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帕彭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后来又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外交家起了重大作用。
[2]下面是1933年8月来自汉堡的一条新闻《“不道德的”水上运动员集中营》，“汉堡警察局已向警察发出指示，密切注意水上运动员的行为，这些运动员经常‘不遵守公共道德的规则’。警察局发出公告说，它将对那些违犯规定的划艇运动员采取严厉的步骤，把他们投入集中营，以使他们学会礼仪和道德。”

　　只有当青年学会遵守人民和国家的原则，……即学会为整体负责任并能为之而作出牺牲时，他们才能妥善应付困难的命运和未来的高度要求。软弱和过于看重每一个个人的爱好，对一个准备经受许多生活困难的青年来说，是不妥的。只有当青年学会客观地工作、清晰地思维并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当他们习惯于以一种有纪律的服从方式遵守教育共同体的管理并自愿服从其权威时，他们才会有充分的准备服务于人民，应该服务于国家。为了教育青年对国家有一种真正的感情……靠深刻领会我们壮丽的民族遗产……，用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德国教育来充实和深化。为了教育青年理解国家和共同体的价值，应从基督教的真理中汲取最强大的内在力量。
　　对人民和祖国的忠诚和责任，深深地扎根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因此，维护基督教学校和一切教育的基督教基础的权利和自由发展，将永远是我的特殊义务。

　　肯定，有一天德意志民族还将为它对上帝的感知和体验找到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将以它的日耳曼血统为标志。肯定，只有到那时，血统、信仰和国家的三位一体才将完成[1]。

[1]戈特弗里德·费德《纳粹党的纲领及其世界观基础》，第49页。

　　罗森堡把关于神圣圣母的纯洁受胎，即她摆脱了原罪的教义，同关于耶稣的纯洁诞生（“因圣灵而成胎”）的教义混为一谈……。

　　十字架隐喻着关于勇于献身的耶稣的学说，这种形像使我们感到一切力量都崩溃了，并通过它的……可怕的痛苦表现使我们感到悲痛，使我们感到谦卑，渴望权力的教会的意图就是如此……。德意志教会将逐步用指导性的火的精神取代其它教会实行的十字架象征，在最高的意义上使英雄人格化[1]。

[1]《20世纪的神话》，第577页。

　　承认德意志民族荣誉是最崇高的行为标准，以便为之而生活……。国家将允许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有自由的范围；它将允许各种形式的道德教义都有发言权，条件是它们不妨碍对民族荣誉的肯定。

　　人种学上的种族国家仍将有一天在宗教中找到它最深刻的根源。直到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不再同过去的一个特定事件相关联，而是一再通过永远持续的经验而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个人的本地生活和活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时，我们的世界才将重建起来[1] 。

[1]路德维希，哈泽：《国家社会主义月刊》I ，第5期，第213页。
[2]诚然，国家社会党人否弃了1930年7月15日的巴伐利亚契约和1929年7月1日的普鲁士契约。然而，这种否弃是为了1931年的捐赠，这种捐赠共达4122370马克。巴伐利亚僧侣的薪俸从1914年的587万马克增长到1931年（严重的危机年代！）的1970万马克，并没有受到抨击。我们从罗伯特·伯克的《契约盯着你》一文中获取了关于巴伐利亚契约的资料。根据1925年1月25日的契约，教会享有下列权利：
　　1.僧侣是国家官员。
　　2.国家承认，1817年的世俗化（剥夺教会财产）是对教会的严重损害，国家让教会有权索回仑的财产或它的6000 万金马克的货币价值。
　　3.国家应该把它来自巴伐利亚林业的近50％的收益作为它对教会的一部分赔偿金；因此，它实际上已把林业的收益抵押给了教会。
　　4.教会有权根据国内税收登记来征税（教会税）。
　　5.教会有权获得新财产，并视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财产不可侵犯，并将受到国家保护。
　　6.国家有义务为教会高级僧侣提供“与他们的高职和等级相符合的生活年金”。
　　7.教会，它的教士和2800名僧侣在从事他们宗教的工业活动（出版书籍、生产啤酒和烈酒）中将享有无限制的自由。
　　8.应该给慕尼黑和维尔茨堡大学任命一个哲学教授和一个历史教授；这些教授应取得教会的信任，他们的课程应论证基督教会的教义。
　　9.国家保护小学的宗教教育，主教或他任命的人有权反对或要求国家权力当局纠正天主教学生的公共宗教生活的冤情和他们有害的或不妥当的（！）影响。
　　根据保守的预算，巴伐利亚的天主教会享有契约、基金的保证金——即现金汇款商品价值、免征的不动产和商业税，以及个人收益——共达1万亿马克。
　　巴伐利亚国家在1916年付给天主教会1300 万马克；1929年付给28465400 马克；1931年付给26050250 马克。
　　显然，教会为国家提供的服务是有利可图的。1933年7月德意志和梵蒂冈缔结的契约并没有使教会和国家产生全新的关系（对群众心理来说没有决定性的东西）。教会的基本经济功能仍是不可侵犯的。

