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五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五

　　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本质视而不见，而试图建立一种非黑即白的单一历史观。醉心于经济的马克思说到底不过是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倒影。他的思想与多元论者对当代世界的人是背道而驰。当代世界的人认识到，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不能被硬塞进一个刻板的单一框架中，但马克思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现象都是经济现象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对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提出异议。无论一个人想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吃饭喝水以维持体力。如果你住在谢菲尔德^[1]而不是萨摩亚^[2]的话，你至少还需要遮体的衣服和一个栖身之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只有我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会去学习弹琴、写诗词，或者装饰房间。没有物质生产也就没有文明。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不止于此。他们认为物质生产极端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文明，还因为物质的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这就像你可以说“笔或者电脑是写作小说的必备工具”，也可以说“笔或者电脑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小说的内容”，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写作工具会决定写作内容的说法并非显而易见，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决定文明的性质”的观点却连许多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表示认同。哲学家约翰·格雷^[3]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也曾写道：“在市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区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且决定—有时支配着—整个社会。”^[4]格雷把这个理论局限于市场社会的范围之内，而马克思却将它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范畴。
　　马克思的批评者将这个强有力的主张视为一种还原论。认为这种观点试图用同一个因素解释世间万物，而这显然是错误的。怎么能如此狭隘地概括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呢？很显然，推动历史运行的有许多种力量，而所有这些又怎么能归为一个单一的、不变的准则呢？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多元论的观点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难道任何历史情境中都不存在一个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吗？这样武断的想法无疑让人难以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可能是一个直到世界末日都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没有人会认为法国大革命会发生，是因为法国人吃了太多的奶酪而造成了大脑变异。只有一小撮抱着极端诡异想法的怪人们才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白羊座当时处于优势星位。承认一些历史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大并不能妨碍人们成为多元论者（至少从这个词的某些意思上来说）。他们或许仍然相信，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论者。他坚决否认他和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这样的话。在他看来，那种说法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的、没有任何道理的词组”^[5]。其实，多元主义并不意味着时刻都强调各种因素同等重要。每个人都相信等级的存在，就连最狂热的平等主义者也不例外。事实上，大多数人相信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变的等级体系。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给一个饥饿的人挠痒会比给他食物更重要。也没有人会认为，查理一世^[6]指甲的长度在英国内战中发挥了比宗教因素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有很多原因可以促使我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二十分钟（因为我是虐待狂，因为我具有强烈的科学求知欲，因为你穿了一件无比难看的花衬衫，或者因为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无聊的老纪录片），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死了，我就可以按你的遗嘱得到你那几匹获过奖的赛马。如果这个例子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公共事件就不能有一个最重要的动因呢？
　　一些多元主义者也认为，很多事情的背后都存在一个最突出的原因；只是他们不相信，同样的动因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事物中发挥作用。所谓的历史经济论当然有其不合理之处，毕竟不可能任何地点的任何事情都能具备相同的条件。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是一件单一的事物，就像一根石棍那样上下一般粗呢？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我现在会头痛是因为我昨天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非要戴那个紧得出奇的梦露^[7]式假发，但历史绝不是像头疼那么简单的单一事件。就像有人曾经抱怨的，历史就是一件接着一件可恶的事件：没有童话故事的统一情节，也没有平白叙事的前后连贯，并不存在一条贯穿人类历史的连续脉络。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历史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很少有人会把历史视作是混乱、剧变、事故和意外事件的随意堆积，尽管弗里德里希·尼采^[8]和他的门徒米歇尔·福柯^[9]曾经十分接近这样的观点。虽然历史中的因果链条复杂难测，但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存在这样的因果联系，并且认为正是这种联系让历史有了某种可以探寻的模式。比如说，不同国家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开始殖民地的开发不可能没有一些相同的原因。非洲的黑奴也并非是凭空被运往美洲的。造成二十世纪多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原因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模仿。正常人不会平白无故地纵身火海，而其他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理由。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中究竟是不是存在可以触摸的模式，而是有没有一种模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你完全可以在相信前者的同时而不鄙弃后者。为什么各自重叠的不同历史模式一定要统一为一体呢？怎么可能用一套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如此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呢？如果我们要为人类从穴居走向资本主义的历程寻找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的话，那么物质利益显然要强于饮食、利他主义精神、撑竿跳或者行星合相。但这个答案还是太过单薄，无法令人满意。
