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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鲸文：风暴十年
第八章 狂人的天堂
——铺张浪费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经济平等，是人人能过温饱的生活，取消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冲突等等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个理想，所以有许多聪明正义人士为它奋斗。但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在方法手段方面就有种种不同。我坚信一个原则：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合理的、和平的、有限制的方法。这就是说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暴力；是诉诸理性而不是武断；是民主的控制而不是独裁专政。我之如此主张已经有二十多年之久。
我参与过红色政权，但我是抱此愿望而往的。我目睹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共产党的方法作为，不但在政治上是无民主自由，在经济制度上是最大的浪费，而在人民生活方面是造成难于忍受的痛苦。我住在北京八年之久，经过各种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但是使我益坚信我过去主张的正确，而更厌恶共产主义制度的一切。我就以这样的心情，离开了这个政权。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亦列为社会主义范围以内，但是它的方法方式是违反人类进步的要求；尤其在苏联和中国所进行的已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距离，而是一群狂人任所欲为，造成绝大的经济浪费和人民的无穷灾难。
共产党最热心的是掌握政权，名之曰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实际上是共产党少数上层首领的专政独裁。共产党懂得政权的最可靠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独占，变一切私人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把一切经济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故可称为共产党所有制。
政治制度而言，党是独裁专政；经济制度而言，党是垄断独占；社会制度而言，党是特权阶级。这个三位一体，都是至高无上。共产党虽盗用“民主、自由”这名词，但所作所为绝无“民主”、“自由”所包含的内容和意味。它的制度就根绝了民主和自由。政治上没民主，领导者就独断独行，没有人民的意见，没有人民的声音，故一切决定只有领导者的意志在执行。经济上没民主，领导者就闭门造车，不许人民有合理建议，不许人民有合理生活，而只有党和首领指导经济活动，任便它错误百出。社会上没民主，只有特权阶级共产党是高高在上，人民都是奴工，都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螺丝钉；而特权阶级榨取人民的财富，过其骄奢淫逸铺张浪费的生活。
狂人的天堂，就是共产党无拘无束，任意妄为的世界。天堂的下面就是地狱。“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我就以八年所见和体会，为这个“天堂”和“地狱”，画个忠实的和公正的轮廓。这个轮廓是以物质基础为条件，不是著者的想象，不是著者的喜恶，而是共产党统治下一幅经济制度图，和它所反映的贵族（共产党）和奴工（人民）的生活情况。
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制度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最后到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的一元，经济一元和文化一元，是共产党的三元。这就是政治一党专政，经济一党独占，文化思想一党包办。这三者对共产党来说是缺一不可，现在我们单讲经济方面的一元化。
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初，还讲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分个人手工业和商业，私人资本的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公司和国营企业五个部分。这种经济制度为混合体，是共产党骗取人民拥护的一种技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发表之后，一般中国人除了在政治上反对国民政府腐化无能外，对新民主主义号召下的政治有些兴趣。在经济方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使不引人入胜，至少也未认为灾患。因为那样的混合体经济是适合一般中国人要求的。同时共产党说新民主阶段虽为共产党的低级纲领，但为期可能相当长。这就使一般人既反对国民政府的剥削贪污，又很短视地被共产党所吸引和欺骗，至少没有引起人民对共产党积极的反抗。
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一般人的心里认为是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共产党这时所忙的是接收，学习管理技术，恢复生产。这时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为恢复生产。共产党之如此作为，也为一般人所默许，因为这是抗日和内战后必要的工作。虽然一般人民惧怕共产党，除了农村土地改革的恐怖行为使人胆寒之外，当时他们以为在城市的经济政策尚属合理，甚至有的工商界人士想在此制度下发财致富。这个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时期，到了1952年的五反运动告一段落。接着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就是说红色政权的头三年，是稳定人心，恢复经济，为经济国家化铺好道路。五反运动的一次横征豪夺，又取到大批的财富，奠定经济国家化的基础，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码资本。
