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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国革命的动力[1]
我国在欧洲占540万平方公里，在亚洲占1750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存在着所有时代的人类文化：从北方森林中吃生鱼、向园木祈祷的原始野蛮状态，直到资本主义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那里，社会主义的工人意识到自己应当积极参加世界政治，并密切注视巴尔干的事态或德国国会的辩论。我国有欧洲最集中的工业，它建立在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基础之上。我国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国家机器，它利用技术进步的一切成就来阻碍本国历史的进步。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曾试图抛开一切细节，总体勾勒出俄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轮廓。在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社会各阶级不断成长并相互斗争。在最紧张的斗争时期，革命使我们看清了这些阶级的具体状况。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直接起作用的是有意识地成立的团体：政党、联盟、军队、官僚集团、报刊在其头上的部长、领袖、蛊惑家和刽子手。阶级是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它们通常处在幕后。但是，这不妨碍政党、它们的领袖、部长及其刽子手仅仅充当阶级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好是坏，对事态的进程和结局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部长仅仅是“客观的国家理性”的临时工，这无论如何都不是说在他们的颅骨下就不必有脑髄，——他们常常忘了这点。同样，从另一方面说，阶级斗争的逻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利用自己的主观逻辑。谁不善于在经济必然性的范围内找到发挥首创精神、毅力、才能和英雄主义的广阔天地，谁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秘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掌握整个政治过程——这里指的是革命——我们就应当善于在政党和纲领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下，在某些人的狡诈和凶残背后，在另一些人的勇敢和理想主义背后，揭示扎根于生产关系的深处、开花于意识形态上层领域的社会各阶级的真面目。
现代城市
资本主义各阶级的性质是同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着的。的确，俄国的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状况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一致。除了仅仅在形式上不包括在市内的城郊厂区以外，还有农村中的几十个相当大的工业中心。大体上说，企业总数的57%和工人总数的58%不在城市。然而，资本主义城市仍是新社会的最充分的体现者。
现代城市化的俄国，是近几十年来的产物。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内，俄国城市人口为32.8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3%。1812年，城市居民共160万人，仍然只占4.4%。在19世纪中叶，城市共有350万居民，即占7.8%。最后，根据1897年的统计，城市人口已经有1630万，约占总人口的13%。自1885年至1897年，城市人口增长了33.8%；而农村人口只增长了12.7%。个别城市增长得更快。莫斯科的人口在最近35年内从60.4万人增至135.9万人，也就是增长了123%。敖德萨、罗斯托夫、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巴库等南方城市的增长速度比这还要高。
19世纪下半叶，在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大的同时，城市的经济作用和内部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为把全部加工工业集中到城内，欧洲行会手工业城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斗争取得了胜利；而旧的俄国城市则相反，它同亚洲专制国家的城市一样，几乎完全不履行生产职能。这是一些军事行政点、军事要塞和某些情况下的商业中心，它们享受一切现成的东西。它们的居民是由那些靠官饷维持生活的官吏、商人以及到城里来寻找庇护所的农夫组成的。甚至莫斯科这个旧俄的最大城市，也不过是同沙皇的庄园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村庄。
手工业在城市里无足轻重，因为据我们所知，那时的加工工业以手工业的形式分散在农村。400万手工业者（1897年的统计数字）的前辈履行了欧洲城市手工业的生产职能，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建立手工工场和工厂的过程。手工工场和工厂出现了以后，使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无产者，并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其余的手工业者。
俄国工业没有经过中世纪手工业时期，俄国城市也没有第三等级在行会、公会、公社和市政局中的逐渐发展。欧洲资本在几十年内建立了俄国工业，而俄国工业则建立了无产阶级履行基本生产职能的现代城市。
大资产阶级
这样，大资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是，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但是，交易所贵族在欧洲国家掌握着领导权，并毫不费力地把沙皇政府变成自己的金融附庸。他们不能也不想加入俄国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因为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都不能像沙皇当局那样保证他们有如此高额的利息。但是，不仅外国金融资本，而且外国工业资本一方面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和剥削俄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俄国以外，即在法国、英国或比利时的议会中实现自己的政治力量。
但是，本国资本不能领导全国性的反沙皇的斗争，因为它很快同人民群众，即同它直接剥削的无产阶级和通过国家掠夺的农民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情形尤其适用于重工业。后者现在到处依赖国家的设施，主要依赖军国主义。说真的，它固然对“强硬的民事法制”感兴趣，但更需要集中的国家政权这个财富的伟大布施者。冶金业企业主在自己的工厂里碰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和最积极的部分。这部分的工人阶级，每逢沙皇制度风雨飘摇，就趁机向资本进攻。
