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树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打量一下托马斯·哈迪和他的同伴们。1792年1月，他们在埃克斯特街的“钟声酒吧”碰头。我们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是为了打破存在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存在于工人阶级骚动史与这个国家其他阶级文化思想史之间那道万里长城。18世纪9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事过多地被视作仅仅是巴士底狱风暴的反射。^[1]但是，由法国的样板作用而加速发展的那些因素——非国教的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早在英国历史中存在。18世纪90年代的骚动尽管只持续了五年（1792—1796年），但它的意义却尤为广泛深远。这场骚动改变了人民的亚政治态度，影响了阶级组合，并首创了延续到这个世纪的传统。虽然法国的事件激发和煽起了这次骚动，但它并不是一场与法国有关的骚动，而是一场争取英国民主的英国骚动，其范围之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2]

法国样板击破的那道闸门是立宪主义，但时间是在1792年而不是1789年，而且流入的洪水是汤姆·潘恩。要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下1792年下半年英格兰北部的形势。夏季，陆军大臣已认为形势十分严峻，有必要派副官前去巡视，以摸清军队的部署情况以及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军队的可靠程度。在设菲尔德，他“发现潘恩的煽动性学说和那些竭力扰乱国家安宁的派别分子所施展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他看到设菲尔德有一个“他们策划所有煽动性阴谋的中心”，2500名“最下层的机匠”加入了主要的改革协会（宪法会）。

1792年秋冬时分，威尔伯福斯（约克郡议员）从不同渠道收到令人惊愕的报告，怀威尔写给他的信中谈了“达勒姆郡下层人民的状况”：

11月份，有一个人从北希尔兹直接写信给皮特，用近乎惊慌失措的笔调描述了海员的罢工和暴乱（“又及：令人震惊的是，暴民抓获了一些不大情愿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海员和高级职员，正强迫他们一丝不挂地走在队伍前面游街示众”）：

一位有声望的人从利兹写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谈到“潘恩的那本毒书……被缩写成6便士小册子，大量售出和散发。……你可以在屋内我的雇工的衣柜中看到这些书。士兵们都受到了影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国家的状况看来十分危急”，他还告诉利兹那位信友：“我想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提议……确定某一天为斋日和蒙耻日。”但从利兹传来了好消息：一群效忠国王的人在街上举行示威。

但是，设菲尔德的街道上却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场面。人们在11月底举行游行庆祝法国军队的瓦尔密大捷，当地一份支持改革派的周报《设菲尔德纪事报》对此作了报道（1792年11月30日）：在枪炮的轰鸣中，一支由五六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拖着一头被切开的烤牛走过街道。队伍中有——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冥顽不化的一群恶棍”，一位持有敌意的旁观者这样说道。

这里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即矿工、船工、整布工和刀匠。不仅外滨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和杂工（他们那五彩斑斓、喧嚣尘上的示威经常用来支持威尔克斯），而且全国城乡的所有工人都住为自己要求普遍的权利。正是这——而不是法国的恐怖，使有产者阶级惊慌失措。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人权论》出版前后的事，就可以看清这一点。第一个大众团体直到攻陷巴士底狱两年多以后才组成。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中的一般倾向是对法国革命最初发生的事表示欢迎，甚至连传统主义者也宣称法国终于迟缓地向英国的“混合政体”概念看齐。非国教徒，尤其是普赖斯法师是最早利用法国样板的人，他们的做法是：援引英国的类似事件、援引从光荣革命取得的权利，对本国的“首席执政官”进行清算。要求停止剥夺非国教徒的权利（“宣誓法”及“市镇团法”）的宣传在1789至1790年的冬季达到高潮，在这场斗争（以及相反的斗争〉造成的情绪激昂的氛围中，改革派的第一批外省“宪法会”和敌对贵族的第一批“教会与国王”俱乐部成立了。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斥责普赖斯法师的一本书）是即将出现全面反应的第一个重要迹象，该书的问世先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和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次恐怖行动。确实，伯克激昂的论点使许多立场不坚定的改革派（皮特和伯克本人也曾是这种人）感到突然，甚至连传统主义者也是如此。如前所述，1791年夏发生在伯明翰的“教会与国王”派暴乱几乎不属于“法国革命”时代。尽管发动暴乱的借口是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庆祝晚宴，但是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的宣传都未能深人民众。从1792年5月起，威尔伯福斯所描述的那种利兹式的反稚各宾示威组织得更好了，示威者中掺进了更多的生活不得意者和无自立能力者，而且更公开地具有恐吓下层改革派的倾向。

然而，伯明翰暴乱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8]当局明显地参与在内而且感到满足，这使改革派非常愤怒，使他们态度更加坚定，改革派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庆祝巴士底狱的陷落，但没有发生恶性事件。暴乱还以一种讨厌的方式为改革派的活动作宣传，而这时，又恰是《人权论》的第1部正在贏得民众的心。兰开郡的官员发觉了由伯明翰事件造成的“普遍敌意”，并将它与“各种工人和工匠中的联合意向相联系，他们对一切法律控制都表示不满。^[9]在伦敦，也许是为了对伯明翰事件作出反应，曾是威尔克斯副手的霍恩·图克在8月主持了“普遍和平与自由之友特别会议”，会议在茅屋酒馆举行，以传单形式发表了《致词与宣言》，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与法国榜样间的关联。

事态在1791至1792年的冬季加快了，当时伦敦和外省成立了好几个改革派协会。1792年2月，含有重要“社会”一章的《人权论》第2部出版3月，宪法知识会重组，^[10]霍恩·图克是主要人物，他将在改革各派之间充当积极的联络人。4月，辉格党的一批贵族和议员创立了排他性的“人民之友会”，该会目标之一是抵消潘恩极端的非宪政主义，而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一个委员会报告，其中以费边主义式的彻底性调査了议会的代表制情况、腐败情况和受人摆布的情况。1792年5月，一项禁止煽动性出版物的国王公告颁布实施，它尤其是针对潘恩而来的。那一年的夏天，奥俄军队开进法国；法国国王和王后被捕，第一场打击旧政权支持者的恐怖行动开始了。（法国）国民公会于9月开会，宣布当年为共和元年。11月，约翰·里夫斯创建了他的反雅各宾协会。12月，潘恩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本人缺席），《人权论》被定为煽动诽谤之书。1793年1月，法王路易被处决，2月，英国和法国开战。

像这样把事情平平地串在一起会使人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1792年2月到1793年2月这12个月中的戏剧性变化。这—年初，皮特很有信心地期望和平会持续“15年”；6个多月之后，他仍然希望英国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从法国动乱中渔利。1792年5月的公告表明政府方面对潘恩派的宣传首次真正感到惊慌，但这仍被视作一个纯内政问题。三个因素改变了局势：第一是9月大屠杀后法国革命的迅速激进化。第二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扩张主义狂热对英国利益和欧洲外交均势构成直接威胁。第三则是法国的革命激情与英国日益增强的雅各宾激进运动之间出现合流的危险迹象。1792年11月，法国国民公会向各国人民颁布了著名的“博爱与援助”法令。在同一个月的稍后时刻，来自伦敦和苏格兰的友好代表团出席（法国）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的一位委员（格雷瓜尔）预祝新的共和国将很快会在泰晤士河畔崛起，而正在法国流亡的潘恩则被加莱市选为国民公会代表。犹豫不决的吉伦特派的扩张主义政策到12月时在萨瓦、莱茵兰、尼斯和比利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响彻四方的口号是：“向宮廷开战，给茅舍以和平”。真正开战的时机（处决法王路易和控制斯凯尔特河）在这12个月结束时出现了，而这段时间里，皮特己由一个主张经济紧缩、和平和微小改革的首相变成欧洲反革命力量的外交设计师。^[11]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遍及一个阶级；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变了，后者曾在皮特身上看到了实现经济合理化和谨慎的政治改革的希望。

这些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英国民主骚动的深刻性和激烈性，一直受到普逋的轻视。英国有产者的惊恐和反革命攻势在法王被捕和法国9月屠杀的数月之前就已开始，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当局的每个部门都在运用一切手段大肆宣扬断头台的受难者和法国流亡者的苦难，这不仅是出于震惊和怜悯，而且也许主要的是用来对抗英国雅各宾派的宣传。

应该说，《人权论》第2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一般都承认（1793年一本小册子）的估计是：到那一年为止，售出总数达20万册，而当时的人口是1000万。^[12]在宪法知识会和地方协会的资助下，第2部很快出版了6便士版本。汉娜·莫尔抱怨道：“造反、不忠和邪恶的支持者们费尽全力把那些有害的小册子驮上驴背，然后不仅在茅舍和路边卸下来，并且运进矿山煤窑”。^[13]据说在设菲尔德，“所有刀匠”人手一册。在纽卡斯尔（斯塔福德郡），据说潘恩的书“几乎每人手握一本”，陶工帮工们更是如此。“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中有2/3以上的人做好闹事的准备，下层居民尤为突出”。^[14]潘恩的书流传到康沃尔的锡矿，门迪普的村庄和苏格兰高地，不久以后又流传到爱尔兰大部分地区。一封信的作者抱怨道：“威尔士的北部地区

一位英格兰的作者在信中写道：“这本书现在与《鲁滨逊漂流记》和《天路历程》一样，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必读之书。”^[16]

在对潘恩作缺席审判时，总检査官抱怨道：《人权论》被“塞到各式臣民手中，甚至用来包装孩子们的糖果”。邓达斯解释道：“当大工业城镇中有大量的人倾向于接受和传播有害的学说时”，1792年5月国王公吿的颁布是有道理的，他明确宣称，廉价的节选本加剧了危害性。全国各地都召开了精心筹划的会议支持这个公告，地方官员和教士发表效忠演讲谴责潘恩，乡绅们组成协会以“维护古老英格兰的光荣宪法不受侵害"。一本肆意谩骂攻击潘恩的小册子在持许经费的资助下印行22000本。^[17]潘恩写了言语犀利的《复函》来回击越来越强烈的攻击，其中与贵族的“人民之友会”论辩，嘲弄将请愿作为改革途径的做法。

由于海峡另一侧的国王因国民公会的缘故而被投入大狱，所以这是具有革命性的言论。但在这封《复函》出版之前，潘恩本人就为逃避逮捕跑到海峡另一边去了。他的临行赠言是“共和国元年11月11日从巴黎”发出致总检査官的信、以便在他的审判上宣读。（他说）对他的裁决意味着对“虚构之人”的裁决，将表明这实际上是对英国人民权利的裁决。

但是，甚至在潘恩采用如此激烈的腔调之前，他的著作就已成为区分改革派中不同侧重点的试金石了。贵族的“人民之友”竭力想证明他们对1688年解决的忠诚，切断他们与任何有关国民公会方案的联系以及与潘恩的“飘忽不定的妄言的联系”，因为这些妄言“企图激起标新立异的精神，对这种精神，任何智慧都无法预见其结果，任何技能都无法指引其方向”（1792年5月）。^[20]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是约克郡一位绅士改革派，他发表《为普赖斯法师辩护》（1791）—书驳斥伯克，但他在书中还是对潘恩的著作感到惋惜，因为它试图“挑动最下等阶级的人民以暴力和非公正的方式行事”由此造成“有害的影晌”。^[21]在《人权论》第2部出版之后，怀威尔的语调强硬起来。在他和全国范围内的温和改革派进行通信时，他运用他的巨大影响敦促他们进行一次反宣传，以减弱“潘恩先生那不合时宜和有害主张”的影响。1792年4月，他还敦促伦敦宪法知识会断绝与“大众派”的联系。

潘恩将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相联系，造成更尖锐的阶级对抗精神，这无疑使怀威尔最为震惊。“对公众事业不幸的是他在1792年5月绐设菲尔德一位绅士的信中写道，“潘恩先生采如此违宪的立场，在下等阶级人民中建立了以共和国为目的的政党，其手法是向他们推述抢劫富人的前景”。^[22]

怀威尔在伦敦宪法知识会内（潘恩本人也是会员）的支持者不如潘恩派人多，该会曾正式欢迎《人权论》第1部的出版，与此同时又通过一项决议确定对混合宪政表示支持（1791年3月和5月）。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温和派败下阵来，让位于毫不妥协的卡特莱特少校、具有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有冒险精神的霍恩·图克、雅各宾派律师约翰·弗罗斯特和潘恩的最亲密小圈子。戏剧家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在给戈德温的信中欣喜地写道：“赞美你啊，新耶路撤冷，千年盛世，将和平和永恒之福陚予潘恩精神吧。”该会于1792年初春进行改组，潘恩的追随者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人权论》第2部，尤其是有关“社会的主张”受到正式的欢迎，协会提出更有生气的鼓动政策。图克和弗罗斯特协助哈迪筹组伦敦通讯会，它自己的通信范围也扩大到各郡的协会和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5月）；传单、小册子和潘恩著作的廉价版本得到出版，协会还为潘恩出庭辩护视集民众筹款。约翰·弗罗斯特以该会代表的身份于1792年11月和12月前往巴黎，出席了对法王的审判。伦敦通讯会以及曼彻斯特、诺里季和设菲尔德通讯会均表达了对潘恩的支持；博尔顿年轻的商人、一神教信徒托马斯·库珀是颇有才华的宣传家，他对《人权论》第2部的问世欣喜若狂：“它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恋于政治。这本书满篇皆是真知灼见……尖刻抨击之处屡屡出现，更使该书增色不少。我认为该书真是一部精品……伯克再无还乎之力，已被该书击垮。”^[23]

1792年是汤姆·潘恩极为风光的一年，在这12个月中，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书流传到不列颠岛的各个角落，那是一块试金石，将绅士改单派和辉格党贵族与那人数少但寻求工人和工匠结成同盟、欢迎潘恩有关社会和经济的主张、希望建立共和国的激进制造商和专业人员区分开来。皮特经过长期的拖延终于作出起诉潘恩的决定，这标志着镇压时代的开始。在宣布潘恩不受法律保护（和査禁《人权论》）之前和同时，当局以执著的努力与改革派交锋。潘恩在1792年夏写给沃克的信中说：“既然我们已开始动手，那就不能停下来，要继续出版廉价出版物，这将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会使宫廷老爷们晕头转向，因为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24]但是，“宫廷老爷”也使他们的出版物具有进攻性，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开动“发条”。里夫斯的“保护财产反对共和主义者及平等派协会”的出现，正好巩固加强了为对付大众团体而建立的大量地方官员和绅士的协会，这些协会在1792至1793年冬季企图重新使用暴民的暴力手段，而一年前，这种手段在伯明翰很有效。1792年12月，一群醉醺醺的暴民在有人指使下袭击托马斯·沃克在曼彻斯特的住宅，沃克和他的支持者朝天开枪，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相同的伎俩也在一次竞选中使用”，沃克写道：“他们从各个酒馆中网罗酒徒，然后上街游行，由一个横冲直撞的家伙领头，手举一块写着‘教会与国王’的标语牌。”^[25]

“火药阴谋节”式的反潘恩游行在全国各地发动，这种游行与威尔伯福斯从利兹得到报告的那种情形相同。彭宁山区一个名叫里本登的纺织小镇上有一位富裕律师，他在1793年1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他付给“举着潘恩模拟像并向它射击的人10先令6便士。”^[26]赫克蒙德怀克的一个磨坊主扮作潘恩，他让自己在煤窑里阅读《人权论》时被“发现”，然后他的面具被套在一个用稻草扎的模拟像上，拖着绕村庄示众和“处决”。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人们费了很大力气用大锤将潘恩的木模拟像砸成碎块，抡锤人的双手都震出了血。^[27]1792年12月，

里夫斯协会的分会甚至在像布里格和凯斯特这种小市镇上也有建立，其目标（以凯斯特分会为例）包括提高“警惕，采取行动，揪出那些家伙绳之以法，这些家伙出版和散布煽动性的传单和著作，参加非法协会活动或策划阴谋，企图破坏公众的安宁……”^[28]

如果说《人权论》的散发是全国性的话，那么反雅各宾协会的发展也是这样。因而，英国的革命势头在几乎还没有开始积聚力量之前，就暴露在反革命进攻面前，而且这种进攻得到当局财力物力的支持。乔治·勒费弗尔写道：

但是，这些精心组织的效忠游行，不论暂时的贿赂和放纵使它们如何显得深入人心，却越来越显示出人为的迹象。每一堆焚烧潘恩模拟像的大火都以不自觉的方式指明了乡绅的宪法和人民的权利之间的分歧。“教会与国王”派的行动，反映偏见对异己集团的乱砍乱伐，而较多地表现出这是一场政治内战中的前哨战。托马斯·沃克驱散了攻击他的暴民，这些暴民是“最无原则性派别的可怜工具”，如果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所有人……都将会守本份，或者依我之见，这些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暴民会与我们站在一起。”^[30]

