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附件五 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
一
波克罗夫斯基在《红色处女地》杂志（Красная новь）的第三期（1922年5—6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了讨论我的书《1905》。这篇文章向我们证实（哎，还是个反面教材！），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用于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以至于像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这样知识渊博的人也容易把历史变成陈词滥调。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中所谓的“疑惑”是从其标题开始的。真够瞧的：《俄国专制主义“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这是真的吗？》这句“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被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放进了引号里。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我断言了专制主义总是“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而把指出这一说法有违常理的有益而不太困难的任务留给了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实际上，这是在错误地引用我的观点。我认为，沙皇专制在完全背离社会的发展需求的情况下，由于其组织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微不足道和对无产阶级的日益恐惧而继续存在。就同样的历史辩证法精神而言，我们完全有权利说（就像我们在共产国际宣言里面说过的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违背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无视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
此外，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虽说承认了出版我的这本书在整体上是有用的，但他极力反对重新发行其介绍性章节《俄国社会发展和沙皇制度》。他说，这样的内容在1908—1909年间对极度不了解俄国历史的外国公众来说，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接着指出，在我的这一开篇章节中，我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米留可夫”（原文如此！）的观点，认为沙皇专制是一个绝对自足的国家组织，与剥削阶级并没有联系。“（托洛茨基的）这种简图，首先不属于我们，其次在客观上不正确。”而为与这种不正确的、“不属于我们的”简图作斗争，则需要有“不比我们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时少的精力”（！！！）。真糟糕，不是吗？但是，如果在这书的德文版中，我确实阐述了这种畸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话（顺带一提，当时没有一个德国马克思主义书评家提过这一点），那么这些观点对于1908—1909年的外国公众，哪怕他们是多么的“极度不了解”，又怎么可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呢？除非我们相信那句流行的谚语——“对俄罗斯人健康的东西对德国人是有害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给我扣的“自由派”帽子，在12年前竟对德国工人是如此有利。然而，即便如我，罪莫大焉，以至承认了我国历史发展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质，也没法认同这句谚语。那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就更不应该认同它了，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他否认这种独特性的存在。
波克罗夫斯基声称，我的错误理论“过去就有过一个别名，叫普列汉诺夫，这个普列汉诺夫踏上了同样的道路，（而且还走得更远）……”（第146页），这就使混乱更加混乱了。还能更糟糕吗？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准确指出我往哪里走，但从这个“普列汉诺夫（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就足以让读者准备好我们耳熟能详的结论，即必须与我就俄国历史的看法作斗争，以“不比我们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时少的精力”作斗争。哎，简直是噩梦一场啊！但这也仅仅就是一场梦罢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进入了理论性的、甚至年代学的幻想领域。 故事似乎是这样的：首先，普列汉诺夫沾染上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为了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然后我紧随其后，在1908—1909年间为德国人发展了同样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有害，甚至是有利的（嗐，德国人这是活该！）；但是，由于我现在开始向波克罗夫斯基亲自负责的工人青年推销普列汉诺夫式的观点了，所以他就很快把我和主教吉洪[1]相提并论，并宣称要和我进行“同样”积极的斗争了。
全是一团乱麻，最混乱的莫过于时序方面的问题。我论俄国历史发展特点的介绍性章节根本就不是为了德国人写的，它第一次是以俄语出现在1907年彼得堡出版的《我们的革命》（第224页）中。这篇文章的准备工作是在1905年和1906年（在监狱里）进行的。写这一章的直接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因为它既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也反对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这里并没有什么普列汉诺夫的“立宪民主”癖。在我1906年为马克思的《巴黎公社》作的序言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公社的经验对俄国工人阶级具有意义，因为俄国工人阶级作为其之前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2]。这种思路在许多同志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绝大多数同志中引起了极大的理论愤慨。