，乃是这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技术。行会中的古老的前期资产阶级乃是哥特式建筑的实际建造者。当这个阶级成长与坚强以后，即当它更加富裕以后，资产阶级有意识地与积极地经历了哥特式阶段，创造了特自的建筑艺术的风格，不过不是为了教堂，而是为了造自己的宫殿。以哥特式作基础，这个新风格转向古代，特别是转向罗马人的与摩尔人的建筑艺术，将它们全部应用到新的城市社会的条件与需要中，因此造成了文艺复兴（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意大利）。专家们可以计算文艺复兴汲取自古代的是哪些因素，汲取自哥特式艺术的又是哪一些，因此他们可以争论究竟是哪一方面的因素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更为强大。不过文艺复兴总是要到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即当文化上业已饱满的新的社会阶级，自觉有足够力量从哥特式环拱门的羁轭之下解脱出来，有力量把哥特式艺术以及前于此的一切艺术看作可为己用的原料，有了足够力量来利用过去的技术以满足其自己的艺术目的之时，才开始的。这情形对所有其它的艺术说都是对的，不同的只有这一点，即因为其它艺术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这是说，它们对实用的目的和物质较少依赖，因此这些“自由的”艺术不像建筑艺术那样，以如此坚定的逻辑透露出前后相接的连串风格的辩证发展。 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它们给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智慧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条件）到革命时期（它将政权移转于资产阶级之手——在法国），经过了三四个世纪，其间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与智慧力量都有了成长。法国大革命以及因此发生的几次战争，暂时间降低了文化的物质水准。不过再稍稍过些时候，资本主义的制度确定地建立起来，被当作“自然的”与“永久的”制度了。 资产阶级文化成长的基本过程，及其结晶成一种风格时所经历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地被那作为占有阶级与剥削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的种种特点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不但在封建社会中有了物质方面的发展，以各种不同方式和封建社会纠缠在一起，将财富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且把知识分子也争取到他们一边，在他们公开占有国家以前很久，早就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基础（学校、大学校、学院、报章、杂志）。我们只要记起德国资产阶级情形就够了，他们虽然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技术、哲学、科学与艺术，却让国家政权留在封建官僚阶级的手里，一直留到一九一八年。只当德国文化的物质基础开始分崩瓦解之时，他们才决定，或者更正确些说，他们才被迫用自己的手去掌握政权。 但是有人会回答说：创造奴隶所有主的艺术需要几千年，创造资产阶级艺术所需的却只数百年。那末为什么无产阶级艺术不能于数十年间创造成功呢？目前生活的技术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速度也会不同。这个反驳，初看之下是令人信服的，其实弄错了问题的中心。无疑，在新社会的发展中，这样一个时间是会来的，那时的经济，文化生活与艺术将获得最大的前进冲动。在目前，我们对这个前进速度只能加以想象。在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必再为自己的日常面包生痛苦的与令人愚蠢的烦虑；那里有公共食堂给人预备好，任人选择的优美、卫生与可口的食品；在那里有公共洗衣房给每个人洗净衣衫，在那里，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有很好营养，他们健康而愉快；在那里，人们之吸收科学的与艺术的基本因素，一如他们之吸收蛋白质、空气与太阳的温暖，在这个社会里，电气与无线电将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巧技，而将发生自超级能的不竭的来源，只要把中心的电钮一按就会来到的；在那里，将不会有无用的嘴巴；在那里，人的被解放了的自私心——一个巨大的力量！——将被全部导引去了解、改变与改善宇宙——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文化的非常活跃的发展将无法与过去发生的任何事物相比，不过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一次长期的与艰苦的攀登之后才能来到，而这个攀登却还在我们前面。我们今天所谈的只是有关乎攀登时期的事情。 然则目前这个时期不是非常活跃的吗？极度如此。但其非常活跃的变动性却集中于政治。战争与革命是有非常活跃的变动性的，但以大量破坏技术与破坏文化作为代价。战争诚能产生许许多多的技术发明。只因战争同时产生着穷困，致使这些发明久久不能实际应用，也不能使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无线电，航空，以及许多机械的发明都是如此。另一方面，革命给新社会奠下了基础。但革命用以做这工作的却是旧社会的方法，是阶级斗争，是暴力、破坏与毁灭。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来，人类将被它自身的矛盾所缢死。革命拯救了社会与文化，但应用的是最残酷的外科手术。一切活动力均集中于政治与革命斗争，其它的一切都被推向后面，而一切阻碍革命的东西都被踩在脚下。在此过程中，自然有退潮和进潮；军事共产主义让位于新经济政策，而这个政策则又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不过就本质说，无产阶级专政总不是产生新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组织，而是为新社会作斗争的一种革命的与军事的制度。我们一定不可忘记这点。我们以为未来的历史家将以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作为旧社会的顶点，这一天资产阶级文化的发疯政权将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血与火放纵出来毒害世界。人类的新历史将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这个日子起算。