沃克说的对不对？在所有问题中，这是最难回答的。我们必须再简要地叙述一下此后两年的事。

在民众情绪的每次大变化之后，冷凝和收缩的现象总会发生。这种现象在1793年开头几个月中有所加强，其原因有三，即处决法王、战争开始和着手起诉改革者。在改革者中，有非国教牧师威廉·温特博特姆，他仅仅由于一次布道而入狱四年，而布道的内容几乎没有超出由普赖斯法师广为传播的有关君主责任的观点；还有约翰·弗罗斯特律师，他被处以枷刑和监禁一年半，其表面上的罪名是在玛丽莱本一家咖啡馆发表的言论：“我主张平等。……嗨，不要国王！”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以英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法国国民公会。纽沃克一个名叫霍尔特的印刷工由于重印了宪法知识会早先的一份宣言而坐了四年牢。莱斯特的书商理査德·菲利普斯因出版同情改革的《莱斯特先驱报》而被囚禁一年半，他表面上的罪名是出售《人权论》。许多不知名的人也遭到各种不同的骚扰。当局还想尽办法十分成功地在人民团体中安插了奸细。早在1792年秋，186名曼彻斯特酒馆业主就签署了一项宣言，拒绝将他们的房间用作“任何形式的俱乐部或协会……有一种倾向是企图采取那些该死的家伙所极为渴望采取的行动，即毁灭这个国家。”有人登门警告那些没有签署这项宣言的酒馆主说，他们的执照将不予延期。拒台上的行会招牌上写着：“本店概不接待雅各宾分子。”曼彻斯特改革协会的书记在写给伦敦通讯会的信中说；“这个城市中的改革之敌竭尽全力遏制崇高的自由精神……。”^[31]

同样的半非法形式的恐吓也在伦敦运用，伦敦通讯会的各个分会被从一家家的酒馆中逐出。“刹时间，从朴次茅斯到纽卡斯尔、从斯旺西到切姆斯福德的几乎每一个城镇中，政府都采取了清査异端邪说的行动。”^[32]伊普斯维奇的官员驱散了一个啤酒馆中“由特别下贱的人组成的”“辩论俱乐部、威尔特郡的一名小学校长因“发表反叛言论”而被解雇；在北安普顿郡的乡村中挨家挨户的效忠游说广泛进行。各个地区都派驻了密探，巡视各书店，对任何出售《人权论》的人提出起诉。至少有一名不识字的广告张贴工因张贴了拥护改革的传单而被监禁。

国外事态的发展也未能使英国雅各宾派的日子好过一点。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对法战争重新唤起了人民中间长期存在的反法传统。每一次新的处决都作了大量详尽的报道：9月屠杀、处决法王、处决玛丽·安托瓦妮特，这些都加强了这种反法情感。在1793年9月，潘恩的朋友吉伦特派也被逐出国民公会，该派领袖被送上断头台。而在179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潘恩本人也在卢森堡被投入监狱。这些经历在有思想的一代人中引起最初的深刻幻灭感，华滋华斯就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曾以热烈和乌托邦的方式将其信仰与法国的事业视为一体，1792年出现的那种知识分子与下层改革派之间的团结再未出现过。

在1794年，战争狂热进一步升温。人们组成志愿军团，向公众募捐，传统集市变成了阅兵的好时机。政府对报刊的津贴增加，影响也增加，通俗的反雅各宾传单成倍增长，在埃克斯特流传的一份传单写道：

在伯明翰，一个名叫“乔布·诺特”的庸俗下流的小册子撰写者对改革派说道：

里夫斯的协会在伦敦各教区中影响最大，于是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査。在圣安妮，一本教区记录簿上记载了“居民和外来人的肤色、年龄和行业等”。在圣詹姆士，居民被召集起来谴责所有“不负责任”、不愿责成其仆人、雇工和学徒在效忠宪法的宣言上签字的家长。未经里夫斯的人鉴定的手工工人不得被雇佣，酒馆主若不举报“可疑者”就拿不到执照。里夫斯委员会的成员强制为军队征集法兰绒马甲，并将此作为检验是否效忠的辅助方式。后来又从征集马甲扩大到征集“连指手套、内裤、帽子、衬衫、威尔士平纹棉布、袜子、鞋子、长裤、靴子、床单、大衣、睡衣、裙子、毯子……”^[33]

战争期间如此规模的清除异端邪说的行动并不能证明异端邪说的广泛存在。“效忠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总是认定“反叛”的存在，即便只把它作为一种陪衬也好。但是，大量涌现的文章、布道以及对偏僻区域的雅各宾派成员的攻击却表明：其中不仅仅是“战争狂热”，或有产阶级的一种负罪或不安感，其中必另有所含。1794年4月，一伙手持短棒的粗汉在去罗伊登的途中路过米德尔顿时恐吓年轻的塞缪尔·班福德——用谩骂、砸碎玻璃窗来对待“潘恩派”。他们捣毁“轻骑手”酒馆，改革派当时正在这里开会，在场的人均遭殴打。与此同时，家住在离现场仅几十码之外的地方官拒绝走出家门干预，教区牧师则站在小土坡上为这伙暴徒指认逃跑者：“那边有一个。……那是个雅各宾分子，还有一个！”^[34]看起来，当局似乎感受到了群众观点上的某些变化，那是一种情绪上的隐蔽变化——虽不会把英吉利民族变为潘恩派或雅各宾派，但会使它倾向于容纳和容忍煽动分子。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足以使所有“易燃物”大火冲天。所以，必须对改革者加以监视和恐吓，必须用怀疑的目光将那些协会孤立和包围起来，必须激起无知者的偏见并赋予其合法性，尤其是对那些与下层改革派有联系、又能够接触印刷业、书店、讲坛或演讲台的专业人员更要加以恐吓。

不清晰者的态度或穷人情感结构中这种显著变化可以在人们不曾预料之处得到证实。在1793和1794年，突然出现了对千年王国的幻想，其规模是17世纪以来最大的。霍尔克罗夫特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理性的奇想，布莱克的“耶路撒冷”是一种幻像（尽管千年王国派对他的影响比评论家们所注意到的要更大些），穷人和老实巴交之辈却发现理査德·布拉泽斯是一个更直率的预言家，布拉泽斯是一名领取半薪的退役海军上校。他的《预言所揭露的知识与时代》于1794年初出版。他的预言综合了对上帝意图的精深了解和启示录的一般内容，所用语言也是将穷人非国教中的“易燃物”和革命时代的“易燃物”合二为一：

他的幻像之一是“一条流经伦敦的、宽阔的河沾满人血”，他预测伦敦将于某一天毁灭，是日恰逢极其猛烈的雷暴雨。约翰·宾斯在去伦敦通讯会参加会议的途中到一家啤酒馆避雨，他在那里（饶有兴致而又惊奇地）发现人们正在等待毀灭的到来。^[35]—会儿之后，布拉泽斯宣布只是由于他本人在最后一分钟干预的结果，伦敦才免去此劫难。由于他十分明显地施展了对上帝的影响，他的信徒瞬间便翻了一番。

有一本8页篇幅的小册子，它是否得到布拉泽斯的授权尚不清楚，小册子名为《布拉泽斯对于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预测……：预言教皇的倒台；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德意志发生的革命；本国和他国某些重要人物的去世，以及令人可畏的饥荒、疽疫和地震……》。书中说；英国将出现“巨大的悲哀和痛苦，并与难以言状的欢乐交汇在一起”，“骄横者和显贵们将会一落千丈，甚至会蒙受奇耻大辱。正义者和穷人们将在恶人的废墟上兴盛起来，宫殿将会是……，茅舍将会是……。”至于饥荒、疽疫和地震，显然它们都是隐喻：

“法国必将再次流血，但流出的只是肮脏之血。”“意大利将把反基督者从宝座上掀下来……。”土耳其与俄国将陷入战争，最后以土耳其政府、伊斯兰教信仰、俄罗斯帝国和希腊教会的毁灭而告终。在这些显示仁慈的征兆之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代将到来。“所有人就像是一个民族，都是一条心。……基督教徒、土耳其人以及异教徒将不再是区别人的界线”：

布拉泽斯的影响也许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36]他的一些含义不明确的预言好像都兑现了。每当法国军队获胜时，人们便会想起这些预言。伦敦通讯会的会员时常拜访他，他们也许甚至会鼓励他。一位议员已准备好为布拉泽斯预测力的真实性作证（这已屡见不鲜）。著名的雕刻家、政治改革家威廉·夏普成了他的信徒。枢密院视布拉泽斯若芒剌在背，于1795年3月将他逮捕，在此后几年里将他囚禁在一个精神病院中。像利兹的乔治·特纳这样的追随者们直到世纪之交时仍在努力要求释放他（威胁道：如果预言家依然被囚禁的话，他们就要毁掉伦敦），这样，他们就为更狂热的乔安娜·索思科特崇拜铺平了道路。^[37]对立的预言流派壮大起来，许多人在《启示录》中一遍遍搜索，而卫斯理宗和浸礼会的牧师们则努力消除这种新的异端。1798年，一个“真正浸礼会”的传教士与他在诺里季、威斯贝克和利物浦等地穷人中的教徒进行比试，从《启示录》中寻找根据反驳其证据，要他们不要与魔鬼靠得太近，而要回到精神的朝圣路途上来：

千年王国被肯定放在死后出现，到那时：

出现在威斯贝克和利物浦的千年王国精神反映了一种反抗的情绪，当局将这种情绪诋毁为“标新立异的精神”，它还反映了轻信者不甚明确的社会乐观主义，它与更复杂的革命理想是同一类东西。彭斯写道：“为了那个世界，它正在降临；如果兄弟们为那个世界而奋斗，到那时全世界将坦诚相处。”“人惟有亲如兄弟才能生存布莱克也附和道。同样的精神是他自己写的“预言书”和关于耶路撒冷的美好憧憬的着重点：

无论这种精神是以梦幻的或是迷信的形式出现，它都是“理性时代”到来时的一种离奇的矛盾现象。但是，在观点的变动和新理想的孕育方面，它也许和潘恩的论述一样具有持久的影响。

那些经受住了1793年开头几个月的打击和政治迫害的群众团体也许是对1792年乐观精神的证明。1792年就牢固建立的团体守住了它们的大部分阵地，甚至改进了其组织。伦敦、设菲尔德、诺里季，也许还有德比和诺丁汉的情况就是如此。大部分协会的会员有所减少，许多有影响的中等阶级支持者也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曼彻斯特协会因托马斯·沃克抗击暴民保卫住宅正在等待涉嫌反叛罪的审判而大大削弱了；莱斯特的菲利普斯被投入监狱，当地宪法知识会也就解散了。但在这两个中心城镇，更平民化的协会在其受人尊敬的母协会失势之后继续存在。（曼彻斯特的地盘由沃克的宪法会和改革爱国会分享，后者据称由“最下等阶级的技工”组成。）^[39]

设菲尔德协会是最强大的协会，1792年时在册会员接近2000名，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4月，该会通过了一系列言辞直率的、谴责战争的决议；5月，该会宣称它为一项全国性的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请愿书征集到了近1万个签名。诺里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非国教徒堡垒，拥有大量的小雇主和手工工人，这些人有强烈的独立传统。也许，诺里季在地位上还超过设菲尔德，是雅各宾主义最重要的地方中心，尽管有关当地运动的档案资料还不够完备。1792年8月，当诺里季革命会资助《人权论》出一个廉价本时，它宣布拥有48个附属俱乐部。该会到10月又宣布它的“合伙兄弟”已不少于2000人，^[40]在1793年3月，诺里季仍是小规模俱乐部环绕的中心，市内有“30至40个独立的协会”，“此外乡村中还有许多协会”，^[41]但是，6月寄给伦敦通讯会信函的语调却表明他们遇到了困难：

伦敦的情况较难确定。战争开始后，宪法知识会大大衰落了，直到1793年秋季，其活动基本上限于通过正式决议的范围。伦敦通讯会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1792年的最后几个月，该会曾宣称拥有数千名会员，1793年1月（据一名密探在哈迪受审时的证词），该会采取措施，拨经费给斯皮特费尔兹分会和莫尔费尔兹分会，以支付会议室的租金。这两个分会尽管财政拮据，“但其会员数目相当于其他分会的总和”。不过在9月，事态表明有必要对莫尔费尔兹分会和另一个“位于瘸子拐林地……十分暴烈的”分会进行改组。在全国请愿方面，尽管委员会很努力（约瑟夫·杰拉尔德在高等（债务）监狱中征集到200名犯人的签名画押），但伦敦通讯会仅征集到6000个签名。^[43]1793年5月30日，（据密探说）“哈迪先生提议中止活动3个月，该提议被否决。”7月，哈迪在给利兹新成立的宪法会写信时颇为自信地，我们已在对抗有地位、有年金者方面站稳了脚跟”：

这种信心并不是盲目的，因为在夏季，明显地恢复了与外省的通信，旧的协会恢复活动，新的协会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是伦敦通讯会而不是宪法知识会占据了核心地位。伯明翰一个于1792年最后几个月中成立的协会在初夏时谨慎地扩展其活动，受到不同寻常的欢迎，“贵会会员人数的增加将很快洗刷掉由‘教会与国王派’暴民非正义的行动所强加在贵城头上的耻辱”。利兹一个由“一伙贫穷的技工”组成的新协会要求与伦敦宪法知识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7月，赫德福德郡和图克斯伯里的新组织写信给伦敦通讯会。图克斯伯里的书记本人签字时用了这样的词语：“你们的同胞、光荣的自由事业的合作者”，他推述了何以——

8月，伦敦通讯会恢复与德比、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诺丁汉和考文垂等地协会的通信联系，要求它们“指出比邮局更安全的传递我们信件的方式”，而且还提出要求，希望它们采用通讯会的名称，组建一个“统一协会”（暂不实行）。该会的会议记录表明它的会议到会人多、安排有序，成立了新的分会并接纳了新的会员。^[45]

群众团体经受了第一场风暴，但它们重新出现时，侧重点和调子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潘恩的名字放到了后面，他那率直的共和主义的调子也变成了重新强调恢复宪政的“纯洁性”。（1793年6月，伦敦通讯会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用1688年的解决方法来看待宪政。）但是，在当局显然已打算对任何超越此范围的言论予以起诉之时，这种改变就必不可少了，而另一方面，镇压行动又导致这些协会更加激进。首先，步伐正在予以调整，但不是在伦敦，而是在苏格兰、设菲尔德和诺里季。其次，当几个坚定的专业人士如约瑟夫·杰拉尔德、莫里斯·马格罗特和约翰·瑟尔沃尔等与诸如哈迪和巴克斯特这样的手工工人在伦敦发挥领导作用时，1793年参加协会的多数改革派却是些手工工匠、挣工资者、小业主和小商贩。他们现在反复强调两个新的主题，一是经济上的苦难及纠正它的社会方法，二是模仿法国的组织形式和发表宣言的形式。

如果我们可以从哈迪保留的会议记录中加以判断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卓有能力、态度认真的组织者，是那些数十名跟随他的志愿工作人员所推崇的光辉榜样。根据宾斯所述，哈迪“衣着朴素，谈吐直率，从不摆架子，也不装腔作势”。伦敦通讯会的一位主席莫里斯·马格罗特是酒商的儿子，他的很多童年时光是在葡萄牙和瑞士度过的，（在瑞士时，曾就学于日内瓦大学）有时被称为“法国人”。他精力充沛、胆识过人，但深深染上了英国雅各宾派的特有恶习——自吹自擂。^[46]约瑟夫·杰拉尔德和约翰·瑟尔沃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全国领袖和理论家的气质，杰拉尔德是塞缪尔·帕尔博士的高足（帕尔素有“辉格党的约翰逊”和西部学术前辈之称），是他最有力地宣传了潘恩的危险主张，即召集英国改革派的国民公会。^[47]正是这种改革者大联合的威胁和一种甚至更为严重的、日益加强的威胁（英格兰、苏格兰的改革派和联合爱尔兰人的结盟）促使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

当局的困境是立宪主义的自身矛盾造成的。当法律足以使地方官员作出即刻定罪的时候，国王的司法官员们却迟迟不愿作出重要起诉。有关煽动的法律不明确，总检查官面临的选择是可按叛国罪起诉，也可以提出较轻的煽动诽谤罪指控。福克斯的《诽谤法》于1792年开头几个月的温和时期生效，使陪审团既是案件也是案情的裁决人。这也许是福克斯为普通人民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上述法案是在镇压浪潮到来之前的最后时刻通过的。^[48]因此，英国政府面临着重重障碍：法律不明确；陪审团制度（它两次裁定丹尼尔·伊顿无罪，1794年裁定托马斯·沃克无罪，使当局丢了面子）的存在；有一个人数不多但十分出色的福克斯反对派，其中包括大律师托马斯·厄斯金（他在几次审判中指导辩护工作）；以及公众舆论中填满了立宪主义的口号，它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抗击任何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