工商界的人士自从受到五反运动的残酷教训，已经认识了共产党真面目和居心，恍然大悟二三年前对共产党所存的幻想是错误的，认识到私人资本已无前途。但是共产党还不让你立刻结束，还得榨取你最后的一滴血，一点力量。这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过渡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白指出的，对工商界的私人资本企业要“利用、限制、和改造”的三个步骤。何谓利用？就是对共产党经济有帮助的，共产党自己在这方面不行的，对这种企业要充分利用。何谓限制？就是共产党不能允许你再发展，必须跟共产党的经济路线走，这就是无形地取消了私人资本的活动。何谓改造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透过公私合营或公营两个方式把私人企业变为国有，美丽的名词是“社会主义改造”。
共产党在这三年内利用这种方式，又骗了三年，骗了资本、骗了管理技术、骗了工商界破碎的心。到了1955年底，56年初，北京高呼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这就是全国工商业、手工业，甚至小摊小贩的公私合营，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了。同年，农村有合作化的高潮，农业也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了。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七年之内，全国经济一元化了，全国人民的财产变为共产党的财产了。这在共产党自己夸耀说：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完成了历史上的大事。在人民来说，初则受骗，继则被控制，无可奈何地把全部财产被共产党夺取去了。在学究论事来说，死板板无灵魂地只书一笔：经济制度的变革。我这里所要叙述和评论的都不是这类问题，而是说明共产党独占经济的铺张浪费和人民的灾难生活。
在我论断共产党的独占经济制度时，容我先把结论放在前边，然后用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我的结论正如本节题目所标示的一样：共产党的独占经济制度是最大的铺张浪费，满足了少数统治者的欲望，危害了全体人民的生活。这个论断是贯穿于过渡时期直到最后社会主义阶段。
我的叙述方法是由小到大，由活生生的现实到死板的计划和理论。我把它归类为四点。
一、独占经济制度为特权阶级奢侈腐化生活服务
任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有些理想部分，而实际上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经济大权之后，它的经济任务首先是满足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这种奢侈腐化生活先由党最高级首长作起，渐次风靡到中级，就是党的下级干部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一方面的满足。
我在第三章内已谈到他们的生活，提到了衣、食、住、行这几方面的情况，现在既论到经济制度，还须在这方面费些笔墨。因为，现实的享受是共产党首先追求而乐于达到的目标。
共产党人打游击时是个“土包子”谈不到物质享受。那时他们能力所及的是打土豪，打罢土豪就是“首长”住土豪的房子，穿土豪的皮袄；吃土豪的鸡、猪、牛、羊。但是“土包子”一进城，物质享受的欲望增高了。因为从前在乡下一切好的东西，归他们所有和享受；今天在都市一切也归他们所有和享受。他们是就着当地当时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过着高度的生活享受。
共产党在打游击时，对一切首长和干部的享用是采用供给制，高级的享受和下级的享受所不同者为供给的程度，如高级首长吃小灶、中级吃中灶、下级吃大灶；其他一切物质分配和享受也都是按此原则办事。他们取得政权之后，除了新参加的人员给予薪金外，首长和老干部还是一律采用供给制，那就是高级方面要什么有什么，在低级方面有些限制，但是也就其范围所及，用什么有什么。这真是共产党主义，共了人民产业而供特权阶级享受。虽然近几年来，一概改为薪金制，但是薪金之外，在公费下并不妨碍共产党人的予取予求。
共产党虽为一整个特权阶级，但党员身份有大小的不同，有高低程度的不同，纵然如此，他们各有其超越的物质享受。同时共产党却有一套为特权阶级享受的护符，即是反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保证了“革命同志”的特等享受，而在“革命同志”之间又不能不分高低大小，与物质享受的多寡不同。它之所以反对平均主义，不但使特权阶级有超越平民的享受，同时又使高级首长有超越下级的享受。这当然是受物质条件约束的，因为一个国家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既不能使人人同样享受，也不能使高级首长和低级干部同样的享受。并且对共产党来说，享受若没有差别，还有什么光荣，还谈什么革命！
这个界线一划清，革命有功者受上赏，这就是说共产党高级的一群有权享受人所不能享受的物质优遇。对革命稍有功者受中赏，这是共产党中级干部所受超越一般干部的待遇。对革命无功无过者，就享受普通的生活。而广大人民就是这群特权阶级和帮凶者剥削的对象。
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止境的，它的限制是看物质能力如何而定。共产党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也是无止境的，它也受中国物质条件的约束。但是所谓约束是就这个国家当时的物质能力和文化所约束，并且所谓约束是指一定的范围，超此范围便无能为力。明言之，共产党人在中国的享受是尽中国物质条件之所有，和共产党人奢侈知识之所能及。就以实际生活为例，一群乡下人，进了城，立刻改变了生活方式，而且把全国最好的生活条件专为自己享用。他们学习了过去资产阶级生活的一套和苏联首长先进生活经验；对他们来说，在享受知识方面已经是造了极端。简言之，共产党人在贫穷的中国，他们的享受是尽中国之所有，和中国外汇所能买来的东西；他们已尽其可能想到的奢侈知识，过着奢侈生活。
一年前还住土窑、吃粗粮、赤脚跑路的人，一进城便住了深宅大院，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至少是鸡鸭鹅鱼；乘的是美式汽车。过了两年，这还不足，开始要讲究。原有的旧楼旧厦不满足，还要建造新式的，合用的；布置亦要富丽辉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西郊建造“王府”，今日称之为别墅。等而下之的首长以及省市一级的首长都群起效尤。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共产党首长的美仑美奂的住所。继之，是建筑干部宿舍大楼、礼堂、跳舞厅之类的独占享受推行到了全中国。全中国从前所有好的房子楼房都供共产党人享用，原有的物主逐渐变为实际的无产阶级，而以无产阶级自豪的共产党变成了唯一的有产阶级。
