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十三章 狼与狐的外交手段 一、一些基本情况我在四十多岁以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我所学的和留心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物和知识。对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其主要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方法，我是熟习的。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我参与了它的政权，耳闻目睹也熟习了共产党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方法。以我所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为背景，在北京在参与其政权的情况下，所看到共产党的外交活动，策略和方法，然后看到其一举一动在西方所得的反映，有时真难免令我又笑又恼。笑其对共产党的了解幼稚，恼其愚蠢和低能。我并不是自称为外交权威，实因我，等于在打牌场中，看到了双方的底牌。然后看双方的门；谁的手法高，牌术精，自然在我心中有了定论。尤其当我看到西方这手牌，正在和对方加筹码斗争时，它的伙伴中的一个或两个，暴躁不安，忧形于色，甚至说出了底牌。这种丑像令看牌斗的人都失去了胃口。 说来，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策略和方法，本无什么奥妙，如果慎重研究是可以得到端绪的。但是你必须先放弃自己的主观，和自以为是的传统工作方法。否则，你的研究结论常与事实不符，猜测之词恒是错误之源。影响到对共外交政策上，就是抓不到中心，搔不到痒处，轻重不得其当，常跟着共产党的音乐跳舞。 这章标题为狼与狐的外交手段，不是因为我憎厌共产党而加以责骂之词；实在因为人所熟习的狼与狐的性格是代表了共产党的外交手段。狼是贪而狠的，狐是狡而猾的。而两者共同的性格是阴而险的。在我分析共产党的外交手段，就可看见它兼具狼与狐的面貌。 第一、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也可以说它的对外总路线，是决心打倒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似乎大家全知道。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政治家、外交家、评论家、以及有见识的人士，都这样不疑吗？我看还不到这种程度。列宁本来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后必是其中一个被推翻，胜利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方面的。可是自从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后，西方国家也曾进行武装干涉，表面文章表演一番，终至作鸟兽散，各自为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外蒙古、北朝鲜、北越、和中国。它们的声势已经壮大。共产主义阵营由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跃而与自由世界抗衡，而且就要掘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根。但共产党的“和平共处”的策略一经宣布，一些短见的、怠惰的、苟安的，一厢情愿的西方政治家、外交家、以及一些自以为有见识的人士，便跟莫斯科北京这个音乐跳舞。对于共产党想征服世界的野心，这些人就自欺欺人地蒙着眼睛给打了折扣。而且有不少人还替共产党鼓吹这个法螺。就连1957年底北大西洋集团高峰会议才闭幕，方回国门的英国首相麦米伦，于次年1月初还建议西方国家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些国家负责人还随声赞扬。这种行为足证西方国家们对于共产党的不了解，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没有对付的坚决的信心。 有了这种情况，我们能说资本主义世界这样的政治家、外交家、评论家、以及一些有见识的人士真了解共产党征服世界的政策和企图吗？即使他们硬充知道，而故意玩弄一些小把戏，这个把戏也是于共产党有利，于自由世界有损，这还是说明了他们的无知和低能。 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争取时间，努力建设，以便有足够的力量，一举而击垮资本主义世界。过去四十年的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根据此路线出发的：一面埋头苦干，一面麻醉资本主义世界。积四十年之努力，它度过了自己的困难时期，建设了强大的军事工业；而且今天，在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方面还超过了常以科学先进自豪的美国。举世乃由轻视苏联而换一副佩服和恐惧的眼光对待苏联。此时，赫鲁晓夫的口吻便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敢于发动战争，它们将遭受苏联所给予的彻底的摧毁。这种情况，比之于十年、二十年前如何？生活有50岁的人，目睹这段历史的全程，谁也未看见苏联现在这样自大自满似有十分把握的神情。我估计，今天苏联的实力还不足以一举而征服世界，如果它真有这种力量，什么“和平共处的原则”早就投到茅厕里；而将以其压倒的力量如老虎捕羊似的征服资本主义世界了。时间如此迫急，那些过时的、怠惰的、短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评论家还在跳“和平共处”的舞。这不是误国、误尽苍生吗！ 中国共产党也是循苏联的路线发展的，它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也是在争取时间；努力建设军工业，以便作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在未建成强有力的大国之前，它明言要和平的环境以便建设，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而且超而过之。如果那个强有力的大国出现于地球之上，那就是一场决战。共产党中国今天对世界的威胁，正如1917年革命后的苏联，还不怎样吓人；但中国今天，以其主义、政权性质、地势和广大的人力，拴在苏联的战车之上，它已不似当年的苏联，可以使西方国家高枕无忧了。 共产党是讲唯物辩证的、是唯利是图的、是会随风转舵对自己作有利的措施的。但是西方国家如只看到这一点，而就玩弄这一点，以为便可左右共产党的政策和方向，那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全面了。共产党虽有因时制宜的策略，它还有个不能调协的目的，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化，亦即是征服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点他们信之甚坚，自信之深真是到了迷信程度。这是马克思一套主义之功。如果西方政治家、外交家、以至评论家以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片面想法，用19世纪强权主义的传统外交手腕，而且主观地以自己落后于实际的想法来度量共产党，那又是误入陷阱。其可怜相将如当年英首相张伯伦去见希特勒，以牺牲捷克换来片刻的假和平，而结果制造了人间的大灾大难。 自由世界必须认清，而且坚信不疑地认清：共产党主义阵营的基本目标是征服资本主义世界，其他一切策略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如果我们只看见，它们的五光十色的策略，宣传等等，并为之炫扰，而忽略那个基本方向，那就是不了解共产党。如此推演下去，其结果就是人类的悲惨命运。 第二、共产党的外交策略，表现在狼与狐的性格上。两者都是阴险的，但狼是贪而狠，狐是狡而猾。在贪狠这一方面，共产党用的是恫吓，必要时扑上去咬一口。红色政权外交部长周恩来常向我们这一批高级人员说过：“帝国主义政府的首脑人是贱种，你得狠狠地骂他、打击他，必要时给他一个颜色看看，他们就手足无措了。”他在朝鲜战争时向我们说：“打得帝国主义者知道痛了，他会向你求和。”在越南奠边府危急时，他向我们作国际问题分析说：“必须给帝国主义一个军事压力，他们才能就范来谈外交。”此外，于任何重要国际问题发生，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北京的外交部都是采取强硬态度。周恩来说：“这些贱种就得这样对付的。”这是恫吓，这是狠。有时为了支持这个策略，它们也宁愿付出有限的代价；如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说：“不能置之不理”；接着它的解放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开赴朝鲜战场了。狼的性格，不止是嚎叫和恫吓，有时也咬人。 共产党敢于恫吓和运用狠，这里也有心理战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家，讲到希特勒的德国时，称为“无的国家”；称英、美、法国为“有的国家”，以致论断希特勒统治的“无的国家”敢于冒险，而且真的他已经冒险了。结果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但并未因考虑结果使他不敢一战。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虽不是“有”或“无”的问题，但是它们有希特勒帝国的性格。极权主义下的新型势力，有如“初出之犊不畏虎”一样的情形；它们在劣势之下，虽知利害，争取于己有利的时间，但它们认为必要时也是敢于挑战的。这就是恫吓。历史上常有因恫吓不成，而走向战争的事。不过共产党稍与希特勒不同者，感情用事的成分少，计算利害的尺度表比较准，尤其是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比较熟，它们能针对西方弱点而予以恫吓，又不致引起战争。我在北京的时间，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在言谈举止之间，我领会他们这个妙处。有时共产党发了一个空洞声明，西方国家乱猜一气；有时共产党的声明外示温和，而内里居心颇险，西方国家又大模大样若无其事。从这种情况，北京可看到西方国家举棋不定，患得患失地那副啼笑皆非的面孔。 