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十四章 革命再革命
一、人的觉醒时代人类在悠远的历史中，曾经有个很长的时期被自然的环境围困，被愚昧无知蒙蔽，被同类蹂躏摧残。但人类在长久岁月中，逐渐征服了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愚昧无知逐渐撕去了薄雾，人发现了自己；蹂躏人类的暴君相继送到博物馆里。这是人的觉醒时代。 新时代的潮流是飓风，它有能力摧毁阻碍它前进的东西；新时代的潮流是巨浪，它有能力排斥海洋中的渣滓；新时代的潮流如太阳，它有能力温暖冷酷的地方，它能照明黑暗的角落。人是这个潮流的主宰。 在人的觉醒时代，人是主宰者。人掌握了科学，掌握了机器，生产了前所未见的物资，挖掘地下的，开展天空的，宇宙的一切几乎都在人的控制之下。人掌握了知识，有了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理。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既不听命于奴隶主，亦不听命于“真命天子；既不听命于“巫师”，亦不听命于“独裁专政”；人只听命于新时代的民主。 残暴的专制帝王是一去不复返了！帝国统治的殖民主义也将一去不返，现在仅存垂死的挣扎。人的觉醒时代，正走向人的时代，那一切历史上残存的渣滓都将被新时代的潮流一洗而光！ 谁敢反抗这个时代，谁就是历史车轮下的罪魁！ 但是，在人类历史向着正常合理的途径迈进中，人类中还有抱着奴役人的思想的人；这种人是专制帝王的化身，是兽中狐狸；是阳一面，阴一面的两面派；是内怀奸诈阴险，外示“开明进步”；是骗子能手，是野心的狼。他们是外示顺应潮流，实行欺骗；内怀毒狠，蓄意吃人。举例来说，这种人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贯穿他们的历史活动，都处处表示了这一套。 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革命，是打着反沙皇腐败统治的旗子，是顺应俄国人当时民主自由的要求。沙皇统治被打倒了，继之而来的是斯大林血腥的统治，时间已有四十年之久。苏联人民欢迎这一套吗？百分之百是不欢迎的。他们何时奋斗解脱这个枷锁呢？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中国人民百年来，受尽了内外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者，内有专制君主和民元以后的大小军阀。他们有不断的反抗，起义、和革命。这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要求。人民已经由听天由命的思想转到要自己掌握命运。但是打倒压在头上的几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小军阀等等，不是一下子就会很顺利成功的。前人的鲜血为后人铺平了道路，例如太平天国虽未成功，但是作了反清的革命运动的先锋，到了辛亥年终将专制王朝推倒。民国以后，袁世凯盗窃国权，僭越帝号，又被人民推翻。接着北洋军阀扰乱中国，国民党的“北伐”，藉着人民的力量推翻了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权本可有机会领导人民建国，但是内部充满了腐败和贪污；专横无道，它们又违反了民意，人民又抛弃了它；这时假藉民意，应声而起的是共产党。 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陌生的。共产党于未得政权之前，或得政权一两年之内，它们是善于欺骗人民，和善于伪装的。它们知道人民迫切要求民主自由，它们装作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它们知道人民要求生活改善，它们装作举起经济解放的旗子。凡是人民迫切要求的，它们就伪装为同情者，支持者，或领导者。它们就在伪装下混过了人民的眼睛，利用人民的力量走上自己的独裁专政。 人民有了觉醒，有了要求，在他们为此而奋斗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还没有健全的组织，有时还会上骗子的当。但这是暂时的。人民会从事实的考验中发现善恶，发现骗子和恶棍。当他们发现“同路人”是骗子是强盗时，他们都会驱逐、打倒这种骗子和强盗。觉醒了的人民可被骗于一时，却不能被骗于长久；少数人可能被骗的时间长，多数人却不能长久作梦。中国人民在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贪污无能而又强暴之时，一时误上了共产党的当，以为共产党也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人，也以为它们的宣传号召也像有人格的人发自他们的真心。大家为民主自由斗争，为生活改善斗争。结果，被反对者是垮台了，而上台者不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自己，而是有组织、有力量、有军警的共产党。这个党又以人民的名义宣告中外，它伪称是代表人民的，维护人民利益的。它欺骗了世界，同时欺骗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初上统治宝座之前，有些人是不信它这套法螺的，但是一般人民还是等待着，看它下文分解。结果是时间仅仅七八年，共产党的狐狸尾巴就露在人民眼前，因为中国人民是亲身体验深受其害者。人民的要求完全被抹杀了，而人民恰成了共产党统治蹂躏的对象。共产党以特权阶级自居，完全以人民为敌，以人民为剥削压迫的对象。 人民这时又恍然大悟了！ 聪明的骗子，有时也自食其果的。共产党在未得政权之前，为了骗取人民支持，开口闭口讲民主自由，讲经济解放。它们得了政权之后，实际上已绝没有民主自由的事实，已绝没有人民生活改善这一回事；但是骗子得过谎言的好处，所以还是开口闭口讲这一套，向人民宣传教育这一套。对共产党来说，这套东西本来是用以骗人的，因为说来顺口，而且身受谎言的好处，所以一直就说下去了。这时似乎它们自己也忘了是谎言。因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谁也不许指责它们的谎言；它们教人指鹿为马，虽为专政独裁也说成是“民主”。但是事实是胜过雄辩的，事实是会说明一切的，而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共产党讲了一套民主自由，它说来虽为骗人，但是听者是有意的，欣赏的。等到骗子觉悟到被骗者信了谎言——民主自由的谎言，骗子开始心慌，人民真的要求民主自由了，把骗子的谎言当作真言而要求实现。 人民开始时是为了民主自由而跟共产党走了一段路，共产党为求得人民的支持同情，在取得政权前，和取得政权后，一直是谎言连篇，大谈民主自由。人民又受了一段民主自由的教育，人民觉悟的程度又提高了一步。在人民的觉悟程度不断提高的时候，以事实为证，知道了和体会了共产党所贩卖的民主自由，经济解放，实际是独裁专政，是经济独占，是特权阶级上了舞台。共产党的谎言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在人民觉悟中，共产党的谎言好像一块重石，又打了共产党自己的脚。 人的觉悟时代，基本是否定专制，压迫，和束缚；基本是保障人权——民主自由。这是一条真理，合于此者人民会接纳，反于此者人民会抗拒。但是宇宙间常有善恶两种力量在斗争。善的发扬，恶的就是下降；善的不扬，恶的就猖狂。可是我们纵观一下人类的历史，从古到今，善的力量把人类历史引长而且发光；这其间，虽有杀人盈野，专制腐败，黑暗冲天，人欲横流的恶的势力的黑暗时代，结果还是善战胜了恶，民主自由战胜了专制独裁。 在人民觉醒的时代，恶的势力又在挣扎；它假装民主混进人民群中实行破坏，发挥古代专制魔王的疯狂。正好像神怪小说中所叙述的妖精，变作人形，混进人群中，实行它的阴谋破坏，甚至有时完全困扰了人。但是现实的世界，正如神怪小说所反映的世界，善的力量终究制服了恶的势力，不能让天狗吃了太阳，人的觉醒时代一定不会容许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残暴不仁。这又是一场决战，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行专政独裁的人们，一定是现了丑形而被人民铲除消灭。人民的时代就是一面照妖镜，它不允许长袖善舞的妖孽潜藏在人民的队伍里，发挥暴君的疯狂；不能容许古帝王的幽灵重现于人民的时代。 我们可以反证一下，如果这不是人民时代，而是古帝王专制时代，在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也许没有1956年的人民革命事件；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也许没有骚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也许没有工人捣毁工厂；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也许没有各色各样的反抗。正因为是人的觉悟时代——人民的时代，而不是古帝王专制时代，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独裁，压榨人民，人民才起而反抗，不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自己反抗，而且全世界的人民一致在反抗，全世界人民一致向黑暗势力斗争。 在人的觉醒时代，人民不是孤独的，他们到处有朋友，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声音是相同的，一致的。一国人民的灾难，都会得到他国人民的同情；而且共产党的恶魔统治如一种病菌，如任其发展，如各国人民不互相关心，同情和支援，合力将其扑灭，这个病菌如鼠疫一样会传染到广大地区。这个病菌在人类社会又似一种毒癌，待其生根发展，那时人类的灾难，就不堪想像。 人的觉醒，人的时代，是历史正常的发展，人在这个时代充分表现了力量和智慧。人的时代将使古代残暴幽灵一去不复返了。人的时代一定可以驱逐共产党的残暴恶邪。 二、中国人民的反抗我在前十三章说所叙述的事实，和所作的分析，由共产党之取得政权，利用统一战线，骗取民主党派，红色政权的本质，十一个残暴运动，对民主自由道德文化的摧残，以及统治者的生活和人民生活的对比等等，是偏重于暴露共产党的残暴不仁，和其制度上所存在的缺点。如止于此，只消极地写出人民的横遭蹂躏，而不介绍人民的反抗行动，那就是不符合事实。 就我个人的体会和我所知道的事实，我有这样的一种印象：自共产党取得政权直到现在，一般人民对它的态度是分为观望、怀疑、沉默和反抗的四阶段；个别的人、个别的集团、甚至个别阶级是由开始就反抗，直到现在；这是由少数到多数，最后汇合成为反抗的洪流。 这种分法不是严格的，只为了解问题的真相，这种分法是为解说问题的方便。不然，一方说人民观望、怀疑、沉默；一方又有反抗、斗争；如此，便易于混淆起来，看不出各个期间的主流。同时，这是分析事实，介绍情况，不牵扯到著者的主观愿望。 （一）一般人民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转变情况现在我们先叙述一般的情况，即是一般人对共产党的态度。 首先，我们谈一般人民的观望态度，这阶段可由1949年红色政权成立日起，到1950年终或延长到1951年春。论来，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陌生的，不认识的。尤其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人民对之是有恐惧的心理，没有理由去欢迎它。但是人民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不满意的，对它的贪污腐化，横征暴敛，是反对的；对它的政治不民主，经济的四大家族官僚垄断，人民是反抗的；共产党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时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虽未全力支持共产党，但也给予了共产党多少方便。共产党自己说过：“解放战争若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想要成功是很难的。”这种支持是 舆论的支持，文化人为了打击国民党所有的言论，都对共产党有利。