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五章 “春天”
一
现已故的德拉戈米罗夫将军[1]曾在一封关于内务大臣西皮亚金[2]的私人信中写道：“他还能有什么内务政策？他只不过是一个猎骑兵军官，一个蠢货。”这一描述太正确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其中外强中干的军人式粗暴。西皮亚金走了，上来的是普列韦[3]，然后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然后是布雷金[4]、维特—杜尔诺沃[5]……他们和西皮亚金之间的区别就就在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没当过猎骑兵军官，而另外一些人自作聪明。但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接二连三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有上层的疑惑和恐惧以及下层的痛恨和藐视。脑袋进水的猎骑兵军官或者专业密探；内心仁慈但头脑愚笨的绅士又或者是没有良心和荣誉感的股票经纪人——他们接二连三、旗帜鲜明地打算制止“动乱”（Смута），恢复丢光颜面的政权威信，维护国家的基础；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打开了革命的水闸，自己也被它的潮流冲走了。“动乱”仿佛是按照某个雄伟的计划发展起来的，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阵地，粉碎每一个阻挡在它面前的障碍；而在这种伟大努力的背景下，玩弄权力的小人凭借着这种努力的内在节奏，以“不自觉的天才”的身份粉墨登场：他们发号施令，大举新债，向工人开枪，洗劫农民。结果，他们使他们本要捍卫的政府权力深陷泥沼而无法自拔。
这帮人在办公室和官僚部门阴谋的氛围中长大，而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学会了傲慢无知与赤裸裸的背信弃义；他们对当代历史的进程或意义、群众运动或革命规律一无所知；他们带着两三种可悲的“纲领性思想”，给远在巴黎的股票经纪人作参考；这帮人试图把十八世纪宠臣的方法与西方议会“政治家”的风度结合起来——恕我直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做只会愈来越难。[6]他们用谄媚的语气和来自欧洲的证券交易所的西方记者聊天，在他们面前卖弄自己的“计划”、“预测”、“纲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表达了他们的希望：他们终于能成功地解决他们的前辈们白费气力却没能解决的问题啦！只要赶在其他事情发生之前制止“动乱”就行啦！他们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导致的结局却都是一样的：发布命令将子弹射向“动乱”的胸膛。但是，他们被“动乱”的不死之躯吓坏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以可耻的崩溃告终。而如果恐怖分子的子弹没有把他们从悲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活下来，亲眼见证“动乱”以其特有的才智，将其计划和预测的一切铸成自己的胜利。
西皮亚金倒在了左轮手枪的枪口下。普列韦被炸弹撕成碎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1月9日[7]变成了一具政治上的尸体。布雷金仿佛是一块破布，被十月罢工扔了出去。维特伯爵被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弄得筋疲力尽，在他自己创建的国家杜马的门槛上跌跌撞撞，昔日的光彩不复存在。
在反对派的某些圈子里，特别是在自由派地主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人们向来把模糊的希望、期望和计划同大臣的更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对于自由派报纸的宣传和立宪派地主的政策来说，究竟是站在警察中的老战狼普列韦一旁，还是站在“信任部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旁，这些选择并非无关紧要。当然，普列韦和他的继任者一样，都对人民的“动乱”束手无策，但他对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和农村阴谋家的王国来说却是个可怕的祸害。他厌恶革命，就像一个昏聩腐朽的警方密探看到哪都像有炸弹一样；他用血红的眼睛追寻着“动乱”的身影——但只是徒劳无获！……于是，他就在教授、地方自治工作者（земец）、记者上为自己的无能狂怒找到了替罪羊；他假装在他们当中找到了革命的公开“煽动者”。他把自由派报刊逼到了最屈辱的境地。他将那些记者看作乌合之众（en canaille）：不仅流放他们，关押他们，而且还像对待小孩儿那样在他们面前摇手指。在他面前，那些根据维特的倡议组织的农业委员会的成员不再是“可敬的”的乡绅[8]，而是狂暴的学生。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自由派圈子在他的面前瑟瑟发抖，向他表达无能的仇恨。许多自由派法利赛人[9]从来都不知疲倦地抨击“左派暴力”和“右派暴力”，在7月15日发生炸弹袭击之后，竟像看到了弥赛亚[10]那样对此表示欢迎。
普列韦吓得自由派魂飞魄散，但对“动乱”来说，谁坐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差。[11]群众运动因其必要性而忽略了“允许”与“禁止”之间的界限——这些小幅的界限变化，对群众运动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12]
二
