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史（2002年）
第四部分：保卫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与第四国际的斗争
从1945年起，第四国际的领导和我们之间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分歧。首先，这些分歧产生于对世界形势的评估。我们明白，国际上各种势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占领法国后，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之间的欧洲战争，英美帝国主义是旁观者。实际上，英国和美国是坐在旁边观看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场荷马史诗般的斗争。英美帝国主义错判俄国和德国会在战争中筋疲力尽，变得十分虚弱，美英帝国主义就可以乘势出手，将它们都征服，决定世界的命运。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失算，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
1945年，美国拥有一批新的部队，而俄国的武装部队则伤亡了2500万。然而，红军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德国人，现在驻扎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并占领了半个德国。因此，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对俄国人的警告，美国帝国主义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一军事行动与打败日本毫无关系，因为在原子弹投下之前，日本已经战败，正在求和。投掷原子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恫吓苏联。
红军在西方击溃了德国国防军后，已开始向东方的日本发动进攻。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愿望。红军进入满洲，威胁要在十天内打败日本军队。美国帝国主义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困难。虽然他们的军事力量完好无损，而且他们拥有庞大的士兵储备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黄金供应，但他们无力对俄国的「盟友」进行军事干预。整个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热潮，以及同盟国联军普遍的厌战情绪，使他们不再出手。如果帝国主义者试图进行干预，他们的军队不会接受，他们将面临一系列的兵变。
然而，国际书记处对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视而不见。在1946年4月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的先导会议上，国际书记处提交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由于苏联的软弱，帝国主义者仅凭外交手段就可以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我们在国际书记处文件中读到，俄国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在没有军事干预的情况下，仅靠美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压力及其军事威胁，就可以进行反革命」。他们居然写出了这样的荒唐话！当我们收到这份材料的时候，我们惊恐万分，因为这表明我们的国际在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完全脱离现实。这是对苏联局势的完全错误的评价，苏联的实力已经大大加强，而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被削弱。
现在，我们和国际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对世界经济的分歧、对欧洲将出现的政权性质的分歧；以及对阶级在整个时期应采取的战术和战略的分歧。如果你研究一下国际组织此时的材料，那就是一份破产思想的目录。他们到处看到了不景气。当然，如果不是马歇尔援助的数十亿美元的发放，就像当时科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英国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水平。当然，这将会在英国产生革命的局面。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拯救欧洲和英国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英国是其在欧洲计划的坚实锚地。如果美国帝国主义被迫对欧洲的革命进行干预，他们需要英国作为一个桥头堡。所以他们首先给英国提供了大约15亿美元，帮助其支撑经济。不久之后，马歇尔援助给了西德、法国，然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目的是让他们的经济重新站起来。
同时——作为这种政治趋势的典型特征——第四国际领导们对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指责。我们被指责为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由于我们对东欧的看法和定性，他们指责我们为「新斯大林主义者」；由于我们预测到了经济繁荣，他们指责我们为「改良主义者」；由于我们没有像他们自己那样只会盲目高喊革命，他们指责我们为「小资产阶级悲观主义者」！他们对我们的任何指控不是真正地根据材料本身进行分析和论证。诚然，在论战中，有时使用「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词语是正当的，但必须以科学的方式使用，而不是作为滥用的词语。如果必须反对对手的思想，那就要老老实实地、对理论忠诚地进行论辩，表明论点是错误的。但对这些人来说，这些话只是滥用的术语，是政治争论的替代品。
他们永远不能原谅的是，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上，我们被证明是正确的。国际领导层在被极左主义烧伤手指后，完全转向了机会主义，然后转向了冒险主义路线。当1948年6月铁托和斯大林决裂时，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现在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至少和1917-1921年间的苏联国家一样健康，也许某些地方还有一点小瑕疵。根据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这里是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这怎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论点。英革共领导层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我们解释说，南斯拉夫的政权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我们当然准备对南斯拉夫人民反对俄国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给予批判性的支持，但我们对铁托不抱幻想。在哈斯顿和我本人写于1948年6月的一本题为《斯大林-铁托冲突的背后》的小册子中，我们解释道：
「目前冲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战争结束以来斯大林主义在国际战线的第一个重要裂痕。它必将对全世界共产党的基层党员，特别是西欧和英国的基层党员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共产党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分裂。」
「俄国官僚的权力从俄国边界进一步向西扩展，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虽然暂时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但从长远来看，这将损害他们的地位。」
「显然，任何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支持任何小国的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权利，如果这些小国愿意的话。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将对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并从莫斯科的直接统治下获得自由的运动给予批判性支持。同时，南斯拉夫和这些国家的工人将为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像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那样去掌握国家和工业的管理而斗争。但在目前的铁托政权下，这是不可能的。」
「要求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巴尔干地区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南斯拉夫的斗争，只能是推翻欧洲资本主义政府，以及在俄国建立工人民主的斗争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
与此同时，在中国，最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在发生。毛泽东正在领导农民战争，反对蒋介石这个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尽管美国人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资金和武器，但红军却在快速推进，而蒋介石的军队是历史上逃兵率最高的军队。毛泽东的军队由一百多万人组成，农村的游击队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中国红军轻而易举地切开了蒋介石的军队——由美国武装和训练的军队。英国帝国主义派遣四艘军舰到中国进行干预的微弱企图，以羞辱性的失败而告终。红军炮轰军舰，军舰被迫在黑暗的掩护下逃走。英国人——他们是使失败看起来像胜利的专家——把「紫石英号」（HMS Amethyst）的逃亡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二大事件。因此，对它采取正确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但在这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也很失败。他们只是重复了托洛茨基在战前的立场，当时他认为毛泽东会背叛他的农民基础向蒋介石投降，并与城市中的资本主义份子融合，从而导致「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
第四国际领导人们的整个分析方法是极端荒谬的。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坎农等人仍然坚持认为，毛泽东绝不会越过扬子江。等到会议结束时，毛早已过江，并粉碎了蒋介石的军队。早前与第四国际决裂的沙赫特曼，拿坎农对中国的「观点」开了个玩笑：「是的，毛泽东想向蒋介石投降。唯一的问题是毛泽东找不到蒋！」即使在毛泽东上台后，第四国际的领导层也说这个政权还是资本主义的。他们居然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还保持着这个立场！
1949年1月，在毛泽东上台之前，我们就预测到了会发生什么事。鉴于世界力量的平衡，中国资本主义的破产，以及苏联的背景，毛泽东通过把土地分给农民，依靠农民以扭曲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取得了胜利。鉴于当时工人阶级的被动和压抑，中国唯一的道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政权。正如我当时写道：
「虽然革命家们应该支持中国封建主义的消灭，但必须强调的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只会骇人地扭曲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他们不会带来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像蒋介石那样残酷的极权主义政权。与东欧各国政权一样，毛泽东将把苏俄视为他的典范。毫无疑问，这将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是，工人和农民群众都会发现自己被共产党官僚所奴役。」
