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不断的清算斗争（下）

· 一、贯彻婚姻法运动
· 二、反胡风运动
· 三、肃清反革命运动
· 四、鸣放、整风、反右派运动
· 五、运动的特征

一、贯彻婚姻法运动

　　贯彻婚姻法运动是1953年2月提出的，共产党本拟大搞一下；3月因斯大林逝世，运动中止。4月5月搞一阵，然后就在5月即宣布运动基本完成任务了。

　　“贯彻婚姻法运动”这样提法是像写小说一样，这是倒插笔法。这是结尾，不是开始。按着一连串的运动排年表，它应排在这里，而这运动的开始与土地改革运动是并驾齐驱的。

　　《婚姻法》是红色政权通过的第一个法律，而且是我在一生中，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举手通过《共同纲领》之后，在政法委员会举手赞成的第一个重要法令。我对它印象很深，我记得其中条文有一段是我的修改意见。这时我初参与政权，还未经惨痛的教训，我还有时敢提出意见。正如在小组讨论《共同纲领》时我敢于坚持工人的罢工权一样。这个法律是1949年末通过的，我现在手内虽无婚姻法条文，但我回忆起来，我还是同情这个法律。我认为条文本身还是应乎中国人民的要求，是一个合理步骤。但我同时声明，我不支持共产党推动婚姻法一切另有作用的行为和动机；而且在我举手赞成通过这个法律时，我也梦想不到共产党这些行为和动机。

　　我认为应有一个合理的婚姻法，它的推行是靠教育。所谓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我未梦想到共产党推行的方法是风暴，而且其中是另有作用——分化家庭；尤其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推行婚姻法也成为共产党破坏家庭，挖墙脚的办法之一。这个动机和共产党一套作法，在我参加政权以后逐渐才领会到。这说明，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无知，这也足给在共产党统治区以外的聪明人们提示一个教训。我在本书内不断地指出，研究共产党单凭研究理论或发表过的文件和法令是不够的。那是精密研究过的东西，能够自圆其说，颇有宣传作用，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它不只能欺骗后世，而且也能瞒过当代聪明人的眼睛。

　　共产党推行婚姻法，表面上是消除妇女的封建地位。促进她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以及婚姻自由。而骨子里是破坏家庭关系，目的是使人人孤立，人人都得依靠共产党，忠心支持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瓦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以便于它的统治。本来家庭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组织，一个人任便在外面受到什么打击、挫折和污辱，最后他还有家人的支持，至少还有家庭的温暖同情。共产党的目的就是在各方面缴了你的械，最后还拆散你最后的温床——家。叫你处处冰冷，只有低头求教于共产党，苟且地度过你一生。

　　怎样见得呢？婚姻法本身已经把男女夫妇关系，经济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婚姻自由等等包括进去。法律本身又说明，法是为未来而定，不是为过去而订定。这又是显然的常识的道理。本来已经定了法律，婚姻问题一经发生就当按法行事，这就够了。唯要使人民了解法令内容，对人民加以宣传教育，也还有其必要。

　　但是共产党不是这样作法，它是表面一套，如法律条文所规定者；内里又是一套，如瓦解分化家庭，争取妇女，以达到其孤立个人的目的。这个目的可以由政务院1950年的一个指示中看出来。指示大意说：“婚姻改造不仅是法院和地方妇女团体的工作，而是每一个组织都须为此而合作。学校、青年团、工会、以及文化团体中都必须做的工作。必须使人民参加控诉大会，揭发那些未能达到这个新法律规定的标准的人们。必须有大规模的民众大会。婚姻改造须与土地改革相辅而行，以同样的手段用于这二者。”

　　从这个指示里就可看出：（1）婚姻改造不只是法院和妇女的工作；（2）所有人民团体都须参加；（3）开群众控诉大会；（4）与土地改革运动相辅而行，以同样手段用于两者。（1）（2）两点还具有按法办事和群众教育的一些意味。（3）（4）两点就入了运动范畴。而且是与残酷的土地改革运动相辅而行，采用同样的手段。这就是充分说明共产党的动机。婚姻法主张男女自由结合，不许父母包办，这一点是可以广泛宣传。已婚的夫妇，如认为过去结合的不合理，或因情感不好而愿离婚，婚姻法已为提出方向，法院可以为之解决。这个道理很清楚，也可向人民教育和解说。而开群众控诉大会及与土地改革运动相辅而行，采取同样方法，就是共产党分化家庭，争取妇女，孤立个人的政治目标。藉婚姻法之名，把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搞得天翻地覆，死人无数，这也可算共党重大罪恶之一。

　　共产党的内部指示，我想，比政务院的公开指示，更为露骨明确。它必已把搞婚姻改造与土地改革的相关联的关键指示明白。就以政务院的指示而论，其目的和动机已经够清楚：即是分化家庭，挖墙脚，假意同意妇女，以摸每个家庭的底。土地改革是无情的斗争，那是指地主与农民之争，但是如不加上每个家庭中夫妇之争，婆媳之争，以致妯娌姑嫂叔伯之争，那就不够共产党所希望的“全体之争”，也就不能达到共产党个个击破的作战目的。

　　上级这样一指示，下级干部变成了一群疯狗。而且这群疯狗除了执行上级所交给的政治任务，还特别具有流氓的低级趣味。对于推行“婚姻法”，可以为所欲为，放手去搞了。

　　全国二十多万个乡以及二千多个县，一百多个大、中城市，都开了婚姻改造的斗争大会。城市的不如乡村的搞得激烈，因为这里正在土地改革，婚姻改造斗争是结合着土改运动进行的。斗争大会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的对象是双方的家长和丈夫；如家长已死，丈夫则是主要的对象。所控诉的罪名，是过去曾包办或买卖婚姻。有这个控诉会，家庭开始分化，就挖出了地主、富农、或中农的金钱；也因此加重了他们的罪名。土地改革运动就更彻底深入。农村中不但是贫富之争，而且有了家人之争了。

　　控诉会都是乡村干部主持，所选的控诉人多是妇女，她们之被选中，不论本人愿否进行控诉，都得进行。一般的是共产党干部挑拨了那家婆媳不和的媳妇，或是常与丈夫吵闹的妇女，她们一经挑拨是极容易当了共产党的工具。由干部替她们想，出嫁时娘家得多少彩礼，双方父母如何主持婚姻，婚后在婆家怎样受婆婆公公的气，丈夫如何虐待，小姑子如何听婆婆话给她气受。这样一五一十地有系统地由干部指点，编成一套加盐加醋的夸大指责，公婆自然无地自容了，就是丈夫也成了罪魁祸首。控诉的结果，如因此而牵涉到土改或镇反的问题，有的家长丈夫成了反革命分子；如果只限于婚姻“不美满”，那就是由大会主持强迫离婚了。

　　控诉大会一展开，乡村的家庭都翻了天；过去婚姻是由父母主持的，因为婚礼是有买卖性质的；但是有些家庭，夫妇既已结婚多年，本可相安无事，而一经结婚改造大张旗鼓地推动宣传，平安无事的家庭，也成了烦恼的地狱。因为一个人的不满意，或由干部指使，家庭中每个人都受了折磨，甚至被利用的妇女也过着不能忍受的烦恼。于是惨案大批发生。

　　惨案的种类是多样的，有的公婆因为经不起控诉，虽未被囚禁法办，自己自杀了；丈夫禁不起折磨，有的自杀，有的一并先杀了老婆。妻子于被迫指控丈夫之后，自己后悔悬梁了。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白天得到干部支持，晚间被丈夫砍去脑袋。有的丈夫怕斗争，在斗争会之前先跳了井。……这类自杀、凶杀、暴亡的惨案出现于每个县里。据我在政法委员会所阅读的报告，总计起来，因推动婚姻改造而死亡的人数，不下几十万人。我还记得，单就江苏一省1952年八个月的统计，就有15000人死于这个运动。有一次，在提出“贯彻婚姻法运动”之前，彭真在会上向我们报告说：“推行婚姻法，在下边（指乡间）搞出大乱子来了，死亡的人数太可怕了！我们得想法加以制止。”这是为“贯彻婚姻法运动”，应重教育而不应用暴力的开始。实际上，这是政务院先指示用了暴力，“与土地改革相辅而行”，采取同样办法，得到了共产党所期望的目的后，一个结尾。所以在本文开头时我就指出，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是收尾而不是开始。

　　乱子确实是够大了。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执行上级的指示，举行控诉会，斗争家长、丈夫，制造离婚乱搞女人，尤其是搞地主家庭的妻女。这些妇女因为过去生活比较好些，或是受过一点教育，自然比贫苦家的妇女漂亮些，干部就专打她们的主意。其次是搞乡村的漂亮姑娘，如搞不到手就造谣。这些女人若与其意中人过恋爱生活，干部就因嫉妒“捉奸”。记得彭真讲过一个例子，他说：“干部捉到青年男女之后，把女人脱得赤光光囚在大柜里。有一次上级干部到乡下检查工作，在大柜子里发现一个赤光光的女人。”有的女人被捉到便绑起审问，叫他们细述自己和男人的性生活。……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农村普遍地发生。这些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是乡间的土皇帝，一般农民在他们压迫之下，又有何法！如果任何人表示异议和反对，“反革命的帽子”是随时给你戴上，你还敢多喘一口气吗？即使这类情况传到北京，高级领袖若无其事地说：“这不过是个别的现象。”但是居住在中国的人民很清楚，这处如此“个别”，那处如此“个别”，几乎到处都如此“个别”，这个“个别”，就是普遍的现象。而在干部流氓趣味下又逼死不少善良的女儿、妻子。

