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2000）
第二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民族问题的非常有趣和深刻的论述。列宁后来也是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经典民族理论。例如，马克思非常详细地研究了整个19世纪占据欧洲工人运动注意力的波兰和爱尔兰问题。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不是把民族问题作为陈词滥调，而是辩证地对待民族问题，他改变了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
革命辩证法与抽象思维的区别，在第一国际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于民族问题的辩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法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蒲鲁东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在整个运动的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宗派主义者提出抽象的阶级斗争概念。他们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具体现实出发，而是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毫无生命的抽象中活动。第一国际总理事会中的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不重要的。只要在法国进行一次革命，一切就会完美无缺，大家必须等待它发生。但是被压迫的人民不能等，他们也不会等。1866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谴责巴黎的“蒲鲁东主义小集团”：
“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摘自《马恩全集》，
第三十一卷）
在第一国际或国际工人协会（IWA）的总理事会上，马克思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马志尼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反对完全否认民族问题存在的蒲鲁东的半无政府主义追随者。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写道：“昨天，国际理事会就目前的战争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是以'民族问题'的总体情况和我们对它的态度而告终......‘青年法国’（非工人）团体的代表出来宣布，一切民族甚至国家都是过时的偏见。蒲鲁东化了的斯蒂尔纳主义......全世界都在等待法国人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成熟......”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一样，对民族问题给予了应有的考虑，但他们始终认为民族问题从属于“劳动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完全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波兰问题
同列宁一样，马克思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也非常灵活，他总是从无产阶级的大局和国际革命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1840年代、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不仅主张波兰的自决权，而且主张彻底独立。尽管当时波兰的独立运动是由波兰反动贵族领导的。但是，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并不是因为对民族主义有什么感情上的依恋，更不是因为他把自决权看作是某种普遍的灵丹妙药。
恩格斯在他的最后著作之一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指出，波兰人民通过对沙皇俄国的英勇斗争，多次挽救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引自《马恩全集》，
第二十二卷）
在整个19世纪，波兰问题在欧洲政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也深深影响了工人阶级运动。1863年1月﹐波蘭人發動起義。起义蔓延到波兰各地，并导致了民族政府的成立。但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贵族手中，他们无法唤起群众参与起义。當權力落入大地主手中時﹐大地主希望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外交干預﹐便與沙皇達成協議﹐但沙皇很快便破壞了協議。这场运动被俄国人粉碎了。自然，英法两国连手指都没动。但波兰的起义引起了欧洲工人的同情和团结。第一国际在1863年直接成立，这是国际社会主动援助波兰人革命运动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波兰起义的唯一希望是欧洲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坚持下去，”他在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写信说，“如果他们还能支持一些时候，他们还能够汇入一个能挽救他们的全欧洲运动。但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那末波兰会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这样的起义使有战斗力的居民在许多年内都不能恢复元气。”（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是由他的世界革命总战略决定的。当时沙皇俄国是工人阶级和民主的主要敌人——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这是一股可怕的反动力量。由于当时俄国没有工人阶级，所以俄国没有立即革命的可能。正如列宁后来所表达的那样，“俄国还在沉睡，而波兰则在沸腾”（《论民族自决权》）。
因此马克思支持波兰独立，将其作为打击主要敌人——俄国沙皇政权的一种手段。但是，到1851年，马克思已经对“骑士态度——懒惰的“波兰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也就是说，他对波兰贵族领导的起义成功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仅仅从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来说，自决要求和一般的民族问题始终占据着从属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支持每一个自决运动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义务。原本支持波兰独立的马克思也从根本上反对捷克人的独立，也反对19世纪后半叶巴尔干地区的所谓解放运动。事实上，这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立场是出于同样的革命考虑。马克思明白，波兰人的胜利代表着对俄国沙皇主义的打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则被沙皇主义利用为其在巴尔干地区扩张政策的工具。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小国之间的斗争被一个反动的大国利用，作为一个小小的变动。任何人不把握民族问题的这一面，就必然落入反动的陷阱。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以非凡的远见预言了俄国的革命动乱：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1856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引自《马恩全集》，