　　如果这个答案足以打动马克思，那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其实绝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丰富多样。历史的真相比我们看到的表象要单调的多。历史中的确存在一种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并非像小说《荒凉山庄》^[10]或者电影《正午》^[11]中情节的连贯性那样令我们如痴如醉。贯穿人类历史的是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而且虽然这些内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体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文明都是以它们为基础建立的。正是这种令人厌恶的单调轮回使人类的历史具有了极强的整体性（甚至是过强的整体性）。这的确堪称宏大叙事，但如果这种整体性比现在还要强的话，那就不得不说是我们人类的悲哀了。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从古至今唯一保持不变的—可能偶有例外—就是痛苦的绝对性。”历史的宏大叙事绝非进步、理性或者启蒙。难怪阿多诺会用“从弹弓到原子弹”来概括这一段令人心碎的悲情故事^[12]。
　　人类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强迫劳役和剥削，而这正是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现象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的肉体生存息息相关。无论是暴力、强迫劳役还是剥削，都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延续自身物质存在方式的长期特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那些零星爆发的野蛮兽性或者侵略行为。如果这些现象存在什么必要性的话，那就是因为它们都植根于人类生产和再造其物质生活的体系结构中。即便如此，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会天真地以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些力量塑造的。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无论是伤寒病、马尾辫、开怀大笑、苏菲主义^[13]、马太③^[14]受难，还是将脚趾甲涂成异域情调的紫罗兰色，就都成了某种经济力量的反映。我们也就无法理解那些没有直接经济动因的战争或者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艺术作品了。
　　马克思的某些作品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即政治不过是经济的反映。但同时，他在对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动因进行研究时，却没有说这些动因只是深层次经济因素的表现。物质的力量有时的确可以直接对政治、艺术和社会生活施加影响。但大多数时候，物质因素的影响往往更加长期而隐蔽。有些情况下，物质因素只在部分程度上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而另外一些情况下，物质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跟我喜欢什么样的领结有什么关系呢？它又是怎样决定悬挂式滑翔运动或者十二小节蓝调音乐的呢？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并非还原论。政治、文化、科学、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仅仅是经济因素改头换面后的表象，正如人的理性也并非像某些神经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类大脑活动的反映。无论是政治、文化、科学，还是社会观念和社会存在，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现实情况，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沿革，也都依照着各自的内在逻辑运行不息。它们并非某种外在事物的苍白倒影，而是不断有力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如我们稍后还将提到的那样，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某种机械的决定论，那我们所说的又是怎样的一种主张呢？难道是一种政治上毫无作为的泛泛而谈吗？
　　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首先是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建构产生限制。所谓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者社会观念。并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约翰·洛克^[15]的哲学或者简·奥斯汀^[16]的小说。资本主义只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内涵的背景。生产方式也不会单单抛出那些对它有利的观念或者社会建构。如果真是如此，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也就无法解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街头剧场从何而来，或者托马斯·潘恩^[17]怎么能在风雨如晦的英格兰写出广为流传的革命性巨著《人权论》。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会惊讶地发现，英国文化中满是托马斯·潘恩式的人物和无政府主义的街头剧场。大多数小说家、学者、广告人、报纸、教师和电视台都不可能创造出那种能颠覆现状的作品。这样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却往往为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导出马克思主张中更为积极的方面。从广义上来说，阶级社会中的文化、法律和政治都与社会中各阶级的利益紧密相关。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如果我们静下来想想的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物质生产隐约占据着人类历史，已经吸取了无穷无尽的时间和能量，激起了许多自相残杀的冲突，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成为了许多人生命中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如此突出，足以影响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各种社会建构都被无情地卷入了它的轨道。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观念都不得不拜倒在它脚下，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增强自身合法性的工具。试想一下我们眼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吧。从体育到性行为，从搞到天堂的前排座位到美国电视播报员为了广告商利益而拼命嘶吼……商品形态那肮脏的双手已经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佳明证。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与日俱增。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信条，但资本主义对“生产”的理解是片面和狭隘的。
