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萨伊对西斯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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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萨伊对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在1824年五月“百科全书评论”上发表的反驳里嘉图的论文对于萨伊是一个最后的挑战。当时，萨伊是公认的“经济科学的巨子”，所谓亚当·斯密学派在大陆上的代表人物、继承人和普及者。萨伊在致马尔萨斯的信中，已对西斯蒙第提出了若干责难；在同年七月的“百科全书评论”中又发表了一篇反驳论文，标题为“论消费与生产间的平衡”。对这篇论文，西斯蒙第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复。这样，论战的次序、与对抗理论出现的次序，恰恰相反，因为最初把符合神意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平衡论传播给里嘉图的是萨伊，而里嘉图又以之传授给麦克洛克。事实上在1803年间，萨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论”第一卷第十二章“论销售市场”中，作出了如下的斩钉截铁的声明：“……人们总是以生产物来支付生产物的，因此，倘若某一国家生产某种产品过多，那么，销售它们的办法是生产别一种类的货物”。^[1]
　　这里，我们又遇到我们所熟知的符咒，这个符咒是由里嘉图学派和庸俗经济学派同样接受下来，作为和谐论的奠基石的。^[2]
　　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基本上是对这个命题的有力的反驳。但在这个阶段，萨伊在“百科全书评论”中，突然改变了攻击的方向，他说：“……有人可以反驳道，由于人类的聪明才智，由于人类可以从自然和技术所供应的工具中汲取利益，每个社会可以生产所有一切适合于满足社会需要的东西，可以使社会享受到远较它自己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但我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得到一切东西的供应的。就是在列入繁荣一类的国家中，其人口的八分之七缺乏许多被公认为必需的物品……。这里我不欲谈论富裕家庭，而是谈论中等的家庭。我现在所居住的乡村是在一个法国最富裕的地区，但在我所访问的家庭中，二十户中就有十九户只有粗糙的食物，没有一件东西给人带来幸福，也没有象英国人称为舒适品的东西”。^[3]
　　对于卓越的萨伊的厚颜无耻，不能不令人钦佩。他以前力言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能发生困难，不可能有过剩，也不可能发生危机和贫困；既然商品是相互买卖的，我们只须继续生产日益增多的东西，一切都将美好无疵。就在萨伊的手里，这个假设成为和谐论的要义。这个理论是庸俗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它引起了西斯蒙第的尖锐的攻击，并被后者证明为毫无根据的说法。西斯蒙第还指出不是任何数量的商品都可以销售出去，商品实现的限界总是由社会的收入、由v+m规定的。既然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最低的生活水平，既然资本家阶级的消费能力没有自然的限界，那么，西斯蒙第说，生产的扩大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停滞、危机以及人民群众更大的贫困。萨伊的这次反击是巧妙的。他说，如果你坚持生产过剩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中会出现这么多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赤贫的人呢？请你解释这个矛盾现象。萨伊本人的论点是不重视货币流通，而以物物交换来推理。他现在反说他的对手在述及生产物过剩时，不从它对社会购买力的关系，而从它对社会实际需要的关系来探讨，尽管西斯蒙第在自己的推理上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中说：“社会上当然有许多衣食不足、无栖身之处的贫民，但是一个社会只能销售它所能购买的东西，而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一个社会除了以自己的收入来购买外，没有其他的办法”。^[4]
　　不久以后，萨伊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又对他的对手加上一个新的罪名。他说：“这样，一国所缺乏的不是消费者，而是购买力。西斯蒙第相信如果生产物稀少，因而价格腾贵，工人生产这些东西就获得较多的工资，那么，生产力就较为扩大。”^[5]
　　萨伊就是这样企图以他自己特有的庸俗的思想方法，或者更精密地说，以他自己特有的庸俗的夸夸其谈的方法，来丑化西斯蒙第，攻击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和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理论。他把“新原理”说成提倡商品“稀少”和高价的笑谈，并以赞美最高限度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形象来与之对比。他说，如果生产活跃起来，劳动的数最也有增加，生产规模扩大，那么，这个国家就得到更好的、更全面的供应。他把工业发展这到最高点的国家的情况，与中世纪产的贫穷相比，而对前者加以赞美。对西斯蒙第的“箴言”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害的。他说：“他（指西斯蒙第——译者）为什么要求调查那些可能强迫企业家对他所雇用的工人的生活负责保证的法律呢？这些调查将会使企业精神瘫痪。仅仅对国家干涉私人契约的可能发生恐惧就足以造成一种灾难，它对国民财富是有害的”^[6]。