反动的官方文宣[13]作家如果不是竭力想把普列韦摄政时期描绘成一个歌舞升平[14]的时期，那至少也打算描绘成普遍安定团结的日子。但事实上，这位沙皇的宠臣甚至无力建立起警察治下的平静。他刚一上台，还没等他参观最高级的修道院[15]以体现其东正教皈依者的狂热，就被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省的农民运动逼着南下了。在此之后，小规模的农民骚乱也从未停止过。1902年11月著名的罗斯托夫罢工和1903年7月整个南方工业地区奋勇斗争的时光，预示着无产阶级未来的全部行动。街头示威从未消失过。农业需求委员会的辩论与决议拉开了接下来农民运动的序幕。大学早在普列韦上台之前就已经成为激烈政治动荡的策源地——在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904年在彼得堡召开的两次大会——技术和医疗领域的大会[16]——为民主派知识分子发挥了前哨罢工的作用。因此，社会之“春”的序幕发生在普列韦统治期间。疯狂的报复、监禁、审讯、入室搜查和流放引发了恐怖主义，却甚至连自由派圈子的动员能力都无法完全瘫痪。
普列韦统治的最后六个月恰逢日俄战争伊始。“动乱”平静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潜伏起来了。维也纳记者胡戈·甘茨[17]写了一本名为《灾难之前》（Vor der Katastrophe）的书，其中就描绘了战争头几个月里官僚圈子和自由派上层圈子的情绪。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是近乎绝望的张皇失措。“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出路何在？没人知道——无论是退休的达官显贵，还是那些出名的自由派律师，抑或是著名的自由派记者，都不知道。“社会疲软无力。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人民即便真的动起来了，也不会去反对现政权，而只是对着有钱的老爷们无能狂怒。”那么，救赎的希望何在？财政上的破产和军事上的失败。雨果·汉斯在彼得堡度过了战争的头三个月，向我们指证道[18]：在温和的自由派与许多保守派中，流行着一种共同的祈祷方式：“上帝，请让我们被打败吧！”（Gott, hilf uns damit wir geschlagen warden.）当然，这并不妨碍自由派圈子模仿官方的爱国主义口吻。在连篇累牍的讲话里，地方自治会和杜马接连宣誓效忠沙皇，毫无例外；他们还承诺，为了沙皇和俄国的荣誉与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当然清楚自己用不着这么做！跟在自治会和杜马后面的是由一群可耻的教授组成的队伍。他们接二连三地对宣战发表了祝词，里面充斥着经院哲学式的华丽词藻和拜占庭式愚蠢内容的混合物。这不是疏忽或者误解。这种策略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解！因此，他们努力让与专制主义的和解情感戏剧变得更轻松一些。他们组织起来不是为了打倒专制，而是为了服务于专制；不是为了打倒政府，而是为了诱惑政府；如果要争取它的感激和信任，就得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人。这种策略就和俄国的自由主义一样古老，并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也不长记性，一点也没赢得几分尊重！[19]从战争一开始，自由主义反对派就竭尽所能地破坏局势。但是事件的革命逻辑是无法被停止的。[20]旅顺舰队全灭，马卡洛夫[21]上将玉碎，战火蔓延到内陆——鸭绿江，金州，大石桥，瓦房店，辽阳，沙河——所有这些不同的名字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制制度的屈辱失败。政府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政府内部中的士气低落，使得他们在国内事务中不再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犹豫、妥协、绥靖变得不可避免。普列韦的死为风向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借口。
三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前宪兵队头子，被指定建立政府的“春天”[22]。为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解释这项任命，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
这位政客的政治个性在外国记者对他关于其纲领的采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亲王殿下，”《巴黎回声报》（Echo de Paris）的记者问道，“请问您对近些日子里流行在公众中的意见，即‘俄国需要对公众负责的大臣’，是怎么看的呢？”
亲王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所有这些所谓的责任，不过是人为捏造、装潢门面罢了。”
“那么，亲王殿下，您如何看待宗教自由？”
“我坚决反对宗教迫害，但对此有所保留……”
“您是否真的会倾向于给予犹太人更多的自由？”
“幸福的结果可以通过善良的手段来实现。”
“总而言之，大臣阁下，您是否会认为自己站在进步的一方？”
他给出的回复如下：大臣打算“使他的行动与真正且广泛的进步精神相一致，至少，是在不违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这里的转达一字不差！
但是就连亲王本人也没打算郑重其事地对待自己的纲领。诚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委托给我们照顾的民众谋取福利”，但他对美国记者汤姆逊坦言，其实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有什么用。
“如果说，”大臣说道，“我已经有了什么明确的纲领，那是错的。土地问题？是的，是的。我们已经就有关问题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是通过报纸来了解这个问题。”
