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
第五部分：一个时代的终结——英国革命共产党的最后岁月
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我们痛苦地试图零碎地构建趋势组织。我们获得了零星的新同志，但也失去了少量的人。总的说来，我们的队伍相对完整，但我们的财力却在不断地消耗。我们所有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财政问题上了。当运动在上升的时候，你会从同情者、联系人和支持者那里得到钱。但当情况不妙时，这些资金来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枯竭。在战争期间，我们曾有几个富裕的同情者，他们给了我们一笔可观的捐款。现在，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改变了。他们受到了社会情绪的影响。他们说，我们实际上是做生意的，我们只关心结果。我们希望看到革命运动的发展。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热心支持者，而是对其他事情有兴趣了。
一位过去的同情者靠绘画发了财。起初，这只是他的一个兴趣。但随着他对革命热情的减退，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艺术和绘画。后来，有一天，他决定不想在革命上浪费钱了，于是这个资金来源就枯竭了。他把精力转到了绘画上，赚了一大笔钱。然而，我们主要的富有支持者，是一个叫斯皮瑞根（Spiregen）的帽子制造商。他给了我们很多钱，支撑了运动很长时间。但这个来源也枯竭了。所以，认识到我们的困难，我们被迫将全职专业人员的数量从16人减少到6、7人左右。报纸的成本必须要支付，而当时的印刷成本也在以天文数字的速度上升。所以我们不得不削减《社会主义呼唤报》的规模。最后，由于资源不足，我们不得不从双周报改为月报。我们仍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情况的改变，即使目前的状况应该会持续几年。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在逆流而上的。
就在这个时候，哈斯顿感到了压力。他当时生病了，患有胃溃疡。在战争期间和随后的几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哈斯顿对第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越来越失望。必须说，他对国际抱有某些幻想——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内，都不抱有这种幻想。在战争末期和战后不久，哈斯顿对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提出的错误观点越来越感到绝望，我们1942年的小册子《为夺权做准备》就是一个缩影。当然，我们已经纠正了观点，并分析了正在展开的局势。然而，哈斯顿已经病入膏肓，疲惫不堪，并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看待事物。
我们困难的根源在于客观形势。这样的困难压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包括领导层。哈斯顿乃是一介人中之龙，尽管他后来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我也毫不忌讳地这么说。他无疑具有巨大的优点。然而，虽然他有很多政治敏锐性和一定的理论水平，但他更多的是倾向于一个政治活动家和召集人，而不是一个理论家。在这些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到了1948年秋天，哈斯顿开始寻找出路。他越来越不积极。他对事情的发展情况感到厌恶，并且无疑也是受到他对于运动主观怀疑的影响，他提出了加入工党的问题。
1948年12月，哈斯顿在英革共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他所建议的打入策略版本是不抱有希利的幻想的，并声称此时在工党内可以取得大的收获。但这实际上等于说，哈斯顿是认输了。有一次讨论和投票，他发现自己在政治局中是少数派的一员。他完全被孤立了。于是，哈斯顿决定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便在组织内部据理力争。
哈罗德·阿特金森是英革共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之一，他刚从美国出差回来。他对这种情况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支持哈斯顿，对组织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如果实话实说，很不幸地阿特金森和哈斯顿一样，都处于士气低落的状态。他全力支持哈斯顿，说我们除了加入工党别无选择。于是，我们又安排在政治局讨论哈斯顿的提议。这一次，哈斯顿和阿特金森在他们之间成功地获得了多数票，这个提案在12月8日、9日被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决议的结论是：
「因此，我们提议作为关键问题向党内提出，解散作为独立组织的英革共，让我们的成员加入工党。」
「我们建议，解散应以公开声明的方式进行。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文章来教育和准备我们趋势组织的支持者们，党的领导层应该与工党进行接触，目的是确保英革共公开加入工党的最佳结果。由此可见，应该把拟议的方针通知工党，如果它被党的大多数人接受，就应该展开谈判，目的是与认同我们观点的人一起工作。」（《关于英革共观点的声明》，作者：哈斯顿、阿特金森、特尔斯和查尔斯）。
在政治局内，只有吉米·迪恩和我本人强烈反对打入工党。我们现在俨然变成领导层中的少数派。英革共最高领导层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转到了打入主义的立场上…但不是遵循托洛茨基提出的经典打入主义，具有可以带来客观发展的前景，而是只能让我们在工党的框架内把力量凝聚起来的打入主义。政治局的多数派写道：
「在1947年9月的英革共大会上，我们对于打入主义的策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党以最大的信心再次确认了公开工作的路线。」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适度收益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地位，从而以最佳方式保持我们的势力，直到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立场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我们过去的观点。」