纺织工业相对来说不那么依赖国家。除此以外，它直接影响到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如果要提高购买力，就必须推进广泛的土地改革。因此，1905年，纺织业的莫斯科养活了反专制官僚制度的反对派。这个派别比冶金业的彼得堡的反对派要激烈得多，甚至有力得多。莫斯科市杜马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好意观望正在高涨的浪潮。但是，革命一旦在这个反对派面前展示出自己的全部社会内容，同时把纺织工人推向冶金工人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反对派就更坚决并“更有原则地”转向坚强的国家政权方面去了。同反革命地产结合的反革命资本，将莫斯科商人、第三届国家杜马多数派首领古契柯夫[2]视作自己的领袖。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欧洲资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从而也就铲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是否可以把现在的彼得堡或莫斯科与1848年的柏林或维也纳，尤其是与1789年的巴黎相提并论呢？而1789年的巴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把拥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看作最大企业。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那种经历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自治和政治斗争的磨练，然后和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代替它的是谁呢？“新的中等阶层”，职业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医生、工程师、教授、教师。在社会生产中失去独立作用的、人数不多的、经济上不独立的这个阶层，正确地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不断寻求可以依靠的壮实的社会阶级。事情妙不可言！他们起先不是在资本家那里，而是在土地占有者那里找到了这座靠山。
领导头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是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3]和解放社[4]合并而成的。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捣乱，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对政府的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位处“体面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不愿走上革命道路。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
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立宪民主党结合了地方自治派（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1905年底，地主被农村的骚动吓坏了，急剧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旧制度，这充分暴露了农业自由派的真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但是，他们除了自己以外，在这里找到了什么呢？保守的大资本、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
也就是这种对抗在小生产还具有意义的一切部门彻底粉碎了小生产。手工业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的环境中发展的，因而和工厂无产阶级没有多少差别。受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排挤的俄国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半饥饿的、凶狠的阶级，它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充当黑色百人团的示威和大屠杀的打手。
结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片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中诞生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悬浮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他们肩负地主的传统的重压，深受教授偏见的束缚，缺乏主动精神，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对明天毫无信心。
无产阶级
某些世界性的因素，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没有身躯的（非常糊涂的）头脑，也促使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发挥杰出的作用。但是，首先，无产阶级的数量有多大？
1897年的极不完全的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下列答案：
工人数量
| 1．工矿、交通、建筑和商业企业 | 3,322,000 |
| 2．农林渔猎 | 2,725,000 |
| 3．临时工和学徒 | 1,195,000 |
| 4．仆人、搬运工和门卫 | 2,132,000 |
| 总计（不分性别） | 9,272,000 |
1897年，无产阶级连同家属占总人口的27.6%，即稍微超过1/4。在这些群众中，各阶层的政治积极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革命的领导作用几乎只属于第一类工人（见上表）。但是，用俄国无产阶级的相对数量的大小来衡量它在革命中的实际的和可能的作用，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是说，没有看到纯数字背后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由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国家最强大的生产资料是直接依赖于工人的。330万劳动力（第一类）所生产的不下于每年国民收入的一半！情况表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这个唯一能把广阔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铁路，是无产阶级手中无比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阵地。在这里还应该加上邮政和电报事业，它们虽不是那么直接，然而却非常现实地依赖于无产阶级。
农民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而无产阶级却大量地被动员到工厂和工厂中心来了。无产阶级构成了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都很重要的每一城市的居民的核心，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一切优势：生产力和资金的集中，居民中最积极的分子同最巨大的文化财富相结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优势。它的阶级自觉已经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俄国无产阶级从诞生以来，就面对着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本的力量。行会传统和手工业偏见丝毫不能支配它的意识。它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因此，手工业，一般小生产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大工业的极其发达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民主派排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外，工人阶级还夺取了它过去的政治作用及其领导农民群众的历史抱负。在农民阶层从贵族—国库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代中，工人阶级会实现后者。
按照历史的观点，土地问题是检验城市各政党立场的政治试金石。
