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自由之树

“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美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

——1796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

“恶人婊子正在统治，不受限制。”

——威廉·布莱克，1798年

第一章 成员无数

“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中的第一条。1792年3月，当通讯会书记开始与设菲尔德的一个类似组织建立通信联系时，就引用了这一条原则。^[1] 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是两个月前在河滨马路附近一家酒馆（埃克塞特大街的“钟声酒吧”）里召开的，9名“心地善良、勤劳清醒的人”参加了会议。伦敦通讯会的创建者、第一任书记是托马斯·哈迪，他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那天晚上，在场的9个人中有8个成了创始会员，交纳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第9个人考虑了一番，在第二个星期也参加进来）。哈迪（他也是司库）口袋里装着协会的全部资产8个便士，回到他在皮卡迪利大街9号的家里，他将用这些钱去买信纸，以便和国内那些思想相同的组织建立联系。

两个星期后，有25个会员参加进来，司库手里也有了4先令1便士的经费（6个月后据称已有2000多名会员）。人会手续很简单，只要对三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就算通过了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协会成立的第一个月中，曾接连五个晚上辩论同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匠，有没有权利去争取议会改革？”他们考虑再三，“在心中斟酌有可能想到的每一种观点”，最后认为有权利这样做。

两年后，1794年5月12日，皇家执行吏和弓街两名巡捕加上内政大臣邓达斯的私人秘书，还有其它一些大人物光临皮卡迪利大街9号，将鞋匠托马斯·哈迪以叛国罪逮捕。当官员们搜查房屋、砸开一个衣橱、在哈迪夫人（她正怀着孕，因此始终躺在床上）的衣物里乱翻、包走了四大方巾的信件和一米袋的传单、书籍和手稿时，哈迪一家人默默地在一旁看。就在这同一天，国王向下院发出一份特别信件，专门谈各地通讯会的煽动活动；两天之后，下院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迪的文件。

枢密院亲自把哈迪提审了好几回，哈迪对这几次提审很少记叙。但哈迪的一个同监难友把他自己受这举国最高机构审理的情况用戏剧形式重现出来，以飨读者。约翰·塞尔沃尔这样记叙道：“我被叫进去，看见全班人马都守在那里，下巴深陷在讲稿和手稿中……它们都乱糟糟地堆在一起。”大法官、内政大臣和首相（皮特）都在那里：

约翰·塞尔沃尔于是把背对着那些达官贵人，“欣赏起一幅水彩画来”。首相叫他走开，然后把一个14岁的男孩亨利·伊顿叫进来提审，伊顿曾和塞尔沃尔家住在一起。这孩子立场十分坚定，竟“发表起政治演说来，他言词尖锐，谴责皮特先生，说他向人民征收太高的捐税……”^[3]

用后来100年的标准来判断，冲突双方在这时都没有经验，都不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后来那种大规模的非个人冲突预演成稀奇古怪的个人冲突了，^[4] 礼貌与敌视并存，在阶级仇恨的怨怒中，仍留有表现个人善意的余地。塞尔沃尔、哈迪和其他10名犯人被关在伦敦塔，后来又转到新门监狱。在新门监狱，塞尔沃尔有一段时间关在陈尸所里；哈迪太太在“教会与国王派”暴徒围攻她的家时受了惊吓，结果难产而死。枢密院决心把叛国罪的诉讼进行到底，而对叛国犯的最高定罪是先上绞刑，乘他还没死的时候砍断绳子，剖腹掏肠（当着他的面焚烧内脏），然后再砍头、分尸。一个由体面的伦教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对此没有兴趣，经过9天的审判，哈迪被开释（那天刚好是1794年的火药阴谋纪念日）。^[5] 陪审团长在宣布过“无罪”之后就晕了过去，而伦教民众则情绪激昂，把哈迪拉到街上去凯旋游行。霍恩·图克和塞尔沃尔也随后获释（其他人的案子也就此了结了）。但民众的庆贺却稍嫌早了一点，第二年，对改革派——或“雅各宾分子”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倍了。到90年代末，整个运动似乎都已被打散，伦敦通讯会被取缔，潘恩的《人权论》被查封，群众集会也被禁止了。哈迪在大菜市附近开了一家鞋店，请以前的老改革派来照顾他的生意，以示不忘他过去的功苦。约翰·塞尔沃尔隐退到南威尔士一座孤独的农场上去。初看之下，“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工”终究是没有权利争取议会改革的。