农民输送粮食，传风递信，服务兵役；工人罢工，反压迫、反饥饿；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这类活动都是直接、间接的对共产党的支持。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学生等等为什么有这种活动呢？因为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抗国民党给予他们的压迫苦难。这些人是显明的为共产党工作吗？那又不是这回事。但他们未受共产党的宣传号召，如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的影响吗？我想共产党的骗人号召对这些人会起一定影响，何况共产党人又渗透这种活动。人民的活动虽不显明地为支持共产党，而实际上帮助了共产党是肯定的。同时，还有一种心理要素也不容忽视，当人民不满现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又想突破现状，设法计较明天怎样；只想突破现状，如能突破现状就是胜利，就是光明。人民可能没想到共产党能执政，虽然他们的行动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得了实惠。人民也可能在极端压榨的困难中想到，就是共产党执政也比旧的好些，因为新政权是否给予人民痛苦，还待事实证明；而旧政权给予人民的痛苦，已经成为事实。何况，共产党在这期中还不断地散布谎言说：“我们是为民主、自由、幸福、繁荣、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 就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和一般人民的复杂心理与其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和活动，共产党给予了充分利用；加以它的组织力量——党和军队，最后共产党成了功。 一场斗争结束了。共产党上了天安门；人民游行在长安街上，有意的或无意的，自愿的或强迫的，作了支持这个政权的象征。 任何政治改变，除非人民自己有组织有领导，自己可收获果实；否则就是百忙一气，牺牲了生命、财物，最后由野心家窃取果实。首先，人民变成观望的旁观者，作为帮忙后的赋闲者，最后还成为统治者的压榨对象。过去中国历史，汉、刘邦，明、朱元璋，同是以平民起家，得到人民支持；等到他们登上宝座，拜相封侯，人民还是遗忘在脑后，还是苛捐杂税的负担者。近百年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得到人民的支持，打下南京，他们拜相封侯，建造宫殿，也是把人民忘在脑后。近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颇得人民支持同情，统一了中国，而在台上者不但忘了人民，反而成了人民的革命对象。共产党亦然，它们的成功得力于人民之助，它开口闭口说是为了人民；待它上台之后，游行示威需要人民，捐赋需要人民，被敌视的也是人民。 共产党于1949年上了台。支持它的，同情它的，期望它的中国人民就退入旁观地位。人民对这个政权是无份的，人民只是被利用一时的对象。人民对政权无份，人民也不会就转过头来反抗它，（其中当然也有反抗的人，详下文。）因之，要观望一下，看它如何实现诺言。给新起者一个表现的机会，看它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去实现民主自由和幸福。人民还寄以善意的企望和等待。这时一般人民虽听到一些共产党在东北土地改革的残酷事实，他们不以为然，但还是以宽大的态度原谅它：这也许是初得政权者一时不得不采取的步骤，但望以后知过能改。 人民的观望时期，也是共产党初得政权的恢复经济时期；尤其是在都市，共产党虽有它的威风，但也在学习管理技术时期。故所表现还不那样凶狠，还是外示假谦虚，对待人民还有相当的假和善，动辄就自称“土包子”，愿向人学习。在这时期，任便是不喜欢共产党的人，也常有意外之感，认为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可怕，并不是传说的红胡子强盗。 在这期中，人民虽与政治无份，但对这个新政权还寄予期望；同情者希望它好好地干，惧怕者也不那样心惊肉跳。至少，一般人是观望一下，看它将来如何。 共产党之新得政权未作下马威，自有它的理由；即政权未稳，需要安定一下人心。同时在它未入城前已向干部、军队谆谆告诫，要小心谨慎，要虚心学习；城市人不是好惹的，须要机智和他们相处等等；要学会管理城市，然后用管理城市本领管理乡村。 人民的观望阶段正是共产党学习管理都市的阶段，是共产党学习管理技术阶段，甚至是学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阶段。这个时期正是和平共处阶段。但是好景不常，在共产党安定一下，学习了不少知识之后，共产党便逐渐拿出阴毒办法，逐渐露出了真实面貌。这个阶段到1950年底或1951年春告一段落。 其次，是一般人民失望和怀疑阶段。这个阶段以年来计是在1951年春到1952年底。 1951年是恐怖的高潮年，全国有三个大运动在进行；这就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其详细情况已见第五章。1952年有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详细情况已见第六章。这些个运动暴露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带来了残暴恐怖，在人民头上浇盆冷水。 人民开始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进了城市不是和颜悦色吗？现在怎么杀气腾腾了？” 人民又自问：“共产党不是说新民主主义吗？转眼之间新民主主义结束了。民主哪里去了？” 人民疑问：“共产党不是说建立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吗？人民是自由幸福的吗？现在处处恐怖，人民的自由哪里去了？人民丢失了大部所有，生活日渐穷困；怎么美衣、美食，出则华贵汽车，住则高楼大厦，只有共产党人和一部帮闲分子？” 人民疑问：“国民党统治时代，甚至汉奸统治的时代，一切骄奢淫逸，贪污腐化的现象，又重现于今日，而且是超而过之。这是什么时代？这个革命政权到底是作什么的？” 共产党所作所为已非其昔日宣传号召的东西，而且其行为恰恰与它所说的、所允诺的相反。人民有千百个疑问，共产党回答这些疑问的，只是不着头脑，顾左言它，或是画饼充饥。它这时向人民所宣传欺骗的又是一套，说什么：“过渡时期 应有的现象”，“镇压反革命分子为革命手段”；说什么“大家吃些苦，咬紧牙关，我们的远景是美丽的”；“我们牺牲一切，为下一代造福。……”这一套法螺，在人民心中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人民始终观望同情共产党，期望共产党真能代表人民，为人民为国家作一番好事，谁知它方才开始就露出了这样的嘴脸。人民沉入怀疑和失望状态，原来的一片希望、热情、幻想、美梦，都付之流水。 人民在怀疑失望之时，他们付出了眼泪！千千万万人遭受了横暴折磨，万万千千的人忍受了痛苦。人民对共产党原存的一点希望火花，渐渐地熄灭，黑暗的影子在他们眼中，逐渐地扩大。 其三，一般人民的沉默阶段。这是1953年到1955年春。这期间，共产党纵有一些小运动，那是局部的而非全国性的。共产党已知道几年来把人民整的遍体鳞伤，丧失了人民感情，在策略上它不能不采取“休养一下”的方法。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宣传，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在这时期提出的。 一般人民经过第二阶段的怀疑和失望，已转入沉默阶段。一方面是回忆共产党的言不顾行，和表现的种种残暴；一方面是对共产党的号召、宣传，以至行政措施，漠不关心，只企图善自保全自己。这时一般人民已对共产党厌恶。例如，从前，在开会时，有些人还是热情的发言，现在他们变为不得不发言，发言时也只是背诵党八股，毫没有自己的感情在内。从前，跑街道的人也像煞有介事地热心工作，现在只是为了应付场面。从前每个街道发现反革命分子，有人很快地去报告警察派出所；遇有捉特务场面，群众围着观看，或是贡献力量；现在遇有这类事没人忙于去报告，捉捕时也没人围观，或是帮助。人民遇有此场面只是漠然处之，若无其事。从前，广播上，提到天津姚大娘捉特务，人民还喜形于色，对姚大娘有敬佩心情，姚大娘也因此成名。现在，再提到这事，人民是充耳不闻。姚大娘于表现功劳之后，被共产党宣传一时，成为捉特务英雄；但事过境迁，姚大娘还是饿着肚子吃不饱饭。 一般人民沉默了，他们有万种心事压在心头。 黑夜是黎明的前奏；沉默是澎湃的前幕。中国人民以亿万颗被刺伤的心，便奔向一个反抗的方向。 其四，一般人民反抗阶段，这是指1955年夏到1957年以后。中国人民同情共产党，支持过共产党，他们企求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未实现诺言，反而多行不义，压迫残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一般人民经过期待观望阶段，失望痛苦阶段，和沉默忧思阶段，终至走上反抗阶段。中国人民的当前敌人就是共产党。他们表现了各种反抗，表现了各种力量，这是一个尖锐的斗争。在这期中共产党有反胡风运动，有肃清反革命运动，有反右派和全民整风运动。人民已向共产党挑战，斗争已经开始。关于这一斗争情况，我移到下文去写，因为这是一个集全国各方面反抗的洪流。 （二）扑不灭的反抗火焰共产党假借民意取得政权之后，它采用了分化中立和个个击破办法，对付人民，即对广大人民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对个别的人，个别集团，甚至个别阶级采取个个击破办法。它们说：“斗争面不要太宽，牵涉的人不要太广，使敌人孤立，使群众和中间分子保持中立或站在我们这边。”由于群众不了解共产党，更未体会到它这套阴毒办法，同时群众是散漫而无组织的，尤其是谁若未领受过教训，谁也就难体会其中的味道。结果是一般人民于革命新胜之余，采取观望，社会有号召力的团体党派都上了共产党花言巧语诱惑的圈套。于是共产党对少数人，个别的团体，甚至个别阶级施行了残暴镇压。这被压迫的一群，有的人因早对共产党的企图了解，故起而反抗；有的人因身受其害，故愤而反抗。这个反抗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就在进行。 首先是地主阶级分子，土地改革在什么地方进行，什么地方就有反抗。在1949年左右东北有反共的回乡队，和共产党撕杀一阵，终因力单人寡被打垮了。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全国各地有组织的民间反抗力量，如溃散的军队，各地方民众武装，即共产党所谓的“道会门、土匪、强盗……”在各处和共产党搏斗。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政治法律委员会向我们报告，截至1950年底，被他们肃清的民间武装部队就有170多万人。这种民众武装固然是复杂的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是一致地反对共产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罗瑞卿又向我们报告，说是全国各地有反抗的群众，他们焚毁工厂、焚毁火车、破坏仓库、破坏工厂机器；以至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就有4000多起。干部下乡，被杀害的人数令人惊骇；就以广东省为例，截至1951年春，已经有7000多干部死于反抗群众的刀枪之下。其他如广西、湖南、四川等各省都有类似的情况。 少数民族也有反抗。例如，甘肃的回民在天水区就有2万多人暴动，时间是在1952年，经过大批军队的镇压，方告平息。新疆维吾尔族也有骚扰。一部分是结合国民党投降后的骑兵师叛变，其他是零散的民间队伍。就以我亲耳闻到的为例，1951年我那次到新疆作传达报告，当离开迪化由天山北路向哈密进发，到了奇台，就听说有7个牧人起义，奔赴天山，当地政府派兵追击。为保护我们一行人，临时还派了机关枪和士兵6人随地防备。待我们由哈密经天山南路返回迪化途中，行至吐克逊时还看到由迪化派出的装甲车去追击这伙起义的人民。据说人数已经达到300多人，由起义到那时，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工人也有反抗，例如：在1950年开滦煤矿有6万多工人罢工，共产党大力镇压，将为首的一批人执行了枪毙。 