第二十二卷）
多么不平凡的文字啊！早在1890年ー第一次俄国革命前15年，10月革命前27年，恩格斯就预言了这些重大事件，还把欧洲民族问题的命运与俄国革命联系起来。事件表明，恩格斯是对的。正如列宁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从1880年代起，波兰独立的口号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口号，因为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发展提高了俄罗斯本身革命的前景。
普法战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一国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国际组织的立场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际的。例如，在一个国家的罢工期间，国际组织的成员会鼓动和解释其他国家的问题以防止使用外国的工贼。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德国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对德国的统一给予批判性的支持，尽管这一客观上的进步行为是俾斯麦用反动的手段进行的。但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意味着对俾斯麦的屈服或对阶级立场的放弃。第一国际最初把1870-71年的普法战争看作是德国的防御性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打算用武力来阻止德国的国家统一。但他失算了。普鲁士军队像一把热刀穿过黄油一样切开了士气低落的法军。
普法战争是马克思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灵活和革命立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对普鲁士给予了关键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具有严格的防御性质。在这里，马克思的立场不是出于表面的或感情的考虑（他痛恨反动的普鲁士俾斯麦），而是严格地从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出发来确定的。一方面，普鲁士的胜利将带来德国的统一——这是一项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任务。另一方面，法国的失败将意味着路易·波拿巴的波拿巴政权被推翻，为法国的革命发展打开了前景。这也将是对俄国沙皇主义的打击，因为俄国沙皇主义是以巴黎的波拿巴政府为基础，以保持德国的软弱和分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最初支持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尽管普鲁士的胜利会加强俾斯麦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但是，这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态度说得一清二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阶级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即使当某一特定的民族斗争具有进步的内容时，无产阶级也总是要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于资产阶级。在战争的过程中，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一旦路易·波拿巴被推翻（1870年10月），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普鲁士方面的战争的性质就从民族解放战争变成了针对法国人民的侵略运动。这场战争不再具有进步性，因此马克思对它进行了谴责。普鲁士夺取阿尔萨斯-洛林同样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行为，不能以统一德国的进步任务为理由。它只会激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民族仇恨，并为1914-18年的帝国主义屠杀铺路。
法军的失败立即导致了法国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辉煌事件。马克思曾劝巴黎工人等待，但他们一旦行动起来，他就立即投入到巴黎公社的保卫工作中去。这时，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马克思来说，民族问题始终从属于阶级斗争（“劳动问题”）。统治阶级在每一场战争中的行为，都会以镜像的方式揭示这一立场的正确性。无论交战国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对立程度有多大，他们总是会联合起来打败工人。因此，当他们的敌人凡尔赛反动势力进攻巴黎并屠杀公社人民时，普鲁士的将军们却袖手旁观。
马克思谈爱尔兰
与波兰问题一样，在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也完全取决于革命的考虑。马克思虽然自然地同情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但他总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袖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解释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问题，特别是与土地问题的革命解决密不可分。这一高瞻远瞩的分析，不仅对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对整个民族解放斗争都有重大影响。
恩格斯在1882年6月26日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爱尔兰运动包括两种趋势：一种是爆发为农民自发的直接行动并在革命民主中找到政治表现的激进的农业运动，另一种是“城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族反对运动”。农民运动在各个时期都是如此。只有在城市中心找到领导者它才能取得成功。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在整个历史上都表明，它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的任何一个基本问题——包括民族独立问题。爱尔兰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场的核心是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自愿联邦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始终与工人夺取政权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这又要求无条件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团结。因此，恩格斯在1848年1月写道：
“爱尔兰人民证明必须
竭尽全力同英国工人阶级，同宪章派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人民宪章’的六点（每年改选议会、实行普选权、进行无记名投票、取消任何财产资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数划分选举区）而斗争。只有这六点获得之后，实现“取消合并”才能给爱尔兰带来实际利益。”（引自《马恩全集》，