　　推行婚姻法，满足了共产党破坏家庭制度，孤立个人的目的。同时也方便了下级干部发挥色情狂的机会。解放妇女，至少在推行婚姻法的两三年期间内，正给妇女制造了无穷的灾难和污辱。即使称为解放的妇女，她们也只有为“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对象，推倒一座千年封建的大山，又压迫在新封建的岩石下。这个可怜的命运，有许多妇女可能还未觉得，但是事实却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都市的首长追求女人，最好说霸占女干部，使未结婚的青年姑娘，不敢进机关作事；乡村的土皇帝小干部，歪戴帽子走进农民的家里，十七八岁的姑娘是他独占的“玩物”。而且上级和下级搞这类勾当毫不知耻；因为掩护他们的是假名于“自由恋爱”，生在二十世纪的人谁还能反对“自由恋爱”！

　　农村的家庭翻天了，男女老少自杀、被杀、暴亡的人，不下几十万人；离婚的案子多至数百万件。共产党达到了所期望的目的。于是在收场时来一个“贯彻婚姻运动”，重教育而不重暴力的宣传，讲和睦家庭。这好似在死人灵前念超生咒。正似野心家暗杀了他的政敌，而在他杀死的敌人棺前送一个花圈，上书“某某仁兄千古”一样！

二、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五个字登在报上，一般老百姓是莫名其妙，以为共产党又搞什么排外运动。胡者过去是指北狄，反胡风当然是反外国鬼子或其作风影响。这种看法在当时是有的，我听到过人们这样说过。

　　胡风当作一个文艺作家来说，在文艺界是鼎鼎大名的，但在一般人民群众中，他的名是很少听到的；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深入民间的著作。共产党选中了这个人而作为运动来搞，不怪人民不关心，而起初还误认为反洋鬼子的运动。

　　共产党为什么搞反胡风运动？如果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胡风这个人，他可以诬以反革命罪名，把他送进狱里、砍掉头。如果毛泽东不喜欢胡风及其朋友，共产党的特务也可以为毛泽东找出这些人，一并送狱、砍头。反正杀人的罪名只要有关“反革命”三字，任何人也不敢置疑的。毛泽东很方便地能这样作。而偏那样小事大作，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我看出他的两个目标。

　　第一、1955年夏天大张旗鼓宣传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活动，为共产党紧接的下一步“肃清反革命运动”铺好道路。

　　第二、对于知识分子进行恐怖的镇压。因为1951到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据李维汉于1953年对我们讲，只有10%的知识分子是改造好了，其他的90%，还是口服心不服。1953年作家下乡、下厂，结果也是形式主义，未搞出什么效果。在共产党的眼睛里，只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着还很费力气，搞得颇不如意。但如改不好，只有恐怖一下，使知识分子“免开尊口”或“免动尊笔”也是好的。

　　这两个目标，又是为当前的共产党的两个经济计划服务。这两个经济计划，一个是在城市里，全国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的高潮；一个是在乡村里，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为了这两个经济独占的计划，共产党认为是很重要的。为执行顺利，先得封住有脑筋好说话好动笔的人们的口和手，恐吓他们“不许乱说乱动”。这首要是整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是在城市的。反胡风运动就着眼在此。另一个是扫荡农村中的可能反抗的力量，以便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运动就着眼在彼。

　　目标既明，脉络有了着落，然后我们谈反胡风运动。

　　红色政权下的文艺界除了歌颂革命胜利的作品外，已经贫乏得不像样子。从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尚可有说有作的人，现在他们的脑子都上了锈，个人只作为一架陈旧的宣传机器。毛泽东所指示的人民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作家们也不知如何落笔；写一些工、农、兵的生活，也是在歌颂光明，还不是描述生活。生活要有血有肉、有愉快、也有烦恼；而他们的描述，是为革命的胜利者编辑赞美的诗篇，读来令人欲睡。毛泽东叫别人搞文艺著作为工、农、兵服务，他的一首著名得意的《沁园春》词则是在歌颂自己，为帝王服务。

　　文艺界是死气沉沉的。1951年电影界抬出19世纪的人物《武训传》，共产党员和“文化大师”郭沫若都深为赞许。但是毛泽东一看不入眼，亲自下令攻击。说武训是封建地主的爪牙、流氓和无赖，他的思想是封建意识。于是全国文艺界声讨19世纪骨已化灰的武训，就连郭沫若也作了长篇认罪的检讨。

　　死气沉沉的文艺界，无事可作，埋头于古典文学，于是大量出版《西厢》、《白蛇传》、《三国演义》、《水浒传》、《桃花扇》、《红楼梦》等等旧东西。这些著作虽系古典，但是人民是欢迎的。共产党就用这些东西维持人民的精神食粮。

　　搞古典文学，自然少不了《红楼梦》，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学者以精通红学为荣。胡适的声名也沾了考证《红楼梦》之光。在北京对红学有研究的学者俞平伯先生总算是首选。他于1952年发表《红楼梦研究》，中共的官方《文艺报》大加赞扬，说是对红学一大贡献，“扫去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谁知1954年9月间，山东《文史哲》杂志发表一篇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9月30日《文艺报》曾予转载。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接着在《人民日报》上又连续发表李希凡、蓝翎、周汝昌、王若水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看法。事隔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由被捧而走到被打的命运。

　　1954年底就开始斗争俞平伯，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开会，上海的“华东作家协会”开会，北京大学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接着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开这种座谈会。斗争俞平伯，是批评古典文学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通过对俞平伯在红楼梦中错误思想的批评，是划清敌我界限，进一步肃清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

　　由斗争俞平伯开始，而检讨《文艺报》，进而改组《文艺报》；由批评《文艺报》杀出一个胡风。检讨《文艺报》是在“文联”和“作协”扩大联席会上举行的。文艺界的有名人士都踊跃发言，俞平伯认错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也认错了。但是发言中有针锋相对者，那就是中共官方代表周扬、何其芳、袁水拍等，对准了胡风、路翎等人进攻。新的斗争开始了。胡风作了官方运动的箭靶。

　　我不是搞文艺的人，起初对他们这场斗争，我并未给予注意；但是我对这群参加斗争的人，很多是熟人，而且不少是我在香港创办《时代文学》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我在1941年前在香港出版两个杂志，一个是《时代批评》，由我主编，一个是《时代文学》，由我和端木蕻良主编，实际是他主编，我只是挂名。因此和文艺界朋友交往的不少，因之也知道他们一些活动。这次在斗争俞平伯，检讨《文艺报》，以及他们活动的情形，我也不期而然地留了些心。但是在揭露胡风是反革命分子之前，我看到的文章，检讨、批评，还只限于思想问题的范畴，还以为一如往日，周扬、何其芳等人与胡风这群人论战；并没想到其他。直到1955年5月13日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前两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召集报告会，我亲与其会，由周扬报告胡风的案件。那时周扬还口口称“胡风同志”，对胡风还有袒护备至的口气。我们当时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还以为是讨论思想问题。谁知这时中共已决定讨伐胡风，而对我们这些政治方面的人们先给一点暗示，免得一看发表的材料大为吃惊。

　　如我在前边所说的，中共选择胡风作为这次运动的宣传典型，以达到其恐吓知识分子，铺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道路；同时肃清反革命运动又为农业合作化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为何选择胡风而未选择其他人呢？这也是有规律性的：“打击你的仇敌，而且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作法。胡风虽然以左派文学理论家自居，但他却从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眼中之刺。这个刺非拔出不可，而且要在最好的时机中把他拔去。胡风既是共产党眼中之刺，在检讨《文艺报》时，他又大发议论，露了锋芒，这是给中共一个打击敌人的时机。于是检讨俞平伯，批评胡适思想，检讨《文艺报》这个半年以上的活动中，最后把一支利剑刺入胡风的胸膛。

　　胡风之为共产党眼中之刺，由来已久。远在1934、35年鲁迅尚活着时的“左联”时代，在文艺战线上，鲁迅的大徒弟胡风就在批评共产党人周扬、何其芳所领导的文艺路线。这是共产党的文艺路线，不过由周扬等人执行而已。胡风与周扬等人不断争论，直接是冒犯了党的“天威”。这还不算，毛泽东于1941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自己和其党已认为是“天书”一样，胡风偏偏不为捧场，而有所批评。这更是得罪了毛。以一个自比文武全才的领袖——即是军事上的天才，又能“横槊赋诗”的毛泽东如何能吞下这口怨气。虽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不断地令其爪牙对胡风进攻，于攻而不胜之后，1945年还由党派要员——可能是周恩来——召集胡风谈话，指责其文艺理论的错误。但是胡风和其朋友仍然和共产党文艺领导人不断地展开笔战。这都于共产党不利，尤其是使它想以愚昧的方法骗人失去一些灵验。即在1955年春胡风还在控诉中共文艺政策是在作家头上架上“五把理论刀子”。胡风与共产党既有长期的仇恨，今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当然要报一箭之仇。所以在1955年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便选择了胡风作箭靶，昏天黑地，真是刮了一阵“胡风”。