但苏格兰法律并不相同。这里的法官很温顺或有党派偏见，陪审员也可以从容地加以挑选。而且，这里的苏格兰“人民之友会”在1792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公会。1793至1794年苏格兰的审判不仅针对很有活力的苏格兰雅各宾派协会，而且也针对英格兰的协会。第一次打击发生在1793年8月，最有才华的苏格兰领导人托马斯·米尔在一次恶意中伤的虚假审判之后被判处14年流刑。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的举止比起诉本身更为恶毒，他对一位从法官席后面走过的陪审员小声说道：“喂，霍纳少爷，帮我们绞死这些该死的恶棍。”在向陪审团提交的指控中，他提到米尔的能力，和“在无知的乡下佬和下等阶级中”进行宣传挑拨，“使他们扔下活计不干”：

他告诉陪审团一个“不须予以证实的”事实：“英国宪政是自创世以来最好的宪政，要使它更好是不可能的”。他的那些有学问的法官同事们颇有同感，其中一位（斯温顿勋爵）认为煽动罪包括“谋杀、抢劫、抢夺、纵火等各种罪行。……如果要寻找与罪行相当的惩罚的话，这不可能在我们的法律中找到，因为严刑已被幸运地废除了。”^[49]第二次打击在9月份，当时在邓迪任牧师的帕尔默在珀斯受审。帕尔默是一名英格兰惟一神教派牧师、剑桥大学女王学院成员。他的“罪行”是鼓励人们阅读潘恩的著作，参加邓迪自由之友会（被说成是“下等织工和技工的”协会）而成为会员。法官席上假慈悲的人“以最轻的量刑”判处帕尔默去波塔尼湾服7年流刑时流下了大把的鳄鱼泪。

这就是两个有才华的专业人员的例子，他们都愿意无保留地与平民改革派合作。这两人都极为顽强地经受住审判，保持了尊严。苏格兰改革派在这些审判的威胁下也没有被吓倒，看起来他们有可能通过与英格兰的协会保持更紧密的团结而使自己得到某种保护，因而敦促尽早召开国民公会。哈迪、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都表示同意，会议通知提前两个多星期发出，定于在爱丁堡开会。伦敦通讯会指定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为代表，于1793年10月24日在哈克内举行其首次露天集会，确认这项指定。数千名支持者参加了这次集会，到场的还有一些好奇者，他们由于听到了法国雅各宾派已经登陆或“汤姆·潘恩就要来种植自由之树”这样的谣言而被吸引到会场来。大会记录忠实地记载了投票决定的代表开支标准（来回旅费10镑、旅途费4镑，在爱丁堡每日生活费9先令）。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协会在严厉催促下筹集这笔“经费”。然而，这笔经费最后竟足够把他们的代表送到澳大利亚去。

会议通知发得过于急促，地方上的协会来不及筹集款项派出代表。设菲尔德的协会是个例外。11 月1日，该会发了一封带有嘲讽语气的信给伦敦宪法知识会，对其按兵不动提出批评：

设菲尔德的协会指定布朗为其代表赴爱丁堡，他是一名“演艺人”，后来改行当律师，他还受托代表利兹协会。诺里季各协会授权马格罗特作为其代表，并提供“费用”。苏格兰的审判、法国在瓦朗西安的胜利、价格和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召开一次国民公会的现实威胁造成一种新的沮丧气氛。伯明翰协会对无力派出一名代表感到抱歉：

设菲尔德协会也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

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完全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在把精神团结的“援助”抢送给他们的苏格兰同志们。要是当时不这么做的话，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运动就会一蹶不振。布莱克斯菲尔德主持的法院像对待米尔和帕尔默那样来对待英格兰人，而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就是在对此提出挑战。援助到得正是时候，爱丁堡的国民公会于10月底简短地召开，然后便在英格兰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休会。当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抵达之后，国民公会急忙重新召开，会议力量比以前增强。马格罗特、杰拉尔德和苏格兰干事斯克文左右了会议进程，这次会议在1793年11月最后两个星期一直开会，直到12月第一个星期被冲散，其领导人旋即被捕。（在此之前，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向哈迪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提供更多的经费以便能够去造访苏格兰各主要协会。“所有召回我们的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除非是出于恐惧。我们必须提醒你只有我们才应该害怕而不是你”。）国民公会的进程是温和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在做戏。但有一些情况使之更具革命色彩：国民公会毕竟得以召开了，联合爱尔兰人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法国式的程序和演讲被使用（尽管“公民”这个术语已在设菲尔德使用了很长时间〉，它在爱丁堡的亲法气氛中出现。会议记录所用的年号是“英国国民公会元年”，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条款在后来的审判上引起争论），同意在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或动用法律手段对付改革派的情况下，立即在一个秘密地点召开紧急国民公会。^[51]

随后进行的审判按照对米尔和帕尔默审判的方式进行。斯克文和马格罗特为他们自己所作的无罪辩护十分出色，但他们被判处14年流刑。斯克文在离开法庭时说道：“大人们，我知道这两天所做的事将被重新评价，这是我的宽慰，也是所有的希望”。马格罗特出庭时有一队人陪伴着他，他们举着一棵成“M”形的“自由之树”罩在他头上，他做得很夸张，急欲得到殉难者之冠。但是，他大胆地向布莱克斯菲尔德挑战，在受审前的一次晚宴上，马格罗特夸耀地说他情愿让改革派在服流刑前先受鞭笞，“暴民们流一点血有好处”。科伯恩勋爵（他在马格罗特年幼时见过他）回忆道：“一个个头不高、肤色黝黑的小家伙，身着缀有银白色金属纽扣的黑色服装、长丝袜，有些像人们头脑中弱小法国人的样子，一个最冒失和最会出乱子的孩子”。^[52]

约瑟夫·杰拉尔德获保释，返回伦敦向伦敦通讯会作汇报，再处理一些自己的事，然后折回爱丁堡，在1794年3月接受审判。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同事朋友们都恳求他利用保释逃走。杰拉尔德在18世纪80年代在西印度群岛留下了病根，所以体质虚弱，流刑可能意味着死刑，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争辩说，他的“名誉不是托付”给苏格兰法院，而是托付给那些“由于受我的观点影响而陷人相似危险境地的”社会上地位低下的人们。他只惹了一个麻烦，拒绝用粉把他的头发做成“保王派”的发型，出庭时“头发上没有扑粉，松散地披在脑后，他的颈部几乎完全裸露出来，身穿大翻领衬衫，这是当时的法式服装。”至于其余情况，科伯恩勋爵这样记述道：“从来没有一个犯人的言谈举止与法官们的言谈举止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53]当杰拉尔德坚持认为耶稣基督自己是改革派时，布莱克斯菲尔德抿着嘴向当庭的其他法官笑道：“看他在胡诌些什么，他早该绞死。”杰拉尔德曾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他依其他改革派的样子为自己作辩护，在改革派的要求上丝毫未作让步，广泛引用胡克、洛克和布莱克斯通的学说为宣传改革的权利作辩解。这是—个展示立宪主义言论的立宪主义案例：

布莱克斯菲尔德在向陪审团提出其“指控”时说道：“当诸位目睹杰拉尔德先生……像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样发表演说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社会成员。因为我敢说他的口才足以教唆人们拿起武器闹事。”杰拉尔德插说道：“噢，大人！大人！用这样的口吻跟陪审团说话真是很不适宜呀。……”

杰拉尔德被判刑14年，他和斯克文在到达新南威尔士之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55]布莱克斯菲尔德和“苏格兰法”的神秘由于这些判决而得到英格兰历史学家的大力称赞，这既是苏格兰司法体系作出的判决，也是英国政府作出的判决。皮特、邓达斯、拉夫伯勒和瑟洛在随后进行的议会辩论中全力为审判过程的所有细节作辩护，邓达斯认为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运用了“出色的判断力”；皮特努力挡开福克斯那最具破坏力的进攻，认为法官们假如没有运用其判断力来惩处“如此胆大妄为的违法行径”和压制“对这个国家如此危险的学说”的话，他们就“铸下了大错'（改革派则竭力指出这些学说显然与皮特本人在18世纪80年代所宣扬的学说几乎毫无二致。）而威尔伯福斯“尽管没有看过帕尔默先生的审判记录，但他却嘲讽那种对帕尔默施以人道待遇的主张”，“凭良心说，他不认为应该延缓宣判”。^[56]

我们知道，镇压是一把两刃刀。以后10年，人们并不回顾“布莱克斯菲尔德时代”，而是像德昆西那样——回顾“杰拉尔德时代”。汤姆·潘恩在海峡彼岸与国王之敌密谋的形象，也许会引起恐惧或仇恨；但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自愿来接受“审判”，这种形象就不会造成同样的反应。此外，民族偏见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有助于改革派的事业。持温和立场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由于认为这种事可以在苏格兰发生，却不可以在“这里”发生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负罪感。“体面的、可尊敬的”英格兰人这种感情上的突变可以通过伊顿被第三次认定无罪（1794年2月）和托马斯·沃克于4月被认定无罪得到反映。它在强度上足以抵消由罗伯斯庇尔恐怖所引起的另一种恐惧感。杰拉尔德和他的同伴们，通过自身的榜样，为拯救哈迪、图克和瑟尔沃尔的生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他们牺牲了自己，却为英国免受白色恐怖的灾难出了力。

苏格兰受害者们的榜样并没有吓倒英格兰的协会，而是使它们坚强起来。当约翰·弗罗斯特（这一年一直在狱中）于1793年12月19日拖着病体从新门监狱获释出狱时，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被簇拥着穿过伦敦的街道，人群在威尔士亲王的府邸前停下来欢呼雀跃。约翰·瑟尔沃尔此时己取代杰拉尔德成为伦敦通讯会最有才能的理论家，他开设了一系列讲座，为被捕者提供辩护基金。1794年1月17日，杰拉尔德（他是两个协会的会员，此时正在保释中）出席了宪法知识会的一个会议（该会已恢复活动），在欢呼声中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以暴政的手段来反对暴政”的决议。杰拉尔德己提醒英格兰改革派：“反对暴君就是服从上帝。”3天之后，环球酒馆中挤满了参加伦敦通讯会大会的会员，连地板都压塌了。大会提议在英格兰土地上举行新的全英国民公会，约翰·马丁公民以主席身份发表了—篇挑战性的演说：

4天之后，宪法知识会认定“伦敦通讯会有功于他们的国家”，指令印刷4万份该会的宣言予以散发。这份宣言的结果是恢复地方协会的活动，布里斯托尔协会干事在收到宣言后写道：“那天晚上，我尽我力所能地召集到一批朋友，我们阅读，我们兴奋，我们鼓起勇气……你们的第二封信加强了我们的勇气，振奋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而且，我们现在的会员数已增加了许多。”^[57]

信件从其他停止活动的协会寄来。来自纽卡斯尔（很长时间没有音讯）的消息说：当地仍有许多“协会”存在，它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只接纳熟知的朋友为会员，并只采用报纸名称为其会名”。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协会存在或恢复活动，它们与伦敦没有正式的通信联系，比如罗伊斯顿协会和哈里法克斯协会于1794年4月首次来信，对它们的行为中“一直采取的极端谨小慎微”表示歉意：

在同一个月，哈里法克斯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来自利兹、韦克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和附近地区的许多朋友”参加了集会。到场者赞同（在布里斯托尔）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公会的计划。在莱斯特，酒馆里开办了几家俱乐部，并举办“民主讲座”。在伦敦，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召开国民公会，尽管宪法知识会要求使用其他会议名称。4月，一次成功的露天集会在白垩农场举行，瑟尔沃尔和其他人发表了演说，所通过的决议认为任何进一步试图“破坏那些尚存法律的行为……应被视作是彻底废除英吉利民族与其统治者之间社会契约之举”。^[58]

这不仅是镇压、而且也是价格上涨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后果。某些证据表明，鼓动活动深人到伦敦东区的贫困地段。10月份，哈克尼的集会还是一件新鲜事，而弗朗西斯·普雷斯已经回顾说：乔克农场集会的参加者“人数众多……，各行各业的男女都有……，这是我所见到的秩序最为井然的一次……，尽管他们受到弓街巡捕和各种警官、政府密探和记者的侮辱和寻衅，他们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59]也是在4月，设菲尔德举行了一次有六七千人（改革派声称有12000人）参加的集会，抗议苏格兰法院的判决。来自德比的亨利·约克主持集会。约克是一位十分年轻、口才出众但反复无常的绅士，他期望有一天“全体人民的威严声音将指使圣斯蒂芬教堂的558位绅士如何去干他们的事”。“醉汉们在夜里”袭击了设菲尔德改革派人士的住宅，协会干事戴维森于是提出一项计划，打算发“长矛给爱国者，数量要足以使他们令人可畏”。在后来对哈迪和约克的审判中，这一点被大肆渲染。起诉书将它作为打算谋反的证据，辩方证人否认这一点，或指出这充其量也不过是针对“教会与国王”派暴徒的自卫意图。事实上，以上这两种意图在各协会中也许均存在。在爱丁堡，由英国国民公会残存下来的一个委员会仍在举行秘密会议，它在一个原政府密探罗伯特·瓦特的控制下度过了险关。他们制造了几把矛头和战斧，瓦特在临终忏悔中宣称他已改变立场投身改革事业，计划在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同时举行起义。无论瓦特的动机如何，数十名苏格兰织工和手工工人深深卷入他的密谋之中。^[60]

在皮特于1794年5月对各协会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的局势就是如此。袭击后，伦敦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他们的书信文件被査缴，议会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对他们进行调査，^[61]《人身保护法》中止实施。在诺里季，艾萨克·圣特和其他委员会成员被捕。在设菲尔德（其参加爱丁堡国民公会的代表M·C·布朗已在候审之中），亨利·约克和委员会的成员均被抓了起来，该会书记理査德·戴维森躲了起来，《设菲尔德纪事报》编辑约瑟夫·盖尔斯也被指控谋反（6月），他逃到美国去了。紧接着这些逮捕行动之后，随着这些阴谋在议会中耸人听闻地“曝光”，加上有关造反的密谋和各协会与法国人勾结的谣传，公众舆论转而敌视协会。出售民谣和传单的小贩走街串巷，他们手中传单的标题是“叛国案！叛国案！叛国案！”。传单在伦敦城各处张贴。在“光荣的6月1日”海战胜利庆祝活动中，一群暴民袭击了哈迪夫人的住宅。一家伦敦报纸以嘲弄的笔调报道了“一个女人被她亲爱的汤米身受绞刑和车裂的幻像折磨至死”。一些俱乐部在惊慌之中解体了，而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俱乐部忙于为被捕者的家属筹集款项。（伦敦通讯会会员在寻求为被捕者家属筹集款项时受到起诉。）《泰晤士报》登载了一篇虚构的有关英国革命的记叙报道，将被捕者刻画为嗜好血腥权力的人。^[62]在林肯郡，“有人收买民谣吟唱者，让他们站在街头巷尾，歌颂雅各宾派的倒台……”在有教养者的圈子中，甚至连对审判一事保持缄默也会引起怀疑。^[63]“教会与国王派”在诺丁汉使用异常的暴力手段搜寻雅各宾派。就像上一年的情形一样，改革派的住宅被“破门而入，里面的人被拖出来，脖子上被套上绞索，然后被扔到城边泥泞的小河沟里”。一个效忠派委员会给那些受雇开凿一条新运河以进攻雅各宾派的“民工们”支付工资，市长拒绝为雅各宾派提供保护。^[64]大约在这个时候，费尔斯沃斯的一名雅各宾派领导人被“绑在一名龙骑兵坐骑的马鞍上，一伙疯狂、偏执的人将针扎进他的双腿”。^[65]