「中共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政权，正在收编封建军阀、资本主义分子和乡镇上的传统官僚，他们将占据特权和权力。」
「在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由于未能将土地国有化、农民之间的大规模分化（如在俄国革命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间所见），以及从事贸易甚至轻工业的资本家，可能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提供基础。必须记住，由于中国的发展较为落后，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的情况要弱。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分子相对较弱，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段时间。基于工人和农民不会拥有任何民主的控制权，而且极权政府会对其施加旧政权的亚细亚式野蛮和残酷手法，反革命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衰退的历史趋势，中国资本主义分子更可能会失败。 世界帝国主义的衰弱在此可见：在1925年至1927年，他们有能力直接干预、摧毁了当时的中国革命，今天他们却只能无助地目睹蒋政权的崩溃。」
鉴于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官僚机构的发展，我们预测它也会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文章继续道：
「不过，斯大林很可能会面对一个新的铁托。」。这将在19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中苏冲突中出现。
文章最后说：
「精明的资本主义评论家已经在猜测这一点，尽管他们从中得不到多少好处。毛泽东政权将坐拥4.5到5亿人口，以及其潜在资源的强大基地。他在早期阶段当然也会受到国内广大群众支持。随之而来的中俄冲突，应该会帮助世界工人阶级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正本质。」
稍后的1949年2月，英革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戴维·詹姆斯（David James），对于我们面对中国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的分析提出质疑，并发表了一份题为《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一些评论》（Some Remarks on the Question of Stalinism）的内部文件。这次讨论起到了澄清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并回答了对领导层立场的一些疑问。我就这个问题给詹姆斯写了一个答复：
「詹姆斯同志在这里犯的错误，是假设一旦我们确定了阶级基础，问题就会很简单，所有明显的倾向都必须是敌对阶级利益的直接反照。但他只需问自己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与铁托的斗争中代表什么阶级？既然詹姆斯根据定义承认政权的阶级基础『基本相同』，铁托又代表什么阶级？难道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与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正在进行斗争？这显然不太对劲。」
「首先在这问题上，我们得讨论詹姆斯对托洛茨基的引用。托洛茨基的确是认为官僚阶层的不同部分，往往会反映阶级利益，其中一个派别跟着无产阶级走，另一派别跟着资产阶级走。布田科（Butenko）投奔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他没有代表俄罗斯内的任何社会团体，而只是没有根基的孤立案件。来士（Reiss）代表了无产阶级派别，因此加入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确实设想了，危机时期会分别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潮流——在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官僚将会出现分裂。但他所预期的分化，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但托洛茨基确实提出了其他的更加切题的论点，其中明确地解释了官僚内部（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辩论的话题：不同工人国家的官僚之间）的斗争到底代表了什么力量。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乌克兰。」
「托洛茨基指出，当乌克兰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被清党之后， 在民族共和国身为部门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官员，其中有九成随后被监禁、流放和枪毙。他们与斯大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吗？当然不是！他们反映了乌克兰群众因反对大俄罗斯官僚实行的民族压迫而表现出的抗议和不满。乌克兰群众不光以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压迫，而且也以乌克兰民族的身份而受压迫。因此，在乌克兰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不局限于乌克兰。在苏联所有受俄罗斯官僚压迫的民族共和国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过程。所有这些共和国的国家官僚们都或多或少对大俄罗斯官僚充满怨恨。在这点，他们被本国人民反对沙文主义官僚集中倾向的普遍仇恨情绪所感染。据托卡耶夫（Tokaev）上校在《周日快报》的文章，在二战期间，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国发生了全国性的起义。战后，大俄罗斯官僚使用的惩罚这种「不忠」行为的方法，是把克里米亚及其他地区的国民共和国的全部人口驱逐出境，并把共和国解散；这一举动单从字义来讲，都算是违反了斯大林自己制定的宪法。显然，这是为了警告其他共和国不要离叛。」
「这才是与南斯拉夫正确的模拟。在乌克兰的清洗中，托洛茨基解释了这涉及的问题不是不同阶级立场，而是不同国家民族受官僚压迫的情况。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并不代表布田科的派别，也不代表来士的派别。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权，让乌克兰人对共和国的国家命运有更多的控制（事实上仅代表乌克兰官僚自己的权力）。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竟然仍然会出现这种性质的民族斗争，仅仅显示了革命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倒退了多远。 （这里让我们补充一点，列宁凭借其远见卓识的国族政策，令人惊讶地事先提出了这个可能性：即使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不同民族之间仍然会发生冲突。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期望将会存在着很长时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这将构成一个重要课题。）」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东欧，斯大林试图实施类似于苏联共和国的官僚政策。在南斯拉夫的唯一区别是，俄罗斯的官僚没有像在其他卫星国家那样对国家机器有如此牢固的控制权。当然，这是因为在其他国家，苏联红军的进军摧毁了资产阶级政权并触发了群众的运动；而在南斯拉夫，铁托却在击退德军占领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群众基地并建立了自己控制的国家机器。红军协助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解放，但毫无疑问，和其他卫星国家的情况相比，铁托更受群众的欢迎，更有大众基础。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他们从德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是在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斯大林试图将南斯拉夫完全从属于莫斯科官僚的努力遇到了当地官僚的抵制，他们有足够自信会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其他卫星国家的政权认为有必要依靠莫斯科官僚，因为担心如果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会动摇自己的政权。」
「斯大林难以在南斯拉夫实施类似对付乌克兰的方案，甚至无法实施类似对付波兰的伪独立的方案（波兰有句笑话说，西伦凯维兹（Cyrankiewicz）想休息一晚去看电影都得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报备）。斯大林试图干涉南斯拉夫，结果却是史上第一次斯大林的走狗被捕而不是反之。这就好比假设乌克兰斯大林主义者拥有自己的国家力量和群众的支持，独立且强大到足以反对俄罗斯的联邦内务部（MVD），等国家机器。在此基础上，他们本可以抵制莫斯科官僚想要他们完全从属的要求。」
「这就解释了托洛茨基为什么认为民族问题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他提出了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乌克兰的要求。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把全欧洲统一在社会主义联邦国之下的战略相冲突。从纯教条主义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和大俄罗斯群众的敌人似乎是相同的，任务再简单不过，是在一个统一国家的范围中，把他们向往民主控制的斗争融合为一。但仅仅找到阶级基础却不是答案。乌克兰官僚的阶级基础与俄罗斯官僚的阶级基础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们彼此却发生冲突，而胜方会蛮横地处死败方。」
「同样地很明显，铁托的暂时胜利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他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像乌克兰官僚不算是无意识的托派。」
「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政间接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为了使苏联恢复健康，一场新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其经济基础将保持不变，当然政治革命的社会影响将导致整体经济计划、收入分配、文化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如法国的情况——资产阶级独裁政权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俄罗斯也同样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将官僚极权主义政权转变为真正的民主政体。法国的政治革命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变化——不同的收入分配、生产力更加自由的发展、文化等。但该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同样的，在俄罗斯阶级基础将保持不变，上层建筑将发生变化。在这方面，我们与詹姆斯有共识。但南斯拉夫呢？」
「在斯大林主义的早期阶段，俄罗斯工人政权堕落的过程是无意识地进行的；而同样的过程在南斯拉夫却是半意识，甚至是有意识地实施的。铁托政权十分类似斯大林政权在1923年至28年的情况。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民主，反对派无容身之地，政权是极权的，那么发展的步骤将会和俄罗斯相同。这发展恰恰不是铁托或斯大林个人心理的问题，而是由社会中运作的不同倾向的无情利益所驱使。」
「国家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结构凌驾在社会之上，必然倾向于形成有特定思想习惯的群体，他们善于指挥，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特权。其趋势是凝结一层有自己利益观点的阶层，其观点不同于它所代表的阶级。这在国家接管生产数据的情况下尤其突出；社会的唯一指挥层是官僚。马克思和列宁强调群众必须保持对国家或半国家的控制，是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控制，就会产生新的有特殊的运动规律的趋势和倾向。」