　　共产党既选择胡风作箭靶，预备是很周密的。在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评》的同日，一并发表由胡风的朋友舒芜所压榨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24日发表了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发表第三批材料。这些材料都加上了编者按语，因为没有这些按语，是谁也不知道究是何意；加上按语，读者虽然明白了，但有很多地方读者又会猜想是编者的意思。关于编者“按语”，当我在北京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有人告诉我，这“按语”是毛泽东亲自下笔的。我当时想，即使不是他亲自下笔，至少也是由别人作好，由他修改批准，这一点是毫无可疑的。而且我相信毛泽东对这类东西是有兴趣的。因为我知道，有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他就常常动笔。这样不只表示他自己是文武全才，而且是注重“文人”统治天下。

　　“三批材料”已注定胡风及其朋友是反革命集团，在当年夏天开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消了胡风的代表资格，同时被监禁起来。他的朋友，只若是知名的、露面的，也遭遇了同一的命运，如上海的刘雪苇、彭柏山、贾桓芳、张中晓、王化元、俞鸿模、梅林、罗洛、耿庸、杭行、冯秉序、顾征南、陈声民、李正廉、王戎、满涛；北京的路翎、谢韬、牛汉；天津的阿垅、芦甸、鲁藜、顾牧丁、季离、冯大海；武汉的曾卓、绿原；南京的欧阳庄、吴人雄、苏汛、黄天戈、郑造；浙江的方然、冀汸；安徽的张禹；山东的吕荧；广州的朱谷怀；湖南的彭燕郊；东北的庄勇；四川的冯异；以及徐放、阎有太、王来、许史华等一百三十多人。

　　反胡风运动主要是在学校、文化机关团体进行；而学习和讨论这一问题是全国性的；各机关、企业单位，民主党派通通进行学习讨论。讨论时要结合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工作。我们在民盟就是这样作的，只是谈谈就算了事。在学校则就不同了，先是教职员进行学习检讨，不少教职员因为检讨胡风问题，自己也不是胡风集团分子，但检来检去，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每个大学或专门学校至少搞出几十个人。有的人检讨后，被认为罪不重，过了关；有的人检讨不清，入了监狱。一般教职员检讨会是放在暑期放假前，有的也放在放假里。

　　高级学校放假，一般是在7月12、13日，放假之后，突然由校方出个布告，令学生不可回家，要有一个报告会。学生也不知怎么回事都留在学校里。报告会一开始，大家才知道要学习“反胡风文件”。校方并宣传，学习要占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习时间不许回家，不许与外人往来，不许与外界通电话。苦苦读书，才经过考试的学生们，他们本有权利休息或回家，这回经校方一纸命令都进入了集中营。

　　学生学习反胡风文件也和教职员学习的一样，即是一面学习文件，一面结合实际作斗争。很多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

　　举几个例：让大家看看在“反胡风运动”中学生们所遭遇的不幸；北京大学是红色政权第一个学府，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如何蹂躏这些纯洁的青年学生。关于这个例子是参与运动的学生亲口告诉我的。

　　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于明芳，是一个读书很用功，成绩也不差的学生；她是天主教徒，共产党便拿她作了斗争对象。在小组会上斗争她，数责她的反革命罪行。她是坚持说没有这回事，而且“信天主教是真的，从没有过反国家、反人民、反党的行动。”她说话时很平静，态度从容，看来绝不是掩饰罪过，欺骗过关的样子。但是群众斗争会上一口咬定她是反革命分子，最后由公安警察把她加上手镣带走。她面色不改，还是殉道者那样从容赴义的精神，走下了斗争的台子，走出她受教育的课堂，最后走出了她的学校。留在后面的，是斗争会上的沉寂，与同学们哭丧的面孔。

　　另一个是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曹伯申，她在同学中人缘很好，常和同学开玩笑，谁若有个头痛脑热，她常很亲切地摸摸她们的前额是否有热，她常于摸完后以乐观的态度说：“不要紧，隔一回就好啦。”如此惯常了，同学们给她起个外号：“曹大夫”。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位“曹大夫”就成了她的罪名，说她“拉拢群众”，“搞小圈子”；这就是反党的宗派主义，就是反革命的动机。“曹大夫”就在大会上被斗争了，与她相好的同学也被党小组找去谈话，指定他们要揭发曹伯申的“阴谋”。这些同学懂得共产党的作法，谁被斗争，大家就得和谁划清敌我界线，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如不划清界线，自己就是同情反革命分子，自然的结论，自己就是反革命分子了。于是同情曹伯申的人也得揭发她、检举她。不过，告诉我这段故事的学生，她说：“我是以空洞的词句批评她一番，我实在看不出曹伯申何处犯了反革命的错误，但我既受命，就不能不讲。”同学们拍着桌子，指着曹伯申说：“你是反革命分子！”曹伯申点了点头！又有人说：“你是人民的敌人，思想是反党的，罪恶很大，你赶快向人民低头认错！”曹伯申说：“我认错！”……诸如此类的斗争，进行很久。曹伯申是认错了。她离开斗争会，回到自己的宿舍，自己跪在毛主席像片前，有半小时之久。同学们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我的心思，只有毛主席知道。”同学们表现了哭笑不得的面孔。运动过后，检查曹伯申实无其罪，只是同学中的好朋友，于是曹伯申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矿业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梗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位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我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

　　一般高等学校的学生们受了两个星期的疲劳轰炸，在七月底才带着憔悴的面容，抑郁的心情各自回家。一部分学生进了公安局得到安定的住所——监狱。在那里，他们可会见他们的师长和为他们服务的校方职员。

　　反胡风运动，正如其他运动一样，由小范围到大范围。这个运动，初则限于思想，渐次追到行动，最后是全盘检查。初则限于与胡风有关的人，渐次扩到学校，以后扩大到所有知识分子，接着扩大到全国。思想改造结合着行动，检查思想，又检查行动。这个运动，逮捕了一大批人，吓死一些人，蹂躏了广大的人群，而运动主角的胡风，据可靠的消息，已经在狱中患了严重的精神病。共产党解了心头之恨，达到了预定的现实目的。但是与共产党所期望的目的同时生长的，是人民对它的厌恶。目的达到一分，人心失去十分。思想改造一分，反感增加十分。共产党的大亨们，只看见了富贵当前，红旗招展，掌声如雷，他们却看不见，“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的仇恨心理；他们得意忘形的，自欺欺人的，还在忙于自掘坟墓。而且那个老一套的欺人法宝，在中国大陆，连小学生都能看得出了。接着所搞的运动，愈弄愈丑，丑到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成样子了。但是骗子是老装胖子的，让我们继续看天安门上那个胖子的那副嘴脸。

三、肃清反革命运动

　　反胡风运动为肃清反革命运动铺平了道路，作好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在反胡风的宣传中，也可以说胡风被拘禁之后，肃反运动已经开始。

　　为什么又要肃清反革命呢？照共产党的说法，反革命分子是随地存在，去了这批，又生一批，如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革命分子一直追随共产党，一直到共产主义成功，消灭所有阶级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肃清反革命也是长期的。而且按过去斯大林的讲法，革命愈到成功的阶段，阶级斗争愈尖锐化。斯大林死后，这种说法虽曾略加修正，但是共产党总以为在他们的前后，始终有个反革命的阴影，笼罩在其左右；正如过去讲迷信的人，自己谋杀一个好人，以后良心不安，总觉得被谋杀那个人的鬼影，时常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狞笑。这个人常常就变为神经病患者。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但是他们确信真实的人会向他们报复。于是共产党的作法，不像那神经病患者，后者是求神问卜，用符咒驱鬼，用超度冤魂求赦；共产党是用杀人办法以壮自己的胆气，以稳固自己的政权。

　　这是讲共产党平时所采取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1951年大规模进行，为的杀掉社会上一切有号召力量而不支持共产党的人们。这些人中虽大部分无有行动，而共产党假定他们会“反动”，在这个假定下枪毙了几十万人。用杀人办法巩固新成立的政权。本来几年之后，政权颇为稳固了，但那是形式的，还没有坚固的物质基础。共产党要什么物质基础呢？那就是变更“所有制”，用共产党的话：变私人所有制，而为社会所有制。即是说，私人的工商业，由私人手里，转到国家手里；农业也由个人所有变为社会所有，或集体所有。前者就是工商业国营或公私合营；后者就是农业合作化。两者完成了，共产党独家占据一切所有权。