共产党与西方国家作外交战时，还有一种情况，即是它永是摆出流氓光棍的面孔。这个面孔是针对大腹便便富家子弟爱惜羽毛怕事的心理。富家子弟动辄怕亲友耻笑和舆论责难；故作事要有方，有礼貌和规矩；光棍流氓不怕这一套，他的任何作为不受耻笑和责难的束缚。例如，光棍流氓若与富家子弟打架，他赤着脚不怕泥湿污浊。打起架来，光棍是无损的，富家子弟穿着鞋袜很怕污浊。中国有句俗话：“光脚不怕穿鞋的”，就是说穷人不怕与富人打架的道理。这个道理和情况反映在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战上，是一个显明的心理对照。 国际外交战很像打牌场中的赌博。共产党比如一个小有本钱的光棍流氓，他是以创运起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百万富翁，他是以保守为重的。在赌博场中，富人在得胜占优势时，便缩手缩脚不下大注，而且时时减注，所以赢不到大钱；如他居于劣势，输钱了，他就发挥了大爷的脾气，把把加注，很可能输得净光；拍手起来，已经是家产荡然无存，一个十足的败家子。反之，光棍流氓不是这样赌法。他输时没多少本钱，故小心谨慎，牌风不顺时颇能自制。但一俟牌风于己有利，就放手作去，把把加注，他能一下子把对方吃光。故光棍的牌经是：稳、准、狠。富家子的打牌规律是：赢时不敢下注，输时头昏眼花，一股混气赌输万贯家财。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同是住在这个地球之上，谁想闭关自守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能有闭关自守的话，我想资本主义国家是求之不得的，一厢情愿的；我想共产党是不肯的，它想征服世界，吃掉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使资本主义国家关上大门，共产党如强盗也要围绕在它的大门前后，挖它的墙根；资本主义国家想高枕无忧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今日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在处处作战，思想战、外交战，最后还是炮火相交和白刃战。这场牌必须打下去，谁也缺席不得。至于胜负属谁，那就看决心、技术与资本了。 共产党的恫吓，狠的策略，在西方国家中颇起了一些作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思想性格不高，决心不够，手法不灵，所以在无事时把自己抬得很高，很骄傲自满，普天之下像容不下自己一样；因之，也影响人民，群众有这种心理状态。但偶尔遇到共产党的威胁又表现仓皇失措，手足无处安放，因之，又影响人民，造成一种恐共病的错觉。据说美国有人因恐共而患精神病，有人高呼共产党来了，吓得跳楼自杀。这真是现代的悲哀。 中国共产党颇知这个道理，它自取得政权之后，就防范别人的恫吓，给人民先打预防针。它开始就以美国为假想敌，大事宣传美国的弱点。驱逐所谓崇美、亲美思想；打击所谓恐美思想。在人民心中至少起了对共产党有利的作用。不用说什么“恐美思想”，就是骄傲自满的洋人派头在今天大陆人民的眼中是厌恶而不被尊重的。这是共产党自己先吃了恫吓的预防剂，而且在思想上教育了人民。 这个恫吓手法，在西方与共产党打交道时，是搞不来的，和搞不好的。如果有西方外交家玩耍这个手法，接着不是国外的同盟国，就是国内的反对党揭穿他的底牌，不到三天，戏法就玩穿了。所以西方国家没法玩弄这一套的。我记得近年西方似乎有人来过这一手，但都是以奚落的场面告终的。至于防范恫吓一事，在西方国家更是谈不到的；甚至有些人之所以患恐共病，那是自己的政治家、政论家一手造成的，他们是先以共产党的威风吓住了自己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手段也有狡猾的一面，这是所谓狐的性格。在这一点，共产党也是能手。你别以为共产党只会杀人、压迫人，在外交上也只知恫吓。共产党的狡猾是令人很难防范的。它的狡猾在不断的和平攻势中表现了一些。这一点明眼人还可看出，但是也弄得西方国家眼花缭乱。它的狡猾手段，最显著是与二三等国家往还，尤其是与由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往返，它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实际说来，狡猾就是欺骗，以狡猾手腕令对方上钩而已。共产党想骗人时，它便藏起狼的贪而狠的面孔，表现了假友情、假正义、假慷慨的狐的作风。不少人和国家上了它的当，或是看见目前小利而忘却将来的大患。总之，共产党外交上的狡猾欺骗，在这个利害冲突的世界，和自私自利的人群中，还是有市场的，是起一定作用的。不然，北京飞机场上的冠盖往来就不会那样热闹。 在恫吓、狠与狡猾虚伪之间，共产党在外交上还表现了“刁”。刁就是蛮不讲理，或是颠倒黑白，遇事和你纠缠不清；打又不打，和又不和，只是在各方刁难。如果对方烦了，要和它打，它就表现和缓；等到对方表现了那么不打就和吧，它又故意制造紧张。这个味道，只要留心新闻内容而加以分析，就可看出共产党这一套把戏。这种手段在国际关系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达到其打击和分化目的，同时也是疲劳轰炸战术的一种。 第三、共产党的外交战主动性强。共产党从军事学识中的来了外交的战略，即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卫”。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贯是采取这种策略。它们是不断地作外交上的进攻，今天提出一套，明天又提出一套；今天这个问题，明天又换个问题。总之，它们是使“敌人”疲于奔命的。它们这样搞法也不是必求有结果，只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使国际舆论注视，尤其使西方国家报纸杂志的注视，以抬高其声价；同时在各国间起分化作用，在各国内部之间也起分化作用。因为一个新问题来了，对大家都是生疏的，意见看法就不易一致，大家纷纷议论闹了一气。等你弄清了这个问题，共产党又给你一个新问题，于这大家又纷纷议论一气。我们近年来，看到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一会如此，一会如彼，西方世界中对之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时共产党就得到一定的益处。（自然也有些害处。）反之，它采取任何行为，在铁幕竹幕之内因为是严密的控制和大力的宣传，那里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不会有纠纷，也不会起反作用。同时，西方政治家的言论主张很少在它们的报纸上发表，偶尔刊登这类新闻，那是删改后的简要报导，并加上共产党的评论。 共产党采取主动外交策略，它随时随地都讲目的性的。即是每一措施都有一目的，不是为出风头而发表意见。发表意见或声明都是有个目的性在其背后。西方国家每遇此种场合，恒是乱猜一阵；有时把小事当大事看了；有时是很重要的，值得细心研究的问题，它们又一笑置之，“不予评论”；或是大而无当地说几句话，不能领导民众对之有个清楚见地。 在外交上，西方国家的策略恰与共产党的相反，恒是采取应付的办法，恒是处于被动地位。莫斯科、北京奏了音乐，西方的政治家、外交家跟着音乐跳舞。这已是惯常的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谁在主动，谁在被动。通常的道理是：主动者容易占上风，因为它先声夺人，它选择了时机，选择了对象（问题）；而被动者是一定处于劣势，因为它在打没有准备而又防守应付的仗。 第四、共产党洞悉西方国家的情况，所以它的每一行动都是有的放矢。从广义方面讲，西方国家是没有秘密的，举凡国策，外交方针，内部情况等等都是向外公开发表，同时加上评论；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方面的批评、泄露、报道，真可谓无秘密可言。即使是军事秘密几乎也跃然纸上。这就给共产党以“知彼”的好材料。再加上，西方的大门是洞开的，各国人随便往来，这又给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游客收集材料的机会。此外，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后，在其竹幕内的各方面人士很多是到过西方国家。就以美国来说，大陆上的留美学生很多，他们都在美国住过不少年月，故对美国社会人情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可谓丰富，共产党无形中又利用了这一方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洞悉西方国家的内幕，在制订外交政策上，运用策略上 ，它的一举一动都是有的放矢，都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弱点和内部矛盾而发的。在西方国家和人民不太了解共产党，而共产党如此洞悉西方国家的对比下，共产党的一举一动都伤害着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想伤害共产党就比较困难， 因对共产党了解的不够，故所发的矢常不中要害。何况还有一些人自命为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首则，他们多数是纸上谈兵，学院的学究先生；再则，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衡量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以己之心度共产党之心。所以那些权威的看法，常是大错，南辕北辙与事实毫不对头，有时真令人好笑。譬如押宝，共产党的宝盒里扣着是红骰子，而西方专家硬说是白骰子。在西方国家内部没人有资格反驳有权威的专家，而这种权威专家的言论在共产党那方却引起暗里的好笑。这样不但击不着共产党，反而把自己社会舆论领导到不正确的路子上去。如果专家，他若是国家的外交顾问，就更害人不浅了。美国就有这样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协助国务院制订长期对苏政策，十年前因无事实证明，他的意见颇似“卓见”，到了今天以事实为证，这个“卓见”就叫作害人不浅！ 兵家作战，讲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外交是政治的一部分，外交战就是政治战、思想战、文化战的各方面。为了打外交战必须知道敌人的情况，对它的战略战术方法，作细心的客观的研究。而最主要的，是要认清共产主义国家是新式的东西，它的作战方法是与资本主义传统的方法不同的。如果西方国家与之交手，还是死守过去的成规，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才能生效的。 