「如果从理论上讲（把斯大林政权从世界关系和社会内部矛盾抽像地孤立出来），这样的阶层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一名西伯利亚斯大林主义高官的保守预计是1000年）——这仍然无法导致社会矛盾的改善或国家政府无痛地从社会上自行消亡。社会进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所有发展规律，都否定了这一可能性。这种社会不仅不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反而如果受官僚任意支配，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人分三六九等的奴隶国，就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小说《铁蹄》中描绘的寡头统治一样。」
「社会主义不是自动地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中形成的。如果社会的变迁纯粹是生产力得到发展后，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变化的话，那么从一个社会形式到另一个社会形式的转变就不需要有革命。正如多次解释过的那样，单靠生产力的国有化并不会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否则俄罗斯就已经算是社会主义了。一旦官僚赢得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其特权地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会创造新的需求，并为官僚处置其利益盈余开拓新的空间。这表现在随着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官僚会成为越来越贪婪和世袭的阶层，而不是反之。 （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的问题不是不可避免的群众反抗运动，官僚主义的昏庸造成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爆炸等。这问题需要别处进一步阐述。）」
「俄罗斯的堕落并非偶然。当无产阶级掌控权力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演变的方向是朝向消灭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当官僚掌控权力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演变的方向不是朝向自愿地消灭国家和建立共产主义，而是朝向官僚巩固自己。条件决定意识。铁托和毛泽东的手段、组织、视野及意识形态与俄罗斯斯大林主义者的方法、组织、视野及意识形态是相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相反——他们的基础是极权主义官僚制。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批评了铁托的「土耳其式恐怖」，是有根据的。当铁托面对一系列的指控：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是一场闹剧，没有人敢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甚至因为怕立即被捕而不敢投反对票，党内和国内是独裁统治——他唯一的反驳是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和左翼反对派在1927年苏共大会的批评划了等号。」
「南斯拉夫的现状和左翼反对派对苏联政权的描述是一样的，几乎一字不差，唯一的区别是1927年的俄罗斯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相比，有过更多的来自以前的残余民主。至少在他们被驱逐之前，反对派被允许在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立场，斯大林还没有发展出彻底极权主义的镇压手法。党内还有布哈林派等派系。斯大林仍然不知道他将会走哪条路。铁托已经全盘承袭了波拿巴主义统治的组织、意识形态、手法。」
「斯大林和铁托政权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后者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俄罗斯官僚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大众的初期热情反应，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热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斯大林只能通过越发肆无忌惮的恐怖来统治， 而铁托则目前可能仍然保有南斯拉夫绝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但这不是根本性的分别，而是节奏和群众经验的问题。」
再者：
「倚仗无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权衡在对立阶级之间，从而为自己的利益加强自身。我们已见这是如何在东欧实现的。眼前中国也有类似的过程进行中。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趋势绝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正是因为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需要确保群众的动员是独立自主的；而反之，斯大林则不会顾忌这些。斯大林主义与资本家建立联盟的前提是当资产阶级完全被挫败之后，以便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工人起义这一隐患。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提议的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甚至存活。这会被用来争取喘息的空间，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蓝图来组织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根本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国家或半国家——作为群众自发武装的组织——而是一个与群众分离的国家机器，完全独立并凌驾于大众之上，成为压迫工具。」
「显然，中国运动的活力源自于『经济的最迫切的内因』。然而，一个真正的革命性、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在落后国家会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在其后会凝聚农民群众；相比较，毛泽东则依赖农民，且不但指望现阶段无产阶级会是被动的，还更无情地镇压任何敢于独立地对抗资产阶级的无产者。在以后的阶段，毛泽东在需要反对资产阶级时会调动无产阶级，随后又会背叛并无情地镇压他们。从这方面讲，更确切地说，毛泽东像铁托一样是个有意为之的斯大林主义者，有意识地采用了许多波拿巴主义的伎俩，而不是像斯大林当年必须自己摸石过河。」
「虽然国民党的军队在面对斯大林主义者的革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号召时就马上散架了，但有件事是清楚的：毛泽东的宣传计划的目的，并不是革命动员无产阶级和组织苏维埃。这也没指望通过工人自觉主动的方式来推翻城市里的国民党政权。相反，他的策略是无情地粉碎任何工人争取主权的动作。拒绝动员群众的意图并非偶然。这表达了对现阶段城市群众运动的恐惧。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区别，没有比这更鲜明的证据了。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有意识的运动；波拿巴斯大林主义则会在阶级之间操纵，并利用大众的革命本能来满足新生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两者之间划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毛泽东政权将遵循其他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模式。在巩固自己后，它将成为军警独裁政权，并继承俄罗斯政权所有其他方面的恶习。这种迹像已经可见端倪。」
[1]
国际的「理论家」们在中国和东欧新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上纠结不已。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南斯拉夫有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在东欧其他地区有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俄国有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这种立场是绝对无可救药的。即使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完全不连贯的，更不用说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了。然而 ，对于所谓的第四国际领袖而言 ，缺乏一致性不是问题 。他们只是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种完全不诚实的方法，没有表现出任何论证的过程。在1946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我们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代表提出托洛茨基预言十年内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将一个不剩的问题时，他说：「别担心，同志们！托洛茨基在1938年预测的事，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发生。」这就是他们对事件的理解水平。
如果处理得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坦诚的讨论，可以提高国际组织干部的政治水平。但是，这就会损害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为了个人威信的考虑而牺牲了理论原则，这说明这种政治趋势是完全破产的。事实上，第四国际没有成功地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趋势组织，这是幸运的。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中，这些「领袖」以其破产的态度和政策，将会很快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灾难。事实证明，曼德尔、坎农、弗朗克、巴布洛等人荒唐又滑稽的行为，在一大部分的工人眼里只是给托洛茨基主义抹黑。他们把错误的政策和季诺维也夫式的组织方法致命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破坏了托洛茨基所建立的运动，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势力有机会建立一个正确认真的基础之前，就把它们破坏了。
在英国，我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干部，通过认真地对待所有出现的理论问题，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然而，在组织内部，希利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首先是作为坎农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理人，然后是作为巴布洛的代理人。就所谓的国际而言，希利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仆人，他完全按照国际领导层的意思来让他做什么以及说什么。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上，都可以依靠希利来提出他们的政治路线，以试图建立一个反对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的小集团。