贵族和地产
立宪民主党（或者前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按“公平的”估价强行割让大、中地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是通过“立法的创造性工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但是，实际上，自由派通过立法的途径尝试剥夺大地产，却导致政府剥夺选举权和发动六三政变（coup d'État）（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把消灭土地贵族看作纯金融业务，并煞费苦心地让地主接受自己的“公平估价”。但是，贵族却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它立即以自己绝对正确的本能理解到，这里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出售5000万俄亩——哪怕是按高价出售——而是要取消它作为统治等级的整个社会作用，因此，它断然拒绝拿自己来拍卖。在第一届杜马期间，萨尔蒂科夫伯爵对地主高喊道：“愿你们的座右铭和你们的口号是：决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原野上的一粒沙子，我们草地上的一棵草，我们森林中的一根树枝！”这不是旷野的呼声，不，革命年代正好是俄国贵族等级集中和政治上巩固的时期。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黑暗的反动时期，贵族也算是一个等级，虽然是第一等级。专制制度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独立性，丝毫不放松对贵族进行警察监督，甚至给贵族的等级私利的嘴巴戴上自己监督的嘴套。现在贵族是名副其实的发号施令的等级：它迫使省长随着自己的笛声翩翩起舞，恐吓大臣并公开撤换他们，给政府下最后通牒并使之实行。贵族的口号是：寸土诚可贵，特权价亦高。若临变革境，二者绝不抛！
在年收入超过1000卢布的6万名地主手中，集中了约7500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按市场价格为560亿卢布，每年为土地所有者带来4.5亿以上的纯收入。贵族得到这笔收入的2/3以上。官僚制度同地产是密切联系着的。每年几乎3万名收入在1000卢布以上的官吏的薪水，来自2亿卢布的地产收入。在这些中上层官吏中，恰好又是贵族占了明显的优势。最后，正是这些贵族独吞了地方自治机关和与此有关的收入。
如果在革命前，“自由派”地主在“文明的”地方自治工作的基础上被提拔上去，在足足半数的地方自治局里担任领导，那么，革命的年代使这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结果站在前列的是毫不留情的地主反动势力的代表。在萌芽时期，权力无限的贵族联合会就会压制政府的一系列尝试。这些尝试，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益，使地方自治局“民主化”或减轻农民身上的等级桎梏。
面对这些事实，作立法协议的基础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毫无希望的空想，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悄悄地放弃了它，那也毫不奇怪。
社会民主党主要在“公平估价”方面批评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这样做是正确的。仅就财政方面来说，赎买凡是每年能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1000卢布以上的一切地产，会在我们90亿国债上又增加一笔50—60亿的可观数目；这就是说，单利息一项每年大体上就要吞噬7.5亿。但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在于问题的财政方面，而是政治方面。
所谓的1861年解放改革条件规定的过高的农民土地赎金额实际上是为赎买农奴而给予地主的补偿（数额约为2.5亿，即占赎金总额的25%）。在这种情况下，靠“公平估价”确实消灭了贵族的巨大的历史权利和特权，而贵族也能够适应半解放的改革并顺从这种改革。当时，贵族表现了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现在它坚决拒绝以等级自杀来结束自己一样——即使是按“公平估价”。寸土诚可贵，特权价亦高。若临变革境，二者绝不抛！在这一旗帜下，贵族最终掌握了受到革命动摇的政府机关，并表明，将以统治阶级在生死关头的浑身解数和凶猛劲头来进行战斗。
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指望着同这个等级在议会上达成君子协议，而只能靠群众的革命进攻。
农民和城镇
俄国社会政治野蛮状态的症结在农村，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农村才能产生一个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症结的阶级。农民分散在欧俄五百万平方俄里的广大土地上（在五十万居民点中），过去一直没有培养出任何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习惯。在1905—1906年农民骚动时期，造反的农民的任务是把地主从本村、本乡，最后从本县赶出去。当地的贵族则有现成的集中的国家机构来反对农民的革命。农民只有通过同时举行的和坚决的起义才能战胜它。但是，它由于自己生存的各种条件，无力实现这一点。地方性呆小病是农民起义的历史紧箍咒。如果要摆脱这个紧箍咒，农民起义必须不再是纯粹的农民的起义，并同新的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
早在16世纪头25年德国农民革命时期，尽管当时德国城市在经济上力量薄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农民就已自然而然地处于城市政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的和软弱无力的，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因此，它因地而异，或者使城市里的市民反对党占优势，或者使平民革命党占优势。这个能够保证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唯一的力量，虽然依靠当时社会最激进的阶级，依靠现代无产阶级的胚胎，但本身完全缺乏全国性的联系和对革命目标的明确认识。由于国家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和国家割据，这两点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骚动的农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合作的任务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农民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
经过三个多世纪，1848年革命中重现了上述的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仅不想发动农民并把它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极为害怕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正是因为农民运动首先巩固和加强了那些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本身的城市平民激进派的地位。另一方面，后者仍然没有克服自己社会政治上的不定型状态和分散性，因此没有能力抛开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群众。1848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
但是，比这再早六十年，在法国，正是靠农民和城市平民，即那个时代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合作，革命任务才得以胜利实现。这种“合作”采取了国民公会专政的形式，即城市对农村、巴黎对外省和无套裤汉[5]对巴黎专政的形式。