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全国各地都有零散的反共武装力量；各行、各界、各阶层都有零散的反抗活动，这是反抗共产党的初期表现。但是共产党出动了大批军队、公安队、把有组织的民间武装击溃了；它又紧接着有残暴的土地改革斗争，有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性的大屠杀，有抗美援朝运动，一方面引导人民的视力对外，一方面是在内部肃清西方的势力和影响。到1951年底，共产党以其有组织的党，有训练的军队，在大多数人民还在观望，还在中立的时期，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了全国零散的反抗武装力量；和各行、各界、各阶层的反抗活动。民众的初期反抗，以流血屠杀告终。 自从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民众的反抗才转变了形式，由有组织的公开反抗，转入地下秘密的活动；由粗糙的工作方法，转入细致的工作方法；由聚集的方式，转入分散的方式；由表明的活动，转入隐藏的活动；由轰轰烈烈转入无声无响的。斗争在表面是和缓了，而内里是尖锐了；从前是少数人，渐渐人数增多了，因为一般观望的人民，在失望的阶段逐渐有人走向反抗的方面。 这个阶段是指1952年中至1955年夏。对共产党来说是风暴之后，一时的沉静；对反抗的人来说是一场战斗之后的整顿休养；对一般人民来说是由观望而转入失望，再转入沉默，有的人加入了反抗队伍。这一切象征着正酝酿一场更大的斗争，酝酿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高潮到来之前，社会的一般现象是怎样呢？反抗和不合作现象是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 广大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不再热心共产党的号召；互助组不起劲，农业合作社形同虚设，农民为了自己的打算多，为共产党的“正义事业打算少”。共产党指责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暗流！ 工人已了解不是领导阶级，只是共产党用以骗人的工具。他们不热心劳动竞赛，不再为竞争劳动模范出卖那种劳力。他们埋怨工资太低，他们说冻结工资太不合理。他们指责工厂管理不合理，充满了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 知识分子所梦想的天国已经破产，他们厌恶共产党的胡作非为。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使自己的脑力退化，他们已不用脑筋去思考问题，而只是官方教给的一套，背诵了事。他们感到知识贫乏，毫无生气；于是在教授群中是当一天和尚念一天经，在学生群中发生了共产党所指责的“极端民主”，即是不爱听共产党的话。例如从前，每有政治大课，全体学生争先恐后地去听讲，现在学生不这样热心了。北京航空学院四五千学生，有一次上政治大课，出席的只有四五十人，这给共产党一个了不起的打击，狗皮膏药没有了市场。 在工商业还没有公私合营之前，工厂主人要受工人的气，商店老板要受店员的气。他们是把自己的工商业看作赘疣；总喜欢吃光、搞垮，甚至望共产党没收了为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何苦再受这种乌气。而工人和店员也是一肚子闷气，以吃光、搞垮为快。 民主党派被共产党骗了，而且随时还得给它作应声虫，啦啦队。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还得为共产党骗人，这种苦恼是说不出的。有的等死、有的愿死，只有行尸走肉之徒才甘心混这碗共产党剩余的冷饭。 共产党员怎样？有良心、有善良愿望的人，也是摇头，心里自问这是什么天下？ 青年团员怎样？大部分纯洁的青年痛心疾首，他们言里言外一片不满意的声音。 城市居民已经厌倦共产党的统治，就以积极分子说罢，跑街道的人们已经没有了两三年前那种热情。一般人民是唉声叹气，从前不愿说和不敢说的牢骚话，现在是脱口而出。我住的附近一个商店的老板敢向人讲：“日本统治八年，完事了，共产党也快八年了！”在北京为声援埃及游行示威时路旁看热闹的人讽刺说：“该挨击了！”因为埃及和“挨击”的发音相同。 五一节、和十一国庆节是游行热闹的场面，本是大家高兴的日子，但是在游行中发现反对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有的青年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代替了“毛主席万岁”而被捕了。 沉寂象征着风暴的来临。 中国人民普遍的厌恶了共产党，他们表示了不满，表示消极的反抗，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人民还没有自己组织起来，还不会齐一步骤和行动，这是就有忍耐不住的人起来点火；如我亲听到的于1954年底，天津附近某乡200多农民包围了供销合作社，把货品分光，捆绑了干部，待开来军队把这群农民逮捕，让农民指出哪个人为首，以便惩处。农民齐声地说：“我们没有首领，我们每个人都是首领。” 再举一个例：1954年秋，苏北徐州附近的几个乡村的大批农民出动抢公家的粮站，人数有1万左右，他们表现了轰轰烈烈的反抗。粮是抢到了，结果是被军队包围打垮了，几个为首的分子被处了死刑。 这两个例是有人亲临其地，目睹其事，亲口向我述说的；其他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或大或小的都有。我们住在北京的人，已知道全国各处有骚扰，不安静。这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共产党是警惕性十分高的组织，而手段是残酷毒辣的。它侦知了这种情况，于是双管齐下：即是肃清反抗的力量，积极消灭人民的物资基础。前者是由1955年夏起搞反胡风运动，该年秋起大搞肃清反革命运动；接之而来的是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工商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反胡风运动是在清除在文化界、高等学校、艺术团体中的反抗分子，先擒住人民的灵魂支持者。这时在这些团体中就是热火烧天，终在共产党大洗大烧之下，牺牲了大批知识分子。 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在全国各处、各角落扫清反抗的力量。共产党这一摸底扫出大批“皇帝”和反共总司令，以及民间无数的反抗单位和分子。在我估计总有几十万人，这种情形于第七章内已作介绍。 共产党的肃反工作，在人民方面来说，就是反抗暴政；共产党自诩其肃反工作清除几十万人，牵连到的几百万人，其反面的证明就是人民的反抗力量的浩大。我们于指责共产党残暴时虽不时说：“它冤枉了大批好人。”是的，没有反抗行动的人被他们杀害了不少，这是冤枉。但是，若以反抗共产党的心思而论，那就是不是几百万人的问题，而是几亿人的问题。共产党也明知道，但它却不敢公开声明与几亿人为敌。它还是采取分化，个别打击的办法；还不得不假装自己是代表人民！ 人民的反抗和共产党大屠杀大逮捕之后，共产党得到一次胜利，它任意地抢夺人民的财产；在农村出现高级农业合作社，把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在都市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把私营工商业借口公私合营吞在共产党的肚里。 毛泽东吸着胜利的烟，饮着胜利的酒。他以为把人民折磨得七魂出窍，再不敢发言，再不敢反抗。于是继着大屠杀，大逮捕之后，继续把人民财物抢夺一光；他笑着脸，以“开明天子”的态度耍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有信心地想：“叫你鸣放，你也不敢鸣放！”他阴毒地想：“假如还有不怕死的人敢于鸣放，那正是给我一个遍寻不得的机会，因为肃反所搜不出来的人，反而在鸣放中得到了。”毛泽东又阴毒地设下这个陷阱。 肃反运动才过一年，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才过半年多，毛泽东于1956年秋提出大鸣大放。他以为人民被整得遍体鳞伤，已经喘不过气来，毛泽东以绞刑刽子手的身份假怜悯地说：“给他们喘一口气！”他以为全国人民已吓破了胆，再不敢出声；他以为把“反动分子”杀光了，再没有人会反抗。 古诗人有两句诗形容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正是形容人民对暴政反抗。统治者杀了一批人，继之而起的人更为雄壮，更为有力。因为人民和暴政是不能共存的。 毛泽东提出鸣放，有的人就开始鸣放；鸣放的人未始不知道这是陷阱。但有一些人是想以头颅鲜血击溃共产党的王朝。有些人开始试着鸣放，想要适可而止。但是鸣放的声音，愈鸣愈大愈高，原想适可而止者也不能自制，随着鸣放的大流高入云霄。鸣放开始是知识分子，是少数人，但一经开始便普遍到各行各界各阶层，而成为多数人的洪流。因为积累在广大人民心中的，是对共产党的普遍不满和厌恶。 我今举一些鸣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政府高级官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些人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黄琪翔、费孝通、钱伟长、顾执中、华罗庚、曾昭抡、张云川、沈志远、杨逸堂、钱端升、黄药眠、潘大逵、韩兆鹗、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叶笃义、杨子恒、谭惕吾、雷天觉等五十几人。 在学术界有地位的鸣放代表人物，如储安平、徐铸成、孙大雨、葛佩琦、萧乾、叶恭绰、吴子光、王造时、陆贻等大批人士。 在学生中的鸣放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谭天荣；人民大学的林希翎；沈阳师范学院的高其义；西北交通大学的王仁发；天津南开大学的李艺林；河南大学的皮有亮；浙江大学的高晋升；安徽师范学院的李大琪；南京大学的徐少达；武汉大学的吴开斌、姚中琪、蒋兆鹄；汉阳师范学院的曾昭谷；湖南大学的唐庚、袁先辕；湖南医学院的周至成；广西大学的郑兆麟；云南大学的赵任、白维明；贵州大学的王庆群、胡迈之；四川大学的冯元春；四川农学院的赖斌；重庆西南学院的周世光、钱永发等大批学生领袖。 其他各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不胜一一列举。 这里不能不再特书一笔的，就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大鸣大放中也有主持正义的，其代表人物为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中央农垦部长助理刘培植；台盟主席谢雪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丁玲，副主席冯雪峰；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贾潜等人。青年团员代表人物为谭天荣、李艺林、林希翎、冯元春、王建中等人。 这些代表人物所发出的鸣放只是声音，但是这声音是有时代的背景，是有广大人民不满的情绪。鸣放的人有的代表人民反抗；有的也是向共产党贡献忠言：这样胡搞下去是不得了的。他们的鸣放是有事实作根据的，这种根据就是广大人民厌恶了共产党，想杀尽共产党。 人民怎样表现力量呢？怎样表现对暴政的反抗呢？他们不适用言词，而懂得行动。今据报纸上刊登过的，举几个例子，说明人民反抗的行动。 山东馆陶县浮浪乡农民进攻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共产党干部杀死。这种行动影响了农村，杀共干之风盛行于山东。 河南省淅川县农民万余，以锄头镰刀棍棒为武器，攻破淅川县，扩张到附近二县。后共产党调兵十万激战包围，时达两月，才告平息。 浙江金华县，澧浦区农民，男女老幼围攻区公所，杀了共党干部，以后退入山中。 广东廉江县雅塘墟大批农民进攻粮站，砍死粮站干部7名，追杀粮站主任戴义兴17刀。 云南省，罗平县马街乡，大批农民攻打农业合作社，将共干区长周学清杀死，缴了民兵枪支，上山去了。 