在政治问题上，希利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1946年，同志们讨论了红军——以及盟军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占领问题。英革共坚定地支持包括红军在内的所有占领军的撤离，并支持民族自决权。那时已经开始在希利周围集结的派系提出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必须支持帝国主义军队从占领区撤出，但不支持红军撤军，因为这是工人国家的军队等等的理由。希利在组织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并由于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而称我们为「修正主义者」。国际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给巴黎的国际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要求得到紧急答复。
恰好在国际书记处的这封信到达的那天，我们邀请了希利和他的一个叫约翰·戈夫（John Goffe）的支持者，到政治委员会讨论一些组织问题或其他问题。当着希利的面，米莉·李报告说，有一封信从巴黎寄来，并向委员会正式宣读了这封信。这是一张简短的便条，内容如下：
「关于李同志1946年5月7日来信提出的关于解释《宣言》中有关红军的一段话的问题，国际书记处将在几天天内作出政治答复，具体说明我们的立场实际上必须是——『赞成包括红军在内的一切占领军的撤退』，从此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很自然，我们都看着希利。毕竟，他已经对我们所谓的修正主义立场进行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激烈斗争。希利的脸色变得像床单一样白。他举起双手说：「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戈夫仍然保持沉默——在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一言不发。[2]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当然这个共识是那封电报所命令的——就像共产国际的代表们通过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收到行军命令一样，没有任何解释。如果书记处给我们一个论点，或者至少有一份10页、20页或30页的文件，你至少可以说希利已经被这个论点或文件所说服了。但国际书记处的信只是简单的几行字！坎农-巴布洛领导层所从事的方法，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在政治基础上形成集团，而是在组织性算计的基础上而集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伦敦的政治傀儡希利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宣布我们现在立即达成了协议，没有一丝犹豫，甚至没有做过任何思考。的确，不需要做任何思考。当巴黎的中心说转向时，希利就转向了。
希利的行为使在场的每一位政治委员会成员感到厌恶。这一事件说明了这种政治趋势的腐败内涵，也清楚地表明了国际书记处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真正想建立的组织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在其他国家想要的是那些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的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他们的智慧之言，彷佛他们所说的话是出自神谕之口。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方法。用这样的手段，你只能打造出政治殭尸——像希利这样的人。他们对国际的概念，即使在那个阶段，也完全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概念，以及第三国际最美好的时代的传统背道而驰。
我们在《内部公报》中写了一份关于此事的声明，其中指出：
「显然，在上述条件下，与我们少数派同志的政治讨论就会沦为一场闹剧。我们无法认真地与一个对手讨论，因为他不仅毫无动机地、在一瞬间就改变立场，而且还否认他曾经持有这些立场。成员中已经开始出现厌恶和冷漠的情绪，他们宁愿远离集体，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这种闹剧式的讨论中。」
「因此，我们呼吁少数派中所有具有任何革命正直感的成员，与这些可恶的方法作斗争。我们还呼吁党内的所有成员去营造必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氛围氛，让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党内的变化和转变负责，以便使我们的队伍中不可能使用这种可恶的方法。」
[3]
但这些话都没被听进去，希利少数派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他的阴谋。
英革共和纽伦堡审判
在尼思补选运动之后，我们发起了一场关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的重要运动，并试图揭露斯大林主义者。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同盟国开始对纳粹匪徒进行审判，以便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他们的身上。英革共立即将其视为揭露莫斯科大清洗罪行和陷害的大好机会。
在斯大林的公开审判中，托洛茨基派和所谓的「托派」，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将领，都被斯大林陷害和杀害。纽伦堡审判将使我们有机会揭露托派份子是纳粹特工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能够要求托洛茨基和那些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的人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候，这场运动还将揭露那些无耻地支持莫斯科审判的人——像《新政治家》杂志的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这样的职业骗子，以及整整一层的工党领袖，他们为了他们与斯大林主义的人民阵线，顺应着后者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
因此，我们召集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和一些工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并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在纽伦堡审判中，向被告提出有关他们与托洛茨基的所谓「控诉」的问题。我们主张对莫斯科审判中关于托洛茨基曾是德国法西斯主义代理人的指控进行彻底审查。我们给工党首相艾德礼写了一封信，我们收到了他的书记的回信，说我们的建议被注意到了。在纽伦堡审判进行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几个月的运动。最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塞多夫（Natalia Sedov）应该被允许在审判中审问纳粹高层的被告，因为她也直接被卷入了诽谤，应该有机会为她的丈夫平反。
即使在组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开展了一场相当成功的运动。每一期《社会主义呼唤报》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在劳工运动中大力开展运动，筹集了大量资金。我们还得到了著名作家、费边社会主义者H·G·韦尔斯（H. G. Wells）的支持。他对此功不可没，特别是考虑到过去托洛茨基对他的猛烈攻击。韦尔斯和其他一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宝贵的说明。我们相信萧伯纳可能从来没有收到过我们运动的材料，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回信，这不像他。他总是很有礼貌，至少会回复。所以我们想，他可能有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书记，因此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材料。
《党的组织者》（1946年9月）指出：
「党开展的纽伦堡运动，是我们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莫斯科审判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宣言产生了国际影响。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部也开展了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共产党的会议上散发了4万份传单，并就这一问题向一些工会支部发表了讲话」。
如上所述，我们为这场运动赋予了劳工运动的色彩，并在工会支部提出了这个问题，呼吁将决议送交唐宁街和全国工会会议。我们甚至给共产党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们参加，因为我们确信，为了真相，他们会愿意协助！我们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但是，正如我们所料，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我们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利用这一事实来对付他们。在我们有同志的工会支部里，我们把共产党员问了个底朝天，问他们的党为什么不准备支持这场运动。国际的其他支部，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南美支部，都转载了《社会主义呼唤报》的材料，并按类似的方针组织了自己的委员会。
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却保持沉默。他们没有组织任何这样的运动。法国同志说，美国人没有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与英国支部的政治分歧。这完全是小孩子气。在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时，工人党的沙赫特曼承接了这场运动，使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陷入了窘迫的境地。沙赫特曼开展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运动，在托洛茨基的平反问题上转载我们的材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失败，真正地显示了坎农处理政治的方式。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坎农无疑是一个工人领袖。然而，他没有必要的理论深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没有。你无法想象列宁、托洛茨基，或者马克思、恩格斯，又或者卢森堡，会关心他们个人的声望——或者让个人的声望影响他们的政治判断——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托洛茨基还活着，他就会立即开展这场运动，并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严厉谴责。美国支部的行为是当时国际上已经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的表现。
希利的阴谋
与此同时，在英国的幕后，围绕着希利、库珀和戈夫的小集团，认为摆脱英革共的领导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希利的派系将争取成为趋势组织的领导。当时，原本站在希利一边的约翰·劳伦斯，因为我们让他在威尔士做了专职召集人，所以过来找我们。劳伦斯有一定的能力和天赋，我们以为他在专职的情况下会发展自己的才能。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他缺乏真正的体力或抗压迫性质耐力，而且被悲观的情绪所感染，现在开始影响到某些层面。希利和他的集团现在试图抓住每一个歧见，来发动与既有领导的斗争。不久，他们偶然发现我们在战后影响某些行业的裁员问题上的立场，并利用这一点来组织反对派。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趋势在原则上是反对工作场所的裁员的。要千方百计抵制这些攻击。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当老板对工厂实行裁员，而又别无选择的时候，积极份子就有责任捍卫工作场所的工人组织。任何转移劳动力的尝试，都只能在工会的控制下进行。如果一个工厂要裁员，那么就应该先裁掉非工会成员，然后再按资历进行裁员，即「后进先出」。这样的纲领可以防止老板执行伤害工会斗士的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以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把持原则性的立场。例如，托洛茨基在《英国向何处去？》中解释说，在任何工厂中都要保护有组织的工人。他甚至提出，不仅要把非工会会员开除出工作场所，甚至要把拒绝向工党缴纳政治征费的工会会员开除出工作场所。他把后者说成是政治工贼，也应该以工贼待之。当我们向希利和他那伙人解释托洛茨基的立场时，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仍然坚持说我们错了，说我们放弃了过渡纲领等等。
