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2020）
我们的生态社会主义观
生态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官方共产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东欧以及其在某国和朝鲜的分支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上述这些非民主社会的警察国家不仅漠视人权——在妇女权利、LGBTQ+权利和种族平等上皆惨不忍睹，而且对于生态的态度也是灾难性的。就如西方资本主义那样一味追求基于化石—燃油的工业增长而对其环境影响不屑一顾。可怖的切尔诺贝尔核事故、和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描述为“显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的咸海的缓慢干枯、以及某国城市令人惊恐的空气污染程度，都是斯大林主义下不间断的工业增长所留下的环境毒害的非常明显的彰示。
与之相反，生态社会主义则体现了一种集体所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和民主、平等和自由相结合的社会，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结合，我们才能克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与自然之间的代谢断裂，建立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公有制和民主总是被形容为非此即彼，不能并存。但是，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它们则是彼此相依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主要产业、银行和金融事务的公有制，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无论议会如何说或做，真正的经济权力依然被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反过来，而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公有制只会导致玩忽职守的国家官僚的独裁，民主应不仅仅适用于国会和地方议会，也必须运作于工作劳动场所。工厂、数据处理中心、银行、交通系统、医院、大学、学校——所有这些机构都运作于其工作人员的民主控制之下。地方性社区也应如此。只有通过基层的民主管控，才有可能使生态意识渗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样，平等和自由也是彼此相依的。没有平等的自由就是一个神话。富人和穷人有平等的权利睡在门口，在手推车上等待。如果没有平等，社会贫富分化，那么弱势群体根本没有办法在实践中行使他们名义上的自由；反过来，如果没有自由的辩论和讨论（这里不包含仇恨和歧视的言论），部分人将永远比其他人更平等。
这些原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它们对于生态也至关重要。以经济增长的问题为例：可以肯定的是，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危机和更广泛的环境危机需要我们放弃不间断的经济增长（这要求“去增长”（de-growth））。但主流（即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运作方式是以GDP为衡量单位的无差别的纯数量概念化的增长或去增长，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声明，有必要区分有利于大多数人并有助于与自然的可持续关系的生产和消费形式的增长（例如风力涡轮机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生产建造以及住宅的改造翻新）和破坏环境或只对富人有利的形式的增长（例如军备竞赛、增压跑车、奢华酒店和旅游度假区）。前者需要扩大其规模，而后者则需要“去增长”，即完全停止增长。在涉及消费的方面，这种区分显得更为格外重要。必须减少人类消费的议题不应一概而论，因为在最基本的营养不良和极端贫困的意义上，“消费不足”正体现了世界上极大部分人也包括部分生活在北半球的人的现实状况，而极少数位于社会顶层的人却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度放纵消费。另外，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可能意味着减少对麦当劳汉堡、私人游艇和愈发复杂精细的智能手机的消费，但也将意味着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全民的住房、体面的医疗服务、更好的教育、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长的预期寿命。
但是如果没有公有制和真正的民主计划，这些变革不可能以一种非灾难性的方式实现或监管。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不大幅减少使用私家车，我们就不可能限制气候变化。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是在没有计划经济的私有制下推动，那么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取缔私家车而失业，不得不过上领取救济金的生活——不仅是汽车工人，还有钢铁工人、工程工人、电子工人、销售工人、机械工程师以及无数依赖着汽车产业的工人。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石油工业。
生态社会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国际主义。其中的一个在当代气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的方面，便是投身于国际气候正义。500年前，世界形成了一个或多或少的公平竞争格局，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经济发展或生活水平之间并没有太大差距。而后500年间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则构造一个严重不平等的世界，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代价却要首先由那些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小的地区和国家来承担。这种严重的不公正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框架内是无法被补救的，除非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但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仅仅是试图实现南半球和北半球的相对平等，其超越性在于实际上是设想向国际社会的过渡。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着长期的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19世纪中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大多数改良派工党或社会民主派的社会主义者则倾向于认为在现有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英国、法国、德国或爱尔兰的一国的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并将此作为他们的目标。这也正是20世纪20年代和之后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主要争议论题之一，后者奉行国际主义路线。而今天的全球环境危机，可以说给这场争论添加一个全新的注脚。
在爱尔兰甚至在中国，我们或许可以做到平等、保持碳中和和环保意识，但如果美国、俄罗斯、印度、西欧和其它国家无动于衷、一切照旧，全球变暖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将没有任何好转，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将被注定。海洋的塑化、酸化和其他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生态问题皆为如此。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它被组织成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这种方式甚至不断阻碍了国际社会对新型冠状病毒紧急情况的协调应对，也不可能实现应对环境危机所需要的国际团结。
生态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视角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后果，即气候难民的大量增加，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气候难民此类别甚至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但事实是，随着气温上升，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将变得不适宜居住生存，因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移民。
本质上而言，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的对策：第一，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对策，即建造围墙、栅栏、集中营，使移民淹死或饿死，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照顾自己”；第二，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策，“难民在这里是受欢迎的”。而要实现第二种对策而不是第一种对策的野蛮性，就需要对社会进行生态社会主义的改造，同时解决不可避免的失业、流离失所和不平等的问题。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工作和住房问题的解决答案必须是提供给所有人的工作和住房，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提供这种答案。
总而言之，只有国际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迎接当下时代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期望整个世界一蹴而就地转变成生态社会主义。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这也确实意味着，如果生态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先在一个国家建立了起来，无论是爱尔兰、巴西还是其他地方，都必须尽快将其推广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近的历史事件，例如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关于气候问题的罢工呼吁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国际上的迅速传播，都表明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
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愿景与环境和气候变化运动中“主流”和占主导地位的流派——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1]，“向匮乏宣战”（War on Want）[2]和绿党——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未来能够通过在现有的经济体系和国家框架内集体的“良心发现”来实现，但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其基于与自然的可持续关系，以及为人类需求而非追逐利润而生产。
（匡红 译、易天放 校）
[1] Friends of the Earth是一个国际间70余国环保组织所组成的联盟，如英国地球之友、韩国环境保护运动联盟、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地球之友拥有一个位于阿姆斯特丹小型秘书处，协助此联盟体系运作与协调共同行动。——译者注。
[2] War on Want是一家位于伦敦的反贫困慈善机构，通过与南半球和英国的运动合作，致力于挑战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根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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