然而，伦敦通讯会远未达到解体的程度。该会建立了一个9人秘密执行委员会，其中最活跃的委员是制帽工理查德·霍奇森、书贩约翰·博恩和“公民格罗夫斯”。根据一份官方备忘录，伦敦通讯会在整个春季都在大力吸收新会员，这份备忘录也许对皮特采取行动产生了影响。到1794年5月，该会分会数目不仅达到48个，而且除了小商贩和手工工匠之外近来在他们中还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即一些泰晤士河码头工人、伦敦城货栈的店员和一些贵族的仆人。”50名爱尔兰人集体加入一个分部，伍尔威奇和德普特福德的分会也建立起来。^[66]在哈迪、瑟尔沃尔和其他领导人被捕之后，霍奇森、博恩和“公民格罗夫斯”能够将大多数新会员团结起来。据报道，7月份“18个分会惊慌失措没有幵会”，协会派出代表使它们恢复活动，但其余30个分会继续正常运作。事实上，迫害的后果迫使该会内部进一步激进化，如果说，某些分会在8月份“进入休眠状态”，有一些会员又退出了其他的分会，那么、（按一名告密者的说法）“该会此时主要是由胆大妄为和不顾死活的人组成了”。会议上的正式话题集中到议会改革上：“现在，推翻这个国家政府的意图得到公开承认。”在秋季，随着逮捕所造成的震撼的消失，公众情绪发生了另一个变化。被捕者的待遇有了改善，哈迪注意到新门监狱中普通犯人开始对改革派们表示尊敬。普雷斯回忆道：“政府的强硬措施吓退了许多人，”

与此同时，该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却遇到了麻烦。它在寻找“安全传递”与地方俱乐部之间信件往来的“合适方式”方面有困难。8月，若不是弓街巡警“抓错人”，该委员会中能力最强的委员公民霍奇森就会以叛国罪被捕，这件事（向秘密执行委员会其他未被捕委员作汇报时）“使人倍感欣慰”。此后，他只能以“流浪者”的落款与秘密执行委员会委员们通信。9月3日，弓街巡捕们粗暴地冲击秘密执行委员会，逮捕了执行书记。“公民格罗夫斯”抗议他们无权这样做，然后率领其他人到一个酒馆为被捕者的家属募捐。但在次日，一件更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哈迪的陪审长指控格罗夫斯是一名政府密探，格罗夫斯于是在伦敦通讯会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的一次正式审问上为自己辩护。他的陈述真挚动人，虽稍嫌做作。他提供了许多表明他忠心耿耿的证据，也提供了许多能证明他具有雅各宾党人品质的证人。结果他成功地被宣布无罪。

但是“公民格罗夫斯”事实上是一名密探，是从奥利弗到宪章运动乃至以后这一漫长时期中能力最强的密探之一。在秘密执行委员会每次开会之后，他的详尽报告便递交上来，供皮特或邓达斯或财政部司法官阅读。正是多亏了他那少有的技能，我们才能够完整地叙述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件。^[68]

1794年10月25日，对哈迪的审判在中央刑事法院开庭，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罪，而且似乎是为了渲染这一指控的恐怖气氛，10天之前罗伯特·瓦特在爱丁堡被斩首，瓦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阴谋者，也许还是“双料特务”。公众和陪审团都知道受审的被捕者生死未卜。（在法庭中惟一拒绝承认诉讼严峻性的人是约翰·霍恩·图克，他佯装厌烦又不乏大不敬的机智，完全是真正威尔克斯派的派头。当被问到他是否接受“上帝和国家”的审判时，他“以很少有人能摆出的如此大度的一种架势，盯着法庭上的人看了数秒钟后揺了摇头，断然答道：‘我可以接受上帝和我的国家的审判，但是——！”）庭审延续了8天之久，能够证明危险“阴谋”的证据看起来越来越不使人信服，而厄斯金对原告证人那口气强硬的、甚至野蛮的交叉提问，使庭审显得更加站不住脚。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力表示藐视。哈迪夫人的去世引起了更深的同情，人们越来越躁动不安，在各郡道路上，人们拦住旅游者和邮政人员询问情况。在作出判决的前一天夜里，人们盛传哈迪已被宣判无罪，人们将厄斯金马车上的马匹卸下来，拖着他在街道上欢哼雀跃。在最后一天，当陪审团退庭达3个小时之久时，刑事法院附近街道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毫无疑问的是，法庭若宣判“有罪”，将会触发一场暴乱。来自诺里季爱国会的代表名叫戴维，他正在伦敦观看审判。在宣判无罪的消息传来后，他立即坐邮车回诺里季，连夜赶路，在星期天上午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刻回到诺里季。他径直前往圣保罗教堂的浸礼会聚会室，该教堂的主持牧师马克·威尔克斯是一位热心的改革派，他是旧式浸礼会牧师，既有自己的职业（农场主）又兼任不领薪俸的牧师职务。当戴维进来时威尔克斯正在布道坛上，他立即打住话头问道：“有什么消息，兄弟？”“无罪！”“那么让我们高唱‘赞颂万福之源的上帝’。”

政府坚持审理霍恩·图克的案子。但是诉讼过程本身甚至更使政府丢尽了面子。皮特首相被传到庭为被吿作辩护，并被迫承认他参加过由怀威尔召集的支持改革的郡会议。图克被宣判无罪。紧接着，政府在12月作最后一次努力以给瑟尔沃尔定罪。但是，结局是在人们意料之中，但也不完全如此。瑟尔沃尔具有喜好炫耀的性格，在新门监狱中忙着写以汉普登、西德尼和暴政为主题的诗篇：

在对瑟尔沃尔的审判快结束时，他想到要亲自向陪审团发表一通激昂的演说。他对厄斯金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将被绞死”。厄斯金回答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将被绞死”。在宣布瑟尔沃尔无罪之后，对其他被捕者的指控也就被取消了。

也许有人希望找到直接了解各协会会员情况的途径。但是，要理清下一年的事件的头绪是困难的。首先，大多数外省协会在1794年夏季自行解体，或转人地下，踪迹难觅。（秘密委员会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通信的危险性，而审判则暴露了政府密探无处不在的真相。）由于约克仍在狱中，设菲尔德协会处于瘫痪状态。对约克的审判直到1795年7月才举行，他被以密谋罪的罪名处以两年监禁。这种审判只是走走过场，在各郡中，官员们具有相当大的即决审判权，而且名声不高的改革派根本不能指望像厄斯金这样的人来为他们作辩护。^[70]

而且，还必须支付辩护费。（在诺里季，有影响的公民仍然支持爱国会，马克·威尔克斯于1795年4月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两次声势浩大的雅各宾派募捐布道，以支付辩护费用。）如果说这些无罪释放避免了一次普遍的恐怖浪潮的话，那么审判也反映出政府打算要走多远——哈迪从十分权威的渠道获悉：当局已草拟了不少于800份缉拿改革派的逮捕令（实有300份正式签发），打算在对他定罪之后立即使用。无罪释放使官方的宣传家不再顾及立场的持续性，伯克曾参与草拟秘密委员会报告，又每年领取4000镑年金，1794年后，他就与詹姆士·里夫斯成了思想上的同路人。现在，伯克将1/5的选民和大部分无选举权者视为“纯粹的雅各宾派，根本不可救药，始终是需要加以防范的对象”。他认为这些无罪释放的人是“凶手”，而国家的病疾则需要“以动用烙铁和刀剑的严厉恐怖手段”去医治。^[71]

其次，改革派领袖中一些人已不再能坚持。宪法知识会从未恢复元气，而霍恩·图克直到1796年选举为止再未涉足于公共事务。哈迪在妻子去世后私事缠身，未能在伦敦通讯会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伦敦通讯会此时纷争不已，仅为是否需要制定一个新章程的问题就争论了好几个星期。一部分会员争辩道：任何章程都是直接民主制的障碍，另一部分会员则指出应当实行更严格的内部纪律以对付迫害。（甚至一封信中偶然使用了我们的“领袖们”一词也引起会内一片民主的鼓噪声。）在一场人身攻击的混战中，这两部分会员退出伦敦通讯会组成新的协会。约翰·博恩出任伦敦改革会书记，该会与伦敦通讯会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约翰·巴克斯特似乎策划了另一部分会员退会，组成自由之友会。该会专门做出一种夸张的自由主义姿态。一名密探形容巴克斯特：“是一个长相平庸的人，……脸庞削瘦，一头黑发梳成发辫，身着深棕色外套和棕黑色马甲，年龄约40岁”。巴克斯特显然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作过《抵抗压迫》的系列演讲：“当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把持在土地财产所有者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就把持了生杀大权。”托马斯·斯彭斯原来是纽卡斯尔的小学校长，由于他写了“另一部《人权论》……比潘恩的著作走得更远”，因此争取到一批追随者。他认为，贵族的土地必须没收，新的合作生产者将接管这些土地，“如果地主依然存在，你能想象人类可以靠改革议会来享受任何可怜的自由和幸福吗？……一个人民的公会或议会将永远与贵族处于战争状态。”^[72]

冲突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1793年10月，伦敦通讯会的会议记录就记载了由其中一个派别提出的一项动议，号召驱逐那些宣传平等派原则的人。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和该会向伦敦东区和南区发展，“社会”问题愈来愈占有更突出的地位。1794年一本富有特色的小册子坚持认为改革的结果将是减税、改革济贫法和狩猎法、停止限制工会、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停止抓丁和在客栈中驻军。^[73]这样的要求也许会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而斯彭斯和巴克斯特更极端的观点则不会。然而，该会显然还在策略问题上存有分歧。我们可以举两位伦敦通讯会领导层中的新人为例来表明不同的倾向。普雷斯头脑清醒，他的巨大组织能力、善于应用的思维能力和在工会组织方面的经验都与哈迪的传统一脉相承。1795年夏，他经常担任每周举行的总委员会主席之职。根据他本人说，他认为该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这段话很值得玩味，“廉俭和简朴的政府”是普雷斯后来的一个边沁主义术语，而伦敦通讯会在1795年的要求是：在自由平等的立场上停止压迫和授予成年男子选举权。也许，普雷斯早在1795年就很准确地说：他认为工人改革派充当的角色是议会中等阶级或贵族改革派的附属物。工人们不能指望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带来改革，但应当为其他“最有可能”贏得让步的人提供支持。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目光长远的战术妥协，它准备参与危机——比方说，等待财政混乱、食品暴动和大众动乱的出现，但不采取宣传群众的方法去加速危机。这是那些具有自尊心的小商贩或手工工匠的政策，他们宁愿架设通向中等阶级的桥梁，而不是试图填平他们自己与骚动不安的穷人之间的鸿沟。正因为如此，它反映了退出在“成员无数”中进行宣传鼓动的立场，同时代表着自我教育和艰苦组织的力量。^[74]

另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宾斯。他是出生于都柏林一个手工工匠家庭的年轻人，此时在伦敦干管子工。他也在1794年加入伦敦通讯会，很快晋升为委员会的主席和集会的主持人。他与大部分会员的现点相同，认为在无罪宣判之后，协会应当更广泛地宣传其主张，召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这样，政府也许会“被迫同意进行改革”。事实上，宾斯所致力的改革是一种通过革命进行的变革，因此尽管改革是他们公开承认的目标，但是（宾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伦敦通讯会〕许多有影响的会员们希望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75]

由于一些会员退会，到1795年3月时，伦敦通讯会的分会减少到17个，^[76]更为严重的是，来自外省的信件也减少了，因而运动失去了全国中心。约翰·瑟尔沃尔也宣布退出，其表面原因是（他本人声称）他充当一名无党派演说家、政论家更能起作用，但真实原因可能是他对内部纷争感到厌烦。然而，在退会事件之后，该会显得更加团结，其活动也得到恢复。普雷斯认为公众集会将招来新一轮的镇压和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实行，但盖尔·琼斯和宾斯提出的最广泛进行宣传鼓动的政策在伦敦通讯会所有分会举行的公决上占了上风。结果，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于6月底在圣乔治草地举行，以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和每年召开议会的主张。即使我们把伦敦通讯会声称的10万人与会这个数字缩减下来，这次大会仍然是有史以来在伦敦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支持改革的集会。公民约翰·盖尔·琼斯主持了集会，并发表了演说。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言与普雷斯所作的边沁主义式的回忆相去甚远：

与会者被这些血腥的比喻所打动，但他们保持平静和良好的秩序，直至散会。^[77]

从这时起到年底，伦敦通汛会迅速发展。它冲破了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联的圈子，越来越多地获得雇佣劳动者的支持。该会声称它在6月吸收了400名新会员，在7月又吸收了700至800名新会员。它在3月拥有17个分会，到7月底增加到41个，到10月份又增加到70或80个。与此同时，那两个由退会会员组成的协会也兴盛起来；附属研讨会和阅读俱乐部纷纷建立。自然神论和理性思潮也贏得一席之地，因而，盖尔·琼斯在第二年毫不奇怪地写下了“尽管我自称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词句。伦敦通讯会制作纪念币和纪念章来庆祝1794年的无罪判决和其他事件。瑟尔沃尔两周一次的讲座每次都能吸引数百名听众，他禁不住要在给妻子的信中炫耀一番：

而且，另外一些团体和酒馆俱乐部在这些协会周围产生，它们发出新的响亮的共和主义之声。一位叫“公民李”（有时又叫“卫斯理派”）的人从“梭和区贝里克街98号，英国自由之树”发出一系列煽动性挑衅性的小册子，其标题包括《国王杀人》、《英国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和《乔治上一世的偷快统治》。（像斯彭斯一样）他的重点放在“教区和村庄的联合”，他也是以热烈的赞同口吻谈论断头台的几个英国雅各宾分子之一。虽然D·L·伊顿和其他几个地方上的协会也在编写廉价小册子，但“公民李”的那些流行小说、雅各宾记事和传单也许是促使汉娜·莫尔用“廉价文库”进行反击的原因。^[78]

在1795年6月之后，外省的信件也重新增多。设菲尔德在8月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伦敦特地派出一位主席去主持这个集会。据称，与会者有10000人之多。^[79]但在另一方面，诺里季是外省最有影响的中心，9月份，爱国会有19个分会在运作之中，其会员除织工、鞋匠、手工工人和小店主外，它还得到较富有的商人家族——格尼家族和泰勒家族谨慎的支持。此外，诺里季还有一批才华出众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在1795年间出版了一本叫做《内阁》的期刊，该刊也许是这个时期准雅各宾知识分子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内阁》所登载的一些文章用充满诗意的手法对欧洲事务和战事作细致的分析，另一些文章则对马基雅维里、卢梭、妇女权利和戈德温社会主义作学术的探讨。尽管各派重点不同，但整个诺里季在反政府情绪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从浸礼派教堂到《内阁》派有抱负的学者、从“织工之徽”酒馆（即爱国会总部所在地）到格尼家的宅邸、从霍尔克汉姆的福克斯派成员科克到城郊村庄中的体力劳动者都是这样。^[80]组织团体从诺里季扩展到雅茅斯、林恩、威斯贝克和洛斯托夫特。一些相似的运动也在梅德威地区城镇如査塔姆、罗切斯特和梅德斯通等地兴起，参加者包括外科医生等专业人员及码头工人等等。诺丁汉的协会也有了恢复，工厂主和织袜工之间（再次）建立起某种联盟。己公诸于众的伦敦通讯会《通信集》还刊载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活动，如：利兹、布拉德福德、伯明翰、莱明斯特、萨洛普郡的怀特彻奇、德比附近的墨尔本、米德尔塞克斯的桑布雷、海威克姆、特鲁罗和朴次茅斯等。

曼彻斯特历史学家普伦蒂斯说：“在群众中奔忙的是一位新的指导者——匮乏”。1795年是个危机的年头，在法国在英国都是这样。1794至1795年罕见的寒冬、战争造成的混乱和谷物歉收，这些都使食品价格飞涨。著名的斯品汉姆兰决议于1795年5月出台，按面包的价格调节工资补贴。小麦价格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伦敦每1/4英担〔等于28磅〕为108先令，莱斯特则为160先令，而其他许多地方还不止这些。在夏秋季节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的食品暴乱风潮中，民兵数次成为暴民。^[81]军队中也出现不满的迹象，爱尔兰正走向叛乱；诺里季、曼彻斯特和约完西区的工厂主请愿要求停战。约翰·瑟尔沃尔就匮乏的问题作了几次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他声称）在雅各宾的诺里季，有不少于25000名工人正在要求救济；济贫税已髙达每英镑征收12至13先令；斯皮特菲尔兹著名的丝织业已被挤垮：

这就是古老的英格兰消逝的景象，这甚至比“遭遗弃的村庄”（瑟尔沃尔也关注的）更能使雅各宾派办报人和工匠们的记忆深处受到震撼。^[82]