第五、共产党的本质是好战的、是好大喜功的，虽然它不断地高唱和平。这又是狼性贪狠的表现。它时常摆出好战的姿态，因为它有个道理存在心里：人生的哲学是战斗哲学，什么都须透过斗争，“天下是打出来的”。根据这个道理，它的外交是以实力为后盾，动辄就有不惜一战的口气。他们说：这叫做“以战防战”。虽然知道自己的本钱无多，实在经不起一战，但它们知道对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怕战的，是富有人家想过温饱太平日子的，因之更加强共产党的战争威胁；因之，也加强其对战争胜利的信念。它们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11个共产主义国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话，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彻底的消灭。”这是否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呢？但过去是如此了。而其所以如此，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知、怠惰、和举棋不定的结果吗！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如过去那样，共产党的估计可能是对的。但是自从捷克波兰相继吞入苏联肚皮之内以后，加上共产党中国的兴起，西方国家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受了一些沉痛教训；它们也不敢再睡觉了，接受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挑战，作了万一的准备。根据现实的情况，西方国家所具的努力，和其警觉性的程度，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还是不够，还是落后于现实的要求，还须加上一把力量和决心，寻求于己有利条件和机会。以我的估计，任便世界上有多少悲天悯人好心肠的人，谁也说服不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决心。结果必是以战争的方式结束东西方之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中间的路线是没有的。目前虽似和平共处，那只是共产党一时的骗人，争取时间，它骗的是无知者和懦夫！ 共产党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在外交方面也是如此。它的宣传机器是宣传它到处胜利，胜利一分夸张到十分百分，这也是心理战的一种表现。对内迷惑人民说：“毛泽东的旗子就是胜利的旗子，所向无敌。”它在国际上一点成功或是耍一套把戏，到了国内就是胜利呼声。对外，它也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迷惑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尤其是当它处处采取主动作打击分化的工作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就被迷了眼睛，由一向轻视共产党的心理，而转向恐惧共产党的心理；甚至有一部分人因国内不合理现象而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上述这些基本情况，说来本无奥妙之处，纸窗户一指就破，似乎稍为留心国际问题者就能了解或道出。但是若以为共产党的作法方针不过如此，以轻视之心而不是以严重的态度对之，那还是无济于事，只有吃亏。因为这套道理是一回事，而实行起来是千变万化。如想给以回击，必须善自运筹，一反过去的因循自误，坐守成规的懒汉作风，而采取积极的态度方可。 二、为什么毛泽东“一面倒”而不效法铁托为什么中共政权倒向苏联，而不采取南斯拉夫对苏对美的独立政策？这个问题困恼过不少人，今日虽为陈调，但仍有严重的意义。 在毛泽东进入北京之后，不少人，这里包括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曾希望毛泽东采取南斯拉夫铁托路线，搞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站在美苏之间，不作左右袒，这是于世界和平有利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在1949年夏由上海到北京就以此意向毛泽东建议，民主同盟领导人中同意张澜先生这项建议者颇不乏人。在其他民主党派中，有此意见者也不乏其人，据说陈铭枢先生曾为此事奔走过。我未与陈先生面谈过此问题，不能证实是否确有其事。在外国政府和社会人士之间，也有希望毛泽东作铁托者。据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共取得政权后而迟迟未归国的原因，就是等待毛泽东的答复。什么答复呢？即是美国愿以四十几亿美元，帮助中国建设；而条件是毛泽东肯采取铁托路线。至于各国社会知名人士有此希望者颇有其人，他们的论据是毛泽东为“土共”，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因之，他与莫斯科是有出入的。这种论据使不少人对毛泽东起了幻想，而且一直不断地影响外国政府对待中共政策的犹豫，或外示敌意，内图拉拢。它们虽一再受北京政权的打击污辱，而单相思一直在潜伏着。不用说其自私自利者，奔走北京路线；就是外示刚强者也未拔除这段“相思”。说者或谓这是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的分化作用。我承认分化作用成分是有的，但我相信这些政府和社会名流的动机是很天真地希望毛泽东真作铁托。这种动机就与有计划的分化作用有很大区别。 问题是再清楚不过了，自从毛泽东发表“一面倒”的文章后，他已经表明态度；一方是使莫斯科安心，一方是回复了单相思分子，以及一切存有“谬见”和幻想者。莫斯科欣然接受了这个投诚分子，而患单相思者和存有谬见者，在红姑娘拒绝之后，还在自己发烧，或是坚持谬见。直到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射出之后，患单相思者才如梦初醒，自惭形秽，认为这个姑娘倒在“老大哥”怀里，不会再有别恋了。 从1949年秋起，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中共的态度已经明朗化，而患单相思者和谬见分子，不论其以何种理由掩盖其无知，但都不能逃出系“庸人自扰”的评价。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苏”团结一致，在“共产主义阵营中，中国坐第二把交椅”。他之所以这样决定是有理由和有客观需要的。他的理由和客观需要往往为西方国家和其评论家所忽略，以致长久潜伏着对毛泽东的幻想和错误的估计。 毛泽东作“一面倒”的决定，是根据几个理由和客观需要；而这些理由和客观需要是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各自孤立地看、分割地看，须要作缺一不可全盘地看，然后才能破除“红色中国往何处去”的谜。现在，我把它们说出来，供研究中共问题者的参考。 第一、意识形态的一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同是马列主义的信徒，他们说的话，甚至呼吸都是相同的。中国有句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和苏联是道相同则可谋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世界是头等重要的；同道者称同志，正如宗教，同教者则为教友。同道的人正如同教的人，谋起事来，谈起话来，就格外亲近；易了解，彼此同情，相互支持。尤其是共产党对于意识形态，特别重视；它虽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官僚地主，但都没有歧视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那样重要。资产阶级分子、或封建地主，当他们向共产党投降了，共产党是可容忍的；但资本主义思想或封建主义思想是不容许的。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共产党控制得那样紧，就是这个道理。他们知道思想（意识形态）就是武器，这个武器用以打人，用以自卫，也以此思想分辨敌友。 中共和苏共同是马列主义的信徒，同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故他们看问题，作决定，同用一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得的结论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在马列主义八股上，一切等于公式化了，如二加二等于四一样。在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他们有时是故意说谎话，他们自知这是骗人的；但是谎话说惯了，谎话得到鼓掌，谎话也变成了自骗的信条。共产党人经过长久的马列主义的训练教育，对于马列主义就自然地盲目信从；即使没有纪律制裁，也没有人敢自觉地怀疑马列主义至高无上的真理。他们已变成了马列主义的奴隶。类乎古时中国儒家言必称尧舜一样，在既定的形式下束缚了自己。 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自己根基不深；道行不大；如果从他们身上抽去马列主义这套东西，自己便什么也不是了，真是成了迷途的羔羊。一批无知无识的人，正如不懂航海的人，茫茫前途，不知如何是好！有了马列主义作指南，即使不是好指南，但也比胸中无物强得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死抱马列主义，倒不是信守真理的问题，而是解决迷途羔羊的可怜心情。以后日久习以为常，便成了马列主义的俘虏。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这样一种人，离开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便不知如何走路，如何维持下去。同时看见“苏联同志”有同样的意识形态，而且在艰苦环境中抱着马列主义走了一段路，并能始终维持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在自私自利目光如豆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又是了不起的。