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司徒卢威的“第三者”和“世界三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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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转过来看一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述意见的批评。
　　1894年，司徒卢威在“社会政策中央新闻”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尼古拉·昂的著作做了详细的评价。同年，他又用俄文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他从各方面批评了民粹主义的各种理论。但对于我们现时的问题，他只限于证明资本主义并不缩小国内市场，而相反地，扩大国内市场，借以反驳伏隆左夫和尼古拉·昂。毫无疑问，尼古拉·昂犯了与西斯蒙第相同的错误。他们都只描述了传统的小企业生产形态被资本主义破坏的过程之一面。他们只看到由此造成的群众幸福的降低，居民中广大阶层的贫困化，而没有看到这个过程的经济的一面，即在农业地区自然经济被排除出去，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经济的侵入。这等于说，资本主义通过把以前独立和自足的生产者越来越多地吸收到自己的领域内，连续不断地把人民中以前不买它的商品的那些新的阶层转变为商品购买者了。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恰恰与“民粹派”按照西斯蒙第的模型所描绘的景象相反。资本主义并没有毁灭国内市场，而是借助于货币经济的普及，着手创立国内市场。
　　司徒卢威特别驳斥了伏隆左夫关于剩余价值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实现的理论。他的论点如下：伏隆左夫理论的基础是把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只由企业家和工人组成，而尼古拉·昂也始终采用这一观念。当然，从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总生产物的实现似乎是无法理解的。伏隆左夫的理论在指出下列事实时，是正确的：即无论资本家的消费也好，或工人的消费也好，都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必须设想有“第三者”的存在。^[1]那么，在每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第三者”是否确实无疑地存在呢？伏隆左夫和尼古拉·昂的想法完全是虚构，它“不能把我们对任何历史过程的理解提高一步。”^[2]没有一个实际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何等高度发展，会完全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

　　“即使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000个独立谋生的人中，543人从事工业，172人从事商业，140人从事农业，81人是不固定的工资劳动者，62人是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及其他”。

　　由此可知，即使在英国，还有大量的“第三者”，而正是他们的消费帮助了实现那些资本家所没有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这些“第三者”的消费是否可以充分实现所有剩余价值，关于这一点司徒卢威没有做出结论。不管怎样，“相反的意见必须加以证明”。^[3]司徒卢威还认为，在俄国，在具有这样巨大人口的大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俄国是处于能够不要国外市场的幸运地位。在这一点上——这里司徒卢威的想法是从瓦格纳（Wagner），沙夫来（Schaeffle），修莫勒（Schmoller）等教授的思想宝库中取来的——俄国与美国享有相同的有利条件。“如果美国的例子能够代表任何东西的话，那是它证明了在某种环境下，资本主义工业能够几乎完全以国内市场为基础，达到高度的发展”。^[4]
　　1882年美国工业品输出数量的微小被用来支持上述的论点。司徒卢威并把这个论点表述为一般命题如下：“一国领土愈广，人口愈多，这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国外市场就愈少”。从这个观点，他恰恰与民粹派相反，得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其他国家更有光明前途”的结论。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农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会创造足够的市场来支持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这个国象的经济和文化的进展，以及随着自然经济被货币经济所代替，这个市场有无限扩张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俄国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更有利的条件”。^[5]
　　司徒卢威描绘了一幅详尽的、色彩浓厚的新市场的图景，这些新市场，由于西伯利亚铁道的修筑，而在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小亚细亚、波斯和巴尔干开辟起来了。但是他对于预言的过分热心使他看不到他所讲的已不复是“无限扩张”的国内市场，而是特殊的国外市场了。在他的晚年，他在政治上支持了乐观的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方案。实际上，当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已为这些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了。
　　诚然，司徒卢威论说的主旨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能力的强烈信念。然而这种乐观主义的经济基础却非常薄弱。司徒卢威认为积累的主要支柱是“第三者”，但所谓“第三者”意味着什么，对这问题他却保持相当缄默，但他所引用的英国职业统计表明他在思想上是指各种私人仆役、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总之，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一般公众”（Grond public），当这些学者自己也完全莫名其妙的时候。马克思说过，就是这个“一般大众”（Great public）被用来解释经济学家所不能解释的事情。显然，如果我们把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当作一个范畴来说，我们不是指企业家个人，而是指整个资本家阶级，包括他们的随从者——雇员、政府官吏、自由职业者等等。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感缺乏的这些“第三者”，从经济学看来，大部分是剩余价值的共同消费者。只要他们不同时是劳动工资的共同消费者。这些阶层的购买力，有的来自无产阶级的工资，有的来自剩余价值；如果可能的话，也有来自双方的。但总的说来，他应当被认为是剩余价值的共同消费者。因此，他们的消费已经包括在资本家阶级的消费之中。倘若司徒卢威再从后台将他们拉上舞台，当作“第三者”来挽救局势，帮助实现剩余价值，那么，一个狡黠的投机商是不会受欺骗的。他一眼会看出这“一般大众”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旧相识即一群寄生者，他们首先从资本家那里取得货币，然后再以这些货币购买他的商品。不，确是不成！司徒卢威的“第三者”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司徒卢威的外国市场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的理论是同样站不住的。在这一点上，他推崇“民粹派”的机械的见解。按照这个见解，以及教授们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剥削国内市场到它的极限，然后，在国内市场完全或几乎完全枯竭之后，转向国外市场。司徒卢威，于是追随瓦格纳、沙夫来和修莫勒之后，得出下列荒谬的结论：一个具有广大领土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成为一个“自给的整体”，并可以无限期依靠国内市场就足够了。^[6]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性质来看，是世界规模的生产。与德国学者们有书卷气的处方相反，资本主义，从它的幼年时代起，就已经为世界市场而生产了。在英国，远在破坏农民所有制的过程与手工业和古老的家庭工业的没落结束以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先驱部门，如纺织业、煤铁工业，已经在一切国家和所有各洲上找寻市场了。要是我们劝告德国化学和电器技术工业不要为五大洲生产，象它们从一开始所做的那样，而把自己限于为国内市场生产，因为国内市场，由于大部分由国外供应，对于所有德国其他工业而言，显然还远没有枯竭，这些工业会不会欢迎这个清醒的劝告吗？或者，我们应不应向德国机器工业建议，它们不必向国内市场冒险，因为德国的进口统计指出德国国内对这类生产品的需求还有很大部分是由国外供给满足的？不，这个“国外贸易”的概念不能帮助我们把握住世界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它的无数的支流和千差万别的劳动分工。美国的工业发展现时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英国本身的市场上，已成为英国的危险的竞争者，正象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和在德国本身的市场上，已经打垮了德国的竞争（电气技术工业就是一例）一样。这个事实证明了司徒卢威的推论的虚妄，实际上，司徒卢威在他写下这些推论时，已是陈旧过时了。
　　俄国“民粹派”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联系以及在社会劳动分工和地球上自然财富和生产条件的极端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同质的有机体的历史趋向中所看到的，只是商人对自己市场的肮脏的打算。而司徒卢威也附和了这个粗陋的看法。而且，他还接受了瓦格纳和修莫勒的“三帝国”幻想（即英国、俄国和美国的自给的帝国），而这个幻想完全忽略了、或人为地缩小了生活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无限制供应所起的重要的作用，这些东西的无限制供应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从世界市场角度计算，正如对于制成品的需求一样，是同样地必要的。单单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侵入世界五大洲的棉织工业历史——一般资本主义历史的缩影——使教授们的幼稚主张成为一个笑柄，实际上，这些主张的唯一真正意义是为保护关税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已。