1795年10月26日，伦敦通讯会又在伊斯林顿的哥本哈根旷野召开一次大会，由公民约翰·宾斯（22岁）担任大会主席。普雷斯认为这是“不明智之举”，他拒绝正式参加大会。伦敦这时真的出现饥荒，群众情绪很高。瑟尔沃尔是主要发言者之一，他以相当出色的口才使人群保持平静。此时他怀有一种希望：“从奥克尼群岛到泰晤士河河口，从多佛峭壁到地角，全国……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协会或通讯会”。集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全国各主要城镇派出代表。（瑟尔沃尔本人于11月重新加入协会。）那种关于到会者达10至15万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83]尽管动用了三座讲台或“讲坛‘但是一半以上的与会者还是离得很远，连只言片语都听不到”。这次集会向国王提出了“抗议为什么在显而易见的富足世间，我们却被迫忍饥挨饿？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出力苦干却不得不遭受匮乏之苦难？……议会的腐败……像一个冒泡的漩涡，吞噬了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为两项法案作史的匿名历史学家宣称：“集会的气氛极为和谐，人们遵纪守法，秩序井然。这是一个神圣的自由之日。”^[84]

三天之后的那个日子如果不是神圣的自由之日，那也毫无疑问是使政府感到恐惧的日子。国王在堂而皇之地去议会主持开幕式时，他的御车在途中受到袭击，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口号声：“打倒皮特！”“不要战争！”“不要国王！”“不要皮特！”“和平！”大约20万伦敦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将小块面包插在棍子上，再饰上黑纱，来回挥舞。一个小贩在人群中出售“每本定价1便士的《人权论》”，他被抓了起来，又被人们救出，坐在人们高举的椅子上欢呼胜利。也许是受到一块鹅卵石的打击，国王御车的车窗被击破。据说国王到达上院被人架出御车时说道：“我的上帝！我、我、我被人射了一枪！”^[85]第二天，当国王坚持去戏院时，街道上的人都被赶走，执行护架任务的有200名步兵、200名骑兵和500名警察。

伦敦通讯会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但是该会完全有可能试图举行类似于此的示威活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它能控制其追随者的激愤之情。（在那场暴釓发生后的晚上，该会的一名会员在一家小酒馆中对约翰·宾斯吹嘘道：他曾爬上了御车，并试图袭击国王。）不过，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颁布文告，査禁一切煽动性集会。皮特即刻提出《两项法案》。根据第一项法案，通过演讲或文字煽动人们仇恨、蔑视国王、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被定为叛国罪。根据第二项法案，所有50人以上的集会均须报告当地官员后才能举行，而当地官员完全有权阻止讲演、逮捕演讲者和驱散集会。而且，法典上又增添了一项死罪：拒绝服从当地官员命令者均处以死刑。一项条款对瑟尔沃尔特别有效，它使改革派的演讲室可以作为“妨害治安之屋”被关闭。

在该法案的提出（1795年11月10日）和获国王批准（12月18日）之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群众宣传时期。规模不大的福克斯反对派在法案通过的每一个阶段上进行战斗，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全国与群众团体并肩作战。伦敦通讯会于11月12日在哥本哈根旷野召集了一次紧急集会（据称，这一次的到会者为20万人），^[86]根据普雷斯的回忆，“这次集会与这种场合的通常情形一样，参加集会的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会议的时机和带孩子到会的做法都不属“通常情形”。其中带孩子到会的做法表明了集会的非暴力性质，它成为此后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12月，该会在玛丽莱本旷野举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会，约瑟夫、法林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述。在好几个“讲坛”上发表讲话的演讲者包括威廉·弗伦德、瑟尔沃尔和约翰·盖尔·琼斯。琼斯是一位“衣着随便、举止斯文”的外科医生，他患有某种“麻痹症头、肩和双臂不时地抽搐扭动”。但是，他的“嗓音很美，声音尖锐，吐字清楚……”。琼斯在讲话中发出了一个威胁：皮特将被“当众处死”。

大规模的集会在国内其他地方举行，几乎所有集会都对那两部法案表示反对。皮特说：“假如我辞职的话，我的脑袋不出半年就会搬家”。约克郡发生了一个重大挫折，郡议员之一威尔伯福斯秘密地与皮特合作修改“《煽动法令》，使之扩大适用范围”。（他在议会对其中一项条款表示反对，以此来精心地维护其“具有主见”的名声。）同时，忠于温和原则的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打算召集一次约克郡抗议集会，他提前4天于星期五发出通知，号召西区的所有自由持有农参加下周二在约克市举行的集会：“从你们的织机那里来吧，诚实而勤劳的织工们；丢下你们在田里的活计，停工一天，健壮而有主见的自耕农们；让你们祖先的精神伴你们同来……”。威尔伯福斯在伦敦去教堂的路上收到一封发自约克郡的快信。（几天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要牢记基督徒的独特性格，在下院保持庄重，要开朗、仁慈和宽厚，同时暗中提防，保持含而不露的严肃”。）他对于在安息日旅行心存顾忌，但他轻易地克服了顾忌，驾车去见皮特。皮特说威尔伯福斯必须出席该郡的集会。但威尔伯福斯的马车并未准备妥当，皮特说：“我的车已准备妥当，乘我的车走吧。”（一位同行者说道：“如果他们发现你乘的马车是属于谁的，你将冒丟掉性命的风险。威尔伯福斯乘着皮特借给他的马车，向北“急行军”。全郡的人好像都在涌向约克，织工们（或“伙计们”）骑着他们的驮马前往会场。集会刚一开场便显示出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当时威尔伯福斯正驱车进人约克。威尔伯福斯以“无与伦比的”口才向“约克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绅士和自由持有农集会”发表演讲，“将力量和活力注入那些胆怯的效忠分子的沮丧心灵中”。他的独立立场和热心于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巨大声誉征服了西区非国教的自由持有农和织工，集会出现分裂，4000名自由持有农的大部分支持威尔伯福斯拥护国王和宪政的宣言，而“那个疯子桑顿上校却身着军眼站起来”，向“约克的贱民们”说话，“……拥护雅各宾派。……他告诉他们有许多军人已做好准备，无论他们何时举事，这些军人就加入他们。”桑顿在结束讲话时“把军服脱下来扔向贱民”，贱民们欢呼雀跃着用椅子将他抬到市政厅。^[88]

这似乎是揭示两个时代交错之时危机的历史时刻之一。除了选举集会之外，下一次在约克郡西区举行的大规模集会将是奥斯特勒于1832年举行的工厂奴隶的“朝圣”。由于约克集会分裂为忠于国王的自由持有农和无选举权的煽动闹事者，因此直到1850年为止，19世纪的社会将在竞选场所出现分裂，选民和工人各居一方。而且，它还代表了另一种分裂。福克斯说过：“整个英格兰就在约克郡和米德尔塞克斯之间形成。”事实表明，约克郡的非国教意识相当脆弱，“教会与国王”派在那里也许会受挫，但威尔伯福斯和卫斯理宗却能取得成功。在米德尔塞克斯，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舨的非国教传统正在更明显地向理性思想倾斜，而这也是“两项法案”和国教及非国教教会领袖的宣誓“效忠”造成的结果。

人们一直在论证这一点：两项法案是雷声大雨点小，有关死刑的条款从未得到强制执行，尽管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达8年之久，但未经审判被拘押者似乎在任何时候只有几十人。^[89]当然，这些雷声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如恐吓、密探、拥有无限权力负责监视的官员以及偶尔的儆戒等。但是，在两项法案的雷声和雨点之间存有一道由英格兰陪审团组成的障碍。普雷斯在1842年作出的判断很成问题，他说；“众多的小店主和体力劳动者可以说是在不理解它们〔两项法案〕的情况下赞同了它们。”^[90]

不过，两项法案获得了成功。起初，伦敦通讯会推行一项颇有风险的对抗政策。该会派出代表前往各郡，希望重建全国性组织。约翰·宾斯被派往重要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但又被召回，因为伦敦的委员会得知宾斯被人跟踪并有可能被捕。约翰·盖尔·琼斯奔波于肯特郡的各个城镇：罗切斯特、査塔姆、梅德斯通、吉林厄姆和格富夫森德。他在罗切斯特创建了一个多达9个或10个分会的协会；在查塔姆，当听众中有人提问到会人数是否超过法案所允许的50人时，“另一人愤怒地要提问者离开房间，以他的离席达到减少人数的目的”。琼斯了解到，查塔姆的码头工人拒绝在支持两项法案的致国王信上签名，相反在一份抗议请愿书上签了名。普雷斯（多年以后）坚决否认任何会员赞成“在法国的支持下建立共和国”但该会对这些海军基地的关注却使普雷斯的否认产生了疑点。伦敦通讯会会员对这些海军码头的造访也许是表明雅各宾派与1797年斯皮特黑德和诺尔海军哗变分子之间联系的线索。^[91]

琼斯和宾斯以代表的身份前往伯明翰，在1796年3月11日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被捕。他们分别受审，琼斯在1797年被判入狱，但宾斯则无罪释放。（杰拉尔德原先的雇主塞缪尔·柏尔博士对这一裁决做了很大贡献。他在整个审理过程中面对面地坐在陪审团面前。当有人提出起诉的证据时，他便摆出一副强烈的、不相信的怒容，而对被告方所作的每一点辩护都面色温和，点头赞同。）与此同时，瑟尔沃尔在打着“罗马史”的招牌继续举办其讲座之后，失去了演讲室，并被迫停止出版《论坛报》。他周游东盎格里亚，在诺里季举办一个系列讲座，共22次。但在雅茅斯，他和听众受到90名携带短剑和短棒的水手的野蛮袭击，这伙水手是专门从港口一艘军舰上调来进行袭扰的。伦敦通讯会其领导人或外出或被捕，又仅与各地保持不稳定的通信关系，它陷入内部的争斗，进入一个内部纷争和分化的阶段。^[92]

这场纷争并非不具有创造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宗教问题一或反宗教问题。这些人过去曾与国家作斗争，此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急欲用他们的思想与囯教相对抗。普雷斯参与出版廉价的《理性时代》，该会大多数委员对此表示支持，导致教徒退会，^[93]一名雅各宾“叛徒”威廉·汉密尔顿·里德发表了有关该会在这些年中的一些情况，颇具权威性，书中说：分会选拔参加总委员会的代表时，常见的做法是把被推荐的人说成是“优秀的民主分子和自然神论者”，或者说“他不是基督徒”。倶乐部和阅读小组流动于小酒馆之间，漂泊不定。一个辩论会于1795年产生于跛脚门的“绿龙酒馆”，此后先后迁到芬斯伯里广场、铐子巷、小不列颠的“苏格兰改章”酒馆和荒草地的两家酒馆，最后于1798年迁到霍克斯顿，“处于城市官员的控制范围之外。直到存在的末期，它每次会议次次爆满。雄心更大的一件事是1796年春，设在白十字街尼克尔销售厅的“理性神殿”开放，会员们自行装修，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它未能兴盛起来，但为一代人之后的欧文主义莫定了基础。^[94]

在我们结束描述之前，我们可以停下来考査一下这些协会，看看它们是哪类团体。我们可以举设菲尔德和伦敦的协会为例，因为它们力量最为强大，而且人们对它们的了解也最多。

设菲尔德协会与伦敦通讯会一样，源自“五六名机工……谈论食品惊人高价”的聚会。它发展得很快，到1792年1月，已拥有8个分会，“它们在不同的房屋里各自开会，开会时间则定在同一个晚上。”“所有人凭票入场……，秩序极为井然。”各分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大会每月举行一次，“有数百人出席”。1400人订购了简装本（每本定价6便士）的《人权论》第1卷，人们“在设菲尔德的许多工场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在该会问世4个月后的1792年3月，它宣称拥有近2000名会员。5月，该会采取了一种新的组织方法：

这些小团体用撒克逊的方式叫作“十人团”。从一开始，当地乡绅就对这个由“最低等级的人”组成的协会感到惊恐不安，但对温和的改革有好感的局外人报告中总是强调在开头的几个月里该会会员行为理智而有秩序。1792年5月怀威尔收到一封信，写信者再次向他保证该会会员都是“品质优良者……具有出色的理解力，渴望接受知识”。会员中有一些教友派教徒（但协会并不承认）和“许多卫斯理宗教徒”：

在1792至1794年间的所有协会中，设菲尔德协会在处理通信事务方面最下力气，也最为迅捷。（由于从技术上讲，建立全国性协会是违法的，因而通信以及各协会间相互正式接纳各自会员为荣誉会员是维持全国性协会的途径。）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会员们欣赏演讲中的表演才能，但协会领导人像M·C·布朗和亨利·约克却都是设菲尔德本地的帮工或技工。设菲尔德是一个由小工场师傅和技术高超的、收人相当优厚的技工构成的城镇“不存在市镇权力机构”（如髙等代理副官长所抱怨的那样）。1792年，两名地方官都住在城外，其中一名的宅邸离城14英里，另一名“去年对圈地暴乱采取了一些措施，人群焚毁了他的部分财产。自那时起，他就很少住在这一地区”^[96]因此，该地的贵族影响甚少，它有大量熟练的、有文化的工人、有民主独立的传统，是雅各宾分子进行宣传鼓动的理想中心。在为数不多的专业人员中，有好几位怀有善意“一个教友派医生”是首批会员之一，两位非国教牧师在约克受审时为被告提供证词，而一些家境殷实的刀具师傅本人就是改革派。尽管组织出色，但设菲尔德刀匠们似乎没有在他们之中找到一位突出的雄辩家。然而，从他们的委员会中派出的证人，在审理哈迪和约克案件时，以其团结一致、不怕威吓、不落入盘问圈套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证人在审讯哈迪的法庭上阐述了协会的目标是：

另一位证人在审讯约克时受到盘问，他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接受教训，而是要说出真相”。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在1793至1794年的萧条（和衰退）中策划武装起义，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对战争，而且最早站出来支持帕尔默和米尔。

设菲尔德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有利条件：这里有一位能干的出版商和编辑约瑟夫·盖尔斯，以及一份支持协会的周报《设菲尔德纪事报》。（设菲尔德一度还发行过更合知识界口昧的刊物《爱国者》。）《纪事报》于1787年创办，在1794年的发行量（一度）高达每周2000份。“民主”精神对政治和举止装束都产生了影响。“民主派”也是服装改革家，他们在乡间徒步行走，不乘马车，取消包括“先生阁下”在内的一切正式头衔，而且如果他们是雅各宾分子的话，就把头发剃得很短。外省的民主刊物，如《设菲尔德纪事报》、《曼彻斯特先驱报》、《剑桥通信》（由一神派改革人士本杰明·弗劳尔编辑出版）和《莱斯特先驱报》为地方报刊编辑工作确立了新的标准，不再用剪刀浆糊式的裁剪转载伦敦的报刊文章，而是登载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盖尔斯首倡的方针还在《曼彻斯特先驱报》创刊号（1792年3月31日）中作了表述：

盖尔斯的报纸、书店和小册子印刷所是设菲尔德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97]

设菲尔德协会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刀具业的“下层业者和工人”。^[98]（尽管有人提及周围乡村中的宣传活动，但各委员会似乎都没有矿工或农业劳动者参加。）当然，伦敦协会的会员种类要多得多，该会从数十个团体中吸收会员，沿袭了马车制造工会所和“自由辩论会”（瑟尔沃尔就是在这里学成出家的）及被里德称为“异端协会”的后来那些会社的做法。伦敦通讯会到那时为止是这些团体中最强大的，而许多团体则始终继续在其自己的圈子中活动。

伦敦通讯会由“分会”组成，每个分会拥有30名会员，拥有45或60名会员就另组分会。每个分会派一名代表出席每周一次的总委员会会议（也派出没有投票权的副代表），分会可以召回其代表，并有权在原则问题上要求请示。保存完好的会议记录表明总委员会与各分会之间意见交流很活跃，不断地作出决议，他们对委员会的权力十分警惕。在另一方面，1794年后，出于对密探的害怕，有相当大权力的代表会议让位于一个执行委员会，或总委员会所属的通信委员会，该委员会大约有5名成员。^[99]

要精确地估计该会会员人数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以1792年秋、1794年春和1795年的后6个月会员人数较多（也许在1795年后6个月最多）。协会自己多次宣称会员多达数万名，而历史学家提出的数字又过于谨慎。（经常有人认为，会员人数从未超过2000名，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设菲尔德和诺里季的会员都超过了这个数字。）1795至1796年任委员会领导人的两名会员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作了相互矛盾的记述，无助于弄清这个问题。弗朗西斯·普雷斯曾担任总委员会临时主席，他说1795年夏该会拥有70个分会，有2000人实际上出席每周的例会。约翰·宾斯谈得比较详细。（据他的陈述）协会收人有时超过每星期50英镑，如果每星期收取1便士，这意味着有12000名会员定期出席会议。由于许多会员难得缴费，或只是偶而到会，他认为出席周会的会员平均数为18000至20000名，“大多数是……小店主、工匠、机工和劳工”。当他担任总委员会临时主席时（1795—1796年间），到博福特大楼瑟尔沃尔的演讲室出席会议的分会代表和副代表的人数平均为160至180名。