于是由同路人变为对苏联的崇拜者了，而且一贯得到苏联的指示和支持。世间还有人不跟自己崇拜的领导者走路的吗？这是中共追随苏联很自然的一大原因。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党向外作战的武器，是行动的指南；有时尽管其领导人的行为不完全符合马列主义，但， 也是以马列主义名义行之的。同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是共产党统治内部和控制党员的有力武器。只有这个教条，当然还有其他手段，才能控制住共产党员， 使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通通捆在马列主义的绳套中。如果毛泽东抛开与自己意识形态一样的苏联，（还有其他原因使他不能那样作外），他将如何说服党员；何况中国共产党员中还有强大的亲苏派，他将如何领导，他可能因此造成党内的分裂。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从中共和苏共意识形态的相同，中共很自然地倾向苏联，追从苏联；同时为控制党员，易于领导又不宜抛开苏联，因而造成党内的纠纷。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如果毛泽东另有意图，例如走铁托路线，那就很不自然、很勉强，还得重作一套准备；不幸的因走其他路线，遭遇了挫折，（党内的和党外的），他恐有悔来不及之患。 意识形态结成中苏团结，这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也不能与其他理由分割和孤立。现在我们看第二个理由。 第二、利害一致。中苏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同为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这不止气味相投，而且也是利害一致。用俗语说出：就是彼此打了伙伴，互相有利。何况彼此的目的都要征服世界，并想以其道统治世界。 征服世界是远景，那种奢望如因“敌人”懦弱无能，即使成功，还有相当长的时日。近景，倒是现实的，即是如何巩固这个政权，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上，如何相互为用，互相依重。共产党从理论到实际，都是在掘出资本主义的根，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群还是相当大、相当强，它们内部虽然矛盾甚多、弱点甚多，它们却不想向共产国家投降；而且也是积极准备，等候最后摊牌的日子。这种情况，在共产党眼中就是处处有敌，而最主要的敌人为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强国。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同样明白，自己吹的“和平共处”的法螺是假的，是为骗人的，不是现实；真正的情况是双方针锋相对，到了适当的时期来一场决战。中、苏共产党都明白，它们恨资本主义国家挡住它们征服世界的道路；在近期中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时以优越势力压迫它们。同时，它们也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恨它们，遇有机会也是想把它们绞死。如此共产党就觉得在这世界中充满了敌意。有敌就得结友。中共政权是革命型的，以打倒资本主义国家为目的，它当然是结其志同道合者为友。在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中，中国共产党自然地要靠紧苏联，捧苏联的大腿。 一般人都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中共和苏共各统治一个大国；合则力量雄厚，分则力量单薄；合则可对付“敌人”，分则易为“敌人”所制。这个道理应用到中苏关系上最明显不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犯各自为政，有各个被人击破的毛病；现在已经由于共产党的威胁逐渐纠正了这个毛病，如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东南亚公约组织等等就是防范这个毛病。共产主义国家是不易犯这个毛病，而且从开始就结成一团避免了这个毛病。只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但南国虽在压迫下脱离了苏联的控制，而在国际问题上还不得不与社会主义集团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懂得，倒向苏联，他自己多了一层保障；苏联知道，有中共存在，它的阵营又添了一员猛将，一颗卫星，自是壮大自己的声势。毛泽东也明白，保持中立，走中间路线，他就得取消他的政治目标，迟早会为资本主义国家暗算，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牺牲品。这个时机的到来，最显明的是苏联孤立无援而致垮台的日子。这里就包含了中苏共产党利害的一致性。 从毛泽东的立场和利害关系，倒向苏联是必然的、明智的。希望毛泽东脱离苏联走铁托路线是幻想的、错误的、不现实的。而一向认为毛泽东为“农民革命”这种人，只是证明自己知识模糊，内里包含“一厢情愿”的成分。 第三、苏联的控制拉拢和毛泽东的野心欲望。当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之时，正是斯大林光芒万丈，得心应手之时；他亲手制造了几个共产国家，各国共产党领袖奉之为神，“伟大的、英明的导师”，和“战无不胜的旗手”……只有铁托不驯，他一怒把南国开除国际情报局，使其孤立。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首领地位，新得政权，正是四方多难之秋，他自己也在找支持，这时苏联的支持是第一重要的。何况多年以来，中共一直是从莫斯科领取指示呢。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倒向苏联是事实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斯大林以导师自居，他一面控制中国共产党，其中有好多重要分子是亲苏的留俄派；另一面，他也尽量拉拢，如给与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支持，经济方面的援助，技术人员的派遣，在外交上为中共撑腰等等。这一套做法处处置中共于保护控制之下，即使中共想脱离，也是势所不能。这时，自然也有西方国家，如美国，想拉拢毛泽东，希望其走铁托路线。但这种“好意”，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糖衣炮弹。在自己尚有出路，而且有“伟大”远景之时，他当然是不会上钩，自然情愿倒在自己的“导师”斯大林的怀里。 此外，毛泽东还另算一笔自己的私帐。他会想到，在共产主义阵营里，中国的地位仅次于苏联，自己本人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如果脱离这个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中国地位虽也列为几个大强国之中，但是美、英、法还是以“老大哥”自居，他本人的地位不知排列第几。这还不要紧，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共统治的中国，和毛本人，在资本主义世界，如一个鸭子与一群鸡为伍，处处陷于孤立、歧视和侮辱。他的心理自然是愿“物以类聚”，而不愿“离群寡居”。在竹幕之内还可自演，“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 第四、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地位不同。中国是个大国，有六亿人民，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毛泽东是自己创造一个帝国。南斯拉夫在几方面都不能与中国相比。南斯拉夫之大仅及中国的一省，人口不及中国的二十分之一；铁托虽也打过游击，但他是斯大林手下的一个小头目，自己的小帝国，还是斯大林一手帮办。有了这种情况，斯大林虽控制中国，但不能不重视中国，多有一些礼貌和支持；同时，毛泽东本人以自己这套本钱入伙，自己也有一些内心的骄傲。所以在共产主义阵营稳坐第二把交椅，尤其是在亚洲，无形中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圈。这一点，自然也会引起苏联的嫉妒，但黄鹄高飞，羽翼已成，也只有权其利害，团在一起。好在这个黄鹄是自己的人，于对付资本主义国家是一员悍将。那些希望中苏分裂，或希望毛泽东作铁托的想法，只是一种假想，不切实际。 有了上述的几个主要理由和客观条件，所以毛泽东才不能不“一面倒”，而又不能和不愿走铁托路线。这说明中苏团结一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于叙述这种情况，其主要处是在分析问题的实质，而用意不在批评某些政治家和评论家犯的错误；同时，也并不是意在取消资本主义国家某些人所企图的分化作用。但是，自由世界对付中共有任何作法，首先应认清真实情况，不要天真的空想；在运用分化企图上，也须根据真实情况采用一些高明手法。至少过去所进行的，和新闻报导意在分化中苏关系的企图，在北京看来是幼稚得令人可笑。不但分化不了人家，反而看出意在分化者的低能和无知。 三、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的策略现在的世界已被共产党分为资本主义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共产党已把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但在现实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国家集团还是强而有力，不但国数多，人口众，物质丰富，科学进步，工业发达，还有一个合乎人性的合理政治制度。共产党在这方面都居下风。1957年苏联虽放了两枚人造卫星，震动了自由世界，这虽是一个警号，但还不能说截至现时为止，自由世界在上述的几个优越条件下，忽的就转拜下风。这个警号是好的，是警醒自由世界，如不加紧努力，有一天共产集团有占上风的可能。如果那天到来，我很悲哀地估计，那倒是人类劫运的降临。 共产主义集团是斗争的集团，即使没有战争，它也不会使人心安定。它们认为如果人心安定，都满于现状，共产党征服世界的企图永没有实现的一日了。在它们未得到一次毁灭性的教训之前，是一定本此目标前进，绝不会“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地过太平日子。