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阶级意识

1．激进文化

当我们把19世纪20年代前的激进主义时期同其后的宪章运动时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19世纪20年代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静一一温吞吞的繁荣状态下的社会太平。然而多年之后一名伦敦小贩告诫梅休说：

在这些平静的岁月里，理查德·卡莱尔一直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工会力量在成长壮大而且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实验以及欧文理论都在发展。在这些年月里，个人与团体都力图把我们曾描述过的两方面经历——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上升为理论。在这10年快结束时，腐败的旧制度和改革之间展开了决定性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劳动人民对其利益的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

把这些年的大众激进主义描述为一种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确意识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岀读、写、算的范围，但这决非思想萎缩的时期。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戒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

工人们就这样超越了自身的经历，他们借助于自己含辛茹苦所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他们学着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定义并不严密的“勤劳阶级”与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全部斗争史中的一部分。1830年之后，定义较明确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既是旧的又是新的斗争。

很难概括这个世纪早期的识字率情况。“勤劳阶级”的一端是许许多多目不识丁或者只能写出几个单词或自己的姓名的人；另一端则是具有相当的学识造诣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不识字绝不会不发表政见。在梅休笔下的英格兰，民谣歌手和“顺口溜表演者”仍然生意兴隆。他们顺着大众心情，在人行道表演滑稽戏或在大街拐角朗诵滑稽诗。根据市场状况把一种激进的或反罗马天主教的意思，编入他们的颇有讽刺风格的独脚戏或赞美诗中。^[2]不识字的工人可能会步行数英里去听一次激进主义演讲，正如他（或另一个人）去体验一次宗教礼拜。在政治动荡时期，没有文化的人还会要求他们的工友朗读期刊上的文章；在职业介绍所里人们还要读新闻；在政治集会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读宣言或通过一连串的决议。真挚热切的激进者甚至把他们自己喜欢却又读不懂的著作视为神圣。切尔腾汉的一名鞋匠每个星期日都准时去W.E.亚当斯家请他读“费格斯的信”，但却自豪地拥有几本科贝特的书，还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软皮箱里。^[3]

最近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年代工人阶级读者的情况。^[4]简单地说，在那个世纪早期，每三个工人中就有大约两个人多多少少有点阅读能力，当然能写的人还是相当少。由于工人中要求自我提高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同时由于主日学校和日校愈见成效，文盲的数量下降了，虽然在使用童工最甚的地区这种下降被推迟了。但阅读能力是最基本的，发表抽象连贯的议论的能力则绝非与生俱来的；它必须是在克服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缺乏闲暇时间，不得买蜡烛（或眼镜）——之后才能获得。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也使用一些观念和术语，很显然，某些热烈的信从者只具有盲目崇拜的意义而没有理性价值。一些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暴动者竟然把“临时政府”看做是保证较充足的“粮食”供应的政府；此外，还有一份有关1819年东北地区矿工状况的描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普选权理解为普遍受苦……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的人都得受苦。”^[5]

目前残存的一些可以证明，19世纪头20年工人的文学成就的资料说明，要对他们的识字状况作出概括是愚蠢的。在卢德运动（除工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行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无名之作，有自觉地呼唤“面带微笑的自由”的，也有用石灰写在墙上的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这两方面的例子。1812年，索尔福德验尸官对一个袭击伯顿工厂的人被枪杀一事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他因而受到警告：

信的结尾用的是拉丁文“卢德作”这使人想起了曼彻斯特人自己曾夸耀过的一所语法学校（班福德本人曾在那里短期上学）和其他私立学校，工匠的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学到的拉丁文还是足够他们署名的。另一份文件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市场发现的。目的大致相同，尽管作者错字连篇。但多多少少带有更大的说服力：

“诺迪将军”许诺的其他好处是：“我们要拆掉监狱而且我们要在法官睡着时洒（杀）他。”^[7]

这两份文件的不同之处（评论家会告诉我们）不仅是在于风格，而且还在于它的感情程度。我们可以假设第一封信是由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斑白的工匠——皮匠（或制帽工或乐器制作工）写的，他的书架上也许有伏尔泰、沃尔尼和潘恩的著作，而且他还喜爱悲剧作品。1817年在国家监狱中还有一些来自兰开郡的这一类人，如70岁的活版印刷工威廉·奥格登曾在监狱里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尽管我戴着脚镣手铐，但我决心要像处于同一境地的伟大的卡拉塔库斯^[8]那样去面对我的敌人。”另一位印刷工约瑟夫·米切尔给自己的女儿分别取名为米蒂拉、卡罗莱娜、科迪莉亚，当他在狱中得知他的第四个女儿出生了便急忙写信给他妻子，建议给这个小孩取名叫波蒂亚。塞缪尔·班福德自己也许给妻子作过更具体的指示：“一个改革者的妻子应该是位女英雄。"^[9]第二封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煤矿工人或乡村织袜工之作。这封信同东北煤田的一位矿工于1831年（和他的几个同伴在一次罢工骚乱时闯入煤矿检查员家中）留在煤矿检查员家中的那封打趣的信极其相似：

舍温写道，“如果圣经协会和主日学校没有产生其他好结果的话，它们至少还有一个好处——教成千上万的儿童读书识字。”^[11]我们可以从布兰德雷思及妻子、卡图街密谋者以及被关在国家监狱里的其他人所写的信中多多少少地看岀那些技术工匠的学问见地以及粗通文字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程度。^[12]约翰斯顿夫人给狱中的丈夫（亲爱的约翰斯顿）他是个裁缝帮工——写的信大概算得上两者之间的中等水平：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设菲尔德的细木工沃斯顿霍姆给他妻子的信：

写这封信时还遇到一些困难，原因是“眼镜给打破了”。^[13]这些信是在特殊的闲暇状况下写的，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出沃斯顿霍姆是一笔一划地吃力地写他的信，当他想到“赎罪”这个问题时还停下来请教一个较“有学问的”拘留犯。约翰斯顿夫人可能请教过（也可能没有）一个在许多城镇和村庄都能找到的“专业”书信代笔人，这种人以正规格式代人写信，每次收费1便士。因为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写信也是一件难得的事。单是邮费就足以使人咋舌，所以只能是很少通信。因为从北方寄一封信到伦敦大概得花1先令10便士，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斯顿夫人和沃斯顿霍姆夫人由于各自的丈夫不在而经济陷入困境——约翰斯顿夫人穿的鞋灌满了水，自从她丈夫被捕之后，她一直没钱买鞋。

所有因卡图街密谋而被捕的人似乎好歹都能动动笔。鞋匠布伦特曾用法文为一些讽刺诗润过色，詹姆斯·威尔逊则写道：

而另一方面，鞋匠理查德·蒂德则只能拼凑岀这样的句子：“先生，在写作方面我是相当差劲的。”^[14]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人作为“范例”，因为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们属于少数紧跟激进刊物的较有意识的人。不过他们的例子也能告诫我们不应低估实际识字水平的发展状况。^[15]工匠是特殊的——他们是自己阶级的知识精英。然而在英国各地还有大量为劳动人民提供教育的机构（虽然“机构”一词对于那些私塾的女教师、工厂残废人或受伤矿工办的每周收费1便士的夜校和主日学校来说是过分正规了）。在彭奈恩河谷，织工的孩子们穷得连石板^[16]和纸张都买不起，他们是用手指头在沙盘上学着写字的。即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成年之后又失去了读写能力，非国教教会、互助会和工会的影响及工业本身的发展要求也会使这种能力巩固并且提高。机匠业业主亚历山大·盖洛韦1824年报告说：

大多数工匠行业中的师傅和小雇主都意识到他们的职业需要他们读些书和从事一些计算。

除民谣歌手之外，“常去工人阶级聚居的地区兜售通俗故事、歌谣之类的小册子^[18]以及历书、临终遗言和（在1816到1820年，此后就时断时续）激进主义刊物。1812年，有位为“曼彻斯特辉格派煽动性的印刷商”考德雷和布莱克岀去经营的“卖历书者”被地方官逮捕。因为他们发现其售品目录上写着“不要瞎眼国王——内德·卢德永在”。^[19]战后激进主义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这些成就和提高人们的政治觉醒的水平。早在1816年1月，巴恩斯利的织工就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每人每月会费为1便士，以便为购买报刊杂志。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为建立“读书会”煞费苦心，他们在陶器区的汉利这类较大的中心市镇长期开办了阅报室、阅览室。开放时间从早晨8点一直到晚上10点。而且还要对那些骂人、说脏话、酗酒的读者处以罚款。此外，他们每晚为读者“朗读”伦敦的各种报纸。按照约瑟夫·米切尔的说法，1818年，在斯托克波特联盟开办的读书室里，每星期一晚上都有一次各小组领导人会议，星期二是“道德和政治阅读”，星期三是“交谈或辩论”，星期四教授”语法、算术及其他"，星期六是社交晚会，星期日则是成人及儿童等的上课日。在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的会员发誓要“竭尽全力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对腐败、专制统治者的根深蒂的仇恨”。她们的方法之一是使用“一种供妇女改革者的孩子们使用的贬义字母”：B代表Bible（圣经）、Bishop（主教）、Bigotry（顽固）；K代表King（国王），King'sevil（国王的罪恶）、Knave（流氓无赖）以及Kidnapper（绑票者）；W代表Whig（辉格派）、Weakness（软弱）、Wavering（摇摆不定）、Wicked（邪恶），等等。

虽然政府在1819年之后采取镇压阅报室（有时是某个激进派书商的商店）的行动，但这种提供阅报室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战后伦敦的咖啡馆大大增多，而且大多兼作阅报室。约翰·多尔蒂著名的“咖啡阅报室”就和他的曼彻斯的书店相连，到1833年，这里每周订阅的报纸就不下96种，其中包括非法的“无印花税”报纸。较小城镇和村庄的读书团体虽不正规，但重要程度却不亚于伦敦。他们有时在小酒馆、“黑店”或私宅聚会；有时则在工场里读读期刊并进行讨论。在“知识税”最沉重的时期，期刊的价格极高，这反倒使无数希望买到自己中意的报刊的小组纷纷组成了俱乐部。在热烈讨论改革法案期间，南特威奇的一位名叫托马斯·邓宁的鞋匠同他的工友和“我们的惟一神教牧师合伙订阅《每周快报》，价款为8.5便士，其中4便士为印花税。这对一个收入微薄的鞋匠来说太昂贵了。^[20]

激进岀版物的发行量极不稳定。科贝特的2便士《纪事》其鼎盛时期，即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其发行量每周在4万到6万册之数，是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许多倍。^[21]《黑矮人报》的发行量在1819年约是12000份，不过这个数目在彼得卢事件之后也许增大了。尽管卡莱尔的刊物在20年代的大部分年月里仍能印刷数千册，但此后由于印花税（以及运动衰退），其发行量被严格削减了。在改革法宣传鼓动期间，激进出版物再次大批量发行：多尔蒂的《人民之声报》发行3万，卡莱尔的《挑战者》22000份，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为16000，而十几种较小的刊物，如奥布莱恩的《毁灭》，发行量也超过1000。在实施印花税的10年间，价格昂贵的周刊（售价从7便士到1先令不等）的发行量大大减少，这一空白的很大部分为日益増长的廉价书籍和个人小册子所填补。《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为10万册，科贝特的《农舍经济》在1822至1828年间为5万册，《新教“改革”史》和《训诫》在1821至1828年间为211000册。同一时期，在大多数中心城市还出现了一种或多种（伦敦是十几种）日报或周报，尽管这些报刊并不宣称自己是“激进的”，但却迎合了广大激进派公众的需要。正是这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读者群体的发展，使得这些报刊得到那些有影响有势力的机构（特别是“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和“有用知识传播会”）的公认，它们作出慷慨而大量的财务上的努力，奖励读者们转而关注更为有益并处于改善中的事物。^[22]

这就是在书摊周围、酒馆、工场和咖啡屋里辩论的文化。雪莱在“致英国人的歌”中所欢呼的那种文化，也是孕育了狄更斯的天才创作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读者群”视为一个单一的、无可分类的群体，那就错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好些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重叠的不同“群体”，同时又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纯粹、单一的商业群体，在激进主义奋进时，常常利用它（布兰德雷思或西斯尔伍德审讯案同其他人的临终忏悔一样具有市场价值），但它遵循的是赚钱准则，还有一些多多少少是围绕在教会或技工学校周围的有组织的人们；消极群体是那些改进协会力图争取并予以拯救的；积极群体、激进群众是在敢针对六项法令和知识税而公然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体。

W.D.威克沃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一书中颇为赞叹地谈到了激进群体为自身建设和巩固所进行的斗争。^[23]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争取岀版权利而进行如此尖锐，如此大获全胜，而且同工匠和劳动者的事业尤其一致的斗争。如果说彼得卢事件确立了（以一种矛盾的感情）公众示威的权利，那么，“出版自由”的权利则是通过15年以上或更多年的斗争才赢得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愚顽的、残忍的、不可克服的鲁莽行为。卡莱尔（白铁匠，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语法学校受过一两年教育）正确地看出，1819年的镇压使出版权问题成为激进运动的支撑点。科贝特和伍勒则修改了他们的基调以迎合六项法令，他们期待有朝一日再作斗争（其岀版物的发行量因此大降）。卡莱尔则不然，他升起官逼民反的黑色船旗，犹如海盗舰上放下来的一艘小船，径直驶入国家和教会联合舰队的中央。由于受彼得卢事件的牵累，他曾受到审讯（因出版潘恩的著作），所有的激进出版物都对他的勇气表示敬意，但又因失败而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当他数年后从监狱里出来时，联合舰队已经溃不成军。他早已使政府耗尽了弹药，并把政府依职权进行的起诉和设立的特别陪审团变成了笑料。他还顺利地搞掉了那些秘密控告团体，如“宪法协会”（或称“桥街帮”）和“道德拯救会”，两者都是由贵族、主教和威尔伯福斯赞助和津贴的。

当然，卡莱尔并非是靠他个人的力量取得这些胜利的。第一轮斗争发生在1817年，当时有26人因煽动暴乱和亵渎诽谤罪受到起诉；此外还有16人被王室法官依职权而起诉。^[24]这一年的胜利桂冠落到了伍勒和霍恩以及伦敦陪审团（他们拒绝给被告定罪）的头上。伍勒是自我辩护的，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有些法庭经验，此外在辩护过程中他还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说话夸张的自由主义者的风度。两次审讯（1817年6月5日）的结果是：一次判决“无罪”，另一次胡乱地判为“有罪”（三个陪审员对此表示异议），但后来被王座法庭推翻。^[25]1817年12月对威廉·霍恩的三次审讯是法庭审讯记录中最有趣的一部分。

霍恩是个穷书商，曾经一度是伦敦通讯会的成员，因出版亵渎、诽谤性作品（这些作品把《教义回答》、《连祷文》和《教义》模仿成滑稽体裁）而受到了起诉。实际上，霍恩仅仅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倡导人，他倡导的那种政治短文形式在卖报人和滑稽顺口溜表演者中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各个党派的人物，从威尔克斯到反雅各宾主义的文人还使用过更高级的形式。霍恩本来不想为这些滑稽短文而冒失去自由的危险。1817年2月开始镇压时，他曾试图把这些短文收回，只是由于卡莱尔拿去再版才迫使政府动了手。下面便是这种短文中的一篇：

霍恩无法弄到1000英磅的保释金，他从5月到12月一直在监狱里，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使内阁成员们特别愤怒，原因是他使内阁成员们背上了他们永远忘不了的恶名：“老财”（指大法官埃尔登），“德里沙丘三角”（指卡斯尔雷），“医师”（指西德默思）。当得知霍恩打算自我辩护时，人们对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不过霍恩一直在利用被拘禁的时间收集从过去到现在的其他滑稽文作者的例证。因此他第一次在艾博特法官面前受审时便被判无罪。在其后的两天中，那个年老多病、性格暴躁的高等法庭庭长埃伦巴勒只得亲自岀面主持审讯。从一页页的审讯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埃伦巴勒的插话，霍恩对庭长的行为所作的不紧不慢的指责，朗读从各种报刊上挑选出来的滑稽可笑的讽刺诗文以及司法长官威胁要逮捕“我看见的第一个想笑的人”等内容。尽管埃伦巴勒提出了不适当的指控遵从自己的良心和上帝，他宣布这是一起最邪恶的最亵渎的诽谤罪”），但陪审团还是提出了两份“无罪”的判决。结果（据说）埃伦巴勒一病不起了。从此之后甚至在1819和1820年——各种滑稽作品和讽刺短文就不再受到起诉了。^[26]

迫害在嘲笑面前是难以站住脚的。这些年的出版斗争给人们留下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是霍恩、克鲁克香克、卡莱尔、戴维森、本波和其他人不是以一本正经、如临大敌的姿态而是带着兴致勃勃的样子捉弄了官方。（这一惯例被赫瑟林顿所继承，他作为无印花税的《贫民卫报》的主编而忙于业务时，伪装成教友派信徒，却装得很不像，但也能几个星期之内在警察的鼻子底下来来往往。）监禁，对一个激进出版商来说并非耻辱而是光荣。一旦出版商们事先决定准备进监狱，他们便竞相想出新招，并用最滑稽可笑的方式吸引对手注意。激进的英国怀着愉快的心情（没有人比黑兹利特更愉快）注视着《瓦特·泰勒》——骚塞青年时期含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舍温的努力下复活。而骚塞这时是桂冠诗人，他带头鼓吹制止出版界煽动性的放肆行为，并要求当局禁止舍温侵犯版权的行为。埃尔登勋爵拒绝发出这样的禁令，因为法庭不能理会“诽谤性出版物的肮脏利润”一类的财产争端讼事。黑兹利特问道：“那位作为《瓦特·泰勒》一诗的作者正在要求一项针对自己的禁令，同时，他又建议颁布一些针对我们的禁令，并以此通过暴力来弥补他在言论上的亏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27]在另一方面，卡莱尔（他已经把舍温的业务接了过来）在得知禁令被拒绝后就不仅仅是髙兴了——因为在他开业之初的困难时期出售这本诗集可以给他带来大宗利润。他在6年后写道：“光荣属于你啊，骚寒！当其他各种政治出版物衰败之时，《瓦特·泰勒》一直是利润的源泉，世人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归功于骚塞的。”^[28]

非法翻印《梅布女王》和《审判目击记》事件也是这种沸沸扬扬策略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不列颠的君主会像卡罗琳王后^[29]骚动时期中的乔治四世被用可憎的粗话描写的那么可笑的样子；尤其是在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出版的《王权神授说走向错误统治》、《王后的婚姻阶梯》、《不是我的错》和《月中人》中更是如此。同一作者的《掴警察与桥街帮》（1822）以政府资助的《新时代报》的版式面世，并辅之以一个模拟的新闻报戳和一个猫爪图像及一句题词：“他对任何东西都要伸岀爪子”，此外还有一些假广告和伪造的生卒一览表：

卡莱尔岀狱后继续进行斗争，讽刺家们还把起诉他的那些人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第二，尽管政府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是争取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和合法主义者的传统是不屈不挠的。这不仅是因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在霍恩的认捐名单上，从一位辉格派公爵到一位侯爵和两位伯爵都是带头捐款的，这表明统治阶级自身的不安。各次政治审讯中政府司法官员的报告还表明，他们是小心谨慎地安排诉讼程序的，尤其是他们注意到了陪审制度的不可靠性（就他们的目的而言）。按照福克斯1792年提出的诽谤法，岀版行为及有损名誉的行为由陪审团裁决，虽然法官不会设法避开这一条，但实际上终究意味着12个英国人不得不对他们认为的“诽谤”是否已经危险到堪判入狱作出判决。一项失败的国家起诉是对当局士气的打击，这要靠三次成功的起诉才能弥补。即使在1819至1821年间，几乎每一个案子都由政府和起诉团体提出时，^[30]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好地使用了法律手段以及对陪审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卡莱尔的言语太刺激人，结果使问题由煽动变成了咒骂，我们也不可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集权式的”或“亚细亚方式”专制主义。审讯记录必须传阅，这些记录包括关键的段落，有时甚至是整本书，在法庭上朗读这些文章——被告就是因这些内容而被判刑的。卡莱尔出狱后继续镇定地编辑他的《共和报》；他的一些伙计则在那里编着另一本刊物，以此作为自我提高的手段。1824年，伍勒的《黑矮人报》衰落了，但科贝特仍然在斗争。他在20年代早期确实是相当温和的。他不喜欢卡莱尔的共和主义和自然神论，也讨厌这些学说对大城市工匠的影响，他日益转向农村并疏远工人阶级运动。（1812年，他办了第一期《乡村旅行》，他的天才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形式和内容。）但即使他疏远了工人阶级运动，《政治纪事报》仍然一直存在，而且仍然像《共和报》那样设有专栏，揭露各种迫害事件，从博德明事件到贝里克事件均是如此。

这场斗争所带来的荣誉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约翰·亨特和约翰·瑟尔沃尔（当时已是坚定的中等阶级温和派）属于受“桥街帮”折磨的一类人；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伯德特、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属于那些因煽动罪而遭监禁的人。不过卡莱尔和他的伙计们是属于那种坚定反抗到底的人。虽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重新开始了一些起诉，而且亵渎案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也时有发生，但是激进的斗争到1823年已告结朿。卡莱尔的最大罪过是他满不在乎地出版了汤姆·潘恩的《政治著作》和《神学著作》——自从1792年潘恩被缺席审判、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在战争期间被连续审判之后，“老雅各宾派”在城市的根据地秘密流行的著作其实就已经被禁止了。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的罪过，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本人也从自然神论转向了无神论，而且更富于攻击性，例如鼓吹暗杀^[31]——无论怎样看，这些都会遭致起诉。几年的铁窗生活也未能使他有所改进。他的力量在于：第一，他甚至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他的背后有工匠文化的支持。