在现代俄国的条件下，工业人口对农业人口的社会优势，比起旧的欧洲革命时代来，大得无法比拟。同时，在目前俄国城市中，轮廓清晰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取代了杂乱的平民的地位。但有一点没有改变：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必须率领着城市中最革命的群众，并且不会因为敬畏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害怕动摇封建所有制，在革命时期能像过去一样依靠农民。现在，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这样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性质
俄国革命就其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力求把资产阶级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和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因而就其方法而言它是无产阶级的。许多书呆子都无法领会这种矛盾，试图用数学统计的推算，或用形式主义的历史类比来决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的领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实际上在革命高涨的各个时期处于先锋地位的无产阶级，这些书呆子却企图裹在他们自己的轻率的理论襁褓之中。对他们来说，某一资本主义民族的历史只是在多少有点偏离的情况下重复另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没有看到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结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不能用死板的历史公式、而只能借助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来决定这种社会混合物的性质。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在若干个世纪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及其代表者——强大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殖民地，欧洲资本把现成的铁轨、枕木、钉子和瞭望车厢装在准备好的装甲舰上运给那里的殖民当局，然后用步枪和刺刀使土著居民脱离他们的原始状态，把他们驱赶到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英国同现代殖民地之间虽然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在历史发展方面没有任何类似之处。
新的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了欧洲资本的资本主义洗礼，欧洲资本这时已达到其最集中和抽象化的形式——金融资本。欧洲资本自身过去的历史同俄国过去的历史毫无联系。欧洲资本为了使自身能在自己的故乡达到现代交易所的高峰，应当：
1、跑出手工业城市的狭窄的大街小巷（它曾经学习爬行和行走的地方）；
2、在同宗教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科学技术；
3、把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反对封建的和王朝的特权的起义来夺取政权；
4、为自己清扫广阔的舞台，断送它自己所由产生的独立小生产，以便后来脱离民族的脐带，离开父辈的遗骸，拋开政治的偏见，摆脱种族的好感，不顾地理的间隔——野心勃勃地在地球上空翱翔。今天用鸦片毒害已被它弄得破了产的中国手工业者，明天用俄国水域上的新装甲舰发财致富，后天搜取非洲南部的金刚钻矿床。
但是，当英国或法国资本这一许多世纪的历史凝结物在顿涅茨克矿区的草原上出现时，它完全不能施展它不断积蓄的社会力量、关系和热情。它不能在新的地区重复它已完成的发展过程，而要从它在故乡所达到的水平上开始。它把机器运过大海和海关，便立即不经任何中间阶段，把无产阶级群众集中在机器周围，它还把凝结在它身上的老一代资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倾注到无产阶级身上。
在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尚未暴露出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争取事物的新秩序的斗争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各个派别，彻底地认识了自己并成了民族的领袖，它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他们口号并授以战斗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意识形态把民族联合起来。人民——小市民、农民和工人——选送资产者为自己的议员，公社给他们的委托书是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主任务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写出来的。在革命时期，虽然暴露了阶级对抗，但是革命斗争的势不可挡的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在把自己的能量转移给随后一个阶层之前是不会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继续以愈来愈尖锐和愈来愈坚决的手段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并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旨在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便采取普选权和共和国这一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形式。
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制度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这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了典型表现。
在1848年，资产阶级已不能起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能承担起以革命的方式清除妨碍它统治的社会制度的责任。它的任务是（这一点它也看得很清楚）使旧制度增添一点必要的保证，不是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是保证同旧势力共同掌权。它不仅不带领群众冲击旧秩序，反而依靠旧制度，反击向推动它前进的群众。它的意识背离它取得统治的客观条件。民主设施在它的心目中不是它的斗争目标，而是对它的安宁的威胁。革命不可能由它来进行，而只能是反对它的。因此，在1848年，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一个能在不顾资产阶级和违抗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领导运动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逼迫资产阶级前进，而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僵尸从自己的道路上抛开的阶级。
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农民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小市民阶层不仅敌视过去，而且敌视未来。它仍然受到中世纪的关系的束缚，但已经不能抗拒“自由”工业；它仍然给城市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已让位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它浸透了成见，被事变隆隆声震得惘然若失，它既剥削人又受人剥削，既贪婪又毫无办法，穷乡僻壤的小市民阶层是不能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