我在上述文中已经提到，这是基本的问题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是每个共产国家所处的地位不同和所接触的对象不同而已。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主义集团里坐第二把交椅，而地处亚洲，与它为邻在亚洲的国家，就实力论都是二三等国；惟它偏巧窃夺祖宗遗产为亚洲大国，它的举止动作自然在亚洲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它既是亚洲大国，又是共产主义集团第二大国；它的外交政策是具有世界性的，其重要性仅次于苏联而已。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称为五大强国之一；中国与各大强国和其他各国交往已经有长久历史，从利害，贸易、文化等方面有割不断的牵连。自从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它用人为的方法，一面倒向苏联，而想割断中国与其他的国家正常交往关系，并按其预定的步骤，对资本主义国家分别用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等策略进攻，以配合共产国际的进攻方针。 中国共产党这套策略方针，它的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常常提到，他的公开发表的报告只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其中强国间的矛盾，如美国与英国、法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强国和弱国的矛盾，如美国与印度、印尼等国的矛盾，英国与埃及等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强国和殖民地国家和弱国的矛盾，如法国与摩洛哥、南越、美国与叙利亚等国的矛盾。他不断地带有宣传性地作这种分析，而且公开发表，留心国际问题人士大概可知中共的态度。根据这种分析，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几次向我们说明：“人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就是用打击、分化、利用、争取几个策略，同时并行。即是对美国处处打击，对英法等国打击与分化并施；对印度、印尼、埃及则利用；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则争取。”这类话凡是在北京参与高级会议的人谁都听到过，而且不止一次，但是这类话是不许登报的。 中共的这套外交方针，虽未登报声明，但是它的行动是循此方针进行的。 就打击策略讲，中共自从取得政权，甚至在它取得政权之前，一贯是攻击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自由世界中已取得领导地位，苏联和中共就针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妒视，处处向它进攻，破坏它的信誉和它与盟国的关系。共产党这一着就是“打蛇先打头”的道理。对于美国不利，就是对自由世界的不利，反之就是对共产主义集团的有利。共产党不但在外交上如此做，在国内也发动过抗美援朝运动，打击崇美、亲美思想，以做到全面仇美。这一着它是收到相当的效果。周恩来常很骄傲地说：“我们狠狠地打击美国，几次都生效了；朝鲜战争打出板门店停战会议，奠边府之战打出日内瓦外长会议，打出越南的和平；扣留美国人逼出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当我听到周恩来的话，使我想到这几次会议，美国政府所处的苦境：朝鲜战争时，英国的扯脚；奠边府危急时，英国对美国施压力；王炳南詹逊会谈时，美国战犯家属不断压迫自己的政府。这一些复杂因素加上美国政府的因循自误和态度不坚决，使中共奏着胜利的歌声。 其次是分化策略。分化策略，中共是到处行使，不过有的生效显著，有的生效于无形。生效显著者的，我愿举英国与美国关系为例。共产党习惯于分析资本主义列强间所存在的矛盾。它体会到大英帝国由一等领导的强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落为二等强国的悲哀。这种悲哀常常反映为妒视，不愿处处跟着人家走，遇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共就利用它这个弱点，不断地进行分化。分化的方法不一定进行游说，它另有压力和利诱两种。这就要中共制造使英国上圈套的机会。就压力说，如在朝鲜战争，中共摆个姿态不怕长期打下去，或使战争扩大；在奠边府危急时，中共又摆过姿态就要派大兵加入，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两次压力都给英国方面创造了机会，使英国有机会表现举足轻重。英国果然以“深谋远虑”的姿态，牵制了美国的行动。中共达到了分化英美关系的作用。就利诱说，英国在战后已是一个穷困之国，她的生命线就靠着贸易。中共抓住了她的弱点，拼命宣传中英贸易的远大前途，互派贸易代表团，签订贸易合同。英国以为这是它在中国取美国地位而代之的黄金机会，所以在1957年禁运问题上压迫美国让步，破坏了禁运条例。纵然英国以后在对中国大陆贸易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中共已得到利诱分化之功。这在英国是短见，有自己经济上不得已的苦衷，迹近于自私自利，可是给中共一个破坏盟国一致行动的机会。 再次，是利用策略。中共也习惯用利用策略之一套手法，它也是遇有机会“捷足先登”的。在国际问题上，它体会到由殖民地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对过去统治它们的国家，或用势力控制它们的人或国，是有不愉快之感的。它们要自作主人，不愿再受人领导摆弄。这是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反映。这类国家在性质上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但在情绪上和资本主义强国却很有距离。举例说明，如独立后的印度、缅甸、印尼、埃及都属于这一类。中共摸到了它们的心理，就拼命表示友好。欢迎它们的中立态度，而且给这类国家的领导人戴高帽子。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新独立之国，本不太见重于世，忽然被人戴上高帽子，说话时有人鼓掌，他们便顺水推舟成为国际要人，国家地位也因之提高。中国共产党之耍弄此把戏，正如它在和国民党斗争时捧民主党派人士一样的办法。中国民主党派人士被利用了，而且今天遭到右派分子被歼灭的命运。国际间的中间路线分子，尼赫鲁先生、吴努先生、苏加诺先生和纳萨尔总统，他们走的路线正是中国民主人士走过的路线；在被共产党利用时称为好朋友，捧得天样高；在情势变了，甚至共产党占了优势，中间路线的人便是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如因一时短见对共产党存幻想，或因复杂情绪与风头主义而被共产党利用的人，才是自害害人，贻患无穷。我是身受其害的过来人，我愿以此忠言敬告尼赫鲁、吴努、苏加诺、纳萨尔诸先生，勿以国家命运做个人的一时快举！ 最后，争取的策略。斯大林在死前不久曾发表谈话，我记得意思是说社会主义集团有两个旗帜争取落后国家，一个是国家独立，一个是民族自由。稍留心近四十年历史的人，谁也知道，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没独立，在它控制下的民族没自由。但是作为口号的价值来说，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都是好东西，都值得有正义感的人们尊敬。可是共产党人利用这个口号是意在骗人，以假的同情诱惑落后国家上他们的圈套。它的作用有二：（一）这种国家，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者，共产党希望以此口号制造纷扰，使它们彼此冲突；（二）这种国家如接近共产党的边缘，便争取过来给它套上共产党的枷锁，作为共产帝国的走卒，降其人民为奴隶。 中国共产党就是本此策略行事，开口闭口同情殖民地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以及一切落后弱小的国家。什么地方有这类国家和资本主义强国有冲突，中共总是给以声援，表示同情。它的势力范围虽只限于亚洲，但世界任何地方有事，中共都要说话，如摩洛哥与法国的关系等等，中共都是站在弱者一方说话。它的动机倒不是像一般人之如此做法是完全出于正义感，而中共之所以如此却是外示正义，内怀奸诈。它是以此作为攻击资本主义列强的口实，并想借刀杀人。 在亚洲，中国共产党俨然以保护弱小国家自居；谁碰到这些国家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它都有份；缅甸也好、高棉也好、印尼也好，谁与这类国家有纠纷，中国共产党都表示不能置之不理。这就是中共用争取的策略，一方面取得弱小国家的感激，另方面火上加油制造资本主义强国和弱小国家的矛盾。 中共的这一争取策略，在过去不能说没有发生效果，但是原因并非因中共的策略高明使然，还是当地的情势给它带来了机会。这就要提起资本主义强国的注意，在与弱小落后国家交往时，而且在它们追随强国求取自由时，强国们就当小心谨慎善与人交，诚意讲求互助。任何人心中若再存优越感或统治者的心理，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给共产党造机会；揭穿来讲，强凌弱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弱小国家也不须有自卑感，或怀念过去的恩怨，亦应以诚待人，站定自己的脚跟，独立自主，小心谨慎对付共产党的渗透威胁。如果资本主义强国和弱小国家都各自明白自己应有的立场，自然就减少矛盾，这就是不给共产党有争取分化的下手机会。这是对整个自由世界有利的。 上述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几个策略，揭穿之后并没有什么奥妙之处。它的着眼点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无法克服的，因之给它有进攻的机会。事实是显然的，矛盾是存在于任何处，不独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间有矛盾，应该互相了解，善自解决；若以此矛盾为借口，而在对共产集团的态度和外交政策上起分化作用，和藉敌威胁，那就很不智慧、很卑鄙，实际等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今天自由世界的任何人，不论其为政治家、资本家、文化人、教育家以及一般平民等等，如果想保有作人的权利，保有自由和民主，不愿当奴隶或无灵魂的机器人，必须认清共产党是摧毁你认为珍贵的权利的最残忍的敌人。