第四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丹尼尔·奥康奈尔这样的爱尔兰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自由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们谴责奥康奈尔是个骗子，是爱尔兰人民的背叛者。后来，他们一度对小资产阶级的芬尼派给予批判性的支持。这在爱尔兰还没有工人运动的时候是很自然而正确的，因为爱尔兰直到20世纪初还是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的农业社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充当芬尼派的拉拉队，而是始终采取独立的阶级立场。他们严厉批判了芬尼派的冒险主义策略、恐怖主义倾向、民族狭隘性和拒绝接受与英国工人运动联系的必要性。尽管芬尼派是爱尔兰革命民主运动中最先进的一派，甚至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1867年11月29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
“关于芬尼亚社社员，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们无权由于英国人干出卑鄙可耻的勾当而忘记这个宗派的领导人大半是蠢驴，一部分是剥削者，我们决不能对任何密谋活动中都不可避免的蠢事负责任。而这些蠢事是准会发生的。“（引自《马恩全集》，
第三十一卷）
恩格斯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仅仅两周后，1867年12月13日，一群芬尼安人在伦敦克勒肯韦尔监狱引爆了一场爆炸，企图解救被囚禁的同志，但没有成功。爆炸摧毁了附近的几栋房屋，120人受伤。可想而知，这次事件在民众中掀起了一股反爱尔兰的情绪。第二天，马克思愤然致信恩格斯：
“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引自《马恩全集》，
第三十一卷）
几天后，即12月19日，恩格斯作了如下的答复：
“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谈论得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蠢驴，干出了类似的蠢事。而这些吃人恶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胆小鬼，象以前提过的阿林，似乎已经成了告发同党的证人。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引自《马恩全集》，
第三十一卷）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来描述芬尼派，试想象一下他们会如何评价爱尔兰共和军过去30年的恐怖主义策略，与之相比，“克勒肯韦尔暴行”不过是儿戏。关于这种个人恐怖主义，最反动的特点是，它并不削弱资产阶级国家，而只是加强了它，它的作用就是在剥削者面前分裂工人阶级。这无疑是芬尼派最薄弱的地方，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他尖刻地写道：“但是，在这些先生们看来，整个工人运动都是纯粹的异教，而爱尔兰农民甚至不应当知道社会主义工人是他们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芬尼囚犯辩护，使他们免受英国政府的虐待。他们始终捍卫爱尔兰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他们是从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作为一贯的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爱尔兰的命运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马克思认为爱尔兰只有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获得独立。后来，在1860年代，他改变了想法，采取了这样的立场：爱尔兰的胜利更有可能成为点燃英国革命的火种。即使是最粗略地阅读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作，也可以看出，他在1860年以后对爱尔兰独立的维护完全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利益决定的，首先是在英国，他认为英国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关键国家。在1870年3月写给总委员会成员的一封密函中，马克思这样解释他的观点：
“虽然革命可能首先来自法国，但仅靠英国就可以成为一场严重的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唯一一个不再有农民且土地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国家。它是唯一一个资本主义形式，即资本家领导下的大规模联合劳动，实际上包含了全部生产的国家。它是唯一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由雇佣劳动者组成的国家。它是唯一一个工会组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组织具有一定成熟性和普遍性的国家。它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由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经济问题上的每一次革命都必须立即影响到整个世界。如果说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英国是经典的例子，那么另一方面，消灭它们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是最成熟的。”（见《第一国际总理事会会议记录》（The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1868-70年，译者自译）。
从这个角度看，爱尔兰民族问题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视野的一部分。离开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对爱尔兰的态度。马克思之所以在1860年后赞成爱尔兰独立，是因为他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土地利益集团最重要的基础在爱尔兰，最容易被以爱尔兰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所打败，在这个运动中，民族自决的要求与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密不可分。在同一份备忘录中，马克思解释说：“如果说英国是地主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么，唯一能够真正重创英国官方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首先，爱尔兰是英国地主主义的堡垒。如果它在爱尔兰倒下就会在英国倒下。在爱尔兰，这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完全集中在土地财产上，因为这种斗争同时又是全国性的，而且那里的人民比英国更具革命性更愤怒。爱尔兰的地主主义完全是由英国军队来维持的。两国之间的强迫联合一结束，一场社会革命将立即在爱尔兰爆发，尽管是以过时的形式。英国的地主主义不仅会失去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其最大的道德力量，即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通过维护他们在爱尔兰的地主的权力，使英国无产阶级在英国本土对资产阶级无法构成威胁。”（同上）
“其次，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穷，通过强迫爱尔兰穷人移民来压制英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凯尔特（爱尔兰）工人的革命火种与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天性并不相称，他们的天性是坚实的但却很缓慢。相反，在英国所有的大工业中心中，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普通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认为他是降低工资和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对他感到民族和宗教上的反感。他对他的看法有点像北美南部各州的贫穷白人对他们的黑奴的看法。英国无产阶级的这种对立情绪是由资产阶级人为地滋养和支持的。它知道，这种割裂是维持其权力的真正秘密。”（同上）