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我们以为大致可规定如下：原始人的史前“史”；古代史，它是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兴起的；中世纪，以农奴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由的工资剥削的；以及最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我们希望能没有痛苦地转变到无国家的公社。无论如何，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将来在历史上记录下来，会写作从一个制度走向另一制度的一次最艰难的攀登，但绝对不会写成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的独立时期。 现在，在喘息的几年中，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方面可能发生一些幻想。我们已将文化问题排进了议事日程。由于将我们目前的问题放射到遥远的未来，人能够透过漫长的岁月考虑到无产阶级的文化。但不管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如何地重要与迫切地需要，它却是完全为欧洲革命与世界革命到来这个问题所支配的。我们现在和从前一样，不过是一次战役中的兵士。我们正在营地上休息一天。我们的衬衣得洗一洗，头发得梳剪梳剪，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步枪得擦擦干净，加点儿油。我们目前整个的经济工作与文化工作不是别的，只是在两场战斗与两次战役之间把我们自己整顿一下。主要的几场战斗尚在前面，而且许会是不太远的。我们的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我们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占有旧文化中的最重要成分，至少要占有到这种程度，即能够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 这一点，当你把问题像应该做的那般，依其国际性质来加以考虑时，就会特别清楚的。无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无所有的阶级。即此一点，就极度限制了这个阶级去获取资产阶级文化中的那些成分——已永远被列入人类的财富清单中的那些成分，在某一意义中，我们也许真的可以说，无产阶级，至少欧洲的无产阶级，也曾有过它自己的改革时代：它发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那时它并不直接企图拿取政权，却给自己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边，争取了较有利于发展的法理条件。不过，首先，因为这个“改革”时期（议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要与第二国际时期相符合，历史曾经给了资产阶级以几世纪的，给了工人阶级的大约有数十年。其次，在这个准备时期中，无产阶级完全不曾变成一个较富的阶级，它手中并不曾集中物质的权力。相反，无产阶级若从社会的与文化的观点说，却变得更为不幸了。资产阶级走上政权之时，是全身武装了它那时代的文化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之时，全身武装的却只是要掌握文化的那个迫切需要。夺到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其任务首先在于将文化机关拿到自己手中，即是说，要将工业、学校、出版、刊物、戏院等等，拿在手中，这些东西以前不是为它服务的。拿到了这些机关，给无产阶级自己开辟文化之路。 我们在俄国的任务，因为整个文化传统的贫乏，又因近十年来事变所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弄得更加复杂了。在取得政权与大约六年中为保持并巩固政权而从事的斗争之后，我们的无产阶级被逼将全副精力倾注于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创造，以及和文化的A·B·C相接触。这里所说的ABC乃是就真正的与字面的意义而言的。我们把全俄普遍消灭文盲的任务预定在苏维埃政权的第十周年上完成，并非没有理由的。 有人也许会反对，说我所采取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含义太广。他们说，如果充分与完全发展了的无产阶级文化不会有，那末在工人阶级尚未消失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它可能在文化上留下自己的烙印的。这样的反驳，首先我们得指出，乃是从世上将有无产阶级文化这个立场，作郑重的退却。无庸置疑，无产阶级当其专政时期，将在文化上盖下它的印戳。但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即和物质与精神的一切工作范围内那种发展了的，与完全和谐的知识体系与艺术体系——和这样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相去太远。数千万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学会了读书、写字与算术，此事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新文化事件。新文化的本质将不是为少数人享有的贵族性的，它将是群众的文化，普遍的与通俗的文化。数量将转变成为质量；随着文化的数量增长，文化的水准将会提高，其性质将有改变。不过这个过程只能展开于一系列的历史阶段中。它展开的成功达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也减弱到什么程度，而这样，等到它充分成功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将被清除了。 但关于工人阶级的上层该怎么说？关于工人阶级的有知识的先锋队又该怎么说？我们能否说，在那些团体——虽然团体的圈子很狭小——之内，即使今天就已有一种无产阶级文化在发展呢？我们不是有了社会主义学院吗？有红色教授吗？某些人的毛病就在于用此种很抽象的方式提问题。那意思彷佛是应用实验室方法是能够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事实是，文化的经纬乃交织于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和该一阶级本身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两相会合之处。资产阶级的文化——技术的、政治的、哲学的与艺术的——乃是因资产阶级与它的发明家、领袖、思想家与诗人之间相互作用而发展成功的。读者创造作者，作者创造读者。这道理对无产阶级而言，那是要无可测量地更为正确些。