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史》杂志第三卷第2期

第四国际在越南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 Vietnam

西蒙·皮埃尔尼（Simon Pirani）

研究的目的与参考资料

　　斯巴达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越南的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Stalinism and Trotskyism in Vietnam, New York, 1978）对这一运动的历史有过全面地介绍。该书的文章都是从《工人先锋队》（Workers Vanguard）筛选出来的。以该书为基础，Stig Eriksson写了西班牙语的著作 “Stalinismo y trotskismo en Viet-nam” （no 15, Cuademos rojas series）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以供西班牙托派学习之用。

　　关于本文主题还有许多价值不等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个印度支那同志”发表于《国际季刊》^[①]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发表于《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 美国社会工人党）1946年1月第一辑第七卷第16-17页。安文（Anh Van, 即黄同青,Hoang Don Tri）和杰克林·罗塞尔（Jacqueline Roussel）在其1947年出版的著作 “Mouvements nationaux et Lutte de Classes au Vietnam^[②]”(Paris, 1947)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长篇论述。Richard Stephenson的文章《越南：斯大林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对抗》^[③]（该文章被Gerry Downing在其著作《越南与托派》^[④]中加以引用）主要地参考了安文和罗塞尔的研究成果，以及吴文雪（Ngo Van Xuyet）对1945年西贡事件的描述，因而该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显得过时。

　　二手资料中，Milton Sacks的《马克思主义在越南》^[⑤]与Bob Potter的《越南：谁是胜利者？》^[⑥]都是很好介绍性的文章；《从越盟到越共》^[⑦]一文虽然在当时很有价值，但在今天却由于其过于笼统而价值甚微。

　　托派组织对越南革命运动史的讨论也是广泛而激烈的。除了序言中提到的吴文雪所著的《谢秋杜的一生》（Life of Ta Thu Thau）和后面的一篇《胡志明游击队里的一次莫斯科式审讯》（A Moscow Trial in Ho Chi Minh's Guerilla Movement），严肃的读者还应注意以下论著：George Johnson和 Fred Feldman: 《越共的真实面目》^[⑧]与《越南、斯大林主义和战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⑨]；Henry Platsky写的《越南托派的历史：这说明了什么》^[⑩]、《越南革命和巴布洛主义》^[11]、《近十年来的越南》^[12]、《托派和斯大林派》^[13]。除了Al Richardson的《关于越南托派的进一步讨论》^[14]和Simon Pirani的《越南托派的运动》^[15]之外，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围绕着《越南与托派》（Vietnam and Trotskyism, Australia, 1987）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越南托派历史的问题展开的讨论；其中也包括了托洛茨基的大量原始文章。

　　法国共产党通过其议会代表对越南民族主义的反对态度，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所有越南工人阶级的团体，尤其是那些老成员纷纷转向托派，其中以安文（黄同青）最为突出。这一事实在反映在了Benjamin Stora和安文的文章^[16]里。

　　………………

　　第四国际在越南的历史跟托派的多次重要讨论有直接关系。

　　难道历史已经证明第四国际是多余的，还是它必须要重建？是不是在斯大林主义政党已经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国家，托派已经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难道正如Isaac Deuscher 以及其后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第四国际从1938年成立之初就脱离了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成为一个“空架子”？

　　越南的历史在两方面对这些争论大有裨益：第一，1947-1975年间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斯大林派主导，以战争的方式反抗并挫败了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这给了那些“托派”以口实，称斯大林派并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它们已经走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斯大林派已经实际地占据了领导地位，而托派已显得无足轻重。

　　第二，虽然越南托派在20世纪30年掌握着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团体，但他们到了抗击法、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时就不再是这样了。——这只是向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确认了这一点：越南托派被历史忽视了。

　　错误的观念源于对1945年越南革命形势的无知与歪曲。日本战时政府垮台后，第四国际领导着工人群众和陈文教（Tran Van Giau）领导的斯大林派“临时政府”进行了争夺西贡领导权的斗争，后者完全认同了斯大林与盟国达成的协定：让越南重新回到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

　　在这次鲜为人知的革命中，越南托派领导着人民建立了苏维埃模式的工会和农会，以及初具规模（虽然较小）的工人武装组织。自1927年中国的广州自治被国民党军阀粉碎以来，越南托派的这些举动在亚洲尚属首次。在广州，斯大林派背叛了革命工人；在西贡，它们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使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并将托派的负责人驱赶到农村；在那里他们一旦被捕就性命不保，其中最早牺牲的就是托派领袖谢秋杜。谢秋杜的传记资料第一次以英文形式出现在本期的《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 History）中。

　　斯大林派一直试图掩盖这段革命的真相，并且他们几乎就得逞了：因为“托派分子”屈服于斯大林派的高压而保持缄默。例如有两个单卷本的关于第四国际英文书，《第四国际》^[17]和《第四国际的死亡之痛》^[18]，它们竟然对越南托派未置一词。