　　西斯蒙第没有被萨伊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辩护言论转移了目标，他再一次抓住基本问题而进行讨论。他说：“我确实没有象他指摘的那样，否认过法国在路易十四以后，人口增加了一倍，消费增加了三倍。我不过认为如果生产物是需要的，被人购买和消费了，这样增加生产才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没有需求，而生产者的唯一希望只是从自己与之竞争的工业生产物那里夺取消费者，那是一件坏事。我曾经试图证明：各国的自然进程是他们财富的累进增长，这种增长是各国对新产品的需求及其偿付手段的增加的结果；但由于我们的制度，由于我们的立法从工人阶级手里夺去了一切财产和安全保证，这就造成了脱离了需求、也脱离了购买力的混乱的劳动，结果就便贫穷愈趋严重了”。^[7]
　　于是在结束辩论时，他要求和谐论的传教士考虑下列的情况：尽管一个国家可能是富庶的，但大众的贫穷，正如物质财富一样，是不断地在增加中；生产一切东西的那个阶级日渐接近于不能消费任何物品的情况。关于资本积累问题的第一回论战就在这个资本主义矛盾的不和谐音节中结束了。
　　通观第一次论战的经过与成果，可以确定下列两点结论：
　　（一）西斯蒙第的分析，虽然有一些混乱，但是比之里嘉图学派以及自封为斯密衣钵的继承人，要高明得多。西斯蒙第能够从再生产的观点考察事物，他竭全力来探求价值（资本和收入）和物质要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概念，借以把握这些东西是如何在社会总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在这一点上，他最接近亚当·斯密，两人的差别在于斯密所认为主观的和推论得来的矛盾——总过程的矛盾——西斯蒙第特地拿来作为他的分析的基础，并特别强调它，并在他的分析中，他把资本积累问题当作症结点和主要困难点而加以研究。
　　因此，西斯蒙第显然走在斯密的前面，而里嘉图及其信徒们包括萨伊在内，仅仅用简单商品生产的概念来考虑问题。他们只看到W—G—W（商品—货币—商品）的公式，甚至把一切事物归结为物物交换，并相信这种贫乏的智慧能够对付再生产和积累过程所特有的一切问题。这甚至比斯密又后退一步，而西斯蒙第就在这个近视的看法上，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一个正确的社会批评家，西斯蒙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较之那些御用学者，表显着更多的了解，正如后来的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特殊性及各个问题的理解，较之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合并起来，无可比拟地更为深刻。西斯蒙第在“新原理”第七编第七章中反对里嘉图而大声疾呼：“什么？是不是财富就是一切，人不足道吗？”在这时候，不仅表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看法的脆弱的道德气味——这与里嘉图的严峻的、古典的客观性，完全不同——，而且也表现了他的批判的理解力，这个理解力由于对经济中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敏感而变得更为尖锐了；也表现了他对内在矛盾和困难的注意，这正可与里嘉图及其学派的僵硬的、偏狭的、抽象的看法相对比。这次论争表明了里嘉图，正如亚当·斯密的信徒们一样，没有能力把握住西斯蒙第所提出的积累问题之谜，不要说解决它了。
　　（二）由于全部讨论走上了叉道，集中到危机问题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也就不可能发现了。最早发生的一次危机自然地支配了这个讨论的内容；同样自然地，这有效地妨碍双方认识到这一点：即危机不就是积累的问题，它只是积累的特殊的外部现象，只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形态中的一个要素而已。因此，争论只能陷入双方各执一辞：一方从危机推论出积累的不可能，而另一方从物物交换推论出危机的不可能。资本主义的以后发展证明这两个结论都是错误的。
　　然而，西斯蒙第的批判，对在资本支配下的经济理论，敲起了第一次警钟；由于这个理由，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自己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的古典经济学的分崩离析，打开了道路，尽管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获胜后的结果，表示恐惧，但他并不是一个怀念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反动家，即使他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家长制生产形态与资本所统治的形态相比较时，偶尔喜欢对前者加以赞美。但他反复地、极其激烈地抗议这样的解释，例如在“百科全书评论”上，他在对里嘉图的论战中写道：