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只能建筑在群众创造活动的基础上。在最近将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不顾基础之缺如而去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于从事明确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说，他们应该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又要批评地，将既存文化的重要成分输送给落后群众。要想躲在一个阶级的背后创造一种阶级文化是不可能的。若要与工人阶级合作，与这个阶级的普遍的历史上升密切接触，以此建设文化；那他就得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是粗糙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此过程中，社会的阶级特点将不会是加强，而是相反，它们将与革命的成功成正比例地开始消解与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意义在于此一事实中，即在于它是暂时的——只存在于短短时期内的——在于它是一种手段，用以清除道路及给无阶级的社会奠定基础，给一种以团结无间为基础的文化安置基石。 为要更具体地解释工人阶级发展中文化孕育时期这个概念，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历史的承续关系。他们的延续表现于此一事实中，即每一代人——假定这是一个上升的而非衰落的社会——都在过去文化的积累中增添一些宝藏。不过在他们能够这样做之前，每一新的一代都得经过一个学徒阶段。他们将已存的文化取为己有，用自己的方式将它改变，使之或多或少地与较老一代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种取为己有的行为尚非新的创造，也就是说，这不是新的文化价值的创造，而只是这些新价值的创造前提。在某一程度之内，我们这里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之于劳动群众的命运，他们是正在起来从事划时代的创造工作的。此外我们还得加说一句的，就是：当无产阶级经历了文化学徒之后，它将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我们又不可忘记，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上层是在封建社会的屋顶之下渡过了文化的学徒生活的；当他们还处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时，他们在文化上已经超过了旧的统治等级，他们在走上政权之前就已成为文化的推动者。而一般的无产阶级乃至特殊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情形却不然。当他们还不曾将资产阶级文化的起码成分取为己有之前，就被迫去拿取政权了；他们之不得不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因为那个社会不允许他们接触文化。工人阶级拼命把国家机关变成一架强有力的压入机，将文化的液浆灌注到群众中，藉以解消他们的文化饥渴。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无比的历史意义的任务。不过，如果我们不轻率地应用字眼，那本应该说，这还不是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名词，在十分之三的情形中是被糊里胡涂地用来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与艺术的，在十分之二的情形中，乃用以指这样的事实，即无产阶级中的特殊的几群已经学会了前于无产阶级的（Pueproletarian）文化的某些东西；最后，在十分之五的情形中，那只是观念与字眼的乱凑，你根本不晓得他们想说些什么。 这儿有一个近例，百中举一的，由此可以看到人家如何笨拙地、无批评地与危险地应用了“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词。西左夫（Sizoff）写道：“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成了一个时代（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的文化特点。”此地他把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时代置于同一平面上了。可是此地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时代的实则只是从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转向另一制度，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短暂时期。资产阶级建立之前也曾经有过一个过渡时代的。但资产阶级革命意图将资产阶级统治得能万年永续，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则在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这个时间的长短，完全要看革命的成功如何。然则有人竟会忘记了这一点，将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与封建文化及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置于同一平面，岂不令人惊奇？ 不过事情如果这样，则由此所得结论，不是我们连无产阶级的科学都不会有吗？我们不是说，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无产阶级文化之无价的科学因素吗？ 自然，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说对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对于一般的科学，都具有无可测量的重大意义。单单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比全部历史的与历史哲学的丛书，比大学教授们所有的冥想与虚构，具有更多的真正的科学。但我们能否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成果呢？我们能否说我们已不仅在政治斗争中，而且在广义的科学工作中应用着马克思主义呢？ 马克思与恩格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队伍，他们当然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文化中，并非在无产阶级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世界上不曾有工人阶级，因而没有他们的罢工、斗争、苦难与反抗，那当然，也不会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因为历史不会需要有这种主义。