「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希望向成员们提出我们对党的未来前景和任务的积极展望。我们在此暂且不提这牵涉的一些问题，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对国际书记处的答复中处理过，其他问题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公报中处理。」
「现在我们认为，等到工党环境发生变化后，再介入已经形成的左翼，希望夺取其领导权是错误的。想象着工人仅凭我们的思想就会追随我们，这显然是一种幻想。当工人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学会了信任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追随我们。接受未来政治发展将主要围绕工党的观点，就意味着接受参与工党左翼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不能在不利于革命左翼形成的条件下建立革命左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支全国和地方领导人的骨干队伍，并把工党中无疑存在的左派批评家具体化，为我们的趋势组织创造一个基础。」
「客观形势的整体性质决定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艰苦而耐心的工作时期。我们对迅速发展不抱幻想。而是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在工运中建立起一种革命的政治趋势，这种政治趋势将成为未来的基础。」
[1]
第四国际机不可失地插上一脚，指责多数派犯下了取消主义的错误。
国际书记处表示：
「这份文件是取消主义倾向的表现。」他们接着谴责英革共迅速采取「帮助国际的反对者莫罗和沙希特曼的立场。与沙希特曼、莫罗、德马齐埃（Demaziere）和其他第四国际叛徒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如果你们想要第四国际能够与你们合作，你们就必须重新评估你们的政治活动，理解它如何带你们走向破产…」
「这些同志们的政策会让党变得无动于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声称改良主义正在改造工人阶级，因为斯大林主义正在为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所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对建立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没有多大希望；他们对第四国际的发展没有希望。打入工党的建议看起来就像一个绝望的人把自己淹没在深水中的行为。」
[2]。
吉米·迪恩和我本人在领导层中孤立无援，陷入了深刻的两难境地。很明显，加入工党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初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上反对的原因。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做公开的政治工作就会产生奇迹。说实话，在客观情况下，打入或不打入工党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在现有的情况下，在工党外我们不会有什么收获，但在工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犯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当时是很难看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清楚多了。
我们认为，我们有维持组织的基本责任。在1938年至1948年期间，工人国际联盟和英革共表现出了它的勇气。战争期间和战后整个时期的经验加强了这个组织，当时我们在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中收到了教育，包括打入主义和革命的战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政治斗争，以保持公开党的姿态，我们无疑会获得组织的绝大多数支持。哈斯顿和政治局的多数派肯定会被孤立。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在十几年的共同工作中建立了这种领导层，我们不想失去这些同志。
有经验的干部是珍贵的资源。他们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干部在战争、纽卡斯尔审判、尼思补选等过程中受到了考验。他们受到了战争本身的考验，受到了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他们在炮火中仍不改初衷。他们是极有才华的人。因此，吉米和我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困境。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思索，并决定无论正确与否，这都是一个试图要维护既有领导团队的问题。我们希望为了未来，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团队。因此，我们决定不反对政治局多数派的建议。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产生了不可预见的后果。
我们表示，我们不会在组织的队伍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运动。这时候，我、吉米和政治局少数派乔治·汉森（George Hansen），向所有成员发表了一份声明：
「讨论并没有使我们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打入工党将构成一种上策。但是，面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经过训练的干部，以及相当一部分的队伍赞成打入工党的事实，鉴于客观形势将使党陷入困境，我们认为继续我们的反对将是徒劳的。」