两人的记述都是事后几十年才写成的。普雷斯的记述更可信，但由于他旨在淡化协会内“鼓动者”的作用，因此就存有偏见；宾斯的偏见在于将他的青年雅备宾分子涂上浪漫的色彩。一个问题是对每个分会人数的估计，在开头几年里，分会应在45人时一分为二的规定没有得到遵守，保存下来的各分会1792—1794年档案表明，人数最少的有17人，最多的有170人，而哈迪在枢密院所作的中肯和有保留的答复（1794）中称，他所在的分会有600名会员，但是，其中仅有50至60人参加每周的会议，这样的缺席率在群众运动中并非罕见。马格罗特在英国国民公会（1793年12月）上宣称协会拥有12000至13000名会员，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夸张之辞。1794年5月，一个消息灵通的密探（也许是“公民格罗夫斯”）报告说：“他们自称的数字高于18000人……但这显然完全不可信。”在这期间（他报吿说）协会每季度的收入是280英镑（每个会员每季度缴纳13便士），这表明缴纳会费的会员数约5500人。1795年秋季，另一名密探（鲍威尔）定期报告各分会每星期发布的新会员和到会会员人数，这些报告表明普雷斯关于每周定期到会者人数不足2000人的估计是精确的，它一定有好几次记在协会的记事录上。1795年底，（鲍威尔报告说）“协会的概况已从各分会记事录上总结出来，确实有10000人以上登记在册，但是，由于这个数字包括了许多自1794年起离会的人和“许多报了名，缴纳了13便士会费，却再未在协会中露面的人”，因此他认为这是个“不实的记述”，这样，普雷斯和宾斯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一点。皮特决不是个傻瓜，不会因害怕一个从未超过2000人的团体而批准两项法案并支持不受欢迎的叛国案审判。就1794年初和1795年末而言，以下数字是可信的：积极的会员至少有2000名，缴纳会费者为5000名，登记在册的会员为10000人以上。^[100]

协会非常谨慎地处理日常事务和财政问题，极为关注民主原则。10月会议曾提名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出席1793年的英国国民公会，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上，有一位代表自愿“不取报酬（即自费）去出席国民公会，他的提议以“违背本会原则”为由被否决。在协会缺乏经费的时候这祥做，目的是强调按劳付酬的原则，从而避免协会的事务被那些有钱有空的人所控制。另一方面，宾斯回忆道在我任代表期间，每当因公出差，他们都慷慨地支付我的费用。”^[101]

有关分会工作的记述也各不相同。普雷斯最感兴趣的是追溯不走极端、符合法律的那条路线，最强调的是教育活动。他的伦敦通讯会绝不是皮特眼中的那种，而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工人教育协会。他所在的分会在一所私人房宅中开会：“我和许多好提问、聪明而正直的人见面，……我们订阅图书。……我们举行星期日晚会……阅读、交谈和讨论。”

“协会的教育作用确实很大，它促使人们读书，而不是在酒馆里消磨时光。它教他们进行思考，尊重自己，愿意教育子女，并提高了他们自己的判断水平。”^[102]

所有这些记叙都很出色，它对一个阶级作政治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阶段作了绝妙的记载，并且包含着一些很重要的真实情况，它部分是确切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普雷斯也是在摆好姿势让詹姆斯·穆勒给他自己画像，如同白人笔下的汤姆大叔一样。当时的密探报告中却有一种生动的笔触，而这恰恰是普雷斯所缺乏的。一个伦敦搬运工人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话，总是吵吵嚷嚷的，直到代表站起来大伙才安静下来。大伙越来越吵闹，不愿等待，然后代表站起来努力让大伙平静下来。”而且，我们知道各分会并非总是于星期日在私人住宅中开会，许多位于贫困区的分会开会时从一个酒馆赶到另一个酒馆。W·H·里德是这样对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俱乐部会议进行描述的与会者：“唱着歌，教士总是歌词辱骂的对象”，人们“抽烟斗吸烟卷”，“桌上放满了定价1便士、2便士和3便士的出版物。”这似乎与普雷斯的记述同样可信（但内容并不一致）。^[103]

在协会的社会组成问题上，我们不必有任何疑问。它首先是一个手工工匠的协会。保存下来的分会登记册上有丝织工、钟表匠、鞋匠、细木工、木匠、裁缝等。一个分会的登记册上有98名会员，其中包括9名钟表匠、8名织工、8名裁缝、6名细木工、5名制鞋工、4名鞋匠，木匠、洗染工、理发匠各3名，商人、丝带整饰工、屠宰工、袜商、雕刻工、砌砖工、袜片剪裁工、制裤工、床架工、烧瓷工各2名，文具工、制帽工、面包匠、家具工、锁匠、金属丝工、乐师、外科医生、铸工、釉工、锡盘工、漆工、书贩、镌版工、舞布商、仓库工及农业工人各1名，余者未作分类。^[104]如果说协会最活泼的几位宣传家，如盖尔·琼斯和瑟尔沃尔是医生或记者的话，那么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是手工工匠或小生意人：阿什利是制鞋工、巴克斯特是帮工银匠、宾斯是管道工、约翰·博恩是霍尔本的书商、亚历山大·加洛韦是精密机器工（后来成为伦敦机械业大雇主之一）、托马斯·伊万斯是印刷所调色工，（后来是）拥有专利的背带商、理査德·霍奇森是制帽业师傅、约翰·洛维特是理发匠、勒夫曼是金匠、奥克斯莱德是书籍装订师傅，而其他委员则可确认为制鞋工、面包商、车工、书贩和裁缝等，1794年6月，“公民格罗夫斯”向他的主子揭露了协会的社会组成情况：

英国雅各宾派的人数比人们所公认的要多，而且与在法国发动革命的“小人物”更为接近。事实上，与其说他们近似于雅各宾派，倒不如说他们更近似于巴黎“各区”的无套裤汉。无套裤汉狂热的平等主义构成了1793至1794年间罗伯斯庇尔革命战争专政的基础。^[106]英国雅各宾派的堡垒此时还不是新兴的纺织城镇，而是老工业城镇中具有较悠久思想传统的城市手工工匠：这样的老工业城镇有诺里季，该城的毛织业的优势地位还没有被约克西区所取代；有斯皮特菲尔兹，该城喜好闹事的学徒恶名远扬，其丝织业因受到兰开郡棉织业的竞争而蒙受损失；还有设菲尔德，该城许多刀具业帮工正处于向小师傅的过渡之中。正像共和二年的巴黎一样，制鞋匠始终充当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手工工匠把潘恩的学说推向了极端，主张实行绝对的政治民主，彻底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反对国家和税收。在热情高涨之时，他们是运动的坚强核心，这场运动一方面获得了数千名小店主、印刷商、书商、医生、教师、雕刻师、小师傅和非国教派教士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贏得了搬运工、拉煤工、劳工、士兵和水手的拥护。

该运动只造就出两位颇具影响的理论家，而他们又反映了运动核心的冲突。绸缎商的儿子约翰·瑟尔沃尔最为重要，他连接着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的世界和斯皮特菲尔兹织工们的世界。在这场运动衰落之后，毀谤“可怜的瑟尔沃尔”成了一种习惯，在19世纪早期，他被打扮成一个令人怜悯的人物，头脑空空，总是害怕受到起诉，而这种害怕又并非空穴来风，靠讲授演说术谋生。此外他还有平庸诗人的名声，这是他的另一个不幸——尽管这个罪名在我们周围日日发生，但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却不能宽恕这一点。德昆西是“在极端厌恶雅各宾义……和尊崇皮特的英名”的年代中长大的，他说过，“像瑟尔沃尔那样可怜而空洞的皮鼓”这样的话，这句话就表达着下一代有知识的激进派所持的流行现点。这个观点后来一直伴随他，直至今日。

然而，在杰拉尔德和马格罗特受审之后，运动需要有人站出来充当雅各宾派的杰出领袖，空洞的皮鼓是不行的。这个领袖要面对叛国罪审判，坚持到两项法案颁布之时乃至以后（图克和哈迪没有这样做）。要做到这些，领袖也许需要具备一点演员的气质。像演员那样装腔作势是英国雅各宾派〈哈迪除外）的恶习，而且有时他们的做作看上去显得滑稽可笑。但是，那是一个花言巧语盛行的时代，一个“暴发户”的花言巧语还不如一个伯克的花言巧语编织得好。自由论坛（的确是真正自由的论坛）的华美词藻如果用来给雅各宾派鼓劲的话，那肯定能够得到谅解。而且，在1793至1795年之间发表的政治性文字中，瑟尔沃尔既有勇气也很谨慎。他在1793年这个年头里一直与伦敦当局进行公开的斗争，以维护发表演讲和进行辩论的权利。在被从一个个演讲厅驱逐之后，瑟尔沃尔最终得到了在博福特大厦的一处房屋（受到一个赞助人委员会的帮助），将这处房屋用作他发表演讲和1794至1795年间协会一般性活动的中心。^[107]哈迪被捕后，他立即重振协会。当密探来旁听他的演讲时，他就把话题转到密探制度上；当有人试图挑起暴乱时，他带领听众平静地离开演讲厅。他修改过激的决议，提防挑唆活动。他对人群的支配能力很强，据说在最后一次反对两项法案的示威中与会者高喊“士兵们、士兵们！”的口号时，他宣讲协会愿与军队保持亲善关系的意向，使人们打消恐惧，转而与之团结起来。

瑟尔沃尔在1795和1796年发表的演讲和撰写的著作无论在深度和观点的一致性上都领先于其他活跃的雅各宾派成员，他清楚地表达了英国对法国事件的一种估价：

瑟尔沃尔在罗伯斯庇尔恐怖时期站出来宣称：“法国发生的过激和暴力不是革命新学说的产物，而是由旧专制主义有组织的残酷行为所导致的复仇、腐败和清疑等旧时陋习所引起的后果”。他认为自己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既与无能的吉伦特派又和山岳派不同，他既批判“哲学家的愚蠢”，也批判“精力旺盛的党派的暴行”。但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立即就“皮特和罗伯斯庇尔性格的相似性”发表演讲：

这样做也需要勇气。

瑟尔沃尔一周两次的演讲稿发表在《论坛报》上，他运用了后来科贝特所采用的方法，将政治教育与对时事的评论相结合。他阐述了国际主义的恢宏精神，通过描述科希秋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独立斗争遭到镇压的情形来唤起读者瑟尔沃尔的激进主义大体上局限于潘恩所确定的范围之内，但与潘恩相比，他更强调经济和社会问题。他道出了手工工人依靠适度劳动而获得独立生计的要求，谴责这种法律：它责备“贫穷的帮工联合起来……而富裕的厂主、包工头和垄断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互联合。”^[109]他放弃了“平均财富”的主张，指责遥远的土地国有化计划或乌托邦大同世界是“纯理论的货色”。瑟尔沃尔称赞独立开业的企业主，因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汗水”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如果不同时实行公正的分配，生产就是一件可鄙的事。……如果财产能够妥善地进行分配，那么少量的劳动就足以得到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与妥善的分配为敌的是“土地垄断”、圈地运动和“资本积累”，他从《人权论》发展到《自然权论》：

这些“权利”包括“与雇主利润成比例的……分享产品的权利”和受教育权利，根据后面这项权利，劳工的孩子可以跻身于“社会最高层'此外，瑟尔沃尔还提出了很多汇入19世纪工人阶级政治洪流的思想和建议（《论坛报》和《自然权论》到19世纪还为激进派人士们所阅读），他努力为劳工们去寻找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传统“准则”的出处。

我们可以说瑟尔沃尔为手工工匠提供了始终如一的思想体系，他在《自然权论》中作的进一步考察包括对于“财产的起源与分配”和“封建制度”的分析。像潘恩一样，当他在批判私人资本积累本身时望而却步的时候，他又寻求限制实行“垄断”和“商业”剥削，着力描绘小业主、小商人、手工工匠和劳工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时数、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老年生活都受到保护。^[110]

瑟尔沃尔将雅各宾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边缘。他的矛盾并不存在于他的思想里，而是存在于他周围的环境中，这是所有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及以后时期的激进主义改革家所处的两难境地。无代表权者的组织面临着迫害和压迫，他们如何实现其目标呢？像宪章派所称的，是成为“道义的”还是“实力的”力量呢？瑟尔沃尔不赞成普雷斯的教育渐进主义政策，认为它从属于中等阶级。他同意迸行无限制的鼓动，但反对地下革命组织的极端行为。这就是他（和此后的改革派）所面临的困难境地，他们要在发表反抗言论和不战而退之间作出选择。在1792和1848年间，这样的两难境地不时重现。雅各宾派和宪章派是广大民众威胁的化身，但他们不愿进行任何实际的革命准备工作，在某些重要关头，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支持者中失去信心，要么就是受到其对手的嘲弄。

当然，伦敦通讯会的一些会员准备走得更远，不用说，从事非法行动的团体总有许多方面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它们都很小心，几乎不留下文字记录。但是，伦敦通讯会中的革命派始终以某种形式与托马斯·斯彭斯的名字相联系，斯彭斯是纽卡斯尔的—名穷教员（他早在1775年就在那个城市提出了他的土地国有化理论），于1792年12月来到伦敦。他因出售《人权论》当即被捕，但被无罪释放。他出版和销售小册子，起初是在法官巷的一家店铺，而后搬到小栅门街8号，再后来转移到牛津街9号，最后用手推小车叫卖，顺便还销售热汤（热黄樟汤）。普雷斯回忆道：他“身髙不到5英尺，十分诚实、朴实和真诚可靠。他热爱全人类，相信人变得善良、聪明和幸福的时代将会到来。他对待人世的方式很不现实，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他制作传单，大幅印刷品，发行《猪肉》期刊（1793—1796年），还用粉笔书写标语。1794年5月至12月，他在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期间入狱。在1795至1797年间，他除了出售传单、小册子之外还铸造雅各宾的纪念币。1801年他再度入狱，获释后，规模不大的斯彭斯协会仍是一个鼓动中心，并一直坚持到他于1814年去世及以后一段时间。

从斯彭斯使用的社会改造良方和拼音书写方法（他用这些书法出版了他在1801年受审的记述）来看，人们会轻易地将他视为怪人。但在1794年的叛国罪审理过程中，有人提出证据说他的店铺与武装操练有关；而在伦敦通讯会的后期，好几名领导人是地道的斯彭斯派，包括托马斯·埃文斯和亚历山大·盖洛韦。斯彭斯用潘恩的观点抨击世袭贵族，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不仅剥夺个人的和世袭的贵族权力，而且要毁灭它的基础，即私有地产”：

至于斯彭斯本人是否直接参与暴动密谋（与一般的煽动行为不同），人们还不清楚。但是，他对那些地下活动方式深信不疑，诸如秘密印刷品、匿名传单、炭画的路标和酒馆俱乐部，也许还有食品暴乱等等。在受审时，斯彭斯称他自己为“亚当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子孙们的义务辩护者”。他的宣传几乎不可能在城市贏得大量追随者，也从未深人到任何乡村地区。然而，斯彭斯的一个追随者托马斯·埃文斯最早使斯彭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埃文斯所著《拯救帝国的基督教制度》在对法战争结束时出版，他在书中要求：

其强调的重点仍放在“封建”财产上，与商业或工业的财富相对。但是，关于阶级的定义比潘恩所下的任何定义都更加清楚：

埃文斯的著作确实属于战后时代，但他是伦敦通讯会的最后几位书记之一，这使我们意识到斯彭斯派作为在战争期间惟一成功地保持不变的英国雅各宾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另一个传统尤其与这个团体有关。为《女权》和性别解放奋斗的人主要限于一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布莱克（后来还包括雪莱）等人。斯彭斯是向劳动妇女宣讲自己著作的雅各宾派宣传家之一，他写的一篇评论潘恩的《农业正义论》的文章的标题是《婴儿之权利，或不可剥夺的母亲分享自然物之权，该权为哺育和抚养后代的必不可少之条件》，该文以一位妇女和一位贵族间的对话形式发表。由于妇女发现她们的丈夫“令人遗憾地忽视和不重视他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妇女不得不声称：“我们妇女要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中，斯彭斯为平民百姓争取自由离婚的权利：

“如果人们不能使他们家庭中的弊端得以消除，那么政府的改革和公共弊端的消除又有何意义？”^[111]