不过，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不论科学的与政治的）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它对这个文化宣了战，要使它寿终正寝。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压力之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它那最勇敢的，最诚实的与最有远见的代表的博通贯穿的思想，装配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全部批评武器，上升到了神奇的否定的顶峰。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 无产阶级并非一下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得它的武器的，甚至到了今天也尚未完全如此。今天，这个武器差不多首先与全然地被用来满足政治的目的。将辩证唯物论作广泛的现实主义的应用，并且在方法论上加以发挥，还完全是未来的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会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片面武器，而成为一种科学创造的手段，成为精神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与工具。 一切科学，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毫无疑问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科学愈接近征服自然的实际任务（如物理学、化学、一般的自然科学），它的非阶级的与对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科学和社会剥削的机构连结得愈深切（政治经济学），或者，它把人类的全部经验概括得愈抽象（如心理学，并非指实验的，生理学意义的，而是指那所谓“哲学意义”的），则它便愈加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心，其对人类知识总和的贡献也愈渺小。在实验科学范围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科学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其程度之大小，则依其所作的概括思考的规模而定。一般而论，在方法论的哲学，在所谓宇宙观（Weltanschauung）的较高部门中，资产阶级诸倾向能给自己找到更自由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从底层到顶层地清理科学这幢建筑，或者，更正确地说，必须从顶层到底层地加以清理，因为我们必须从上面几层楼开始工作的。不过，谁若以为一切继承自资产阶级的科学，必先批判地重新修整一番，才能应用于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是天真的想法。这种想法恰恰与乌托邦派的道德家的说法一样，他们说，在建设新社会之前，无产阶级必须提高到共产主义的操守。事实是，无产阶级将要大大地改造伦理学，和他们将彻底改造科学一样，但要做到这步工夫，只能在他们建成了新社会（纵然是粗糙的新社会）之后。然则我们是否陷进了循环论证呢？我们怎样用旧的科学与旧的道德去建设新社会？这里我们就必须应用一点辩证法了——这个辩证法我们今天是非常浪费地放进到抒情诗，放进到我们办公室的簿记中，我们的白菜汤中以及我们的麦糊中。为的要开始工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需要某一些出发点，某一些科学方法，藉使他们的心智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羁轭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正在把握这些方法；部份且已把握到了。我们这个先锋队在多次战斗中，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已经试验了那个基本方法。不过这一点离开无产阶级科学距离甚远。一个革命的阶级不能够因为党尚未决定应否接受电子与离子的假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相对论的新的数学发现等等，而停止其战斗。诚然，在取得了政权以裬，无产阶级将会有大得多的机会去掌握科学与修正科学，不过此事却易说而难行的。无产阶级不能把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延迟下来，直等到自己的新科学家将知识的一切工具与孔道加以试验与清理之后。我们新科学家中的多数人今天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哩。无产阶级摈弃那些显然是不必要的、虚伪的与反动的东西，但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却须得利用现有科学的方法与结论。当我们这样利用时候，自必要把其中含有的几分之几的反动的阶级杂质一起吞了下去。实践的结果，一般与整个地，都能证明这样的利用是应当的，因为它受着社会主义目的的控制，会逐渐地把握与选择学说的方法与结论。到了那时，在新环境中教育出来的科学家将已长成了。无论如何，要想把科学作澈头澈尾的普遍的净化工作，总得要在无产阶级进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到达很高程度之后，即在它能提供真正的物质安定与满足社会的文化需要以后。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并非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批判工作，它在许多小团体与研究室内正试行于各种不同的学术方面。这个工作是必要的，而且会有结果。它应该扩展至任何方面，还应该加深。但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测度事物的马克思式的感觉，懂得把今天这种试验与努力，与我们历史工作的整个规模相比，然后算定其比重究有多大。 如前所说，是否排除了这样一个可能，即纵使在革命专政时期，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会产生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戏剧家与诗人？一点也不排除。不过，你若把工人阶级中个别代表人物的成就，即使是最有价值的成就，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那就是极度的轻率。