亲王安抚彼得宫城[23]，安慰自由派，并向外国记者作出保证——这证明了他心地足够善良，但却无可奈何地暴露出了他缺乏政治家的天赋。
而这个挂着宪兵穗带的无助绅士的形象，无论是在尼古拉二世的脑子里，还是在自由派的想象中，都是被看作是命定之人，命中注定要解开那束缚我们伟大国家百余年的枷锁！
四
似乎每个人都满怀热情地接受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反动的《公民报》（Гражданин）的编辑梅舍尔斯基[24]亲王写道，“俄国正派人士[25]这个巨大的家庭”迎来了欢庆的日子，因为终于有“一位理想的正派人士”被任命为大臣了。“一个独立的人是思想高尚的人[26]”，年迈的苏沃林[27]写道，“而我们非常需要高尚的人。”乌赫托姆斯基[28]亲王在《彼得堡公报》上提请大家注意，新任大臣是“一位来自可以通过莫诺马赫追溯到留里克的古老王室家庭的后裔”。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满意地指出，亲王具有以下突出品质：“人道”、“公正”、“客观并同情启蒙”。《证券交易所公报》提醒我们，亲王只有47岁，因此，他还不至于浑身浸透了官僚主义的陈规陋习。
这些诗句和散文的发表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睡着了”，而特别宪兵队的前指挥官将以一种自由派的姿态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并为“人民与当局的和解”指明了道路。当读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20倍大气压的愚蠢气体在空气中飘荡！
只有极右派设法在这场“自由主义的狂欢节”中保存了理智。《莫斯科公报》无情地提醒亲王，说他不仅接管了普列韦的职位，也在接管他手上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地下印刷厂、各种公共组织、学校、报刊和大街上拿着炸弹的内部敌人已经开始抬起头来，准备攻击我们内部的旅顺港，这也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完全错误的理论来迷惑社会和统治集团里的某些人士。这个错误理论大概是说，人们必须铲除俄罗斯国家最稳固的基础——它的沙皇专制，它的东正教教会和人民的民族自觉性。[29]”
斯维亚托波尔克打算走一条中间路线：专制，但因法律而不再僵硬；官僚，但依赖公众的支持。《新时代报》（Новое Время）因为亲王的掌权而支持亲王，半官方地为自己揽来了充当政治皮条客的任务。这显然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大臣的仁慈并未能在尼古拉的佞臣中间得到回应，于是，他就胆怯地尝试在乡绅之中寻找支持——这就是他拟议召开农村参议会（управа）代表大会的目的。《新时代报》建议乡绅从左翼施加谨慎的压力。但是社会上的兴奋和媒体的高调口吻搞得人们更加担忧大会的结果了。10月30日的《新时代报》便决定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基调。“无论大会成员的大成的决定多么有趣，多么具有启发性，人们都不应忘记，由于大会的成分和其邀请方式，官方圈子很正确地只把它看作是一个私人会议——它的决定只具有学术意义，而它只承担精神上的义务。”
最后，本应为这位“进步”大臣提供支持基础的乡绅大会，却被这位大臣禁止了，最后只能在私人公寓里半合法地举行。
五
1904年11月6日至8日，100名具有名望的地方自治工作者以70票对30票的多数通过了决议，提出了公共自由、人身不可侵犯和人民代表参与立法的要求，只不过，他们没有提到一个“神圣的”单词：宪法。
欧洲自由派报刊对这一巧妙的省略表示了敬意，他们认为自由派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又能避免使用可能会令斯维亚托波尔克无法接受的字眼。
这个看法完全正确地解释乡绅宣言玩的含蓄把戏。乡绅们在制定其要求时只想到了他们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政府，而没有想到他们也许可以呼吁的人民群众。
他们规定了政治妥协交易的各种要点，却没有放入任何政治鼓动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而已。
“公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轮到政府了！”新闻界以一种混杂着挑战与顺从的语气大声疾呼。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政府接下了这份“挑战书”，并立即向自由派杂志《权利》（Право）发出了警报——因为是它发出了上面引用过的那种顺从的呼吁。报纸被禁止刊登或讨论有关乡绅大会决议的内容。切尔尼戈夫[30]地方自治会发表的一份温和的请愿书被宣布为“无理取闹的”。当局的春天即将结束；自由主义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乡绅大会是“有教养的公众”反对情绪的出气口。诚然，大会成员并未包含所有的地方自治会代表，但它确实包含了市议会的代表和许多“权威”人士（他们的守旧思想本身就使它们的观点具有份量和意义）；诚然，这次会议没有得到官僚机构的合法化，但它确实是在官僚机构知情的情况召开的。因此，如果说那些饱受屈辱因而变得极度胆怯的知识分子，由于这场大会的决议，现在相信了他们那内心最深处的立宪愿望——那令其彻夜不眠的秘密夙愿——已经半合法了，也不足为奇。在这种情况下，饱受屈辱的自由派圈子从未感到如此精神抖擞，哪怕这只是黄粱一梦。这是因为，它的诉求根植于在法律[31]的土壤。一个宴会、决议、宣言、抗议、备忘录和请愿书的季节开始了。各类团体和集会以专业需要、地方事项、周年庆典的形式开始，又都以立宪诉求的措辞结束。这些立宪诉求都出现在了今后著名的乡绅大会“十一条”决议案。民主派们急匆匆地在乡绅领袖周围建立起合唱团，以便强调决议的重要性，并增加它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自由派圈子当下的整个政治任务都被简化为“站在地方自治会背后给政府施加压力”。