第一点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事情通常是这样：果敢坚毅的人（如在18世纪90年代）要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失败。奇怪的是卡莱尔的那种决心（“舰队街的商店理所当然是不会关闭的”）确实是当局难以对付的，无论他们那一边有多少法律条款的支持，他们总是会因起诉而遭人憎恨。然而，在六项法令下，他们已经授予自己取得了流放犯有煽动罪的作者的权利，而这些人的罪过还远不如卡莱尔所犯的、并自豪地承认过的那些罪严重。甚至在1820年，这一法令的条款也未能得以使用，这说明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合法的思想共识对权力也会产生某些制约。除非把他流放或是砍掉他的脑袋，或者更加现实的是把他单个关起来，否则卡莱尔还是不会沉默的。然而，政府没有实施极端措施也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政府看来，到1821年这些措施似乎已不那么必要了，因为已加重的印花税自会发生作用；第二，第一轮冲突之后，情况已经明朗，如果卡莱尔默不作声，就会有半打新冒岀来的卡莱尔取代他的位置。实际上，最先冒出来的两个卡莱尔就是他妻子和妹妹。此后，他的那些“伙计”还会步其后尘。据一项统计，在斗争结束之前，卡莱尔已得到150个志愿者的帮助，这些人是零售商、印刷商、报贩——他们总共为卡莱尔蹲了200年监狱。这些志愿者是应《共和报》的广告而来的，都是“自由的，有能力并愿意在卡莱尔将军的军团服役”的人：

从那时起，舰队街的“理性神殿”就很少有一天晚上没有客人们留宿。前来的男人和妇女情况各异，而且全是不为卡莱尔所认识的。他们仅仅是些伦敦人，或是从林肯郡、多塞特、利物浦和利兹乘公共马车前来的。他们都出自同一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不同于织工或太因河畔矿工的“工人阶级”文化。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有职员、店员和一位农夫之子；鞋匠本波后来成了书贩；詹姆斯·沃森，里兹的一位批发商，他在一家干货店“寄放过一匹鞍子马”；有剪绒工詹姆斯·曼，他后来也成了书贩（也是利兹人）。这种知识传统一部分是在雅各宾时代形成的，他们的圈子曾一度聚集在戈德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33]或伦敦通讯会成员的周围，该通讯会的最后一个真诚的发言人——约翰·盖尔·琼斯——就是卡莱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这种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是新近形成的，其中某些东西应归功于边沁日益増长的影响，还有一些东西应归于“理性思想的基督徒”和惟一神教徒，如本杰明·弗劳尔和W.J.福克斯等。这种传统涉及到日报的编辑和萨里技工学校的讲师们当中形成的生气勃勃的亚文化，而那些为爱好文化的《黑树林》所不齿的人一中小学教员、学医的穷学生或公职人员读的是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以及《观察家报》，他们所推崇的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而是经过个人的抽象思维得出的是非曲直。^[34]

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如果据此就给这种文化贴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标签，那就无助于研究了。这样表述也许更接近于真实：（战争年代中）大体上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热潮现在已被那些具有福音传道士般的热情的工匠和某些技术工人（例如棉纺工）所继承，他们要把这种文化带给“无数成员”——这种传教士的热情即使在边沁、詹姆斯·穆勒或济慈身上也是很难发现的。为卡莱尔的运动捐款的人在伦敦最多，其次是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工匠文化首先是自学者的文化。沃森在回顾他的铁窗生活时写道：“在这12个月中，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休谟的《英国史》以及……莫斯海姆的《教会史》，受益良多。”^[35]构成卡莱尔所支持的“研讨会”（以及后来的圆厅剧场）核心的工匠们对传统文化深为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把他们排除在权力和知识之外，而且还用使人厌烦的说教和小册子来答复他们的不满。启蒙著作则给他们带来了启示的力量。

这样，一个逐渐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读书群体就被迫自己形成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就已经出现“御用”报刊和激进报刊并存的局面。到了20年代，多数中等阶级出版物挣脱了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利用科贝特和卡莱尔过去创造的有利形势。《泰晤士报》和布鲁厄姆勋——他也许同埃尔登勋爵一样厌恶“穷人的报刊”（尽管原因不同）给激进主义这一术语完全不同的定义——“自由贸易”、廉价的政府及功利主义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决非全部）他们只说服了激进的中等阶级——教师、医生和店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支持过科贝特和伍勒——这样，到1832年，两个激进群体就形成了：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向着反谷物法同盟，而后者的报刊撰稿人和编辑（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洛维特、本波、奥布莱恩等）已经在为宪章运动的兴起作准备了。在整个20年代，工人阶级报刊一直在印花税的重压下挣扎，^[36]科贝特在这段时间也只是同下层阶级运动而不是同中等阶级运动保持着松散的变化无常的联系。两种运动的分界线不再是“改革”策略的不同（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有时也可能在语调上同工人阶级一样革命），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上不同。1830年农业工人的“起义”成了试金石。当时《泰晤士报》（科贝特称之为“血腥的老泰晤士报”）带头要求惩罚几个起义者以儆戒众人，科贝特和卡莱尔因煽动性作品而再次受到起诉。

反抗的黑旗在1830和1831年又升了起来。科贝特找到了法律中的漏洞，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两便士论文》。但这一次却是印刷工赫瑟林顿率先开始了前沿战斗，他的《贫民卫报》刊登了手工印刷机的标记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并把“为了试试以‘权'压'理'的能力而违‘法’出版"作为报头的标题。他在开篇辞中还引用了他要藐视的法律条款：

该报还公然蔑视印花税法的每一条款，

他在第四期上登出了一份广告，“招聘”数百名没有工作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穷人……将这份报纸卖给穷人和无知识的人，此举不仅征集到了志愿人员，而且还导致了其他几十种非税报纸的出现，其中著名的是卡莱尔的《挑战者》和乔舒亚·霍布森的《约克西区之声》。到1836年，斗争大体上也就结束了，宪章出版物的发行已经就序。

然而，“最大的无印花税报”显然是一份工人阶级性质的岀版物。《贫民卫报》和《工人之友》事实上就是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机关报；多尔蒂的《贫民辩护士》是工厂运动的喉舌；乔舒亚·霍布赫先前是手机织工，他曾通过自己的劳作制造出一部木制的手推印刷机；布朗台尔·奥布莱恩的《毁灭》，有意识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激进理论。这些版面小、排版密并便宜的周报刊登的内容有：这些年中开展的成立总工会的伟大斗争，1834年厂主们搞的停工闭厂，托尔帕德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此外，这些周报还对社会主义和工会理论做过细致的讨论和解释。我们对这一时期所作的探讨，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把我们带到工人阶级不再处于形成过程而是（以宪章运动为形式）已经形成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程度，对于正在成形的运动具有关键的形成性的影响。或许有500人因印制和销售“无印花税报刊”遭到起诉，^[37]从1816年（实际上是从1792年）到1836年，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编辑、书商和印刷商，而且还有成百上千的报贩、书贩和志愿经济人。^[38]

迫害事件的记载年复一年。1817年，两个在希罗普郡贩卖科贝特小册子的人被一个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按流浪法令命人……予以逮捕……而且还被捆在鞭挞柱上狠抽一顿”，同年在普利茅斯、埃克塞特、黑乡、牛津和英国北部，小贩们也受到这种待遇；1819年，在德文郡的一个村庄，一个卖西洋镜的小贩仅仅因为放了一张彼得卢的图像就遭逮捕和监禁，时间几乎都不超过一年（报贩通常未经审讯就被判处几周监禁，然后又被释放），但这些监禁对于受害者的影响比起编辑们被监禁（这类事曾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更为严重。他们被投入令人厌恶的“感化院”，经常还带着脚镣手铐，一般都缺乏法律知识和辩护手段。

除非他们的情况引起了科贝特、卡莱尔或某些激进派别注意；否则，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因为缺乏收入而被迫进济贫院。^[39]在较小的城镇，争取自由的斗争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在曼彻斯特、诺丁汉或利兹均有激进派的根据地和集会场所，并且准备为受害者提供救助。在有市场的镇区或工业村庄，凡订阅科贝特或卡莱尔报刊的皮匠和教师，（在20年代）都可能受到监视和间接的迫害。（科贝特寄给农村订户的内装《纪事》的邮包甚至经常到不了，原因是在邮局寄包过程中“丢失了”。）在战斗性很强的报刊周围，出现了具有民间特点的销售方式：小贩们（梅休听人说）为了“出售飞共和报》，便兜售草帽，然后把夹在里面的报纸送给他们的顾客。在“无印花税报刊”盛行的年代，人们只须在斯彭河谷某些居民的门窗栅栏里塞进一便士，报纸就会“出来”。在其他地方，人们常在夜里偷偷溜小路或穿过田野到他们自己知道的聚合地，藏在棺材里或是藏在理性思想者的敬神仪仗行列中的“无印花税报”不止一次地从当局的鼻子底下运走。

我们可以举出店员和商贩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个女店员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性主义者和欧文派的团体中，妇女权问题（18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无人提及）已经再次被提了岀来，而且逐渐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工匠中。支持卡莱尔的受到审讯并蹲过监狱的妇女同胞，大多是岀于忠心而不是信念。赖特夫人则大不相同，她是诺丁汉的一名花边修剪工，卡莱尔的自愿队员之一，后来因销售卡莱尔的一篇《宣言》而受到起诉。卡莱尔这篇宣言所包含的主张具有他的特色：

赖特夫人为自己作了长篇辩护，^[40]中间几乎没有人插话。辩护结束时，

不久，即11月的一个夜晚，怀抱6个月婴儿的赖特夫人被投入新门监狱，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席子。像赖特夫人（还有利兹地区的曼夫人）这样的妇女，不仅要面对惯常的起诉，而且还得面对愤怒的保王派报刊的侮辱和暗讽。《新泰晤士报》写道，“这个卑鄙的不知道羞耻的妇人有好几个女性”陪伴，“这种情形还不足以震动每一颗反思的心灵吗？”她是个“放荡的东西”（这是对妓女的惯常称呼），“已经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廉耻心、畏惧心和端庄”。她的“可怕榜样”已经毒害了其他母亲的心灵：“这些具有女性外形的怪物，板着铁石般的面孔，公然出来支持下流粗俗可怕的亵渎行为，这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卡莱尔则写道，“她是一个身体相当柔弱但精神正常并没有问题的妇女。”^[41]

报贩中判刑最长的人要算约瑟夫·斯旺，此人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名制帽工，1819年因销售小册子和一篇煽动性诗歌被捕：

他先是同重罪犯关在一起，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最后被定数罪并罚4年零6个月，其中2年为阴谋煽动罪，2年为亵渎诽谤罪，还有6个月是煽动诽谤罪。当这些荒谬的判决被通过之后，斯旺扬起他的白帽子并且向法官说：“你判完啦，全部就那些？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弄根绞索把我绞死呢。”他的妻子曾被短期拘留（因继续销售小册子）。她和她的4个孩子靠每周9先令的教区津贴过日子；卡莱尔和科贝特都曾给过他们一些帮助。科贝特本人确实对斯旺的案子特别有兴趣。卡斯尔雷自杀后，科贝特那颇为得意地给斯旺写信，上面有对卡斯尔雷的咒骂：“卡斯尔雷已经割断自己的喉咙，他死了！愿这消息能传到你所在的地狱深处……并给你受难的灵魂带去安慰！”斯旺服刑4年6个月之后，“走出了切斯特堡大门……他的思想仍像以前一样顽固。他继续从事制帽业，但并没有停止活动。1831年11月，《贫民卫报》报道了斯托克波特治安官法庭发生的诉讼案，被告就是约瑟夫·斯旺，罪名是销售“无印花税报刊"。法庭主席克拉克上尉问他在辩护中有什么话要说：

约瑟夫·斯旺随后被强行带离被告席。^[42]

在20世纪论述民主的华丽文章中，他们大多数已为人们所遗忘，原因是他们冒失、粗俗、过分真诚或者说是“狂热”。而那些模仿他们的做法传播进步的载体，那些接受政府津贴的《一便士杂志》和《星期六杂志》（其销售者没有一个被起诉）却挤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资力雄厚的商业性报刊，虽说只是到40和50年代才真正开始引起激进读者群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大众化的出版物如克利夫、豪伊特、钱伯斯、雷诺和劳埃德等人的报刊，仍然是从激进主义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这场斗争的两个后果也许是尤其要注意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岀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然而在某些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称，这些对权利的要求，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遗产的继承，此说恐怕难以成立。奇怪的是，在1792至1836年的斗争中，工匠和工人们却把这种传统当做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其中加进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利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无拘无朿地传播这种思想的成果。

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称为“才智蒸发会”是极为准确的。卡莱尔非常自信地认为，“读小册子注定会在人类中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必然的变化”：

欧文曾怀着救世主式的、但却是机械的乐观主义情绪仔细考虑过以宣传的方式建立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即使这当中有一部分理性主义的幻想，我们还得考虑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后果：从1816到1836年，这种“成倍增长”似乎发生了作用，因为代表工人阶级激进的“无印花税报纸”编辑及撰稿人，一直在利用具有倍增效应的印刷机器；而且前25年的经历已经使全国各地的能够接受他们现在读到的东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激进组织的稳步发展中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已从大城镇和工业区发展到小选色和集市小镇。六项法令之一（有权搜查武器）只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某些特定的“骚乱区”实行。^[44]从1832年以前一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在每一个郡、许多最小的集市，甚至在较大村庄建立的激进派的核心，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当地工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克罗伊登、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蒂弗顿和汤顿、南特威奇或切尔顿哈姆这类中心地区，都有勇敢大胆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派或宪章派团体。在伊普斯威奇，团体是由织工、马鞍工、马具工、裁缝和鞋匠组成的；在切尔顿哈姆是鞋匠、裁缝、石匠、家具匠、园丁、泥水匠和铁匠——他们都是诚实可敬的人——才智方面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45]这些人都是被科贝特、卡莱尔、赫瑟林顿和他们的经济人“发动起来的”。

“诚实可敬的人……”——人们对这种自修者的文化从来就没充分分析过。^[46]虽然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并不充分；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初等教育水平：

这也许是18世纪30年代早期最糟糕的“教育”了。较好的乡村学校，或由工匠们赞助的收费低的学校，在20年代还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在这段时期，主日学校开始摆脱了（尽管是缓慢的）教学写作的禁律。与此同时，第一批全英的国家学校（无论它们多么不完善）也开始发挥某些作用了。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工匠、织工或纺纱工还得靠自学。他们自学的程度可以从科贝特的教育作品的销售量中看出来。他的著名的《英语语法》出版于1818年，6个月中就销售13000册，在此后的15年中又卖出了10万册。^[48]而且我们还必须记住，销量（或刊物的发行量）并不等于读者数量，因为同一本书或报纸会被人借阅、朗读和经过很多人的手。

工人们的“中等教育”有多种形式，单个自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工匠，他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长期住在愚昧无知的社区里，为了找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流浪。姑且不论因战争而被迫流动的人，单是出国的技工就有许多；成千上万的人移居美国和别的殖民地（不仅仅是贫穷所致而且出于对机会和政治自由的渴望）。其相对的便利程度也可以说明国内的社会生活处于普遍的流动状态，在城里，兴盛同时也是猥亵的平民文化同比较斯文的工匠传统并存。19世纪早期的许多歌谣证明，当时的保王派和激进派曾利用歌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816至1820年上演传奇剧的大众剧场也许最适合雅各宾派和“老激进派”的口味。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起，剧院，尤其是地方剧，就成为敌对派别在幕间休息时以“点歌”方式互相挑衅的场所。一个“雅合宾式革命者、平等派”描述过1795年北方某个港口城市的一家剧院的情况：

只是在镇压年代，这首歌（以其对雅各宾派的“奸诈伎俩”的揭露）才取代了“古老英格兰的烤牛排”成为“国歌”。然而，当战争还在继续时，听众们并不像他们的后代人那样时常被“教会与国王”派暴徒轻易吓住。1812年，设菲尔德的一家剧院发生了骚动，起因是从德文郡南部来的军官坚决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坐在廉价席上的观众则坚持不要唱……一个扰乱者还被送进了监狱。^[50]

19世纪的大多数剧院骚动（即使仅仅表现为正厅前座观众同顶层楼座观众之间的对抗）都具有一定的激进主义色彩。那些有专利权的剧院对与他们对抗的小剧院甚为提防，因为后者推出的“滑稽小歌剧”以及“让马、猴、狗、舞剑术、翻筋斗人和走钢丝演员进行的表演令人感到羞辱”，^[51]那里的观众热情奔放的危险情绪也让雇主们厌恶。1798年，伦敦造船厂附近的“富裕商人、造船业主、制绳业主”以及其他雇主向政府请愿，并抱怨说伦敦塔附近忠诚剧院的表演鼓励了“他们中的许多制造商、工人、仆人以及其他人的“浪费和放荡恶习”。^[52]（这种控诉已经持续了200多年）。1819年，在有名的“歌剧票价”骚乱中，混乱狂暴席卷伦敦中心区，一夜接一夜，一周连一周，因为特鲁利街的剧院门票涨价之故。正是当局对剧院场所混乱一团的闹事和骚乱治安特别反感，才使得那些专利剧院把自己的专利权的垄断保持到1843年之久。

平民剧院的艺术造诣是不能同它的活力媲美的，对激进派的感情最有积极影响的并不是小剧院，而是莎士比亚的复活。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伍德、班福德、库珀以及许多自学成才的激进派和宪章派作者都习惯于在自己的论述前面冠以莎士比亚的语录。伍勒从文最初是就从戏剧批评开始的，1825年办的纯粹为工会报纸的《行业报》不仅辟有运动栏（报道职业拳击赛以及雄狮尼罗同6条狗之间的竞赛），而且还有戏剧批评栏。^[53]在1780至1830年间，其有大众性的，而且也是最复杂最优秀的艺术都是政治版画。

这首先是吉尔雷和罗兰森的时代，其次是乔治·克鲁克香克的时代，虽然这也是其他许多漫画家的时代，这批人中有些是有能力的，有些则是在粗制滥造。这种艺术首先是大都市艺术，漫画家们的人物原型只要是乘马车从他们的版画店通过，他们的政治（或个人）的罪恶连同他们自己就会被漫画家们无情地勾画下来。无论哪方的人都无一幸免，瑟尔沃尔、伯德特和亨特常常被保王派描绘成野蛮的纵火犯，一手拿着燃烧的火把，另一手拿着手枪，腰带上还插满屠夫用的各种刀；克鲁克香克则把国王（1820）描画成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懒洋洋地躺在王位上的人，他四周是破酒瓶，屏风前还点缀着几个色情狂和大乳房的妓女。（主教们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这种深受大众欢迎的版画根本不是一种为文盲服务的艺术，因为他们不认识从画中人物嘴边吐出来的全部文字道白就是证明。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参加这种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版画店的橱窗前站很久，想法辨认岀吉尔雷或克鲁克香克的最新作品中的那些复杂的可以直观的细目。例如在香苹果巷奈特的画店、费尔伯恩在勒吉特山附近的画店以及霍恩在舰队街的画店（萨克雷回忆说）：“以前这里总有一群性情温厚乐呵呵的技工，他们琢磨这些韵文的含义，然后说给他们的同伴听，其中的幽默之处常使他们发岀会意的微笑。”版画造成的影响有时是巨大的，舰队街常被一群群的人堵住；克鲁克香克认为，他的“银行限制票据”（1818）使一项死刑制度（使用假币者当处死刑）被废除了。18世纪90年代，政府实际上是唆使吉尔雷卷入了反雅各宾运动。在战争期间，版画的主流是爱国主义和反天主教的（约翰·牛在这些年又恢复原样），然而在国内问题上它们则分歧很大，而且通常是亲伯德将军的。战后，激进主义版画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岀来了。即使是在卡罗琳王后骚动期间亦然。因为起诉会遭致更多的嘲讽。运用各种画面的变化（虽然许多从业者的作品粗糙），版画仍不失为一种技艺高超的大都会的艺术：它可以是刻薄而诙谐的或是直率无情和暴露的；但无论哪一种，它都靠获取街头巷议的材料和靠熟悉的哪怕是少数参与公众事务的人的行为及其性格上的弱点，才能设计出——一幅发人深思的影射时事的宝鉴。^[54]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剧院和画店文化比激进工匠的文学文化更通俗。因为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自修者文化其主调是道德节制。人们通常把它归因于卫斯理宗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无疑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清教的性格结构强调道德诚实和自律，这使人们在白天辛劳之后继续在烛光下读书学习，但我们还得提出两个重要的保留意见。第一，卫斯理宗是一种强大的反理性势力，英国大众文化从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在卫斯理原本要涉入的圈子中，卫斯理将其教授的阅读面限制为相对狭窄的范围。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一系列书的节本，这就构成卫斯理藏书的主要部分。^[55]19世纪早期，地方传教士和小组领袖们受到鼓励，要他们读更多的书：巴克斯特的重版书，卫斯理教派运动的圣徒记和“传教记事册”。但他们不相信诗歌，哲学、圣经批评或政治理论被视为禁忌。卫斯理教派的教育完全是“心灵纯洁”能给人带来幸福，无论他们的地位和才艺如何。这一教义给该教派增添了平等主义的精神魅力。但它同时（有时是在极广大的范围内）也为那些几乎未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无知的借口。黑兹利特揭露说：“这是无知和愚昧的全权证书”，