「我们认为，目前无论我们在哪里活动，我们的运动都没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包括维护组织的团结、加强对我们干部的教育、提高整个组织的理论水平。这些任务对于今后，无论我们在内部或是在外部，都将构成至关重要的任务。」
最后，我们的声明是如此作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并不符合运动的最大利益。」（泰德·格兰特、吉米·迪恩、乔治·汉森致英革共所有党员的信）
无论我们做什么——在工党内或工党外——我们都可能在人群中找到那一、两个可以成为同志的人，但顶多只能获得极少数。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在目前的环境下，很难卖出报纸，很难获得联系人，革命的思想也很难赢得听众。我们明白，在工党内或在工党外，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准备进行斗争。我们很公开地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领导团队。如果我们能打入工党，并保持我们的组织完整，那么，也许在以后的阶段，当存在着经典的打入主义条件的时机到来（在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这种条件），我们就能与广大的左翼联系起来。将来必然会出现打入主义的条件，而如果我们还在外面，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工党。所以在这个阶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在工党的内部还是在外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组织的完整，特别是领导层。如果我们成功了，就不会有问题。无论如何，它不会像最终的结果那样的灾难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失去哈斯顿。我们还可能失去特尔斯，以及阿特金森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当下还不能绝对肯定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运动内部的大部分力量都会被保留下来，特别是活跃的基层同志。我们至少会保留英革共的核心，并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和形象。
1949年1月8日、9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由哈斯顿、阿特金森、特尔斯和查尔斯签署的政治局多数派声明。但随后在2月，以山姆·伯恩斯坦（Sam Bornstein）、山姆·利瓦伊（Sam Levy）、阿尔夫·斯诺贝尔（Alf Snobel）、阿瑟·迪恩（Arthur Deane）——他们都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为首，组织内年轻的阶级同志，举起了维持公开工作的旗帜，并宣布自己成立派系。他们拒绝加入工党，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公开党。他们发表了一份由14位同志签署的题为《捍卫公开路线》的声明。声明最后指出，工业斗争水平低下，工党内右翼势力上升，条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利于打入的条件，完全否定了托洛茨基和英革共向来所概述的入党的必要条件。声明还以《格兰特同志的诡异状况》为题攻击我本人，说我的立场是矛盾的。在这个时期，公开工作是正确的，但鉴于领导层的立场，我也迁就于多数派了。
公开工作派又编写了一份题为《再谈英国的真实情况》的文件，对他们的立场作了更充分的解释，并引用了过去反对打入工党，但现在站出来赞成打入的同志的立场。最后它说：「我们相信，不仅公开的党可以维持，甚至还有小规模发展的可能。」他们指责打入派「完全绝望地抓住打入路线不放」。
吉米·迪恩和我完全被吓到了。我们对此发展毫无准备，并且措手不及。如果我们能预见到这种发展，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鉴于我们的「中立」立场，以及我们没有做好参与斗争的准备，这些同志对吉米·迪恩和我抱有完全的敌意。因为他们在队伍中没有足够的权威，所以不能获得多数。在他们看来，我们让党失望了。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公开工作派，并在普通党员中获得了支持，可能是25%左右的支持。哈斯顿的立场也得到了25%左右的支持，而其余的人主要是没有决定的。
为了吓唬组织，也许是由于缺乏经验，甚至可能是某种政治上的怨恨，公开工作派说，如果英革共决定加入工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接受希利的领导。我的天！那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公开工作派的同志说，希利1947年的路线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毕竟，他首先提出了加入工党的问题，虽然完全不正确，而且走了一条机会主义的道路。不过，如果英革共解散，我们加入工党，就必须接受希利的领导。我和吉米对这个想法绝对感到惊恐，我们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因为我们明白会发生什么。我坚持要求某些条件，否则我们必须完全反对合并。但哈斯顿因为疲惫和健康情况不佳影响了他的判断力而迷失了方向，他顺应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希利的领导。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雪崩已经开始了，但我们无法阻止它。危险总是存在的，如果你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如果你不采取坚定的原则性态度，即使是在战术问题上，你也会把自己困在角落里。公开工作派认为两个不同的集团在操作同一个战术是不可取的。虽然我们坚决反对把趋势组织的领导权交给希利派，但我们无法阻止我们脚下的地面发生变化。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员数是希利派的三倍多，接受他的领导是可笑的。然后，第四国际领导层兴高采烈地插手了。普里瓦斯按照巴布洛的命令，强调如果英革共不接受希利的领导，就等于脱离了第四国际。这一点被公开工作派的同志们抓住了，他们强调了一点，加入工党就意味着按照希利的条件与他合并，因为这是巴布洛的立场，也是国际领导的立场。