吃的怎样？共产党人吃的山珍海味，鸡鸭鹅鱼，自不必说。这里所要说的是把最好吃的东西霸占收藏起来。几年来，以农业物资丰富自豪的中国，已变成穷像百出不堪想象的中国。人民固然因为贫穷过着不能忍受的生活，即使某些人尚有余钱足可供给他们自己享受，但是有钱，除了捐献买公债之外，是无处去使用。米、面、油、布、煤等生活基本物资，一般是受分配限制，多数人所分配的是不够用，有的地方还分配不着。无钱的人自不必说，有钱的人也没处去使用。
那么以农产品自豪的中国，这些最好的产品，甚至包括大米猪肉在内，哪里去了？一部分是运往海外，换取外汇；一部分是运往苏联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作物资交换或支援；另外一部分收藏起来为特权阶级享受。去了这三部产品外，中国市场上已看不见过去充溢市场的这类东西。
市场上没有了肥猪肉、肥鸡肥鸭；没有了好苹果、柑子；没有了白麦粉、花生等等。但是特权阶级还享受这所有的一切。现以北京为例作一说明。统治阶级享受特殊权益。肥鸡肥鸭由农场不经过市场先送到党政首长的家里，有专供给党政要人的农场菜园。一般人在市场上买不到的，或是买到也是劣等物，而特权阶级则是享用一等东西，而且享用不尽。四川湖南的好柑子在市场不许卖，在要人们的公馆里大量地吃，市上卖的都是选剩的三四等烂柑子。以东北的苹果说，上等苹果是供给要人，剩下的次等货上市场。北京的水蜜桃以东北义园的产品最佳，收获季节一到，政府把一等货全都包下留为政要及贵宾之用，次等货则允许上门市。新疆的哈密瓜一下来，政府就用飞机运来一批到北京，为毛主席和政要们尝鲜。广东的上等荔枝一下来，先送到北京，而运输工具是火车或飞机，不是杨贵妃时代所用的驿马。其它全国所有的上等货，人民看不见，尝不到的，北京的首长们先尝第一口。
在中国这些食品享受方面，毛泽东这一群人是与苏联政要们相等，而且有80%的成分是与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享受相等。但在中国大陆，毛泽东等人就不和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相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中国食品中的上等货，一部是奉献与苏联，一部是换取外汇，一部留为要人自用。所以讲平等是毛泽东等人与苏联人和“帝国主义者”或海外资本家讲平等，而不与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讲平等。自己吃得胖胖的，脑满肠肥，而叫人民少吃些，吃得坏些，要“勤俭建国”。人民果然听话了，每个人都面有菜色，至于饿死的人更不用提了。但是中国人民都亲眼看到，外国人也可从电影新闻中看到，红色政权的要人们，经过七八年来养尊处优，因吸取了人民的膏血，都成为大胖子了。
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但是美国制的或苏联制的汽车里不能不配上娇娃。这种“娇娃”当然不是老革命女同志，而是年青貌美的女人。她们如够上了这个条件，不论她们是资产阶级或地主的女儿，就由首长给她们披上件“马列主义的外衣”，穿得花枝招展坐在胖子们的身旁。有的是“新夫人”，有的是“女同志”，但是都是革命干部了。她们的“政治任务”为服侍“革命功臣”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据马列主义的共产党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在当年的窑洞里遇到蓝苹时就神魂颠倒，他向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说：“不和蓝苹同居，我就不能革命了。”
这种为首长服务的“革命女干部”，自然享受与首长相等，这里不讲反平均主义了。如果她名为“新夫人”，那么由国库里还有她的服装津贴，据说是每人四百元，实际他们所享用的数字绝不止此。
享乐是多种多样的。要看戏，毛泽东曾把全国各地最好的戏班子叫到北京来为他演出，他于欣快之余还奉送了戏班子四个大字“百花齐放”。而对民众说这是戏剧比赛，观摩。要晚会，随时可有，至少一星期有一次；大规模宴会是如不散的宴席终年在举行。到了这种会的时候，“车如流水马如龙”，近千辆汽车摆在会场门口了。晚会有的是戏剧，有的是跳舞。宴会大吃大喝之后，在跳舞场上，年青貌美的“女同志”包围了首长，就如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跳舞，每次都得有上百的女人包围他，按着次序陪他跳舞。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首长们拥着娇娃如入迷魂阵一样，飘飘欲仙。待午夜一时他们离开会场时，桌上的酒杯、果盘、香烟头已是横七竖八，这是狂欢后的沉寂。每有这样的一场首长娱乐，就是万千农民血汗的代价，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榨取来的。而穷苦的人民在会散之后，大批聚集在垃圾桶前拾取残剩的肉皮鸡骨，以维持生活度日。
既称为要人“日理万机”，就不能不休养。艾森豪威尔不是于工作之暇打高尔夫球吗？中共要人也不落后。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讲求剥削的，而且明言“利润”多少，不假托美名。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它说：“一切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利润”。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名下进行剥削。共产党要人的休养消遣地点在北方是避暑山庄北戴河，海滨是青岛和大连星个浦。在南方是庐山、黄山。这些地方过去就是避暑休养胜地，从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资本家出入之地，他们有别墅洋楼，间而有些文化人云游其间。现在这些楼房别墅的主人是共产党，共产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老板自居，论气魄要比过去资本家、政要、洋人还大，它又建筑不少新楼房，布置了新场面，出入其间的是毛泽东以下的一批大官。不过为了点缀工人阶级领导的门面，在北戴河和大连，选一二所破楼，或建筑一所货仓式的砖楼，挂上“工人休养所”的招牌。于是在报上宣传的不是官员的高楼大厦的休养所，而是工人的休养所的照片。
这些要人一到休养之期，（多是暑天）就纷纷去休养了，他们坐着专备的火车、带着厨子、看护、医生、大批随从，全家老老小小休养去了。于是北戴河、青岛、大连、庐山等地，青山绿水之间，谈谈笑笑的只有党政要人。生活是舒适的，举止是豪华的。这个新贵族独占一切，而供奉这个新贵族的普通人民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以一副哭丧的眼光注视着新贵族的享乐。
新贵族的享受是很分阶级的。这是说享受多寡程度的不同，但像他们这样的高等享受，人民是一概无份的。高高在上要人的享受是无所不有，只若他们想出名堂，而且中国能有，或是从外国能买来的。其他次要的人物有次要的享受，那只是比高级稍逊一筹。就是到县级或是到乡村，这个新贵族的基层，也是各在其所的地方，享受那个地方最好的东西。有的是名正言顺地由国库开支，有的是就其权势所及予取予求。只要是领导人，不管在全国范围内他的份量如何，但在一定的地方他是大权在握者，他的物资享受就超越过当地的任何人。这是特权阶级独特的现象。过去的时代，县长是本地官，豪绅的享受也许比县长强上多少倍。现在的情况则与过去大大不同，我曾有一首诗讽刺这种情况，其中一句为：“享乐人儿只一家”。这一家是共产党。