马克思总结道：
“总理事会关于爱尔兰解放的决议只是作为其他决议的引子，这些决议将证实除了国际正义之外，如果可能的话，将目前的强制联盟（即对爱尔兰的奴役）转变为平等和自由的联邦，或是在必要时转变为完全的分离，是解放英国工人阶级的先决条件。”（同上）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选词是多么慎重，他是多么严谨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首先，不能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孤立地看待爱尔兰问题，要把它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它被看作是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之后呢？马克思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必然以脱离英国而告终。他说，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平等和自由的联邦”——他显然认为这是较好的（“如果可能的话”）——要么是“完全分离”，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不是最理想的结果。在这两种变体中，哪一种变体会出现，显然首先取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行为和态度，以及英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景本身。
因此，马克思的立场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立场。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决定了他对爱尔兰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的其他一切表现的态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劳动问题”始终是核心问题。他们决不会想到把自己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宣传和鼓动降低到“英国驻军滚出北爱尔兰！”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字一句的口号上，或者充当国族主义者的无偿顾问。相反，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尔兰国族主义者的有害的蛊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为爱尔兰和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而奋斗。
历史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族主义者的评价是正确的。1922年，爱尔兰国族主义资产阶级背叛了民族解放斗争，同意南北分治。从那时起，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边界问题”。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策略，已被证明是适得其反和无能为力的。在北爱尔兰经过30年的所谓“武装斗争”之后，爱尔兰的统一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遥远。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所剩无几的唯一途径是在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政策的基础上——即马克思、列宁和那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詹姆斯-康诺利的政策。
只有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阶级纲领周围，对伦敦和都柏林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一点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对北爱尔兰的工人团结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伤口是可以而且必须愈合的。但是，只有在与民族主义彻底决裂和采取阶级政策的基础上，通过恢复拉金和康诺利的精神和思想，才能做到这一点。爱尔兰的民族问题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来解决，否则就根本解决不了。
第二国际
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与第一国际不同，它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组成的。第二国际的不幸是出现在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时期。在1870-1900年期间，世界石油产量增长了两倍半。铁路扩大了两倍半，德国和美国开始挑战英国的霸权，一场争斗开始将世界分成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同步发展。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美国和俄国的工人阶级增长了三倍以上。在英国，工会在1876年至1900年间增长了四倍。在德国，工会成员从数万人增加到数百万人。与此同时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选票和影响力也在稳步增长。
但是从一开始，尽管在理论上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但新国际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所保证的理论上的明确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它对民族问题的态度。第二国际並沒有真正理解民族問題﹐民族问题在其各个代表大会上受到的处理不能令人满意。1896年，第二国际的伦敦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大会主张一切民族都有完全自决权。它对目前正在遭受军事的、民族的和其他形式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表示同情；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全世界觉悟工人的队伍，和他们一起为战胜国际资本主义，为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
然而，第二国际在殖民问题上的立场是模糊不清的。左派倾向于反殖民主义立场，但也有人准备以所谓的“文明使命”为理由为殖民主义辩护。因此，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殖民问题的辩论中，荷兰代表范-科尔（Hendrick Van Kol）公开为殖民主义辩护。他提出了一项决议，内容如下：
“工人阶级胜利及其经济解放之后，新的需要将使殖民地的占有成为必要，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制度下也是如此。”科尔更质问大会与会者：“我们能否将半个地球抛给那些仍处于婴儿期的人们，他们的任性行为让地下的巨大财富未得到开发，让我们星球上最肥沃的地区未得到开发?”（《列宁为建立革命党的奋斗》（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Party），p. 5）