^[1]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论”，第251页。

^[2] 同上书，第255页。

^[3] 同上书，第252页。

^[4] 同行书，第260页。“……司徒卢威非常不正确的地方，就在于当他想要驳倒他所称为您对未来的悲观主义的观点的时候，把俄国的现代状况和美国的状况等量齐观。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有害后果，也会象在美国一样很容易克服的。这里他竟完全忘记了，美国的起源就是现代性的、资产阶级性的；它是由力求建立纯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封建制度下逃脱出去的那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创立起来的。而俄国却有着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基础；即先于文明时代的氏族社会，这个氏族社会固然现时已在彻底瓦解，但它仍然还是资本主义革命（这是个十足的社会革命）所借以动作或进行活动的基础或资料。在美国是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完全确立了，而在俄国却通常都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例外。由此可见，在俄国，变动定会带有更强制和更尖锐得多的性质，并且不免要有比美国更大得无比得痛苦”。（“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斯昂〔即尼古拉·昂——译者〕书简”，1893年十月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502页）

^[5] “俄国经济发展问题得评论”，第284页。

^[6] 其中修莫勒教授在他所著的“通俗商业政策考”一书中，明显地显示出德国教授们所发展的“三帝国理论”（即英国，俄国和美国）的反动性质。这个可尊敬的学者对于“新重商主义”，也就是，三大恶棍的帝国主义阴谋，抑郁地摇头叹息。“为了较高地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他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和欧洲关税同盟。“由于世界的经济紧张局势，德国的主要义务是为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便必要时，准备作战，并符合作为世界强国的盟国的要求”。可是，稍后，修莫勒教授又在别处说，他并不像谴责这些世界强国再度走上大规模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德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世界三大强国一样，采取征服政策，但它必须，于必要时，能够冲破外国对北海的封锁，以便保护它自己的殖民地和巨大的商业，它也必须有能力对它所结成的同盟国提供同样的保证。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必须把与法国合作作为一个任务来看，其目的就是要对世界三大强国的过度侵略政策加以某些限制，这是为了保护所有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世界三强已构成了所有小国的威胁；三国同盟还有责任确保缓和政府和殖民地并吞行动，减轻片面的、没有节制的保护灌水，减轻对弱小分子的剥削和虐待。整个较高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取决于下列的事实，即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应在世界三大帝国之间瓜分，这三大帝国不应建立残酷的新重商主义。”（“十九世纪欧洲贸易政策的变迁”，“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第二十四卷，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