普雷斯在两项法案颁布后写道：“一些会员认为再开会是危险的，另一些会员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整个局势迅速走向衰落。……在会员减少之后，协会的事务反而增多了。”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巡视那些停止活动的或懒散的分会：“我记得我不得不在一个晚上如此巡视三个分会之多，并对其玩忽的状态予以训斥。……与地方上的通信数量也十分庞大，^[112]

协会感到它被密探所包围。（宾斯说过：）如果瑟尔沃尔走进一家牡蛎餐馆或红烧牛肉馆，“他可以想象屋内半数以上的厢座里坐着政府密探”。乔治坎·伯兰是布莱克的朋友和做雕刻活的同事，他写道：“人们听到的消息只是英国在绞杀爱尔兰人、猎捕黑奴、食旺代人的肉，并做起了人肉买卖他只要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一份早餐，立即就会有“某个陌生人穿戴讲究地坐到我的厢座对面的座位上”。^[113]瑟尔沃尔在雅茅斯遭到水手的袭击之后，继续巡回演讲。他又在林恩、威斯贝克、德比、斯托克波特和阿什比德拉朱什等地的会议上遭到“水手、武装团伙和龙骑兵”的袭击（地方官员还拒绝提供保护）。瑟尔沃尔被聘为《德比信使报》编辑，但两个星期之后被迫辞去该职。

瑟尔沃尔最终弄到崩溃的边缘。那些在他奔波于东金格里亚和北部地区时接待他的“手工工匠、小店主、非国教教士、教师”受到各方的恐吓。1797年，法国入侵的担忧日益增强，武装忠诚协会和自愿军团纷纷组建，它们像反对法国人那样反对国内的密谋团体。^[114]瑟尔沃尔在1796年已开始与年轻的柯勒律治通信，柯勒律治在布里斯托尔宣讲万民平等理论，他很喜欢瑟尔沃尔的《自然权论》。他在1797年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无所畏惧、口才出众、诚实可靠。如果黑暗和风暴降临的话，瑟尔沃尔最有可能对下层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在1797年夏，瑟尔沃尔的情绪低落，7月他在斯多威造访柯勒律治，与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一起在乡间徒步远足，对他们的平静生活羡慕不已：

这是抒情歌谣兴起的年代，诗人们是政府密探监视的对象，他密报了他们与“一个黑发平头、戴着白色帽子的矮小壮实的人”热烈交谈，这个人是雅各宾分子。瑟尔沃尔决心放弃公共生活：

然而，柯勒律治已对“真理的号角”感到厌倦，正打算砸烂他自己的“煽动号角”。他以友好但坚定的口气回答瑟尔沃尔说：“在目前，我认为你住在这里是弊远大于利。”^[115]

与此同时，宾斯和琼斯正在候审，伦敦通讯会拒绝退让。在1796年大选中，威斯敏斯特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辉格党——激进派联盟，福克斯在竞选场地宣称：“英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比这个（政府）更令人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比路易十四断送了更多的生命，又想在国内比亨利八世加害于更多的无事者。”在此后的10年中，福克斯反对派（纳米尔派历史学家对它竟无法理解）与陆审团制度一起是英国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福克斯本人毫无困难地进人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而伯克的“杀人犯”之一霍恩·图克也获得了近3000张选票。^[116]在诺里季，教友派上层人士巴特利特·格尼在爱国会的支持下与陆军大臣温德姆展开竞选。与在威斯敏斯恃一样，这里的选举权范围很广。格尼贏得了当地自由民的大部分选票，但被从伦敦输入的外来选民击败。在瑟尔沃尔看来，如果格尼不是一个软弱无力、不住在当地的侯选人，“劳动自由民们”本来是会贏得选举的——格尼本人甚至连竞选场所都不去。在诺丁汉，克朗普顿在雅各宾派的支持下获得了数目可观的选票。^[117]

协会在1796年底开始瓦解。它在那一年的秋天仍有力量出版一份颇有分量的《道德与政治杂志》，虽然普雷斯明智地警告说，此举将耗尽协会的财源。该刊在很大程度上靠汲取瑟尔沃尔的思想源泉维持出版。尽管协会的新书记约翰·傅恩（从改革协会重新返回）在1797年1月印制一份通知发给所有会员，谴责他们不参加协会活动，但是在这个月仍有18个分会缴付会费。这年夏季，协会开创了露天政治宣传的悠久传统，它以非国教和卫斯理宗的户外传教士为榜样，每个星期天都在伦敦城路附近，在伊斯林顿、霍克斯顿、海克内、霍恩塞、贝斯诺尔草地等处发表演说，其内容将雅各宾派的宣传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糅合在一起。（里德说）他们还开始有计划地渗入互济会，这一发展对非法时期的工会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1797年7月，他们在圣潘克拉斯召集公众集会，公然反对两项法案，与会者人数可观，但集会被市政官员驱散，讲坛上的6名会员（包括宾斯）被捕。与外省的通信渠道继续保持场通，诺里季爱国会在7月写道：“我们仍然坚守岗位……还是准备公开活动，而不准备放弃它……”。然而，通信更加困难了，该会启用了5个新地址，这些都是不被怀疑的店主的地址，而且“我们有时将还会像上面做的那样变更地址”。在7月逮捕行动之后，斯彭斯派的托马斯·埃文斯出任书记。11月，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意志薄弱者”，这些人散布群众结社一事无成的观点。声明还保证要使伦敦通讯会坚持到底，但在声明上签宇的仪有7人。^[118]

然而，有证据表明，伦敦通讯会此时至少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以准合法的形式存在下去（仍公开发表其会议记录），另一派则建立非法组织。有些人也许两派都参加了，比如约翰·宾斯，他的兄弟本杰明，还有约翰·博恩等。历史学家对地下活动的证据嗤之以鼻，但是在1796至1801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地下活动，人们反而会感到惊奇。其实，工人们对这类活动并不陌生，通信员定期来往于英国各地，从事违法的工会活动。尽管当局篡改文件，再加以挑选，造成耸人听闻的样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1799年由《秘密委员会报告》提交的文件是伪造品。

雅各宾派的“地下活动”使我们联想到英国流亡者在巴黎的聚居地和苏格兰织工的暴动（特拉仑特，1797年），但更重要的是想到英格兰雅各宾派与联合爱尔兰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所进行的愤怒的暴动于1798年剧变为一场公开的战争。但对英国来说，最具意义的革命征兆是1797年4月和5月发生在斯皮特里德和诺尔的海军哗变。毫无疑问，哗变前那里的食品、工资和纪律状况令人震惊，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雅各宾派直接进行了煽动。有些哗变者本身就是通讯会会员。理査德·帕克勉强地出任诺尔“海上共和国”的“司令长官”，他本身就代表着受过教育的“吃份子粮的人”，他们将《人权论》的声音和组织委员会的经验带入了舰队。11500名爱尔兰水兵和4000名爱尔兰陆战队是革命的又一个因素。一个参加哗变的人在写给“海军部高级专员”的信中说：“要是我理解你们的套话和搜长的公告，我就瞎了眼”，

这也许曾是大多数哗变者的语言。但在那个事态紧张的星期中，泰晤士河被封锁，哗变者中有人谈论将舰队开往法国（确有几艘舰只在绝望中最终去了法国）。水兵们行动的突出之处并不是他们的“绝对忠诚”或雅各宾主义，而是他们情绪发生变化时的“野蛮和放肆的本质”。理査德·帕克在其遗言中正是就这种易变性忠告朋友们：

但在同一时刻，他宣称他将作为“一名人类事业的烈士”而死去。^[119]

这些重大的哗变和第二年发生的爱尔兰暴乱的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表明英国古老政权的控制是多么靠不住。对英国舰队来说，宣称“理性时代最终到来'就是威胁要颠覆整个世界的权力大厦，因为这支舰队是欧洲扩张的最主要工具，是横亘在革命法国和它的头号对手之间的盾牌。有些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水兵几乎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所以这只是舰上饼干供给和拖延发饷之类的小事，并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这种观点是糊涂的，它弄错了人民革命危机的性质，这种危机恰恰是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具有政治意识的少数人所表达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在同时，伦敦通讯会对待这些哗变的态度并不清楚。有证据显示水兵们参加了査塔姆和朴次茅斯的雅各宾派会议，而且伦敦通讯会的个别会员也与军舰上的代表联系，甚至向一群群哗变者发表滇说。据说，一位身份不明“着黑色服装的绅士”曾与帕克和他的伙伴联系，这个人也许就是沃森医生，他此时确在为法国入侵做准备工作。但（根据后来的一次作证），伦敦通讯会方面否认沃森为该会会员。^[120]

哗变以一种最剧烈的形式使得伦敦通讯会会员中对共和国的同情和对民族的忠诚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产生。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亲法国的革命派（内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已经能够同比较坚定的立宪改革派区分开来了，而后者中的许多人（像普雷斯）此时正在渐渐抽身。在哗变发生之后不久的1797年6月，一个名叫亨利·费洛斯的人因在梅德斯通向军队散发传单而被捕，他是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密使，他在一封写给身在伦敦的约翰·博恩的信中报告说：“梅德斯通协会的两个分会仍在活动（有60人参加会议要求送更多的传单来（尤其是散发给爱尔兰士兵的传单）以及“波拿巴的演讲”和潘恩的《农业正义论》。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又有两项法案获通过，规定对犯有非法起誓和企图诱使武装部队放弃忠诚的人处以死刑。^[121]紧接着，一个名叫理査德·富勒的人因向寒溪卫队的一名队员散布煽动性讲话而被逮捕、处死。

伦敦通讯会己采用新的会章，它经过修改更适合地下组织的需要，防止密探的渗入。与此同时，一个秘密委员会在霍尔本的弗尼瓦尔旅店地下室开会，这很可能是联合英格兰人的一个大本营。联合英格兰人基本上是联合爱尔兰人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这两个组织在英格兰几乎难分彼此。该组织用切语或暗号进行联络，密使们都使用口令和手势：

在伦敦，新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中包括约翰·宾斯、本杰明·宾斯和德斯帕德上校。有一个分部在成尔克洛斯广场的“公鸡与海神”酒馆开会，密探由此报吿说“参加会议的人以挑煤脚夫为主”。如果说该组织在伦敦的成员主要是泰晤士河畔的爱尔兰劳工的话，那么据称它还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不少于50个分部，此外还在兰开郡东南部的纺织村庄中拥有一些分部。^[122]该组织在曼彻斯特还成功地打入了军队，组织一些轻龙骑兵举行宣誓：

（这段誓言在发音上都表现出爱尔兰风格。）但是，当秘密组织显然已扩大到爱尔兰人的圈子之外时，密谋者们的观点似乎在1798年春发生分歧。一方面，本地雅各宾派似乎在利用各种伪装继续活动，1797年夏季，罗奇代尔和罗依顿的“自由之友会”大概与曼彻斯特的一个自称为“向曼彻斯特和附近地区工人传播知识会”的中心有来往；1798年2月，在博尔顿，一个密探（通过宣誓）成功地加人了联合英格兰人，当地领导人“推荐一个对改变政治信仰大有作用的图书俱乐部”。在索恩利，一位爱尔兰牧师于1798年2月接待一个同胞，他是共济会成员（一位“奈特·坦普勒”），夸口说曼彻斯特的联合英格兰人拥有两万名成员。（这位教士写信给当局说）“由于我是神父”，所以这个人感到可以信任他，并把秘密告诉他。博尔顿的一位牧师同一个月里在写给波特兰公爵的信中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赞同法国干涉些人说他们能够管好自己……^[123]

1797至1798年冬季，爱尔兰教士奥科依格里神父使用“琼斯上尉”的名字往返于兰开郡、爱尔兰和法国之间。1798年初他来到伦敦，当时约翰·宾斯正设法在肯特的几个港口寻找一个愿意将奥科依格里和阿瑟·奥康诺带到法国去的走私者，他们3人均被捕。在奧科依格里身上査出一份文件，讨论在入侵发生时如何在英国迎接法国人。尽管英国人怀有许多不满，但是他们也担心法国人会把英国削弱为一个省，因而，法国人被告知，他们在登陆之后应发布一项公告：1．不列颠诸岛将建成“几个独立的共和国”；2．每个共和国将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3．所有投靠入侵一方的人将发给武器；4，除征收必要的入侵开销费用之外，不得再征收其他捐税；5，法国应索取的仅限于那些被反法同盟夺走的船舰和海外属地。被捕后，奥科依格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拒绝供出同谋者，终遭处决。宾斯受神灵庇护，被认定不犯有叛国罪，在被指控犯有较轻的罪行之前，他就化名藏匿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我在那里有许多朋友”。^[124]

同情爱尔兰暴动的不仅限于像宾斯这样的爱尔兰人，伦敦通讯会于1798年1月30日发布《告爱尔兰民族书》，该文件由伦敦通讯会主席R．T．克罗斯菲尔德和该会书记托马斯·埃文斯签署：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檄文，洗刷了英格兰人全体参与镇压爱尔兰人的罪名，该文还呼吁驻爱英军士兵拒绝充当“奴役爱尔兰的代理人”。它使协会能够体面地“当众下台”。1798年4月，埃文斯和其他幸存的委员们被捕，当时他们还在激烈争论法国入侵时应采取什么行动。托马斯.埃文斯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革命事业，似乎“更想建立一个广泛的军事专制政权，而不是宣传共和原则”。因而，他提议会员们应加入志愿军。克罗斯菲尔德医生赞同埃文斯的指责，但宣称伦敦通讯会不应以虎制狼，这时，弓街巡警结束了这场争论。^[125]

前一天，德斯帕德上校和联合英格兰人的3名成员被捕。我们对1799年秘密委员会关于该组织的力量的言过其实的报告完全可以不予理会：

但在同时，历史学家们没有理由毫不犹豫地接受普雷斯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联合英格兰人是一个死胎，其成员人数从未超过一打。^[126]普雷斯长期以来不仅反对非法组织，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群众鼓动活动，他赞成安安静静地进行教育工作。他在1797年退会，肯定不会再取得密谋者的信任。表明该组织在兰开郡存在的证据很充足，财政部司法处文件和枢密院文件中密探的报告也谈到几个伦敦分部的活动。有两名密探声称他们曾参加一个总委员会，其中有来自肖迪奇、霍克斯顿、伯思诺尔草地各分部的代表，代表们在艾平森林接受军训（1798年9月）。还有一个名叫“自由之子”的组织与之相竞争。^[127]据奥科依格里随身所带的“英格兰秘密委员会致法国督政府函”中宣称：“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领袖”：

真实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数不尽的人”远未采纳“英格兰秘密委员会”所声称的立场，他们到1798年时卷入因预计法国会发动入侵而引起的爱国热潮。事实上，这些年头的志愿军运动也许并没有使法国人感到惊恐，但它是教会和国家镇压国内雅各宾派的一支辅助力量。^[129]普雷斯的下述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在当时伦敦的极端主义者圈子中存在一些天生的密谋分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偏执妄想的酒馆世界中，与现实的交往不多，其宣言（如果法国人相信这些东西的话）将使人误人歧途。理査德·沃森医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伦敦通讯会会员，我们已注意到他与海军哗变有某种形式的联系。1797年，沃森因取道汉堡向法国传递情报而被捕“公民沃森”于1799年获释时写给法国督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称自己为“伦敦通讯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不列颠联盟成员和巴思、布里斯托尔等地协会的代表。”逃到法国后，他又以同样夸张的口吻向英国发表演说。^[130]

但其他的密谋分子就比较严肃，就像德斯帕德上校于1803年在刑场上所表现的那样。^[131]到1797年时，一些极端的雅各宾分子显然开始对合法的煽动活动感到失望，从这时起的20多年中，伦敦的一小群民主派（斯彭斯派和共和派）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变，也许还由法国军队提供援助，通过某种程度的暴力行动能剌激伦敦“暴民”行动起来支援他们。阿瑟·西斯尔伍德和另—个沃森医生于1816年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该团体中的几个人，包括理査德·霍奇森和约翰·阿什利（鞋匠，前伦敦通讯会书记）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去法国避难。到1817年时，他们仍留在那里。事实上，该团体的两名成员在同年返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就是向西德默思勋爵本人提出大惊小怪的报告。^[132]

因此，雅各宾的密谋者确实存在，而且他们的执着态度足以使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不怕坐牢和流放。但是，他们的那种密谋具有某种偏激性质和抽象的共和主义狂热，与时代格格不入。而且，随着奥科依格里被处决、爱尔兰暴动被挫败以及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领袖们被逮捕，密谋活动已不再是全国性的活动了。在地下组织依然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要么陷入孤立境地，要么开始重新植根于其所在的工业背景中。1799年制定的特殊法规点名对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进行“严厉镇压、彻底査禁”，甚至连不屈不挠的密谋者约翰·宾斯也认为全国性的组织无望进一步得到发展，并试图与枢密院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尽管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他成为格洛斯特监狱的客人，在狱中服刑。宾斯在被捕时，随身携带着一张“口才学校季票”，这也许是为伦敦通讯会“打掩护”的最后一批票证之一了。^[133]