当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立场与我们类似，提出如果必须裁员，我们必须保护工会组织，非工会成员必须首先离开。这一直是美国和英国运动在裁员问题上的传统。但是，尽管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我们的立场相同，但在我们与希利的辩论中，他们却绝对保持沉默。他们让他们在英国的走狗在这个重要的基本立场上横行霸道，再次显示出他们对原则性问题的季诺维也夫主义态度。
希利是坎农一个非常合适的傀儡。他既没有原则，也没有顾忌，但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希利的阴谋诡计使他多次被我们的组织开除。每次希利被开除后，我们都会把他带回来，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违背了基层成员的意愿。我和哈斯顿对允许他重返组织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认识到，希利有组织能力，我们想利用这种能力为运动服务，我们对这些问题从不采取个人态度。我们要为这种宽容付出高昂的代价！在1944年至1947年期间，在与英革共领导层的斗争中，希利至少要提出一百种不同的意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他都不关心这些问题本身。他只是急于找到一些关键问题，以便在组织内激发一些反对我们的集团。在所有这一切中，希利对国际领导层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并在以国际领导层取代英革共领导层的斗争中，得到了他们互惠的支持。
希利的结党营私派系行为，尤其得到了他的老朋友弗朗克的鼓励和协助。尽管托洛茨基严厉警告第四国际不能让弗朗克归队，但弗朗克还是设法在国际书记处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找到了生存方式。他现在发现领导层对他有好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开始扮演「理论家」的角色，成为在国际之间打入主义的主要阐释者。这种战术在当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但希利抓住了它，看看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响应，不用说，他得到了国际书记处的全力支持。起初，弗朗克赞成将英革共打入独立工党。于是，希利提出了我们立即加入独立工党的要求。我必须说，当这一要求被提出来时，大多数同志都一笑置之。正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在政治上控制了独立工党在东北地区的两个分部。当这些同志听到关于英革共应打入独立工党的建议时，他们绝对是惊恐万分。当然，这些同志没有一个人准备支持这样一个神奇的想法。
战争结束后，独立工党领导人立即申请重新加入工党。他们和平主义式的反战立场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巨大收益。英国没有出现巨大反战的反应。相反，绝大多数民众完全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在许多方面，独立工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和英革共一样的孤立。由于工党政府的措施，工人阶级内部的改良主义幻想越来越多，并被他们的日常经验所强化。因此，感受到现实的冷酷，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想回到温暖的家投奔工党。布罗克韦在与莫里森的讨论中提出了独立工党归属工党的问题。显然，莫里森告诉布罗克韦，工党需要一个左翼。工党的右翼总是需要一个左翼，作为抵御工人阶级愤怒的一种盾牌。莫里森说，他赞成独立工党加入工党，并确信他能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当然，假如独立工党被工党建制认定为「托派」，那上述安排就不可能发生。
为了证明独立工党不是「托派」或革命派的，布罗克韦安排了我们在达勒姆和诺森伯兰的独立工党同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不幸的是，布罗克韦发现他重新加入工党的计划被独立工党队伍所中滋生的宗派主义所阻挡。虽然他和独立工党其他领导层急于加入工党，尤其是马克斯顿和麦高文不想失去自己的席位，但大多数党员都反对重新加入工党。但布罗克韦等人太着急了。在这个问题上败下阵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得多数席位。他们干脆跳槽进入了工党。反结盟派，如东北地区的泰德·弗莱彻（Ted Fletcher）和同为国会议员的查尔斯·洛克兰（Charles Lockland），他们尽可能地坚持了下来。但他们也感受到了客观形势的冷酷。于是就有了一个慢慢瓦解的过程，一层又一层的人脱离了独立工党，加入了工党。独立工党的残部作为一个改良主义、宗派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混合体，最后只能沈沦于工运的边缘，靠过去遗留下来的（相当多的）资源过活。
英革共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艰巨的。客观条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工会会员定期阅读《社会主义呼唤报》。可能有数千名共产党员也在定期阅读我们的材料。然而，我们在战争期间所影响的数千人，甚至可能是数万人，现在却陷入了冷漠。他们说：「工党有在做事。工党政府正在执行其纲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英革共？」自然而然地，我们报纸的销量下降，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势险峻。另一方面，那些过去不顾领导层的谎言而同情地看向我们的共产党工人，现在却指着中国、东欧和俄国的辉煌胜利说：「你们的理论完全不可靠，共产党正在进行革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
我们处于托洛茨基多次描述过的那些不幸的处境中的一种。他在1934-1935年的文章中解释说，虽然在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间，俄国的左翼反对派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有正确的立场，但左翼反对派还是被客观情势粉碎了。由于俄国和国际间事态的发展，左翼反对派被孤立和打败。同样地，布尔什维克党也因为 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而濒临瓦解。在 1908 年至1910 年间，布尔什维克们沦为一小撮人。俄国本身的黑暗反动时期，不可避免地孤立和粉碎了革命运动。这就说明了客观形势与主观因素——党和领导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托洛茨基在《逆流而上的斗争》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群众不是靠预言性的理论观念来教育的，而是靠他们生活的一般经验来教育的。这是最经典的解释——整个形势对我们不利。在阶级觉悟上，在情绪上，在群众的感情上，必须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将使我们有机会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又说：「时代潮流对我们不利，这一点很清楚。我记得1906年到1913年俄国的那段时期。也出现了反动。在1905年，我们有工人和我们在一起——在1908年甚至在1907年开始了大反动。」[4]
英国虽然没有经历像俄国1908-1910年那样深刻的反动时期，但也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起到了孤立革命势力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问题是要坚持我们的势力、捍卫基本的思想、提高我们能够给予影响的人的理论水平。在战后期待革命发展的同志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失望和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工人阶级的旧有领导层反而背叛了革命，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正在冲击着我们的运动。
战争期间，英革共没有独立的印刷厂。工人国际联盟的老式脚踏印刷机在战争中被炸毁了，印刷机要买也买不到。我们在资金充裕的时候，曾想向印刷商买一台印刷机。事实上，老板曾同意给我们51%的折扣，但不幸的是，他的会计建议他不要这样做，所以他拒绝了我们。当时我们准备给他一大笔钱，但那个人不肯，我们也没办法让他改变想法。后来，我们也没钱买了。
我们的收入在许多方面受到影响。以前比较有钱一点的同情者不再愿意捐出大笔资金。报纸和《工人国际新闻》的销售量也在减少。这给同志们增加了压力，他们发现销售越来越困难。我们开始了失去更多的同志比我们招募进来的还多的情况。这是我们队伍的萎缩时期。到了年中，《党的组织者》指出：「党被迫在组织消费上进行删减。根据战后的总趋势和收入的下降，器材费用与组织的增长和发展速度不成比例。有5名专业人员被从工资单上除名——2名来自中央，3名来自外区。」（1946年9月）《社会主义呼唤报》的发行量下降到每期1万份左右。
虽然条件越来越困难，但我们仍然保持我们的活动。我们继续取得了一些小的收获，但不再像战争期间那样有规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这里和那里找到比较有想法的工人。1946年到1947年之间，数字显示我们增加了40名同志，失去了48名同志，使我们的成员达到336人，其中有60名同志在工党内工作。在1947年向我们组织的全国会议提交的组织报告中显示：「纽卡斯尔、利物浦和威尔士都有损失。」同志们被迫停止出版《工人国际新闻》。当时的全职专业人员是：泰德·格兰特、哈斯顿、希顿·李（威尔士）、罗伊·特尔斯（格拉斯哥）、和乔治·史密斯（营业管理员）。无薪专业人员是米莉·李、汤姆·赖利（Tom Reilly）和乔治·诺泽达（George Nozeda）。
我在一篇比较1929-1931年工党政府与前一届政府的文章中分析了这一情况，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10月的《社会主义呼唤报》：
「1929年的情况和现在的环境之间的显著区别是，在前者，工党内部在内政问题上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这在工人的生活中具有可怕的紧迫性。在前一任工党政府中，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主义的蛊惑基础上的，并且基本上得到了『左派』的认可。如今，在工党和议会，党内形成的微弱的反对派只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发声。但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软弱无力，导致它被迫从印度撤出，部分从埃及撤出，现在政府又宣布关于准备从巴勒斯坦撤出，外交政策上的反对派就崩溃了。此外，一个反对派虽然主要局限于外交事务，但不能希望吸引广大群众对右翼的支持。因此，右翼工党领导人由于英国的软弱，能够以『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冒充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者』，与丘吉尔和前几届保守党政府，甚至前几届工党政府的公开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同。」
「政府关于内政的政策基本上得到了所谓的反对派的赞同——这与前一届政府中工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件是已故的独立工党党员的马克斯顿的不同态度，他热烈欢迎第三届工党政府的政纲及其建议的立法。」