你不能将文化这个概念变成某个人日常生活的零找钱，你也不能凭某一发明家或诗人的无产阶级护照而决定一个阶级文化的成功。文化乃是知识与技能的有机性的总和，这个总和要成为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要成为其统治阶级的特征。它包括了与渗透到人类工作的一切方面，而且要将所有这些方面联合成一个体系。个别的成就超出于此一水平之上，并逐渐地将水平提高。 难道这样一种有机性的相互关系，存在于我们今日的无产阶级诗与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工作之间吗？很显然，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个别的工人或工人团体正在发展他们与艺术的接触，而这些艺术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他们还在利用这些艺术的技巧。他们的接触与利用，在目前是在一种颇为折中的方式中进行着。但这是否为了要给他们自己内在的无产阶级世界以一种表现呢？事实完全不是为此。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缺少有生机的品质，——这种品质只有艺术与一般的文化发展发生深刻的相互影响才能产生的。我们有了有才气的与有天赋的无产者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虽然它们也许能成为此一文学的某些来源。 我们将来的后辈，可能把未来文化的某些不同部门，追根穷源到我们这代人的作品中，他们将在这里找到许多胚胎和根源，这正好像我们今天的艺术史家一样，他们将易卜生的戏剧追溯到教堂神迹剧，他们说印象派与立体派源出于僧侣们的绘画。艺术的经济，一似自然的经济，其中不会有一物消失的，万物到头来都相连接。不过就事实说，具体说，再就其主要之处说，目前出身无产阶级的那些诗人的作品，却完全不是按照了一个计划发展的，那个计划存在于为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准备条件的过程后面，也就是说，存在于提高群众水准的过程后面。 无产阶级诗人们因为杜博夫斯基（Dubovsky）的一篇文章而非常痛苦，他们群起而攻之。那篇文章，虽然其中有某些见解似乎可疑，但说出了一大些真理，这些真理听起来略嫌痛苦些，但基本上却无可驳斥。杜博夫斯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的诗并不在“打铁铺”中，而是在本地工厂的报纸上，是由无名作家写作的。这儿的思想是正确的，虽然表达的方式很是离奇。人们可以有同样理由说，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与歌德们现在还赤了脚在初等小学校里嬉戏奔跑哩。工厂诗人们的作品无疑是有生机的，由于它们和工人群众的生活、环境与利益相联结。它虽然仍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但它在写作中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其文化上升中分子运动的过程。上面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二者并非同一回事。工人通讯员，本厂诗人，墙报上发牢骚的作者，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文化工作，在翻垦土地，在准备未来的播种。不过将来，文化的与艺术的全部价值的收成（多么高兴呀！）却是社会主义的而非“无产阶级”的。 普列脱涅夫[159]有一篇论无产阶级诗法的有趣文章，其中表示了这样一个思想，说，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不管其艺术价值如何，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与一个阶级的生活有直接接触。普列脱涅夫用了无产阶级诗作的例子，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工人诗人们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和无产阶级生活与斗争的总发展的关系。普列脱涅夫以此证明——证明得无可反驳地——这些无产阶级诗人作品，（不是所有，而是许多，）乃是重要的文化与历史的文件。但这绝对不是说，它们是艺术的文件。普列脱涅夫批评一位工人诗人（他从祈祷的情绪上升到战斗的革命情绪）时候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不妨说这些诗是无力的，老式的，未尝学问的。但是，它们不仍能标志出无产阶级诗人的成长吗？”毫无疑问；那些无力的，没有文采的，甚至文盲式的诗，可以反映出一位诗人的与一个阶级的政治成长之路。并且当作一个文化的象征看，可以具有无可测度的重要意义。不过无力的，而且是文盲式的诗却终不能造成独创一格的无产阶级诗，因为它们根本还不成其为诗。普列脱涅夫追寻了工人诗人随同其阶级的革命成长而完成的政治进化之迹，于是公正地指出：有些无产阶级作家在近几年来，特别是从新经济政策开始之后，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阶级——这是非常有趣的。关于“无产阶级诗的危机”，关于诗人不约而同地趋向于形式主义与庸俗趣味，普列脱涅夫的解释是因为党没有关心这些诗人。结果据说是诗人们“没有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压力，投降了，或者正在投降。”这个解释显然不够。我们中间存在着哪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压力呢？我们不应该夸张。让我们不要为这个问题争吵，即党是否能为无产阶级诗作更大的支持，大过于它以前所作的。不过光是这一点不能掩饰这派诗为什么缺乏抵抗力这个问题，正犹之乎激烈的“阶级”姿态（例如“打铁铺派”宣言中所表现的）并不能替代他们不足的抵抗力。事实是这样：在革命前夜时期与革命的第一时期，无产阶级诗人把诗歌不当作有其自己法则的一种艺术，而是看成一种手段，可用以诉说人的悲惨命运，或藉以表明人的革命心情的。只有到了革命的后几年，当内战不那么紧张以后，无产阶级诗人才把诗当作艺术，当作一种技艺来接触。这时候他们弄明白了，无产阶级在艺术中尚未创造出文化背景，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不论好歹，却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所以事实不在于党或其领袖们“帮助得不够”，而在于群众不曾有艺术上的准备；艺术，恰恰跟科学一样，是需要准备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有其政治的文化，相当足以保持它的专政，但它没有艺术的文化。当无产阶级诗人参加在军队的总行列中，共同前进之时，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他们的诗保持着革命文献的重要性。