就“名正言顺”从国库开支的项下来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人物的生活享受是用什么有什么，不必来讲。其他受有一定限制的特权阶级分子，他们是党员当然又是官员，党费公费同是由国库开支，所以提到他们的开支不必分什么公私。中上级的官员有官房、专车、仆役；出门，不论为公为私都是公费开支，到什么地方，车船居住都是一等的。中下级待遇的程度就差些，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一切开销都是公费。就以一个解放军的团长来说罢；他有足够的薪金，有官房、有无线电收音机，有汽车可用。出门，旅费实报实销，车船旅馆都是一等的。有病住国家医院也是在二等病房以上。
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历史上空前的庞大机构，有一千多万党员，三五百万军队，二千多万机关人员。企业生产单位以其自食其力者还不必计算在内。这一个寄生阶级由顶上层的穷极奢侈，到下层的吸精髓喝血，这种超生活必需的物资浪费，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经济制度使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生有钱佬的奢侈生活，共产主义制度下产生新贵族的奢侈，两者同时是病态，而前者还有限制，范围较小，而后者是漫无限制，范围极宽。而且前者是个人私事，受个人财力的限制，且可公开地说：有权如此。后者是假公济私，不受个人财力限制，在为人民服务的美名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好的号召下，是无权如此胡为的。事实是如此，我们就揭穿共产党的一个丑恶的真面目：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是为共产党人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生活而服务。
二、独占经济制度的铺张浪费现象
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在它的经济制度下，要人的奢侈生活供应是有意的。出现这种现象，他们是愉快的。“革命功臣应有这等享受”。“政权已换了班，从前享受的是资产阶级，今天应该轮到我们身上”。这是共产党人话里话外的说明。但是党在控制了全国经济之后，遂出现了极大的铺张浪费现象。公道的论断，有些铺张浪费他们是有意的、情愿的；有些他们是无意的、不愿的，而且是不断在纠正的；至少是放纵上级而纠正下级。但是这种铺张浪费与他们的享受生活理论分不开，有了奢侈的生活理论，自然随之而来的铺张浪费，而不是勤俭节约。同时，这个铺张浪费现象又与它的经济制度分不开；一个不受民主监督的经济制度，钱和物资是从人民身上取来的，而出钱的人没有管制花钱人的权力。花钱的人是不知钱的来源的艰苦，想花就有，丝毫没有心痛的感觉，也受不到什么限制监督，自然是顺手花去，想什么就买什么，这就产生铺张。钱和物资随便糟蹋，也不感觉爱惜，反正不是自己身上割下的肉，这又造成浪费。这两种现象，共产党人未必都心愿，但是通常是漠不关心的。纵然上级看到下级有这种现象想予以纠正，但是自己就根本种了这个病根，自己都不易纠正这个病态心理，想纠正下级也是心劳日拙。最后，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也还有管理制度上所犯的毛病，与共产党人不爱公共财产，而重个人私利这个唯物论功利主义的病根。
上述几点是铺张浪费的基本根源，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由上级到下级，由毛泽东到低级干部，都产生一种特殊心理，这种心理最好以一个穷人乍富为比喻。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突然意外地发了财，他必是想大花钱、大享受、大铺张、大浪费。他已把穷困的日子忘在脑后了，他绝不会勤勤俭俭，把钱好好地正当使用。这个例子又适用于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情况。一般贫农分得了地主的财物，所谓胜利果实，他们就大吃大喝。一二年之后，有的人于几个月后，就把这个胜利果实吃光，然后还是过穷日子。当他们初次分得财富之后，绝没有想到日后的困苦。共产党得了政权之后，说什么作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全国的财富都是他们的掌中物。这时他们自然有一种放任一下，舒服一下的心理，于是大吃大喝；拿人民的财富不当什么可贵的东西，于是铺张浪费。何况以一群乡下人忽然接收了全国人民的财产，真是满目五光十色，黄金满地，大有花不光，吃不尽，用不完的心理。我常听到共产党人有这样的口气：“干这件事只花这点钱！”“这点钱”当时是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我听到之后很感觉这个无产阶级分子气魄真不小。我日后一想他们的心理是：钱不是自己赚来的，花不了心疼，而且他们也不知估量一下所干的那件事是否值得，他们只看到目前是“黄金满地”，全国的物资归他们随便使用，自己就冲昏了头脑，目光如豆的眼睛也为胜利果实弄花了。昏脑花眼的人忘却了人民的灾难穷苦，自己一坐上统治阶级的宝座，眼前的人民，也就是他们争取支持这个政权的人民，成了他们的累赘，多余的人了。人民的目光在享受的共产党人看来是阴险的、敌意的。
我们在这段所谈的铺张浪费，并不是谈生产上的铺张浪费；也不是谈个人的奢侈而是谈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铺张浪费。主持这个机关和企业的人自然是共产党员。
我这里先书一笔，毛泽东每隔三五个月就来一次节约号召，号召节约就是反对铺张浪费。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就是铺张浪费的首恶分子。所以节约之说根本是骗人民。为了蒙蔽人民的眼目，或者是上级放纵，要下级约束。结果，每次节约号召都失败，那是因为上级先不节约，尽量铺张浪费，而要下级节约是搞不通的。我为何说以毛泽东为首恶分子。试举一例：在1955年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开会之际，正在节约声中，不许大吃大喝，甚至来客都不招待吃茶。政协开会如按节约办法来作，根据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参加会议的人，我想会有不少人是宁愿节约的。但是毛泽东一声令下，每日伙食不必按节约办法限制，务求丰富，会场休息时加添点心水果。娱乐会不断举行。最后，毛泽东大摆宴席，分五天工夫分批招待全体代表委员。本来是政治会议，这样作法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这一来，立刻就掀起了想要压下去的铺张浪费现象。接着各民主党派开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都是大摆宴席，学毛主席的气魄。原来批准的会议预算都不算数了，变成了实报实销。代表中不少是地方负责人都要“学毛主席作风”。在民盟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是大会的副秘书长兼管总务组，我是尽量节约，而主席副主席天天宴客，大宴完了来小宴，代表们也是惟恐生活不舒服。最后，还有人提醒我要学毛主席的气魄作风，不要缩手缩脚。各民主党派这次会议都突破了节约的预算，而完成了铺张浪费的实报实销。以后中央政府各机关，以至到省市政府，在学习毛主席有气魄的作风下，大家在节约中学会铺张浪费了，故我说毛泽东是铺张浪费的首恶分子。