「自工党政府成立以来，『左派』在过去两届工党大会上的崩溃，特别是在上一届工党大会上的惨败，绝非偶然，而是源于事态的客观发展。与前几届工党政府相比，左派的支持率远远没有得到提高，而这一时期，即使在美元危机期间，工党右派的领导力也得到了加强。这反映了近两年来的群众意识。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内，左翼改良主义或中派潮流是在阶级深层反对右翼领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内的发展规律。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工运内部的反对潮流是不会蓬勃发展的。『领袖』是由基层的压力来推动的。因此，国家的进程就会通过在议会内部和群众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反映出来。在没有发生深层次的分化过程的地方，『反对派』只有摆出最微弱姿态的余地。」
只有在发生巨大事件的基础上，情况才会发生变化。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困难的局面正在我们的队伍中产生影响。所谓的国际领导层，特别是希利，正试图利用意料之中的失望情绪。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开始寻找奇迹或一些快捷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提供走出这种僵局的途径。然后，弗朗克——昨天的莫利尼耶派（顺带一提，他曾幻想我们真的会在尼思补选中赢得这个席位），给希利提出了英革共加入工党的想法。
希利发动分裂
希利在组织内就所有其他问题上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后，开始敲响了立即加入工党的鼓声，而且鉴于当时的气氛，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得到了呼应。特别是在组织内那些摇摇欲坠、日益疲惫和失望的阶层中，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阶层开始把加入工党看成是一种万灵丹，这个想法开始获得一定的支持。在东北地区，T·丹·史密斯（T. Dan Smith）和其他几个独立工党的人都到了希利的阵营内。史密斯实际上是被工党吸收了，他在工党中走向了右派，在议会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并最终在一起巨大的腐败丑闻中获得了全国性的糟糕名声。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支部中。那些已经疲惫不堪，实际上正在走向改良主义，甚至完全退出运动的同志，在工党入党的口号中找到了追求自己意向的美妙借口。所以，虽然过去希利和他的支持者只是极少数，但现在他首次能够在英革共内建立一定的基础。
我们在讨论中解释说，这种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客观地考察这个问题，很明显，托洛茨基所归纳的典型的打入条件，无论何种形式，都是不存在的。这些条件是革命前夕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权处于死胡同内，以及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这又会在工党内部反映为群众性左翼的发展、中间派政治趋势的增长、工党官僚机构的削弱，以及革命趋势迅速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在工党政府选举之前，由于战争的原因，在选举之后刚刚出现了一定的激进化，这源于工党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但这肯定不是托洛茨基所说的激进化，甚至不构成打入改良主义组织的典型条件的开端。
此时的工党内部生活处于非常低潮的状态。工党内部不但没有出现危机四伏的情况，反而大大增强了改良主义的控制力。党被一个充满自信、勇往直前的右翼牢牢地控制住了。它被一个强化过并更加强大的官僚机构牢牢控制。这在战后初期尤其如此。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与我们所预测的相反，改良派实际上正在进行改革。从工党基层党员的角度来看，改良派的领导层似乎正在执行一个基础工业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纲领。当然，作为革命家，我们知道政府只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进行某种制度的重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工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并不是这样看的。
工党政府的第一项行动是废除了1927年由保守党在总罢工失败后所提出的反工会的《劳资争端法》。他们还提出了国民健保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首次提供了普遍的免费医疗服务。与战前的大萧条相比，当时出现了充分的就业，生活水平开始提高。这些因素影响了工人的观点。工人阶级对工党政府的信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48年，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和工党大会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需要采取「撙节措施」来协助政府，包括冻结工资。
希利等人明知如此，却企图粉饰太平，提出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希利现在坚持认为，由于英国马上面临着不景气、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打入主义的条件将很快形成。希利派把这种情况说得好像是资本主义终结的开始，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他们呼应了「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有愚蠢论调。与曼德尔和巴布洛的论点相映成趣，希利真的认为我们正处于典型的经济低迷期。当英国遭遇燃料危机时，他们重复同样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末日。我们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说，燃料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实上，燃料危机是由于缺乏燃料造成的，正是经济扩张的结果。这显然与他们的论点恰恰相反——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不足的危机。当时的英国当然没有经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
尽管如此，希利还是在1946年中写了一份文件，说英国正处于经济灾难的边缘：
「在英国本土，除了战争工业——航空、工程、造船和化学工业等之外，工业条件绝对和相对下降、生产设备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
「由此可见，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深渊的边缘…精心修补的内部经济将崩溃，不是陷入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就是在以后当竞争涉及到世界价格价值时，陷入同样灾难性的通货紧缩…。」
「我们的观点必须建立在不断发展的危机基础上，这场危机的范围和程度将超过1920年冬天的萧条」
[5]。
第四国际的「理论家」们支持这一荒谬的观点。显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的曼德尔，在几年前写了一本非常糟糕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曼德尔是一个庸俗的折衷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的掌握都极其肤浅。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不厌其烦地阅读他多年来所写的东西的人而言，从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时期开始，就会立即变得很明显。
曼德尔在给英革共领导层的回信中写道：「在资本主义衰败时期，英国工业再也不能超过复兴状态，达到真正的繁荣状态。至多是一些个别工业的繁荣，这并不决定着经济的总的方面。如果要赋予这个情况以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赋予它的意义，英国经济的状况就不是繁荣的状况。」过去55年的历史对他的言论处理得相当严厉，他说：「如果英革共多数派的同志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定义，他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的欧洲都面临着『繁荣』，因为在所有这些国家，生产都在『扩大』」[6]。这表明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尽管后来写了一些经济著作，但他在处理实际过程时究竟是多么浅薄。
当时，所有第四国际领导人都在兜售这条路线。他们对现实视而不见，顽固地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已进入经济上升阶段。他们在国际书记处会前决议中说：「受战争打击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恢复，将以其特别缓慢的节奏为特点，因此，这些国家仍将处于接近停滞和萧条的水平。」[7]
唯一坚决反对这一立场的是英国支部的领导。在由我起草的世界大会关于经济观点的修正案中，英革共解释说：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的论点，得到了英国党少数派的赞同，即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到决定性的失败之后，美国帝国主义才会给予贷款，以协助西欧资本主义的恢复，这种论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打败，但贷款已经发放了。同样错误的论点是，只有无产阶级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经济才能恢复和复兴。这种论点把政治-经济问题混为一谈，设想一个问题立即反映到另一个问题上。」
「无疑，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失败会给资产阶级带来稳定和信心。但是，除非具备经济前提条件，否则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出现繁荣。『只有无产阶级在革命形势下的失败才能导致繁荣』这种话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像不景气会自动导致革命一样。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即使在死亡的痛苦中，如果无产阶级被其组织所麻痹或削弱，使其不能利用其可能性，那么，资本主义在萧条之后，尽管有革命的可能性，也会恢复过来…。」
我们在修正案中还指出：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外，资本主义的一些规律本身也保证了经济的上升，使新的『繁荣』不可避免。特别是考虑到这次危机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资本家在西欧没有受到群众组织的攻击，而是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直接援助和支持，周期性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国际新闻》，1946年11-12月）
希利在英国充分就业的时候，却咬定当时正在发生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他居然认为，为了应对英国的大规模失业，政府在威尔士设厂制造闹钟，让失业者及时醒来签领失业救济金！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是让人们相信危机迫在眉睫，因此会具备打入的条件。
同样，他们还试图在工党内「发现」一个幽灵般的左翼。当工党内一些半路人马通过了一项关于外交政策的决议时，他们大惊小怪地说：「你看，这就是左翼」。我们在响应时解释说，这是一则趣闻，完全不重要。我们工党的同志——而且我们的同志远远多于希利的少数派——被要求给我们提供党内任何左翼发展的具体证据。正如托洛茨基所建议的那样，打入的时机将由你们党内已有的人显现出来。他们会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现有的氛围中，给你一个现实的情况。
当我们要求工党的这些同志汇报情况时，他们一致认为时机未到。我们在工党的派别在向1946年英革共会议的报告中说：「在这个领域的收获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工党的派别报刊《战斗报》在工党内部没有找到任何回音，工党内部情况反映了在工党内部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活跃的迹象」[8]而这也是非常希望发展这项工作的前哈伯派的意见。在那个阶段，工党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左翼发展。所以从各方面看，打入的时机还不成熟。