被激怒的同志里不只有孟什维克，还有加米涅夫同志和罗日科夫[3]同志（那时是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资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之前提前取得政治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充当无产阶级的长期历史学校的角色；只要试图跳过这一阶段，就是在搞冒险主义；如果西方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那俄国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够给自己设下这样的任务，诸如此类。从那种靠历史的陈词滥调和形式上的类比来满足自己，并把历史时代转化为僵化的社会类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专制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组成的逻辑序列的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口号必然会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奇妙否定。然而，任何对1903—1905年间表现出来的社会力量进行的评估，都有力地指证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非常活跃的。这是不是特殊性呢？它是否预示着整个俄国的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呢？怎么这样的任务就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这一（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所谓的）欧洲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了呢？俄国的落后性又包括什么呢？仅仅在于俄国慢了一步，重复欧洲国家的历史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提“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提法吗？然而，正是这现在的这个政权（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提醒我们的批评者）被无产阶级夺得了。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在于，俄国发展那无可争议、不可辩驳的滞后性，在西方高等文化的影响和压力下，不是导致了西欧历史进程的简单重复，而是产生了需要独立研究的一些根本上的特殊性。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正是这样提出了问题，尽管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将其称为“非己的”。
在那几年后（1914年），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非常接近上面提到的《我们的革命》中的那一章节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否定了教条式西欧主义和民粹派斯拉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提纲，把俄国的“特殊存在”还原为真实的、物质决定的历史发展特殊性。声称普列汉诺夫是从这点得出，或者可以从这点得出任何妥协性的结论（比如与立宪民主党人结盟等等），都是完全错误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幻性，无疑反映了俄国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所有现有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现了。不错，普列汉诺夫没有下过这样的结论。但他也没有从他的另一个毫无疑问正确的命题——“俄国革命将作为工人运动获得胜利，或者根本不胜利”——中得出任何结论。如果我们把普列汉诺夫用于反对民粹派还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和其立宪民主痴和护国主义立场混为一谈的话，那么普列汉诺夫就一无所有了。但实际上普列汉诺夫留下了很多东西，现在向他学习一下也无妨……
每个国家的历史生活都建立在其生产之上；这一生产产生阶级和阶级集团；国家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成的；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这些概念在1905年对我和我的反对者都并不是秘密。在这些界限内，俄罗斯历史与法国、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都服从着同样的规律。这并没有触及到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沙皇专制是有产者、剥削阶级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他任何国家组织都没有区别，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俄罗斯的专制权力（君主、官僚、军队以及其他压迫机关）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法国、德国或英国是一样的。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国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质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各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力量关系的特殊性打下的基础。当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或者罗日科夫同民粹派或自由派争论，指证沙皇专制的组织与政策都是由经济发展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决定时，他们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当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试图用同样的论点来反对我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思想被僵化的社会类别之网束缚着，他用这些社会类别来替代活生生的历史力量。他用某种绝对的独立性来代替相对的事物——统治阶级专制在历史上有条件的、由一定社会范围限制的独立性，从而把沙皇专制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单纯形式。然后，他在把对沙皇专制的这种看法归结于我，写道：“但是，这与我们呼吁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为权力而斗争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怎么能够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它未曾拥有过的东西呢？”诸如此类。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来说，问题是这样的：要么资产阶级掌握了所有权力，要么它根本就没有过权力。