那些……不能或不愿全面地理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立即就可以免除这种义务，只须告诉他信仰和理性是相互冲突的就行了。^[56]

面对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持续不断的抨击，卫斯理宗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辩护说：没有监督的文化知识是“魔鬼的陷阱”，这方面的证据是太多了。

卫斯理宗的某些支派如卫斯理宗惟一神派（一个奇怪的联合体），特别是新教团，比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其宗教集会也同较老的反国教派相似。然而，卫斯理传统的主流都是对启蒙渴求的一种不同方式的反应。我们已经提到^[57]卫斯理宗同中等阶级的功利主义之间的潜在亲缘关系。当我们想到边沁和他对“变戏法的”迷信的憎恶，这事就显得有些奇怪，时代精神却一直在促成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卫斯理派不赞成理性的探究，那么他们则可能把获得有用知识视为神圣和充满益处的。当然，关键是有用性。单有劳动纪律是不够的，劳动力还必须获得较高级的学识技能。机会主义主张——研究大自然没有害处，因为它是上帝所创造规律的明证——早已同基督教的辩解相融合，于是便产生了早期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奇特现象：非国教派牧师手按旧约全书，眼睛却对着显微镜。

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从2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中感受到。科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数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卫斯理派看来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追求没有同政治和思辩哲学搅在一起。功利主义者正在营建的实实在在、可以统计的理性世界同样是符合卫斯理派口味的。他们还编出了主日学校学生的统计表。（有人认为）如果邦廷也能用查德威克计算出保持一个穷人有力气劳动的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般的正确性来正确地计算出所谓心灵皈依程度的话，他早已很高兴了。所以在教育上的尽力和普及“进步”知识连同提倡信仰上帝方面，非国教派和功利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在20年代，这种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其中还有道德训诫（和描述无人看望的汤姆·潘恩在临终床上纵酒狂言的文章）的印张上，边靠边地印出了有关委内瑞拉植物群的小注释、里斯本地震死亡统计、菜谱、水力学等的注释：

而且，在20年代，政治经济学就被视为道德学有用知识的第三伙伴，它所论述的是上帝赋予的永恒不变的供需法则，资本甚至比猪更挑食，他只选择勤劳顺从的工人并拒绝其他任何人。

因此可以说，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对明晰的劳动人民文化并没有贡献多少积极的理性成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为知识的寻求增添了些诚实的心灵。（阿诺德后来还认为非国教派传统是相当无知的，对“甜蜜光明”漠不关心。）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保留意见，即工匠界是节制的，就是源于这一点，道德节制实际上是激进和理性主义宣传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过去的非国教派和雅各宾派传统。这并不是说激进派不存在酗酒和游行队伍混乱的问题，伍勒只是激进领袖中据说相当喜好杯中之物的一员，而且我们都知道伦敦酒馆和兰开郡的黑店都是重要的聚会场所。然而，激进派竭力要把“暴民”的污名洗干净，他们的领袖也不断地表现出一幅节酒的形象。

此外，强调节酒还有别的动机。巴恩的议会改革联合规章（1817年1月制定）中有一条是很有特色的：

战后年间，亨特和科贝特都大力号召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还特别宣传以清水代替烈酒或啤酒的种种好处。节酒是卫斯理宗派的一个标志，还是科贝特感到有必要予以赞扬的惟一特点：“我在很大程度上把酗酒视为灾祸、苦难和犯罪的根源，它危害整个社会。”^[60]这并不是科贝特的一直主张，在别的场合他也可能替劳动者哀叹啤酒的价格。然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这一普的道德戒律。节酒是那些在吵吵闹闹的非技术工的冲击下保住了自己地位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独有的意识。卡莱尔在谈到自己早期的成年生活时写道：

他曾多次省下饭钱，“回家时带着一些6便士刊物以供夜里阅读”。这种情况在威廉·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著的《生活与斗争》中表现得特别令人赞叹和感动，其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我们所要描述的一切。

共和主义者和理性思想者的这种倾向在受到多次攻击后反而增强了。保王党人的讽刺诗文及教会牧师的说教，把他们指责为声名狼藉的罪恶典型。于是他们就要力图说明他们的人品和非正统观念一样无可指责。保王党人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充满血腥的盗贼厨房并把理性圣堂比作妓院，他们则同这件奇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对于性关系不正常、财务处理不当以及缺乏家庭道德这类指责尤其敏感。61卡莱尔在1830年出版过一本充满说教的小册子——《道德家》，科贝特著的《致青年人的忠告》则只不过是一篇措辞较诚恳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其主题同样是勤劳、忍耐和自立。理性主义者对这样一种指责当然是特别反感，即拒绝基督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的解体。沃尔尼的有影响的《帝国毁灭》被译为英文小册子问世，他的《自然定律》，以对话的形式主张凡可敬的品德都必须根据社会功利的法则坚决遵循：

如此等等一共占用了大半页篇幅。其后各章是论知识、节欲、自制、清洁、家庭道德等，读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道德大纲。即使在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异端邪说，如同欧文式的公产主义者那样，那它也是以清教式的热诚表达岀来的。^[62]年代早期，曾有一小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极大的勇气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避孕法。他们坚信，“勤劳阶级”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惟一道路是限制自身人口的增长。如果有人提出这些方法会导致性自由或个人自由，普雷斯和他的伙伴们恐怕也会大吃一惊。^[63]

轻浮或享乐主义并不符合激进派和理性主义者的意愿，这正如它不符合卫斯理宗的意愿一样。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都深受非国教派传统的影响。然而，人们有可能太按照书面的记载和某个雄辩家的公开形象来作判断了。在实际的运动中，不仅是霍恩、，而且还有赫瑟林顿、洛维特以及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不断地向人民传播令人欢乐快活的信息，同他们的大师卡莱尔的主张相比，他们的主张更温和，更幽默，更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他们没那么多说教，但决不是没有决心，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效法卡莱尔或沃尔尼的理性主义的工匠们，在行为方式上却同卫斯理教徒如出一辙；一方面建议节酒和清洁，以此表示对上帝和权威的遵从，另一面又说这些都是立志废除教士谋略和国王诡计的群众所必需的品质。对于一个不懂这种语言的观察者来说，这两种说法在道德属性上是无法区分的。但这仅仅是部分情况，因为沃尔尼著作的各篇标题后面还要加上“社会美德”、“正义”这类词。同样的训诫既可用于拯救个人的灵魂，又可作拯救一个阶级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激进的和具有理性思想的工匠非常真诚地相信公民的积极责任。

除节制而外，工匠文化还懂得了探究知识、重视合作的必要性。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品质的充分表现。自修者的理解力常常是经过困惑的周折、费尽辛苦而获得的；但这理解力却是他自己的。因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自己探索知识，他也就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他的思想没有局限在正规教育的固定常规中。当局过去曾力图镇压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大大冒犯当局的。所以，他们乐于倾听任何新的反对当局的观点。这便是工人阶级运动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从1825到1835年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文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人们为什么在当时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和公产主义方案面前摇摆不定。（这种工匠文化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像酵母一样起着发酵作用，因为那些自力成功的人及20年代工匠的子弟又为这种文化増添了活力和多样性。）我们所说的合作精神指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我们已在伦敦通讯会中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情况，为目不识丁者朗读报刊的习惯也要求——这也是必然结果——把每一次读报活动转变成与此有关的小组讨论：科贝特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提出他的主张，织工、织袜工或鞋匠则就此进行讨论。

同这种小组并立的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共进会，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意在学习知识，通常由其中的一个成员领导。^[64]在这里，以及在机工学校中，礼拜堂及激进派的某些传统开始融为一体，但两者共存是不容易的，也不总是相安无事。机工学校的早期历史从1823年成立伦敦技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其本身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在激进工匠或工联主义者看来，伯克贝克博士和一些非国教派牧师及信奉边沁学说的专业人士热心帮助他们建立知识促进中心，是应该大受欢迎的。但他们决不准备因这些帮助而答应任何条件。在近年的某些论著中，布鲁厄姆被说成是一个伟大的但又是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但在1823年的“老激进派”看来，他根本就不是如此。1817年，他们曾看见他为密探制度作辩护（科贝特在一次讲话中曾一再提及）；在卡莱尔的运动高潮时期，他们又看见他站在下院，宣称他对“最近的几次审讯结果感到高兴”，并认为被告们岀版了“一大堆下流之极罪大恶极的东西”^[65]。布鲁厄姆对学校的热心一开始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怀疑，普雷斯曾几次试图充当布鲁厄姆（普雷斯在私下是看不起他的）和伦敦工会人士（他们比较公开地怀疑他）之间的中间人，但他的努力不大可能消除他们的疑惧。他们在管理、财务独立以及学校是否应该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后一问题上，普雷斯和布鲁厄姆压倒了霍奇斯金。在前两个问题上，伯克贝克热烈主张筹集资金扩充学校设备，他的意见压倒了罗伯逊、霍奇斯金和约翰·加斯特的建议——如果办事的雄心小一点，工匠们自己就能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还可以拥有并且控制一切。

以上两个意见被否决，以及布鲁厄姆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开张（1825）都意味着控制权转移到了中等阶级支持者的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到1825年，《行业报》已经把伦敦技校看成是一件失败的事，因为它依赖“上层人物和富人”：

在全国各地，技工学校的历史更是多姿多彩。在利兹（如哈里森博士所指岀的那样），学校一开始就为中等阶级赞助者，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厂主所控制；在布雷德福和哈德斯菲尔德，学校曾一度为激进工匠所控制。2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的趋势是，工匠传统开始逐渐让位于对下层中等阶级的传统，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也逐渐进入教学大纲。然而，即使在1830年，运动仍然保持着非正统的面貌（原因是它有一大批信奉功利主义和惟一神论的赞助者），从而使许多国教派和卫斯理宗牧师对它敬而远之。1826年，一位约克郡的本堂牧师曾把机工学校看做是推行普选权和“普遍理性思想”的代理机构，并且及时蜕化为成雅各宾俱乐部和成为不满情绪的摇篮。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个副牧师曾攻击莱斯特机工学校的管理人员把学校引上了邪路，使之变成了“传播异教思想、共和主义和平等原则”的场所。据说在他的图书室里收藏的报刊中就有卡莱尔的《挑战者》。^[66]

我们已经谈到20年代的工匠文化。这一术语是目前最准确的一个，但它仍旧是一个近似术语。我们发现用“小资产阶级”这个词（通常有轻蔑意味）是不恰当的；而要把它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却又为时过早。然而，要给工匠下出定义我们就应该了解他的周围环境，这在一方面涉及到伦敦的造船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操作工，另一方面又涉及到那些地位已经衰老的工匠，还有外作工。在科贝特看来，这些人包括“帮工和劳工“，说得更简单点也即是“人民”。1820年，他在给兰达夫主教的信中说，“我认为阁下深受蒙蔽，竟然也把人民，或老百姓——既然你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视为一群不懂事理的人”：

这是哪一种主张，哪一种真理呢？

2．威廉·科贝特

从战争结束直到改革法案通过，科贝特一直发挥着自己的影响。说他完全不是一个有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并非是说他没有重大的思想影响。正是科贝特创造了激进的思想文化，这并不是因为他提供了这种文化的最初概念，而是因为他找到了织工、教员和造船工都乐于接受问题的态度、风格和主张。他协调了激进派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利益，他的《政治纪事报》就像通货一样为那些学识造诣大不相同的人提供交流经验的共同方式。

在这一点上，只要多注意他的风格少看他的奢望，我们就明白了。还有一种做法，即把他的处事方式和黑兹利特的处事方式作对比。黑兹利特是中等阶级激进派中最“雅各宾”化的。长期以来，他跟一个与工匠运动类似的运动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他主张革除公债持有者和闲职官员：

黑兹利特的感情是复杂的也是令人钦佩的。他是为数不多的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全部震荡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否定启蒙运动中的天真成分，同时又重新肯定自由平等传统。他的风格的每一点都表明，他不仅在同伯克、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更直接地是同《黑树林》以及《季刊评论》）较量，而且他也意识到他们的某些见解的力量，有时对他们的回答还有一定的同感。即使在他最惹人注意的激进文章中（以上便是一例），他也不把论战的矛头指向大众文化而是指向他那个时代彬彬有礼的文化。他的《政治随笔》可能是由霍恩出版的。^[69]不过他在写作时考虑得较多的并不是霍恩的读者，而是希望能使骚塞感到不安，使《季刊评论》瘫痪，甚至在中途堵住柯勒律治的判决。

这是一点也没有批评的意思。黑兹利特交游广泛，对那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冲突有一种责任感，而这使贫民激进派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看起来都只是地方性的了。这是个角色的问题。科贝特不可能写出这一段落中的任何一句。他不能容许别人（哪怕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对正统当局作自愿的奉承，他不能接受“世界”规范，而黑兹利特认为有这个东西，哪怕只用于惩罚也罢，他不能说“我们的华贵的叫花子”，因为他竭尽全力要让他的读者把股票经纪人和官吏看做是他们。由此推论，由于有亲疏之感，他不可能说“穷人的孩子”——他也许会说（对他的读者）“你们的孩子”，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他不大可能说“他们一年要花我们很多钱”；他会写下一个明确的数字。“这些所得税主人”——这种称谓比较接近于科贝特的骂人手段^[70]；然而，黑兹利特是慢慢吞吞地说出这番话的，就像带着贵族腔调的人民之友那样（像威尔克斯或伯德特，一旦他们要在下院作一番最厉害的讥讽时，也会发一通脾气的）；科贝特却说不出那种表面彬彬有礼实际却是讽刺的话——他开口便骂乡村牧师马尔萨斯，博尔顿的那个弗莱彻，那玩意儿，等等。其直率程度甚至连雪莱也甘拜下风（“科贝特的怒气，复仇”）。

这是强调问题，然而，从强调中至少也能发现科贝特政治见解的一半。黑兹利特的风格有张有弛，对比生动，具有一个随笔作家的文化修养。尽管科贝特写有《乡村旅行》，但人们并不轻易认为他是个随笔作者。说实在的，既然黑兹利特的丰富典故引喻及学者风格属于一种工匠们无法企及的文化，那就很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敌意。科贝特谈到冗员闲职时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术语：

这里的每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同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没有联系，但与共同有用的经验相关。甚至连普雷斯顿先生也得紧随其后。科贝特将正统的格调变成了啰啰唆唆的议论。不过他的演说还是充满热烈辩论而有力的。

看看他就为熟悉的论题——判断牧师不是看其职业而是看其行为——所写的一段话：

在这样的段落中（这种例子在第一期出版的《纪事》上就有了——几乎每期《纪事》都有类似的例子），科贝特非常明确地向他的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伸出手就感触到的。它是一种主张，其中也有建议。科贝特在写“思辨的”一词时想到了他的读者，他不知道这个术语能否被理解。他对此作了解释。他用最平易的语言反复解释，但却把定义扩大了，使之带有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在把这些短句写完之后，他再次开始解说。我们感到，在“那么”这个词中有一种暗示：“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把握了我的观点，那我们就进一步……”。

不难看出，科贝特有一些非常愚蠢和自相矛盾的想法，有时候他还把一些貌似有理的观点强加给他的读者。^[73]但是这样看待问题是有失中肯的，这是因为不理解科贝特的看法对他的读者是深远的、真正深远的影响之故。潘恩也具有这种风格。但科贝特30年来一直用这种强调对他的读者说话，直到全国的人都像他那样谈论为止。他认为这是一个勿须论证的问题，即每个公民，无论其智力如何，只需向他们讲明普通人所能理解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在过去的10年间（他在1820年写道）——

科贝特没有使用“引起好奇心”的手法，当然不是真的。如果说他把自己的读者当成是平等的人，那么他把大臣、主教和贵族就当成差了一大截的人。（他有一封公开信是这样开头的：

人们会从这样的作品中了解到什么呢？从一方面看，这是一篇天才的想象之作。但其中的类推开头有点生硬：政治和农业互不相干，引喻也让人感到牵强附会。一直说到“敏锐的眼睛”时，两种议论才融为一体，论战的喜悦也油然而生。科贝特并不全是在说俏皮话。他的隐喻还带着超现实的成分——布鲁厄姆的帽子上停着一只麻雀，改革派有火药、枪弹、萝卜秧和邻居莫雷尔（此人可能再不会出现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英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真是超乎寻常！这不光是辩论，也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科贝特用工人或工匠非常理解的语言阐明了真正英国式的改革方法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他穿过一个世纪，让其他党派和其他时代的“骗子”曝了光。

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已经谈及，^[75]就是把政治问题人格化——以博特利的科贝特本人为中心。但是如果说科贝特是以他自己为主题的，那么他是以不常见的客观性来处理他的这种主题的。他的自我主义超出了其本身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读者感觉到的不是科贝特的自我，而是他的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观察力和敏锐性，于是便激励他自己跟他完全一致起来，这种一致性迫使他看见的不是科贝特而是同他站在一起。这种方式的成功可以从他的《乡村旅行》中看到。当他同地里的劳动者交谈，骑马穿过村庄并停下来喂马时，不仅是他的同代人，而且后代人也都感受到了他的明显存在。由于令他满意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的义愤也就格外有力。在坦特登——

那天下午非常晴朗，当我登上山然后到街上去的时候，人们已经出了教堂，沿着街道纷纷走回他们的家里去。这是一幅很美的景象。衣衫褴褛的人不到教堂去做礼拜。简单地说，我看见了这个镇的身着盛装的美女，她们一队队地从我眼前走过，我看见许许多多非常非常漂亮的姑娘；而且也看见她们穿着最漂亮的衣裳。我想起了“克斯之乡”的姑娘们，说真的，我认为坦特登的姑娘同她们一个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非一样不可，原来一水之隔正对这个地方的就是克斯之乡。

在萨里的一个村庄里，贫困已不存在了，这个鲜明的特点同普遍的贫困状况形成了对照：

“正对这个地方的……就是克斯之乡。”这个地方”，“这个人”——无论科贝特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用自己直接的观察、紊乱的感想和描述、内容充实的细节以及实地感受，来促使读者赞同他的立场。“立场”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科贝特已经把自己牢牢地置身于某种自然的环境中——在博特利他的农场里或在去坦特登的途中——才从他感知的迹象到他得出的一般的结论而及于外表的。即使他流亡在美国期间（1817—1819），他也明显地表述了这种实地感受：

然而，这些背景只是为他表达更强烈的感情（在给亨特的一封信中）——布兰德雷思及伙伴被处决的消息所激发的感情——作了铺垫。

如果说科贝特在改革运动的斗争中塑造了魔鬼和英雄，那么他本人就是这部封神榜里的中心人物。不过要指责他有过多的个人虚荣恐怕还得谨慎为之，因为这部封神榜同样也要求把科贝特看成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战斗性、不屈不挠，而才能又不出奇的平凡英国人——读者可以认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在萝卜地里干活的工人或者（只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机遇）是苏萨克斯的一个乡村小旅店女房东的儿子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女房东叫她儿子给我送些奶油来。这小伙子同我年轻时一样，穿着也非常相似。他身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工作服，衣服上还有几块新布打的补丁……。看到 这身工作服便使我想起了许多令人亲切的往事。我敢说这小伙子将会在比林舒特或离那儿不远的某个地方有一番作为的。要不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使我离开了与此类似的一个地方，会有多少受人欺负的贱民和傻瓜会在夜里安安稳稳的睡大觉，白天无忧无虑大摇大摆的四处乱逛啊！

他对穷人所表的同情总是具有这种性质：“要不是上帝的恩宠，是不会有科贝特的。”他的装模作样比不装模作样更“正常，他决不会让他的读者忘记他曾经种过田，而且还当过普通士兵。由于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人，因此他喜欢的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他装着不是那种人）的服装，而是老式的乡绅服。在黑兹利特的笔下，他穿的是一件“有吊带的深红色的呢马甲，这是上个世纪乡绅的习惯装束”；在班福德笔下，他穿“一件蓝大衣，黄天鹅绒马甲，淡褐色呢短裤，脚登长筒靴……完完全全就是他希望充当的——英国乡绅的代表。”只有黑兹利特对科贝特的虚荣心问题提出最合理的评价：他的自我主义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当中没有矫揉造作。他写自己不是因为没东西可写，而是因为他所遇到的某件事可能就是某个主题的最好说明，他也并不是那种会因事情的微妙复杂而不敢就某个主题作出最好说明的人。他对自己和他的主题都非常喜欢。他并不把自己置于主题之前。也不说“首先崇拜我吧”，而是把我们同他自己摆在一起，并让我们看他所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抽象的无意识的自我陶醉，也没有对他个人——作为代表人物——的偷偷崇拜：一切都是朴素自然光明正大的。他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平凡的威廉·科贝特，像任何人所希望的那样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总之，他的自我主义全是个性的表现，几乎没有任何虚荣心。^[76]

这是一个宽宏的文学性质的判断。然而，政治判断必须更严格一些。大众激进主义在态度和风格方面的大变化，可以从潘恩和科贝特之间的对比中看出来，黑兹利特又是最早对此作出界定的人：