然而，这些情况对少数派来说并不管用。希利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大概占组织的20%。然而，在这些人中，有一层的人很快就从运动中消失了。T·丹·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在大约350名英革共党员中，希利可以指望得到60或70人的支持。希利的少数派说服了极少数的产业工人。他主要吸引了我们队伍中较多的中产阶级份子——党内典型的风云人物。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正在从运动中退出，他们在支持希利的打入纲领中找到了一条出路。
英革共是一个极其民主的政党，内部制度健全。我们不害怕政治分歧，而是利用政治分歧来教育党员。从1945年到194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英革共的会议就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就打入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而详尽的辩论。定期出版的公报涵盖了所有的政治立场。在每次大会之前，我们都要进行六到八周的深入讨论，还可以查阅有关争议问题的内部公报。这些公报应该在某个阶段重新出版。它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要教育我们运动的历史给新的同志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在整个1946年，第四国际一直在敦促英革共领导人加入工党。在6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英国支部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工党内。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唯一投反对票的是英革共的同志。他们在1947年初再次催促我们解散英革共，加入工党。他们是一路支持希利少数派的。1947年中，希利的支持者表示，如果他们不能获得入党的多数支持，他们将敦促国际分裂英国支部，让少数派在自己的纪律下进入工党。英革共领导层正确地把这看作是最后通牒，是要分裂组织的威胁。我们的会议对入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反对这种分裂的企图。现在立场已经稳固，希利未能获得更多的追随者。派别已经确定，我们得到了组织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大约80%。尽管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我们在英国面临的困难，希利仍然未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他的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对于这两年来的打入问题，进行了充分和自由的讨论。这是一次详尽的讨论，目前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此，我们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即这个问题的讨论现在已经结束。只有在内部公报中或在下一次大会上才能再次展开讨论，当然，届时所有问题都可以再次讨论。希利等人对此表示反对，投了反对票。但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决议。
很明显，对希利的支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并担心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组织内，他们现有的支持基础会消失。只有工党的问题给了他们一个基础。这是希利最后的机会。没有更好的时机去行动了。所以希利提出了分裂的问题。毫无疑问，国际书记处的干预是有预谋的，他们支持希利的少数派。希利现在得到了第四国际的公开支持，他想贯彻「国际政策」的打入主义。他要求将他的政治趋势从组织中分离出来。违背了我们的意愿，也违背了国际组织的章程，国际书记处决定在国际组织的指导下，将两个组织分开。最后，在抗议下，英革共领导层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革共的多数派准确地将这一行动描述为「为摆脱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层而采取的可耻手段」。
第四国际支持希利的计划，让他的派别在自己的旗帜下，以自己的纪律，作为国际公认的正式支部加入工党。他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得到奖赏，届时，希利将反过来反对他们，但目前他们与希利联合起来反对哈斯顿-格兰特的领导层。于是在1947年10月，希利以及其政治趋势进入工党，而英革共则独立地进行革命党的建设。据希利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说，「分裂后，我们奉命与多数派的支持者断绝一切个人关系！」[9]这是后来的一个迹象。分裂出去的集团开始实行所谓的「深度打入主义」（Deep entrism）或取消主义的政策，在工党内部秘密运作，隐瞒自己的思想，只称自己为「俱乐部」（The Club）。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对少数派的离开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没有派系恶斗的运动。我们背后的一根刺已经被拔掉了——或者说我们是这么想的。但是，少数派的被清除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内和国际的客观形势都不利于革命趋势组织的建立。尽管我们做了种种努力，但随着对于工党政府的幻想更加普遍，我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孤立了。当然，有时我们也会介入阶级斗争，并给予领导。有的时候，我们成功地与工人建立了联系，但这些成功越来越少。我们感觉到自己被束缚住了。
马克思主义与工会
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介入了阶级斗争，例如，1948年6月在伦敦码头举行的罢工。工会（运输和总工会）是在右翼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是一次自发的阶级非官方罢工。与宗派在罢工中的极左态度相反，我们到码头工人那里提供一些基本的阶级援助和建议。我们得到了工人的友好响应，他们感谢我们的说明。所有港口的数千名码头工人对工会右翼领导的作用感到厌恶，他们准备撕毁自己的工会证。一些人提出了建立一个新的分离的码头工人工会的想法，作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某种灵丹妙药。
我们向任何愿意听我们讲话的工人斗士解释，这样的道路对工会和工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他们应该留下来，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并试图改变它。他们必须参加工会的正式会议和他们的支部，开始组织一个可以挑战右翼统治的反对派。我们告诉他们，虽然这可能很困难，但这是唯一真正的前进道路。如果他们从工会中分裂出来，他们就会把工会中比较先进的激进层和比较落后的层分开。这将使工会处于右翼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这会巩固他们对工会的控制。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立场。列宁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此作了解释。在与工人和工厂代表讨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设法说服这些积极份子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巧合的是，几年后，即1954年，希利派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敦促码头工人离开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加入所谓的「蓝色」工会，即NASDU。正如我们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事实证明这是灾难性的。它导致非工会主义在码头蔓延。NASDU最终成为右派，并最终在1973年被吸收到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中。同样的疯狂手段似乎是工会中极左份子行为的一贯特征。因此，1970年克里夫集团敦促皮尔金顿玻璃厂的工人离开右翼控制下的总工会和市政工人工会，建立自己的玻璃工人工会。这也以灾难告终，许多工人因这次失败而受害。这些宗派份子从不学习，只要能在工人运动中站稳脚跟的地方，他们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码头罢工反映了当时工会运动对工党政府的情绪。这次罢工得到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同情。尽管码头工人——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和好斗性——是工资最高的工人之一，但其他工人还是给予了完全的声援。然而，当工党政府派军队进入码头以打破罢工并实行紧急状态时，工运内部没有任何抗议活动——除了我们试图组织的抗议活动。这在1924年或1929-1931年的工党政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了现在普遍存在的不同气氛。工人对工党政府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可以批评这个政府，但绝大多数人仍然选择相信它。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党政府。因此，工人们不准备反对政府的行动。就算当政府派遣军队进入码头破坏罢工，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工人阶级的同情罢工行动。
斯大林主义得到加强
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时期。这段时期会持续多久，我们当时说不准，也许是一两年，也许是更久。我们当然也没有想到会持续25年！无论如何，我们的情况是腹背受敌的——一方面被改良派挤压，另一方面又被斯大林派挤压。1947-1949年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虽然它是以扭曲变形的方式进行的，但中国的革命还是进一步提高了斯大林派的威望。诚然，共产党也面临着工党政府的成功所带来的困难，但他们可以沐浴在红军的胜利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成就的光芒之下。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中国、东欧等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
当时，苏联的威望是巨大的。所以，他们更加痴迷于苏联的实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撑。在1945年的大选中，他们还成功地获得了两名议员，分别是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和皮拉廷（Philip Piratin），这也是共产党在议会层面的一个高点。此时，随着冷战的快速发展，他们在工党中建立起来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共产党在国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中有一些同路人——大约有18名议员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与党关系非常密切。但由于他们试图维护俄国的外交政策，他们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工党内部和工会发起了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一些人因各种原因被开除。这其中包括约翰·普拉特斯·米尔斯（John Platts Mills）、齐利亚库斯（Zilliacus）、索利（Solley）、莱斯特·哈钦森（Lester Hutchinson）和D·N·普里特（DN Pritt）等国会议员。不仅是这些人，全国上下还有一大批工党的领袖人物和活动家被开除。这再次显示了官僚在工党中的强大地位。