[1]数字摘自1931年《青年组织手册》。

　　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明确的和始终如一的，那么，阶级成分问题将证明比阻碍性的信条问题更强有力，在青年天主教徒中也是这样。……我们不应强调信条问题，而应强调阶级成分问题，强调那种约束我们并作为我们共同命运的悲惨状况。

　　共产党最大的而且可能是最严重的危险在于，它很早就把手伸向了青年工人和工人的子女。我们非常高兴，政府有力地抵制了颠覆性的共产党。然而，我们尤其期望德国政府果断解决共产党同教会和宗教的斗争。

　　我们要求国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保护基督教遗产免遭污秽出版物、淫诲文学和色情电影——所有这一切都败坏并歪曲了民族感情——的毒害影响。

[1] “Sexpol”：德国的一个从事群众的性政治活动的组织的名称。——译者注

　　每一种宗教都是通过与上帝的结合而从世界及其权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只要人身上仍有某种宗教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根本迷惑不了人。[1]

[1]《布尔什维克主义死敌与革命先锋》，第12页。

　　由于布尔什维克想窒息每一个体的东西，它也就要摧毁总能给人以个性特点的家庭。为此理由，它仇视一切民族的奋斗。所有民族都要尽可能成为同质的，并听命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只要人身上依然有宗教的痕迹，那么想窒息一个人的个人生活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在宗教中一再喷发出来个人摆脱外部世界的自由。

　　但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另一种消灭宗教的方式，即通过系统地摧毁婚姻和家庭生活。它非常清楚，宗教的伟大力量来自家庭。正是为此理由，它使结婚和离婚成为极其方便的事，以致俄国的婚姻差不多成了自由恋爱。

　　这有助于破坏家庭生活以及宗教……。最挠乱人心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性领域造成的大混乱。由于它破坏了婚姻和家庭生活，它也就助长了各种不道德的放荡，以致允许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进行违反天性的性交。〔这是指苏联废除对乱伦行为的惩罚。〕 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承认任何道德禁令。