起初，这些决议看起来依靠自身就能像怀特海德设计的地雷那样，炸掉官僚机构。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那些写下这份决议的人，以及被这些决议反对着的人，都开始习惯它们了。新闻界的喉舌被“国内信心部”抓得越来越紧，充满了无的放矢的愤怒……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开始变得四分五裂。越来越多不安、态度生硬、不耐烦的激进人士在各种宴会上站出来发言——一会是个知识分子，一会是名工人，他们严厉地揭穿乡绅，要求知识界喊出更加清晰有力的口号，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人们试图让这些人冷静下来[32]，安抚他们，奉承他们，斥责他们，堵上他们的嘴，讨好他们，欺骗他们——最后，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这些不胜其烦的人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把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推向了革命道路。
当在物质上或思想上与自由主义有联系的“公众”的右翼试图证明乡绅大会宣言的温和与忠诚，并在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身上呼唤政治家的理性时，激进知识分子（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加入了11月的运动，旨在引导它脱离其可怜的路线，打算为它注入更强的战斗性，并将其与城市工人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引起了两次街头示威：一次是11月28日，在彼得堡；一次是12月5日到6日，在莫斯科。这些激进的“儿女”的示威，是自由派“父亲”提出的口号的直接结果和必然结果：一旦决定了要求立宪，就必须下定决心投入斗争。但是这些“父亲”们丝毫不打算接受这种政治思想一贯性。相反，他们立刻就感怕，害怕过分的仓促和冲动破坏了那脆弱的蜘蛛网——信任。“父亲”并不支持“儿女”，他们把“儿女”五花大绑扭送给了自由派亲王的哥萨克和骑马宪兵。
但是，学生也没有得到工人方面的支持。这其实就清楚地表明了1904年11月至12月那些“宴会运动”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是多么的有限；只有无产阶级的“贵族”成分参加了这一运动。而那些“真正的工人”——他们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敌对恐惧与好奇的混合情绪——在这些宴会上只能说有个位数或十位数。那些发生在群众自身意识中的深刻的内在过程，当然不会根据革命学生草率发表的演说行事。[33]于是，归根结底，青年学生们只能孤军奋战。
然而，在战争导致的长期政治休战之后，在军事失利导致国内形势尖锐化之后，这些在两都[34]发生的游行示威便具有了敏感的政治性质，被迅速地由电报向全世界报道。这些游行示威作为一种征兆，在政府的心中留下了比自由派报刊的所有明智告诫还要深刻的印象……政府振作起来，并急于展示其勇气。
六
这场立宪运动，以在科尔萨科夫[35]的雅致寓所举行的几十名乡绅的会议为开端，以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警察局逮捕监禁了几十名学生结束。政府对这场运动作了两方面的回应：以改革为目的的“指示”（указ）和警察式的“通报”（сообщение）。1904年12月12日的这一指示，正是这场“春天信任”政策能保留下来的最好结果，它使维护帝国不可动摇的基本法律成为了推进任何改革的必要条件。总而言之，这项指示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在外国记者面前展现的良善的愿望和谨慎的保留。这足以为其明码标价了。指示发布的两天后，政府发布了通报，而这份通报在政治上的清晰度比起之前的指示来讲高的无可比拟。它给11月的乡绅大会定了性，将其视作后来那些“与俄国人民格格不入”的运动的主要根源，并提醒了杜马和乡绅大会：讨论11月的决议是违法行为。政府还进一步声称，其合法职责在于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和平；为此，当局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取缔一切反政府性质的集会。如果说亲王和平改革的努力无所建树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出人意料地完成了更具一般性的任务——事实上，这也是历史让他在适当的时候担任政府首脑的原因：完成摧毁普通人的政治幻想与偏见的任务。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时代在大张旗鼓的和解号角声中开始，又在哥萨克人皮鞭的呼啸声中结束。这个时代让所有那些有多少有点政治意识的民众愈发仇恨专制主义，让这种仇恨情绪加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利益的身影更加明晰，不满情绪更加深刻，也变得更具原则性。昨天思想觉悟并不高的人，今天却已经狂热地投入到政治分析的工作中去了。所有的邪恶与专制现象背后的本源都被迅速地归结出来了。现在谁也不怕革命口号了。正相反！口号一呼百应，变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谚语。社会意识就如同海绵吸收水分，吸收了每一个反对或谴责专制主义的词汇。专制主义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做事了。[36]它每迈出的笨拙的一步，都会成为它接下来的绊脚石。它的献媚只换回了嘲笑。它的恐吓激起了仇恨。诚然，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的内阁确实向新闻界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但新闻界的利益诉求显然比最高新闻事务局的容忍程度增长得更快。