的确，在1947年之后，艾德礼政府的大厦开始出现了第一个裂缝，这与恶性改革的开始不谋而合。人们谈论「撙节」，并首次谨慎地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攻击。起初，劳工运动并不认为这些攻击是严重的，他们认为这些攻击是工党政府前进道路上的暂时挫折。后来，艾德礼政府决定国民健保署必须收取某些费用，这激起了奈·贝文和哈罗德·威尔逊的辞职抗议。这加强了基层党员对贝文和其他左派的支持，让他们成功地当选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贝文此时越来越被认为是左派的领袖。然而，左派仍然非常薄弱。它代表了党内不满的苗头。但它肯定不是像希利集团所坚持的那样，代表了工党内部大规模左翼的发展。
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背叛，为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在英国，工党政府拯救了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斯大林主义者通过进入联合政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就有效地消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提供了宝贵的喘息空间，至少在西方，社会稳定了一定时期。美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暂时恢复，正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在美国巨额投资的基础上，美国、日本和整个西欧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捡回了一条命。
在殖民地世界，情况完全不同。中国革命正在整个亚洲大陆回荡。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发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印度，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英国人被迫打了一个急速的退堂鼓，但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分裂了印度的活体，杀死了一百多万人。在斯里兰卡（原锡兰），托洛茨基主义获得了群众性的支持。与其他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是，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在战争开始时就把斯大林主义者开除出党。
经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平等社会党在斯里兰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政党。1939年，他们加入了第四国际，为国际提供了一个群众性政党。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层期待着国际的支持和指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国际领导层的错误政策和滑稽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由于国际领导层无力矫正平等社会党内当时存在的改良主义的堕落病征，这将构成托洛茨基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巨大悲剧。这一事态发展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国际领导层，他们不愿意分析1945-1949年期间的形势或其所犯的错误。
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南半岛也发展了群众基础。然而在那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遭到了惨败。1945年底，随着战争的结束，斯大林主义者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夺取了北越的政权。越南托派份子被贴上反革命份子的卷标，遭到斯大林政权的残酷屠杀。当英军在西贡登陆时，斯大林派的警局长Duong bach Mai用枪口围捕了所有的托派份子。「在进行了这次行动之后」，越南国际共产联盟（League of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s ）的领导人Lu sanh Hanh说：「Tran van Giau在北越政府的同意下，下令有计划地杀害国内所有的托派份子。Tran van Thach、Ta thu Thau、Phan van Hum和其他几十名革命战斗派被杀害，其后事至今没有得到适当的解答」[10]。
在不发达的国家，由于革命力量的薄弱和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麻痹作用，革命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那样以经典的方式进行。即使是强大的中国革命，作为历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革命，也因为其发生的畸形方式，以及所建立的极权制度，无法吸引西方工人。中国革命主要是一场农民运动，工人在其中没有发挥独立的作用。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中国的工人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以莫斯科的想象为基础，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因此，它对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因此，在国际范围内，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在这个资本主义得以巩固、斯大林主义也得到极大加强的时期是极其孤立的。
左派的弱势
这种情况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新的信心。尽管他们在东欧和南亚遭受了损失，但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派的帮助下，他们还是设法稳定了局势。资产阶级对其制度的信心也反映在英国劳工运动内部，改良主义的右翼得到加强。这一点后来表现为工党内的盖茨凯尔派——我给他们洗礼的尼安德特右翼——在工运和工会运动中的粉碎性统治。他们轻蔑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式学说。实际上，改良派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它们在120年前就已经被马克思回答了。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马克思的无知者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一句话，怎么能指望他们知道这些呢？
老派右翼在工党和工会中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我们正进入迪肯、劳瑟和卡伦等极右翼份子长期统治英国工会运动的时期。即使是贝文派的左派也是相当沉默和软弱的。它在地方工党中得到支持，但并不代表任何左倾运动的潮流。它是一个弱小的和非常不坚定的趋势。它的政治地位远远低于战前工党中的左派。他们不能与马克斯顿这样的领导人相比。即使你比较一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和社会主义联盟在战前的讲话，你也会发现，他们在激进水平比战后的贝文派左派高得多。
由于工党内没有大规模的左翼，希利派尽管抱有种种幻想，但在党内却发现了一种非常冷清的气氛。现在已经回到少数派的约翰·劳伦斯把党在威尔士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尼斯补选成功后，我们在那里有五十多名党员，从最鼎盛的时候开始，英革共的党员已经减少了。这一方面是客观情况，另一方面是由于劳伦斯自己没有能力顶住压力。他抱怨缺乏可能性，并妄想像尼思选举时的好日子那样向群众运动说话。但我们却沦为一个小小的运动，每个星期天在尼思召开小会议。原本想参考我们要说的话的人群基础已经融化消失了。在一段时期内，劳伦斯把威尔士的组织搞得一塌糊涂。
我们明白，这个时代是困难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大部分力量团结起来，直到情况好转。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清醒的观点，以及对形势的实际解释的基础上，成功地巩固了全国的趋势组织。我们给最优秀的工人同志接种了压力的疫苗，因此在大多数地区，我们在1947-1949年期间相对完整地保持了我们的势力。
少数派进入工党后，采取的完全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当时希利的支持者埃利斯·希尔曼（Ellis Hillman）回忆说：「希利主张同志们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志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工党、工会等机构中担任职务，尽可能地藏匿自己的政治立场」后来他与希利决裂，过来找我们[11]。希利派组织非但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发展，反而陷入了停滞，经历了一场危机。从我们得到的零星信息来看，希利派正处于低迷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在招募新人进入他们组织的工作上也是举步维艰。尽管他们对工党内的「左翼群众」夸夸其谈，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当然，希利那帮人试图将其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英革共。他们指责我们妨碍他们的工作。所有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抱怨我们在工党的同志故意阻挠和破坏他们在党内的工作。于是，希利向他在第四国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们苦苦抱怨。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犬儒地操纵和利用国际，而国际领导层当然也想象是他们在操纵希利。结果，巴布洛的一个忠实的手下雅克·普鲁瓦斯（Jacques Privas）访问了我们。他是法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际书记处的成员。他到我们在哈罗路的总部来见我们。他来到现场，询问希利对英革共领导层的抱怨，以及他们关于我们破坏他们工作的指控。我们一眼就看出这只是一个圈套。我们告诉他，我们对希利派和他们的工党工作没有兴趣。我们当然也没有兴趣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把他们「出卖给」工党官僚和其他人。我们甚至严格避免在公开数据中提及希利集团。我们让他们继续用他们自己的手段，我们也继续用我们的方法。但由于希利遇到了困难，他试图把责任推给我们。
如我们所料，普鲁瓦斯听信了希利的故事。然后他就扔出了炸弹，告诉我们，国际书记处对我们下了最后通牒。除非我们准备从工党中撤出我们的势力，或者将我们在工党中的力量置于希利的控制之下，否则国际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作为第四国际官方支部的地位。他简直是拿枪指着我们的脑袋。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立场。这整个事件正在产生一种士气低落的影响，特别是对哈斯顿来说，他因这次经历而变得迷失方向。
注释
[1] 《回应戴维．詹姆斯》，1948年，https://marxist.tw/2019/03/26/reply-to-david-james-cn-traditional/
[2] 见1946年8月4日英革共内部公报
[3] 同上
[4] 《托洛茨基文集 1938-1939》（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8-1939），P. 252
[5] 芬奇(H. Finch)、希利（G. Healy）、戈夫（J. Goffe）、劳伦斯（J. Lawrence），《转向群众工作》（The Turn to Mass Work），1946年7月17日，载于《英革共内部公报》P. 1-6，引自《战争与国际》，P. 189
[6] 引自《战争与国际》，P. 190
[7] 引自《工人国际新闻》，1946年11月至12月
[8] 《党的组织者》，第8期，1946年9月，P. 7
[9] 拉特纳（Harry Ratner），《不情愿的革命家》（Reluctant Revolutionary），P. 123
[10] 吴凡（Ngo Van），《他们打不倒的革命家们》（Revolutionaries They Could not Break），伦敦，1995年，P. 162
[11] 引自《战争与国际》，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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