一般认为，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为了不故弄玄虚（因为设菲尔德、德比和曼彻斯特的协会都成立在伦敦通讯会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人说，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就时常出现一些有工人阶级参加的讨论团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把伦敦通讯会看成是“群众激进”团体，也许比“工人阶级”团体要准确得多。

从哈迪的情况来说，他肯定是个工匠。他1752年生，曾在斯特林郡学鞋匠手艺；他也在卡隆铁工厂做过瓦匠（在给制铁商罗巴克盖住房时，脚手架倒下来，差一点被砸死），因此也见识过一点新工业的东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不久到伦教，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个职业，那是众多职业中的一个，在这些职业中，帮工们都指望能自开门面，幸运者还可以自己成为开业师傅——如哈迪最终做到的那样。他娶一个木匠兼建筑工的女儿为妻；他的同事、担任过伦敦通讯会主席的弗朗西斯·普莱斯后来则成为裁缝铺老板。当时，帮工与小业主的分界线模糊不清，1795年，鞋匠帮工协会曾罢工反对哈迪，那时他已经是小老板了；弗朗西斯·普莱斯在成为裁缝业主之前，则帮助组织过1793年缝裤业帮工的罢工。具有独立身份的工匠（其工场也就是“店铺”）和小店主、小生意人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加模糊；从这些人那里再跨一步，就是个体经营的雕刻师如威廉·夏普和威廉·布莱克，以及印刷工、药剂师、教师、办报人、外科医生和非国教的牧师等等。

因此伦敦通讯会的一端深入到皮卡迪利大街、舰队街和河滨大街四周的咖啡店、酒馆和非国教教堂里去，在那里，自学起家的帮工有可能和印刷工、小店主、雕刻师及青年讼师们并肩而坐；它的另一端，特别是在泰晤士河东岸和南岸，就一直插到比较老的工人集团中去，比如说外滨的码头工、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索斯沃克的非国教古老据点等等。200年来，“激进的伦敦”与只有两三个基本行业的北中部中心区相比，社会与职业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也显示出更大的流动特色。伦敦的人民运动时常缺乏一致性和持久性，而这些特点只有在整个地区都卷入共同的社会与职业冲突时才会有。但另一方面，伦敦人又比较容易接受思想的或“理想的”动机，理论宣传在这儿比在北方更容易找到听众。伦敦激进主义很早就变得城府很深，因为它需要把许多宣传运动组织成一个共同的运动。新理论新观点一般总是在伦敦先找到与民众运动结合的交接点，然后再从伦敦转到外省的中心地区去。

伦敦通讯会就是这样一个交接点，应该记得，最初的创始人住在皮卡迪利，不是外滨也不是索斯沃克。就连它最初几次会议所留下的简短记录中，都保留着一些显着的特色，表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而正是这些特色，能帮助我们（在1790至1850年的时代背景下）给工人阶级团体下一个定义。这些团体往往由一个工人担任书记，每周收取很低的会费，它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混杂在一起，也就是“时局之艰辛”和议会改革混为一谈。它举行的集会既能起社会交往的作用，也能起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出于实际需要，它特别注重会议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都决意要宣传自己的观点，把那些倒向他们的人组织起来，而这就体现在如下指导原则中，即“让我们的成员无数”。

时至今日，我们也许会对这个原则习以为常，但它却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它体现了孤家寡人主义的结束，也体现了政治作为世袭集团或有产者独占权利的结束。接受这个原则，就表明伦敦通讯会扬弃了政治与财产权划一的古老做法——同时还扬弃了“威尔克斯和自由”时代的激进主义，在那个时代，“阿斗”尚未自我组织起来去争取自己的目标，而是受一个派别——哪怕是激进派别的召唤而卷入临时行动，结果是加强了这个派别的力量，威胁到政府当局的存在。伦敦通讯会用一种“无限”的方法去打开宣传鼓动之门，这表明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已经产生，它把古老的禁区置之不顾，而寄希望于平民百姓的自发行动和自我组织过程。这样一种富有革命气息的挑战，当然会受到叛国罪的指控。