理论上，我们可能会接受希利的领导——如果作为组织领导机构的全国委员会代表了组织内部的实际政治平衡，因为我们拥有大多数成员。但这肯定不是希利的主意。他得到了国际方面的支持。1949年6月4日、5日和6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代表「国际」组织向会议发了一封「问候信」。在对英革共内的「取消主义和亲斯大林主义」倾向进行了一系列攻击之后，信中得出结论说：英革共对国际的正确态度还没有到来，领导同志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按照这些方针对组织进行教育。「问候信」中还包括对我给戴维·詹姆斯的所谓「软弱」答复进行攻击。中委会则发表了由我自己起草的回信，响应了他们的批评：
「你抱怨詹姆斯的结论没有得到格兰特的处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詹姆斯对铁托和毛泽东抱有幻想。我们认为格兰特以唯一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的方式——即处理铁托主义和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反动方面——进行了回答。格兰特的回答的主要部分恰恰涉及到铁托和毛泽东是否作为『绕过第四国际与斯大林主义（俄国）官僚机构进行斗争的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在这里评论说，你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不加批判的信，恰恰为铁托是『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加码。如果你认为格兰特的答复不够充分，那么你的任务就是答复詹姆斯。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谴责我们没有按照你认为应该做的方式回答詹姆斯。但是，既然这样做了，你就必须认识到，理论问题不是靠谴责就能解决的，特别是当这些谴责没有伴随着任何理论上的反驳时。你不能指望我们用你的理论观点来反驳詹姆斯，特别是鉴于你在东欧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你将如何按照你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来建立一个反对詹姆斯的理由。」（1949年6月25日）。
最后，特别大会以多数票赞成解散英革共，加入工党。在希利领导组织的问题上，我们投了反对票，但我们发现自己在此问题上是少数派。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开工作派投了赞成票！1949年7月，《社会主义呼唤报》最后一期特刊问世，宣布了英革共的解散。它的内容如下：
「经过两天的辩论，这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大会以绝大多数票决定解散本组织，并号召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工党——大多数党员已经向工党缴纳了工会政治税。在工党内，他们将继续为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英国而斗争」。
它的结论是：
「我们希望有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加入工党，以与费边社和其他组织相同的方式加入。但是，由于工党1946年关于寻求附属组织的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已经解散了我们的组织，并将在工党党章的框架内，作为个人成员为上述政策而奋斗。通过解散革命共产党，并以个人党员的身份加入工党，我们认为我们将在帮助英国工人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方面发挥最好的作用。」这是由哈斯顿代表解散委员会签署的。
回想起来，这是运动的一大挫折。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与希利派进行合并。正如预期的那样，在第四国际的支持下，希利在政治局中获得了多数，在全国委员会中也获得了多数。尽管我们的支持规模很大，但我们的派系没有一个人被聘请为全职人员，因为由希利主导的领导机构会选择这些职位。根据合并条款，在下一次大会之前，多数派必须接受少数派的领导。这次会议将组织对合并情况进行评估，然后选出新的领导层。问题是，希利就是希利，他会用各种肮脏的手段来摧毁旧的英革共领导层，并控制这个组织。此人根本是一介流氓，为了获得多数席位而不择手段，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打入主义的致命之处。如果我们在英革共领导层的控制下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打入，就不会有如此大的破坏力。那是我们的立场，但哈斯顿和公开工作派拒绝了它。另一种选择，也可以避免分裂，那就是支持公开工作派。但在英革共解散之后，事情开始以相当快的速度崩解。
在完成了他的目标之后，希利获得了新的信心。他经历了一次肾上腺素的注射。就他而言，他在1943年开始的斗争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后，如人们所料，他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反对英革共领袖的运动。他想确保在下一次会议时，他能获得多数席位。我们没有任何全职人员，所以被迫去找工作。然后希利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对任何反对派的人，这就是砍、砍、砍！任何不准备完全接受希利统治的人，即使没有向全国委员会报告，也会被开除。例如，这种情况发生在比尔·克莱明森（Bill Cleminson）身上，他是谢菲尔德的一个主要领导的工程工人同志，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和谢菲尔德的其他同志，就这样被砍掉了。在纽卡斯尔，戴维·詹姆斯，他在英革共内因我们对中国的立场而持反对意见，也被踢出局。亚历克·里亚赫（Alec Riach），还有苏格兰的领导同志，当他们看到发生的事情时，干脆就退出了。我感到非常厌恶。我们的趋势组织在我们的眼前瓦解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俱乐部」的大会上尽可能集结一股反对派。