当人们面对这样一个敌人时，内部的问题就应当好好地解决，不给敌人造机会，并且不给敌人作分化、利用、争取的对象。 四、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除了正式的外交活动外，还有国际统一战线的活动。这里所提的国际统一战线不是指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间的统战工作，而是指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战活动。共产党认为这一活动甚为重要，有时其重要性还超过正式的外交关系。 国际统战工作用旧名词来说，似近乎国民外交，但共产党的国际统战工作是官办的，而由人民团体或个人出名。它的目的是渗入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与它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便以人民的名义交往，而达到其预定的目的。资本主义国家虽也有“国民外交”这一说法，而实行起来，人民自发自作的多，官方只是同意或不加干涉，政府包办的偶尔也有，但不常见。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主要的目的有三：（1）联络各国人民，表示友好，透过他们反对其本国政府，造成其内部议论纷纷。甚至支持其他国家人民，尤其是帮助该国共产党，进行颠覆其政府工作。（2）透过民间交往，以求达到政府间的正式建交。（3）在已有正式外交关系而表示友好的国家间，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巩固这种关系。在这三个目标之下，中共派出的团体或个人都是官办的，其领导负责人都是政府官员，只有官方的目的在推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一小部分是政府首要，或政府组织的团体，大部是人民的团体。这种人民团体有各形各式的复杂目的，多数人是私人的目的超过公众的目的或政府的企图。这些外国人来到北京，全被招待；他们临去后，少数人是对中共有批评，多数人是对中共有好感，而且作了无代价的宣传。中共以付出无多而得到了预期的目的。 现在，我把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式和内容略作介绍，读者从这里可以体会它的用意和企图。 （一）“好客之国”中国人民是好客的，喜欢交朋友，欢迎互相尊重的外国朋友；即使列强势力在中国膨胀之时，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这种情势，另一方面还是彬彬有礼地与外国朋友往还。一切现实不利于中国的情况，虽在中国人民心里种下一些遗憾，但是未能动摇中国人民传统的对外友善态度。 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而怀有阴谋策略地在推行国际统战工作；在欢迎外国人来访中国这一事务上摆出好客的姿态，善自运用了阴谋诡计。 北京政府的要人经年地忙于招待“外国友人”，其中一部分来自共产国家，这是包括领导人的访问，和各种团体的来访、表演、参观各种建设。另一部就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包括要人访问，各种团体和个人来中国参观。关于政府方面的要人和团体是由北京政府邀请而来；或由彼方请求而受到欢迎。关于人民的团体和个人是由北京政权包办下的人民团体出名邀请，如人民外交协会、全国作家协会、全国工商联合会、对外贸易促进会、政法学会，中印、中缅、中埃、友好协会等等人民团体都出名邀请过“外国朋友”。 被邀请到中国访问的无论个人或团体，大批的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日，最近几年来每逢这个节日都有外国来宾五六千人参与观礼，检阅北京五六十万人的游行队伍。这些来宾于参加典礼之后，被款待到全国各处参观、旅行。此外，每月有大小不同的二三十个团体来中国访问、观光、谈贸易，他们都是得到盛情的招待。资本主义国家政要来到中国访问的有英国工党首领艾德礼一批人、有印度总理尼赫鲁一批人、有印尼总统苏加诺一批人、有缅甸总理吴努一批人、有阿富汗总理一批人、有新加坡马歇尔，也门王子等人。在这些人中以招待尼赫鲁和苏加诺为最盛。官办的欢迎群众由西郊机场排队到为他们预定的城中旅邸，大约有二三十万群众。 来访的各国要人，各种团体，如贸易代表团、议员访问团、电影界代表团、艺术团体等；甚至个人，如社会名流、作家、记者、下台的政客、左派人士，在北京都得到盛大的欢迎和殷勤的招待。住的是中国各地最舒服和华贵的地方，吃的是最上等的；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都是盛大宴会招待，北京饭店经年几乎日无虚席，举行大宴会就是为了招待“贵宾”。服侍他们的有大批经过训练的翻译、勤杂人员；这些人当然都是特务工作者，客人的举止行动随时都得上报。“贵宾”出入有随从侍候，有专备的汽车。总之，共产党尽量使客人舒适满意，做到宾至如归，最好是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国。 共产党之招待“外国友人”如此盛情，其目的与方法是显然可见的。他们并不信任这些“外国友人”，而只是以“好客”的伪装达到其阴险的目的。在中共决定此工作进行之前，心里先有了打算，而做了很好的准备。第一、是盛大欢迎款待。在资本主义国家生长的人，都有温情主义，受人家这样欢迎款待，盛情可感，在心理上种下了“人待我好，我不便以恶报善”，至少也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舒适。去到北京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有这种心理状态；即使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做法，甚至厌恶共产党的人，也不会否认感情上的愉快。这样中共就得到了第一着胜利。第二、在招待参观各方面，中共做了准备。选择哪个工厂、农业合作社、工业学校机关等供外国友人参观，这是选中国大陆在这各方面最好的。客人看了自然点头称好。即使这些工厂、学校等等不如其本国现有的好，但是一想到这是落后中国家于几年内建成的，也只有给以称赞。他们回到国去，向外发表谈话，多数的只有称赞一番，少数的稍有批评，这又是共产党借了“友人”之口，做了一次宣扬建设和国力的宣传。第三、中共准备好了，凡是招待“外国友人”的任何人，都经过一番训练，教给一套言语，如出了范围自己不能随便答，可以请示上级再答复。“外国友人”接见的人，无论为民主党派负责人或企业单位负责人，他们都是按共产党准备好的一套发言。外交部曾印有与外国来宾问答的小册子供这些人遵循，其他的材料就是《人民日报》的材料、社论，或各级机关企业能向外发表的材料；这样的布置准备就可使“外国友人”在中国得不到官方准备以外的材料。同时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官员、干部、甚至一般群众，谁也不敢向外国人随便发言，所说的话都是官家的话，否则有受“反革命”的嫌疑。并且凡是和外国人接过头见过面的人，多数是有同事在场；即使是个人谈话，私人也不敢发表真意见、说真话，而且事后还得将所谈内容向组织或向党方负责人报告。这样的准备应付“朋友”，就是使“朋友”的头脑为自己利用，想借他们的口为自己宣传。第四、共产党不怕“外国友人”批评，甚至恶意咒骂，因为这些人并未摸到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真正情况，他们若有所骂或有所批评的，那只是一般的抽象东西；如说中国人民穷困，共产党统治严厉，这已为全世界周知之事，说出来对于共产党损害不大。 总之，共产党意料到，它这种好客方法是收获多、受害少；混淆世界听闻的益处多、害处少；抓住这些“友人”的好感多、恶感少；在国际统战工作上是积极的成分多、消极的成分少，那么它何乐而不为呢？！ 共产党之做这种工作是无微不至的，虽至极微之事，周恩来都亲自料理，如宴会排座次，他得亲自批准。对每个“友人”都要起一定作用。大者且不去论，就是一件小事，周恩来认为也不应放过，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绍那次访问北京，其随从中有一个青年美国人，共产党认为是美国特务。周恩来向我们说：“我明知这个美国青年是保镖的，是美国特务，但我特意招待他，摄影时我让他在场，吃饭时有他的座位，这个青年就有点受宠若惊了。我们不必怕美国特务，我们应向他们做工夫。”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外交部长周恩来都用了心思，而且向干部提供工作方法。其他重要的人、重要的事，他们所用的心思就可想而知了。 “好客”做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它的目的是分化利用与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制造“敌人”内部的分歧冲突，利用“敌人”的内部分子供自己做宣传，在外国培植亲中国共产党的分子和气氛。这个气氛在中共代表团回访各国时得到了反映。他们回到北京曾报告说：“凡是来过中国的人，都是我们在其国工作时最好的朋友和支持人。”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曾经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印尼，有文工团参加，他回来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说：“在印尼我们遇到困难时，不只是政府帮忙，最重要而有力的是来过中国的友人的帮忙；他们组织起来欢迎我们，保卫我们、给我们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这些人不一定是左派分子，他们任便是右派分子，也是以亲热的情绪支持我们的。”访问过日本的卫生部长李德全由东京回来，也报告过说：“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人，是我们在日本访问工作最热烈和有力的支持者。”从这里就可看出“好客”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上所起的作用。至于中共的“友人”，在报纸上为中共宣传和以中共立场来批评其本国政府的文章，那是有目共见了。 （二）无孔不入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原则是“来者不拒”，有机会去的地方就派人前往。“来者不拒”原则是一般的运用，即使是它认为最顽固的敌人——美国人——也是如此。