不过，这个挑战在以前也曾有人提出过——那就是17世纪的平等派。当时，争论在克伦威尔的军官和军队鼓动员之间展开，其措词用语预示了18世纪90年代的冲突。就在普特尼辩论 ^[6] 进入高潮时，士兵代表争辩说：是他们打赢了战争，因此应该得益，应该把选举权扩大，把他们也吸收进去。平等派雷恩巴勒上校的说法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

对此，“大人物”的代表、克伦威尔的女婿埃尔顿将军回答说：“在本国，一个人若不具备永久不变的利益，则他就无权关心或参与国事的处理……”雷恩巴勒逼他说明白一点，埃尔顿于是就激动地答道：

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仅因为有一口气就能当选议员”，那么下院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多数，他们在地方上没有利益可言，也没有永久的利害关系，“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投票反对一切财产？……告诉我你们还要走多远，你们是否可以凭这条规定去保护一个有财产的人？”

剥夺别人的政治与财产权身份，这当场就引起愤怒的反响。塞克斯比 ^[7] 说：

雷恩巴勒讥讽地插话道：

对此，埃尔顿和克伦威尔的辩解仿佛预见了1688年的妥协。他们说，普通士兵为三件事而战：一是限制国王侵犯个人权利与信仰自由的特权，二是争取由民意代表实行统治，即使他自己不能参与这些选举也罢，三是“做买卖挣钱买地的自由”，由此进而取得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自由而不摧毁财产”。

1688年以后的100年，这样一个妥协就不再受挑战了；出现一个土地与商业财产联合的寡头统治。从本质上说，它更腐败，而卖官鬻爵、官官相护的现象也更严重，其中的奥妙，又正是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及其一派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平等派的挑战彻底失败了，但平等派复活的幽灵却时常在人们脑海中出现，它好像是海峡旁的一块巨岩，旁边有天主教徒和詹姆斯党的大漩涡，“宪法”这艘船就要在这两者之间穿过。直到18世纪最后二三十年，“18世纪共和分子”的温和的共和、自由主义立场似乎就限制在埃尔顿所设立的范围之内。^[8] 看一看18世纪90年代改革派与政府之间、以及各改革力量之间的分歧，就似乎看到了普特尼辩论的重演，只不过那英国“最穷的人”、“有天生权利”的人变成了《人权论》，而成员“无数”者的鼓动在伯克眼中就恰似那“猪狗的一群”正在威胁一般。对改革派实行恫吓威胁的半官方组织取名叫“保卫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协会，连约克郡温和的改革派克里斯托弗·威维尔牧师也深信：若改革以普选作为原则，“就不能实现，除非再打一场内战”，尽管他对改革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

他在1792年又写道：“如果潘恩先生能把下层阶级唤醒，他们的参与就可能是很粗野的，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私人的财产还是公众的自由，就都要受那帮无法无天凶野狂暴的乱民去摆布了。”^[10]

这就是过去那场辩论的继续，人们表现出同样的抱负、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紧张冲突；但现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语言和新的论点，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设法理解双方——既理解持续的传统，也理解变化的背景。写历史总要有开头，人们于是就常常只看见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1789年开头，于是就把英国的雅各宾主义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副产品；我们也可以在1819年开头，以彼得卢为标志，于是，英国激进主义就仿佛是工业革命的自发后果了。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助于新的宣传运动，运动在工人群众中也很有基础，它形成在新的经历里，出现在成长中的工业制造业地区。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底有哪些因素是由这些事迅速引发出来的？可以很快看到的是城市工匠和小生意人的悠久传统，这些人和法国的“小人物”非常相似；乔治·鲁德博士曾经证明：“小人物”正是巴黎民众中最变化无常的革命因素。^[11]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复杂的连续传统实际上可以一分为三，一是非国教传统，以及卫斯理的宗教复兴使它发生的变化；二是人民中各种模糊观念形成的一种传统，它们结合成英国人“关于天生权利”的思想；三是18世纪的“下层民众”中有一种若有若无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威维尔曾经恐惧不安，而哈迪则想把它组织到委员会、分会和严肃认真的游行示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