　　如果不了解1945年革命的真相，工人阶级就永远不明白那时越南到底发生过什么，就永远不清楚那时斯大林派与托派到底做了什么。

　　难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5年的革命是被隐藏起来了吗？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成千上百欧洲人的观点：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中参加过各种自称是托派的组织。但他们怎么会了解到1945年革命的情况，或能够确认有越南托派这么一个事实存在着呢？

　　他们曾努力搜索过其所参加的组织所发行的杂志和报纸，但都徒劳无功。他们可能找到了一份“自由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 Marxist）的杂志——《团结》（Solidarity）其中包含了一篇吴文雪的文章《西贡的起义》^[19]，这篇章是从“Information-Correspondance Ouvrières”的复本中翻译过来的。（这份目击者的纪录是一篇未出版的著作《有关越南》(Sur le Vietnam)中的一部分，我们在下文多次引用了它的一些内容）。

　　那个时代出版的宣传册极少具有相似性，依据作者们声称与托派的关系，有以下英文资料：Richard Stephenson的《越南：斯大林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对抗》；Stig Eriksson, 《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Trotskyism and Stalinism in Vietnam），《越南：工人阶级状况》^[20]，《越南：一块不利于极左翼以游击战争法对抗法国共产党的地方》^[21]和《从越盟到越共》。

已被关注的较少资料

　　声称是托派的那些大团体很少讨论越南民族运动的问题。如Pierre Lambert领导的“法国共产国际组织”（the French Organisation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简称OCI），他本人还教授越南民族运动的历史课。在巴黎的一次反越战游行中，当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the 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简称USFI）的支持者高呼“胡、胡、胡志明”时，OCI的成员就高声回应“谢、谢、谢秋杜”。但OCI从未出版过任何关于越南托派的读物。另一个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the Socialist Labour League）直到1975年才出版了一份这方面的读物，然而其目的还是诽谤越南托派的。

　　1973年Pierre Rousset（USFI的一位负责人）出版了一本书《越南共产党》^[22]（据我所知只有其中一章被翻译成英文，详见1976年Tariq Ali主编的《斯大林主义的遗产》(The Stalinist Legacy)），本书试图揭示越南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遵循了托洛茨基指引的“不断革命”路线。

　　Rousset的这本书在USFI的英文杂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July-August 1973; April 1974; Februry 1975）上引起了一场争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George Johnson和Fred Feldman则反对Rousset的观点。他们通过列举关于越南斯大林派的详细历史资料，认为斯大林派一直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这场争论的另一方面，即关于1945年越南托派被暗杀的争论尤其有趣。胡志明曾在1946年对法国历史学家Daniel Guerin说谢秋杜被杀是因为“他不遵循我定下的路线”（见Daniel Guerin的著作^[23]）。Rousset也引用了Guerin的资料，但他仍坚持认为，虽然胡志明和斯大林派领导人对托派被暗杀一事负有“明显的政治责任”，但却“很难认定”谁是“直接的责任人”；因而斯大林派的立场还是很“模糊”的。Johnson和Feldman则根本否认了“模糊”一词，认为Rousset只是故意想把斯大林派革命潜力的错觉永久化。

　　这两个美国人也指出对于研究越南历史的托派来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Rousset并没有做到，这就是重新考察1945年的事件以及当时托派与斯大林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第一步就是，第四国际应公开出版已有的资料（应注意保证一些事实的准确性）。这些资料有：《越南南波地区的一些革命阶段》^[24]，《谁杀害了谢秋杜？》^[25]；在法国的“越南国际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Vietnam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Group in France）编辑的《印度支那：谢秋杜遇害》^[26]，《印度支那反革命的新阶段和帝国主义的进攻》^[27]；还有一份参考资料是Benjamin Peret, Grandizo Munis 和 Natalia Trotsky写的《F1在危险中》（`The Fl in Danger'，见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1947年6月27日的《内刊》(Internal Bulletin)）。（在《国际季刊》上还有一些法国入侵印度支那的资料，其中有一些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第四国际》1946年1月和1947年4月刊上。但以上提及的第四国际所掌握的关于越南支部的资料还是相当地稀少。）

　　一份美国杂志《社会主义的诉求》（Socialist Appeal )在其1939年8月11日第3卷第58其中发表了潘文秀（Phan Van Hum）、陈文昭（Tran Van Thach）和谢秋杜致托洛茨基的信，信中他们向托洛茨基汇报了在1939年3月份的西贡殖民议会选举中，托派赢得了对斯大林派的“辉煌胜利”。（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本中再次提及）