然而，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哈斯顿走过来对我说，他已经受够了，他要离开这个组织。他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我仍然坚持我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哈斯顿说：「但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个组织的气氛了。」我们恳求他：「哈斯顿，我求求你，等到大会以后再决定吧。至少保持沉默，让我们发动一场斗争，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在组织中获得多数席位。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和英革共最好的日子一样的基础上。但如果你现在退出，只会给希利派一个机会来彻底摧毁这个组织。」
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哈斯顿显然是个崩溃的人。他不再真正关心运动，他只对自己感兴趣。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革命运动的观点和信心，完全丧失了士气。在那个阶段，虽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拒绝接受我们关于等到大会召开的论点，并在1950年2月向政治局发出了一封辞去组织职务的信。哈斯顿于是在次月被正式开除出「俱乐部」。
这正是希利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希利一收到哈斯顿的辞呈，就说：「啊！我们终于可以干掉他们了！」他立即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即一次集合会，并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参加。在这次集合会上，他和当时趋势组织的联合领导人劳伦斯提出了一项谴责哈斯顿的决议。决议将哈斯顿成为叛徒，指令任何成员如果被发现与哈斯顿谈话，或与哈斯顿有任何瓜葛，将被立即开除出组织。
当然，我们对希利的这种流氓态度进行了斗争。如果我们能与哈斯顿保持友好的关系，也许有可能在政治上挽救他，使他重新回到运动中来。这种情况以前也曾发生过，个别的同志在离开运动后又被拉回来。至少友好的方法和同情的态度可以在政治上与哈斯顿达成和解。但对希利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完全被排除的。希利要为过去的事情报仇。对他来说，哈斯顿现在是运动的敌人，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当然，被这样对待，被打成阶级叛徒，哈斯顿也就开始向右翼移动，最后可悲地站在了改良派官僚的阵营里。
希利利用了这个机会，在整个组织内进行了广泛的清洗。他开始营造一种绝对不容忍任何反对声音的氛围。在会议召开前，他关闭或合并了全国各地的分会。在英革共内，我曾是北伦敦分会的成员，并维持持着分会内同志的支持。为了破坏我的地位，希利很武断地在政治局中提出重组分会的决议，并把我调到东伦敦的一个分会，比尔·亨特（Bill Hunter）是那里的领导同志。亨特在英革共内曾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不守纪律的行为倾向，我们对此表示容忍，但现在他却成了顺从希利的工具。
地方全体会议之后，希利到我的分会来解释他对哈斯顿的决议。希利一说完，一个叫戴维·布莱克（Dave Black）的同志就反对道：「可是希利同志，你对哈斯顿提出这样的决议，我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妻子，她是IKD的成员（一个反对第四国际的组织）你希望我拒绝和我的妻子谈话吗？ 」希利以他一贯的风格回答：「同志，你也该再讨个老婆了。」这些对话都是千真万确！不用说，这位同志立即离开了运动。希利是个十足的流氓。我不需要再多说了，因为我认为这些例子已经显示了所有问题。
在会议召开前就决定把我调到另一个分会，这完全是没有原则的。但希利对此并不满意。在被迫放弃全职工作后，我设法找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这至少使我有一些空闲时间来组织我们的政治活动，使我有机会积极参与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前的讨论。于是亨特通过希利提出（显然是受希利的指示），让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到工厂去找一份工作。当然，我拒绝接受这个建议。我只是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我问亨特，这是什么花招？ 这分明是想阻止我在会议前的政治准备工作。然后当我拒绝时，亨特在分会提出了开除我的动议，他们投票决定开除我。这似乎很难想象，不是吗？ 但这绝对是希利和他的傀儡们的典型做法。然而，在第四国际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反悔，因为第四国际在开除我的问题上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随着哈斯顿的退出，希利的下一步行动就是着手对付他在党内认定的所有「敌人」。在英革共垮台之前，有十几个人支持克里夫将苏联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克里夫从后来发生的闹剧中获得了大约二、三十个支持者。现在有一层人支持克里夫以做为反对希利领导的亲斯大林主义立场。很明显，希利的本质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方法毫无共同之处，而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却如一丘之貉。
希利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来「对付」克里夫。克里夫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希利很生气。我只是等着看希利会提出什么路线。希利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 」我回答说：「你不是领导吗？应该是你回答他！」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回答克里夫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所以，希利当然只是以各种罪名开除了克里夫和他的支持者。当克里夫的支持者想向会议提交他们的文件时，他们被拒绝了。当年晚些时候，克里夫成立了《社会主义评论报》的小组。