　　共产党认为变更“所有制”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一次大冒险。它上台之后，虽然高标社会主义，但是在商业方面讲过“公私兼顾”，行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现在要变更私有为公有了。在农业方面，讲过“耕者有其田”，鼓励贫雇农握有土地，行过互助组，自愿的合作社；而今要组高级的合作社了。变私人所有为集体所有，这是一个骤烈的变动。虽然几年来，经过五反运动打下资产阶级的威风，经过土改运动打杀地主的威风，但是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共产党所要改造的和征服的是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的是中农和新起家的贫雇农。他面对的敌人不是少数的资本家，而是广大的小本经营的手工业和小商店；他面对的不是大地主，而是汪洋大海的小农。总之它面对的不是少数的敌人资本家和大地主，而是一度曾争取为朋友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今天要改变他们的所有；这是一个大转变，大事件，大冒险。

　　共产党知道，在农村所实行的“三定政策”，损伤了农民；“统购，统销政策”，在农村又碰了钉子。今天，广大中国的财富是握在汪洋大海的小农民之手，取之，用之，都得经过他们的同意；而且若使此种情况继续下去，农民就会富足起来，走资本主义的路线，共产党将面对着一个空虚的幻想，还得来一次流血革命。何况，国际局势如此紧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爆发战争，如果粮食握在农民手里，土地由私人所有，共产党又面临着一个严重关头。有了这些原因背景，共产党早年（如1949年）说新民主主义阶段还长得很呢，至少要二十多年，这就意味着工商业和农业到社会主义阶段还有很长的时间。本来在1954年还嫌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快，而采取了稳进步骤。但转眼之间，共产党看到了自己的需要和长期稳进可能遭遇的危险困难。毛泽东突然高呼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高潮到来了；原来他同意的稳步前进的政策，现在他反骂干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毛泽东很主观地有用意地高呼“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为了这个问题，我愿亲自作证：农村中并没有这个高潮。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愿多说几句话。

　　毛泽东于1955年7月31日发出这个号召以后，似乎农村已有这个高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都在这年11月到全国各地视察，视察农村当然为最时髦的了。我是视察人之一。我于11月25日至12月5日这十天时间，是在湖南省衡山县衡岳乡几个乡村住了十天，天天与农民和干部接触，听他们报告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的情况。互助组是搞得不怎么起劲，中农不愿和贫农搞在一个组，因为中农有些贫农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如农具牲畜。合作社每村都有两个以上，但是也没有向前猛进的倾向，有的社眼看就要垮台。就是宣传最高的康菊英模范合作社，虽有百户加入，而社的发展也是表面的东西；有一架新犁摆在那里展览，从来没有用过。我们统计一下生产情况，有的单干户的生产还超过互助组或合作社的单干户。总之，能勤苦的农民收入总赶得上合作社社员的收入，而合作社买这个，制那个，又花去了不少农民的劳力所得。我们抽空时间问搞合作社是否很好？有个贫雇农盲然不知问的是什么，他还当我们是在问消费合作社，他们常去买东西的那间铺子。

　　这个情况的介绍，不是说我个人反对合作化的好处，我是在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就要到来”，是骗人的假话。简言之，农村中在当时我看到的，和其他组一同汇报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高潮。

　　但是，高潮就要到来了！等我们由乡下回到衡山县，全城几乎都是乡村干部，原来县政府和党委正在召集各县的得力干部，约有五千多人，在县里受训；主题是如何去推动农村中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不是群众的要求，或是实有其事；相反的，是毛泽东要这个高潮，发动全国农村干部创造这个高潮。而且在数月之间，全国农村几乎绝大多数都高级式合作化了，变更了土地的所有制。而且都市里敲锣敲鼓地报喜，于几天之间，全国的工商业、手工业、小贩、菜摊，都公私合营了。这是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事。

　　谈了这些问题为的是什么呢？这是说共产党想要达到这个经济目的，变更所有制。在执行这个目标之前，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使社会上战战兢兢，没有一点敢于反抗的声音和行动。所以在制造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到来之前，先来一个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为共产党的经济目标扫清道路。而这个运动最激烈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七月底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三四个月内，也就是继反胡风运动而行的肃反。等我11月下去视察时，可以说肃反运动是基本完成了，因为那时是农业合作化的开始。

　　把眉目脉络交代清楚，我们再回转头来专谈肃清反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发动肃反运动之初，又发挥了湖南“师爷”的天才，自己作了一幅对联，作为指导运动的方针：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这幅对联是毛泽东在少数高级人士座谈会上说出作为指示的方针。乍听之下，以为毛泽东这回像似文明一些，像似要讲道理。但是一旦面对事实，斗争还是一样残酷，而且“无事生非”，大批地冤枉好人。因为共产党在一连串运动之后，把他们想要杀、捕，劳动改造的人们已经搜罗得精光。这次的再深入、再清查、再扫荡，自然地所遭受灾殃的不是他们眼中的“穷凶极恶之人”，而是他们认为可疑而又不大顺眼的人。这种人多数是无罪过的。按之共产党的法令，他们也是无过的。但是他们必定有被肃清的条件；那就是他们也许是社会上稍有影响力量而尚未靠拢共产党的人；他们也许靠拢共产党而有不满情绪的人；他们也许是加入机关工作而不满现状的人；他们也许是无固定职业易生是非的人；他们也许是好说怪话发牢骚的人……。社会上有这种人，共产党内和机关内都有这种人。在党和机关内，毛泽东指示在每个组织单位这种人占5%左右。他说：“这是坏分子，应该清洗出去。”于是在肃反运动中，就按这个指数寻找或制造坏分子，以便报帐。这就说明一个机关如有一百个人，就须找出五六个坏分子作为肃清的对象。如以中国六亿人口来统计，那就应有三千万这样的“坏人”。

　　如果以全国人口来计算，凡是对共产党不满意不屈服的人都算“坏分子”，那么，我想毛泽东是估计太低了；据我估计，可能占全国人口95%以上。所剩下拥共的都算“好人”，那只有特权阶级党本身，一部分机关干部，解放军、警察，企业内的一部工人，一部贫农，和极少数的走狗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凑起来约有三千万人，还须至少再打个毛泽东所说的5%以上的大折扣。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坏人”在大陆上是否真有呢？那些明面或骨子里反共的人是有的。但是明面行动的人少，骨子里恨共产党的人多，如把恨共产党人计算在内，那个人数就太可观了。就是共产党想杀也不胜其杀。所以肃反的对象是限于有反共活动的人，共产党疑虑颇深的人，和共产党认为须要剪除的人，以及一些社会上滋事的分子。这个数目也就不少了。

　　中国大陆上，一般人民在共产党初得政权二三年内，虽然怕共产党，不欢迎共产党，但是鉴于过去国是日非，还对它寄予期望，以为共产党也许把国家搞好。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共产党特权阶级面貌渐渐暴露在人民面前，而人民的生活日趋低下，困苦日深，民主自由成了幻想，人民就开始失望、怨恨，对共产党的狗皮膏药宣传，都嗤之以鼻。从街道上人民不热心去开会，不愿多闻政治，到学校学生不愿听政治报告，以致学风日坏；从这些角落来看，都可侦察出人民不满的情绪。

　　有对共产党不满的情绪，就可以有对共产党的反抗行动。这行动共党称之为反革命。共产党负责人向我们报告过，自然他们的报告，有的是事实，有的夸大其词，为肃反运动找借口。他们说：“近年来中国大陆上以反革命为目的出来了47个皇帝，这些皇帝都在长江以北。肃反中又搞出大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地下组织，翻出来一大批‘总司令’。这些‘总司令’多数是在长江以南。”在肃反运动中，共产党的机关报，常常报道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如在山东某地发现反革命组织，搜出来多少暗藏的枪械；汉口某地搞出地下组织，又搜出多少枪械；反革命分子如何打进工厂、医院、企业单位进行破坏；反革命分子又如何隐藏在政府机构和学校，以便待机而动；他们报道反革命分子如何杀共产党干部，如1955年在衡山发现干部被刺杀的情况。诸如此类，已经使人有个印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到处都是。据我的体会，当时恨共产党的人是很多的，而真具体表现在活动上，并不像共产党宣传那样多，那样显著。因为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一般人是不敢冒着没有成功的危险。但是，这也不是说，中国人民都那样谨慎、畏惧，都不敢去捋摸老虎的须。自然也有不少勇敢的人，在极端压迫之下，起而反抗，抱定虽不会成功，至少捣一下乱，或是向共产党脸上吐口痰，也会引为至快。

　　共产党这次肃反运动，就是要打击阻碍其行使新经济计划的人，但是这次并未如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那样轰轰烈烈让万人空巷地看杀人。这次也杀了不少人，是随时随地执行的。在城市、乡间也贴杀人布告，让人民围观布告。1955年我到乡村视察，我们住在衡山县衡岳乡的乡公所，在乡公所墙壁上看见有这样的布告：

　　彭某某，21岁，湖南省衡山县人，贫农出身，组织反革命活动，自任总司令；
　　王某某，27岁，湖南省衡山县人，贫农出身，与彭某从事反革命活动，担任副司令；
　　赵某某，24岁，湖南省衡山县人，中农出身，与彭某共同煽动农民，从事反革命活动；
　　张某某，31岁，湖南省衡山县人，中农出身，与彭某共同煽动农民，从事反革命活动；
　　赵某某，45岁，湖南省衡山县人，富农出身，与彭某结合活动，自供想推翻人民政府；
　　李某某，51岁，湖南省衡山县人，地主出身，与彭王合作，从事反革命活动。