陕西省咸阳、长安两县农民，围攻区乡公所，乡长谢辅被众殴伤。 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反共的活动，而且声势浩大。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已经抬头，他们要组织民族党，他们要建立自己民族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他们反抗共产党干部的统治，在这些要求之下，就是各形各色的反对活动。在青海有反共游击队，他们随时随地袭击共产党。在云南省边疆有少数民族反抗共产党的武装，他们出没于缅甸和寮国的边疆。在西藏，虽然中共不断拉拢达赖喇嘛，允诺放宽对西藏的控制，但是喇嘛教徒仍难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平共处，他们自始至终有不断的反抗。 关于少数民族的反共活动，报纸上最近屡有报导，最主要者是新疆和西藏方面的反共活动。关于新疆方面的除了报纸报导之外，最近又得到维吾尔族友人为我略述经过。 他告诉我：“新疆有反共游击队约6万人，其中民众自动反共者约为2万多人，属于‘民族军’的约3万多人。‘民族军’是地方军队，由各少数民族人组成，曾受过苏联的训练，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排挤清算，故一部分人起而反共。” 提起“民族军”，使我想起我那次到新疆时，得有机会与他们的首长们有聚会的机会，尤其是在伊犁，他们的军长还为欢迎我特举行一个晚会。和我一起工作的玉素圃夫就是这个军的团长，为人很好。这些人起而反共，我对他们寄以无上的同情。 接着我的朋友说：“‘民族军’在东南疆活动，以和阗、喀什等山区为主要基地。人民游击队则分布各地。显著的冲突如1957年8月在和阗爆发的，参加的有几万人，附近数十村庄都起来响应。他们破坏交通，捣毁中共机关和各种建设，焚毁粮仓，捕杀共产党的干部。” “今年（1958）6月他们又破坏克拉玛油田，连续烧了四昼夜，死伤共党干部和职员2000多人”。 “中共残酷地剥削新疆人民，强迫牧民加入‘牧业社’，但是牧民却吃不饱；从前他们每天能吃半斤牛羊肉，现在每周还吃不到几两。几个月前，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县曾发生抢粮事件，参加的维吾尔族人约几万人。共军开枪，射击群众杀伤了不少人。吐鲁番县长哈生木因此骚扰而被共产党枪毙处死。” “人民的反抗，接着是中共的镇压，由1957年8月到今春2月，中共在和阗、喀什逮捕了4万多人；其中包括游击队回教首领买卖提伊明大毛拉和阿不都拉大毛拉等人。今年4月到6月又将党书记赛夫拉也夫，伊斯哈提，苏古尔也夫；教育厅副厅长依不拉音吐尔的，伊犁自治州长艾沙哈扎克等人逮捕。估计去年，在南疆人民反抗而被杀的，不下1万人。” 这就是新疆人民最近反共活动的大概情形。 我们再看关于西藏的人民反共活动。1958年4月8日，伦敦专电报导如下： “《每日电讯报》记者报导说：共党侵入西藏八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仍在有效的与共党进行苦战。该记者说：反共的藏人已切断重庆与拉萨间的直接联系，迫使中共不得不绕道建立长达1800里的交通线，卡木（译音）地区的城镇都在激战中易手；驻防拉萨的共军，去年冬季虽被迫增加至3万人。中共的炫耀军力，并未能使当地人民害怕，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该记者在西藏边境访问期间，曾晤西藏地下运动者及逃亡至印度边境的西藏领袖们。反共游击队仅配有旧式步枪，但据估计，他们曾杀伤共军4万人以上。他报导说：目前战事的中心，仍旧是两年前藏人发动武装抵抗的地带。拉萨以东百余里吉阿达村的中共供应线，已遭反共的游击队切断，中共在卡木区部署有9-12万军队，以图镇压藏人，但告徒然。据说共军飞机曾以毒气及高度性爆炸弹攻击反共藏人的大本营。 “共党已开始建筑自青海通过‘安全’地带，而至拉萨的其他道路；最困难的造桥，有俄国工程师担任；造路工人大多数是移来充当奴工的数万名政治犯，死亡率据说至为惊人。拉萨方面战斗尚未爆发，但地下运动以拉萨为中心颇具力量，有一触即发之势；主要的反共力量，是拉萨附近三大寺院里面的26000名僧侣，都完全忠于达赖喇嘛，共党一再在拉萨炫示军力，他们始终未受丝毫影响。” 同时证之以同月7日北京的广播报告：内称：“中共当局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机关与民间社团内的‘右派分子’正式宣布全面清算运动”。中共政权监察部下令：“宣布完全消灭少数民族地区的 右派分子为1958年党政主要任务之一。” 这两段新闻的对照，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共活动是很活跃的，毛泽东政权碰到了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反共的活动，虽系广大中国人民反对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因为有宗教组织和信念，尤其是有少数民族感，他们的团结力就比较坚强，斗争力因之也高。 上述几个例子，反共活动是发生在农村，有的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万千个行动的小例子。全国各处都有或大或小的反抗行动。但这个反抗的洪流是逐渐地开始，还不到澎湃奔流的时期。 我们再取几个例子，说明在学生、工人中的反抗活动： 北京五三中学杜茂卿以自制炸弹炸校党委曲正。 北京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作反共演说。 湖北省汉阳中学学生攻打县政府，将县长及县府干部捆绑。后被军队包围，群众领袖王建中、钟毓文、杨松被处死。 四川大学，以学生李健、席上珍、袁其龙为首，游行示威，殴打校党委，放火烧饭堂。 南京大学学生以徐少达为首，发动罢课罢考，组织学生纠察队示威游行，殴打党员学生，捣毁《新华日报》。 四川雅安农学院学生以青年团员周世光为首，号召反共，将副院长、党委殴伤，游行示威，占领车站，夺取车辆，开赴成都会师。 甘肃玉门油矿，和新疆乌苏油矿都有工人打死矿区工会党委、书记，打伤苏联专家洛夫斯基，罢工反抗；为首者为劳动模范工人，和一等功臣。 这些例子也是随手取来，不过代表万千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鸣放高潮期中，即人民反抗期中，全国确处于匈牙利革命前夕的情况。就以北京为例，学生和工人都跃跃欲动，都要上街游行，政府也调大万批军队驻北京附近，以备万一。所以这时就有人想收拾善后残局，我们在报上看到反右派斗争中，某些人所作的检讨，就透露这种情况。 全国人民都在厌恶共产党，但不等于说都采取了积极行动；有的极少部分人还在受共产党欺骗，还在给共产党点缀门面，作共产党的“群众”。但是这个“群众”是不可靠的，因为广大人民已经在仇恨共产党，他们迟早也得归队。试回想一下：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初，是多数人观望，少数人反抗；现在是在行动上心理上，绝对多数人在反抗，只有极少数人以个人利害或受骗尚未觉醒还在围绕着共产党。这已充分证明共产党失去了人心，面对着全国人民这个广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已经向共产党挑战。在共产党人的口里也承认这个事实，我在第七章内引用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已经作了分析介绍。 中国人民反抗的烈火是愈烧愈高，共产党虽不断在镇压扑灭这个烈火，但是在它宣布胜利结束一次斗争之后，接着又是新的反抗，新的壮烈的火焰。例如1955年肃反运动方宣布胜利结束，毛泽东以为高枕无忧，故意大谈鸣放，以为万世一统江山，谁人还敢反抗。但是时间不过一年，而反抗的声音和行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个火由局部而逐渐烧遍全国。共产党的全民整风就是证明全国到处都有反抗的烈火。这反抗的火焰不但是在民间，而且烧到共产党内部，共青团内部，以及它的长城“解放军”内部。这是一个严重的局面！这是一场生死的斗争。 最后为说明这场斗争的尖锐化，我用共产党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话作一个反证。他说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抗人民，他说的混入革命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那些有善良愿望的人参加了革命；以后看到共产党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而是一小撮人作威作福，因之而反抗共产党的人。他指出的数目虽极有限，因他不敢说人民都向共产党反抗，有了这个界限说明，我们再看他的报告。 在1957年12月4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俱乐部的报告，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在报告开端就说：“从1955年6月开始到1957年为止，……查出了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已经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混入共青团内的有3000多名。……在中央国家机关就查出220多名。……运动中还破获了一批重大的和长期没有能够查清的疑难案件，破坏和查清了一批政治破坏事故和破坏嫌疑事故；查出了3600多名利用各种伪装埋伏下来和新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证明我们各个战线和几乎所有的工作部门都被混入了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了我们的内部，有些确实是钻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并且已经窃取了党和国家的职务，当了县级以上各种领导干部的就有260名。从革命队伍内部清查出10万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运动还清查出65000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种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另外，还发现了9000多名反革命嫌疑分子，揭发和处理了反动小集团3000多个”。此外，“查清了170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其中问题严重的近13万人。” 罗又指出：“1957年夏季，社会上残余反革命分子，各种坏分子和部分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趋嚣张、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海外特务机关加紧派遣间谍策划组织‘抗俄反共革命运动’。他们互相呼应，企图变天复辟。” 罗在结束报告时说：“不论在城市，在乡村，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紧张地进行着。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还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达到相当尖锐，有时甚至十分尖锐的程度。”罗最后表示：“肃反运动，还要继续到底，不可草率收兵。”是的，新的斗争，就在上演。这就是人民反“公社化”的高潮。 从1958年4月中共试行“人民公社”后，一直到年底普遍实行公社化，大陆人民的反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继续合作化以来的反抗而更进一步。合作化时期，农民由怠工、杀耕畜、毁粮食、不交税等等消极的反抗，到杀干部、抢粮仓、搞暴动等等积极的行动。中共看到“合作化”既推进困难，而又处处碰到了“敌人”；它乃本着“一不作二不休，杀人不死枉为仇”的心理，在危难面前不是退却求全，而是想再跃进一步克服难关。