　　同样相信“为生产而生产”的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就要比资本主义全面得多。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是值得我们努力追寻的宝贵目标，而不是为实现其他目的而服务的工具。但只要那种狭义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论调还在统治我们的社会，人类的自我实现就无从谈起，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不得不将绝大多数的精力用来养家糊口因而根本无法享受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体的精神实质可以从“为生产而生产”的不同用法中可见一斑：一个是纯粹经济意义的，而另一个是创造性或者艺术性的。马克思绝非经济问题上的还原论者。他严厉地批评那种将人类生产还原为拖拉机和涡轮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是生产本身而不是晶体管收音机或者宰杀绵羊更接近于艺术。我们在后文中还会谈到这一点。
　　诚然，马克思坚持（狭义上的）经济因素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但抱有这种信仰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西塞罗^[18]认为，国家的作用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历史的“经济”理论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司空见惯。一些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将历史视为不同生产方式的接续，并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解释社会等级的高低之分、因人而异的生活方式、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家庭和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亚当·斯密^[19]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物质生产的发展阶段都产生了独特的法律、财产所有制和政府组织形式。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财产所有制一旦确立，战争、剥削和阶级冲突便会尾随而至。他还坚持认为，所谓的社会契约不过是富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强加给穷人的一场骗局。在卢梭看来，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将枷锁加于弱者而将权力献给富人，而这些权力将“不可挽回地消灭天赋的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而迫使全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20]他认为法律总是保护强者而欺凌弱者；所谓的正义往往只是实施暴力和保证统治的武器；而文化、科学、艺术和宗教不过是维持现状的帮凶，它们的职责就是给那些用来压迫人民的铁链带上“鲜花的桂冠”。卢梭说，财产制是人类不满的根源。
　　伟大的十九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21]将社会主义视为“经济只是匮乏的产物”，曾被人称为最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他曾感叹“人类的物质利益在决定他们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中影响何等之大”^[22]。他还在《奴隶势力》的序言中称，“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的产物”。他的同胞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23]是当时最伟大的爱尔兰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激烈的反社会主义者。莱基曾写道：“没有什么东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能与管理财产接替的法律相提并论”^[24]。甚至连弗洛伊德都信奉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不需要劳动，人们只会每天都无所事事，无耻地沉湎于性欲之中不能自拔。是经济上的需求使我们脱离了自然的懒惰状态，不断刺激我们参与社会生活。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则不那么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

　　（人类社会的）居民必须经历狩猎、放牧、农业等不同的阶段，到财产的价值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不公正；然后就会诞生相应的法律，以减小损失，保护财产；当人在这些法律的支持下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当奢侈品应运而生并且社会要求奢侈品的持续供应，科学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有用之物；国家没有了科学就不能维持下去……^[25]

　　这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用古怪的文风写下的反思，而是十八世纪爱尔兰作家、忠心不二的托利党人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对财产制的思考。如果说爱尔兰人似乎对所谓的历史经济理论特别情有独钟的话，那也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破败不堪的殖民地实在太艰难了：盎格鲁-爱尔兰籍地主阶级掌控一切，却对各种问题都置若罔闻。英格兰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对经济问题的敏感程度远远不如爱尔兰人，因为英格兰拥有复杂的文化上层建筑。如今，马克思最忠实的信徒似乎反而是那些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屑一顾的人们。这些人包括银行家、金融顾问、财政官员、公司管理人员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证明他们坚信经济的重要性。他们全部都是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个有趣的事实：所谓的“历史经济理论”正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地—英国曼彻斯特附近兴起的。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那段时光让他第一次认识到经济的核心地位。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座磨坊，而且这座磨坊创造出的财富不仅是恩格斯的经济来源，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马克思提供了经济支持。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恩格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从家庭开始的。正是在富有的恩格斯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马克思才得以建立知识的上层建筑。