政治的个人化——某个在农舍旁边的菜园里干活的散工如何，某人在下院的发言如何——适应了刚刚具有政治意识的读者的实用主义倾向。它关注周围的短暂事件和特殊的不满，并且避开极端形式的讨论。它促使保王派和共和派、自然神论者和国教信徒都参加到一个共同的运动中来。但这样的论断也许会被误解。潘恩的《人权》在没有文化的读者中造成了反响，而且还助长了一种更带有原则性的大众权利理论；此外，较有理论倾向的报刊杂志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也证明存在着一个能够单独理解政治问题的庞大工人阶级。非理智化和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以“实用的”经验主义面目相标榜）一直是英国劳工运动的重要特点，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科贝特在事实上是起了作用的。

“我记得母亲习惯读科贝特的《纪事》。她说她并不懂人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反对它的话；她看不出《纪事》有什么不好，相反，她看到其中极多好的东西。”^[77]詹姆斯·沃森的母亲是一个牧师家里的佣人，又兼任一所主日学校的教师。1817年，霍恩写道，“科贝特先生的《每周政治纪事》”，

它就像“主妇指南”和巴肯的“家用药品”一样“普遍和令人熟悉”。^[78]实际的情况大致也就是如此。伍勒和卡莱尔用更深奥更具理性的方式表达了城市工匠的激进主义思想；然而，惟有科贝特能够在1816年成功地把织袜工和织工引入同一问题的对话之中。

科贝特从保守主义者逐渐转变为激进主义者的奇闻，使他的立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性质。这使他在战争年间既能够避开反天主教势力又能避开反雅各宾势力的伤害。在辩护中他能够宣称自己同法国革命和汤姆·潘恩均无干系。最终（他本人曾大大方方承认过）他还是接受过潘恩的许多主张。然而，他总是避开任何形式全盘否定传统原则的雅各宾观点，因而他能够以一个既是激进的改革者同时也是立宪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在《致工人大众书》中告诫人们要提防这种人——他们总是要让你们相信，由于事情已经背离了其真实目的，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中已经没有好东西存在了。其实不然，请问：汉普登为何会死在战场上，西德尼为何会死在绞刑架上？同英国分离的美国人，也曾小心谨慎地保留“大宪章、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和习惯法的主体部分：

即便在他（晚年）力主人民以暴力反抗“新济贫法”时，他仍然是以宪法权利和神圣习惯法的名义提出这一问题的。他对理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既含激进主义又含传统主义的。他竭力维护他们发表反对严格的基督教徒生活的论点的权利。但是，卡莱尔糟糕到用那“木匠的妻子的儿子的1822年的年份”来记《共和报》的日期时，在科贝特眼里，这就是亵渎神灵之事，于是他便求助于私刑了。如果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他愤怒地说）——

在我们的历史上儿乎还没有一个作者像科贝特那样写了许多露骨地抨击国教牧师（尤其是农村牧师）的作品。然而，他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经常宣称自己不仅服从王权（在卡罗琳王后骚动事件期间他几乎快把王权搞垮了），服从宪法（他的追随者在1819和1832年遭到屠杀），而且也服从国教。有时他甚至还能写岀“我们的责任是压制住令人痛恨的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因为基督教是“法律的重要部分”。

这种机会主义态度使科贝特主义不可能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他的许多经济学偏见也同样具有这种毛病。他的学说既不是一种对政治制度也不是对“合法制度”的批判理论，而是一种对“腐败的旧制度”的臭骂。因此，他把经济分析变成了一场针对既得利益寄生现象的论战。他不能容忍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种批判理论，因此他详细地（反复不断地）提岀了一种恶人作怪说，即人民的不幸是税收、国债和纸币制度以及大群的寄生虫——资金控制者、官吏、掮客及收税官——他们养肥了前三种人。这并非是说这种批判没有根据——税收中的明显剥削以及东印度公司和银行的寄生行为都是科贝特批判的目标。然而，就其特点而言，科贝特的成见是同小生产者、店主、工匠、小农场主以及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土地所有者或工业资本家的注意被转移到中间人身上，即中间商或据客，他们垄断了市场，并从人民的匮乏中得到好处，他们不劳而获，同土地和工业没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道德的又是经济学的。人们有权利致富，但必须让别人看见他在努力干活。除闲职官员之外，科贝特还对教友派的投机商很厌恶。

由于理论的缺陷，科贝特在政治策略方面的直接影响有时也明显地具有危害性，而他在个人行为和公开表现方面又不总是像他要求他人的所做的那样正直坦白。他未能成为政治领袖并不全是他的责任，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或组织者，只是因为环境（有效的政治组织失去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的变故才迫使他扮演另一种角色，然而，即使他不肯成为政治领袖，他也（像其他处于这种困境的人那样）不情愿看到运动不按他所规定的方向发展。考虑到所有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弱点，人们便容易低估科贝特，把他看成是一个怀旧的浪漫主义者，要不就是一个暴徒。

我们时常听到的那种陈腐见解，即科贝特“其实是一个托利党人”，那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有一个经过充分考证的理由：他的腔调具有民主主义的特点。他同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我们必须记住他一直在同他的读者交谈。在改革集会上他向他们发表演说，他还做“巡回演讲”。即使在美国，他的邮袋也是满满的，苏格兰机工和流亡的改革者代表常到萨斯奎汉纳河边去拜见他。他还骑马到乡下去，看看人们在想什么谈什么。与其他把科贝特的主张看做是单向的宣传，还不如把它看做是读者与他之间的炽热交流。“我总是说，我从人民那里获得的见解是我给他们的十倍。”

能够洞察出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的辩证性质是多么令人鼓舞！科贝特的思想不是一种体系而是一种关系。几乎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成为自己读者的“喉舌”。因此，人们在他所为之辩护的运动中遵循他天才的指导也就成了可能之事。在危机时刻，他的言词是炽热的。当运动衰落时，他则表现得非常急躁和怪癖：他的风格也变得沉闷无聊了。这种情况直到他晚年也是如此；由于读者的情绪变化，他也随之发生改变。

这就是雷蒙德·威廉斯曾恰如其分谈到过的科贝特具有的“非同一般的直觉的领悟性”。然而，这是对什么东西的直觉呢？首先，这种直觉揭示了变化中的生产关系的真正本质，在科贝特看来，这种生产关系一方面同过去那种理想化的家庭经济相对立，另一方面也是同每一个个体劳动者的价值相立，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落后的表现。其次，科贝特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化身。他把18世纪的传统精神汇集起来，加以新的强调，并把它引入19世纪。他的见解同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他衷心赞成的那些价值观（毫无拘束地阐发自己的见解是他写作得最好的时候）是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和独立性。他悲叹小农和小商人的衰落；哀叹全国的财富被少数人堆积成“山”；哀叹织工失去了“在经济独立时期养成的直率豪放的性格”。^[81]这些小农怨恨有大片庄园的酿酒商或（不在自己地产上居住的）外在地主；小布商为反对工厂制而请愿；小裁缝或靴匠发现了中间商在接受政府的合同或在包揽市场——这些人都是科贝特的当然读者中的读者。他们也都对“投机”和“商业体系”同仇敌忾但他们（同科贝特一样）一旦面临任何对财产权的激进批判便止步不前了。

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科贝特可能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了。但他的读者——激进运动自身——却把他引向更远的地方。“我们日益朝着这样的国家迈进，这只有两个阶级，雇主和卑贱的依附者科贝特在估量工匠和棉纺工的地位时，是根据那些正在沦为工人阶级的小雇主的经历进行推论的，他认为曼彻斯特的工厂无产者并非是新型的一类人，而是失去了独立和权利的小生产者，因此，工厂纪律也就是对他们尊严的一种压迫。他们进行暴动是正当行为，自己如果处于同样的境地，也会这样做。至于童工劳动，那简直是“违背天理”。

科贝特对农业劳动者的态度有些不同。尽管他竭力在理解商业和工业社会，但他头脑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在本质上仍然是农业性质的。他赞成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土地所有人、品行良好的佃户、小土地持有者及劳动者都各尽其责，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和和社会关系必须置于确定的相互义务和相互制约的条件下。有个地主，他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曾引了一个老佃农的事例，他接收博特利的那个农场时，此人已退休而且已住在那里。

在这方面他同那种比较贤明仁慈的地主并无二致，他曾多次为这种地主的消失感到悲痛。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全部。他也有令人不快的语句：“如果劳动者过着猪一般的生活，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存在下去。”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存在下去——他的社会批判真理就是劳动者的生活标准。在劳动者起义或新经济贫法实施期间，他认定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无法忍耐的，于是他决心向公认的社会秩序挑战：

这段话是科贝特在去世前不足6个月之时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科贝特（以及他的朋友，1832年后竞选奥德姆议员的伙伴约翰·菲尔登）几乎成了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原因。一旦劳动人民——科贝特指的是农业工人，菲尔登则指工厂童工——被用来检测其他一切政治手段善恶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得岀革命的结论了。科贝特、奥斯特勒和卡莱尔虽都曾用不同方式表达了隐藏在外表下的有“怀旧”心情之中的“穷人的历史权利”，也有正在成熟中的为社会援助穷困和无依无靠的人的新主张，不是出于慈悲而是作为权利。^[84]科贝特厌恶慈悲的道德挽救性质的“安抚制度”，而在他的《新教徒“改革”史》中，他为他的社会权利观提供历史根据。中世纪的教会土地是教会受托为穷人保管的，尽管这些土地被非法私吞或分散，但穷人们仍然有要求土地的权利。（在科贝特看来）这是旧济贫法间接认可的。取消这些法令是一系列无耻掠夺中的最后一幕，穷人的权利就是这样被诈夺的：

这种假定是以教会、乡绅为一方，以农业工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世纪的社会契约的历史神话，被人用来证明新社会的权利，正如有人用阿尔弗雷德的自由宪法理论和诺曼枷锁理论来证明新政治权利主张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履行社会义务的情况。科贝特和菲尔登都没有产生这种臆想——劳动人民有权把地产和资本据为己有；但他们俩都承认，如果现存的财产关系由于农业工人以其孩子的缘故违反了人类自我实现的根本要求，那么，无论多么激进的补救措施都是可以讨论的。（对菲尔登来说，这意味着他那位兰开郡第三“经纱大王”——愿意同约翰·多尔蒂一起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发动一次总罢工。）

科贝特的检验标准还是他的政治理论和中等阶级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说马尔萨斯的结论劝导人们去移民，去限制穷人的婚姻等等，那么科贝特的标准对这些结论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果“苏格兰哲学家”和布鲁厄姆只会摧毁穷人在旧济贫法下享有的权利，让织工挨饿并支持工厂使用童工劳动，那么这一标准就宣布他们是一伙狡猾的骗子。有时，它已不成其为难，而成了一种断言、一种诅咒、一种感情冲动。但这已经够了。为使激进派和宪章派不成为功利主义者或反谷物法同盟的追随者，科贝特比其他任何一个作者做的工作都要多，他培育了一种阶级的文化，他感到了这个阶级的苦难，却不知道如何去解救它。

3．卡莱尔、韦德和加斯特

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科贝特昙花一现的政治作品中表现岀的前后矛盾、盛气凌人、非理性主义、对王权和教会的忠诚、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以及兜圈子绕弯子的情况。对于那些更善言辞的激进主义者来说，这些弱点是非常明显的。1817年，科贝特已经受到其他刊物杂志的激烈批评。到1820年，尽管有许多激进工匠喜欢科贝特那巨人式的论战；但他们已不再把他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了。他们继续读他的作品；但他们也开始读其他杂志刊物。在1817到1832年间的这些较小刊物中出现了许多新颖的、探索性的思想。1832年之后，这些思想使一个阶级的政治觉悟得到成长。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发现四种倾向：潘恩一卡莱尔传统；工人阶级功利主义者及《女怪》；聚集在约翰·加斯特《行业报》周围的工联主义者以及同欧文主义相关的许多倾向。

我们已经探讨过《人权》的主要思想以及它在卡莱尔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潘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卡莱尔所正式承认，而且其学说的正宗地位也不断被重巾：

从切尔顿汉姆宪章派支部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坚决、忠诚地维护这一学说的，会议主席是个老铁匠：

对世袭原则和“中世纪”迷信及残余毫不妥协的敌意，对人民权利的大胆肯定——均属于这种学说的长处。然而，在英国，至少是到20年代后期，潘恩一卡莱尔传统中已经有了令人不快的声音和非现实的倾向，当我们因工业革命的进展，贵族特权和工业商业的财富复杂地相互渗透而考虑到英格兰的现实的权力结构时，那“打倒贵族”的声势已不大了。理性主义者讽刺“教士”是特权雇的辩护士和愚昧的传道团体，蓄意要保持人民受奴役的状况。这款讽刺总有点远离了目标；他们也许能触痛爱好猎狐的乡下牧师或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然而，那些已在积极创办不列颠和民族的学校的福音主义者和非国教派牧师对此却充耳不闻。抽象的论战容易分散自身的力量；它抓不住听众，也引不起兴趣，科贝特的论战却不是这样。卡莱尔所说的“教士”是一些被描写成忙于“跪拜、什一税、朝圣、驱邪祛魔、洒水洗礼、画十字、圣礼、净身仪式、割礼以及说莫名其妙的话”的人，其间还干着“淫荡和酗酒……”的勾当。^[88]尽管卡莱尔比其他任何激进派都更清楚英国监狱的情况，但他却一直把它同巴士底狱混为一谈。如果乔治四世真是被兰多夫主教的内脏勒死了，那就是一个胜利，但并不是卡莱尔所预想的那种胜利，因为他还得对付最后一个城市参议员和最后一个地方传教士。

由于具有空论家的特点，他时常企图篡改现实使之可以证实他的原则。他以新的挑逗来回敬迫害他的人：

如果他要找一些同伙来执行这样一次诛戮暴君的行动，那就是显得“缺德”了；他应该让这一决定成为单独行动：“我谴责为这类目标而建立的任何组织。”^[89]这段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其他弱点。首先是他的不负责任性的个人主义。他所发表的煽动就是煽动言论（就像他发表其他言论一样），是不考虑后果的煽动。像其他那些把思想整理成正统学说的人一样，他并不是简单地宣传他的老师的观点，他把它们变成了僵硬的教条；他接受了潘恩的一部分思想（个人权利的原则），而对他的其他思想则不理会。同时，又把他接受的那部分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

每个公民都勿须服从权威，行动时就当权威不存在，他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准备承受其后果。他认为公民惟一的义务是服从自己的理性；他并不是非得请教他人，即使是他自己一派的人，他也不必服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具有党派观念就是讨厌的。他承认他们之间惟一的凝聚力就是理性力量，而报刊杂志则是他们扩张其队伍的惟一工具：

他把普遍知识的力量称为“探索要素”：

第一段话写于1820年这个黑暗的年代，部分原因是卡莱尔急于要使激进派不至于成为某种易于被奸细挑拨渗透的组织，然而，他的“自由知识”、“血腥战争”以及“内阁和宫廷”缺乏具体内容，而且他还严重地误解了他的读者：“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勿须去看他的邻居做些什么……。”他难道就不知道工人阶级激进运动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要“同他的邻居商量”吗？如果没有这种商量，他的伙计们就不会挺身而出；他的国内代理人也就不会坚守岗位了。造成这种混乱不清的关键也许就在于这句话：“保卫他已经拥有的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暴虐企图……”，这不仅是潘恩而且也是洛克的思想。

我们的脑海里又一次出现了这个术语：“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个术语中的某些贬意色彩，便能发现这个术语用在卡莱尔身上倒是合适的。他思想深处考虑的也许是小雇主、制帽匠、制刷匠、书商。卡莱尔身上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而且在这多事之秋还代表着他们的力量。如果比尤伊克年纪再轻一点，他或许也会去读《共和报》的。卡莱尔的所作所为是接过资产阶级对王权的妒忌，对他们的政治权和财产权进行辩护，再把这种妒忌传播到肖迪奇的制帽匠或伯明翰的玩具匠以及他们的工厂之中去。

就出版和言论权利而言，他的主张所产生的后果同科贝特的民主主义调子一样具有戏剧性。然而，就政治经济理论而言，这种立场不是徒劳无益便是虚妄的。洛克思想的有力之处在于，资产阶级是一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要求约束国家控制或干预就是他们的解放要求。但制帽匠几乎没有财产，其他的财产则更少。不要国家调节只会意味着，给他们的较大竞争者（或曰“市场力量”）以更大的自由，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卡莱尔不得不把责任归咎于臃员闲职、官吏及食税者这批恶魔，在这方面他并不亚于科贝特。小雇主们遭受巨大祸害，其原因必定是税收，政府必须尽可能的小，花钱也必须少。

这种主张已经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当然这仅仅是从最消极最保守的意义上讲的。每个人都必须有思想、写作、贸易和持枪的自由。前两项权利是主要的，而且是有先决意义的，从这一点看，出版自由已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人权》第二部所展示的有关社会问题的建议，是这部杰作中他最不感兴趣的一部分。他具有自力成功者对无用之辈的那种轻蔑，也有自学成才者对那些不利用机会自我提高的人所表现的不耐烦。他坐牢是为了打开通向理性之门，那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我知道啤酒馆对大批技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91]他是个只考虑少数的人。

他的理性主义同他的政治理论一样，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他的乐事是揭露圣经的荒谬并公布从圣经中发现的那些肮脏淫荡的段落。他在《道德家》中提出的基本德行也就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不冷不热的理性主义者为资产阶级的有家之人的德行所作的辩护。他对诗歌（或任何具有想象特点的东西）的态度同边沁一样偏狭、片面，尽管他剽窃过《该隐》和《判断力》中的某些内容，但他仍然要煞费苦心地指出他这样做”并非是出于对这些作品的钦佩，而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受到了我的敌人的危害”。他曾读过的《唐璜》六篇，“在我看来不过是无稽之谈，对人类毫无用处”。（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唐璜》中的任何一篇都充满机智和妙语）：

“在我看来……”——这种语句会使人想到自修者的文化也变得庸俗和市侩化的。有才智的民众面临变成巴托罗缪一类的集市之众的危险。人人在此可以摆货摊，人人的意见都一式一样地高明，最奇怪的余兴节目——愚笨的女人们和一些贫穷的百依百顺的粗鲁老汉们——全可以上演卖艺。工匠们误入其间，掏岀了他们的便士；他们很快也受到感染，摆出了自己的摊子，尚未学会做这门生意之前便开始吆喝争论起来。思想较深刻的人——霍奇斯金或汤普森，奥布莱恩或布雷——同样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作品，他们肯定曾多次咒骂过那些固执己见的小贩在他们四周叫卖。

然而，当所有这些批评都提出来之后——批评是多方面的，而且还用了很大的劲去解释19世纪那种吵吵嚷嚷的、好斗的理性主义传统——当所有这些都说过之后，却发现这个市场是卡莱尔所建立的。这可不是一种形象化说法，他岀版的东西就是一个市场——是他岀版了潘恩、沃尔尼、帕尔默、霍尔巴哈以及其他许多作者的作品。不过他同时也创建了一个辩论的市场。1830年他建立了圆厅剧场，有关伦敦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问题的辩论可能就在这里，讨论记录定期发表在他的《鼓动者》上。这份期刊最好应该叫做《煽动者》，因为这正符合卡莱尔的实际情况。他是主张理性思想的风头人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他四处物色能吸引大众的名角，老资格的雅各宾主义者、外科医生约翰·盖尔·琼斯则一直控制着一批追随者。但他的最大成功却是煽动了罗伯特·泰勒牧师，他是位背叛国教者，先前曾做过国王的礼拜牧师；他身披法衣，却宣讲无神论，攻击“自私邪恶的教士”。泰勒是个热心而又有学问的人，他曾在监狱中服务，并为进一步削弱“神圣女王陛下、18世纪的愚昧女神”的影响做了不少事。他的讲道是对希伯莱经文的批判，对听众来说，便成了某种庞杂奇怪的东西。圆厅的另一个风头人物也是如此，他是索斯科派衣钵的传人蔡恩·沃德，他以对《启示录》和新教的使人茫然入迷的高谈阔论去蛊惑听众。虽然有这些吸引力，卡莱尔报道说，参加每周宗教问题讨论的人数（1831年8月）仍然在令人遗憾地逐渐减少。此时的圆厅在星期三晚上由一个新租户，即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租用。卡莱尔（他再次进了监狱）对这个联盟有一点愤怒，因为它建议组织另一轮争取出版自由，即“废除印花税”的斗争，他写道，“我同任何组织都不相干，也不寻求……任何这类的支持。”像别的个人主义者一样，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压倒了事业，他对其他人企图将事业据为己有的想法太不以为然。1个月之后他又写道：“要提防政治俱乐部。”他对俱乐部、协会，甚至工会或互济会是非常反感的。“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的几乎每一恐怖行为都源于政治俱乐部……我断言它们都是些畏畏缩缩的、卑鄙、琐碎、下贱的乌合之众。”当争取改革法案的斗争逐渐进入较危急的关头时，他出版了有关路障、手榴弹和燃烧剂的资料：“让每个人自己组织起来。”但全国联盟仍然在圆厅聚会，他们当中许多最有感染力的领袖——沃森、赫瑟林顿、洛维特、克利夫、希伯特——都是卡莱尔的朋友，他们早就把他抛到后面，然而却仍然坚持他的最初原则：“自由讨论是惟一必要的宪法——惟一必须的宪法法则。”^[93]