这就是它大搞“人民公社”的背景：即想挽救合作社所带来的危机，而又想大力控制全国人力和物力。为此，共产党实行公社化，在“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的三个口号下，想达到它的彻底控制人力和物力的办法。也就因为它要在危机面前，在一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面前，而想向前更跃进一步以控制人民和压榨人民，新的危机自然是接踵而至。这就是在新阶段中人民的反抗。 在“合作化”的期中，人民因饥饿起而反抗；在“公社化”之后，人民的饥饿程度加深，家庭生活被摧毁，被奴役的情况更惨，人民的反抗乃是极自然的道理。这一斗争一定是尖锐的，那绝不是如共产党所宣传的“那只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造谣、生事”；而事实上却是一般人民普遍的反抗。有的不得不藏在心里，消极的反抗；有的乃起而行动，不惜流血斗争。总之，这个新阶段的斗争是在开始，而不是告终。 现在，我随手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公社化”后人民的反抗行动。 第一个例：1958年9月24日，在福建省海澄县属的港尾附近的几个地区，大批人民和民兵乘着国军飞机投弹，共军乱逃的时候，大杀共党干部，劫军火库、毁粮仓、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待大队共军和公安部队赶到，斗争还继续一昼一夜之久。最后虽然是共军“胜利了”，而抛在斗争场上的有400多个共产党干部的尸身，和3000多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遗体。 第二个例：广东省台山县，在1958年10-11月中有多起反“公社化”的活动。为此，中共逮捕了400多人——为首的人们都被判处徒刑，其中还牵涉到一批共党干部。（此事见10月18日《台山日报》） 第三个例：青海人民激烈反抗“人民公社”。“公社”无法推行，既建的“公社”多不健全，“内部混乱达于极点。”（见《青海日报》） 第四个例：广东中山县的湾仔“人民公社”于12月9日曾发生两小时的反抗暴动。枪声在澳门都可听到。这次反抗三个为首的青年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大批农民被捕。 这些例子是说不完的，因为全国人民在各种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反抗中共的“人民公社”。反映在中共官方报纸的就是大杀“地主、富农”；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就是枪毙“美、蒋特务”；就是逮捕“右派分子”；说他们破坏公社。这些登在报上的“镇压”、“枪毙”、“逮捕”等等词句，实际就是人民反抗的真实报导。我们对这种新闻，应当作如是观。 “人民公社”创办之后，共产党不但碰到了广大人民的反抗；而且这个“公社化”碰到了解放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碰到了机关中下级干部普遍的反抗。他们是来自乡间，乡村中还有他们的家属、故旧、亲友。这些家属，亲友的遭难，一定影响这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以及机关中的中下级干部。他们的情绪就一定很坏。所以共产党在军队里、在机关里最近正进行大教育，还得来一套大整。也就是在这里种上了反抗的火花。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它就是招认了这一系列的人民反抗，不过它反咬一口：说反抗的是“反革命”，坏分子；它招认了人民反抗的小例子，而隐蔽了大的反抗事件。任便共产党如何说和如何辩，新的反抗将继续发生；斗争一定是坚持下去，人民也不会“草率收兵”，直到共产党的政权被推翻为止。 三、红色政权的内在的矛盾和弱点共产党是狡猾阴毒的；但是一经人明瞭它，这套技术就将使用不灵。共产党是一贯以骗人起家；但是一经揭穿，只剩下可耻的回忆。共产党一向夸耀自己的组织健全，党员有高贵品质，党有铁的纪律；但是一经证明这个党是强者的工具，是压迫人的工具，它的一切虚伪灵光就为之失色，它就无法维持党员对它的忠诚。共产党常自诩有群众基础，党的成功是由于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但是一经党上了台，便把群众踏在脚底，它不止是脱离了群众，而且是压在群众头上的大山。 把这些骗人的、吓人的、利用人的东西都给揭穿，都从共产党身上剥掉，剩下的共产党的面貌就很清楚。那只是一小撮利欲熏心的人，控制着一群打手——他们称之为解放军，向人民示威，挂着马克思主义幽灵的旗子，以贼光闪闪的眼睛注视人民，手内霸占人民的一切所有，这个形象就是今天中国的共产党。 当我们分析共产党的弱点时，我们相信它会倒在人民的面前。在人民的时代，是不容许残暴专政的人群的存在。但是人们绝不应有轻视敌人的心理。共产党是二十世纪的新恶魔，新怪物，它是花样百出，随时混乱人们的目光，正如孙猴子会七十二变。这要对它细心的防范，抓紧要害的进攻。认准它，不放松一步的追杀声讨，不上它花样百出的圈套。同时，人民必须以它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人类的公敌，二十世纪毁灭人类文明的恶魔。和这个恶魔斗争是很尖锐的，而且也是很吃力的。我们人民誓必有打生死战的决心，才能击破它的力量和影响，万不应因它有弱点而对之以轻心，或等待。最后，我们人民必具信心，集全国人民的力量，以及世界爱好民主自由人们的同情和支援；这样之后，是一定能驱逐共产党和打倒共产党！ 共产党统治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弱点，就包含在其全部制度和统治中。它表面上表现的有办法，五光十彩，却就为它自己带来了危机。这些统治术和办法，在初期起过于共产党有利的作用。久之，在人民恍悟之后，在其办法经过实验之后，这些有利于共产党的东西，逐渐成为它的累赘，即逐渐暴露弱点，内在矛盾逐渐发展。即使共产党唯利是图的，善于运用辩证法随时变化的，但是它无法克服其中的困难；因为共产党离开这套统治术和办法，它将原形毕露——一群无知残暴之徒。它将一无所有，它将表现得孤弱无力。 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也把它分类。共产党的统治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弱点有下列的几方面： （一）落后的统治共产党很骄傲地以为统治严密，经常用警察、军队、和特务折磨人民；不时搞运动斗争人民；还用一套骗术设法欺骗人民。这个严密的统治基本上就在那里制造敌人。共产党宣布一次得意的胜利，就是在另一方面等于宣布了丧失人心。它的大张旗鼓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就等于登记一次人民对它的谎言又一次了解。 共产党的欺骗、打骂、斗争、镇压、恐怖的统治，是基本上包含致命的内在矛盾和弱点。这种统治正和人民的觉悟竞赛。时间愈长，它就愈显得丑恶、孤立、软弱、和残暴。我们试回忆本书所叙述的事实：就骗术讲，共产党是一贯地认为，受骗者一部分人明白它的欺骗手法，任你明白，它再骗未尝过这个味道的新人。它以为受骗的后备军是无穷尽的，但是被骗的人终究是 有限度的，骗了这批，再骗那批，终有骗完的一天。中国的人民虽有六亿之多，但是在八、九年的岁月中，他们始由少数，再到多数，现在普遍到全国人民都领受了共产党的骗术；他们也是始由少数，再到多数，再普遍到全国，全国人民都了解了共产党这一套骗术。共产党已到了黔驴技穷无所再施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共产党所怕的脱离群众阶段。脱离群众又一个解释就是群众觉悟了共产党的欺骗，再不上当，再没有支持共产党的热情。 其次，再就共产党的斗争技术讲。共产党是一贯地采用个个击破的方法：斗争这个，使那个孤立、中立或倒在它的一边。就分段斗争来说，它是成功的；但总结全面斗争，它还是失败的。我们在上文介绍几个大运动中已经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它是集中力量斗争地主阶级；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斗争社会上有影响号召力量的人；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斗争工商界人士；思想改造运动是斗争知识分子；婚姻法是破坏家庭等等。这些斗争都是分阶段集中力量斗争某一群人的。但是1957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已展开向全国人民作普遍的斗争。这一方面是共产党宣布各场斗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就等于宣布它在各阶层普遍树立了敌人。最后它斗争全国人民，也就是宣布向全国人民作战。这场斗争，共产党宣称是相当或十分尖锐的；我看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场斗争不是终结而是开始。 由这两个例子说明，今日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不是因为扩大欺骗面和斗争面而加强；反之，正因为人民觉悟了它的欺骗的人日渐增多，被斗争的人也已普遍，共产党的力量正在削弱。共产党不仅是脱离了群众，而且是群众以它为敌了。共产党的统治术到了这个阶段，就充分暴露了它内在的矛盾和致命的弱点。 有人或者说：共产党是很狡猾而又聪明的人群，他们不会改变方法吗？我要问：什么方法？我也会回答：“为了适应人民的觉悟，只有民主自由的方法。”但是共产党绝对不会也不能采取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一经采用，采用的党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共产党一再坚持：它的政权是专政的，它的制度是民主集中的，它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掌握普遍真理的，国家是镇压机器的……这一套东西披在共产党身上才成其为共产党。这些东西都是绝对和民主自由相反的。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愚民政策、是独裁专政、是少数寡头作威作福。如果采用民主，叫人民决定国家事务，哪里还会有党的专政和毛泽东的独裁？如果让人民自由地想、自由地说，愚民政策一经揭穿，哪里还会有共产党？ 共产党的办法只有坚持下去，它的办法是见不得人民的；戏法一经揭穿，共产党的真面目一经暴露，它将是最丑恶的东西。它不能与人民见面，只能蒙蔽着混下去。但是残暴落后的统治，一经和人民的觉悟竞赛，它一定是日渐没落；愈接近其没落的时期，其统治的残忍愈厉害，对人民的压迫就愈加强；这就是共产党特务头子罗瑞卿所说的：斗争将要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共产党的残暴欺骗的落后统治，给它自己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和致命的弱点。如果，叫我们给它设计想出一条活路，我们也是束手无策的。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终局它还得倒在人民的脚下。共产党欺骗人民的时期已经过去，共产党“依靠群众”的办法已到脱离群众的时期。现在它若生存下去，只有靠镇压和枪杆了。马克思的幽灵再不灵验，毛泽东的棋子等于裹脚布，共产党的面貌只表现狞恶、心虚。但是残暴终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从共产党那里学到了“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的道路是胜利的”。 （二）党内的矛盾和不安共产党的组织是严密坚强的，它有铁的纪律，它要党员服从比古代教会之令教徒服从教会还厉害。共产党是以此起家，而且得了政权。得到政权之后，有大批自私自利分子参与共产党，其中也有被骗的纯洁青年，队伍更形扩大。 共产党是这样一个组织，由初期到现在，它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它自己天天在斗争这种毛病，天天这毛病还是无法治好。