大会热烈欢迎印度全国代表大会的创始人兼主席达达拜·纳罗吉（Dadabhai Naoroji），但在其关于印度的决议中，在呼吁实行自治的同时，却也明确指出印度将继续处于英国主权之下。它既没有赞同也没有拒绝范-科尔的观点。在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中，美国希尔基特（Morris Hillquit）提出了一个种族主义的决议案，得到了奥地利和荷兰代表的支持。但它引起了抗议的风暴，以至于它不得不被撤回。然而，在国际大会上能提出这样的决议，这说明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思想对社会党的压力。
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殖民地革命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波斯、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的民众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民族愿望。这使社会主义国际的队伍在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更加尖锐。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战争的修正案，在殖民地问题上，以列别杜尔（Georg Lebedour ）为代表的左派（实际上是中间派）和以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荷兰代表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他们又是最直言不讳的殖民主义的捍卫者。左翼则是反对它的少数派。在激烈的辩论中，伯恩施坦发表了以下意见：
“我们必须摒弃简单地放弃殖民地的乌托邦概念。这种观点的最终后果是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骚动）。殖民地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社会主义者也应该承认，文明的民族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未开化民族的守护者的角色。”（同上，p. 10）。
波兰代表卡尔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反驳了关于殖民主义的“文明化”作用的论点，他回答说：“大卫主张一个国家有权对另一个国家实行监护。但是我们波兰人知道这种监护的真正含义，因为俄国沙皇和普鲁士政府都充当了我们的监护人（台下：“很好！”）......大卫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他的观点，即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但他在这里这样做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是，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必须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直至完成。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所有国家的绝对前提条件...”
“我们社会主义者明白，除了资本主义欧洲的文明外，还有其他文明。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我们所谓的文明感到自负，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文明强加给亚洲人民与他们古老的文明。（台下：“好样的！”）大卫认为，如果任由殖民地自生自灭，它们会重新陷入野蛮状态。在印度的情况下，这几乎不可能。相反，我设想，如果独立，印度在未来的发展中会继续从欧洲文明的影响中获利，它将以这种方式发展到最充分的潜力。”（同上，p11）
最后，关于印度的决议没有付诸表决。
虽然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来掩盖裂缝，但最终的结果这些导致了是1914年8月的灾难，当时第二国际的每一个党派——除了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背叛了国际主义的原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夏天，第二国际在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上崩溃时，真正的革命性国际主义政策的缺失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民族文化自治”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出了第二国际中民族问题的一个特殊变体。他们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辩护，俄罗斯的犹太同盟（崩得）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布尔诺会议（1899年）上，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捍卫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被否决。相反，会议采用了领土自治的口号，这虽然不够充分，但肯定更好。后来，在中间派理论家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他的同志卡尔-伦纳（Karl Renner）（用鲁道夫-斯普林格的笔名写作）的影响下，该党改变了立场，采取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路线。
鲍威尔拒绝接受民族和领土之间的联系，他把民族定义为“一个相对的性格共同体”（Otto Bauer， Die Nationalfrage a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24， p.2）但是什么是民族性呢？鲍威尔把它定义为“把一个民族的人民与另一个民族的人民区别开来的特征的总和——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复杂的和精神的特征的总和。”（同上，p. 6）这个定义的贫乏内涵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同义词：民族性格就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不同呢？“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说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不如说是一个由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分配劳动产品的条件决定的命运共同体。”（同上，p. 24）。
因此，根据鲍威尔的说法，民族是“被命运共同体捆绑成性格共同体的人的集合体”（同上，p. 135）。伦纳对它作了如下定义：“民族是思想相似、言语相似的人的联合体，[它是]现代人的文化共同体，不再与土壤相联系。”（R.斯普林格，《民族问题》，莱比锡-维也纳，1902年，p. 35）这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的和“心理学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这是一种不成功的、机会主义的尝试，它试图通过对资产阶级国族主义作出让步来寻求奥匈帝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办法。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经济的角度来处理民族问题的。