如远东区域和平大会美国代表前来北京，1957年41个美国青年由莫斯科转来中国访问。最近三个美国母亲探问她们在囚的儿子，和小鲍维尔案的律师魏宁，都得到了入境许可。只有一个例外，是原先欢迎来中国的美记者，因国务院阻止多日，未果。1957年国务院虽允许有限制的记者到中国来，但中国大陆因鸣放整风反右派搞得乱七八糟，中共寻个外交上的理由拒绝了这批记者入境。他们认为这时让美国记者访问，所写的报导一定是予中共不利的。 有机会就派人前往这一原则，至今还无例外。因为中共决定作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到处拉朋友、到处起作用、到处点火，这一无孔不入的办法是对于中共的国际地位，共产主义的宣传，以及探求情报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它们派出的人都是经过训练的、认为可靠的；或是地位已相当满意而不会有其他企图的。最紧要的在外活动的团体是有严密的组织，团员们互相监视，而不许有个人活动；出入起居都是三五个人一组，这样谁也走不了风声、谁也脱逃不了。 出国的团体都有一定的目的，它们的姿态虽各有不同，但是都为一种任务工作；即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宣传中共的力量和优越；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方面，在矛盾复杂的资本主义国家找自己的朋友，同情者、支持者；这也就是在“敌国”阵地上安置了自己的人，或是给“敌国”造成内部矛盾，这就是国际统一战线的目的和工作。 北京西郊的飞机场上忙着欢迎各国来宾，同时送走派往各国的代表团、文工团、杂技团、戏剧团。我在上文说过近几年来每月都有二三十批外国访问团来北京，同时每月也有不少批出国访问的团体和个人。在北京，我们的熟人中，不少人几天不见了，隔些日子回来，一问是出差访问去了。那些派往共产主义国家的团体且不讲，单就访问资本主义国家的团体和个人近三年来也是特别活跃。据我所知，中共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远较苏联的为多，且极活跃。 我们不必举人所共知的共党集团主持下的世界和平大会，1954年在印尼召开的和1957年在埃及召开的亚非会议；1955年在印度召开的亚洲会议，和1957年在日本召开的“反原子弹大会”等等，共产集团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上所收的效果；单就中国共产党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团体来说，所起的作用也极可观。透过这些活动，它们到处找到了同情者、支持者，到处起了骗人的作用。 举例来说：卫生部长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委员廖承志以红十字会的名义率领代表团两次访问日本，据他们回来的报告成绩是可观的；平日反对中共的日本人也来向他们握手，在工作上帮助。1954年宋庆龄访问印尼，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文化代表团也访问印尼，他们回到北京说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佛教首领一行人到过佛教国缅甸、印度；维吾尔族领袖鲍尔汉和回教徒吴鸿宾率领一批人访问埃及和回教国，他们的报告又说是得到佛教国回族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京剧演员杜君芳、叶盛兰在巴黎、伦敦等地演出，红色中国的戏剧轰动英法等国京城，自然也起一定的对北京政权的好感作用。1956年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楚图南率领大批演员远征南美国家，演期数月，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攻势。其他少数人出席国际科学和文化聚会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久大工厂总工程师侯德榜率领一批人以科学家的姿态访法国，翦伯赞以历史家身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历史学者会议；1956年政治学者钱端升奉命个人参加在加拿大由一位美国人主持的学者座谈会；刘王立明等人以中国妇女节制会会长的身份在西德参加世界妇女节制总会会议等等。他们这些人奉命出国，都负有一定的政治使命，都作有一定的政治或文化工作，他们的行动或多或少的都起了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派人出国这一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出国的除了集团准备之外，周恩来还要召来训话，面示机宜，注意何点，如何工作。他之费这番心思不是为了装饰门面，实有他的阴险企图。 中共对国外工作是不放过一个机会的，必要作到无孔不入，我举个小例以资说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1951年给中国科学院一封信，说某年某日为该校150年周年纪念，欢迎中国派人参加庆祝。这时正是抗美援朝期中，院长郭沫若看到这信，置之一边，未作答复。1954年正是中国向外访问的热潮开始，忽然在一次聚会上郭沫若提到这件事。周恩来当面斥责了郭沫若，说不应当不派人，至少也须回信；因为这种疏忽便与那时该校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失去了一个接触的计划，甚为可惜。因之，周恩来在会上指示说：做国际工作虽是细微之事也须重视。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了解中共对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如何重视。它的争取、利用、和制造“敌人”内部纠纷是如何的阴险。 （三）贸易之饵中国共产党开口闭口责骂资本家是唯利是图，它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时，也常说资本主义政府是由资产阶级包办，资本家只知如何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且是为了利润常常冲昏了头脑。共产党说，资本家们在国内市场争的头破血流，在国际市场各国的资本家们更是白刃相见，争个你死我活。共产党这套说法虽有过分夸大之嫌，但是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既有这种现象就难免被人利用。中国共产党就投下贸易之饵，做它的分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想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于己有利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它知道空口说话是没人上钩的，空口说话不易接触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如接触不到这些人，就难以制造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利害团体和阶层间的冲突，就难使政府与个别资本家冲突；同时也难造成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利害冲突。它知道资本家见利可以忘了国家，它知道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为本国利益忘却盟国共同的利益；因之，它投下了贸易的饵食。有了饵食就不是空言，就可诱人上钩！ 中国曾经是国际商品的好市场，同时又是大批原料出产地。各国的资本家商人注意这个市场，曾经因此发过大财，而且还想发一笔大财是可以理解到的。无穷的原料财富取之于中国，国际资本家、商人、甚至某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此致富，而且得心应手，现在他们都还有这种欲望。但是情势变化了，中国共产党得了政权。它有了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间的互相贸易和互通有无，互相支援，它们已另成一个贸易集团。今天，中共以贸易做饵食只望想达到它分化、利用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它只是向资本主义国家抛放一块骨头，而让无见识的外国资本家、商人、和某些外国政府当作一块肥肉去抢、去竞争、去破坏自由世界的团结阵容；或是分裂一个国家内的资本家们彼此冲突；或是透过见利忘义的资本家压迫自己的政府，以便与中共通商，或承认北京政府。 中共抛下了一块骨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其资本家商人，真就大家来抢这块骨头，而且希望捷足先登，惟恐落后。几年以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透过其商人，或半官半私的贸易团体，纷纷奔向北京，签订不少贸易协定，和交换物资的合同；举例来说，如英国厂商，日本贸易团体，法国和西德的贸易团体，印度、印尼、阿富汗、埃及等等不少国家的商人和半官半私的贸易团体都和北京做了商业往还。它们都想抢中国市场。但是肥肉似的中国市场是历史上的事，也许是将来共产党垮台以后的事，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人想从那里抢走肥肉，那才是白日做梦，自骗自己。 我们为什么说中共抛的是骨头而不是肥肉？原因是：中共的经济是统制而有计划的，一般民用商品是不容许进口的；它所要的是工业器材，这种东西大部分是由苏联供应，极少部分可以购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小部分以数目计就不很多，而且限于它的外汇，它也无力购买许多；因为中共的外汇靠出口，大批物资已经运往苏联和共产国家，能够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换来外汇的物资已经有限。因之，它也就没有多余的外汇由资本主义国家进货。这少许出口物资或外汇在资本主义国家商人争抢之下，参与竞争的人能够抢到的已是微乎其微。这已经显明的是一块骨头而不是肥肉。 但是中共是很聪明的，以仅有的外汇或物资来换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必是精选，而且必为其极端需要者。