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附件四 为政权而斗争[1]
我们面前有一张论纲领和策略的传单，题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帕·阿克雪里罗德[2]、阿斯特罗夫[3]、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4]和谢·谢姆柯夫斯基[5]。
这封“信”极其精练地概述了革命问题。当传单的作者们的话题从战争造成的局势转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结论的时候，分析方式就不再精准无误了；连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
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关心国防（从罗曼诺夫到普列汉诺夫[6]的每一个人都尤为关心这一点），第二种情绪则是普遍的不满（从反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捣乱行为到街头爆发的叛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绪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7]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国防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问题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国防”事业对立的（像在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
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败，既没有引起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形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们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是革命的矛盾还是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们在1905年头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来的事件使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软弱无能。同时，战争也扰乱了社会意识，似乎“所有的人”都沾染了反击兴登堡[8]的愿望和敌视六三体制[9]的情绪。但是，正如组织“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的警察，从而表明俄国的六三体制是事实，而“人民战争”是虚构的一样，进行“群众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社会主义警察普列汉诺夫。如果普列汉诺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说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和民族自由派的话，的确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所有追随者都看成是虚构的。
（图为卢卡宁，彼得堡苏维埃代表之一，同时也是革命过程的参与者。）
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用阶级来分解民族，这个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的民族。“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具有反革命性质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主义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要么是那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要么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政党。[10]换句话说，尽管的确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从革命角度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却是十分孤立的。我们必须最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一个结论。
当然，政党还不算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政党本身的行为可能会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谋划时就更不应该依靠像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应该依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比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却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在1915年的俄国什么是“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吗？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来：不是。那么是“人民群众”吗？什么样的“人民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只能是这些人。
我们在若干篇题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计。根据上次革命的经验，我们探讨了1905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讨论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问题：1905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呢？我们以前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运问题。如果有人至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他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给过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来说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间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内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民族对立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已经无可争辩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间阶级的手法比老牌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要残酷得多和剧烈得多。
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们以前那种虚伪的“独立性”也最终消失了：知识分子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决定着他们的社会意义。他们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们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封信说：“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说，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而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夸张知识分子的特性未必会扩大“民主派”的队伍。
总之，工商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没落了，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城市民主派还谈不上是革命因素。剩下的是农民。但是据我们所知，不论是阿克雪里罗德还是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的革命作用给予过分的希望。他们是否认为，最近十年来在农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经增强了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论见解，又明显地违背一切历史经验。
然而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谓“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会议的口号需要以革命形势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吗？存在。但这丝毫不是在说：仿佛俄国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现在准备并且能够对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三体制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问题。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说，对六三体制负有全责或者一部分责任的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意味着：军事上的惨败而暴露出来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将驱使统治者进一步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倍加重要。
六三体制集团动摇了。它的内部有倾轧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政权的革命问题，并且准备冲击官僚制度和团结的贵族。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冲击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马的解散和最近内阁的更迭，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这种情况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官僚制度的不稳定的政局（这种不稳定还将进一步发展），会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
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的冲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出现，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就越是坚决地和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就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也就是说，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的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军队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在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夺得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的阶级。
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者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而现在的无产阶级和1905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三君主制的全民斗争中带头”。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上面所引的“带头”一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们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谁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应该在政治方面领导整场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
因此，这不单是关于“革命临时政府”[11]（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的问题，而是关于革命的工人政府的问题，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
全民立宪会议、共和国、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们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形式问题（立宪会议，共和国，联邦），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立宪会议或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完全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取不了。
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问题。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缓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败。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都必须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地走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须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最坏的幻想始终就是指望别人。[12]
[1] 摘自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17日的那期。我们之所以选择把这一篇写在1905之后很久的文章收录进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第一场革命（1905）到第二场革命（1917）这一过渡期的情况。——原注
[2]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3] 伊萨克·谢尔盖耶维奇·阿斯特罗夫（Исаак Сергеевич Астров，1876年？月？日—1922年4月22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转向取消主义。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随后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后反对十月革命，多次被捕。1921年被流放到哈尔科夫，在那里成为乌克兰孟什维克领导人。1922年被流放到土耳其斯坦，在转运至萨拉托夫监狱途中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4]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5] 谢苗·尤里耶维奇·谢姆柯夫斯基（Семён Юльевич Сем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4日—1937年3月9日），苏联科学家、哲学家。原姓布隆施泰因（Бронштейн），是托洛茨基的表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年流亡奥地利。1908年起担任维也纳《真理报》编委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8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中央委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1920年期间在基辅大学任教。1920年退党，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6] 虽说不在本书的讲述范围内，但读者注意并警惕一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按当时的称呼）运动的其中一位开创者”，在本文作出之际已经彻底的滑向护国主义一侧了，并且，在接下来的“本书后传”《俄国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左翼。——Uni
[7]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国历史上，“人民”不止一次地起到了消解阶级话术、模糊阶级意识的作用。——Uni
[8] 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中译者注
[9] 即序言中提到的“六三沙皇制”。——中译者注
[10] 原文直译为：“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还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中译者注
[11] 原文直译为“临时的革命政府”。——中译者注
[12] 这里的着重点是中译者加上的。——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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