如果它没有权力，那我们说的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权力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了权力，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它没有过这个权力呢？这样提出的问题既不历史，也不唯物，更不辩证。即使是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即使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权力，无产阶级也可以为了使权力不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而争夺权力。但是，这样成型的抉择当然并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并未完全拥有过权力，而只是投身于权力。这种投身并不完全。事件的发展，或者说军事上的失败和来自下层群众的压力，拉大了专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裂缝。君主制就掉进了这个裂缝了。资产阶级在1917年3月尝试过完全并立即地掌握权力，但工人阶级在农民军队的支持下，于1917年10月把权力夺过来了。这样一来，我们迟滞的历史发展在欧洲帝国主义血气方刚的条件下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当我们的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把沙皇专制推下神坛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算中心议题的问题，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来说并不存在。他在对维珀的书评（同一期《红色处女地》）中写道：“把16世纪的莫斯科罗斯置于当时欧洲总体关系的背景下进行描绘，是一项极度诱人的任务。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够驳斥至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都盛行的，关于俄罗斯专制统治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之所谓‘原始性’的偏见。”再如：“把这一专制在其真正的历史联系下作为商业—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方面表现出来……这项任务不仅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对于读者大众来说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没有比这更激进的手段来终结俄国历史进程之‘独特性’的传说了。”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挖苦我们！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直言不讳地否认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并把俄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归为一种“传说”。全部问题在于，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正如罗日科夫一样，完全地被他们“俄国在十六世纪的贸易发展相对广泛”的发现给催眠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贸易是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是它无懈可击的衡量标准。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毕歇尔[4]在20年前试图将贸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视为整体经济发展的标准。司徒卢威当然就急于把这一“发现”移植到俄国经济“科学”之中。毕歇尔的理论，受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应当的反驳。我们是在生产中找经济发展的标准，即技术和社会劳动体制，而把产品从生产者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渠道，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次要现象，而其根源同样应该在生产中寻找。
尽管从毕歇尔—司徒卢威标准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荒谬的，但16世纪俄罗斯贸易规模的（至少在空间意义上）激增，恰恰是由于俄罗斯经济极端的原始性和落后性。西欧城市是手工业行会和贸易公会的城市。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首先是行政—军事的城市，这也就是说，它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西方的手工业行会生活是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的，当时加工业的所有基本过程都已经脱胎于农业，并转变为独立的行当，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城镇，自己最初、有限（区域性）但稳定的市场。因此，中世纪的城镇是建立在经济分化程度相对更高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分化则产生了合乎规则的中心（城镇）与其农村—地方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我国经济的落后性首先就表现在手工业未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是保留了家庭工匠手工业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欧洲更接近印度，正如我们的中世纪城镇比欧洲更接近亚洲，而我们的专制制度则介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和亚洲的独裁制度之间，有许多特点接近于后者一样。
鉴于我国地广人稀（这一落后标准足够客观了吧？），产品交换给商业资本的中间角色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这种空间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西方比我们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复杂需求，给我们送来了自己的商人和自己的商品，并以此，在俄国极其原始的、在许多方面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推动了我国的商品交换向前发展。看不到我们历史发展的这一最大特点，就意味着没有看到我们的整个历史。