　　以上六人，自供犯罪属实，按《惩治反革命条例》，应即处以死刑。

衡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某某某
1955年某月日

　　布告的大意如此，我因记忆力有限，不能完全写出其姓名，但是彭某为“总司令”这点，我记得很清楚。此外，我还注意两点，一是他们的出身，一是他们的年岁。我为什么专注意这两点呢？因为这里贫农为首的二人，余则为中农二人，富农和地主二人，可算是共产党宣传的“三三制”了。年龄，是青年为首，只有21岁，其他的人的年岁虽高，都听从青年的领导。

　　在我们由乡村返回衡山县的归途中，路过一个小镇，我忘记了这个镇的名，它是只有一条小街的镇，小铺店有几十家。在我们休息之余，我到镇的街上看看，在这个镇的公所前，有一个黑板报，用粉笔在黑板上有这样一个报道。大意是“农民曹某，过去曾在外边作过事，返回家乡，随处散布谣言，诬骂政府，尤其对政府统购统销政策攻击备至，是本乡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常念一首反动的诗。这首诗是这样的：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农夫犹饿死。”一首为人民爱诵的古诗，便成为反革命的罪证。（注一）

注一：这首诗本是很熟习的，我一时记不起来，手内又无书查对，故上句只得空着。诗的大意是说耕种收获很好，农民还是饿死，讽刺暴政的意思。

　　这次肃清反革命运动，究竟有多少人被肃清法办，我没看到官方的总报告。但我却听到零星的报告。周恩来于1955年冬初在北京向我们报告说：“中央各机关参与肃反运动的220万人中，这里有76000多人是反革命分子，已经逮捕法办。16万人是坏分子，有反革命嫌疑，还没定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76000人在220万人中，正合乎3%左右，加上那些未定案分子，大约占220万人的5%以上，最多不过10%。”这是中央的情况。

　　于1955年11月我们初到湖南视察，省府向我们汇报情况，其中司法厅厅长向我们汇报肃反情况，他是于口头报告之外，另有书面报告。他举了不少反革命的例子，说：“本省出了几个‘反共总司令’现行犯，干部常被打死、打伤，在某处搜出军械。……”最后他说：“本省这次肃反运动，共逮捕法办反革命分子13000人。”这是一个省的情况。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共产党之狠，这次肃反运动，根据上述两个材料作一般的推测，我估计被肃清的人至少由50万人到100万人。自然这个人数不是每个人都是严重的案子，如我在长沙听到在学校里搞出一些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但不是每个都被枪毙了。例如在长沙“被肃”的人中，有我们民盟的盟员28人，我们只知道他们多数是逮捕法办，还未听到枪毙的消息。

　　肃反运动在1955年基本搞好，但是还不够彻底，本来共产党还想于农业合作化忙过之后，再清查一下，有的机关再细查一下；就如各民主党派，在1955年只学习文件，讨论一番，还未及按人检查，本定于1956年春再精细地搞，我们都作了这样的准备。谁想苏联于1956年春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作出一篇攻击报告，打破了毛泽东肃反运动再深入的日程表，以后就无形中取消了。

　　最后，我要提到一点补充材料。共产党搞肃反运动，是宁冤枉好人，也不会实事求是的，而且底下干部拼命地搞，务求凑上毛泽东所指示的每个组织内至少有5%的反革命坏分子。上边如此期望，下边就拼命地凑。凡是有反动行为的人一定逮捕法办，这是自然的。乡村被管制的地主，不但未如“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取消地主帽子变为“农民”，很多的人是被收监了。地方上好生是非的“流氓”进了监狱，因为生活困难而发牢骚的人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这些之外，还不足毛泽东所期望的反革命分子的人数，于是干部就制造反革命分子。我在杭州视察司法工作和监狱时，听到和碰到这种情况。

　　在杭州，司法干部向我们汇报工作时，无意中谈到：“这次搞肃反工作，也出了不少偏差。有的机关搞不出一定的数目，就把过去判罪期满，或劳动改造期满后的犯人，重新逮捕，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为的是凑足5%。”这个汇报令我大吃一惊。在杭州监狱里，我曾碰到犯人向我们报告这种情况。当我们视察监狱时，我们可以亲口询问犯人情况。如犯的什么罪，判刑多久，有否按政府法令经过合法审判等等情形。在监狱里，犯人都在搞生产工作，如织毛巾、作袜子、印刷等工作，有的为监狱作事务工作。我们视察杭州监狱，走进一个监狱工作的宣传组，这里约有10个人，在一个小屋里编壁报。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多是国民党的中级官吏，判刑都在十年或十五年以上。我一眼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和他谈了一些话：

　　“你姓什么？犯什么罪？”我问。

　　“姓王。反革命。”他的回答。

　　“你详细说一下你的反革命情况。”我又追问一下。下边是他的回答：

　　“我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作过小学教员。1951年镇压反革命期间，我被捕了，判了四年有期徒刑。以后劳动改造，把我送到工厂里，因为我有文化水准，派我给工人读报，我对这工作也有兴趣。今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有人检举我，说在读报时，把‘人民警察’读为‘特务’，这是对人民警察的污辱，是反革命活动。以后把我重新判罪，又加上四年，前后共为八年。”

　　接着我又追问一句：“你是否这样读过，把‘人民警察’读成‘特务’？”

　　“我不会这样作的，因为有人说我心中把‘人民警察’当作‘特务’，故无意中这样读出。我没有这种思想，而且我也不会这样愚蠢，在群众面前这样作。在我的记忆中，简直就没有这个印象。但是群众中有人这样检举我，我又有些什么话好说！”他回答我的话，好似向中央人员诉苦。

　　我听了这些话，未作什么表示。但当我们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作总结报告时，我是附上这个材料。

　　从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肃清反革命活动，既肃反的，也肃无辜的，不足“主席”指定的目标，就拿倒霉的人凑数。中国人民的生命权还有一点保障吗？

　　在我们视察上海和杭州监狱时，我发现三个特点：（一）是监狱里的人，95%以上是反革命分子。我到监房按门去问犯人，犯的什么罪？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反革命”三字。（二）这些犯人的刑期多是五年、十年或十五年的重刑。（三）没有犯人敢于申辩上诉。主要是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在第三次全国司法会议后在制度上允许上诉，但犯人也不敢上诉或申辩。因为共产党的方式是“抗拒从严”。干部为避免麻烦，不尊重人权，常恫吓犯人不许上诉。这样，谁还敢为自己的冤枉申辩，自找苦吃。我曾向犯人问过：“你被判罪后上诉过吗？”他简单公式地回答：“我们信赖政府公正，不需要上诉。”他们说这话的心情，是可以体会到的。

　　共产党的暴力威风是实在可观了。为了执行一个经济计划，就需有百万人牺牲生命，吃铁窗之苦，或服劳动改造之刑。而这种“罪过”是不依法，仅凭共产党的大胆怀疑或干部的积极图功。法律上虽然也规定一些文明时代的词句，那是为骗当代的书生，他们好搜集文献，更主要地是欺骗未来的一代。而共产党的恶行霸道一经揭发，党政双方又一手推开说：这是干部犯的个别偏差，未按法律办事。而干部之所以这样犯“偏差”，完全是党在那里亲手亲口指示所使然的。

四、鸣放、整风、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从古代绞刑的刽子手学来了一套技术。凡是行绞刑的目的，是使犯人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刽子手把绞绳套在犯人的颈上，绳子挂在木桩的顶端，行刑时把绳子一拉紧，犯人被悬起，两脚不沾地，脖子气管被绳子勒紧透不过气来，一直把犯人弄得发昏；然后再放下来，送了绳子，犯人慢慢地又苏醒。等他稍微清醒一些，再把他吊起，过一时再松，如此松一下、吊一下，终至把人搞得筋疲力尽，以至气绝为止。

　　毛泽东学会这套折磨的技术。从最近八、九年的运动中，可以看出他这个手法。例如1952年的五反运动，几乎把工商界搞死，工商界的钱已被他们挖掘一空；但在1952年底—53年初，故意让他们好好搞生意，特意使几间贸易行对外作生意。让他们赚点钱，给其他的人看。如此给一般人一个错觉，以为共产党还不是一下子搞死私人工商业。但是过了两年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了，还是把私人的工商业搞死。临死之前还给一个幻想——派利息。实际上工商界得到这个利息还得去买每年发行的公债。

　　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也同样地用绞刑办法。就以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而言，目的虽为肃反运动铺平道路，同时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恫吓和思想改造的过程。暴风雨过去之后，知识分子弄得遍体鳞伤。周恩来于1956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实际上在1955年11月间已经发布下去，调查对知识分子的“六不”——即“使用不公；安排不当；信任不专；支持不够；工作条件不好；待遇不适当”。这个“六不”是给被污辱的知识分子一个病后糖丸，表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切。同时又喊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知识分子于被敲打之后，又似乎很重要了！党在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争取觉悟高的知识分子入党。这时就有几十个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了。