经过汉纳·莫尔和威尔伯福斯的兰多夫主教以及卫斯理宗大会20年的说教布道，激进派中的反教会势力已经出现了。《女怪》竟可以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描写“那位曾率领满身疥疮肮脏不堪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温文尔雅的摩西”：

我们不愿说摩西是一个像穆罕默德那样阴险的大骗子。我们不愿说摩西需要大祭司亚伦就像波拿巴需要佩里戈·塔列朗一样。我们不会说约书亚同老布鲁歇或苏沃洛夫一样是好战的大恶棍，不会说在迦南发生的残酷屠杀比25年革命战争中发生的屠杀还残忍10倍……。^[94]

然而，这正是《女怪》要说的话。这一点是同卡莱尔传统相吻合的；此外这两人都同功利主义有亲缘关系。在卡莱尔的思想中，这一点是含蓄的；即便是诗，也必须有用，必须给人以知识。《女怪》的思想发展更令人感兴趣，它毫不隐讳地力图把边沁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经历结合起来。但这种努力并不是简单地把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传给工人阶级读者。（如果普雷斯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也许会那样做的。）约翰·韦德以前做过分毛匠，1818至1819年担任《女怪》编辑，他是个有创造性并且非常勤勉的人，不会不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他一方面倾听普雷斯，另一方面又倾听约翰·加斯特的忠告。我们将会看到，后者一直在反对普雷斯特别赞成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主张。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女怪》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些忠告，相反却在与之斗争：它在探索这一问题功利主义能够用于工人阶级经历这一背景中吗？

普雷斯的影响是重大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个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注视着这个人，因为作为一个（伦敦通讯会、威斯敏斯特激进主义以及取消反结社法等活动的）档案保管人和历史学家，他的偏见一直被严重地引起误解了。他是由一个做马裤的裁缝起家的，后来成为生意兴隆的零售商和雇主，他是边沁和穆勒父子的挚友，还做过下院议员的顾问。从1800年开始，他便提出了建立工匠和中等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他支持兰开郡的办学运动及机工学校；他关心的是行为稳重品行端正的工匠以及他们在自我修养方面的努力。然而，由于他显然是费边传统的创始人（格雷厄姆·沃拉斯曾不加批判地这样看待他），我们就不应该只把他看做是中等阶级的“俘虏”，也不应认为他是无力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的人。在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等问题上，他仍然算得上半个雅各宾。他帮助出版了英国版的《理性时代》，尽管他逐渐把卡莱尔视为“狂信者”，他还是在他的早期斗争中给予他大量的支持。我们知道他对1817和1819年的镇压非常愤怒，也看见他为建立工会权利所作的巨大努力，即使他对工会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心奇怪地同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混杂在一起。就思想而论，1818年之前，他确实是边沁的俘虏：他学习边沁和老穆勒的学说而不是对此进行探问；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增加些他辛辛苦苦收集到的解释性的证据外，他几乎没有为这些学说增添什么新东西。然而，就政治而言，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势力；他不仅在自己所控制的威斯敏斯特选区为功利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议席，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联系激进商人和工匠的接触点。他这样一个能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挥如此一种作用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现象。

普雷斯为《女怪》作岀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所收集的有关伦敦各行业（尤其是裁缝业）的事实资料。^[95]约翰·韦德为这种刊物定了调子和重心。（除普雷斯之外）他是激进派中最有感染力的事实搜罗者。他的《黑皮书》远远优于其他激进人士所作的这类调查。人们可以看岀他被边沁派的踏实的调查研究和他们对于具体而有实效的改革（如法律、监狱、教育）的关心吸引住了。从另一方面说，从一开始，《女怪》便对民众激进主义流行的空泛之谈表示愤懑。它强烈地批评所谓宪法的古代制度之说的貌似有理的论调——最经常地可以在《黑矮人》报上看到，当时卡特莱特少校还在那上面刊登有关贤人会议的文章，并反复论证诺曼枷锁的理论：

韦德指出，工人阶级改革者很少发出美好的古老年代这类议论。那些搜集起来的古代学问中有许多是对付劳动者的严厉镇压规的重要部分。难道改革派领袖们能够（他问道）

可以批评和控诉的吗？如果说韦德不同意对先例提出那种貌似有理的求救，他同样也不同意潘恩对“自由权利”的要求。如果主张所有的人都自然就没有的权利，那么又怎能反对妇女的同样权利呢？对韦德来说没有科贝特也是如此），这是个间接证明法问题。精神病人和进习艺所的收容者与妇女一样因明显的社会功利理由而被拒绝给予选举；而且这似乎是工人阶级激进派（或者至少是占他们总数一半的男性）的主张所依据的最合理的基础：

要证明选举权应当依据这一基础并不困难。但是，煞费周折的事来了。韦德兴致勃勃地苦心致力于社会改革和工会组织问题。如把功利主义演变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某种关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怎样确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对雇主有用的东西会是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吗？韦德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凭印象而派生的，但他提岀的东西至少比科贝特提出“腐败的旧制度”或“选区贩卖制度”的空论有见解。他把社会分为寄生阶级和生产阶级。前者是（a）上流阶级，包括教会和法律界的达观显贵、贵族；（b）“中等阶级”——忠诚的教区牧师、税务监督、税务署各部官员。他把这些人均视为腐败势力。后者是“生产阶级”，这个术语空泛得足以包括职业人士和雇主，但它强调的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的人，诸如农民、技工、散工等等”。在这些群体之下是一些不可名状的人，如穷人和吃国家救济的人：

当人类进入“较完美”的状态时，就只有勤劳阶级应该存在下去。“其他阶级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的恶习和愚昧……由于不再起作用，他们的名望和职务将会在社会中消失”。^[97]

在这方面，韦德获得了普雷斯的帮助，而且《女怪》也开始以每周特写的方式刊登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材料。他们俩谁的影响更大尚不清楚。该报十分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由于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在上一年出版，这种强调也许就变得更有力了。^[98]《女怪》写道，“劳动是一个国家用之不竭的产品，也是我们出卖的主要商品”：

这段陈述充满感情但并不太准确。我们注意到把劳动视为一切价值的源泉的观念不仅可以在瑟尔沃尔的《自然权利》中找到，而且也可以在科贝特1816年的《致工作大众书》时强有力的调子中发现。人们可以感到，科贝特在写作时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农场以及那些忙着照料牲畜、耕地、修理住宅的农业工人。在韦德（或普雷斯）的眼中，是手艺人和外作工、分毛工或裁缝；这些人领到原材料，按确定的某种规格并付出他的劳动或技巧对原材料加工处理。在价值上，原材料只为其1/10，而剩余的是9/10。^[99]

然而，就是《女怪》中的同一篇文章开始向工会会员传授政治经济学的平凡道理。劳动报酬是由供求确定的，工人工资的增加伴随着雇主利润的相应减少——工资提供了积累。劳动价值提高之后，就迫使资本从那个生产部门输岀去，而且（这种语言同普雷斯支持取消工匠法）的话非常相似——

被韦德关在正门外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就被普雷斯从后门引入了。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考虑中等阶级功利主义时，已不能不想到马尔萨斯和正统政治经济学了：功利原理只有借助于人口“定律”和供求定律才能得到阐明。如果功利主义进入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就会成为雇主阶级的俘虏。

但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1818年9月、10月和11月，《女怪》一直在刊载详细探讨伦敦某些行业——裁缝、铅字铸工、眼镜商、排字工——状况的^[100]文章，同时它还为曼彻斯特棉纺工的罢工活动辩护，这次罢工当时正受到保王派和新型中等阶级激进派报刊（尤其是《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它对有组织和没有组织的行业近20年以来的工资率进行比较，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无论是“自然的”或“人为的”社团，都能发挥作用：

我们知道普雷斯已在1814和1824年采取了另外的主张，^[102]上述观点不可能是他的，很可能岀自约翰·加斯特之手；但也可能韦德是被他的两个顾问平分秋色地拉来扯去。结果，他实际上还是接受了中等阶级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他那部有名气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史》（1835）就是一部混杂着激进政治学和正统经济学、并配有辛勤收录的事实的著作。然而，这却是《黑皮书》的作者、《女怪》的编辑所作的一部令人遗憾的著作。

加斯特的经历与众不同。他和格雷夫纳·亨森、约翰·多尔蒂是前些年中真正令人瞩目的三个有名的工会领导人之一。每人都来自工业部门，经受极不相同的经历，因此而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亨森是外作工斗争的榜样，略知一些卢德主义，组织他们的非法工会，参与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直到1824年一直在要求施行或颁布有利于他们的保护性法规。代表棉纺工人的多尔蒂更注重工人自己靠联合的力量去改善他们自己的条件或改变整个制度的能力；他还是要求建立总工会、要求工厂改革、合作组织和“民族复兴”等一系列伟大运动的核心人物。加斯特出自一个较小但很有组织的技术行业。他一直关心组织问题以及伦敦的各行业同全国的各行业之间的相互支持问题。

加斯特是个造船工。他在布里斯托尔开始自己的学徒生涯，于1790年前后来到伦敦。（在1825年）他在泰晤士河边干了“30或40年”，其中有28年是在德普特福的一个造船厂度过的。他是那里的“领班工人”，手下约有16个人：“我在那里帮助建造的战舰就不下20至30艘……并且还不算商船。”1793年，造船工人组织了圣·海伦娜互助会——但沿河的入会者还不到10人，互助会失败了。但在1802年发生了造船工人罢工并成立了由加斯特领导的橡树之心互助会。这个协会相当成功，它不仅为会员提供了疾病、死亡和意外事故方面的通常救济，而且还拿出基金为退休的造船工设立了13个养老院。1824年，泰晤士造船工节俭联合会成立，加斯特担任了第一任书记，那时他差不多已有50多岁了。^[103]反结社法废除之后，造船工人同雇主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因为雇主们在1825年以收买议员的方式强烈要求通过新的反工会法。^[104]这样，加斯特和他的联合会的作用就变得突岀了，不过在这以前他就长期受到伦敦工会界的尊敬。我们知道，在他同《女怪》有联系的同时，在筹建（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名为“大力神慈善会”的第一个所有行业的总工会的努力中，就是最杰岀的。^[105]很明显，到1818年，加斯特已经不止是一个伦敦“行业”委员会的领袖人物了。此外，在1819到1822年之间，伦敦工人激进主义发生了某种有趣的转变。1819年即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凯旋进入伦敦之举是由一个委员会筹备的；参与此事的人有诸如（在老雅各宾分子、职业人士、小雇主和几个工匠中的）沃森医生、盖尔·琼斯、埃文斯和西斯尔伍德等杰出人物。当亨特于1822年底从伊尔切斯特监狱被释放出来时，约翰·加斯特则代表“有用阶级的委员会”欢迎他抵返伦敦。^[106]从此之后，伦敦工人的激进主义便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人们很容易看出这种力量源于哪些行业。在加斯特的委员会里可能有一个“行业会议”雏形。1825年，由于反结社法的取消以及面临着这些法令重新恢复的威胁，各行业强烈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周刊《行业报》。^[107]

《行业报》的座右铭是“帮助他的每一位邻人”，该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充分阐明了工会运动的力量，直到现在人们还必须到法庭和内政部文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这种力量；^[108]而且还暗示了中等阶级功利主义同新岀现的“工会理论”之间的某种完全脱节。两者的冲突是相当明显的，普雷斯和韦德似乎坚持《女怪》的正统方面，而那些非正统的、强调结社价值的主张则成了加斯特新开创事业的基础。有些批评是专门针对普雷斯的，其方式既可怜又不公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加斯特和伦敦各行业为何极不看重普雷斯这些年所提出的主张。论战实际上在一年前的《黑矮人报》（即该报寿命的最后一年）上就已经公开了。^[109]它是因为詹姆斯·穆勒在自己书中把马尔萨斯主义同政治经济学庄严地结为一体而引起的。该学说露骨地宣称，失业^[110]是一个自然的而非人为的问题，是由人口“过剩”引起的，因此失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无法解决的问题便成为工资率的决定性基本要素。因为——尽管技术可能采取限制他人进入其行业的方式以获得特权地位——工人大众将发现供需的自然法会降低过多提供的劳务价值。

科贝特早就对此表示了激烈的愤怒（“乡下牧师马尔萨斯！苏格兰哲学家！”）《黑矮人报》则提出了比较热心的见解：“就业的数量是无限的”，

他最后说（以此答复普雷斯的相反意见）：“改善人类状况的方法不是减少他们的数量，而是提高他们的智慧。”^[111]

第一期《行业报》再次阐述了这一见解。该报的第一任编辑为先进的激进主义者J.C.罗伯逊，他是伦敦机工学校的先驱，同时还是托马斯·霍奇斯金的同事。^[112]该报的社论对麦卡洛克以马尔萨斯的理论告诫工人的那些话——“为了不使劳动力的需求过剩，你们要限制自己的数量”——提出了异议。加斯特写道：“这是在同自然、道德和幸福作对。”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行办法或是禁止婚姻，或是回避婚姻的欢乐，要不就是使用避孕工具。普雷斯坚定地支持马尔萨斯的立场，并大胆地在工人阶级当中传播其学说；然而，由于对节制性欲的可能性缺乏信心，他进而支持悄悄地发行宣传节育方法的传单。^[113]普雷斯还企图在《行业报》上为麦卡洛克辩护。

如果普雷斯由于最固执的功利主义原因而参加一项勇敢的行动，那么加斯特则出于两个理由对他进行激烈的抨击。一方而他暗示普雷斯同一种“下贱”、不道德、令人厌恶到无法形容的地步的主张有关联。（我们应该记住，几乎各方面都对这样看待避孕问题作出了反应，没有理由认为加斯特对此并不真正震惊。）另一方面他作出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评价：

这则短文之言很明白。加斯特否定了所谓“自然的”和自我调节（听任其不受限制则会在雇主们和雇工们的利益上起作用）的政治经济模式。他认为利益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对抗，问题的解决和调节必定是由力量来决定的。对资本有益的东西很可能是对劳动的压迫。领取丰薪的退役海军少校托马斯·霍奇斯金1825年出版《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一书（以“一个工人”为笔名发表），给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理论以重要的思想支持。加斯特和霍奇斯金在机工学校就已建立了联系，因为后者曾在那里讲授过政治经济学。1825年下半年，《为劳动辩护》的大部分内容还摘要在《行业报》上发表，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社论文章对此表示热烈的但又不是不加批评的欢迎。加斯特以特殊的赞成态度从霍奇斯金的著作中选择了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劳动的技能”是惟一可以积累的东西：

霍奇斯金的原始社会主义理论特别适合于伦敦各行业的经历，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那种经历。在面临新的立法威胁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有力的常识性的主张为工联主义辩护：“结社本身并非是犯罪；恰恰相反，它就是原则，这原则使社会各界团结在一起。”他的愤怒是直接针对充当企业家或中间人的资本家：

就其积极的技术或管理作用而言，资本家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在这方面他也是劳动者，而且也应该得到报酬。然而，作为经纪人或投机者，他完全是寄生虫：

霍奇斯金没有提出另一种“制度”（否则就得在戈德温的某种意义上废除所有制度），他有意绕过财产权的问题。他主张的是以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以及思想和道德的手段逐渐增加有组织的压力，以没收资本家掠夺的全部财富。这场“诚实勤勉”与“懒惰奢侈”之间的劳资战争一直要等到工人获得了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直到比他脚下的泥土或他管理的机器更受尊重时”才会结束。

4．欧文主义

《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的发表以及《行业报》对此所表示的欢迎代表着“劳工经济学家”即欧文主义者同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第一个明确的结合点。^[116]当然，欧文走在霍奇斯金的前面；但即使欧文、格雷、佩尔和汤普森未曾动笔，霍奇斯金的著作也必然引导人们去探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如果资本大都是寄生于劳动之上的，那么劳动可以摆脱资本或是以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它吗？此外，功利主义也可能以一种奇怪的曲折方式引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惟一标准是效用，而那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辛苦劳作者，那么任何对风俗习惯或野蛮的见解所表现的尊重都不会妨碍人们去设计出有可能使人民大众交换并享用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最有用的计划来的。因此，欧文社会主义一直包含着两种从未完全融合的成分：其一是启蒙运动的博爱主义，即按照功利和仁爱原则设计的“崭新制度”；其二是吸收了欧文的观念并在自己特殊的环境中应用和发展这些观念的那部分工人所具有的经验。

新拉纳克的罗伯特·欧文的事迹众人皆知，甚至带有传奇色彩。那位模范的家长式纺织厂主和自立成功的人带着博爱主义的建议在王室、朝臣和政府之间奔走游说。当他受到彬彬有礼的赞扬和实际上的劝阻之后，他开始愤怒了。他向各阶级宣传，并宣布了他的太平盛世计划，部分劳动人民对他的想法和许诺逐渐产生了兴趣；早期创办的试验公社，包括著名的奥比斯顿，一个个均由盛到衰；然后欧文去美国做更多的公社试验（1824—1829）。他不在英国期间，其学说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汤普森、格雷和其他人则丰富了他的理论；一些工会人士还采纳欧文主义的一个形式；金医生以其《互助合作者》在布赖顿起步（1829——1830）；合作贸易的试验广泛分布于各处；1829至1830年，伦敦的一些工匠——洛维特是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率先发起了宣传合作原则的全国性运动（全英合作知识促进会）。欧文回国后感到了异常的欣喜，澎湃的浪潮已经把他推到了运动的巅峰，这一运动导致全国大团结工会的建立。

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某些部分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家长式传统谈起，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新拉纳克进行的伟大试验一开始便遇到劳动纪律，以及我们在讨论卫斯理教派和尤尔牧师时已经涉及到的难以控制的苏格兰工人适应新的工业秩序等方面的困难。“那时，苏格兰的下层阶级……对陌生人怀有强烈的偏见……”，“因此，在这些工厂受雇的人对新来的管理者怀有强烈的反感……”：

《新社会观》（1813）中的这几段话同那位新生的纺织厂主即铁面雇主的经验大体上是一致的。问题是要向青年灌输“专心、敏捷和守秩序的习惯，为达到这些目标，欧文既没有采取卫斯理教派的心理恐吓手段，也没有采取派监督工和罚款的训戒方式，这完全是他的光荣。但我们必须时时看到，欧文后期的社会主义保留着其最初的痕迹，欧文是这样被塑造成社会主义的慈父的。慈善家欧文先生，在战后的年月能够获准进入宫廷和内阁会议室（直至他不谨慎地，但又是以温和、宽容的态度把所有公认的宗教视为有害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之时），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激变，就变成同工人阶级交谈并向他们发表演说的“仁爱的欧文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他把社会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场地。此外，他还是工业界的汉韦，很为儿童着想，希望看到他们幸福，对于他们受到的无情剥削真正感到义愤，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和最仁慈的方面。然而，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进而取得进步的想法却同欧文的思想格格不入，即便他在1829年和1834年期间确实卷入了这种运动。这一点可以从他所有作品的调子看出来，（他在1817年曾说）他希望“重新教化下层阶级除“仁爱”一词外，早期欧文主义作品中最常出现的是“为他们提供”。教育应该把有助于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幸福的观念和习惯铭刻在青年的头脑中，只有把他们教育成有理性的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种腔调表明欧文不仅同工会运动而且同大众激进主义的运动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织工和工人阶级此时对于我以及我所有的观点和意图都是陌生的”，这句话是欧文（在他的《自传》中）在战后初年写下的，“他们的那些主张民主主义的、多有错误的领袖教导他们说，我是他们的敌人，想要在联合的互相合作的村庄里奴役他们。”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作为慈善家的欧文先生在绝望的战后萧条时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绅士对失业和贫困的程度非常吃惊，同时他们又担心和害怕失业者们叛乱的倾向。农业从战时的兴盛转向衰落，使济贫税的支出也一度超过了600万英镑。穷人的状况不堪入目，他们成了犯罪之源，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和危险。报刊的评论栏中充斥着有关修改济贫法的讨论，所有这些讨论都把经济问题视为更重要的目标。欧文先生（他在新拉纳克拥有的大片地产变成了绅士们前往观光的时髦地方）此时带着他的计划出现了，他的计划不见得是更美妙的。他建议把穷人送进“合作村”——从税收中拿岀一笔创业资金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在那里自谋生路，成为“有用”、“勤奋”、“理性”、自律和有节制的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喜欢这个想法，西德默思勋爵还同欧文先生仔细讨论过此事。1817年夏，欧文在伦敦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济贫问题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写道：

“西德默思勋爵会原谅我，因他知道我没有恶意——众所周知，他性情温和对人和蔼……。”这封信是在彭特里奇起义和奥利弗暴露之后两周发表的。

这项计划带有马尔萨斯主义和某些地方官（如那些被奇怪地称为“诺丁汉改革者”的地方官）的那些严酷试验的气味，而且后者已经在拟定一项节约济贫院的救济开支的查德威克计划。即使欧文本人（如某些激进主义者愿意承认的那样）非常真诚，为穷人的苦难深感沮丧，但如果他的计划得由政府来接手，就肯定会朝那种方向发展。科贝特曾把欧文的“合作村计划”谴责为“穷人的四边形村庄”，在他看来，这种计划不仅带有他非常厌恶的具有恩惠和施舍性的“安抚制度”的意味——如果欧文的想法在1817年被当局所接纳，就有可能导致济贫院内部“生产性就业”的扩大。但科贝特仅仅是表达着一般激进派的反响。（舍温写道）欧文建议设立的机构会成为“监狱”，“一个奴隶社会”：