我的西伯利亚雇主（在他那里，我在账本上记了两个多月的“普特”和“俄尺”），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切尔尼赫，凭借着其贸易业务，实际上近乎无限地控制了基廉斯克县的经济生活——这是在二十世纪初，而不是在十六世纪！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通古斯人那里收购毛皮，在偏远地区的牧师那里收购教堂土地，从伊尔比特和下城省运来棉花，而主要供应的则是伏特加（在这个时期的伊尔库茨克省还没有实行伏特加垄断）。他目不识丁，可却是个百万富翁（按当时的价值计算，而不是现在的）。他作为贸易资本的代表进行的独裁是不容争辩的：他甚至还用上了“我的小通古斯民”这样的词。基廉斯克市，就像韦尔霍连斯克、下伊利姆斯克一样，是不同级别的县警、互相依赖的富农、各种芝麻官和数量可怜的个体手工业者居住的地方。我从未见过那里有过任何作为城市经济生活基础的有组织的手工业，没看到行会，没看到行会庆祝活动，也没看到过公会，尽管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被正式列为“第二公会”的成员。说真的，这个真实的西伯利亚生活片段，比波克罗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说过的话更能够让我们理解俄国发展的特殊性。这确实是事实。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贸易活动，从勒拿河中游及其东部支流一直延伸到下新城，甚至到莫斯科。很少有欧洲大陆的公司能够在自己的贸易地图上标出如此的距离。然而，这位贸易独裁者，或者用恰尔东人的称呼来说，“十字国王”，是我国经济落后、野蛮、原始、人口稀少、农民村落零散、春秋两季在各县，乡，村庄之间两月无法通行的泥泞土路、普遍文盲等现象最完美、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切尔尼赫是如何在这种西伯利亚（勒拿河中游）的野蛮基础上获得如此强大的贸易实力的？是因为西方和“露西娅”（Рассея）[5]还有“莫斯科”正在把西伯利亚拖向一场奇怪的联姻——一场原始的游牧经济与华沙制造的闹钟进行的联姻。
二
行会式的手工业给中世纪城市文化打下了基础，并传播到农村。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在这种手工业—行会式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这里还是有萌芽、征兆、迹象的，本来西方存在的也不是迹象，而是在手工业—行会基础上的有力形式。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中世纪欧洲城镇，它与教会和封建领主斗争，而君主就借此挑战封建领主。正是这个城镇，通过制造火枪，为常备军提供了前提。是否可以说（这也许与国家的阶级理论相矛盾？），随着城镇的发展及其与封建领主的对立加剧，西欧的君主变得越来越独立于第一等级了呢？归根结底，皇室政权当然还是继续压迫着劳动群众，首当其冲的就是农奴。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地主合流的国家政权，同与他们脱离关系，建立自己的官僚机器并以此获得了空前的国家权力，还是有区别的；换句话说，前者在同那种保卫剥削者权力而反对剥削着的同时，成为（就像皇权、官僚、常备军那样）同其他主导力量并列的独立（当然，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力量，并为之首要的那种力量，还是有区别的。
哪怕有与西欧的城镇有一点相似的俄国手工业—行会城镇在哪里？它们同封建主的斗争在哪里？难道这种斗争在我们这里，为俄国专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吗？由于我们城镇的性质，我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斗争，同时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这是不是独特性呢？我们的手工业仍然停留在家庭工匠手工业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从未跟农民农业脱离过关系。我们的宗教改革，没有城镇的领导，仍然停留在农村教派的阶段。原始性与落后性在这里哭天抢地，但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却装瞎。而沙皇专制也是作为一个独立（同样，这里只是相对的，保持在活生生的历史力量斗争范围内，而这种历史力量则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国家组织出现的，不是由于强大的城镇和强大的封建主进行斗争，而是由于我们城镇的工业普遍营养不良，以及我们封建主的营养不良。
波兰就其社会结构而言，介于俄国和西方之间，就像俄罗斯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波兰城镇比俄国城镇更熟悉行会手工业。但它们的发展还不足以帮助皇权折断封建主的双翅。贵族仍然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导致了国家软弱无力，直至灭亡。在没有“独特性”的地方，就没有历史，而只有某种伪唯物主义的几何学。不去研究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这一物质，而只是注意到一些东西外在的迹象，并把它套进现成的公式里……这种原始的调查方法足以对抗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偏见，甚至更不用说斯拉夫主义了（“在祖国母亲那块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但是它却完全不足以理解俄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路径。
上述的关于沙皇专制的内容，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因此我很难理解波克罗夫斯基同志为什么只对着谈到沙皇专制的那第一章发泄怨气。俄国资本主义没有经历手工业、制造车间和工厂三阶段，这是因为欧洲资本，首先贸易资本，然后是金融和工业资本，在大多数俄国手工业还没有脱胎于农业的时候，就被注入了这个国家。因此，在俄国，新型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在一个完全原始的经济环境之中。比方说，一个比利时或者美国工厂，周围全是土路以及用稻草和木头建造的村庄，而这些村庄每年都会被烧毁……这就是最原始的一端和最新、最欧洲的另一端。因此，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俄国资产阶级。因此，当欧洲资产阶级介入我们的事业，包括前工业主试图通过劳合—乔治、巴尔杜等人与我们在热亚那和海牙谈判的时候，困难也就接踵而来。
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呢？它上过中世纪学徒兄弟会的学校吗？具备行会的古老传统吗？答案都是完全否定的。他们被直接从耕地上扯了下来，被扔进了工厂的熔炉。我记得有位老兄，柯罗特科夫，一位来自尼古拉耶夫的家具工，在1897年写了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开头是这样起的：“我们是阿尔法（α）和欧米伽（ω），我们是起点和终点……”正是如此！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都在那里，而中间的字母却不见踪影。因此，这里没有保守的传统，没有无产阶级内部的种姓，有的是革命的新鲜感。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造就了十月，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但也因此出现了文盲，出现了落后性，缺乏组织经验，缺乏系统化的工作，缺乏文化和技术教育。我们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每一步都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不足。