[1]然而，大约自1934年以来，旧的反性的和道德主义的观念又重新出现了，这标志着俄国的性革命的失败，包括向强制性婚姻和反动的性立法的回复。参见《性革命》。

　　今年2月在东京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包含着日本人战争精神的令人吃惊的表现，以及不仅在支配日本政府的军事集团和超民族主义集团中，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风行的野心。这本小册子是藤泽教授写的，他是日本政治思想和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按照这本最畅销的小册子的说法，日本作为人类和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正在进行一场圣战，要使互相撕杀的人类重新组合成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民族将在日本天皇神圣而至高无上的统治下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天皇是处在“绝对的宇宙生活中心”的太阳女神的直接后裔，各民族曾偏离了这个中心，现在它们应回到这个中心来。
　　这个小册子纯粹是以泛泛的论证概括了来自神道教神话的观念，使之系统化，并应用到目前的战争上。日本政治家们在松冈洋右的领导下把这种神话发展成为一种帝国主义的教义，以证明日本的扩张政策合理。但正是为此理由，这本小册子求助于在日本人天性中最根深蒂固的一切宗教的、种族的和民族的观念和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藤泽教授是日本的尼采和瓦格纳，他的小册子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日本翻版。
　　如同《我的奋斗》的遭遇一样，外界儿乎根本不注意日本人的这种思想倾向，不是将它视为纯粹的幻想，就是把它贬到神学领域。但这几年它已为导致目前战争的日本扩张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不提到它，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对美国的最后调子。
　　这本小册子的权威性表现在，藤泽教授曾是国际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常驻代表，是九州帝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以各种语言出版了许多日本政治学著作。现在他是帝国统治联合会的研究部主任，积极组织日本人民参战，负责使这些观念风糜全世界。
　　这本小册子的头几段话就显示出它的整个气味，．这几段话是：
　　“在我们诗的语言中，日本经常被叫做‘太阳国’，这表达着神圣气氛、大一统和无所不包的意思。只要在头脑里记住它的哲学含义，人们就能把握1939年9月27日在三方条约缔结时发表的帝国公告的要义。在公告中，我们仁慈的天皇庄严宣布，应把伟大的正义事业推进到地球的尽头，以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使各民族各得其所。公告的这段重要的话阐明着我们威严的至上统治权的特点，它迫切需要成为无所不包的大家庭的头脑，在这个大家庭的怀抱里，所有民族都将在和谐而合作的动态秩序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们的天皇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尽最大力量恢复‘绝对的宇宙生活中心’，重建曾在遥远的古代在各民族中盛行过的基本的垂直统治秩序，他这样做，是想改造目前的无法律而且混乱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使它成为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实行完全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和谐。
　　“这就是日本从遥远的古代以来就承担的神圣使命的目标。一句话，要使我们的神圣统治中包含的宇宙生命力遍布整个世界和地球，从而使所有被隔离开来的民族在精神上以亲兄弟般的虔诚感情重新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才会放弃他们的首先在现行的国际法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态度。”
　　藤泽教授说，这是“神的方式”。在用神秘的术语解释了这一点后，他继续说：
　　“据此，人们可以知道，在美国盛行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是背离宇宙真理的，因为它忽视了无所不包的生活中心，只重视猖狂的和无约束的自我。被苏维埃俄国抬高到官方学说地位的独裁的共产主义，也证明是同宇宙真理不相容的，因为它无视个人的首创精神，仅仅实行对国家的严格官僚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指导原则同大家庭的原则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这些轴心国同民主国家和苏联的众多区别之一。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团结，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了一条共同战线，反对……那些维护旧秩序的国家。”
　　藤泽教授解释说，太阳国正在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政府战斗，这些政府妄图实现它们统治东方的“狼子野心”。但多亏天皇日日夜夜向太阳女神的神灵做了诚挚的祈祷，终于动员起来了神圣的力量，彻底打击了那些违背不可亵渎的宇宙规律的力量。
　　藤泽教授写道：“现在的大东亚实际上是〔太阳女神，即神话传说的日本王朝的祖先的〕第二代后裔，这后裔永远存在于天皇不朽的生命中。”
　　因此，藤泽教授得出结论：
　　“太阳国发起的圣战或迟或早将唤醒所有民族注意到这样一个宇宙真理：它们每个民族的生命来自天皇体现的一种绝对的生命中心，如果不把它们重新组织成一个由天皇指导的无所不包的大家庭，就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和谐。”
　　藤泽教授又虔诚地说：
　　“这一崇高的思想无论如何不应被当作无情压制软的民族的帝国主义来理解。”
　　这些观念也许是令人吃惊的，但更令人吃惊的是藤泽教授为它们寻找的“科学”根据。尽管所有日本编年史和历史都承认，在日本帝国建立之时（日本政府推算帝国建立在公元前2600年，但历史学家认为其日期大约在纪元年开始时），日本岛的居民还是原始的野蛮人，其中一些人是生活在树林里的“长尾巴的人”，但藤泽教授仍无动于衷地断言，日本是整个人类及其文明的故乡。藤泽教授解释说，日本最近的发现和为数不多的档案，加上西方一些权威人士的著作，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首脑的世界性家庭体系，日本作为父母国受到高度尊敬，而其它所有国家则被叫做子国或属国”。
　　作为这方面的证据，这位教授援引了一幅“在1280年由某个希尔福德”提供的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上，“东方位于顶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天国’”。
　　藤泽教授继续说：
　　“对日本史前编年史作过彻底研究的著名学者，一致作出结论说，人类的摇篮既不是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而是日本腹地的中部山区。这一有关人类起源的新理论正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关注，这些人满怀信心地看待日本拯救迷失方向的人类的神圣使命。”
　　根据这种学术观点，那些据说建立了巴比伦文明（其它一切文明都由此发展起来，包括埃及、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苏摩人，是和早期在埃尔都的日本定居者属于同类的。藤泽教授解释说，这就说明了日本的和《旧约全书》的史前证据的一致性。他说，这也符合中国人的情况，中国人也是靠日本而文明起来的，而不是相反。然而，日本的历史记载，日本人学会阅读或书写是大约在公元400年由朝鲜人和中国人教给他们的。
　　这位教授说，不幸的是，“由于一再发生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海啸和冰冻，以日本为绝对统一中心的世界秩序崩溃了；由于这些可怕的灾难，整个人类都在地理上和精神上疏远了日本父母国”。
　　但好像太阳国“奇迹般地避免了所有这些自然灾难，它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天皇继承了中断数代的血统，承担起把这漂浮涣散的人类重新塑造成一个像史前时代有过的那样的大家庭的神圣使命”。
　　藤泽教授又说，“显然，没有人比天皇更适合完成这一拯救人类的神圣工作”。

[1]见我在1942年的《性高潮的功能》一书中的诊断表述。

[1]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德·科斯特的杰作《关于乌兰斯比格的传说》。就我所知，这部杰作在自由的人性上是无与伦比的。
　　[2]吸吗啡上瘾的人在性高潮上是无能的。因此，他们试图人为地摆脱他们的冲动，但他们决不会完全成功。一般说来，他们是施虐狂的、神秘的、自负的、同性恋的，并倍受那种毁灭人的焦虑所折磨，他们企图通过野蛮行为来摆脱这种焦虑。

　　首先：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激烈的斗争是指向宗教的。因为只要宗教还活着，宗教就是抵御它的目标的最强大的堡垒。……宗教使整个人类生活都服从于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和永恒的权威。它要求否定、牺牲并放弃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它使人类生活充满了责任、内疚、判断和永恒。它禁止放纵地纵容人的冲动。文化革命是人的文化革命，是对一切追求快乐原则的生活领域的征服[1]。

[1]着重号系赖希所加。

　　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最近的事情。它以早在原始时代就已深植人心中的一种冲动为基础：强烈地渴望幸福。它是对尘世的天堂的原始怀旧。……信仰的宗教被快乐的宗教所取代。

　　为了履行这种责任（出于快乐的原委）, 人类社会建立了婚烟制度，婚姻作为一种毕生的配得关系，旨在为性关系提供保护性的框架。

　　婚姻是一种纽带，家庭是一种义务，祖国是一种自在的价值，道德是权威，宗教是一种来自永恒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