欧文曾试图在伦敦城大饭店的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上说服激进派赞同他的建议，结果，激进派领袖们——卡特莱特、伍勒、韦特曼市政参事等——一个接一个地起来齐声反对他。盖尔：琼斯指岀，这项计划至少是可以研究的，结果被轰下了台，还被指责为叛徒。^[119]

这场争论暴露了双方的弱点。就一方而言，在大数多人都作出了政治反应的问题上，欧文的思想却是一片空白。他把《新社会观》的第一部分献给了摄政王，另一部分则献给了威尔伯福斯。15年之后，他的报纸《危机》载着有关合作联合会以及斯莱思韦特的贸易仓库的报道默默地驶过了1831和1832年的洪流，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事实上正处于革命的危机状态。这种空白也有其可爱之处，欧文先生认为王权是一种非理性的深渊，而主教则是献给野蛮的愚昧的一份昂贵的不必要的赠品。他毫不犹豫地向牧师们指出这一点并深信他们定会明白他“没有恶意、而且他们在服从理性的劝告时恰好就清算了他们自己。然而，这对1817年的“老激进派”来说，并不是好事。在他们那一方，他们的弱点就在于缺乏任何建设性的社会理论，他们的立场被花言巧语所占据，即所有的不幸起因于税收官、冗员闲职，改革可以纠正这一切问题。

黑兹利特对《新社会观》作出的反应最为复杂，而且还体现着一个在同伯克作斗争时受到创伤的雅各宾党人的态度：“为什么欧文先生要在他的改革计划的告示标题中用黑体字来写那个‘新'字？”“博爱原则、永恒真理以及人类本性完美的信念并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旧的'，罗伯特·欧文先生”：

黑兹利特（以嘲弄的口吻）这样驳斥说，哲学似乎被逐出了这个国家，

黑兹利特的目光异常敏锐。因为欧文确实不是第一个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霍奇斯金接近于这一称号），而且18世纪最后一批理性主义者之——他此时变成了戈德温，从新拉纳克起步后开始便要求工业革命董事会主席的位子了。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和明显获得成功的人，他能够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老哲学家们曾遭到辱骂和抱怨的地方。“一个直接从克莱德河畔来的人获得了一种推动力，使他变得不可抗拒”：

黑兹利特接着说：“我们不希望他改变腔调，然而黑兹利特又相当准确地预计到：如果他不改变腔调，便会产生某些后果：

他的计划迄今还是可容忍的，因为它们是遥远的、空中楼阁式的，而且也是不能实现的。无论是上流社会还

欧文的赞助人将惊愕地发现（关于这一点黑兹利特已有所洞察），欧文所具有的完全是宣传家的热情。他同卡莱尔一样相信“理性”的传播会产生成倍的效应。他把少数钱财用于向全国各地的要人寄送他的宣言，较多的钱财则用于建立公社的试验。到1819年，他的赞助人对他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就特别注意向工人阶级说话。他长期以来就认为劳动人民是环境的产物，他曾为他们的“粗野的凶恶性格”感到哀痛，人们认为他和肖伯纳一样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希望这种现象结束。但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又是混杂的，其后果是特别巨大的。如果工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在欧文同别人进行了不满意的会晤之后，在公园里散步时很可能就会想到：西德默思勋爵和大主教同样也是环境的产物。这种思想在他的《致工人阶级书》（1819）中是这样表达的：

“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际上只有一个利益——建立一个新的合作社会。然而，作为环境的产物，富人也同穷人一样不能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欧文作品中“突如其来的强烈启示”使他们的动手形成的观察能力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工人（或他们中那些曾受过理性启发的人）应该停止阶级斗争。“这种非理性而又无益的斗争必须停止”，开路先锋（通过建立模范公社和宣传）便可以另辟蹊径。这样，工人阶级就可以直接绕过富人的财产权和政治权问题了。^[120]

无论欧文的人格多么令人钦佩，他仍然是个颠三倒四的思想家。虽然他曾提出奇谈怪论，但他却是个坏事的政治领袖。在欧文主义理论家当中，汤普森比较冷静而且较有斗争性，格雷、佩尔、金医生则较有坚定的现实感。关于革命实践和社会变化的辩证过程，欧文在作品中谈得并不少：

马克思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三篇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如果社会品性是（如欧文主张的那样）“复杂无穷的环境”的自然而然的产物，那又如何改变它呢？一种答案便是教育，这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欧文主义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影响之一。欧文知道，除非“环境”发生了改变，他是不可能达到教育一代人的目标的。因此，答案是心灵的突变，一种千年的跃进。他那环境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定义注定他要么绝望，要么宣布一个世俗的千年王国。

慈善家欧文先生继承了乔安娜·索斯科特的衣钵。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曾注意到欧文语调中有这位吵吵闹闹的教徒的色彩。舍温《纪事》的一位撰稿人把欧文和乔安娜相比，她曾——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对此作过探讨，学术界最近宣布的这一发现也并非首创。^[122]欧文在1820年宣称，“全国将出现繁荣”，他的公社会像“天堂”一样。到1820年，一个欧文主义团体在伦敦成立，一份为其刊物《经济学家》作广告的传单宣称：

富足将遍及全国！——知识将得到增进！——美德将普及！——幸福将得到承认和保障，并为人们所享有。

欧文经常把工业革命期间生产技术的伟大进步用来作类比：某些人士“没有看到，正是现代发明才使得一个人，靠一点水蒸气的帮助，能够从事一千个人的劳动”。知识和道德的改进就不会以同样速度发展吗？他的追随者也用了同样的比喻：

《经济学家》的一位通信员写道：“你们作品中洋溢的那种欢乐和狂喜的腔调确实非常感染人。

那个伦敦团体的会员们感到——

怀着早期摩拉维亚教友派式的怀旧热情，他们在矿泉地弄到了一些新住所（不再作为集合地点），还开设了教室和餐厅。《经济学家》和其他早期报刊的版面曾充满着关于如何筹集资金的议论——假设（一种奇怪的推论）伦敦有50000户工人家庭，他们的平均收入每年为50英镑，如果合在一起，其收入就达250万英镑，云云。奥比斯顿的公社成员都参加了神圣启示会。1830年，欧文从美国回来后便处于一个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上，这种救世主的腔调也就具有了宗教的力量。1833年5月1日欧文在全国公平劳动交易所发表演说，“谴责全世界的旧制度并宣布了新制度的诞生”。不仅是赢利动机要为合作精神所取代，个人主义恶习要为相互关系中的美德所取代，而且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都要让位于工农业相结合的村庄联合体：

迄今为止，世界仍然是“漆黑一团”。对于不可名状的权力的种种顶礼膜拜比“无所事事糟糕得多”。婚姻将“只能是爱情的结合”。超过自然安排的独身，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犯罪”。新社会将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娱乐和劳作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希腊和罗马那样。所有公民都不再会有野心、猜忌、嫉妒和其他的恶习：

这一宣告也许会使当今的某些妇女合作协会感到吃惊。初看起来，它似乎也不大像劳动阶级所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经历正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导致欧文主义迅速传播的原因既不是某种心理的狂乱，也不是“集体妄想症”。首先，从20年代后期开始，欧文主义已变为一种完全不同于罗伯特·欧文本人的作品和宣言的东西了。它是一种不准确的欧文理论，但仍然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制度的景象，而且还变得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了。

工匠、织工和技术工人从欧文派的作品中选择出同他们的自身困境最有关联的那部分内容并通过讲座和实践对它们作岀修正。如果把科贝特的作品看做是他同读者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欧文的作品就可以看做是一种在劳动人民中传播、后来又被他们加工成不同产品的思想意识原料。

工匠的情况最明显。1821年，《经济学家》的编辑承认说他的读者几乎没有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然而，我们却从伦敦“合作勤俭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在矿泉地建立了这个团体）向贵族和乡绅散发的一份请求惠顾其产品的传阅信中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些人可以从事雕刻、镀金、制靴、制鞋、金属制造（包括制造炉格和火炉）、刃具制造、被服、缝纫和裁缝、家具制造、售书和装订、水彩和绒面画以及透明风景窗屏的生产，这说明他们都是工匠和独立经营的手艺人。这类人在两个最大的合作运动中心——伦敦和伯明翰——是相当多的。有一封寄到《经济学家》的信表达了他们进行这些尝试（还有几次这类尝试，时间几乎都先于欧文）的勇气：

这不是欧文的腔调，而无疑是我们在追寻工匠的政治激进主义时反复听到的那种论调。个人主义仅仅是他们的部分见解，他们同时也是一种悠久的结社传统——互助会、行业俱乐部、礼拜堂、读书会或俱乐部、通讯会或政治联盟——的继承人。欧文教导说，赢利动机是不正当、不必要的，这正好同手艺人的习惯意识和公共买卖意识相吻合。欧文赞成这种观点——那也是科贝特、卡莱尔和霍奇斯金所主张的——资产所有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具有寄生性质，而“正当经营的手工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观点正好反映了工匠或小手工业者对承包商和中间商的不满。欧文说“人类劳动的自然标准”应当被认为是“价值的实际标准”，^[124]产品应该按照其中所体现的劳动来进行交换；这也符合鞋匠、家具工匠和毛刷匠的见解，这类人住在同一院子里，不管怎么说，他们有时也确实需要交换劳动。

说实在的，欧文思想的大部分萌芽在他的作品问世之前或同一时期的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125]不仅是互助会有时要把他们的活动扩大到修建社交俱乐部或啤酒馆方面的事情上去，而且还有一些事例说明在欧文之前的某些工会曾在罢工时为他们自己的会员提供过别的工作并自己销售产品。^[126]工匠不过是慢慢地丧失作为独立生产者或同时作为为好些雇主干活的人的地位，而且在从事某项合同生产时他还要取得其他有技能的工匠的帮助。包括数百个摊位的棚户市场是一种古老的机构，但在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新的市场，并引起了慈善团体和欧文派的注意。这种市场上的柜台是（以英尺）岀租的，时间按星期、天甚至小时计算。各种制成品均有上市——甚至连艺术家也可以摆出他们的作品——可以想象，那些力图争取独立的手艺人和亭阁老板多半是这里的租户。^[127]1827年，一个新开张的市场变成了产品交换中心，这里交换的产品是由伦敦各行业——木工、裁缝、鞋匠及其他行业——的失业者制造的，原料则由工会提供的基金购买。^[128]

可见，1832至1833年在伦敦和伯明翰成立的“公平劳动交易所”（劳动券，安排产品交换併非是病态的预言家们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如果我们把1832年10月提交给利物浦合作联合会以供交换的产品列举岀来，便可知道生产者是些什么人了。来自设菲尔德的产品是餐具和咖啡壶，来自莱斯特的是长筒袜和花边，来自哈德斯菲尔德的是马甲和围巾，来自罗奇代尔的法兰绒衣服，还有巴恩斯利的菱形花麻布、哈里法克斯的毛织品、肯德尔的鞋和木屐、伯克里的印花布等。伯明翰劳动交易所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个地区的人民“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制作的大量铁器、铜器、钢器及漆器制品”，为什么不应该用它们来交换兰开郡的棉制品和莱斯特的长筒袜呢？想向伯明翰交易所提供产品的行业名单有一长串，其中有字母开头的：黑鞋油生产者、装铃匠、桦木扫帚制造者、纽扣及饰物生产者、索带生产者、黄铜匠、制刷匠、面包匠、风箱制造者、床架匠、制筐匠。字母开头的有：草帽和女帽匠、衡器匠、炉格匠、丝织工、铁匠和锡匠以及文具匠。名单中没有（几乎不可能有）蒸汽机制造工、高炉操作工、建筑工、造船工、棉纺工、矿工和工程师。^[129]

名单上不仅有小业主和工匠，而且还有外作工。由于他们的境况（手织工和织袜工）是最没有希望的，因此，欧文主义只是他们在30年代能指望解救的办法之一。在哈德斯菲尔德和伯恩的附近地区，劳动交易所的吸引力并不那么直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大宗生产纺织品的地区，在数百名生产同一产品的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或以饥饿工资就业的地区，并不存在明显的市场，因此，北方人在刚开始时就不得不寄希望于一项全国合作计划，哈里法克斯的一个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写道：“如果我们的伯明翰朋友们答应穿我们的纺织品做的衣服”，

在兰开郡和约克郡，我们发现一个新“制度”的普遍理论发展得最快，凭这一点才可能岀现全国规模的公平交易和对公社建筑物^[131]的“乌托邦”式试验的一些最大胆最实际的支持。成

立于1830年的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合作知识促进协会立即得到了支持。织工们希望在合作中找到同动力织布机竞争的力量。《联合行业合作杂志》写道，产生社会罪恶的一大原因是——

我们国内社会和商业生活中的失误，它造成了机器同人力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

《兰开一约克郡合作者》^[132]写道：“我们可以公平地说，社会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大多是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由于这些地区长期存在工联主义和互助传统，因此，合作便成了理性主义者和基督徒、激进派和政治中间派共同参加的运动。这一运动还使注重自我提高和教育的传统力量聚集起来了，他们办起了读书室、学校，此外还有巡回教师。到1832年，全国大约有500个合作会，会员至少有2万人。^[133]

当欧文（尽管他还是乐观的，奥比斯顿和新和谐村^[134]的失败已经使他受到了某种伤害）正在等待大笔赠款以进行下一次冒险试验时，从布赖顿到巴克普的数十个中心的合作者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己干了起来。在1832年的利物浦联合会的会议记录上，长篇大论的福音主义说教同以下这类插话形成了对照：

1829至1834年间，小商店和千年至福计划的同时进行是合作方式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也发现有因各种原因而抱怨的情形和一些对于建立全国大工会联合会的结构只是短暂地支持一下的组织。）

哈德斯菲尔德和哈里法克斯周围地区的合作运动在织工中发展得特别迅速，他们的一个希望就是商店能够为织工购买经纱和纬纱并为他们销售产品，以此避免雇主的中间盘剥。合作者还可以用每人每周交一便士的办法积累资本以便雇佣失业会员。1832年在彭宁山区的里彭登村（织布村）成立的一个协会，其规章也许较好地表达了大多数这类动机：

基本原理

社会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社会成员相互保护以免受贫穷之苦并“以共同资本的方式实现各自的独立”。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是每周向一个共同的基金会交一笔钱，把这份资本用于贸易，“在条件允许时”雇佣自己的会员，并且——

这些并不完全是欧文原则在一个织布村的翻版，这些思想都是织工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千辛万苦形成的；思想重点已经转移了，救世主式的说教被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取代：为什么不？合作运动小刊物之一《常识》（这是一个适当的刊名）也强调建立“贸易协会”：

每周从工资里拿岀一笔钱用于批量购买茶叶、糖、面包或麦片之用。布莱顿金博士的《合作者》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宣传。^[137]这种思想与其他的需要有关：要求不变地实行实物工资制，而工厂和投机商能够使工人批量购买便宜食品，以免去买那种经常可见的恶劣的搀假品——搀“黎熟石灰、烧过的骨灰和那种叫做德比白的泥土……的面粉”。^[138]

但这种思想对于从事较大产业的有技术有组织的工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对待欧文主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行业报》在1825年登载过一些有关奥比斯顿试验的记录，但认为欧文的公社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生而自由、独立的人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吃什么……应该做什么”。^[139]此外，某些小手艺人和外作工所感兴趣的那种争取经济独立的观念，却反而受到船工或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的欢迎——乡村合作对他们有什么用？

然而，到20年代末，加斯特却发表声明赞成欧文主义。^[140]更重要的事件是，1829年，曼彻斯特棉纺工在经过6个月的罢工之后信奉了欧文主义。1830年，多尔蒂创建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该会的机关报《联合行业合作报》很快改名为《人民之声》。此后不久，另一个技术工人团体，即建筑工人联合会——他们的产品不可能送到公平劳动交易所——便决定以直接的合作行动向着最伟大的试验推进，为什么发生了这种转变？

简单地说，答案是这样：到20年代末，某种变体形式的合作及“劳动”经济理论已经吸引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干部。科贝特没有提出一种首尾连贯的理论，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又具有排斥性。霍奇斯金含蓄地指出了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在到达那一点之前，他的分析却刹住了。正如威廉·汤普森指出的，他的理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同合作理论相一致。前十年的理性主义宣传已经起了作用；由于这种宣传是狭隘和否定性质的，因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较为积极的道德学说的渴望。欧文的救世学说满足了这一要求。欧文思想的模糊性使不同思想倾向在运动中共存有可能。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就思想而言，欧文主义比欧文本人更清楚，更热烈。对技术工人来说，在1830年开始形成的运动似乎终于使他们长期怀有的渴望——全国工会——变成了现实。从1818年的“博爱大力神”到1825年的反结社法院外集团对联合斗争作出了尝试。在1825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行业报》一直在报道布雷德福梳毛工罢工情况，以及全国各地纷纷而来的支持。该报以强调的语气断言：“这是英国所有的工人同布雷德福的一小撮雇主的斗争。”^[141]多尔蒂从1829年纺纱工大罢工的失败中看到了又一次教训：“此外，它还表明任何单个的行业都不可能抵抗那个行业的雇主们的联合努力。因此，应该设法联合所有的行业。”^[142]结果出现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纺纱工联合会，他们的第一次大会于1829年12月在萌岛举行，在克服三个根本不同的地区建立联合机构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方面，作岀了很大的努力。^[143]根据这个基础，全国劳动保护协会曾在短时间内把毛纺工、机工、制陶工、矿工、建筑工和许多行业联合起来了。“然而，当这一组织已经发展到这个城市（曼彻斯特）周围约100英里的地方之后，突然受到了一次灾难的袭击，几乎威胁到了它的生存。”^[144]“灾难”来自纺纱工内部的分裂和嫉妒；过多或过早地向协会要求罢工经费；多尔蒂不明智地企图把《人民之声》的办公室搬到伦敦去。尽管有过许多失败，但全国协会还是为合作思想提供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当运动在曼彻斯特陷入了内部互相责备之时，在陶区和约克郡却继续高涨。^[145]多尔蒂曾过于急躁地试图推进运动的发展；然而，他从欧文的思想日渐受到欢迎这一情况中正确地看到了如何使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加入共同运动的途径。从此以后，欧文主义就和全国工联主义的历史合二为一了。^[146]

公社试验尽管在一两个地方如雷莱恩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总的说来还是失败了。虽然某些较小的合作事业仍在苦苦挣扎，但最具雄心的冒险事业，如建筑工人的事业，已经瓦解了。早期建立的大多数协会和商店，过了几年才在罗奇代尔的模式上重新组织。设在格雷法学院路的劳动交易所（即集市）简直是一塌糊涂。欧文派陷入混乱的原因并不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我们已知工匠、外作工和工会主义者都在欧文派中占有一席位置。然而，最具有不稳定性质的千年至福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怀有仁慈之心和美好愿望的人，另一方面是穷困潦倒的人。对第一种人来说，欧文主义（由于宣称不主张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夺）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有博爱之心的绅士和教士——戈德温派，教友派，思想反叛者以及奇思异想者。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金医生和非常著名的威廉·汤普森，还大大丰富了运动的内容。汤普森是爱尔兰地主，曾著有《财富分配研究》（1824）、《劳动报酬说》（1827）、以及（同安娜·惠勒合著的）《占人类半数的妇女要求反对另一半即男人在政治上进而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奴役她们的呼吁》（1825）。此外，还有一些人出钱，没有他们的钱，试验就无法进行。在大多数公社里都有一个或几个异想天开的绅士，他们没有集体组织的实践经验，他们的乌托邦试验理想，都使欧文派工匠十分愤怒。宣布人们必须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是一回事，而宣布人们可以创造任何一种他们喜欢的新制度却是另一回事。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工匠，艾伦·达文波特（先前为斯彭斯主义者）曾用一种带有一点讽刺的语气描述过伦敦劳动交易所的情况：

这段话所描述的欧文正是皮科克在《奇想城》中所嘲笑的那个欧文。欧文派的冒险事绝大多数都干得太过分了。结果均由于滥用资金、滥施仁爱和计划不当而告结束。如果说欧文是欧文主义的最伟大的宣传者，那么他也是最厉害的敌人之一。如果劳动所是由洛维特这样的人掌握着，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147]

理想王国的不稳定性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也是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来自穷人的千年至福思想。就像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在改革法案骚动及其后的奋激时期，以救世性质的运动重新复活了。索斯科特运动保留了许多支派，这些派别后来都采取了奇特扭曲的方式，^[148]也许更能引起精神病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注意。但有三个能进一步证明理想王国的不稳定性的例子也许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天国”沃德的瘸腿鞋匠，他是乔安娜衣钵的继承者之一，在1829至1836年间曾有大批追随者）沃德先前是狂热的卫斯理教徒，由于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奇迹，他便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年迈的乔安娜所宣布诞生的“希罗”。此后不久，他便开始相信自己是基督（以前曾是撒旦），而且整部圣经都是报道他的到来的含蓄预言书。（新约中关于基督的故事是假的——如果救世主已经到来，“人类为何还没被得救？”）沃德狂想的不寻常之处（除了超现实主义的唯我论之外）在于：首先，他是用卡莱尔和自然神论者的主张来支持自己的；其次，他使救世的要求向着激进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的追随者在索斯沃思、哈克尼、沃尔沃思以及查塔姆、诺丁汉、伯明翰、德比、切斯特菲尔德、利兹等地不断增多——这些地区以前大多是索斯科特运动的根据地。在巴恩斯利，当他攻击所有的教士，——“从大主教到那些最小的家伙都是伪誓者和圣经中提到的那种假预言者”时，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这些话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预言的基调：“戳穿教士的阴谋！设法废除它！”国王必须“取消主教的巨额薪金，把钱用于公共利益。”他创办了一种周刊《基督评判席》——那也许是惟一的一次让基督在一份大众刊物上周复一周地受人评论。1831年的整个夏季，听他演讲的人都非常多，卡莱尔圆厅剧场的2000个座位经常是座无虚席：