一般说，这些进口货必是有助于建设重工业，或军工业，否则它不会浪费资财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人，纵然都在这一方面得到一点利润，而且是为时甚短的利润；但为时不久，中共的重工业建设好，军工业建设好，它将配合苏联的力量进攻自由世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人与中共做过这批生意的，还得以血的代价偿还利息。这个例子，在最近三十年的现代史上也曾有过。在日本于1931年进攻中国东北之后，美国商人在美国政府“不承认政策”下，还不断地向日本运输废铁，中国人虽反对，而运输者直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才肯放手不做。但是后来几年中，日本向美国作战，其中武器就有大批是美国废铁冶化做成的。日本用了美国的武器回敬了美国人。中共今天以它仅有的外汇和物资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其毒狠的居心，就是等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想在将来回敬这些主顾。 问题虽如此简单、明显，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商人偏偏争先恐后地向中共兜生意；禁运条例虽为一个明智之举防止这种弊端，但以英国为首的一群国家偏偏短见，见利忘义，破坏这个条例，自己饮鸠止渴，还要连累害及自由世界的阵容。中共抛了一块具有毒素的骨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抢得面红耳赤，共产党斥骂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无耻之徒，实在值得三玩其味了！ 总结中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统战工作，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欢迎你来中国，积极地派人到各国，最后还以贸易来勾引。方式虽不同，而目的却是一个：即制造“敌国”内部矛盾，“敌营”分化，争取于己有利的条件。中共的“敌人”在欢迎声中，大吃大喝声中，在抢骨头斗争中，还不知身在何地。 五、中共眼里的国际人物在过去历史中，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有个优良传统，就是认真论事。就如双方打仗，纵然对方败了，如果人家打的出色，胜的一方一样赞赏对方的出色人物。以近代史为例，德国在第一次大战纵然失败，兴登堡将军在世人眼中还是名将；德国第二次战败，隆美尔将军还是美国电影中的英雄。这是就事论事的观点、方法。这个就事论事的观点、方法，不适用于共产主义世界。它们是另一种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立场；凡是资本主义世界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尊敬的人物，在它们眼中都是分文不值。假如今天英美所谓民族英雄，共产党一定骂之为资本家的走狗，或卑鄙的帝国主义分子。 共产党否定资本主义世界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和人物，就是因为它们有另一个世界观；它们有辩证的方法，和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所以评定事物一定戴上它们的有色眼镜。但这只说明一方面的情况，另一面的真情就是它们以自私自利出发，合于己利者就是好的，否则一概排斥、拒绝。 这个方法，他们同样用之于外交关系。 在外交上本来是以政策为主，评论外交人物也是以其政策为根据评论他高明或无知，认定其为敌为友。中国共产党是和苏联一样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敌的。这是个基本问题。但在运用策略时，我在上文已论到，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是打击、分化、利用、争取的几个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在共产党眼中同在被打倒之列。在迈向打倒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群就在他们这四把刀下打圈子。有的国家被它们玩弄利用争取，而且被玩弄还觉得很愉快、很光荣、很有体面。这真是一种讽刺和悲惨的镜头。 在中共眼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人物，是高明或低能，是以共产党本身利害为标准而评定的。这是基本的。同时，它表面上恭维的高明人物，因为其工作活动对中共有利；但在中共心里，这种人是不值分文的。它表面上痛骂的人物，因其政策和活动正足以抵制共党阴谋；但在中共心里是最畏怕的，也可解释为西方人所谓的尊敬。把这两种情况，基本的、和表面的，合起来说：中共基本上是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而于运用策略时，它恭维于己有利的人物，因为他低能；它骂于己有害的人物，因为他了解共产党。 这种说明还是抽象的，不举实例，还不足以清醒眉目。但若长篇大论中共眼下的大批国际人物，亦非本节篇幅所许可。我现在举其要者，作为说明事实的例子。 近几年来，到北京访问而受到中共热烈欢迎招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有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尼总统苏加诺。他们颇受中共的恭维，他们是受了中共的利用；自然，他们也私下怀有居心想利用中共抬高自己的声价。但结算起来，中共利用他们分化自由世界的舆论和分化自由世界的团结等等方面效用大；而他们利用中共的捧场抬高自己的地位声价等等方面收效小，而且是暂时的，无补于实际。中共表面上颇为恭维他们，但内心里并不钦佩他们，反而有轻视之意。 在吴努第一次访问北京之后，周恩来向我们做国际情势报告时，提到吴努，周恩来说：“我们这位年青的缅甸朋友颇有勇气。（说到年青二字时，周恩来面带微笑，露有轻视之意。著者识。）他说：‘我要到美国去，调解中美关系。’这种勇气是好的，看他怎样去调解吧！”说完这句话，周恩来在讲台上笑了。 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北京之后，有一次周恩来在大会上向我们报告说：“我们得好好地运用印度的关系，印度是英联邦的一分子，运用好了，可以透过印度牵制英联邦，借以分化资本主义阵营。尼赫鲁以新独立的国家，自己本钱不大，他要登上国际舞台，我们非帮点忙不可。联络尼赫鲁，我们可以摸摸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底。”周恩来说完这段话，面上现有得意的表情。 在苏加诺访问北京期中，在中共政权高级人物聚谈时，我听到大家同有这一种说法：“苏加诺自己承认他的思想是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启发影响；孙夫人宋庆龄访问印尼时，苏加诺自认是孙中山的学生。像苏加诺这样的人，他已有崇拜中国革命的基础，我们与之交往，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善自利用他，在东南亚可起很大作用。” 这三位“国际人物”，在北京受到盛大欢迎招待；而他们去后，中共的统治者是这样一套说法。言中虽无攻击之意，而藐视之情露于言表。这说明这种人在中共眼里是被利用的工具，而无尊敬的心情。 我再举几个人物，是中共攻击的对象。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中共攻击的对象。中共利用一切粗野的语言攻击他，说他是流氓，光棍等等。但是中共了解，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物中，杜勒斯还是比较英法等国的政治家了解中共的人，他的一举一动还是使北京头痛。惜乎，美国国内不了解中共的人物多，处处给他为难，使他的政策主张不容易贯彻。凡是他言而不能见诸实行的事，中共便露出喜悦之色。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中共攻击而又喜欢的对象。攻击他，只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统；喜欢他，是因为他“稳健、开明、识大体”。所以在美国总统改选时，北京和莫斯科是同样希望他能当选。他有病时，北京和莫斯科同样担心他们的“友人”有个好歹。担心怕美国换了一个总统上台，便对北京和莫斯科不利。他们怕副总统尼克逊继任艾森豪威尔，以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便会给中共召来更多的烦恼。 在东方国家领袖中，中共痛恨李承晚，骂他是帝国主义的走卒。但是李承晚每一行动和发言都刺痛了毛泽东的心。中共不怕蒋介石，因为他们知道蒋这个人痛恨共党有余，但他们与蒋打过交道，颇知他那几手。 在西方国家另一个领袖人物，西德总理阿登诺，也是中共痛恨的、责骂的，因为这个总理一言一行都表示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与它斗争的决心。 总括来说，在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物中，在中共表面痛骂，而内心畏惧的只有三人，即杜勒斯、李承晚、和阿登诺。因为他们算是在领导人物中了解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所怕的就是这种人。 从共产党恭维的人和它痛骂的人，就可知道中共的居心。自由世界的舆论以此标准分辨何者对自由世界有利，何者有害，就可明若观火。不论共产党耍弄什么花枪花调，如主张开东西方高峰会议；或是被其利用者说什么巧语有什么建议，如主张中共政权加入联合国。自由世界衡之以利害，做一明智选择就不会犯了错误。 ※ ※ ※ 在谈罢中共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种种之后，我还是以一首歌压尾。这首歌是1950年1月30日写的。那日正是农历年的除夕。在这天，我看到解放后人民的穷苦日子，其惨淡景象是前所未有的；至于以后几年的情况更不如那个时期。在这天，我看到为庆祝即将签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街上敲锣打鼓大扭“秧歌”。我感到天下由此多事，这条约象征着战争。固然当时我也未知朝鲜战争是在当年6月中爆发。今将该歌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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