所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被恩赐的半自由刺激着人们，其程度不亚于完全的奴役。在革命的年代，妥协退让的命运大多如此；它们不能满足任何人，而只能激起更坚定明确的诉求。在报刊、集会和代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更多的坚定明确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又反过来激怒了当局，使当局很快就失去了信任，并诉诸镇压手段。集会和大会被关闭，新闻界遭到重拳出击，示威游行被无情地驱散。最后，也许是为了帮助普通市民更清楚地理解12月12日指示的真正意义，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在12月31日发出通令（циркуляр），宣布将对之前的指示中的农民相关内容进行检讨，而检讨过程将以普列韦的方案为基础。这是政府在1904年的最后一次行动。开启1905年的事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了一条致命的边境线。它们用血线终结了“春天”，终结了政治意识的童年期。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和他的仁慈，他的计划，他的信心还有他的通令……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Драгомиров，1830年11月20日—1905年10月28日），俄国军事理论家。1843年入伍。1869—1873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89—189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897—1903年任基辅、沃伦和波多利斯克总督。1903—1905年任国务院委员。1905年拒绝出任远东俄军总司令，同年10月28日去世。——中译者注
[2]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亚金（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1853年3月8日—1902年4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1年任库尔兰省长。1891—1893年任莫斯科省长。1893—1894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1894—1899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899—1902年任内务大臣，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02年被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3]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列韦（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он Плеве，1846年4月20日—1904年7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随后开始担任检察官。1879—1881年任彼得堡法院检察官。1881—1885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长，期间兼任国务委员，参与镇压了民意党的活动，并开始在革命组织中安插特务。1883年起担任枢密院议员。1884年起担任参议员。1885—1994年任内务部副大臣。1894—1902年任国务卿兼国务院编纂部主任。1899年升为实际枢密院议员。1899—1902年代理芬兰大公国国务卿。1902—1904年任内务大臣兼宪兵团团长。1904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4] 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雷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中译者注
[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рново，1842年11月23日—1915年9月11日），1860年入伍，服役于海军。1872年退役，随后担任检察官。1883—1884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副局长。1884—1893年任警察局长。1893年起任参议员。1903—1905年任邮电大臣。1905年起担任国务院议员。1905年革命期间指使黑色百人团破坏革命。1906—1915年任枢密院议员，期间反对同德国开战。1915年在彼得堡逝世。——中译者注
[6] 原文直译为“时间越久，就越难。”——中译者注
[7] 即公历1月22日，流血星期日。本书如无特别说明，正文全部采用俄历（儒略历），注解全部采用公历。——中译者注
[8] 即“地方自治工作者”。下同。——中译者注
[9] 法利赛人在圣经中是伪善者的代表，这里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当然，这类人到现在还不少。——Un
[10] 基督教术语，指受上帝指派，拯救世人的救世主。——中译者注
[11] 原文直译为“对‘动乱’来说，他不会比其他人更好，也不会比其他人更坏。”——中译者注
[12] 原文直译为“既然如此，这些界限窄一点或者宽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中译者注
[13] 原文直译为“官方的反动的歌功颂德者们”——中译者注
[14] 原文直译为“全民幸福”。——中译者注
[15] 原文直译为“拉夫拉修道院”，拉夫拉是东正教中最高级别的男修道院。——中译者注