我在北京看不惯这些要人的奢侈生活和铺张浪费，我特别注视毛泽东和其政府隔几个月来一次节约号召。在号召一开始，各机关如骗人一样把铺张现象冷静一下。就以使用汽车为例罢，电影院前减少了一些汽车。但过几天多至半月，铺张现象如雨后春笋一样又更生猛地长起来，而敢于开始者是中央各机关，毛泽东眼下的中央机关。
铺张浪费的对面是节约。节约的意思是该用的就用，该花的钱就花；不该用的不用，不该花的钱不花；铺张浪费的意思是不该用的用了，不该花的钱花了；而且是无意义的，超额地浪费财物。这种现象不仅是经济的损失，而且是道义上，政治上的罪恶。中国古语，所谓：“暴殄天物，罪莫大焉”！
共产党的机关报纸杂志常登载这种铺张浪费现象，看来都是骇人听闻的。就我记忆所及，先举几个报上刊登的材料为例子，然后再就我所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报上刊载的铺张浪费例子：
北京某工程地，为了办公，买了不必要用的28条地毯，二十几套沙发。
河南郑州人民银行分行为了招待中央几个视察员，买了一百多斤橘子，一百多罐香烟。
粮食公司由东北向关内运粮食，包装不留意，火车沿线撒了一路粮食。
某机器厂把可用的器材丢在废铁堆里，任雨雪淋蚀，成了废物。
东北人民政府在三反前，买了一大批美国的汽车和苏联吉摩汽车，预备为首长们每人换一辆新车。
铁路局把货车、客车，甚至火车头丢置在沿途各站，废而不用。
国营公司买了几万头猪运到上海市，因设备不周到，大批猪死了，埋葬都来不及；臭气熏天，弄得虹口区人民路过的都须掩着鼻子。
天津猪鬃公司，管大门的人每天在门口附近拾些撒在地上的零星猪鬃，便放在门后，一个月的功夫就积了几百斤，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
这类例子多得很，这里可以看出我在上文所说的，无限制地开支，可以随便地糟蹋，造成了浪费。这就是共产党所宣称的他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再举我个人所看到的例子，报上未曾刊登，因为这是领导上同意的铺张浪费。
（一）大批文工团每年出国，每批至少有几十人。文工团出国是件好事。但是问题是在“大批”，够水准和不够水准的同要出国。他们要大批旅费、服装费、零用费，每个出国的人等于中了马票发一次小财；至少有两套新西服，两双皮鞋，衬衣外套之类，同时还发给零用钱。这个“大批”文工团，多数是到兄弟国家表演。中国是个“大国”，又不能揩兄弟国家的油，开支是可观的。这批以文化交流敦睦友谊为名的文工团，花去了千千万万人民血汗得来的财富。这里面有极大的铺张浪费。
（二）招待外宾。本来招待外宾是没有什么新奇的；但在红色中国成了时髦的风尚，而所招待的真是凡是外宾都在招待之例；这个人数每年总有几万人，什么访问团几乎是每月都有，尤其是“五一”和“十一”两个节日，每次都有几千人参加观礼。共产党以“好客”为明，以富强大国自居，对于这些来宾几乎都以国宾之礼相待；一切吃的、住的、行的，都是上等，而且有大批人员服侍。即使一个外国不闻名的人到了北京，只若能允许进来，就是上等招待。所以这些外宾多数是被优遇得一生没有过的舒适。他回去之后，纵然在政治上不同情共产党，而在舒适的招待下也是感激共产党。所以北京的大宴不断地举行是为了招待外宾。各地方至少如上海、天津、武汉、沈阳、长春、大连、广州各大都市也不断地举行大宴会，也是为了招待外宾。这种铺张浪费是可观的，而且是无法估计的。外宾们受了这种招待，他们感激共产党，而忘却了这些耗费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三）五一节和国庆节大规模地铺张浪费。本来庆祝的日子在每个国家都会有庆祝会和民众的狂欢，一定也有些花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中国，这种庆祝狂欢，就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道理。它在这方面的铺张浪费，可以说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我看过富有的国家，如美国的国庆日，官方的庆祝只是小规模的，民间的狂欢，就以国都华盛顿来说，也不过在晚上举行半小时的烟火；民众在广场上街道上看一看就算了事。其他如英国，我在那里住过，也从未看过如北京的盛况。法国国庆在电影新闻上看到过群众自发的狂欢，也没有中国官办的这样热闹和浪费。
共产党对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认为是自己的节日，极尽了铺张浪费的能事。到了庆祝的节日，全国大小机关都张灯结彩，搭牌楼、悬红旗、挂标语，这种花费每个机关都要花二三百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以全国各机关计算每个节日要花去一万万元以上。例如在北京，每个大中学校要制游行花车、纸花、绢花、各色旗帜，有的如民族学院还得给学生制各个民族的服装，体育大队也制一律的表演服装；所以每个大中学校至少则花三四千元，多至一两万元。其他单位如工厂都要特制大模型，如飞机、炼钢炉、纺织机等等参加游行；这类所耗去的数目还是无法估计。参加的单位是争奇斗艳，不计成本，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所有的开支都是取之国库，人民的财产。
此外，官办的游行庆祝，还要强迫大多数居民参加；由派出所警察率领，街道积极分子分组监视。还要所有的学校学生参加，各行各界人士参加。他们也是被动员穿好的；新的衣裳鞋帽，而且最好手内挢小旗、举纸花。以全国大中小一百多个市，二千多个县，如此强迫动员，在都市的人每家至少花上一元至十数元不等；这个数目又是一两万万元以上。这是出之于人民自己的荷包。
五一节，国庆节之外，还有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有共产党建党节，有元旦……遇有这类节，也要庆祝一下；有不同程度的张灯结彩，有的有小规模的游行，机关是一定有大吃大喝的宴会和狂欢的晚会。这又是一个可观数目的开销。报销的帐目又写在人民头上。
（四）建造不必需的楼房，礼堂和机关娱乐场所。这种浪费也是可观的。共产党的机关多是本位主义，每个机关都想自成一个独立王国，他们想把这个王国点缀得超过另一个王国，于是争奇斗阔。一般的办公楼房和宿舍暂且不提；这里也包含着铺张浪费，但是还可借公为名，说得过去。惟独是各机关争造礼堂，娱乐场所为北京政权一时的风尚。报上也曾披露过：各机关在这方面的铺张浪费有点过分了。我是偶尔参与讨论机关预算，如各民主党派和内务部的。从这里我知道每个机关，本可以节省这笔开支；但是造预算时必列入一笔为数颇大的建筑费，而且各机关自知不怎么需要，可是只若预算被财政部通过，就在本年底前必要把这笔钱花去，好似不花这笔钱于心有憾的情况。