当哈斯顿被驱逐出国际执行委和第四国际时，他被指责为「可耻的逃兵」，这是「哈斯顿作为前英革共的领导人，在过去整整几年中个人所表现出的所有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策以及对国际的敌意的必然结果。」谴责哈斯顿的决议案断言，他放弃托洛茨基主义是反映了「阶级敌人对运动中意识形态较弱、较混乱的份子的压力。」接着，国际执行委批准了「英国支部领导层为维护纲领和组织而对逃兵采取的一切革命纪律措施」，为全面清党开了绿灯。它还要求「所有忠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以最大的精力对哈斯顿和那些追随他的士气低落份子的一切自满情绪作斗争。」[3]
因此，在开除坚持自己理念的克里夫后，他们又提出了一项决议，即各分会中凡是投票反对开除克里夫的支持者的人，都将自动被开除。事情真的是这样！虽然我在政治上反对他们，但我抗议这种侵犯他们党内民主权利的行为，让我因此被开除了。此后，阿瑟·迪恩、山姆·利瓦伊、山姆·伯恩斯坦、特尔斯等人都被开除了。我们还听说，他们开除了吉米·迪恩和利物浦分会，因为他们提出反对他们在社会主义协会（Socialist Fellowship）方面的机会主义战术。他们无法回答吉米提出的立场，所以他和整个利物浦分会都被开除了。其他许多人则干脆厌恶地退党了。
我们剩下的一项艰巨的工作，是组织起所有那些被希利的清洗所赶走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忠实于英革共的政治路线和方法的人。我们试图把利物浦和伦敦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残余份子聚集起来。这其中包括迷失道路的人、离开运动的人，以及被赶出来的人。有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要是工人同志，由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士气。我们试图拯救他们。但正如能想象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推给了组织的老领导。
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名义上我是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为了显得公正，他们建议我回到组织。我建议我回去上诉，不服开除，直到斗争到再一次被开除，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开除了。但同志们说这是浪费时间，因此投票反对我回去斗争的建议。我现在认为，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种条件下回去显然是愚蠢的。于是我接受了小组的决定，我们又开始了艰难的重振旗鼓的工作。
首先，我们在伦敦有一个小基地，在利物浦有一个小组。总的来说，我们大概有30名同志。但我们现在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活动，除了我们的思想理念和对未来的信念，没有任何资源。我们一方面受到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希利的压力。他得到了合并后的资源，也得到了国际领导人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绝对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再次来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这种性质的分裂之后的情况一样，我们的支持者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从头开始重建运动的任务。
有些人把工人国际联盟和英革共的整个经验视作失败。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历史。不幸的是，人生不是直线前进的，革命运动也不是。我们不仅可以从1938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看到这一点，而且可以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来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中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事态的发展，否则我们就会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的未来得出悲观和错误的结论。
「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Neither to weep nor laugh but to understand）——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这句话，常被托洛茨基引用。托洛茨基当年的经历是一座思想宝库，从整体上看，它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建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在工人阶级中扎根。作为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我个人所经历的经验，极大地增加了我对事件的理解，并有助于丰富我们的集体知识，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础。在战斗趋势中，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在英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基础，也可能是俄国左翼反对派时代以来在国际上最强大的阵地。在我们的经验基础上，包括这一时期的工人国际联盟和英革共的经验基础上，我们将构造一个运动，使这些伟大的成就化为泡影。托洛茨基主义将成为英国和国际上的一支群众力量。希望这本着作能尽其微薄力量，以帮助武装新一代人去完成今后的历史任务。
注释
[1] 英革共打入工党的声明，1949年3月，P1-5
[2] 《吿英革共所有党员》（To all members of the RCP），1949年2月5日
[3] 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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