1832年初，他在德比被判犯亵渎罪（“主教和教士都是宗教骗子，因此，按英国法律应该处以体罚”——这样说岂不冒险？），同他的一个合作伙伴一起蹲了两年监狱。尽管他有病而且部分瘫痪，但仍继续传道直到1837年去世。^[149]

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超凡的“威廉·考特尼先生”（即J.N.汤姆）。他1832年到坎特伯雷时还真有点令人惊讶。他身着东方服装，有谣言传说他发了大财，他在大选中奇怪地得到了400张选票，因伪誓罪被判刑之后出版了他的《雄狮》，其见解如下：

上帝保护寡妇、没有父亲的儿童和不幸之人。从监狱和疯人院出来之后，他先后住在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些村庄的农民家里。1838年5月，他骑着马，佩带几把手枪和一柄剑，领着50到100个手持大头棒的农业工人，开始在周围村庄活动。他们的旗帜是蓝白两色，上有一个张牙舞爪的狮形图案，据说汤姆还向他的追随者读了一段《詹姆士》第五章上的话：

妇女尤其相信他有神奇的力量。一个农业工人后来说：“他爱威廉先生”——

像北方的奥斯特勒和斯蒂芬斯一样，他谴责新济贫法违背了天意。最后，一个派来逮捕他的警察被（考特尼或汤姆）杀了。但农业工人们不离开他。50多人同他一起撤到了布利恩森林，并在茂密的树丛中等待军队的到来。汤姆把自己手脚上的铁钉印给众人看并宣布说，如果他被杀了，他还会再复活：

他答应给他的追随者土地——大概每人是50英亩。当士兵们逼近时，他发出一阵喇叭声，并说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发出这种声音，就会有10000人听从他的指挥。战斗终于开始了——这也许是自1745年以来在英国土地上进行的一次最猛烈的战斗。面对火枪和刺刀，那群肯特郡农业工人手里只有大头棒。一个目击者说：“我一生中都没有见到过这样有决心的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疯狂地袭击我们的人。”考特尼和他的11或12个追随者在战斗中死亡，此外还有一个军官。这次的死亡人数比彭特里奇起义或彼得卢事件的都要多些。^[151]

布利恩森林事件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较古老的而非新的文化类型，它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有趣的是，“吵吵闹闹的”布赖恩派即圣经基督教派在肯特郡也有自己的根据地。令人吃惊的是，当人们的心灵世界由于地狱之火和上天的启示而充满狂暴的想象，当他们的现实世界到处是贫穷和压迫时，这种爆发事件却并不常见。第三个例子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英国工业地区，摩门教宣传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个例子能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欧文主义。）几年之内就有数千名的皈依者接受了洗礼，这些“今世圣徒”中有数千人从利物浦乘船去锡安山之城。第一批皈依者“主要是厂主和其他极端贫困的……机工，他们中大多数人受洗礼时都没有衣服可换。”许多领了车马费的人都是直接从布拉夫斯会堂步行并推着手车去盐湖城的。^[152]

这些例子都着重说明英国劳动人民在19世纪30年代还没有完全接受世俗意识。我们所考察的激进主义文化还只是技术工人、工匠和部分外作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或说共存的）则是比较朦胧的许多反应层次，像奥斯特勒和奥康诺这类具有神秘能力的领袖人物就是从这些层次中获得某些支持者的。（宪章运动时期，像洛维特这样的人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同那些“留大胡子、穿粗斜纹布短上衣的人”相一致的共同主张和策略。）在新型的理性主义文化同旧式的卫斯理或浸礼教文化互相冲突或在同一个人的头脑里冲撞的地方，不稳定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当非国教思想和理性主义似乎已经铸成并陶冶了南方工匠的性格时，在那些战争期间卫斯理文化占优势的地区，情感的能量似乎却被储存起来或被压抑下去。在30年代的任何时候，只要在北方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土壤中扎上一铲，激情就会从地里冒岀来。

因此可以说，欧文主义同时还聚集了某些这类激情。由于欧文和他的宣传家们预言“繁荣将会岀现”，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以色列的后代聚集在自己周围。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渴望复活了，理性的立场变成了兄弟情谊的立场。在这样一个酝酿阶段，唯信仰主义便以世俗的性解放观念的同义词在一些欧文派公产主义者当中神秘地复活了。“如果你们爱一个人”，“天国”沃德在他的“礼拜堂”告诉年轻人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一起生活，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或仪式。”（沃德也有一个殖民乐园计划，主张“凡愿意离开这个社会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在一起”。）此外，对穷人来说，欧文主义还触动了他们心底最深沉的一个东西——梦想有朝一日，靠某种奇迹，再次拥有一块土地的地界桩。

人们认为，在19世纪30年代，许多英国人觉得工业资本主义的框架只是部分建成了，没有搭上的欧文主义仅仅是一种曾刺激了群众热情的短暂力量，它认为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有足够的决心，就能在数年或数月之内建设一种完全不同的框架。布朗台尔·奥布莱恩曾在1833年写道，联合精神已经发展起来了，其目标：

回过头看，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精神看成是天真的或“乌托邦式的”。然而，从学术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就没有权利那样说。由于穷人穷到了绝望的地步，而在公社里，他们不仅可以把知识文化同对希腊罗马体育的爱好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吃的，这种前景对他们也就有了吸引力。即：对欧文派来说，千年王国不仅会到来，而且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被创造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欧文主义的各种形态：工匠的欧文主义是梦想切断中间盘剥的市场经济；技工是要推行总工会；慈善的乡绅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有计划的社会；穷人梦想的是土地或天国；织工希望不受雇于别人。所有这些人都想见到一个平等的、人人皆兄弟的、用相互帮助取代相互争斗和竞争的社会。莫里斯在1838年写道：

“我们愿意”就证明劳动人民正在成熟，并开始作为一个阶级意识到了自身的利益和渴求。他们对资本主义从制度上进行批评，并提出另外一种更加理性的“乌托邦”式的制度。这样做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出于对救世主的信仰。问题并不在于欧文“发了疯”，而在于（在劳动者看来）有一种社会制度明显用蒸汽机和新型机器取代了劳动者并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市场可以“过分饱和”，但那些光着脚在手摇织机旁的织工和在工场里干活的鞋匠却没有上衣可穿。这些人从他们的经历中知道欧文的话是公正的。

就其主张而言，欧文主义绝非是落后的；相反，它是这一时期抓住了大众的想像力的第一部伟大的社会学说。因为它开始把蒸汽机和工厂作为一种扩大的生产力加以接受。争论的问题甚至已不再是用于赢利的机器的增多，也不是工业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由谁来控制其社会资本。建筑工匠和小雇主虽然对于控制和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建筑业大老板和承包商的做法感到愤恨，但他们并不认为解决的办法有赖于众多的小业主。^[156]相反，他们希望涉及建筑业的技术合作列入合作的社会管理之中，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有时被认为是从“小资产阶级”中摄取力量的运动，竟然比我们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都更真诚地开创了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霍利约克在多年后写道：“早期合作社的所有热情和真诚……致力于共产式的生活。‘社会主义者'……希望建立自愿、自助和自己管理的工业城市，所创造的财富将由生产财富的所有劳动者公平分享。”^[157]那些把这些试验的失败仅仅看做是人们愚行的证明的人，也许是过于相信“历史”已经证明它们的结局。

欧文主义也有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一般贬义上的“乌托邦”性质），如对宣传缺乏耐心，相信靠演讲和小册子就能宏扬理论，以及不够注意方法等。成败攸关的尤其是欧文对政治权力的现实抱回避态度，并力图绕开财产权问题。合作的社会主义是简单地去代替资本主义，是用事例，用教育，用合作社在其农村、工场和商店中的发展，没有痛苦，没有冲突地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曾急切地向其读者保证说，合作运动没有“平等倾向”。它的目标是“提升所有人”；它的财富不会取自现存的财富所有者，而是“新生产岀来的财富”。^[158]一位沃林顿的牧师宣称：“我们……不是作为平等派到这里来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159]1834年，在欧文运动发展到最顶点时还宣布了一项“人道权利宪章”：

这就是欧文主义的弱点。甚至连那个小小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团体在战争结束时，也看出社会主义需要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斯彭斯在他的《使社会恢复自然状态》中写道：

正是这段话使得英国统治者特别愤怒，为此，他们不加审讯便把《基督教的政策》的作者、温和的托马斯·埃文斯关了一年，而当时西德默思勋爵却正在讨论开明的欧文先生提出的建议。就在那一年，最后一批斯彭斯主义者当中的一位有色人种名叫罗伯特·韦德伯恩的黑人裁缝创办了一部印刷质量糟糕的小刊物《无望的希望》：

事实证明，1817年的斯彭斯派和老激进派都错误地估计了欧文；斯彭斯和埃文斯的农业社会主义信条不适合于工业的英国。不过，斯彭斯派至少还愿意提出所有制和阶级权力问题。

正是因为欧文拒绝正视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才使得他能够在政治激进主义面前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并不时地把运动引向令人迷茫的道路。多年来，合作运动一直同博爱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派保持着并存的关系。然而，到1832年，像赫瑟林顿、奥布莱恩和詹姆斯·沃森这类人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并开始拒绝欧文关于取消一切政治手段的建议。欧文主义对他们一直具有巨大的建设性的影响力。从欧文主义中，他们学会了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各不相干的事物的凑合。他们还学会着提岀一种新的、强调相互关系的乌托邦制度。他们已经不再像科贝特那样去怀念那个更古老的世界，还获得了设计新世界的信心。他们已经懂得教育的重要，懂得改善环境的意义。他们从汤普森和安娜·惠勒那里学会了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主张。从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没有任何东西似乎是既定的、不可避免的，是从“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的。

亨特·赫瑟林顿的最后愿望和遗嘱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

5．一种机器

弗西斯·普雷斯曾写道：“这两人（欧文和霍奇斯金）目前在某些方面造成的危害是无法预计的”。^[162]“危害”性作品都是在1831至1835年间写出的。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研究已告一段落；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工人阶级在那时已不再是正在形成，而是已经形成了。跨过从1832至1833年间的门槛，我们便能够在英国各郡的大多数行业中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意识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意识体现在他们建立的许多组织机构中，并在1830至1834年间的总工会运动中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表达了岀来。而在1780年时的英国，这种意识和这些机构组织还只是处于零零碎碎的状态。

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的最后定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中等阶级对工人阶级力量所作出的反应。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在1832年的选举资格条件中被小心翼翼地划了出来。我们本来希望看到日益发展的中等阶级改革运动，而后面跟着一条工人阶级运动的尾巴。只是到后来，才岀现工人阶级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个过程被倒了过来，这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怪特点。法国革命的情况是同时引入了三个并举的过程：惊恐万状的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采取了反对革命的态度；工业资产阶级退缩了，并开始同现状和解（在有利的条件下）；大众改革运动迅速激化（那些在战争期间顽强地幸存下来的雅各宾骨干主要是小业主、工匠、织袜工和剪绒工以及其他工人）。1795年之后的25年可被视为“漫长的反革命”时期。因此，以先进的、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为其理论的激进运动，便多半具有了工人阶级性质。然而，这一运动的成功是不会受到工厂主、铁工厂老板和制造商的欢迎的。因此，一种特别主张抑制和反平等主义的意识便在英国的中等阶级中产生了（戈德温向边沁让步，边沁则向马尔萨斯、麦卡洛克和尤尔牧师屈服，这些又导致贝恩斯、马考莱和埃德温·查德威克等人的主张出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旧制度的抵抗和工厂主的怯懦，旨在克服腐败的旧制度的明显非理性弊端的最温和的改革措施同时也被推迟了。

1832年的改革法危机——更准确地说，是从1831年初开始直到1832年“五月的日子”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几乎可以从每一点上说明这些命题。骚乱来自“平民”，并迅速表现出：

令人惊讶的思想一致性，这正是“改革”所非常需要的。从一方面看，英国在这12个月中无疑正在度过一场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危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表明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从事符合宪法和准合法斗争的经验：

人民在行进中表现出来的有条不紊和稳健的坚定性、能动性及技巧使改革的敌人大吃一惊。在城市、市镇和教区，几乎各类人都在举行集会；参加集会的既有属于俱乐部的技术工人，也有不属于任何一种行业俱乐部或协会的普通工人……。

这就是普雷斯在1830年秋季写了之后又在（1831年2月）补充过的话：

1831年3月，国王的私人秘书向格雷抱怨说，那些参加规模不断壮大的示威游行的人，“绝大多数来自最下层阶级”。1831年秋季和1832年5月参加伯明翰和伦敦两地的大游行的人数已超过1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工匠和工人。^[164]

“我们没有造成改革的激动情绪”，1831年5月，格雷有点恼怒地向国王写道：“我们就职时就发现这事闹得挺凶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在那些充满危机的年份里，革命事实上不可能发生。首先，工人阶级激进运动显示了非常的力量；其次，中等阶级的领袖们，如布鲁厄姆和《泰晤士报》、《利兹信使报》的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工人阶级所形成的威胁，并通过谈判找到了一条除那些最死硬地维护旧制度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退却路线；再次，辉格党和较容易妥协的托利党人意识到，尽管布鲁厄姆和贝恩斯不过是在讹诈他们，但如果不能达成妥协，中等阶级改革派就再也不能阻止他们背后的骚动了。

工业资产阶级一心希望革命不要发生，因为他们知道，当开始那一天，就会出现一个的剧烈的激进化过程；亨特派、工会派和欧文派领袖就会在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赢得日益增多的支持。《贫民卫报》写道：“‘革命'被中等阶级和小业主们利用了，然而——

中等阶级改革派在两条战线上巧妙地作战。《泰晤士报》一方面以群众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的面目出现：“我们相信，在联合王国，没有一个郡镇或村庄不存在要求改革的集会和请愿活动……。”它甚至极力敦促人民：“在全国组织政治社团是他们庄严的责任。”它支持——就像爱德华·贝恩斯在利兹欢呼的人群面前所宣布的那样——采取直接把人民引向革命的强迫性措施：挤兑现金，拒绝纳税，使政治同盟的成员武装起来。在如何看待1831年10月发生在诺丁汉、德比和布里斯托尔的骚乱的问题上，以伯明翰为楷模的各地政治同盟却显示出了自己的双重作用：

这些联盟赞成促进改革事业，主张保护生命和财产，使之免受暴民的任何侵犯；此外，还主张维护其他的重大利益，并抵抗寡头政治的有组织的暴虐行径……。^[166]

这些中等阶级又纵火，又要携带警棍。有时候，托利党人自己也想要鼓动独立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使之形成咄咄逼人的势态，以此来迫使布鲁厄姆和贝恩斯会向腐败的旧制度寻求保护，从而使他们服服帖帖。当工人阶级全国同盟提岀要在伦敦发动一次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和抵制辉格党改革法案的示威游行时，国王自己写道（1831年11月4日）：

全国各地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派都在想方设法控制运动。最初阶段，即到1831年夏季为止，是中等阶级激进派占上风。7年前，伍勒曾怀着悲哀的幻灭感最终宣布《黑矮人报》的停刊。原因是（在1824年）没有“对议会改革事业热心的公众”。尽管成千上万的人闹着要改革，但在他当时看来，他们不过是“吵着要面包。1816至1820年间的那些演说家和报刊编辑及撰稿人只不过是从“社会酵缸里冒出来的泡沫”。^[168]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许多工人阶级领袖都有同他一样的幻灭感，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大师——欧文——的非政治立场。直到1830年夏季，随着农业工人“起义”以及法国的七月革命的爆发，大众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政治鼓动上来。由于顽固不化的死硬派（威灵顿公爵、上院议员、主教）顽固地殊死反对任何改革措施，势态的发展也就有了走向，（中等阶级激进派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大众骚动的力量集中到格雷和罗素的背后，支持一项对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处的法案。

于是，1816至1820年（以及1791至1794年）各种力量的统一战线（大众的改革要求同卡特莱特少校的成年男子选举权纲领其实是一致的）就这样破裂了。1831年11月，格雷在下院宣布说：“如果有什么人以为这次改革会导致更深远的措施”，

老激进派对于这一点是看得够清楚的。他们中大多数能说会道的发言人直到决定性的“五月的日子”到来时为止都在起哄地嘲笑辉格党的法案。“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位激进主义者宣称，“如果垄断和腐败仍然保持不变，那么，无论由选区贩子或由嫖客或奶油乳品商来统治，其实都无所谓。”^[169]亨特作为普雷斯顿的议员（1830-1832），仍坚持他先前的主张，只是在语言上稍微谦逊了一点。机智勇敢的激进派教师乔治·埃德蒙兹曾主持在伯明翰新会堂山举行的战后第一次群众大会，他宣称：

这也是伦敦激进工匠中的精英们的立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成员。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无疑是英国（到那时为止）最好的工人阶级周报——曾报道他们在1831和1832年每周在圆厅剧场讨论的情况，参加讨论的有赫瑟林顿本人（没蹲监狱时）、威廉·洛维特、詹姆斯·沃森、约翰·加斯特、才气焕发而又不幸的朱利安·希伯特以及年老的威廉·本波（先前是班福德和米切尔以前的同事，现在则极力主张“全国大休假”，即进行一个月的总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生产阶级将能控制政府和财富）。^[171]讨论渐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问题。同赫瑟林顿齐名、最早为“无印花税”报刊的发行而斗争的威廉咔宾特提出了不同的想法，认为应该把辉格党法案看做“楔子”予以支持。他抱怨说，《贫民卫报》把“中间商”和“中等阶级”当作“同义语”来使用；其实，中等阶级“不仅不是一群与你们的利益不同的人，相反，他们与你们是同一个阶级；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劳动者。”^[172]整个危机期间，这种争论都在进行。法案通过之后，《贫民卫报》报道了争论的结果：

参加圆厅聚会的那些好斗的欧文派究竟能代表多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意见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他们开始时只代表了工匠当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迅速地聚集了力量；到1831年10月，他们还能组织约有7万多人参加、许多人都扎着象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白围巾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1832年3月，又有约10万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对全国斋戒日的示威活动。普雷斯把圆厅聚会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被他写成是“凶暴的”）视为对中等阶级策略构成最大威胁的人物。在他的改革法案危机纪事手稿中（历史学家们过于信赖这部手稿了），他用了许多篇幅来探讨限制他们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他自己的对抗性团体——全国政治同盟的影响来取而代之的无耻战略。威灵顿公爵本人把这种论战看做是现存制度同圆厅之间的斗争，并把二者比作两支“交锋”的军队。但他的军事头脑被搅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明白在两军之间划不出一条界河，无法在桥上设置适当的哨兵和哨所。敌军其实就布置在自己阵营中的敏感位置上。^[174]

然而，1831年10月的游行队伍主要是（似乎如此）由“店主和高级工匠”组成的。尽管他们的人数颇为壮观，但同人口较少的伯明翰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相比，他们就显得可怜了。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伦敦工匠最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有凝聚力和高度号召力的领导集团，但他们同伦敦的劳动群众以及“不体面”行业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宽阔的鸿沟。（伦敦的宪章运动史上不时出现这种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曾被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用漫画形式表现在一部粗鄙下流危言耸听的小册子的插页上。他把圆厅聚会者看做是“无赖”或理想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危险性在于他们有可能把犯罪阶级——“社会奴隶”，即果园街、威斯敏斯特和白教堂附近的人的破坏能量释放出来。此外还有数以千计不关心的（但又是危险的）人，如“叫卖小贩、牲畜贩子、杀牛匠、宰马匠、卖死畜和狗肉的、贱痞子、烧砖匠、扫烟囱的、掏粪工、清道夫等等”。他对圆厅里的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们多半是“以勤劳为立身之本的严肃正经的人”——他们的优秀才能容易把他们同危险阶级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他们许多人都是“到处居住、生活放荡的单身汉，如果他们在伦敦放火，是不会担心家里还有无助的人需要关心的”：

他说（具有某种真实成分）他们许多人“拥有武器”：

“这些就将是我们的革命战士，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一次革命的话。”^[175]

这情形太夸张了，但并非全不真实。^[176]在当局看来（无论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危险在于工匠社会主义和“犯罪阶层”有可能联手。但伦敦的非技术群众却生活在不同于工匠的另一个世界里——极端困苦、文盲、普遍缺乏的道德而且疾病流行（1831至1832年冬季的霍乱大爆发就是例证）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古老的问题，以及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都市所造成的种种问题。^[177]

非技术工人既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也没有组织（除互助会之外）。他们同工匠一样，很容易跟在一位绅士后面行动。然而，1831年10月开始的政治危机的严峻现实，足以使构成他们生活中的宿命观、服从论以及缺衣少食的现象外壳决裂，那个月发生在德比的骚乱、诺丁汉城堡的抢掠、布里斯托尔的广泛骚动——都是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动摇的征兆。当时的旁观者们还急于希望伦敦的东区发生暴动。