其他待开发的资料

　　在与Rousset的争论中，Feldman和Johnson建议他可以做一件对马克思主义和学术很有益的事情，那就是进一步调查1945年的时间。他们还建议他去采访那些流放在巴黎的越南与中国托派成员；因为他们看不出Rousset曾做过这些努力。但这两个美国人不知道的另一个关键信息是，作为USFI领导成员的Rousset，本应该是查阅过第四国际的国际秘书处（ISFI）保存的1945-55年间与越南的通讯档案。但可能由于诚信的问题（更别谈他的托派资格了），他没有提到这些档案。

　　这些档案保存在法国南特大学（Nanterre University）的the Bibliothèque Internationale de Documentation Contemporaire (BIDC)，这是研究越南托派1945年革命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它包括了两个越南托派组织关于1945年事件的两份报告《南越的八月革命和斗争团体》（Dans le Sud du Vietnam: La Revolution d Aôut 1945 et la Groupe de La Lutte）和信息量较少的《越南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斗争》（La Lutte de la Ligue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du Vietnam）；也有一些托派成员个人写的报告，其中的两篇首次发表于《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 History）上，它们是N Van写的《胡志明游击队里的一次莫斯科式审讯》（Un proces de Moscou' dans le maquis de Ho Chi Minh）和一篇未署名的《我第一次走上不断革命道路的历程》（Mes premiers pas vers la Revolution Permanente）；这些档案还包括了越南托派的信件、文章和宣言，日期最近的资料是1955年5月来自西贡的一份15页的信件和同年写的一份文章提纲。国际秘书处（ISFI）和中国同志的来信也应予以参考，比如日期为1951年8月的一份两页的报告中记录了一个中国托派刘青良（Liu Chia-Liang）的命运，他在越南工作期间被斯大林派杀害。

　　如果把这些资料作为研究1945年革命中越南托派事迹的基础资料将会大有裨益的。

　　然而自1945年以来在第四国际内部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实际上第四国际对越南支部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对其缺少关注。彭述之在《巴布洛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在中国的体现》^[28]（该书是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教育之用）和（陈皮兰Chen Pilan写的）《彭述之回首话当今》^[29]（Looking Back Over My Years With Peng Shu-tse）中已经提到过。还有一份未公开的文集《殖民委员会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Resolution sur le Travail Indochinois de la Commission Coloniale）收集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些资料。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自称是托派的团体与个人发表了哪些有关越南托派的资料：

　　第一，这些作品重复了斯大林派对越南托派的误解与歪曲。尤其是Stephen Johns发表于《第四国际》1975年秋季和冬季版的文章《斯大林主义和越南的解放》（Stalinism and the Liberation of Vietnam），文章称托派“始终未能在农村建立基地，并完全低估了游击战在革命中的作用”；还有Martin McLaughlin所著的《越南与世界革命》^[30]。其他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不值一钱，都只是明显地透露着作者的政治偏见。

　　第二，关于越南托派的研究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评价：如斯巴达派的小册子《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1975年）；澳大利亚的一个共产主义同盟编写的《越南与托派》（Vietnam and Trotskyism, 1987）只是重复了Workers Press 在1986年12月-1987年1月间的一系列文章，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英文报告《越南南波地区的一些革命阶段》和《印度支那反对派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dochinese Oppositionists,1930）（这些资料是越南支部和托洛茨基进行的一次重要讨论的基础材料。）

　　John Spencer在一本复印版小册子《越南托派和1945年八月革命》（The Vietnamese Trotskyists and the August Revolution of 1945）中虽然持反对托派的立场，但他还是参考了托派在越南问题上的争论。

　　关于越南托派历史的重要资料也存在于法语杂志《越南纪事》（Chroniques Vietnamiennes）上。这是由USFI的越南同志主办的。在其1986年11月第一期中有三封胡志明的来信，日期为1939年；这三封信有效地终结了有关胡志明对屠杀托派态度的争论，因为在信中他对屠杀持鼓励态度。

　　尽管有以上成果，关于1945年革命以及托派在其中的角色还是没有被很好地研究。

　　二战前托派在越南的活动资料已经被很好地整理了。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作品外还有一些英文资料，如Anh Van 和Jacqueline Roussel写的《越南的民族运动和阶级斗争》，这是一篇历史分析性小册子，于1947年第一次由第四国际用法语出版。

　　托洛茨基给其越南同志写的资料有：《关于印度支那反对派的宣言》^[31]，《印度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致印度工人的公开信》^[32]（India Faced with Imperialist War: An Open Letter to the Workers of India, 25 July 1939），《世界政治中的克里姆林宫》^[33]，《托派和PSOP》^[34]。