但当这些诗人面临了技巧与艺术的种种问题时，他们便不由自主地开始去寻找新的环境了。因此，问题不在于他们之没有受到关顾，原因乃在于更深刻的历史条件中。不过这并不是说，工人诗人们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便将一往不复地离开无产阶级了。我们希望他们，至少其中某几位，从危机中出来时候会比原来更加强劲。但是即使如此，目前这批工人诗人看来不像会替一个伟大的新诗派奠下坚实的基础。多半这个奠基工作将是较远后辈们的特权。我们的后辈也得经历好些次危机的。因为在未来的长时期间，将要发生许许多多思想的与文化的偏差、动摇和错误，所以会如此的原因乃在于工人阶级文化的不成熟。 单单学习文学技巧就是一个必需阶段，这而且不是一个短暂阶段。在那些未曾掌握技巧的人身上，技巧最是触目。关于许多年青的无产阶级作家，我们可以完全公平地说，他们不是操纵技巧，而是技巧操纵了他们。对较有才能的作家说，这原不过是一种发育病。但在那些不肯好好学习掌握技巧的人身上，便显得是“矫揉造作”，是摹仿，甚至是丑角风。从这里，如果你得出结论，认为工人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艺术技巧，那是荒谬绝顶的。可是我们这里有许多陷于此一错误中。他们说：“给我们点儿东西吧，只要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怕是长了痘疤的也行。”这想法是错误而又不真实。长了痘疤的艺术就不是艺术，因而不为劳动大众所需要。那些相信“痘疤”艺术的人是颇受了渺视群众的心理影响的，他们有如那一类的政客，这班人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但当这个阶级“万事如意”的时候就来恭维拍马。跟在那批煽惑家屁股后面的那些诚实的傻子，他们接受这个伪无产阶级艺术的简单公式。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动的民粹主义，只是稍稍伪装了一下，以此迎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吧了。无产阶级的艺术不该是第二流的艺术。一个人总得学习，不管学习本身含有多少危险性。（因为势所必然，你要学习就得向敌人学习。）一个人总得学习，而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样的各个组织，其重要性不能以它们创造新文学的速度来衡量，却应视它们能帮助工人阶级提高其文学水平，首先是帮助该阶级的较高层提高其文学水平到什么程度来决定。 像“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化”那样的名称是危险的，因为它们错误地把未来文化压缩到今天的狭隘限度内。它们虚构了远景，破坏了比例，歪曲了标准，以及造成了那些小团体的骄傲，而这一点是顶顶危险的。 但若我们抛弃了“无产阶级文化”这个名称，我们该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那末让我们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吧，即它将要为无产阶级文化而工作，也就是说，它将顽强地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而奋斗。说实话，这样一种了解丝毫不会减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重要性质。 在我们上面提及的“打铁铺派”的宣言中，这些无产阶级作家宣称“风格即是阶级”，因此他们说，社会地位上属于工人阶级之外的作家们，不可能创造一种符合于无产阶级性质的艺术风格。由此所得的结论是：“打铁铺派”不论就其成份或倾向说都是无产阶级的。它正在创造一种无产阶级的艺术。 “风格即阶级”。但风格决非与阶级俱生。一个阶级是在极端复杂的方式中获致其风格的。如果一个作家，光是因为他是一个无产者，忠实于自己阶级，就能站立在十字路口宣布道：“我是无产阶级的风格”！那未免太简单了。 “风格即阶级”——不但于艺术为然，首先在政治中是如此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政治方面已经创立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怎样创造的呢？绝对不是凭借了一套简单的三段论法：每一阶级有其自己的风格：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因此它付托了某一无产阶级团体以规定其政治风格的任务。不是这样！那条创造的道路远为复杂。无产阶级政治学的形成是经历了经济的罢工，经历了为组织（工会）权利的斗争；经历了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学派；经历了工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参加；经历了“共产党宣言”，经历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虽然这个政党又顺从了别的阶级的“风格”）；经历了社会主义者的内部分裂与共产主义者的组成；经历了共产主义者为联合战线而作的斗争，而且它还将经历未曾来到的整整一系列的其它阶段。无产阶级除了为解决起码生活而耗费的精力之外，其全部余力曾经耗费于，而且还在耗费于此一政治“风格”的完成。资产阶级的情形则相反，它在历史上崛起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比较平坦的。这是说，资产阶级发了财，将自己组织起来，哲学上与美学上却让自己定了形，并且积累了治理的习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这个经济上不幸的阶级，其趋向自决的整个过程，都带有极为片面的，革命的与政治的性质，此性质在共产党中达到了它最高表现。 如果我们将艺术的成长与政治的成长相比拟，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艺术的）地位，约略等于这样一个政治发展阶段，那时初生的模糊的群众运动，正配合了知识分子与少数工人企图建立各种乌托邦式的制度。我们由衷地希望，“打铁铺派”的诗人们将对未来的艺术有所贡献，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艺术，那末封社会主义艺术有所贡献。但在目前那种风格缔造过程之原始而又原始的阶段上，我们若承认“打铁铺派”有表现“无产阶级风格”的专利权，我们就犯了不可原恕的错误。“打铁铺派”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工作，与“烈夫派”，“克鲁格派”[160]及其它诸派所进行的工作是并无高下的，它们都企图给革命寻找出一种艺术表现，究竟这些派别中哪一派的贡献将最为巨大，我们现在真正无法知道。 例如，不少无产阶级诗人尚留有未来派影响的痕迹。有才气的卡静[161]曾经吸收了些未来派的技巧。如果没有马雅可夫斯基，培席明斯基就不可能产生的，而培席明斯基则是一个颇有希望的诗人。 “打铁铺派”的宣言形容艺术的现状为极端黑暗，并做出了如下的判决书：“革命的新经济政策阶段让一种艺术给包围了，这艺术活像是一只大猩猩装出来的鬼脸。”“给什么事都指拨了钱。……我们缺少几位别林斯基。蒙眬之色出现在艺术荒漠的天际。我们提高声音，举起红旗，……”等等等等。他们滔滔不绝地，甚至气派十足地谈论着无产阶级艺术——他们有时将它说成是未来的艺术，可有时又将它说成为目前的艺术。（宣言说：）“阶级的单一性只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艺术，而且按照它自己的面貌。此一艺术的特殊语言，复音的、色釆丰富与多姿多态的……凭它的简单明确性提高了一种伟大风格的力量。”但若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为什么会有艺术的荒漠？为什么会有荒漠天际的曚眬之色？这个明显的矛盾只能照这样意思来了解，即宣言的作者们将苏维埃政府所保护的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前者是笼罩着蒙眬天色的荒漠，而后者则是巨幅伟构与伟大的风格，不过它没有获得必须的认可，因为我们这里缺少“几位别林斯基”，又因为别林斯基们的地位今天被“少数同志，被我们队伍中的政论家所取得了，而这些人却是习惯于拖拉车樍的。”[162]甘冒被人归入拖拉车杠者之列的危险，我却必须说，贯穿着“打铁铺派”宣言的精神不是阶级的救世主义，而是一个倨傲的小团体的气派。“打铁铺派”和未来派，形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会派”及其它派别一样，把自己说成是革命艺术之独一无二的负担者。但是“巨幅伟构的，风格伟大的艺术”在哪里？“丰碑似的艺术”又在哪里？它在哪里，呵，究竟在哪里呀？对于无产阶级出身的个别的诗人之作，我们固然要予以珍视——它们需要有仔细的与严格地个别性的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有无产阶级艺术存在。我们决不可用大话作游戏。说我们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风格，而且还是巨大的与丰碑似的风格，那是不确实的。它在哪里？在什么作品中？并且为什么会有呢？无产阶级诗人正处在拜师学艺时期；别个学派的影响，主要是未来派的影响，我们毋需应用形式主义派的显微手法，就可以在这些诗人身上发现的。我们指出这一点并非当作一种谴责，因为向人学习不是罪恶。不过丰碑似的无产阶级（文艺）风格总不能靠一些宣言创造出来的。 我们的作者们抱怨说，现在缺少“几位别林斯基”。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法理上的证据，藉以证实“打铁铺派”的工作充满了知识分子孤立的小世界精神·或小团体或小派别的情绪，那末我们在这句调子阴郁的话中找到了物证，即他们说：“现在缺少几位别林斯基”。当然，此地并非单单以一个人的资格提起别林斯基的，而是将他当作一代俄国社会批评家的代表，当作旧文学鼓励者与指导者的代表人物。可是我们“打铁铺派”的朋友们彷佛不懂得：当无产阶级群众踏进政治舞台之时，这个“朝代”已不再存在了。在一个意义中，而且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中，普列汉诺夫[163]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别林斯基，是那个高贵的政论家“朝代”的最后代表。别林斯基们的历史作用是以文学方法向社会生活开辟一个透气洞。文学批评取代了政治的地位，并给后者做好了准备。但是，对别林斯基以及激进政论派较后的代表们说来只是一种暗示的东西，今天在我们却已具有了十月革命的血和肉，且已成为苏维埃的现实。如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164]，杜勃罗留波夫[165]，皮萨列夫[166]，米海伊洛夫斯基[167]，普列汉诺夫，各以其自己方式成为社会文学的倡导者，或者，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初生的社会生活的文学倡导者，那末我们目前的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它的政治、出版、集会、各种制度在内——难道还不足以成为它自己方式的解释者吗？我们已经把我们全盘社会生活置于放映机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光照明了我们斗争的所有阶段：而每一种制度都是从各方面批评地加以探测过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来慨叹别林斯基之不出，只是暴露出——唉！——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的孤立，完全是最虔诚的左派民粹派——伊万诺夫——拉左姆尼克[168]们的风格。（离丰碑式的风格远着呢。）“我们现在缺少几位别林斯基”。但别林斯基不（单）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以社会利益为怀的一个领袖。假使维沙利昂·别林斯基能够复生于我们这个时代，他多半会是——让我们坦白向“打铁铺派”说吧——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委员。而且，以他猛烈的性格，极有可能会拖拉车杠呢。他不是曾经抱怨过吗：生性要像豺狼一样咆哮的他，却得发出美妙的音调。 小圈子里吟出来的诗，一旦企图克服它的孤立时，就会陷入“宇宙主义”的贫乏的浪漫主义中，这是并非偶然的。他们的意思大致如此：人必须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把他自身当成此一整体中一个积极的部分，将来的希望不但要主宰这个地球，而且要主宰整个宇宙。这一切自然很了不起，而且是可怕地伟大。我们来自库尔斯克与卡鲁喀，最近我们已经征服了全俄，现在正向着世界革命前进。难道我们要在地球的边沿停止吗？让我们立刻把宇宙这只木桶，用无产阶级的铁环箍住了吧。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加简单的？这原是习见的事情：用我们的帽子把一切罩住！ 宇宙主义看来是，或者看起来可以是极度勇敢、有力、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但按其实，宇宙主义差不多含有这样的意思：抛弃地球上复杂困难的艺术问题，逃避到星际的太空去。这样一来，宇宙主义就突然间变成为神秘主义的同种了。要把星的王国安置于一己的艺术世界中，安置的办法不仅是单靠瞑想的，而且是靠本能推动的；并且不管你是否熟悉天文学就可以成功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终究它不是一个迫切任务呀。看来诗人们之所以成为宇宙主义者，并非因为天河居民下凡来叩他们的门，同他们有所请教，而是因为地球上的问题使他们太难于做出艺术表现了，难到使他们好像是跳进了另一个世界。不过把自己称为宇宙主义者并不难，若要把星星从天上摘下来，特别因为宇宙的星际天空要比星星多得多，却是不容易的。让他们当心吧，将星际空间的稀薄气体填满自己观点中兴艺术品中的那些裂口，这种可疑的倾向会将宇宙主义者中的某几位领向那件最精微的物质，即走向圣灵，在那里，有不少诗人的尸骸已经安息着啦。 