伯明翰政治同盟是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组织（《泰晤士报》曾专门就此予以赞扬），因为当地的产业环境有利于仍处于中等阶级牢固控制下的群众改革运动开展。伯明翰的激进主义运动同英格兰中北部和北方相比有着重大差别。它的小型产业中没有卢德运动的根基，而政治同盟之“父”的托马斯·阿特伍德在1812年领导雇主和工匠联合反抗市镇委员会指令时，首先博得公众的重视，1817至1820年在黑乡肯定有激进的“实力派”团体，不过——或是运气好，或是能正确判断——他们从来没有因釆取如彭特里奇起义和格兰奇荒地事件那样的流产行动而暴露。^[178]正如布里格斯教授所指岀的，托马斯·阿特伍德之所以能在1830年把各种不同的“不满力量”“协调并联合起来”，是因为伯明翰的工业革命“成倍增加了生产单位的数量却没有增大现存企业的规模”。那里的技术劳动几乎都没有被机器取代，无数小工场的存在说明社会分化还不太严重，而且工匠还可能上升到小雇主的地位；经济衰退时，雇主和工匠都同样受害。^[179]可见这里的阶级对立情形要比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利兹微弱些。在改革法案危机期间，阿特伍德一直用心良苦地控制着伯明翰同盟（奥布莱恩后来回忆说）“以致伯明翰的工人似乎真以为‘改革过’的议会真的（尽管并不是真的）会代表他们”。而且，奥布莱恩还在一份赞辞（出自这样一个严格的批评家之手，给人的印象便更深刻了）中写道：

在利兹、曼彻斯特和诺丁汉这类中心，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情况就要困难得多。在曼彻斯特（就像在伦敦一样），一些相互竞争的政治同盟同时并存，从1831年10月起，主张男子普选权的同盟占了上风。同月在博尔顿，由于法案被上院否决，当地的政治同盟便发生了分裂，最大的一派（主张男子普选权）组织了一次有60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主教！”“贵族滚蛋！”^[181]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这类事件发生了数十次。“走进任何一条胡同或酒店，只要在有几个工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多尔蒂1832年1月写道：

《贫民卫报》在1831至1832年的冬季刊载的都是嘲笑1831年法案及其相随的手续程序的文章，确实显得有些书生气。圆厅聚会者将该法案看做是一个圈套（并看做是对激进主义运动的出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腐败的旧制度以新石器时代的石头来顽强抵抗任何改革，使整个国家面临革命的威胁。《贫民卫报》后来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并把梅塞龙中校的《人民自卫法》（关于巷战的一本手册）一书的内容，作为特别增刊加以出版。^[183]在“英国陷入不安和混乱的11天”，上院最终通过法案之前，弗朗西斯·普雷斯一直在屏息注视。法案通过的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就写道：

“主要市镇”将会出现路障栅栏——阻止纸币流通：如果革命发生，那“在更大程度上将会是一次全民的行动，就不会向以前那样进行了”。

在1831年秋季和“5月的日子”里，英国处于革命的边缘，如果一旦发生革命，就很有可能（如果我们考虑到合作理论和工会理论的同步发展）以其迅速的激进化特点而成为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预兆。J.R.M.巴特勒的《伟大改革法案的通过》为我们提供了危机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因他对整个局势发展中潜在着的因素认识不足，所以他的研究的说服力就因此而削弱。这种情况表现在象征这一类评价之中（这一段是评价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

作这种评价要谦逊一些。革命的确没有发生，原因部分应归于科贝特（极力主张接受当局的部分让步）所代表的激进主义传统中的那部分强烈的合法主义倾向^[185]；另一部分则应归于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手腕。他们正确地提出的妥协不会削弱反会巩固国家和财产权，以对抗工人阶级的威胁。

辉格党领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使许多人依附于财产及良好秩序的方法，格雷说：“最重要的是用对国家和对制度的支持和爱心来把社会的中间派和较上等的阶层联合起来。”^[186]贝恩斯在1831年的调查表明，当时有一条被极其小心地划出的界线，他发现利兹有10英镑的房产持有人被明白地显示出来。在一封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中，通报了调查的结果，这应该被视为关于改革法案危机问题的标准文献之一。贝恩斯的那些善于对选举结果的票数作岀估价的游说者——

为了答复罗素关于房产持有人同其他人口之间的比例问题，检票员们报告说：

即使是这样的估计似乎也有些过分。1832年5月交给政府的统计表表明，在利兹（人口为124000）将有355个“工人”会获得选举权，其中143人是职员、仓库业主、监工等，其余的212人都有特殊身份，其收入每周在30先令和40先令之间。^[187]

由于内阁先前曾考虑把10英镑选举资格提高到15英镑，这些调查无疑使内阁放了心。普雷斯写道，“人民当中的大多数都相信，或是议会通过改革法案，或是他们就以暴力手段——如果改革法案被否决的话——获得比法案内容更多的权利……”^[188]正是这个“更多”的东西，在1832年威胁着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并使土地财富和工业财富之间、特权和金钱之间取得了和解，这就形成了英国持续至今的社会结构。在贝恩斯和科布登的旗帜上写的并不是平等和自由（也很少写博爱），而是“自由贸易”和“节约”。布鲁厄姆鼓吹的是财产、安全、利益。他在改革法案二读时发言说，“如果说有暴民”——

法案通过之后，贝恩斯抛开了华丽的文词，说岀了中等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要求则没有如此清楚地表达岀来。他们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也许是在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机关报《贫民卫报》上提出的：

这是一份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什么发展的雅各宾主义的旧纲领。（1831年11月由洛维特和詹姆斯·沃森起草的全国同盟宣言的第一条原则是：“任何财产——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的——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192]）然而，围绕着那个“更多的东西二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根据自己最大的不满又提岀了其他要求。在兰开郡，多尔蒂同他的支持者们主张“普选权的惟一含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一种权力，使他能够保护自己的劳动不被他人吞噬。”^[193]欧文派、工厂改革者以及像迫不及待的威廉·本波那样的“实力派”革命者则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过，争论的条件最后还是被成功地限制在布鲁厄姆和贝恩斯所希望的范围内。这是（正如雪莱在1822年所预见的那样）“血统与黄金”的斗争；结果，为了排除平等的要求，血与金妥协了。从法国革命到改革法案通过的这一时期，中等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了。同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中等阶级意识相比，它具有较保守、较缺乏远大的理想（也许除了其他民族的理想之外）、较狭隘自私的特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等阶级的激进派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一直不得不在“两种民族”之间摇摆。出于名誉的考虑，有许多知识分子宁愿被别人认为是宪章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也不愿被让人认做是临时警察。但有一些人如韦克利、纽波特的费罗斯特、邓库姆、奥斯特勒、恩斯特·琼斯、约翰·菲尔登、W.P.罗伯茨，以及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等，则一直在发出不满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不满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

爱德华·贝恩斯在给罗素的信中无非是提出了几乎像算术一般严格的阶级定义。不过，在1832年，阶级的界限是以社会觉悟、根据选举权资格用一支擦不掉的铅笔硬划出来的。此外，在这些年中还岀现了一位有才干的、为工人阶级的境况下定义的理论家。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安排，他竟是一位与英国极端激进主义和欧文社会主义的经历连在一起的憎恨英国辉格党的爱尔兰知识分子。詹姆斯·“布朗台尔”·奥布莱恩（1805—1864），一位爱尔兰酒商之子，都伯林三一学院的高材生，1829年到伦敦“研究法律和激进改革”：

改革法案危机期间他曾主编过《英格兰中部代表》，后来，他便到伦敦接管《贫民卫报》。

他在评论改革法案时写道，“我们早已预见到它将会把以前曾倾向于同人民一起行动并受贵族排挤的大量中等阶级同工人阶级合并。”^[195]在他为波那罗蒂的“平等派密谋”写的序言中，他用了一个比喻：“吉伦特派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工人阶级，愿意把选举权扩大到小经纪人（正像我们英国的辉格党人通过改革法案所做的那样）。“中等阶级的政府是所有政府中最折磨人最冷酷的。”^[196]

这是他经常重复的主题。辉格党行政当局的每一项新行动——爱尔兰高压法案、否决10小时工作日案、压制工会、济贫法修正案等等——都重新加强了他的愤怒。“在改革法案通过之前”，他在1836年写道：

由于奥布莱恩本人是从中等阶级文化圈中逃出来的，因而在论及他本阶级的特别乐于模仿他们在客厅里闲谈的那种话题：（中等阶级的）追求和习惯特别低下。他们的生活必然充满着卑鄙的诡诈和投机……”：

他还相当有天才地企图把极端激进主义的传统同欧文主义传统拧在一起，形成一种自称是进行政治革命、剥夺有产阶级并建立欧文派公社制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这样的革命（他希望）在实现普选权之后，不需要暴力便会发生：“现实的不平等源于少数人的法律；多数人的法律则将消灭不平等。”^[198]

当今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赞成奥布莱恩把改革后的辉格党行政当局的统治措施过于生硬地同“中等阶级”利益划等号。^[199]（腐败的旧制度比辉格党政府更有活力，如在取消谷物法的持久战中所表现的那样。）而且，选择这样一个理论家（中等阶级出身）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述者也是不恰当的。然而，站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的奥布莱恩根本就不是一个怪人。作为《贫民卫报》和其他报刊的主编，他拥有众多的并且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读者，后来他还赢得了宪章运动的“导师”称号。他的作品贯穿19世纪30年代早期众多运动的一条中心线，并为旧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运动（反对新济贫法及拥护工厂改革）、欧文派的公有制试验和工团主义者的工会斗争提供了相互间的思想联系。同战后年间的科贝特和伍勒一样，奥布莱恩同样是他的时代的真实代言人。

当然，大多数工人对改革法案所感到的失望还较少具有理论色彩。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尝尝。我们可以从利兹这个小范围内发生的几件竞选事件中看到这种尝试。贝恩斯已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安排布鲁厄姆做了约克郡议员，此后他又为辉格党提供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利兹最大的雇主之一——马歇尔；另一个是马考莱。一位追随辉格党的店主在日记中是这样称呼他的。马考莱是对改革法案最为满意的思想家之一，他用新的措词解释了托利党的“实际代表制”原则：

他悲叹“在财富的分配上不平等，不平等强加在人人的认识上”，同时又“以不可争辩的理由证明这不平等对一切阶级的幸福是必须的，是显而易见的不公正的”。同他相比，马歇尔先生算不上是一位理论家。不过——如果激进派的一份境况材料是可信的话——他认为一周12先令对一个有家之人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资，工人阶级可以用移民办法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且：

托利党候选人是萨德勒，他是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在议会中的主要代言人。两年前，奥斯特勒就同缩短工时委员会一起发起了禁止童工的感情强烈的运动。令人震惊的“朝夕约克运动”就发生在上一年的4月，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同欧文派的运动一样）在数月的改革法案危机期间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因此在这场竞争中，奥斯特勒打算站在萨德勒一边反对那位曾在《利兹信使报》上拐弯抹角地为工厂主辩护的贝恩斯。科贝特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提补了贝恩斯的话，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时代的诽谤法的宽松程度：

因此，由于有了萨德勒的幕后作用，托利党——激进派联盟已不可避免。同样，大部分非国教徒、“店主”的选票也不可避免地会投向“我们的镇民马歇尔先生和苏格兰人马克霍利先生”（正如我们的一位日记作者所写的那样）：

利兹的工人阶级激进派保住了他们独立的报刊和组织。（他们宣称）那些不管名誉好坏，不管生活是否紧迫的利兹人，现在已被在5月的日子里向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许诺改革不然就设立街垒的人出卖了：

而且，激进派还宣称，贵族的旧式贿选和利用权势的做法现在已经被工厂主们以一种新的形式加以利用。尽管工人没有选举权，但有人还是要在选讲台上拼命抵消支持萨德勒的十小时工作制示威游行的影响。

结果，讲坛变成了骚乱场所，奥斯特勒和支持十小时工作制的人“对着挥舞橙色带的萨德勒在选举中被击败后，马尔和麦考莱的模拟人像被人焚毁了，地点同样也是在1792年潘恩的人像被保王党人烧毁的地方一样。^[203]

1832年的利兹选举，其意义超出了地方范围。由于北部城镇岀现了有数千人签名的支持萨德勒的陈情书，因而引起了全国各地工厂改革者的注意。1832年之后无疑出现了新的情况，每个工业地区的上百次经验都证明了新的阶级意识，这一点却被改革法案本身的条款小心地限制住了。正是“改革后的”下院在1834年批准流放了多切斯特的那批工人（“对联合一致的工人整体的一次直接打击”）^[204]，并以这个文件和封闭工厂的方式发动了旨在分裂工会的斗争，其激烈的程度和（政治的经济的）意义，仍然不为人们所认识。针对雇主们的告示，约克郡工会发始面临分裂。阿特伍德本人也曾一度为这股新潮流所推动，他之所以这样，部分地也是出于对他以前曾许过大量愿的民众表示忠诚。新会堂山再次（1833年5月）聚集了庞大的示威人群，据称达18万人的示威表达了——

到会者主要是沃尔索尔的煤矿工人、沃尔弗汉普顿的钢铁工人以及达德利的外作工。即将使伯明翰变为宪章运动中心城市的激进化进展从此开始了。^[205]

然而，这一更新的运动的要旨却是选举权本身所暗示的那种“更多的”东西，这是必然遭到拒绝的原因。（1833年的伯明翰已不是1831年的伯明翰。它现在已是公平交易所的本部，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筑工会的大本营，而且，《先锋报》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对这个和下一个十年的工人来说，选举权是一种象征洪重要性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被一百多年的“两党议会政治”的迷雾遮住了。选举权首先意味着平等——公民权利、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一位小册子作者在作品中哀叹道：“人类不是砖头、泥灰和污物，他们应该是命运悲惨的，所谓：‘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被剥夺了人类在政治社会中所能够享有的珍贵权利。”^[206]乔治·埃德蒙兹写道：

“像以前野蛮的爱尔兰人一样，英国大众长期以来就被人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

然而，在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年代，要求选举权也就是要求别的东西；劳动人民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劳动进行社会控制。首先，排斥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欧文对政治激进主义长期的漫不经心所产生的结果。1832年后出现的总工会趋势并没有使这种非政治倾向变成无为主义，相反却使它具有了战斗性和革命性。考察这些年出现的丰富的政治思想将会把我们进一步引入总工会运动史——乃至早期宪章运动史的研究，但我们并不打算走得太远。在这些年里，本波在工业区到处宣传他的“全国大放假的观点”。印刷工约翰·弗朗西斯·布雷曾向利兹的工匠传播霍奇斯金的思想，后来还出版了《劳动的疾苦及纠正方法》；建筑工会和全国大团结工会由盛到衰。多尔蒂和菲尔登建立了“全国复兴协会”，并提出以大罢工的方法实现8小时工作日。欧文派公产主义者提出了新观念并进行试验，它们将预示着在关心儿童、两性关系、教育、住房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进步。这些思想不仅在有限的知识分子中宣传，建筑工人、制陶工、织工和工匠一度乐于拿正常的生活冒险去投入这个试验。供真正的工人阶级读者阅读的报刊很多而且蜂涌而至，其中许多还对读者有严格要求。在科尔登河谷（约克郡和兰开郡之间的一个孤立地区）的丝厂里也有阅读欧文派报刊的。

我们只能谈到这些年中一再出现的两个主题。首先是国际主义，这固然是老雅各宾主义的部分遗产，而且是激进派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的遗产。当奥利弗同利兹剪绒工詹姆斯·曼和另一个革命者步行去桑希尔-利斯的集会地点时（1817），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来自巴西的最新消息似乎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大的希望”。^[208]科贝特总是抓紧时间赶在他的刊物付印之前插进这条消息：

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民有深远影响，这不仅刺激了伦敦激进派，而且也刺激了遥远的工业村庄的工人阶级改革派。此后便是工人阶级报刊掀起的急切支持波兰独立的斗争，圆厅在朱利安·希伯特的倡议下，通过了向在起义中失败的里昂织工表示同情的决议，并且还把他们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相比。在欧文运动中，这种政治传统还发展为社会与阶级团结的主张。1833年他们发出了一份致《欧洲及北、南美洲大陆政府和人民》的《大英及爱尔兰生产阶级宣言》，一开头便写道：“人类大家庭的兄弟们……”。同年年底，关于在英、法、德的工会之间建立某种共同联盟的问题已经开始讨论了。^[210]

另一个主题便是产业工团主义。当马克思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英国工会内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思想斗争就已经（至少是暂时）有了结果。胜利的一方是霍奇斯金、汤普森、詹姆斯·莫里森和奥布莱恩；失败的一方则是詹姆斯·穆勒和普雷斯。“什么是资本？”有一个《先锋报》的作者问道。“资本就是省下来的劳动！”麦卡洛克大声说。“……是从何人那里从何处省下来的？”“是从不幸者的衣物和食物中。”^[211]那些“被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的工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推绎出工团主义理论或者说经过转化的共济会理论。^[212]“建筑工会的一成员”写道，“工会罢工不仅是为了争取缩短工时和较多的工资”，

工会自己可以解决政治权力问题，可以由各勤劳阶级组成一个“阶级议会”，“议会”代表直接由各工场和工厂委派，共济会支部把代表从地方选送到地区，再由地区送到全国大会。立即实行普选，一年选举一次，财产资格不受限制。^[213]《先锋报》提出了行业的设想：

1834和1835年的可怕失败，使这种设想立即变成了泡影。工人们稍事喘息之后，他们又回到把选举权作为通向政治权力的更实用的办法上来了。一些东西丧失了，但宪章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对社会控制的追求，并把选举权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些年来，工匠特有的那种视角，即渴望靠辛勤的汗水获得独立的生活，已经开始转向一种较新的见解，并更易于同新的生产方式达成一致。但他们也在寻求以阶级的集体力量使环境人性化的途径——通过社区或合作社，通过遏制市场经济盲目作用，通过立法以及救济穷人的措施。而且，在他们的见解中还暗含着——并不总是明显——一种危险的主张：生产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利润，而应该是为了效用。

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而且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能理解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之处。由于资本的积累是缓慢和逐步的，因而可以把工业革命的准备过程一直追溯到几百年前。从都铎时代起，随着社会和技术的每一阶段的变化，工匠文化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德莱尼、德克尔和纳什、温斯坦莱和李尔本、班扬和笛福都对此作出过贡献。17世纪的丰富经验，再加上18世纪带来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我们已经述及了），构成了互助会和行业俱乐部自身的互助传统。但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由农民转变为新型的工业市民，作为口齿清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尝到了工业革命的滋味。那些被投入监狱的人也许比法官更了解圣经，那些被流放到范戴曼领地的人或许要请求他们的亲属给他们寄去科贝特的《纪事》。

这也许是英国所具有的最突岀的大众文化。它包含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金属、木材、纺织和制陶工人，如果没有他们从上辈承传下来的“秘技”以及利用原始工具进行发明创造的高超技能，工业革命的创举几乎不可能超岀纸上谈兵的范围。从这种工匠和自修者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要说这种文化是后进的或保守的倒也容易。工匠和外作工的伟大运动持续了30多年，它的目标确实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无产阶级。当他们知道这一事业失败之后，他们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再次提岀了自己的主张，并力求实现新的但又是想象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曾受到镇压，而且在自己的群体中也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然而，反革命所力图要镇压的东西反而在准合法的地下组织中变得更坚定了。只要统治者的压迫一放松，人们就会从小工场或织工居住的小村庄里走岀来并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被告知说他们没有权利，但他们知道他们是生而自由的。义勇骑兵纵马冲击他们的集会，但他们却获得了公众集会的权利。小册子作者被监禁，但他们却在监狱里编辑小册子。工会成员被送进监狱，一路上却有乐队和手持工会旗帜的队伍相陪伴。

由于他们的组织是以这种方式被隔离的，因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弹性。阶级的存在也因此在英国生活中产生了独特的反响。从学校到商店，从礼拜堂到娱乐场所，一切地方都变成了阶级冲突的战场。迹象一直都存在着，但不总是为外界所理解。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平等的传统，那么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就缺乏服从的传统。詹姆斯·莫里森曾在1831年写道：“我们是孤儿，是社会的私生子。”^[215]这种强调不是出于认命而是出于自豪。

在这些年中，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工具”、“用具”或“机器”。在议会委员会调查手织工的状况之前（1835年），曾有人请一位证人谈谈他的同伴对改革法案的看法：

这些人曾同功利主义对抗过，并企图阻止其影响，他们这样做并非是盲目的，而是出于理智和道德激情。他们并不是同机器，而是同本质上具有剥削压迫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关系作战。在这些年中，浪漫派对功利主义的大批判也在同时进行，但走的却是另一条完全独立的路线。在威廉·布莱克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智者熟悉这两种文化，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在这两种传统之间作互相解释。自告奋勇地打开“新道德世界”的，是一个好生事的欧文派。而此时华滋华斯和柯勒律治却已在他们自己那不值得着迷的城堡后面退了出来。所以这些年时时出现的似乎不是革命的挑战，而是一种抵抗运动，浪漫主义和激进的工匠在其中都反对贪得无厌的人的说教。这两种传统找不到一个结合点，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损失有多大，我们却无法确定，因为我们也属于失败者。

然而，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工人看做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50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