　　反胡风运动是把栓在知识分子脖上的绳套一紧，“六不”是把这个绳套一松。时间接着是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顺序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那么中国共产党把套在知识分子脖上的绳还是再松一扣。这就进入1956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

　　“百花齐放”是指文艺戏剧方面。这个口号已是老调子，而且“百花齐放”不是1956年的新事。毛泽东以文采风流人物自居，于1956年一年以前，愿意看全国各地方的戏剧，主管这个部门的机关，就令各地方选择他们最好的剧团，到北京来表演。于是全国各地方剧团都到了北京，毛泽东大看其戏，我们也借光看戏。而对外申言是戏剧比赛，品高论低。“百花齐放”这时就得了盛名。

　　1956年的新鲜事物是“百家争鸣”。毛泽东提出这四个字时，他是以对联的方式出之。前者有“百花齐放”，后有“百家争鸣”。他不提出界线范围，不下定义，让他人猜着去作，他好操纵自如。这事一开始，就露出骗人的陷阱。知识分子一听到“百家争鸣”，欢喜若狂，于是开讨论会，写文章，试摸百家争鸣是什么范围。有的很天真的人，以为是思想解放，有什么思想就谈什么思想，只若言之有物，就可争鸣。一些御用文人懂得党的意图，开始就提出争鸣只能在马列主义领导之下进行。我看当时的讨论，平情而论，这两方彼此也未心服对方。“百家争鸣”还是个抽象不明的怪物。

　　但是“百家争鸣”提出之后，使受管制由来已久的知识分子透出一些闷气，冲开一个缺口。可是为后来招来自己的灾殃。

　　我现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产党整风、和打击右派分子一连串的活动，写在一个题目下，它们是连贯而来的，是一个运动的分段进行。这很可以看出总纲领是整知识分子。鸣放是引线，整风是准备出击，打击右派是运动的目的和结局。三者放在一起，已经看出这个运动的前后作法和其目的性。可惜生活在其中的大部人们竟常发生错觉，重视其一，忽略其二，重视其前段，而忽略其后果。我不是自鸣有远见的人，但我居住在北京八年，已逐渐明白了，而后几年中，我常以冷眼看待共产党所作所为，同时细心猜测他们的意图。

　　我现在介绍一个故事，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我当时的观感。

　　在1956年暑期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散会之后，有些代表留在北京讨论百家争鸣。民主同盟的代表和民盟总部的负责人们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座谈会。我们这组有罗隆基、沈志远、钱端升、潘大逵、张云川等二十几人。我记得，发言人都很乐观，都似乎觉得中国从今有了言论自由。有的人借这个机会暴露一下这几年的苦闷。记得一向是左派作家的沈志远这样说过：“我二十年前就翻译唯物主义辩证法，自从斯大林手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举出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学说一贯认为有三个特征，但自从斯大林这样说出之后，我们也只得取消三个特征之说。这真是荒谬。……最近报纸简直是教条主义，就如恭维斯大林的那一套‘伟大的英明的导师’，如果你写文章把那恭维的词句颠倒一下把‘英明的’放在‘伟大’之上，报馆编辑也会给你纠正过来。那样也算犯了错误。这还成什么样子？”

　　接着又有几个人诉说年来出版界这种无头脑的现象。临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过这样的话：“‘百家争鸣’提出后，方向是好的。但是不可期之过急，要看个两三年后再下结论；同时几年来因为经过各种运动的影响，人人有恐怖在心里，人人有‘但求无过’的心情，所以争鸣还不是短期内能热烈起来的。要想真鸣真放，至少得消除人们心理的恐惧，给人一个生活的保障，不如此是鸣放不起来的。

　　“就出版界来说，党报或杂志不可能登反马列主义的鸣放文章。这里有两个原因：（一）编者不敢负这样重大责任，一朝有错，他是受不了检讨的责任；（二）编者也有成见，他不会把他认为反马列主义的文章登出。二者有一于此，在党报或杂志上就不会有鸣放文章。

　　“若想真鸣真放，必须有独立的刊物，刊登的文章，若有错误，编者不负责任，就是著者也不负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同时，这个刊物，还须有自己的印刷机构。

　　“我想，这第二个办法是相当困难。即使真这样做，如若达到大鸣大放，也须有相当的时间，让社会转变近年来的空气。”

　　我虽然口头上如此说，但我不相信共产党真容许百家争鸣。我这段话虽然被记录在案，点出它的病根，可是在当时讨论的阶段，也不能指责我。

　　但是毛泽东心中的鸣放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公道之论，我想可以归纳为三点。主要的是共产党知道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只是口服而心不服，反胡风运动虽然整出不少人，还有大批知识分子未露面受打击，所以这次引诱大家说说，以鸣放为引线，以便发现“右派”，然后加以打击。次要的，以鸣放为工具，令民众和党外人士对政府和党的中上级人员，提些批评意见，毛泽东想整这些人时，似乎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一招是一石二鸟作用，既可通过鸣放发现右派，又可借右派之手揭发政府官员及党员犯有错误者。而毛泽东一并把犯错者和右派一齐打击。再次要的，就是毛泽东也顺应了1956年共产党阵营里一种风气，这是说自从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之后，群众的势力似乎有点抬头，一味硬压下去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毛泽东在谈到鸣放时，（在这一年秋）他说：“我们这几年运动，把群众干部搞得很苦了，我应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让大家说话，对于政府和党的行为听听群众的意见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改错。”

　　当我们在北京讨论鸣放政策时，大家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这段谈话，所以多数人是喜欢的，认为是真的；他们忽略了毛泽东对鸣放的主要的和次要的用意。

　　共产党为虚伪地表示自己是想让人真鸣真放，首由统战部分批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统战工作的意见；有的人如章乃器、张云川等人真是提了不少意见。这种会开了不知多少次。接着允许党外人士写文章，指出他们所看见的缺点错误，这一次由谨慎的而到比较大胆的文章出现了。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在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里发表四、五小时的谈话，主要是谈当前国内的矛盾问题，如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这篇谈话更鼓励了想大鸣大放的人。据透露出来的消息，这次谈话是相当鼓舞人心的。谈话内容是比六月发表的原文尚好。毛泽东口头谈话之后，才有人大鸣大放，《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表了“党天下”；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和大批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都在二月以后，六月以前，或多或少有了鸣放的声音，指出了共产党几年来所犯的错误，和其所造成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本来想在鸣放时，若有人敢鸣敢放，那么就在这里发现正要寻找的敌人——右派分子，以便打击；在鸣放时，若无人敢言，那么就送个空口人情，“让大家透一口气”。但是人们郁闷已久，很想透一口气。等到他们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就想多呼吸一些才好受，再想封上口不让呼吸，就有点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虽想借鸣放发现敌人，但他自信以共产党过去的余威，发言的人也不过说些不哀不伤的批评，于党毫无所损，自己还换来“开明”的荣誉。谁想到批评一经开始，话就愈说愈多，愈说愈胆大，说话的人也就愈多，大有一发不可制止的倾向。毛泽东本想借“鸣放”摸摸少数人的思想，和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但少数人一开口，多数人也开了口，不说话者也对开口者寄予了同情。这些情况的发展，都是毛泽东始料所未及的。

　　鸣放的声音越传越大，深得了人心。共产党的丑恶面貌，在字里行间，在话前语后，多少地被暴露出来了。共产党虽得到“摸底”的预期目的，同时却忍受不了鸣放的影响。于是，党一声令下，鸣锣收兵。它已经发现了什么人对它有意见；它也知道了党在人民眼中的地位，并不怎样地崇高；于是恼羞成怒，在1957年6月中旬，一反鸣放政策，而变为“反右派”的斗争！最后搞起“全民整风”！

　　本来是自己的错误，一经人家揭发，错误也不算错误了。一声反攻，把指出他们错误的大批人士，说成是“反革命、反人民、反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以“革命”二字为护符的共产党，凡是批评他们的人，不管是善意的、正当的，或是由于积闷而发牢骚的，一概都给披上“反革命、反人民、反党”的外衣。于是被诬害的人，也就百口莫辩了！

　　从1957年6月到年底，中国大陆是掀起一片打击右派分子的声。社会知名之士被指名打击的，在海外统计就有千人之多，而在年底由北京出来颇知内情的人告诉我说：“凡是有名的知识分子，除了共产党的走狗之外，没有不被斗争的。若以大小知识分子计算在内，被斗争的人数不下10万人。此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行各业所被斗争人数之大，真是无法估计了。”就以我而论，在这期中正旅居香港，而我的名字在国内被提名打击有数次之多；其他在大陆上的人被牵连在内者的人数之多，就可想象了。至于，从其范围之广，声势之大来看，这个运动可以和恐怖高潮的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相比，而且是超而过之。这次运动重心是打击知识分子，逐渐搞到全社会的整风。