欧洲的共产主义必须克服一个不可比拟的保守环境——有国外的，有国内的，也有无产阶级内部的环境；但它一旦取得胜利，就将拥有无限强大的主客观资源来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不是一种独特性呢？在1922年夏天还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也的确是相当“独特”了。但这无疑也是我们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第一次掌握权力，肩负巨大的任务，缺乏文化力量，每个人都得以一当百地做事，无暇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讨论新的、高度复杂的问题时，会提出一些旧的论点——这些论点在别的背景和别的逻辑层面上是有价值的，但一旦被赋予了绝对正确的公式性质，就跑到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去了。
我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整个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以下环境的影响：我们不断地在西部边境与那些比我们更发达、更有组织、在武器技术上更好的国家产生冲突。落后社会更直接、更有力地受到那些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敌邻的考验。在这种压力下，专制国家进行了自我重组，首先建立了射击团，然后建立了骑兵和步兵。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指出：“在这里，我们似乎应该说，根本利益不是军事的，也就是说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莫斯科专制制度在迎合某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这里把军事和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是什么意思？很难理解。国家在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时候，总是具有政治目标和任务的性质。而当它们必须通过非外交手段而是武力手段得到维护的时候，这项任务就具备了军事性质。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试图证明，在16世纪主导专制制度的政策的利益，是贸易资本的利益。在我看来，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叙述滑稽可笑。但我们希望在别的场合再讨论这一更狭隘、更专业的问题。这里只需指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构建十六世纪的贸易资本主义的俄国时，犯了德国教授爱德华·迈耶[6]的错误——他在古代社会里发现了资本主义。迈耶无疑正确地注意到了一点，即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把希腊和罗马的经济结构看成是一系列自成一体的自然经济细胞（Oikos）的观点（洛贝尔图斯[7]等人的观点），在模式上过于简化了。爱德华·迈耶表明，这些基本细胞通过相当发达的商品交换相互联系，同样也与其他国家联系。同时，在某些领域和部门，也存在大规模生产。迈耶利用现代经济关系和概念，回溯性地构建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资本主义。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各种类型的经济（Oikos，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量的差异，更别说质的差异了。我们重申，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基本上重蹈了他的覆辙。但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让我们假定，贸易资本的利益在十六世纪专制的政策中确实占据主导地位，而专制制度本身就是“贸易资本专政”。那么也就是说，为了商业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回应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专制跟波斯、土耳其、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以及更遥远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接受了军事性质。谁打谁，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认为我断定专制只是为了“保卫”俄国不受境外攻击，这毫无道理）。正是在这些军事冲突之中（这当然意味着产生了源自经济利益的政治任务），俄罗斯国家与建立在更发达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民族军事组织产生了碰撞。因此，俄国资本在诞生后就立即与西方更发达、更强大的资本产生了碰撞，并落入了对方的支配之下。因此，俄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发现自己已经配备了由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制造的现成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职业工会、政党。任何只用俄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来解释我国专制制度的性质和政策的人，都忘记了除了更落后、更贫穷、更无知的俄国剥削者以外，还存在着更富有、更强大的欧洲剥削者。俄国有产阶级与敌对或半敌对的欧洲有产阶级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都是通过国家组织的中介实现的。这一组织就是专制。如果没有欧洲的城镇、欧洲的火药（毕竟不是我们发明的）、欧洲的证券交易所，俄国专制制度的整个结构和历史都会有所不同。在其存在的最后时期，专制不仅是俄国有产阶级的机关，同时也是欧洲证券交易所赖以剥削俄国的组织。这一双重角色又使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的鲜明例子，就是法国证券交易所在1905年为了支持俄国专制制度，违背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志向专制提供了贷款。