再有，各机关是争着把不需修理的房屋和装饰，几乎年年改修。就以怀仁堂为例，几年内就大事修改三次，每次几乎是搬倒扶起。其他机关和要人公馆（公产）也是修来修去，改来改去，这种修改所费不啻于起建新的。
此外，还有把很好建筑物拆毁，另行建筑新的。这在今天的中国从财力和需要上讲，是不允许这样浪费物资的；但是共产党不爱惜人民的财产都常常这样办了。我举个显明的例子。
李济深先生，沈钧儒先生都住在北京东城；前者在西总布胡同，所住的房子是国民党某军长的产业；房子是画栋雕梁，而且内部是现代的设备。沈先生住在东总布胡同，一所楼房，很舒适宽大，也很结实。李先生住的中国式的房子，沈先生住的西式楼房，至少还都可有三四十年的寿命；但共产党为照顾这两位高级民主人士，在1955年把这很好的房子和楼房全行拆毁，另在原址上建筑两所新楼。实际上两所新楼也不怎样好，可是每所楼房都花费二十几万元。听说为照顾陈叔通先生和其他高级民主人士，有几处都是如此作的。
这里所发生的问题，不是说共产党为了政治关系不该照顾李、沈、陈等这样的人物，不是说不应该给他们建造新公馆；而问题是不应该把很好可住的楼、房、一下子拉倒，另在原址上建筑新的。这就是暴殄天物，不惜民命。如果共产党稍有人心，他们是应该如此做的：在北京选择破落地区，把这些破漏房子拆毁；如系民产给与公正的费用收买，然后建造楼房优遇这几位民主人士。这样既可保存原有的好建筑，又以相当代价建筑了新的，而且为左近地区带来了新气象，如有必须还可修建马路。这才是建设，这样动用了民财还有几分借口。但共产党把人民的财产如流水一样地抛去，毫不珍惜，任意妄为，还要在人民面前摆大方，阔绰。这真是窃贼以偷盗来的钱，买了一件绸缎马褂穿上，还要在人前摆阔。
关于独占经济制度下的铺张浪费现象，例子很多，我只举几个例子略资说明。这种例子已足使我们了解，共产党是拿人民的财产，毫无限制地挥霍，有意地或无意地铺张浪费，毫不体会人民的财产来处不易。共产党真有花钱解恨的心情。独占的经济而无民主的监督管理，真如一群狂人在人民的肚皮上跳舞。这就是共产党经济制度所反映的一部分现象。
三、独占经济制度在生产方面的浪费
独占经济加上知识，可能产生相当好的效果；独占经济加上无知，一定产生坏的效果；独占经济加上无知，再加上独裁，一定产生经济上的浪费。共产党经济是属于最后的一种。
独裁下的经济制度，首要是政治领导，这不只是指北京党中央的领导，还指各地党的领导和各企业机构里党组的领导。在这方面是政治领导经济的。党的负责人由中央到地方和企业单位是经济活动的领导者。在中央是党政要人稍有经济常识者或毫无经济知识者指导全国经济活动；在地方是党委书记，可能是毫无经济知识，只根据中央政策指导地方经济；在企业单位是党组负责人指导技师专家。于是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不是技师专家的话算数，而是“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党老爷说话算数。这就完成了经济上的三段论法：独占经济加上无知和独裁；这样就造成极端的经济损失和浪费。
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摸清中国经济状况之前，先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了先进经验；即所谓的计划经济。这个名词听来还不讨厌，但一看到计划经济的成果，就有点令人掩鼻而过之感。
中共讲计划经济；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7年底李富春在北京宣布已经超额完成。几年来，共产党在大陆上的每一经济活动都是超额完成，正如它所发动的各种运动都胜利地结束一样。关于计划经济，一动则说超额完成；这里就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不是计划不科学，必是过分挖掘了人力；实际这两者都是计划经济所不允许的。
计划经济必须根据科学的统计，作精密的计算，然后设计。若说它超额完成；如不是说明，自己的计划是草草估计，毫无科学计算，并把应计算在内的经济力量未估计在内，以致超额；必是说明过分挖掘人民的力量，工人的过分劳力支出，以致超额。在计划经济下这都是极大的危险。如属于前者，那就是非科学的，无计划的乱搞，计划经济只居其名。如属后者，人民的经济力量和劳动力量有限，过分支出就有不能为继的危险，结果也是杀鹅取蛋的政策。共产党一开首就是超额完成，我想这两个危险它都占全了。以我参与它的政权八年的经验，它是处处撒谎，我能信任它的数目字吗？以它的干部知识水准之低，我能信任它的统计吗？以其残酷毫无人性的压迫，我能不为中国人民叫苦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一群凶恶残暴的人居于政治领导，这群人方从山沟里爬出，毫无现代知识，尤其在管理和技术上是门外汉；而这群残暴无知的人一手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它如不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笑话百出，那才是千古怪事呢！说者或谓共产党不是利用旧知识分子吗？周恩来不也喊出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吗？是的，旧知识分子帮了它很大的忙，若没有这大批知识分子，共产党的工厂早就停工了。如无知识分子为它教育大批学生，共产党的干部早就盲人骑瞎马了。但是，共产党是不信任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献计是不被接纳的。共产党是利用知识分子而不礼遇他们的。知识分子几年为共产党出了力，这次整风运动却把知识分子打得鼻青脸肿。共产党声明要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和专家是要长久岁月的。
现在让我举出一些事实，说明共产党独占经济下的经济浪费；在这里我们也就了解共产党的残暴和无知，任意妄为，不惜民财；同时也说明它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专，凡事都是共产党自作主张，以致有这样的后果。我下边所举的例子，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
第一类：建设工厂，错误百出，不能应用。有的厂房设计不周，建到半路，这错那错，完不了工；或是未等开工厂房坍塌了，太原钢铁厂就有这种情况。有的建了工厂没有安汽锅的地方，有的安装的机器不灵；一再修改安装，耗费了人工财力。这种例子是太多了，而且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之中，北京《人民日报》常常就刊登这些事实。以全国基本建设来说，耗费这些错误上的金钱人力就很可观了。