它将被这个老病与因之而生的杂病绞死，或是削弱自己的力量。这个与它有生俱来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天天警惕这“三害”，这“三害”还在时时侵攻它，尤其是在其掌握政权之后，“三害”的猖狂更变本加厉。 共产党是没有民主的，谁有力量谁来领导，谁在其位谁就领导。于是除了高高在上者发号施令，在下者惟有听从。于是各级党的负责人都自然形成官僚主义，其差别者只是大小官僚之别，而无性质之别。官僚主义除了作威作福的特点外，还有马马虎虎处理事务的毛病；甚至有党下级负责人不敢作决定的毛病。有这样毛病的党来治国，其不错误百出是难想像的。 其次是主观主义。共产党开口闭口讲唯物，讲客观条件；但因为开始就自信掌握了宇宙间的普遍真理，自信力的强度使自己迷信，以为自己作什么说什么都是真理。这就是主观主义的基本来源，而且没有自由言论的批评，更增加主观主义的成分。主观主义就是不根据现实妄作主张。共产党人大权在握之时，高低级都以权威者自居，自然增强了他们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作错事的大毛病。过去几年来共产党统治所犯的数不清的大错误，就是受主观主义之赐。 最后共产党的毛病是宗派主义。因为共产党开始就是讲组织，讲力量的党，谁有力量谁就有权，无力者就被领导。这样自然使党员有一种求取互相援助的心理。自然是会发生意见相同，利害相同的一群互相接近，互相支援；同时这也是互相斗争的现象。宗派主义是与共产党有生以来并存的。唯当权的大派一定是想尽方法消灭其他各小派别的。于是清党整党的运动是不断地在进行。 我在本书第三章里不是介绍过党内宗派斗争吗？不是提到过党内的那些“山头”吗？看过今天中国大陆上的情况，共产党内的“山头”不但未被扫荡干净，我想是在发展，而且又钻出不少小“山头”；如党在攻击的地方主义派、新修正派、地方民族派等等，都是新兴的山头。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实等人，以地方主义派被开除党籍；共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以涉及新修正派罪名被开除党籍。这说明共产党的宗派或山头，不只限于党成功之前的实力派山头；在党成功之后，因其作为颇失人心，党内又出现了有异议的分子，他们又形成了有议论、有主张、批评的山头；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又出现了少数民族色彩颇浓的地方民族山头。这些山头都是毛泽东宝座的挑战者，都是党镇压的对象；都是说明党的团结有问题，都是证明党内的不安。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与共产党并存的三害，它由开始到现在以至将来，还是共产党的病源。因为共产党的制度是这三害不能不产生的根源。共产党虽时时在斗争三害，但是它是无法消灭这三害的，除非共产党自己死亡为止。 共产党所带来的本身的三害，愈是到了统治人民时期，三害的现象愈显著。因之统治党的人不能不全力铲除三害，因为三害继续发展，就是党统治权削弱的时候。但是党在除三害斗争的时候就在不断地掀起党内的不安，就自然影响党内的团结。清党虽在一方面是巩固党的办法，但过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削弱党内的力量，制造党内部的纷争。 共产党对外作战，所最怕的是内部团结问题，这就是它们所说的：“堡垒由内部攻破”。共产党为健全自己，就不能不继续地清洗；清洗就是内部的不安，就是清洗一部“敌人”，内里还会潜伏大批“敌人”。清洗是为了团结，同时也制造不团结；清洗为了健全党，同时也是削弱了党。这个矛盾对共产党来说是无法解决的。它是面对着“堡垒由内部攻破”的危险。 1954年共产党有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今天又在党内发现大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提示共产党内部所存在的危机。据它们自己发表的文件，这种“右派分子”钻到了它们的心脏，在政府机关，党各级组织，解放军、人民法院、企业单位、共青团各级组织等等方面都有反党的分子。这不是“堡垒由内部攻破”的事实例子吗？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或取得政权后的头几年，它有广大被欺骗的后备队伍，它清党清除大批党员，还可补上大批党员。今天它的骗术已为群众了解，上当的人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容易，自然也不会有那样多人诚心入党。在党一方面现在已以全国人民为敌，它自然也不敢轻易招募党员，使大批反党分子钻入自己的心脏。这样就是削弱共产党，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和日渐削弱的地步。 共产党原是一个组织严密，骗术甚高，战斗力颇强的党；但是因为内在矛盾重重，在党的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就走向分化、削弱、内部不安，以至没落的境地。共产党是可以战胜的。它已失去从前的朝气，和党内的团结；最主要的，党失去了全国人民的心。 （三）经济的矛盾我们在第八章“狂人的天堂”里已经看到共产党的经济制度，那种铺张浪费和无知的主观决定，是与第九章所谈的广大人民穷困的生活情况不相容的。这就是基本的矛盾。只若共产党这种狂人统治一天，它们是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 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是独占经济，是为特权阶级的腐败奢侈生活服务的，是特权阶级予取予求毫无限制的，是建立工业为保持政权发展野心而不顾人民需要的。但是，中国人民的经济力量有限，绝对应付不了共产党人扩大的胃口，绝对支持不了共产党人的盲目铺张和收不到益处的所谓建设。结果一方面扩大开支，加深压榨；一方面是忍饥挨饿，过着非人类所能忍受与饥饿斗争的生活（录入者注：原文少了“的生活”）。共产党天天教人民缩紧肚皮“节约建国”，共产党自己，尤其是高级的一群，天天在穷极奢侈；人民在忍饥挨饿，共产党建设不必要的工业，也可说是浪费的建设。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下去，也不可能持久下去，同时人民是等不待这样持久下去。结果是穷了人民，逐渐的，穷神也会光顾共产党。 经济穷困的结果，这结果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的，一定是绞杀共产党，拖垮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有大志的，以征服世界为己任。在它存在而未达到此目的之前，它是一定是变本加厉地铺张浪费；同时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征服世界的准备，必竭力作军事投资，这样一个无底的老鼠洞是填不满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体念到民生的，更谈不到人民需要的。它们给予人民的是“唯心的”，是“精神教育”；如信仰共产党，拥护领袖，“养成高贵品质，作劳动英雄”；……各种的捐税、买公债、贡献劳力、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等等，人民这套贡献确实是唯物的，其程度之深，令人民有负担不了之苦。 中国共产党以穷苦人民的财物，自己硬装阔少；今天资助北朝鲜，明天资助北越；今年救济这个兄弟国家，明年救济那个兄弟国家，而自己人民都在饥寒号苦。这样的经济支配，少数人从心所欲地支配，还不是饮鸠止渴，终有亏竭的一日？ 共产党的经济必是官府党部辉煌闪耀，军队警察装备整齐；而人民是面有菜色，褴褛不堪。这就是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在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怪现象。就以苏联来论，四十年的革命政权，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是脑满肠肥，军队“我武唯扬”，火箭已经上天。而人民呢？还是吃黑面包，衣服仅能遮体。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此而已。其间闹过粮荒，饿死大批人民；经济浪费，压死大批人民。今天新起的共产党专政国家，如中国、匈牙利、波兰，都在经济方面暴露了这种缺点。在20世纪60年代，还能许它们像苏联过去那样轻松地压榨人民吗？据我的观察，这是时代不会容忍的。因为，人民掌握了这个时代！ 共产党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有了致命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它只顾统治者享受，保护政权和准备征服世界。它是与人民生活幸福背道而驰的。因为共产党放弃不了前者，那只有压榨后者。若想顾到人民生活幸福，势必削弱自己的享受与保障政权和征服世界的准备。这样它是不心愿的，而且情势也不允许它这样作的。这种基本矛盾，在共产党政权下是无法克服的。结果，这种矛盾的发展是会绊倒共产党；其中只有一个意外，那就是它征服了世界，那时它的经济才能得到解决。 （四）文化的贫困一个社会制度想要健全发展，必须是有生力的，活活泼泼的气象。共产党在未得政权之前，在宣传和文化工作方面倒还有些新鲜，还类乎百花齐放，反正目标是在攻击当权的政府。但一经得到政权，它就陷入保守，高悬统一思想的旗子，明为尊崇马列主义，实际就是要人服从强者——毛泽东——的一言一行。他的思想和智慧代替了六亿人的思想和智慧。人民在这时是不许独立思考，因为独裁者代为思考了一切。人民被束缚在一定的思想范围，一言一行，都必须有所根据，那就是党的宣传和政策。不这样，就有一套大帽子在等待着你。什么“落后思想”、“自由主义”、“唯心论”、“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反党领导”、“反革命、反人民”等等。这一套帽子随时都会给人扣在头上。这个帽子比唐僧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咒的帽子还厉害百倍，这样就使人不敢思考，不敢彼此交换意见，只有死守党的教条。 党的教条是枯燥无味的，是死的东西，而且是由少数不高明的人抄袭马列主义而加以解释的东西；用这死寂的教条，束缚六亿人的聪明智慧，那结果一定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共产党就用这死教条作宣传，写党八股文章、作小说、拍电影、搞戏剧，于是千篇一律都是这种东西。人民于接受之后，都有反胃口的现象，更不用说它的吸引力和鼓励作用了。 共产党为什么这样愚蠢搞这样死板东西呢？为什么不要作些有新生气的东西呢？因为，它的文化政策之所以如此，是源于它政权的性质和统治思想的愚民政策；如果，若想使文化艺术有生气，必定要有现实的基础，必是以现实为背景，加以表扬，加以批评，或是以现实为基础提示一个新的远景。关于这一套，表扬现实，共产党是欢迎的；但是现实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是丑恶现象，表扬起来，正如赞美一个麻子丑姑娘，说她天生丽人；表扬者固然可大加以表扬，而听者看者的胃口就有些作呕。共产党的现实世界正是如此，如果以现实情况作一个批评，这是共产党不许的，批评就是揭露共产党的丑。一九五七年不是有一期“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的一些措施和现象吗？结果不是有大批“右派分子”以“反党”、“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和折磨吗？如果，以现实为背景提供一个远景————与共产党不相容的远景，那更是不许。对共产党来说，那就是“造反”思想，一定加以讨伐无疑的。 文化思想受了这样的束缚限制，自然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而共产党的一套教条又是那样枯燥无味。如果，想改变一下，那又是碰到了共产党的基本愚民政策。它又放手不得，放了手就会如洪水冲倒它的龙王庙。这种矛盾是无法解除的。