掷向无产阶级诗人的网罟与套索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些诗人几乎个个都还年青，有几位还不到二十岁哩。他们中间大多数是被革命的胜利唤起了诗情的。他们并非以定了型的成人资格踏进了革命，而是坐在自发性的翅膀上，让暴风骤雨带着前进的。但这一种原始的陶醉同样也影响过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们，他们后来为了补偿这次薄醉：竟犯上了反动的、神秘的与各式各样的头重症。真正的困难与试炼开始于革命节奏放慢之峙，那时客观的目标没有以前清楚了，那时再不能单单顺着潮流游泳，吞吐着鼓舞的泡沫了，他们那时必须周围环顾，藏身壕堑，估量一下情势了。那时候就来了让他们直接跃进宇宙去的诱惑！但是如何处置这地上人间呢？跟神秘派的想法一样，他们只把它当作跃入宇宙去的一块跳板。 我们这时代的革命诗人们需要一番锻炼。在我们这里，精神的强化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不能与智慧的强化分开。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能伸缩的、活泼的观点，它是饱和了事实和对于人世的艺术感觉的。要想彻底感触到我们所存活的这段时间，要确实不是作新闻记者方式的了解与体会，那末我们必须通晓人类的历史，通晓其生活、其工作、其斗争、其希望、其失败及其成就。天文学与宇宙起源论是好东西！但首先，人得知道人类的历史，知道历史的法则，知道具体事实，以及现代生活中的丰采与人物。 这是古怪的：那些制订无产阶级诗的抽象公式的人们，却时常漠视一位诗人，此人其实比其它任何人更有权利被称为革命俄罗斯的诗人。要决定此人的倾向或社会根源，并不需要复杂的批评方法。杰米杨·别德内依[169]在这儿是整个显现出来的，是由一整块材料做成的。他不是一位走近革命，俯就革命与接受革命的诗人。他是一个以诗为武器的布尔什维克。而杰米杨·别德内依的独一无二的力量正在于此。对他说来，革命不是从事创作的一种原料，而是一个最高权威，这权威将他安置在目前的位置上。他的工作是一种社会服务，这并非就最后分析说（在此意义中一切艺术都是如此），而是从主观方面说，即在诗人本人的意识中就是如此的。从他有历史性的服务一开始，情形早就这样。他在党内成长，他经历了我党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学会了日复一日地与自己的阶级共思同感，并且能用韵文的凝炼形式将此一思想世界和感情世界再创造出来，他的叶韵的语言里具有寓言式的狡黠，有歌谣式的忧伤，有联语式的豪迈，又有愤怒与呼吁。在他的愤怒和仇恨中没有一点儿舞文弄墨者的影子。他憎恨，那是用了这一全世界最革命政党的心安理得的憎恨心。他的某些作品具有伟大的与完美的艺术力量，但也有些东西是报章体的，而且是二流的日报体的。杰米杨·别德内依不但在较少的情形中，应阿波罗[170]之召而作神圣牺牲时进行创作；而且每天每天地，应了事变与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而从事创作。不过就其整个而言，他的工作是最非常的与最特殊的事功。各派的渺小诗人们向杰米杨·别德内依嗤鼻，称他为报屁股作家（原文如此！）——那让他们搜索一下记忆，看是否另外找得出一个诗人在我们这空前最伟大的时代中，曾用他的诗句如此直接与积极地影响过群众，影响过工农群众，影响过红军群众以及千百万群众的。 杰米杨·别德内依并不寻找新形式。他甚至着重指出这个事实，他应用的是神圣的旧形式。不过这些旧形式在他的作品中是复活了，再生了，被当作了传送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无价的机器。杰米杨·别德内依不曾自创一派，也不会去这样做；他本人是被那个名为俄国共产党的派别所创造出来的，为的要去满足这不将再来的一个大时代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能从无产阶级文化那个玄学式的概念中解脱出来，能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即注意到无产阶级所读、所需与所吸收的是什么，注意到什么能催促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给一种新艺术准备基础，那末我们就会觉得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作品是无产阶级的与大众的文学，即是说，它是为觉醒了的人民所必需的文学。如果这不是“真正的”诗，那它是更高于诗的。 伟大的历史人物费迪南·拉萨尔[171]有一次写信给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与恩格斯说：“我是多么愿意不去写出我所知道的事物，以便把我所能做的事物实现出一部份来。”以这几句话的同样精神，杰米杨·别德内依可以这样地谈到他自己：“我愿意让别人用新的与更复杂的形式写些关于革命的文字，因此我可以用旧形式为革命而写作。” [159] W. Pletnev，文学批评家，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竭力反对本书著者的观点。 [160] Krug，出版社名，由对“同路人”持友善态度的沃隆斯基主持。 [161] V. Kazin，着有“工人的五月”等诗集。 [162] “拖拉车杠”，意即妨碍前进。 [163] G. Pleh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社会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哲学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164] Chernyshevsky（1828－1889），俄国大批评家，政论家，对俄国十九世纪中页及以后的革命思想运动起过很大影响。 [165] Dobrolubov（1836－1861），俄国进步的文艺批评家。 [166] Pisarev（1840－1868），俄国激进的政论家与文艺批评家。 [167] Mihhailovsky，俄国民粹派著名的理论家，政论家，批评家，唯心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曾和他论战。 [168] Ivanov－Razumnik，政治上参加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文学批评家，彻底唯心论者。 [169] Demyan Biedny（1883－1945），苏联诗人，党员作家，最初颇得党的信任，后失欢于史大林，受到严厉批评。 [170] Apollo，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的一位神。 [171] F. Lassalle（1825－1864），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最初受马克思影响，后来倾向唯心论，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