第二类：建设计划不周，增加产品成本。有的厂建筑规模很大，而出产很少，这就积压大批资金，把有用的资金投到生产很小的单位。例如长春第一汽车厂，规模很大，产品很少，这就是经济上的浪费。有的工厂建设规模很大，而忽略了原料来源，以致出品成本高。有的工厂建好，而缺乏原料，不能不停工，或半开工，把资金投到生产不足或不生产的地方，同时工人还是照付工资。这种情况虽不太普遍，而确实是不在少数。波兰、匈牙利工业生产倒退，人民生活苦，政府担负重，以致酿成事变，这就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共产党中国有同类的情况。这不只是经济浪费，也是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计划不周，检查不严，管理不善，造成大批工业生产废品。这就如重工业为新工业制造机器或零件不合格，拿去安装不合用，这就成了废品。又如轻工业的食品罐头消毒不佳，以致腐烂，也成了废品。又如出版社，书籍审查不严，犯了错误，不能问世。再如橡胶厂出品雨衣、胶鞋穿上几天就坏，没有人买，自然也成了废品。上边所举的几个例子，这类工厂和单位都产生过废品，而且数目非常之大。这些废品厂都是耗费人力物力所制成的。如以全国各生产部门作一统计，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恐怕太吓人了。
此外还有一种属于这类经济浪费的现象，那就是各生产单位，追求生产数字，而不重质量，所以又普遍地产生劣品，这就是粗制滥造的一种，产品用起来不耐久，或不合用。这在国民经济来说就是绝大的浪费。因为，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稍加注意和加工，所费甚少，而质量好的产品耐用久，功效大，所省又多。一种粗制滥造的劣品，和质量好的产品相比，总算起来，一个是浪费人力物资，功效小，一个是耐用而又省钱；但是共产党的经济制度却普遍地追求了前者。
第四类：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在生产上造成浪费。在工业上，有些工厂正在建厂期中，忽然命令不办了；有的工厂因缺乏建筑材料不建了；这是半途而废的一种，人工物资同是损失浪费。在农业上，有的农作物已经种好长出，忽然上级命令改变耕种，于是把原有的秧子拔除，另种新的。如在华北某地，农民已种好大片庄稼，忽的奉令把它剔除，另种了棉花。又如广东省大约在1955年要普遍试种日光花接番薯，农民已经奉命作了准备，忽然北京命令缩小试种范围，原有的准备白费了工夫。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人民财富浪费的不关心，同时也说明他们的胡作妄为和无知。
上边所举四类的例子，大概可以包括了共产党在独占经济下所造成的生产中的浪费，其数目之多是无法估计的。人民的穷困就不能不与他们的胡作妄为无直接关系了。
四、独占经济制度武断决定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
共产党唯一可以辩护的而且大言不惭的，就在本节所谈的范围。它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此，它讲的工业化的理论在此，它的计划经济迷混人的耳目也在此。共产党说：资本主义国家想工业化，需要几十年工夫，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力量的集中和工人的积极性，很短期间就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周恩来于1957年12月初旬还高唱十五年内中国工业化完成，可以超过英国。共产党说：所谓工业化就是重工业的建设，重工业建设成功，即有了国防工业，又有了其他工业的基础。共产党说：计划经济是科学的有条理有计划的建设，而要突出的偏重工业，工业中偏重重工业，农业要为工业服务，“将来”工业反转头来再为农业服务。
共产党的这套理论和措施，都是基于党本身的主观要求，武断地指导经济，有意地忽视人民的生活需要，不，忽视人民的生死。周恩来最近私下向人谈笑说过：“中国为了工业化即使死了三亿人民也还值得，人少了还易于治理”。从这里，我们要看透共产党人的心肝，和他们所谓工业化所包含的谎言与其内心“一切为了自己”的要求。
共产党的独占经济武断决定一定是非科学的、非人民的，只会是为特权阶级服务。而在运用过程中也会弊端百出；损失是落在人民头上，而不是共产党自己。问题再明显不过了，一群自私自利的共产党人，他们想独断孤行而又缺乏足够的知识，那一定是盲人骑瞎马，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宣传机器上的胜利成功是隐藏着绝大的浪费，千般错误，首要的是人民饥饿痛苦。
我们暂不谈共产党人独断孤行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单就其洋洋得意的工业化这一题目作一分析，就可看出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病和人民的灾难多么严重。
首先，挖掘到底，共产党的经济理论和措施是为保持自己的政权，这里包括特权阶级超等的享受。共产党的重工业建设的理论，虽也说出一套难以令人置信的道理，但也算一套道理。揭穿来说，它的理论是欺骗人的东西。实质上重工业建设就是建设国防工业。国防工业是个好名词，用到共产党人的身上，就是来保护它的政权；和保护共产党人的强行霸道，胡作妄为。没有了重工业，就没有了国防工业，共产党人身上就没了铁甲；没有铁甲，共产党就不能镇压人民和向外侵略。苏联工业化提供了这个经验，中共是照着样走。在苏联国防工业火箭上天的今日，它的一般工业化程度还是相当落后。
其次，就纯经济范围来讲，偏重重工业，“一切为工业化服务”，这就是包含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共产党常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什么优越呢？揭穿言之，就是全国经济活动，完全在共产党任意指挥下进行；想作什么，就强把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这件事上，不计成本、不计得失、不管人民痛苦。这样的行为是历史上空前的行为，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作到的。所以它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是武断孤行和强迫的代名词而已。
不计成本、不计得失、和不管人民痛苦的工业建设，必然是畸形的发展，重此轻彼，头重脚轻，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在工业本身彼此不相呼应，轻重工业彼此不相适应，不能相助相成。苏联工业化，直到今日，经过三十几年，轻工业还是大大落后于重工业，工业建设没平衡的发展，还不能供应人民的需要。在工业与农业之间，是重了此，而轻了彼，使农业无穷尽地为工业化服务，用农养工；等到以工养农的时代到来；那将是久远的未来。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作过，但它的工业化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农业还在喘不过气来，农业生产还落在1913年的水准以后，今天苏联农民还过着八分饱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抄袭苏联的经验，它也注定要有同样的后果。