　　1957年春天，我正在海外，有些朋友私下很乐观地问我：“国内大鸣大放搞得很热闹，你看怎样？”我回答他们说：“这是一时现象，共产党容他们透一口气后，就要勒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扣了！”我说这话，不是证明事前高明，实在因我在北京时学得了这种经验。果然，不出数月，大陆上展开反右派斗争了。从6月中旬到10月，报纸上所登的是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和大加讨伐的报道。

　　这个运动是由鸣放、整风、反右派慢慢发展而来，是分阶段发展而来的，它不是一下子就火爆起来。这个运动虽然在表面上，共产党又宣布胜利的完成；但是共产党的政权却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表面的一批知识分子，而是社会上的广大群众。

　　中国人民实在厌恨了共产党的统治。他们是受了无可忍受的痛苦，遇有机会自然要发泄。同时，共产党阵营因匈牙利革命事件，出现了破绽，也给中国人民一种鼓励，毛泽东所说的“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等等，不是无根据的文章。

　　以鸣放为引线，骗取了广大人群的发言，也可说鼓励了人民的发言和行动。共产党摸出了人民对共产党所抱态度的“底”。这个“底”是使共产党伤脑筋的，不但是暴露了共产党的错误（实际是罪恶），而且鸣放的人民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人民要杀尽共产党（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发表的）。这个“底”使共产党不能不采取了恨而又恨的步骤。第一个阴狠的步骤是将所有指责共产党错误的人，都诬以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诬这些分子是想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所以必须大加讨伐。在共产党的魔掌里，这些无辜的人，有名位者先检讨，低头认罪，听候处理。无名位者装入囚车，从严惩办。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被指为右派分子，有的在机关反省；有的囚在家里不断地写检讨坦白书。就以我熟识的人们而论，凡是在报上提名为右派分子，或被牵连在“右派”范围以内者，这些人都是过的软禁生活。

　　大批的人被这样折磨，有的人不能忍受而自杀了，有的人虽能忍受也失了人形。据由北京最近来人所谈，仅就北京市西单区的统计，就有2000多人患了神经失常病。

　　第二个阴狠步骤是全民整风。用日寇侵略中国时的词句就是“全民大清查”。共产党知道人民不喜欢他们，并且也深憎他们；这不是少数知识分子，也不是几个民主党派人士，更不是改造后的资本家，而是广大人群，普遍地散在各行各界、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机关和团体；包括自己的党和解放军。这是一个严重的向共产党政权的挑战。但是共产党不能向他们一体应战，而采取分化，化整为零，个个击破的办法。整少数人以威吓多数人，团结说服中间分子，以孤立右派并维持自己的门面。这就是“缩小打击面”而期收到全面慑服之功。

　　共产党这次遇到广大人民向他挑战，它采取个个击破办法，但是对共产党来说确是一个全面斗争。我想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叙述它要斗争的对象，也可以说在共产党眼里它有多少敌人。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材料。自然他也有夸大好的方面，掩蔽坏的方面。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其中情况，我们还可以于字里行间，体会其用意。下边就节录他的话，看出他们斗争的对象，和他们眼中的敌人。

　　共产党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其范围如何呢？邓小平说：“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这里面包括工商业者，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卫生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大学生等。”

　　“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构、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治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知识分子过去经过几次运动，多数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成为左派。多数人现在可以接受或者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还比较薄弱，由于中间派在某种条件下还可以跟随右派，所以右派知识分子在这次进攻中特别猖狂。”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因为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可利用合法地位发号施令，招兵买马。民主党派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其中有些成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左派，但是大多数成员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因此右派一度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中占了上风。”

　　“资产阶级右派在向党进攻的时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纲领，其实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3）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在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等。”

　　“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也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

　　共产党说：“经过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共产党经过八年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改造，在它的领域内培植了这些“敌人”，还需经过残酷斗争，才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是表面的、形式的，任便你皮鞭抽打，共产党还未能使人心服。而且假如没有军队和警察，我看共产党也难于取得胜利。

　　其次，共产党又碰到大批敌人，这个敌人住在农村。共产党说：“合作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农村中没有问题了。”

　　“一部分农民对国家、合作社、家庭三者关系还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存在着不愿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富裕农民同国家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用各种办法少卖余粮和其他主要农产品，某些人甚至进行投机活动。特别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一部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重新抬头。”

　　“富裕中农的绝大部分因为大势所趋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思想还是动摇的。少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或者被迫入社以后，带头捣乱闹退社；或者在社外进行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他们总想和合作社较量一下。此外，他们也是农村抵抗统购统销政策，从事粮食投机的主要势力。”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制造反动言论，散布谣言，闹迷信、搞赌博、搞倒算、煽动闹事，甚至建立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

　　共产党在农村中有这样的敌人，他也是用个个击破的办法取得了“胜利”。据我看，问题还是摆在那里，胜利是表面的，假的东西。

　　共产党自命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被称为大公无私，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但是共产党又在整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它也碰到了敌人。而且自己污蔑了自己的主人——工人阶级，这真有点令人闻之啼笑皆非。

　　邓小平说：“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是好的。一千一百几十万产业职工中，85%左右出身于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解放前的老工人占35%左右，共产党员占13%（加上共青团共占29%）。

　　“但是对于工人的情况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历次运动证明，老工人都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的占一半以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比较浓厚。还有3%左右（有些单位超过5%）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们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最重要的是下边一段话：“对工人中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流氓、阿飞，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等应该进行批判和适当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当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但是对于（1）一般思想落后、爱说怪话、劳作纪律松弛，或因工作、生活问题对领导不满的人；（2）有地域观念，本位主义思想、宗派情绪的人；（3）一般闹事分子等，不要不加区别地都当成政治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加以斗争和打击。要十分注意防止打击报复，防止宗派斗争。”

　　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被消灭的阶级中一样的现象，而且共产党为了分化作用，又团结了“中间派”，同时慎重将事，防止党内一贯进行的宗派斗争。

　　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也碰到了敌人，换言之，找到了斗争的对象。共产党说：“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应该指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民族团结统一同样有危险。”

　　“应该认清，一切利用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某些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和破坏祖国统一的人，都是违反我国宪法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于公然煽动民族分离的特别恶劣的分子，应该坚决地加以揭露和驳斥，使其完全孤立，借以教育群众和干部。”

　　除了邓小平的报告之外，我再补上一段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民主自由思想的攻击。新疆省的伊犁自治州和伊宁市，以及新疆维吾尔族喀什市的中共党组织都召开座谈会，展开反右派的运动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从这些材料中看到中共统治者和当地少数人物和广大人民及下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伊犁自治州的副州长说：“我们历次的政治运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有些人反对和仇视共产党，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披着民族利益代表者的外衣，夸大我们民族工作中的缺点，挑拨和煽动各民族间的不和，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这个自治州公安局透露“这几年来，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如有人叫嚷要民族独立，成立东土耳其斯坦，成立一个民族党……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新疆省党书记赛福鼎于1957年12月16日发表讲话，亦提到新疆少数民族要求分离，反对共产党在少数民族间的一套统治作风。

　　在共产党生命的所系的军队中，它也找到了敌人。报告说：“在军队方面，经过反右派斗争，军队系统也查出了不少右派分子。……几年来干部的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有些发展。有的干部以为革命大告成功，自己有功劳，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任务，而是追求名誉、地位和待遇，计较个人得失，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军队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等方面，也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军队同地方党政联系不够，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缺乏经常的研究教育。少数干部和士兵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在共产党内自身怎样呢？报告说：“目前我们的党已经1272万人（内有预备党员280万），其中工人党员174万，农民党员850万余人，知识分子党员188万人，其他成分的党员60万余人。”工人阶级的党而工人只占13%强，何况工人阶级中还有上文所述的情况。

　　报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个人享受，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

　　“在运动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了，从党内发现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对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党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同党有分歧，并有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政治动摇。”

　　在共产党的后备军——共产主义青年团里怎样？报告说：“在团员中也暴露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团的干部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必须结合这些整风运动，对团的组织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整顿。”

　　共产党在各方面都找到了它的敌人，而且用分化、孤立，个个击破，予以无情的斗争。据报告所说，共产党是胜利完成了这个斗争。但也证明广大人民向共产党挑战。情势的发展，谁也会估计到，在没有重大事件之前，如国际战争，军队叛变，党的分裂等等，共产党以其有组织的党，对付无组织的广大群众，以其武装部队对付赤手空拳的人民等等，共产党在这些斗争中是可以得到胜利。但这是表面的，形式的，而不是人民的心服。这个情况预示着大陆上不断的斗争，流血。

　　这两年来，共产党就在忙这个运动，由鸣放，到整风，到反右派，以后到全民整风。而且于各行各界遍体鳞伤之后，共产党又装出丑恶的笑脸，还再来一套大鸣大放，而且声言要放手大鸣大放。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于1957年11月21日在国务院各办公室的干部大会上就这样号召。这真是自己耍猴不知丑。六个月前鸣放的人被你们追击暴打，死的、伤的、囚禁的，都历历在人面前，谁还能再上共产党的当。这不等于向人示威：“你们还敢鸣放吗？”共产党摧残人性的惨酷，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共产党所担心的敌人是在乡村，这次除整农民之外，还下放数百万干部和学生到乡村，进行劳动生产和教育群众。这群下放干部大多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人，是整编机构剩余人员，就是对这些人进行劳动改造。与这批人同时，又下放一些得力党员干部从中监视这些人。此外，同时在各行各界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敢断定，共产党这个行动只是示威，和给人打耳光后表示一副假笑脸，什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若想有成效，那真是幻想和鬼话了。