在现实中，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可以完全推翻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历史概念。这一事实，就是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沙皇专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从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很简单：沙皇专制，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沙皇专制与法国的共和议会制、英国的帝国议会制等等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处理范围内——在与社会爱国主义以及和平主义偏见作斗争时，以及防御与攻击的标准等范围内，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评估俄国、英国、德国等每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各自角色时，在评估每个国家在战争中经历的内部变化时，在评估每个国家面前展开的革命前景时，在评估我们因此应该采取的策略时，这样提显然是不够的（也因此不正确）。
别看沙皇专制已经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就暴露了自己的破产，但资产阶级还是因为害怕无产阶级而和它握手言和了。沙皇专制的独立性在其最放肆的时候，如拉斯普京时代，也绝不违背国家的阶级理论，而是可以被它解释。但正是这一理论，不应当被机械地运用，而应该是辩证地运用。但这还不够：沙皇专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粉碎了。为什么？因为它的生产基础太薄弱了（“原始性”）。在军事技术方面，沙皇专制试图向最先进的样板看齐。在这一点上，它得到了来自更富有且更开明的盟友的各方面帮助。也多亏于此，沙皇专制拥有了最为完善的战争工具。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有复制这些工具的手段，也没有铁路或水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运输这些工具（以及大量的人力）。换句话说，沙皇专制在国际冲突中维护俄国有产者利益时，是在比其敌人或盟友更原始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
在战争期间，沙皇专制无情地剥削了这一基础，也就是说，它吸收的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它强大的敌人和盟友要高得多。战时的债务系统和俄国的彻底破产，分别从不同方面佐证了这一事实。还是说，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这些事实有所怀疑？
所有这些情形，都直接注定了十月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接踵而来的困境。这些情形完全不能用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老生常谈来解释，他说，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说剥削阶级通过国家政权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才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就想让我们和他一样不继续把“克思主义”说出来了。[8]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拒绝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后，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得出拒斥（后知后觉？）阶级斗争结论，而是说他们应该夺取国家政权并为把它抓稳而斗争。但也正是这些独特性，在夺取政权后，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及国内—经济（Внутренне-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困难。对这些独特性的理解是新一代无产阶级在困难面前不被动、不怀疑的最好保险。同时，关于历史发展的陈词滥调对任何人都没有教益。
1922年6月28日
[1] 圣吉洪（Тихон：1865年1月31日（儒略历1月19日）—1925年4月7日），俗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拉文（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еллавин），在苏联初期（1917年到1925年）担任俄罗斯正教会第11任莫斯科牧首。——中译者注
[2] 这个序言是这样写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是而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表现。但是，由于在革命的某一时刻，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选择：是从国家政权中取得权利与义务，还是放弃其阶级地位。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了夺取国家政权作为其接下来的直接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决不会忽视更深层次的发展过程，即生产的增长和集中化过程。但它说，由于阶级斗争的逻辑，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脚步，在资产阶级‘完成’它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开始着手实现其政治使命）之前，就把无产阶级推向专政，这只意味着历史把重大困难的任务放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甚至会被斗争所累，在任务的重压下倒下，可能。但它不能因为害怕阶级瓦解或整个国家陷入野蛮状态，而去拒绝这些任务。”这就是我们在16年前从俄国的“历史发展特点”中得出的结论。而波克罗夫斯基在迟到了15年以后又来了，他担心我们的观点意味着……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作者注
[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中译者注
[4] 卡尔·威廉·毕歇尔（Karl Wilhelm Bücher，1847年2月16日—1930年11月12日），德国经济学家，欧洲新闻学奠基人。——中译者注
[5] 即俄罗斯的某种民间称呼，如今连俄罗斯人也无法解释其来源。这里采用和式汉字拼法。——中译者注
[6] 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1855年1月25日—1930年8月31日），德国古代史学家。——中译者注
[7]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年8月12日—1875年12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8] 原文直译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才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字母，就想让我们和他一样不继续说完这个词”。——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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