再次，我们看看共产党的工业建设给予人民制造的灾难是多么严重和残忍。按之一般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如欲速成，必在二个条件中任选其一。即工业化得到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或是自力更生挖掘人民的潜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建设，一般的情况，是逐渐发展的；而且不少国家工业建设是取得外国的投资和技术援助。故一般说来，它们的工业发展比较平衡，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应的照顾。社会主义工业化，以苏联为例，它的资金取之于自己的人民，初年在技术上得到外国技术人员的支援。但就资金方面讲，它是挖掘了人民所有的力量，以致弄到民穷财尽，闹过饥饿。中国共产党想工业建设，它是得不到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技术援助，所能取得的只是苏联的杯水车薪的借款和一批人员的支持，余者就得完全求诸自己。而且还要短期速成，这就是注定地只有挖掘人民的财力、物力和无穷尽的体力支出；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的严重灾难。
共产党强迫人民而欺骗人民说：把所有资金投到工业建设，我们将出现在世界面前，一个繁荣、富强、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谎言的背后，是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奢侈生活、铺张浪费、和经济上的无限损失。在工业化的美名下吸尽了人民的膏血。
我们姑且不论特权阶级的享受和经济上的损失等等，单就其名正言顺的工业化本身来讲，这里就包含着残酷，毫无人性。共产党强迫和号召人民：“为了工业化我们要节衣缩食，以农业积累创造工业建设条件；我们牺牲自己的一代，为下代子孙创造幸福”。这些话固然不是真的，因为实际上工业只是共产党生吞活剥的代名词。我们就退一步说：这是共产党的“真言”，不必再打折扣。就是这个“真言”我们也有很好的不能驳辩的理由，给它一个回答。
首先一点，为什么工业化要速成？一个国家的建设不是一朝一日之功，国家民族的历史正长呢，为什么要挖掘人民一切力量必须于最短期中完成工业建设呢？这样速成的建设，必有以下诸弊：（一）错误百出；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二）欲速不达，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三）发展不平衡，并造成经济上的失常和浪费。
第二点，国家和民族都有很长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有其适当生活的权利。父亲的一代固然有为其子孙一代创造一点基础的责任，但是首要的，还是其自己一代的生活。世间就不应也不会有不顾自己一代的生活幸福，而牺牲一切为下一代打算。这是非科学的、非伦理的、也是非现实的。应用到实际就是共产党骗人。谎言之下另有一套背景，揭穿来说：就是共产党所希望人民牺牲自己为下一代造福，实际上所谓为“下一代造福”就是为现代的共产党特权阶级造福。共产党迷昏人民的眼睛所说的“下一代”，实际上就是现代共产党的本身，而它却借口要人民牺牲为下一代，说幸福是在将来。这还成什么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代都没有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要“由无到有”、“由小到大”为下一代创造经济幸福，这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唯心论，主观主义，以空言代替现实。就马克思主义来论，今日共产党人的作法，也是车置马前，一套说不清、搞不明、见不得天日的瞒天大谎。这个谎言，用到人类社会曾就是残暴不仁，对人民来说就是欺骗，玩弄和压榨。
关于独占经济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就讲到这里为止。至于人民的严重灾难本可在这里谈，因限于篇幅，我在下边另两章里，再行介绍。
总结上文，我是叙明了共产党人的“天堂”，在它的独占经济制度下，看出他们不惜民财的铺张浪费、奢侈腐化；同时看出他们的妄作主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托言建设所造成的生产不平衡，经济建设的畸形发展。而归根到底，一切是为共产党的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政权包庇下的特权阶级的享受和福利。人民是牺牲者，是被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对象。但人民不是傻子，他们可被骗于一时，不能被骗于永久；人民之中少数被骗，却不能全数被骗。共产党的作法是不能永久骗所有的人民。
人民的痛苦是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被关入地狱已将有十年之久。他们渐渐醒来了，体验了自己在饥饿线上的生活，也看熟了共产党狂人的天堂，人民已发出反抗的言论和行动。狂人的天堂是建筑在人民的地狱之上，它是用人民的血、肉、辛酸、痛苦、灾难造成的；它也却似沙堆砌成的堡垒，一朝崩溃就将随风而逝。
× × × ×
1954年5月8日，我乘火车由北京到天津，沿途农民正种玉米和豆子之类的东西。农民一边播土撒种，他们背后时起时落有一群乌鸦。这些乌鸦此时是拾取残落的种子和小虫。接着我又想起乌鸦常挖掘种子吃，并且常损伤一些嫩苗，所以农民在田地里装制草人吓唬乌鸦。我想起这些东西对农民是有害而且具有威胁性的。因之，我又联想起有害于农民和威胁农民又岂止乌鸦，现在的共产党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不更甚于老鸦吗？我一时有感，写了一个歌曲，借着痛骂乌鸦，责骂共产党。这个歌曲是采当时流行的调子，我不知其歌为何名，只是常听到学生们唱：“嘿呀嘿！嘿呀嘿！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大概是抗美援朝时的歌曲。我借着这个调子写了乌鸦的歌，歌中的乌鸦就是比喻现实的共产党，颇适于本章的收尾。
天下乌鸦一样黑
嘿呀……嘿！嘿呀……嘿！
天下乌鸦一样黑呀，
不居高山，不临水呀，
农民播种流酸汗哪，
老鸦春天吃个肥呀！
嘿呀……嘿！嘿呀……嘿！
天下乌鸦一样黑呀，
不患天寒，不患饥呀，
云天艳日享快乐哪，
过地嘉禾任凭取呀！
嘿呀……嘿！嘿呀……嘿！
天下乌鸦一样黑呀，
不劳不作，呱呱啼呀；
酸眉苦脸像有情哪，
满腹肮脏鬼都疑呀！
嘿呀……嘿！嘿呀……嘿！
天下乌鸦一样黑呀，
人不吃我，我吃你呀；
黄沙迷天鬼神嚎哪，
农民瘦了老鸦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