　　“我已经听到这样的非难，他们说，我反对农业和手工艺的改进，反对人类所能取得的一切进步；他们还说，我宁愿处于野蛮状态，而不喜欢文明，因为在野蛮时代，犁是一个工具，而锄是更老的一个工具；他们还说，根据我的体系看，人类无疑地应该以双手来耕地。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请求大家原谅，我要断然地抗议所有转嫁到我的体系上、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得出过的结论。攻击我的人，和为我辩护的人，都没有真正了解我；不止一次地，我的同盟者，正象我的反对者一样，要使我出乖露丑”。“请你们注意，我所反对的，不是机器、新发现和新发明，不是文明，而是近代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剥夺了劳动者除了双手以外的所有财产，在肆无忌惮的讨价、还价中，不给劳动者一丝一毫的安全，而且使他陷于不利，并成为牺牲品”。^[8]

　　西斯蒙第的批评的出发点，无疑地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在表述如下的主要倾向时，他没有提出不实在的要求：

　　“我只希望找到方法，使劳动者得到劳动的果实，使运转机器的人得到机器的利益”。^[9]

　　不错，当他被进一步要求他说明他所希求的社会组织时，他含糊其辞，并承认回答不出来：

　　“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今天还不想讨论它。我想完全说服经济学家，正象说服我自己一样，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科学已走上了错误的轨道。但我不能相信我自己能够指示他们一条正确的道路；研究社会的形成或社会应该怎样进行，这要求我们在思维上作最大的努力。但即使观察现有的社会组织，已使我们煞费苦心，如果要设想一个目下还不存在的组织，要预见未来，具有这样能力的人，恐怕不容易找到吧”！^[10]

　　西斯蒙第这样公开承认他没有能力，预见超越资本主义以外的未来情况，正是在1820年的时候。那时，资本主义刚开始在大工业建立起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思想还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西斯蒙第没有这种预见的能力，那不是他的羞耻。但正因为他既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而前进，又不能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上去，他的批判就不能不走上小资产阶级的妥协道路了。他对资本主义以及生产力是否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竭力主张对积累加以少许抑制，使资本主义前进步调放慢一些。这就是他的批判的反动的一面。^[11]

^[1] “货币在双重交换中，仅仅完成了中介任务。交换终结时，人们显然是以生产物来支付生产物。因此当一国持有某种生产物过多时，销售这些东西的办法，就是生产其他种类的货物”（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巴黎，1803年，第一卷，第154页）。

^[2] 事实上，在这里，萨伊的唯一成就也不过是把前人所发表的见解用夸大其辞和教条的形式来重述一下而已。正如柏格曼（Bergmann）在他的“危机理论”（斯图加特，1895年）中所指出的，在乔治·杜克（Josiah Tucker）（l752年）的著作，杜尔阁在法文小册子中的注释，魁奈、杜邦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对供给和需求间的自然平衡，或甚至两者的等同性都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然而这位忧郁的萨伊（马克思曾这样称呼他），作为和谐论福音的传播者，要求把“市场理论”的伟大发现，归功于他；他还谦逊地把自己的著作，与热力、杠杆和倾斜面原理的发现相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论”第六版的序言和目录中，他说：“本书中所阐述的交换和销售理论将改变世界的政治”。詹姆士·穆勒在其1808年出版的“为商业辩护”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马克恩称他为生产和需求间自然均衡论的真正创始者。

^[3] “百科全书评论”中萨伊的文章，第23卷，1824年7月号。

^[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7页。

^[5]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1页。

^[6] 萨伊：“政治经济学原论”，第29页。萨伊用下列咆哮的结尾语，指控西斯费第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敌人：“它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近代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除了双手外的所有的财产，从而使劳动者在竞争中陷于不利时，不能得到住何安全的保证，这是什么话！社会之所以剥夺劳动者，是因为要保证使每一类的企业家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也就是，自己的财产。我重复地说：没有比主张对财产的使用加以管理的见解更为危险的了”，因为“双手和才能也是财产”（同上书，第30页）。

^[7]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462—463页。

^[8]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432—433页。

^[9]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449页。

^[10] 同上书，第448页。

^[11] 马克思在叙述里嘉图学派的反对派及其消散的历史时，只简短地提到西斯蒙第。他说：“我把西斯蒙第排除在我的历史的考察之外，因为他的见解的批判，有一部分属于资本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的范围。对于这个，我是只能在这个著作完成以后，再讨论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2页）然而其后在马克思论马尔萨斯的时候，也有一段论到西斯蒙第，而这一段马克思写传很是详尽：“西斯蒙第有这种深刻的感觉，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的形态，它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的发展；别方面，这种关系又受着限制；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买与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矛盾等等，在生产力越是发展时，将取得越是大的范围，他还感觉到了这种根本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不受束缚的发展和财富（那是由商品构成，必须转化为银）的增加；别方面，生产者大众又在根本上只能有必要的生活资抖。从而，恐慌，在他看来，并不象里嘉图看到的一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的矛盾之根本的大规模的定期的爆发。他不断觉得踌躇：为要使国家的生产力适合于生产关系，而束缚生产力呢？还是为要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而束缚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常常是逃向过去，这个好古的人，希望用别的方法，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所得，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并由此驾驭矛盾，但不知道分配关系是附属于生产关系的。他适切的判断了资产阶级生产的诸矛盾，但没有把握它们，从而也没有理解它们的解决过程，（诚然，既然他所看到的生产还是在成长中，他怎么会理解呢——著者）对于他，基础上，实际已经有这种感觉：财富的新的占有形态，必须与在资本主义社会胎内发展的生产力，财富生产之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相适合；并且，资产阶级的形态不过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在其中，财富常只取得对立的存在，到处都同时表现为它的反对物。财富常常要以贫困为前提；并且，财富只在它发展贫困的时候，发展自己”。（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55—56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几个地方，也曾提到过西斯蒙第。但对于西斯蒙第本身，则只作如下的简短表述：“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真正匀配又保存社会底现在的基础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是反动的，因为，要贯彻主张，他们只好竭力设法恢复过去的一切其他生产条件”（“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版，第88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西斯蒙第只提到过两次。一次是把他当作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后的古典学者，拿他和英国的里嘉图对比；另一次是力说西斯蒙第反对里嘉图，而承认创造价值的劳动之特别的社会的性质。——最后，在“共产党宣言”中，称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学派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