不是毫无生气的党教条控制，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产党只有采取前者，其结果就是文化贫困，毫无生气，社会是呆滞不前，人民是一副苦脸。出现在思想、科学、艺术、小说、戏剧、电影方面的，是同腔同调引人恶心的表演或催眠曲。 但是，人民不会满于现状的，从这次“鸣放”运动中不但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文化控制的反抗，也看出共产党内部的反抗；如丁玲、冯雪峰、彭子冈、徐宁等人都是老党员，他们也受不了这种死沉沉的控制，发出反抗的声音，也就因此而被开除党籍。这不止是文化问题，也看出共产党党纪的危机，和党内道德的危机。 综观上述红色政权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弱点，都是与共产党生而俱来的，尤其是取得政权之后，这种矛盾愈形尖锐化，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它们是共产党就不会有开明克服的办法。前途的发展是很显明的，共产党在统治上一定是加强镇压，施行残暴，从前它赖以成功的群众路线，将以脱离群众告终。它在党内必不断清洗，老党员伤心失望，新党员不知所终；最后只有一小撮人作威作福。党的团结有大问题，至少是党日渐削弱而不是加强。在经济上必定是支出浩大，必加重压榨，人民的痛苦日深，终有支持不了或不愿支持的一日。在文化上，共产党的宣传号召必成为人民厌恶的东西，已不能像往日那样引人入胜。没有文化生气的社会，就是停止不前，没有不引来危险的。这些基本矛盾是与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即使它瞭悟到这种危险，它也是不能克服的，因为它们是共产党。 四、革命再革命一个人若患了病，必须医治，有时是服药，有时是不得不施行手术。共产党是人类身上的毒癌，为求得人类走向民主自由幸福，必须消灭共产党这个毒癌。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全世界人民必须以消灭共产党为第一任务。而铲除这个毒癌的办法是服药与割治手术并施。服药抑制病菌发展，等于思想斗争，即是自由思想与奴役思想的斗争，民主思想与独裁思想的斗争；看哪种思想占着上风。人民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培养，也就是保持身心健全，精神焕发；对毒癌来说是一种预防剂。施行手术割治人类身上的毒癌就是革命手段，这是到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任毒癌发展下去，那就是人民的灾难无穷，痛苦万分；人民为避免这种痛苦和灾难，就不能不施行割治手术，彻底将毒癌割除。行施割癌手术是流血的，暂时也是痛苦的；但一经毒癌消灭，人民的远景是快乐的，幸福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身上的毒癌。它潜伏一个长期，人民还未发掘；它还逐渐作祟，人民还以为是伤风感冒，不是什么大症，人民还未重视；现在它已是伸出爪牙折磨人民，想要绞死人民；人民已觉醒这是足以致死命的毒癌，人民已开始抵抗。大势所趋，人民必定走上割治毒癌的革命斗争。 中国人民革共产党的命，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力量，由内部攻击共产党。这里是广大的人民向共产党斗争，其中农民必为主要的力量，因为中国农民是处于穷苦的地位；其次城市居民和工人阶级，他们同是共产党压榨的对象。而在广大人民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必是起号角的作用。最后，还有一部反共力量是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这就是有良心或是失意的共产党员和解放军人，他们到了相当时期，也必如法国大革命时的法王军队参加入人民队伍，亦如1956年匈牙利人民革命，匈牙利的红军一部参加人民的行列。 中国人民革命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势力之外，还有海外3000多万的华侨，他们是热爱祖国和热爱祖国的同胞的，什么时候祖国需要他们，人民呼吁他们，他们是热情的，必以全力支持的。此外，台湾还有国民政府一部力量，一部分军队，它们也是日夜梦想反攻大陆的。这些力量都对中国人民革命有利，都是其他共产党统治国家的人民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 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世界的反共力量。今天，自由的世界是在全力和共产世界作斗争，任何地方有共产党的骚扰，或任何地方有反共的革命，整个自由世界都是关心的，尤其是对反共力量都给以热情的支持和援手。所以，中国人民反共的革命，不但有海外侨胞，台湾国民政府的全力合作，而且还会有国际的同情和支援。 中国人民到现在为止，已走入反共的阵地；但由于共产党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控制还十分严密，手段还空前的毒辣，一部分人还受共产党的欺骗利用，所以目前还没有开展普遍的轰轰烈烈的反共斗争。这虽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是战斗前的沉静时期，没有大开火，可是斗争已经零散地在展开，火花是时起时落，这并不是绝对黑暗沉静而无火花的黑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当年以此语提醒他的同志。他们欺骗了人民，乘着人民不满当时现状的情绪，星星之火，果然燎原了；火花燎原之后，把共产党送上统治的宝座，而共产党还给人民的是黑暗，是空前未有的黑暗。今天，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烈火是烧毁共产党，而将要照明中国的大陆。时间是属于人民的！胜利是属于人民！ 中国人民这次革命是有怎样的远景呢？以什么为基础？能达到怎样的目的？并且怎样才能不陷过去覆辙为野心家利用，而人民能自己掌握政权呢？这类问题都是大家关心而急于要知道的。我想根据时代的背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前景，作一个现实的叙述。 这种叙述难以避免的，会有著者本人的观察和主观愿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前景是中国人民要求的，而且著者的主观愿望，也正如广大人民的愿望一样，可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 （一）大仁大义爱的出发中国人民这次革命是大仁大义的，是以爱出发而不是以恨出发。在实行革命过程中，由于共产党的残暴镇压，不能不流血，但是人民是积极求自由解放，流血的责任是在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能不流血，那也只是如割治毒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的革命不是为报复而革命，人民的革命是求解放自己，是大仁大义的行动。胜利之后，只是对罪大恶极的中共的首脑人物追问责任，从严惩办。其他一切附从分子，一概免究，不算旧帐。这不但表示人民是宽大的，而且也避免自己再走错误的道路。历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的残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推翻打倒它是应当的，法国人民这样作了。然而继之发展下去，雅各宾党变成以嗜杀成性，把法国变成恐怖的天下，残忍的报复心理招来雅各宾党自己的无力，自己变成了反动，终使革命未符人民期望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起家，利用了人民当时的革命要求而成了功。但是执政几年，不断的清算斗争，以屠杀人为快，结果失去全国人心，招致人民的厌恶和反抗，以至才有今日的人民革命。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学习而引为深戒的。 人类的历史是很长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力量在斗争；即是善与恶的斗争，爱与恨的斗争。而人类历史之能延长至今日，就是证明“善”与“爱”的胜利，“恶”与“恨”的失败。其间，恶与恨虽有时占了上风，但结局还是被善与爱击垮。历史上有过法老王以百万人命建金字塔，秦始皇倾全国人力建万里长城，有罗马皇帝尼禄的荒淫残暴，有中古教会的黑暗，有屠杀人民的百年战争，有俄皇尼古拉的腐败，有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暴敛，有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有斯大林的屠杀，希特勒的独裁等等数不尽的恶势力的一面。但是历史上也有中国人民的揭竿而起，有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路德改教，有英国大宪章，有文艺复兴，有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有美国独立革命，有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等伟大的发明家，这数不完的善的力量，终究拯救了人的世界，免受恶的势力的折磨。善的势力，爱的力量使人类文明伸延到二十世纪，而且是光明灿烂的。这一条正义的大道，一直会同人类的命运同其长久。 大仁大义的革命，以爱出发的革命，不但是符合人类历史正常的发展，而且也正符合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我可提出一个反证，共产党近年来在中国进行血腥清算斗争，都是其一手制造，那是与人民的感情生活习惯相反的。例如在斗争地主和一系列地斗争任何人，共产党那种卑鄙无耻的语言和残暴行为是不受人民欢迎的，人民是被利用驱使而作那些违心的勾当；当场逼于形势，不得不如共产党指使的那样作，作了之后，人民是痛心而惭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中国人民优良传统是与恶势力不两立的，中国人民是懂得“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是受了“爱人者人恒爱之”的道理的教育。 以爱出发而不是以恨或报复出发的革命，不但是正确的道理，人生的哲学，一条正确的路；而且在对共产党作战时，这也是一个有力而又不可攻破的战略。这个战略是攻心的，是要共产党的堡垒“由内部攻破”。大家少流一点血，都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 （二）阶级联盟中国人民革命是阶级联盟。中国共产党于夺得政权之初，也用过阶级联盟的口号，它说它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而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在本书上文已揭穿共产党的专政性质是党的专政，是毛泽东的独裁专政；共产党已居于统治特殊地位，各阶级是被欺骗了沦为被统治的地位。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共产党残酷统治的奴隶。中国人民这次革命是反抗这种现状的，是各阶级求取解放，是全国人民求取真正解放的斗争。 中国人民革命敢于高举阶级联盟的旗帜，是有事实根据的，不是暂时的策略，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而是面对人类智慧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真理：原子能的时代将改变人类生活的面貌，在经济制度上不可能存在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现象。而是人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 在过去历史中，甚至到今日，社会中是有阶级存在的，一个阶级剥削其他阶级的事实也存在过。尤其是在近代利用蒸汽机为动力的产业革命之后，资本家驱使大批工人为他们制造利润。共产主义的导师马克思据此而写了《资本论》，其著名的部分为剩余价值的学说。