[16] 原文直译为“技术和皮罗戈夫的大会”，其中，皮罗戈夫是俄国历史上一位医学家的名字。——中译者注
[17] 胡戈·马库斯·甘茨（Hugo Markus Ganz，1862年4月24日—1922年1月2日），德国记者。早年在《法兰克福日报》工作，后移居维也纳。1904年居住在彼得堡，撰写了《灾难之前》（Vor der Katastrophe）一书，描述了日俄战争前的俄国局势。后移居瑞士，在《新苏黎世报》工作。
[18] 原文直译为“他报告说”。——中译者注
[19] 原文直译为“在这么多年里它没有变得更明智，也没有变得更有尊严。”——中译者注
[20] 原文直译为：“在这么多年里它没有变得更明智，也没有变得更有尊严。”——中译者注
[21] 斯捷潘·奥西波维奇·马卡洛夫（Степан Осипович Макаров，1849年1月8日—1904年4月13日），俄国海军上将，海洋学家、极地探险家。1865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4—1895年任地中海中队司令。1899—1904年任喀琅施塔得省长兼舰队司令。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战死。
[22] 这个获得了极大知名度的名字，是《新时代报》（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的编辑苏沃林给“当局与人民和解的时代”起的。——原注
[23] 即彼得霍夫宫，设计者是彼得大帝，作为夏宫使用，有时被称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中译者注
[24]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梅舍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Мещерский，1839年1月26日—1914年7月23日），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57—1872年期间服役于陆军。1872年创办极右翼杂志《公民》（Гражданин）。1873年起担任国务委员，多次鼓吹“结束”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措施。长期为保守派、自由派和革命派所不齿。1914年病死。——中译者注
[25] 原文即可作“上流社会”用，也可作“正派人”用，这里选用后者，英译版同样做了此种处理。——中译者注
[26] 原文直译为“独立是高尚的亲戚”。——中译者注
[27]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Суво́рин，1834年9月23日—1912年8月24日，“老苏沃林”），俄国作家、记者、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早年同契诃夫密切联系，积极参与自由主义运动，多次被捕。1876年收购报刊《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逐渐转向君主派。1901年发起成立君主派组织“俄罗斯议会”（Рус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晚年潜心研究戏剧。1912年病逝。——中译者注
[28] 埃斯珀·埃斯佩罗维奇·乌赫托姆斯基亲王（Князь Эспер Эсперович Ухтомский，1861年9月7日—1921年11月26日），旧译邬多穆斯契（晚清译法），俄国外交官、诗人、翻译家、东方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毕业于彼得堡历史语言学院。1886—1890年期间在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工作。1890—1891年期间陪同尼古拉皇太子（即尼古拉二世）赴东方考察。1896—1910年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期间兼任满洲铁路董事会主席。1896—1917年2月期间出版《彼得堡公报》，支持君主制，但反对保守主义。十月革命后从事翻译工作。1920—1921年期间在俄罗斯博物馆工作。1921年病逝。——中译者注
[29] 这三点就是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Ува́ров）提出来的三位一体理论。——中译者注
[30] 位于今乌克兰。——中译者注
[31] 这里的着重号是中译者自行添加的。——中译者注
[32] 原文直译为“向这些人挥手”。——中译者注
[33] 而历史则向我们证明了，这种草率的演说不仅不会使群众的意识按照其期望（如果我们假设他们真的有这种期望的话）发展，还会把部分工人推得离革命的可能越来越远。——Uni
[34] 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中译者注
[35] 伊万·阿西格克里托维奇·科尔萨科夫（Иван Ассигкритович Корсаков，1850年？月？日—1912年3月24日），俄国律师。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早年即参与自由主义运动。1879年当选为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议员。20世纪初先后参加了“解放社”和“地方自治组织—立宪主义者联盟”。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在党内是右翼。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年去世。——中译者注
[36] 原文直译为“对专制主义来说这些都不是应该被放过的。”——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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