五、运动的特征

　　共产党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主题虽都是斗争清算，但它有几个特征，这些特征常为外边一般人所忽视。海外报纸所报道的只是运动的一般形式，和抽象地或个别地报道运动中一些残暴的事实。我现在把运动几个特征介绍出来，以便大家了解共产党和它所发动的运动的究竟。

　　第一、共产党发动每次运动都有它认为环境所必要的，对它的政权有好处，每次运动都先定目的性。简言之，它的一举一动都讲求目的性，绝不是无所为地胡搞一气。例如我在上文所谈的，土改运动为消灭农村有影响势力的地主；镇反运动为消灭广大社会不忠于这个政权的人，而且是先消灭有影响势力的分子；抗美援朝运动为清算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借爱国主义之名以争取人民支持这个政权；思想改造为压服知识分子；婚姻法为破坏家庭制度；三反是整机关中不顺服的干部，五反为清算工商界的初步；这次整风主要是打击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内的知识分子等等。共产党每发动一次运动，它的目的性是很明显的。目的显明，斗争就易于集中火力到那一方面或那些人的身上，同时用分化法还可争取一部分人站在党的一边，不管这些是真进步或假积极。

　　第二、共产党所发动的每个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绝不是外边所误解的以为参与运动的群众自己乱咬一气。运动开始的时候，每个单位，党的组织是在那里领导，先找出一定被斗争的对象，这种对象在平时已为共产党所不满，故运动开始时在每个单位都有一部分人作为典型被斗争的人。然后由斗争少数人发展起来而牵涉到多数人。结果除了极少数的靠拢党积极分子外，其他的人或大或小都得洗一次澡，都得被批评打击，低头认错。

　　每次运动，在各种大小会场斗争情况都由党布置准备的，斗谁，谁来斗，斗时说些什么话，斗到怎样的程度；这些事都由党组决定。外行人若看到在斗争会，小组会群众激烈的情况，必以为群众真是动了感情，实际上那是演戏。群众发言时可能很激烈，但内心可能是同情被斗争的人，群众派定的作如此发言。自然在斗争时，党组也会选择群众中对被斗争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这样就更热闹。

　　所以，结论是群众中彼此并无仇恨，当然也许私人间有些不愉快的感情。而运动斗争的激烈完全是党在那里指挥。有人作这样的比喻：群众被指使利用如一群没神志的疯狗，共产党叫他们打击谁，他们就闭着眼睛打下去。这就很明显的，斗争的责任是在共产党而不是在群众。

　　第三、共产党用“大胆怀疑”拟定斗争对象。基于平时对某些人不满，共产党在运动时就集中力量打击这些人，先派定一个罪名，实际这个罪名实与被斗争的人无分毫关系。例如内定某人为反革命分子，作成形势使这个人逼真地成为反革命分子了。实际此人老老实实，从未反革命，也不敢作反革命活动。正如北方有句老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被共产党咬了一口就是入骨九分。

　　既然“大胆怀疑”某人为反革命分子，实际上就当真反革命分子去打击他。有的人就因为有意地被打击被逼成为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了；有的打来打去最后还证明是个革命分子，而这个革命分子被大胆怀疑时就像反革命分子，而且受的折磨同真反革命分子是一样的。

　　按之共产党自己的理论，马列主义是讲“实事求是”，讲求根据的。而共产党竟不“实事求是”，不讲“根据”，只凭主观的好恶而大胆怀疑。其用意就是以大胆怀疑为遁词，对每个人摸摸底。错了，莫怪，因为是“大胆怀疑”。

　　所以在运动中，千千万万的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都受大胆怀疑之赐。所以一般人感到恐怖不安，就是怕“大胆怀疑”。

　　第四、在共产党发动的运动中，谁若列为被斗的对象，允许他的，只是坦白、检讨、自我批评、和受别人的批评。而不许他讲理由、作解释。因为被斗争的人不许拉客观原因。这正如一个被告站在法官面前认罪，而不许申辩理由。所以被斗争的人，只许挨骂，不许讲理；只许挨打，不许还手；只许低头认罪，不许声辩，声辩就是反抗，就是抗拒共产党领导，就是破坏运动，就是与“人民为敌”。所以共产党在每次运动中惩办大批这样的人，吓死大批这样的人。至少也使这样的人于运动过后的好久，还似重负压身透不过气来。共产党统治的残酷于此可见一斑。

　　第五、在运动中如某人被“大胆怀疑”列为被斗争的对象，这个人就被指定为“敌人”了。于是所有的同事、亲戚、故旧都得与他分清“敌我界线”。这个人就完全摒于人民范围之外，而成了“敌人”。这个“敌人”，有的真认罪执行法办了；有的又从“敌人”的架索上释放下来完全认罪。但当斗这种人时，每个人都须与他划清界线，不然就会牵连到自己。就是一双夫妇在同一机关工作，如丈夫被斗争，为妻的也须当众宣誓与她的丈夫划清界线。

　　划清敌我界线在每次运动中都是一般采用的。如五反运动时，每个人都须与资产阶级划清敌我界线。这次整风运动中，每个人都须与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线。在共产党的世界，什么时候都是斗争，都有敌我不两立的情形，尤其在运动中敌我界线分外明显。就是一划这个界线，共产党就可杀了界线外的一大批人，同时也吓死一大批界线内的人。

　　第六、每个运动虽都有重心和目的性。但是参与运动的人，尤其是被斗争的人，必须作全盘交代，全盘检讨；如三反运动本身是标明在机关反官僚、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主要的虽然是注重此三点，但被斗争的人是必须把一生历史、活动、思想种种都作交代检讨的。真是天上地下无所不包。所以在外边的人，以为每个运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的这一个，实际上，每个运动是什么都反的。

　　第七、运动一来，每个机关单位都可私立公堂，管制和囚禁人，人民法院是最后的。运动是在机关单位进行，所被斗争的人如情节重大，当然送法院惩办；但是一般的案件，或是未定案件就在各机关单位自己处理。停职反省是最简单的，把这个被斗争的人囚禁隔绝起来，时间有时是几个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有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今日，中国人民是受私立公堂的折磨，这是中古时代贵族拘禁农奴的办法又重见于“社会主义的时代”。

　　第八、每次运动都有一批站在运动之外的人，这些人不受运动牵连，他们是特权阶级的指挥者，具体说来就是毛泽东和其高级羽党，这些人是领导人，是整人的。

　　以上几点特征，我认为是重要的，于了解共产党所搞的运动有些帮助，故于写完11个运动之后，总结这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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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利用运动作为斗争的手段；这些运动是非法的、残暴的，但共产党却说它是革命的手段。而天天在斗争，斗争外层，斗里层，只有一个党核心如金字塔的顶尖是逍遥于被斗争之外的。天天在折磨人，斗了这界，斗那界，全体人民是它斗争的对象，目的都是为了党掌握政权。它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正如一个强盗偷了人家的东西，很怕人家要赃，以贼的眼睛注视人，并且恫吓人谁敢乱说乱动，就给你个厉害看看。自己是贼，把别人都看作了敌人。

　　如果以一个政权来说，中国古人常把苛政比猛虎，说它摧残人民权利和横征暴敛有如猛虎吃人，故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政治横暴比猛虎食人还厉害。我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下八年的体会，深觉共产党的政权对人民的折磨蹂躏不只如猛虎，猛虎吃了人就完事了；共产党就是一群饿虎，他们有饥饿的胃口，有把一切吃尽了的欲望。折磨起人来，用尽方法，百般刁难。而夺取人民的财产时，务必尽其所有，这群饿虎不只是想吃尽人，吃尽鸡犬，甚至连蚂蚁都想吃光。我于1954年1月13日写了一首古诗《饿虎行》，就是以共产党的残暴比如饿虎的，其诗如下：

饿虎行

古人歌咏猛虎行，
目光灼灼吼雷声；
白昼食人何残暴，
路断人稀鸟兽惊。
我今歌唱饿虎行，
百转饥肠下山峰；
骨瘦如柴驼背躬，
蹒跚走路眼通红；
鸡犬惊惶破裂胆，
穴中蝼蚁亦遭攻；
但求充得腹中饥，
何问鸟兽与小虫。
猛虎为何酸且穷，
只缘岭上灾难重；
林死草枯鸟兽绝，
朝餐夕饱难与共。
因此结群到人间，
猎户咋舌壮士难；
家家户户变颜色，
风吹草动流冷汗。
猛虎行！饿虎行！
饿虎倒比猛虎凶；
惊魂岁月何时了，
目断天涯羡飞龙。

一、贯彻婚姻法运动

二、反胡风运动

三、肃清反革命运动

四、鸣放、整风、反右派运动

五、运动的特征

饿 虎 行

饿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