　　在法国最近的成果有《印度支那革命》（Revolutionnaires d'Indochine）第40期的“Cahiers Léon Trotsky”，其中包括了N Van 写的一个条目“第四国际在越南的活动：1930-1939”（Le mouvement IVY Internationale en Indochine 1930-39），其第二篇文章《第四国际在越南的活动：1940-45》也将于今年在Cahiers 出版。下面我们将单独列举一些非托派作者的作品，但其中须特别关注的是Daniel Hémery的著作《越南革命者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权力》^[35]；这是一本研究1932-37年间西贡斯大林派、托派和民族主义派的著作，长达500多页。巴黎的“国际托派和革命运动学习与研究中心”（ Th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es Mouvements Trotskyste et Mvolutionnaires Internationaux）有一份不完整但很有用的文件集，它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托派出版物，包括Le Militant, La Lutte and Thang Muoi；它还有一本关于越南的未出版的打印版资料“Le Communisme de 1920 a 1935”。

　　在意大利有Stelio Marchese写的`I Giornale "La Lutte" e i Trotskysti di Saigon 1934-39'（见Storia a Politica, Volume 16, no 4, 1977.）

　　另外还有一些越南托派的小册子，迄今不仅还没有被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甚至据我所知，在欧洲任何一家图书馆中都找不到。这些包括谢秋杜写的《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36]，罗文定写的《谢秋杜：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37]。

　　研究第四国际在越南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在法国的越南工人的活动。他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其领导人和组织者都是托派。Benjamin Stora写的《二战期间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工人》^[38]一文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也可参考《越南纪事》的第四期，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同志已经在越南写了一本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还有一本未出版的书是，意大利Foligno的the Centro Studi Pietro Tresso编写的《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简史》（a Bref Historique de Group Bolshevik-Leniniste Indochinoise）。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些资产阶级和非托派作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资料最详细是I Milton Sacks的《马克思主义在越南》（Marxism in Vietnam），这是Frank N Trager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南亚：对四个国家的研究》^[39]的一部；以及Huynh Kim Khanh写的《越南共产主义（1925-45）》^[40]。在巴黎的国家档案馆的海外部（The Section d'Outre-Mer des Archives Nationales）还存有大量的由法国殖民政府提交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越南革命运动的报告，这些宝贵的资料还有待更细致地研究利用。

　　关于1945年革命，K Colton写了一篇未公开的论文《越南独立政治运动的失败（1945-46）》（The Failure of the Independent Political Movement in Vietnam 1946-46）也非常有用，此文保存在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图书馆里。还有一篇有趣的文章“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同盟”（Political Alignments of Vietnamese Nationalists），保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远东部人力研究办公室（US State Department 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the Far East,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第3708号报告（1949年10月1日）。

　　当然，在越南还有一些资料（如Huynh Kim Khanh的传记体著作《越南共产主义》）。但很显然我们应优先翻译以下这些资料：Ba Phuong Lan写的一份谢秋杜的传记^[41]；Huan Phong写的《谢秋杜》^[42]，潘文秀（Phan Van Hum，一个托派领导人）写的《集中营岁月》^[43]。

　　还有一些只需一提的作品，如Douglas Pike的《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史》（History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76）；Joseph Buttinger的《越南：一条被围困的龙》；Ellen Hammer的《1940-55年间的印度支那斗争》^[44]（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 1940-5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在法国还有Phillippe Devillers所著的《越南史：1940-1952》（Histoire du Vietnam de 1940 d 1952），Jean Lacouture的《胡志明政治传记》^[45]和Yvan Craipeau的《解放：二战期间（1944-47）的革命者》（La Liberation: Les Revolutionnaries pendant la Second Guerre Mondiale 1944-47）。

　　在越南斯大林派“官方”出版的欧洲语党史书中，我找不到有关托派的任何记录。他们的谎言源于前面提到胡志明的三封信，他在信中污蔑托派是“日本的代理人”。这一观点随后出现在越共中央编写的越南语党史研究资料《党史文集》（Party Writings, Volume 2 (1930-45)）；最近的记录是The Tap在1983年的文章《对反革命托派集团斗争步骤之我见》^[46]，《越南纪事》的同志们已经将其译成法语。随着莫斯科开始鼓吹“公开化”之风，托派同志也纷纷呼吁斯大林派公开20世纪30年代的档案，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是否会有新的资料予以公布。

　　加强对第四国际的研究，在1975年后的越南和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都是一件很有实际效应的事情。第四国际确实有一段可以被感知到的历史（严格地讲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我们尤其可以关注一下《越南纪事》的前身“Nghien Cuu”，其中有1947年2月5日越南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给国际秘书处的信（此信可见上面提到的斯巴达同盟的一本书《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还应关注工人出版社（Workers Press）在1990年2月3日、17日、24日的一系列文章。1980年夏天USFI的“Inprecor”中的一篇“Débat Sur La Situation En Indochine”，在讨论越南入侵波尔波特的柬埔寨的起源时，触及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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