与布尔什维克寻求通过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来解决民族问题不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则以小改良和渐进主义的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地利各民族将仍然留在它们现在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p. 399，引自《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旦国家和领土之间的联系被打破，就有人提出要求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成员组成一个总的跨阶级民族联盟。不同民族的成员会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投票决定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然后，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等将投票选出自己的国民议会—鲍威尔式的“民族的文化议会”。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以這種方式避免與奥地利哈斯堡政权發生公開衝突﹐並將民族問題降格為純粹的文化語言問題。鲍威尔甚至断言，各民族的地方自治将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它将“把人类划分为以民族为界的共同体”，“呈现出一幅由人和公司组成的民族联盟的斑驳图景”。
这种哲学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原则。它代表了用“社会主义”词句伪装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正因为如此，列宁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不同民族分别办学的想法特别反感。对此，列宁写道：
“‘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来腐蚀工人，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校的主张。总之，这个纲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绝对矛盾的，它只符合民族主义的小市民的理想。”（《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有害影响在教育领域最为明显。因此，列宁反对语言的任何特权地位，但与奥托-鲍威尔和“民族文化自治”的鼓吹者相反，列宁强烈反对为不同民族的儿童设立单独的学校：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见《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将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包括语言压迫。不允许剥夺男人或女人说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在法庭上或任何其他官方职能中使用语言的权利。一般来说，某种“官方”语言的存在是没有特别的理由的，也没有特别的理由给予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多的特权。但以民族、语言或宗教为基础将儿童分开，则完全是反动和倒退。在南非和美国，学校的隔离起到了反动的作用。而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和新教儿童在所谓的宗教学校中的分离也起到了同样恶劣的作用。宗教在教育体系中没有任何益处，应与其彻底隔离。如果教会希望传授他们的教义，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时间里用自己的资金来做，资金来自他们的教徒，而不是国家。虽然学校必须满足不同语言群体的需要，而且必须为此找到资金，但以民族语言为界将儿童分开，从而为以后的生活打下偏见和冲突的基础，是我们完全不该接受的。
比利时佛兰德人对法语的敌视是佛兰德语世世代代受到歧视和法语被强行强加的结果。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交叉潮流。在南非，学校教授当地语言（而不是英语）是一种民族压迫的措施。同样，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也努力教他们的孩子俄语。例如，在亚美尼亚的教会学校，孩子们学习俄语，虽然不是必修课。布尔什维克反对的是对任何语言的歧视，反对强行同化和强行强加一种主导语言和文化。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语言垄断。在瑞士，官方语言不是两种而是三种。现在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们没有理由不能用他们选择的任何语言接受教育，在议会或法庭上进行交流。但不能接受的是将民族主义或宗教毒药引入学校。
“可亲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
共同的学校教学大纲，比方说，大纲要求实施绝对的世俗教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背离这个共同的大纲（至于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作补充的问题，可由当地居民决定）。可是，根据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民族管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把人民的钱财花在办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在这一点上，如同在民族问题的其他各个方面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一例外地坚决打击一切压迫和歧视的表现的同时也采取了阶级立场。因此，在比利时，佛兰德和瓦隆民族主义者曾试图——不幸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语言问题在民族路线上分裂比利时社会和工运，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在语言问题上制定了过渡性要求。例如，当一名工人被雇主强迫学习佛兰德语或法语时，他们要求给予工人全薪休假，并由工人组织控制下的老板支付课程费用，此外，还应该有权为学习新技能获得额外报酬。
由此可见，列宁始终坚持要严格从阶级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工人民主派的口号，”列宁写道，“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文化－民族自治”的分裂性质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奥地利自身工人团结的有害影响。温伯格代表大会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成各个民族党派。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分裂為多個民族政黨，而不是一個所有民族都參與的統一的工人政黨，而是成立了六個獨立的政黨——德國、捷克、波蘭、盧塞恩、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这助长了沙文主义情绪和工人运动中的民族对立情绪的蔓延，带来了负面的结果：捷克党与德国党没有任何关系，等等。
一如既往，所谓的改良主义的实际政策所取得的结果与预期的相反。民族文化自治计划本来是为了防止奥匈帝国的分裂，但恰恰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推翻哈普斯堡王室本来可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正如俄国的二月革命一样。但工人阶级未能夺取政权，这直接导致奥匈帝国在在国界线上的解体，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政策却起到了团结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工农的作用，从而为建立苏维埃联邦创造了条件。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分离主义。1917年后，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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