农民在更大程度上缺乏独立主动精神。农民分散，被排除在作为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他们迟钝，视野只限于寨墙，对城市所想到的一切漠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他们一旦解除了压在肩上的封建义务的负担便立即心满意足，对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忘恩负义：解放了的农民变成了“秩序”的狂热拥护者。
知识分子民主派缺乏阶级力量，它一会儿充当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一会儿在紧要关头又离开它，从而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它自己给没有成熟的矛盾搞得混乱不堪，并把这种混乱带到各处。
无产阶级太弱，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足以使消灭旧的封建关系成为必然的地步，但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这个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已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担任民族领导人的角色，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一任务。
奥地利极其显著和悲剧性地佐证了革命时期这种未最终完成的政治关系。
维也纳的无产阶级在1848年表现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汤蹈火。推动他们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阶级本能。他们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的概念，摸索着从一个口号转向另一个口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令人惊奇地转到了大学生手中，这个唯一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事态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虽然能够在街垒中英勇战斗，并且能够真心实意同工人交朋友，但是，即便是在革命斗争中践行街头“专政”，他们完全不能领导革命的总进程。当整个工人的维也纳在大学生的号召下于5月26日起来抵制解除“大学生军团”武装的时候，当首都居民事实上控制了城市的时候，当国王逃亡并失去作用的时候，当最后几支军队在人民的压力下撤出首都的时候，当奥地利的行政权因此成为一份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却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起来执掌政柄。自由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拒绝享用这种以强盗的办法取得的政权。它一味梦想从无人照管的维也纳跑到提罗耳去的皇帝再回来。工人有足够的勇气打败反动派，但在组织上和觉悟上都还不足以接管政权。没有能力执举政权的无产阶级无法推动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完成这一历史功绩，后者像往常一样在最紧要的时刻躲开了。总而言之，出现过一种形势，对于这种形势，一位同时代人说得对：“维也纳实际上建立过共和国，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见到它……”拉萨尔[6]从1848—1849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如下不容置疑的教训：“欧洲的任何斗争都不会成功，除非它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任何斗争，如果社会问题在其中只是个模糊不清的因素并处在次要的地位，如果表面上是在民族复兴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旗帜下进行，它就再也不会成功了。”
历史安排在1905年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目标而付诸行动。同时也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像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群众的精力，而提供了如此微小的积极成果。我们远不是想要预言在最近数周或数月事态将如何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沿着拉萨尔在1849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从阶级斗争回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团结是办不到的。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暂时反映了其深刻的社会性质。在这个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事物的内部进程推动无产阶级去领导农民并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由于庄稼汉政治上的迟钝而失败了。这些庄稼汉在自己的村子里搞垮地主老爷，以便占有其土地，但一旦穿上士兵的上衣，却又去向工人开枪。一切革命事件都可以看成一系列无情的具体教训，通过这些教训，历史使农民深刻意识到其地方性的土地要求同国家政权这一中心问题的联系。在严酷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历史学校中锻造了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去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积蓄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 中译者根据俄文原版和英译版，对《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同名章节进行了校订。——中译者注
[2]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 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是俄国自由派地主的非法政治团体，于1903年11月成立。同盟的主要宗旨是在有限的立宪制基础上同沙皇政府进行勾结。1905年7月同“解放社”共同成立了立宪民主党组织委员会，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同盟即不再存在。——中译者注
[4] “解放社”是1904年彼·司徒卢威在国外成立的自由保皇派组织。“解放社”拥护君主立宪，渴望同沙皇政府勾结，用假“民主主义”来掩饰其反对革命的斗争。“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中译者注
[5] 无套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最流行的称呼。——中译者注
[6]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7]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hic salta！——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中译者注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托洛茨基言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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