到1799年时，几乎所有当初的领袖们都被关入监狱或在流亡。其中埃文斯、霍奇森、博恩、宾斯、加洛韦、德斯柏德和约翰·巴克斯特都在坐牢。与30年前的威尔克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监狱的境遇不尽如人意，根据托马斯·埃文斯本人的叙述，他

他的住宅被弓街官员査封，妻子和孩子被软禁。埃文斯被囚两年零十一个月。冷泉地监狱的阿里斯狱长给予囚犯的待遇是一件丑闻，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带头对此予以揭露。伦敦民众的自由倾向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反映，即伯德特为囚犯而进行的斗争使他贏得了只有先前威尔克斯能与其相比的声誉。在许多年里，伦敦最流行的口号是“要伯德特不要巴士底！”埃德蒙·德斯帕德上校就是在伯德特的帮助下获释的囚犯之一。19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134]

威廉·布莱克在1796至1797年完成的《瓦拉——四种生物体》一书中这样写道。随着雅各宾分子转人更为隐秘的地下渠道，布莱克本人的预言也变得更加神秘晦涩、秘而不宣。许多人在不少年里仍被监禁：基德·韦克是戈斯波特的一个图书装钉工，由于说了“不要乔治、不要战争”的话，而在1796年底被判处5年苦役和枷刑。（布莱克本人在1803年也差点受到同样的指控）；书商约翰森被囚禁，他是戈德温的朋友；兰开郡和林肯郡对犯有煽动罪者起诉；萨默塞特的一个编篮匠因说了“我祝愿法国人取得成功”^[135]而下狱内政部的波特兰公爵亲自发出指令，査封以酒馆为活动场所的协会，并将出售价格半便士的斯彭斯传单的小孩子关入教养院，^[136]在哈克内，行为古怪的古典学者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从他的藏书中寻找根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劳工阶级在法国入侵中不会遭受什么损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住宅周围方圆三英里之内，忍饥挨饿处境悲慘的人……其数字比地球上任何可居住地区同样面积内的这种人都要多。”^[137]他与福克斯的友谊和他本人的学术地位都未能使他幸免入狱。布莱克在沃森主教写的《为圣经辩护》一书的书名页上注道：“恶棍与妓女无限制地统治，在1798年这一年，为《圣经》辩护将使人送命。”基德·韦克确实死于狱中，而威克菲尔德只是在临死前才获释。

镇压行动使最后一批雅各宾知识分子脱离了手工工匠和劳工。法国的情况在华滋华斯看来：

革命幻想破灭的模式就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它预示着我们这个世纪中那种更低劣的模式。由于受挫于万民平等的幻想，悔过者们对雅各宾派思想上的谬误予以抨击。1797年夏，诗人们在昆托克斯与瑟尔沃尔一起散步时，来到一处美丽的、群山环抱的小山谷中。“公民约翰，”柯勒律治说道：“这是谈论反叛的一个好去处。”“不，公民塞缪尔”，瑟尔沃尔答道：“这倒是个让人忘却有任何必要发动反叛的地方。”这段轶事预示着第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变节”，其中骚塞最卑鄙，柯勒律治最复杂，华滋华斯最痛苦最自疑。1799年，柯勒律治在写给华滋华斯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写一首无韵诗，给那些因法国革命彻底失败而失去人类进步的希望、而沉湎于自私自利地追求享乐、并以一心持家、不屑于哲学幻想为借口的人……”。在此时，瑟尔沃尔早已隐居于南威尔士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中。（到达那里时，瑟尔沃尔吃惊地发现他被一个密探盯梢，这就是迫害狂吗？）正是在这个地方，华滋华斯最后一次拜访了他；也正是在这样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在《远足》中描述了独居者的生活，构思那些千年王国的幻想。^[138]

在另一端，我们看到缺乏组织的、遭受迫害的工人们，他们没有全国性领袖，竭力维持某种非法组织的延续。他们的困境在利兹一个协会致伦敦通讯会的一封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这封信是在1797年10月以约100名会员的名义写成的：

所有酒馆老板都不敢接待他们，而且他们的会员证也“十分紧缺”，“因为城里没有一个印刷商敢承接我们的业务”。^[139]

把这看做是结束是错误的，因为它也是开端。在18世纪90年代，某种像是“英国革命”的东西发生了，它在造就战后工人阶级意识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确，革命冲击在其初期就被扼杀，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痛苦和失望。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恐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反映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对待人民教育问题的态度上、对待他们的体育活动和言谈举止、对待他们的出版物和结社以及他们的政治权利的态度上；而战争期间老百姓的失望则在南方小农的颠倒的千年至福主义和卫斯理宗的新的复兴里得到解脱。1795年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各阶级深刻地离异，工人们被抛进隔离状态，其影响（在社会歧视和教育歧视等各方面）直到今天仍能感觉到。英国在这方面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反革命情感和纪律的潮流恰与工业革命的潮流间时发生，随着新工艺和新工业组织的发展，政治和社会权利则被削弱。没有耐心而具有激进思想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间“天然”联盟刚刚建立就崩溃了。伯明翰和北方工业城镇中工业家和富裕的非国教小生意人的骚动基本上发生在1791和1792年，伦敦、诺里季和设菲尔德手工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不满”的高峰（不论是由雅各宾派的煽动还是由饥锇引起的）则发生在1795年。只有在1792年的几个月中，这两者才交汇在一起。9月大屠杀之后，工厂主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吓得背弃了改革事业。如果说18世纪90年代英国没有发生革命，那么其原因就不是由于卫斯理宗存在，而是由于惟一强大到足以发动它的联盟已经崩溃了。1792年后，已经没有吉伦特派可以为雅各宾派打开大门，如果像韦奇伍德、博尔顿和威尔金森^[140]这样的人与像哈迪、普雷斯和宾斯这样的人一起行动，而且怀威尔的小乡绅也与他们一起行动的话，那么皮特（或福克斯）就会被迫承允一揽子的改革计划。但是，法国革命使地主和工厂主在共同的恐慌中团结起来，巩固了腐败的旧制度，而群众团体则过于弱小、过于缺乏经验而无力靠自己的力量发动革命或改革。^[141]

甚至连瑟尔沃尔在1796年出访设菲尔德时也隐约感到了这一点。他对当地“无套裤汉”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觉醒感到欢欣鼓舞，“但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体，很不幸他们没有领袖。”尽管有几位“具有相当财产和较大影响的人……想他们所想”，但都没有勇气站到他们一边来。

这也并不表明瑟尔沃尔背叛了雅各宾派。他在1796年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喜欢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改革家们的那种家长作风（诺里季的格尼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民众改革派将自己暴露于巨大的牺牲下以至于摧毀了运动或使之转人地下。

而且，运动急需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的思想资源，但中等阶级中的一些人因对革命失去幻想而十分苦恼。通过强迫的或自愿的移民，运动在早期就失去了两位最有才能的宣传家和组织家一杰拉尔德和库珀。^[143]它也不可能永远依靠《人权论》、依靠对法国的模仿、或穿着罗马人的宽外袍和撒克逊人的长罩衫生存下去。1795年运动达到高潮时，它只经历了4年发展过程，它的注意力必须放在迫切的组织问题上，而当时的气氛则充满了对叛国罪的恐惧与指控，支持者们拖延塞责，罗伯斯庇尔则用那沉默的断头机打断他们宣言中的精彩段落。瑟尔沃尔的演讲是即兴式的，听众中总有一名国王陛下的密探。直到1796年的相对平静时期，他才做出最了不起的工作（非常出色），而此时运动却开始崩溃了。英国雅各宾派不成熟，吃了缺乏经验的苦头，许多演讲者故作夸张的姿态，让人看上去显得愚蠢可笑，这些都不使人感到吃惊。

如此看来，这是一部挫折和失败的记录。但是，这段经历具有更为积极的一面。许多传统而不是某一传统源自这些年头，这里有戈德通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传统，雪莱后来对此重新确认；有自然神论和理性思想的传统，战争还未结束，理査德·卡莱尔就开始重新出版潘恩的所有著作；有经过发展的惟一神教派和“思想自由的基督徒”传统，它由本杰明·弗劳尔和威廉·弗伦德等人的发扬光大，载人W·J·福克斯的《每月积蓄》；^[144]有普雷斯和那些头脑清楚、具有立宪思想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传统（其中一些人，像哈迪、盖洛韦和普雷斯本人后来发迹起来，成为小雇主或大雇主），他们在1807年威斯敏斯特大选中重新露面，支持图克的信徒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积极的合作。

这些传统不仅从思想中而且从人物身上得到反映。虽然一些雅各宾派成员隐退了，另一些人像约輸·盖尔斯、托马斯·库珀、“公民李”、约翰·宾斯、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和别的许多人移居美国，^[145]但其他人却等待每一个机会以重新进行宣传。约翰·盖尔·琼斯和约翰·弗罗斯特是战争期间伦敦辩论俱乐部的成员。在俱乐部中，他们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派。琼斯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直在伦敦激进派圈子中很突出，^[146]同样的延续性在许多地方中心城镇也能看得到。很少有几个中心城镇留下了能与莱斯特的乔治·鲍恩相比的漫长记录，鲍恩于1792年任莱斯特宪政会书记，1794年被捕入狱，迟至1848年，他仍是宪章主义“实力派”的鼓吹者，奋笔疾书不已。^[147]在许多城镇里，具有相似思想的手工工匠、小生意人和反战分子继续在一起开会，杰出的雕刻家托马斯·比尤伊克回忆道：“那些坚定的人类自由的鼓吹者”在纽卡斯尔的“蓝铃”、“独角兽”和读报室聚会，他们是“有见识和推断力的人”、“有教养的小生意人”、“银行业者、职员、手工工匠和代理人”。与比尤伊克联系密切的人中包括一名制鞋工、一名建筑工人、一名铸工、一名锡匠、一名编辑、一名击剑师、一名瀲进的绅士和几名演员。他们都团结起来谴责战争及其社会后果：

虽然小业主师傅、职员和小生意人中的许多人对乡绅、资本家和大农场主持有敌意并对“勤勉的劳动者”表示同情（这是1795年之后50年中激进意识形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但是，他们像利兹的小商小贩一样被“贵族权势”吓倒了。就连具有清教般热情的贝里克，在战争期间也只与那些能够“为倾心于暴力的人树立得体的榜样”，而且把对“时政之黑暗”的愤怒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人打交道。因此，平民雅各宾派受到孤立，退入自己的圈子中去，并被迫去寻找独立的半合法或地下组织的形式。（在贝里克所在的纽卡斯尔，数十个酒馆中的互助会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其中许多无疑是工会活动的掩蔽所，而以前那些雅各宾分子，就在会议上“进行热烈的辩论、使用激烈的言辞”。^[149]由于与其他阶级相脱离，所以激进的机工、手工工匠和劳工们便埋头充实他们自己组织的传统和形式，因此，尽管1791至1795年这几个年头出现了民主的波动，但明确的“工人阶级意识”应该是在镇压年头才走向成熟的。

甚至在最黑暗的战争年月，仍能感觉到民主的波动在暗中起作用。它的贡献是它确认“权利”这是平民千年王国的倏忽闪光，它从来就没有完全消逝过。结社法所起的作用只是将非法的雅各宾派和工会更紧地拧在一起，^[150]甚至在“入侵”的狂热下，新思想和新组织形式仍在不断涌现。数万名非自愿从军的士兵的经历使人们的亚政治态度向激进方向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1811年，新的人民激进主义和新的具有战斗性的工联主义同时出现，这一方面是新经历的产物，一方面是对反动时期的必然反响。“我没有忘记英国的恐怖时期。在那里，你能发现我的政治倾向的源头”，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曾这样写，埃利奥特是一位“谷物法诗人”，他父亲是设菲尔德一家铁厂的职员，是个雅各宾派，“义勇骑兵们时常骑马倒退着挤进他的窗户来取乐。”^[151]

（总的来看），1792至1796年间的改革骚动史是一部中等阶级改革派集体退却和下层激进派急速“左转”的历史。这些经历给群众的意识形态打上了长达50年的印迹，在这个时期，激进主义的活力不来自中等阶级而来自手工工匠和劳工。人们把群众团体的成员叫作雅各宾派，这是对的，包括瑟尔沃尔在内的一些领袖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他们的雅各宾主义的特殊之点表现在他们对平等的强调上。“平等”这个词（按其在英语中的一般含义）对于那明确而肯定的学说、即主张消除一切身份差别并反映其过程的学说而言，就含有过多的否定意味。工人阶级运动在此后一些年代里将继续充实自由和博爱的传统，但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工人阶级资金的保管，都需要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并形成对领导阶层的尊敬和大肆宣扬的忠诚，这就是产生官僚制度和官僚控制的根源。英国雅各宾派在18世纪90年代却首创了很不相同的传统，当雅各宾派的戴尔勋爵和手工工匠及织工们坐在一起，违反18世纪的定式，以“公民戴尔”相称时，平等中就有了一种淋漓尽致之感。但“人总是人，不是东西”这种想法以其他种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在我们今天批评当今世界的许多做法时，还会不时地回忆起来。委员会中毎一位公民都指望发挥一些作用，主席通常是轮流充当，以领袖自居会受到注视，委员会运作的基础是坚信每个人都有理性，都能增长自己的才干，崇拜和身份髙低有悖于人的尊严，雅各宾派的这些长处，对宪章运动有很大贡献，但在19世纪后期的运动中却衰落下去，那个时候，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侧重点从政治权利转移到经济权利上。20世纪英国在阶级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之所以很大，部分是由于20世纪工人运动缺乏雅各宾派的优秀品质。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雅各宾传统中其他具有明显重要性的方面：自我教育和理智地批评政治和宗教体制的传统；自觉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传统。一段短短时间的鼓动，竞能将其思想传播到英国的许多角落，这的确是非同寻常。^[153]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后果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也许就是打破了不在“成员无数”中进行鼓动的禁忌。在任何地方，只要雅各宾思想还存在，只要那里还珍藏着《人权论》那里的人就不再等待威尔克斯或怀威尔出来做榜样、开始进行民主鼓动后才付诸行动。在整个战争期间，英格兰的每个城镇和许多村庄都有托马斯·哈迪式的人物，他们的书箱里或书架上放满了激进主义的书籍，他们等待时机，在酒馆、教堂、作坊和鞋匠偶尔说一两句话，等候运动的复兴。他们所等候的运动并不属于绅士、工厂主或纳税人，而是属于他们自己。

1849年，约克郡一位言词尖刻的讽剌家为所谓的“乡村政治家”画像，画得还相当形象。那是一个皮匠，这很典型，是他所在的工业村庄中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他“当然是波拿巴的狂热崇拜者”。“当他听说革命取得成功——王室倾覆、国王逃跑、王子们四散于国外时，就像喝了一夸脱香甜的热啤酒，温暧了他那衰老的心。他认为他年轻时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了。”他沉迷于使用一些雄伟壮观的比喻，像“自由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等等，并声称对俄国事务了如指掌。

他所梦寐以求的革命从未爆发，但有一种革命仍然发生了。小詹姆斯·瓦特在1793年抱怨道：正是效忠派通过唆使暴民反对改革派而“弄坏”了“较低等级的人”：

在1795年这个近乎发生饥荒的年头之后，许多地方都能感到变化。诺丁汉的雅备宾派在1794年沉默下去，但在1796年大选中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公开对抗和击败对手。一个愤愤不平的保皇效忠派分子1798年曾写道：^[156]“在进入这个城镇的大多数入口处，都立有一块告示牌，上书‘所有游民都将被依法拘捕和惩处’”、而现在，“游民”这个词被人用“暴君”这个词覆盖了，没有人愿意出来把它撕下来。^[157]1797年参加海军哗变的人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把自己看做人，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得到人的待遇。”[158]

1812年，司各脱环顾四周，沮丧地看着苏格兰工联主义和英格兰卢德运动的势力，写信给骚塞：“这个国家的地雷就埋在我们脚下，而皮特把“埋雷者”赶入了地下。现在的“乡村政治家”在1789年的村庄中就很难找到。雅各宾思想被赶进纺织村庄，每当价格上涨和生计艰难时，就有人在诺丁汉织袜工和约克郡剪绒工的工场以及兰开郡的棉纺织厂里进行宣传。瑟尔沃尔(而不是皮特)作出了总结：“在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区苏格拉底精神一定会兴盛”：

感谢 王异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