姑无论剩余价值学说在学者讨论中是否真实，而共产党人是以剩余价值为理论根据，鼓励阶级斗争；并且为此，它们似振振有词地搞残暴的革命。即在革命成功之后，还以惧怕阶级敌人复辟为借口，还在大肆屠杀人民。 原子能的时代将解除共产党的理论武装。就算它们所主张的剩余价值学说是真实的，是它们唯一可以讲理的武器，并以此为他们革命的理由，因为人剥削人是不公正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是应该废除的。尽管各国共产党上台之后是自己作威作福，作了最大的奴隶主。但是它们革命招牌是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剥削的社会制度；因之，他们说必须透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阶级。 原子能时代首先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他的学说已经没有丝毫的时代价值，共产党所骄傲骗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谎言，在原子能时代彻底破产了。 我在1949年去北京参加红色政权之前，曾经著文论述原子能的发现，用到工业上，基本使剩余价值学说破产，共产党已失去了理论的根据。今天，我在这里再简单地叙述一下。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家雇佣工人，譬如说六个小时的工作，就可够每个工人的所需，也就是说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但工人作了八小时，仍然得到同六个小时工作一样的工资，其余二小时的生产，就被资本家剥削去了，作为他从工人身上剥夺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 资本家既这样剥夺致富，以致积累资金，扩大生产；于是资本家愈搞愈富，工人是愈搞愈穷，仅能维持饥饿线上的生活；于是有罢工、有骚扰；于是产业工人爆发革命，变生产工具为公有，这是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而他的党徒们，自苏联革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是等待不了经济条件成熟，在工业落后的国家提前了革命。 原子能的时代将改变生产的面貌，工业动力的煤和石油将由原子能取而代之。以原子发电站为例，原子能发电站比起用普通燃料的发电站有很多优点：主要的是原子能发电站的燃料体积极小而能量极大，一块火柴匣大小的铀，可以供给相当于300万立方米的气体燃料或2400立方米的煤或1400立方米石油所产生的能量。试想一下，这将省去大批人力去开采煤矿，和石油矿。这就是人征服自然，而不是人剥削人。 现在报上也常登载，如原子能机车，据推测它的功率可达8000匹马力，能行2万公里不须补充燃料。原子军舰，原子潜艇，原子火箭，原子破冰船等等都是利用原子能而有令人不能思议的功效。这都节省了大批人力，假如世界不如今日的紧张，而把原子能用于和平工业，那将是人类迈进幸福的天堂。 原子能不但是工业动力，而且在改变土壤上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用在医药治疗上可以治疗从前不能治疗的病症；用在人为的原料上将不知有多少广大的用处。而且科学正在发展，氢弹的问世，又预示氢能的广大用途将为人类服务。 原子能时代是提供一个前景，是生产上的大革命，是原子能代替了千千万万人的劳力，是人类从自然界的解放，是改变人剥削人的事实；是人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是科学家的头脑代替了千千万万人的手，是共产党借以号召的剩余价值学说的破产。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告终。原子能的时代是人的时代，是人的互助互爱的时代。 有了这个即将实现在目前的远景，中国人民这次反共的革命，敢于提出阶级联盟，而且保障这个联盟。这个远景是减少了阶级的冲突，而加重了阶级调协的机会。 原子能时代不但立即否决了共产党，使它失掉了市场；原子能时代也将逐渐使资本主义退下政治舞台。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社会广泛运用原子能为人类服务的时候，这个力量不能控制于少数私人之手，而必是控制于社会国家之手。国家真正为人民福利的目的将因原子能时代的来临，相得益彰。 阶级联盟是中国人民战胜共产党的有力组织，它能保障取得胜利，胜利之后又能彼此互助调协走向新时代的乐园。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无耻谎言，将是人类史上一段黑暗和引人恶心的笑话。 （三）民主自由的旗帜中国人民的反共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民主自由的，我们在上文中已不断揭穿共产党所谓的民主自由都是为骗人而说的谎话；它实行的独裁专政，否决了人的价值，和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能管理完善，能启发智慧，能正常发展的唯一制度。民主自由制度能纠正错误，限制恶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最合理的制度。尽管现在的民主自由制度有些弱点，这些弱点是可以克服的。因为民主自由得到充分发展，它将是愈走愈向上，愈辩愈光明。人民的时代必须民主自由的时代，这个名词为共产党窃用骗过人，但一经以事实揭穿，它的骗言谎语就将失效。 中国人民的反共革命，即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以阶级联盟为组织形式，那就不能不包含多党制，使各方的利益有所代表，有所发言。唯历史已经给我们提示警告，在民主制度下，虽系多党制，但共产党和法西斯之类的政党是摒除在外的；因为它们已经以此名词奴役过人，而且人民为它们的暴政流过了大量的血，牺牲了人类数不尽的生命。人民虽不必以牙还牙复仇雪恨，但是不容许这类假借民主自由活动而破坏民主自由的政党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这种保卫民主自由的措施，是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人民的时代就是民主自由的时代，就是反一切独裁专政的时代。那些古代残暴帝王的幽灵化身的东西，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人都是人民时代扫荡的对象。这种幽灵将一去不复返了。 在二十年前，我曾说过，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二百年来各帝国主义者抢完一切殖民地之后，殖民主义已到告终之时，日本军阀愚蠢地以各先进帝国主义者为榜样进行抢夺，想征服中国，这样作，没有不招来祸殃的。结果，日本军阀是得到了惩罚。今天，在人类走向觉悟，在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玩弄原始时代的统治，还在不断大屠杀几百万人民，奴役六亿人民，还想一党一人专政，还死抱着不合时宜的学说，这不止看出他们这群人的疯狂，利禄冲昏了头脑；同时也看出他们的无知，和视觉嗅觉的不敏。这群疯子一定要在人民面前付还血债。 （四）社会主义的远景中国人民革命所企望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不同。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依靠民主自由，共产党的是独裁专政。我们认为没有民主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保证社会主义不落入歧途，在群众管理和监视之下，社会主义才能为广大人群谋福利，而不会被特权阶级利用作为剥削的工具；在民主自由的生活中，社会主义才会表现优越性，而不是死板板的教条，和妄作主张的杂乱措施。 原子能时代就提示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业和设施，都将逐渐地采用原子能，这就预示这种与广大人民有关的工业和设施不适宜控制于私人资本家之手，而应由国家社会经营或管理，这就预示社会主义化的远景，这个远景，谁也不应反对，而且是对大家都有利的。 中国今天工业落后，还谈不到利用原子能于工业上，但这是时间问题，而且为时也不会太远。即使在现在的基础上，我想人民革命还是欢迎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论来原子能时代的远景，社会主义必将到来；论近状，中国在共产党蹂躏之后，私人资本已经破产，工商业已经集中在国家手里（即共产党手里）；人民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虽不必严格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而实际上私人资本自己已落到无力活动的地步。同时以社会建设来讲，中国人民也没有理由再从头由资本主义作起的道理。这就决定中国的远景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我们要了解，中国人民反共革命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组织力量是阶级联盟的，它的社会主义远景不是一切工商业，不论大小，不论轻重，一律社会主义化，如共产党今日所行的一样，而是公私经济并存的社会。重要者与国计民生关切者，归公家经营；轻者，不甚重要而适宜于私人经营者，归私人经营。我们须知，公家经营和私人经营只是方法，其目的是使大家过丰美的生活。这种情况是随时因时因地 因事调整的，而调整者不是武断的政党，却是通过人民自己选出的民主形式的议会。 共产党统治大陆，固然给人民带来灾殃，但不容否认的，它的那套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谎言，却给人民一种启发。共产党虽没有民主自由，它们所谓社会主义是特权阶级共产党的专利，但人民由这个经验却体会到民主自由的重要，和以民主自由为保障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优越性。中国人民反共革命，是理论与实践的真实统一，是要把自己迫切的要求，自己来兑现。 在人民觉悟的时代，中国人民将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阶级联盟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向反动的共产党进军；尽管共产党还作垂死的挣扎，施行残暴的镇压，但它已失去人心，处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只剩下一个外强中干的躯壳。人民对它的厌恶和仇恨已到：“时日曷丧，予舆汝偕亡”的境地。 漫漫的黑夜，恐怖的风暴，只是暂时的；留待给人民的是黎明，是清明的明天。 时间是属于人民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最后，我还是以一首词来作本章的收尾。 在1954年1月4日上午，我到颐和园介寿堂拜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先生。是日天阴小雪，游人很少。沈先生住的介寿堂是政务院的休养所，专供高级官员休养之用；院内走廊改造一新，画栋雕梁，屋内完全是现代最好的设施，暖和如春。坐在屋内一面谈话，一面看雪景，很有诗意。 辞别沈先生之后，我的兴致来了，自己登上了排云殿；举凡颐和园的湖山，宫殿屋宇，历历在望。此时雪还是纷纷地下，颐和园是银色的世界。当我欣赏雪景之余，忽的想到清朝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们在此度过长久的岁月；忽的又联想到今日园中的达官显宦，他们的专制和享受，与帝王太后有什么不同。历史是无情的，一个倒了，一个来了，以今比古，还不是一样？感慨之余，在排云殿上填了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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