　　那种认为马克思将所有事物都归因于经济的说法是一种可笑的过度简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非单纯的经济因素所能概括的。诚然，马克思一般将阶级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内占据同一场所的一群人。但我们所说的是社会阶级，而不是经济上的阶级，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所写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革命。如果社会生产关系优先于社会生产力，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明目张胆地贴着“经济”标签的东西会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
　　阶级并非仅存在于煤矿和保险公司。阶级不仅是一种经济实体，也是一种社会构造和一种团体。无论是习俗、传统、社会机构，还是价值观和思维习惯，都可以成为阶级的一部分。阶级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事实上，马克思曾在著作中提出，缺乏政治代表的阶级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他似乎是在说，一个阶级只有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阶级的本质时，才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阶级。这个过程既是法律的、社会的、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经济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个阶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充满了各种分化和多样性。
　　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于劳动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经济因素的关注。马克思对劳动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人类学的各个学科：自然与人类能动性理论，人体及其需求，人类感官的本质，社会合作的概念以及个人的自我实现。这不是《华尔街日报》中涉及的那种经济；《财经时报》上也读不到关于“人类种群”的文章。劳动也与性别、亲属关系和性行为有关。如何选择筛选和培养劳动者？如何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生产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活形式中进行的，因此也自然充满了社会意义。由于劳动总是具有一定的含义，而人类又是喜欢探究事物意义的动物，所以劳动永远不可能是简单的技术或者物质问题。你可以通过劳动颂扬上帝的恩典，可以通过劳动歌颂自己的祖国，当然也可以用劳动换零花钱。简言之，经济活动的前提往往超越经济本身。这并不仅仅是市场如何运行的问题。它不仅仅关乎我们怎样成为一个证券经纪人，也关乎我们怎样作为人类更好地生活^[26]。
　　由此可见，阶级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就像两性关系从来就不仅仅是个人事务。事实上，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一桩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便是硬币也有审美价值和其他使用价值：人们因为前者而将硬币收集起来，放在玻璃展柜中供人欣赏；或者因为后者将硬币扔进熔炉，化为钢水。顺便说一句，谈到金钱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类的存在可以在顷刻间就化为经济活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金钱的功能。金钱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将无穷无尽的人类可能性纳入它极为狭小的范畴之内。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但其中的大多数只有用金钱才可以获得。金钱保证我们有能力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只有吃饱穿暖，我们才能体面地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和沟通。金钱可以带来隐私、健康、良好的教育、美丽的容貌、社会地位、出行方便、舒适、自由、尊重和感官上的满足；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还可以在华威郡^[27]买下一座都铎时代^[28]的农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彩地表现了金钱千变万化、点石成金的特质，以及你如何用不起眼的一小撮钱换来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金钱本身就是一种还原论。它能用几个铜板就装下整个世界。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即使是硬币这样极具经济特征的东西也并非纯粹的经济概念。事实上，所谓“经济”从来不是独自出现的。财经媒体津津乐道的“经济”不过是一个幽灵，当然也肯定没有人见过“经济”到底长什么样。它是一个从一整套复杂的社会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正统经济学思想往往倾向于将经济的概念缩小。而马克思主义则试图从最丰富、最宽广的角度理解生产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有其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物质产品永远都不仅仅是物质产品。它们象征着富足的生活，它们能引领我们获取许多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为了土地、财产、金钱和资本而拼死相搏。除了那些以经济作为谋生职业的人之外，没有人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经济，因为经济的活动涉及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因而在人类历史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常常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镜像。就像资本主义将人性简单地归为“经济人”，资本主义伟大的对手也难免犯下这样的错误。资本主义将物质生产奉若神明，马克思主义也照葫芦画瓢。但这样的批评恰恰误解了马克思主义中“生产”这个概念。马克思坚持认为，大多数不断进行的生产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在他看来，人们单纯地为了生产而自主进行的生产活动才算是真正的生产。这样的愿望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但我们也可以在艺术这种特殊化的生产中提前体会到这种创造的滋味。马克思在著作中说，约翰·弥尔顿“创作了《失乐园》是出于与桑蚕吐丝相同的原因。这是他天性使然”^[29]。艺术反映的是一种未经异化的劳动，而马克思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作品。他曾经将自己的写作描述为构建一个“艺术性的整体”，并且在写作时高度重视行文的风格（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对艺术的兴趣也并非单纯是理论上的。马克思本人作过诗，写过一篇未完成的诗歌剧，并且留下了大量关于艺术和宗教的手稿。他还计划过筹办一份戏剧评论的杂志，也想过要写一部关于美学的专著。他在世界文学领域也具有广博的知识。
　　到目前为止，人类很少能从劳动中获得充实和满足。一方面，这是因为人类的劳动往往是出于迫不得已，虽然有时候劳动只是为了糊口；而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劳动都是在阶级社会中进行的，本应成为目的的劳动却成了他人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对于马克思和他的精神导师亚里士多德来说，美好的生活是由那些人们自愿去做的事情组成的。那些最好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属于人类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责任、习俗、感情，也不是因为权威的命令、物质的必需、社会的福利或者对万能造物主的敬畏。比如说，我们完全没有理由需要他人的陪伴。但我们之所以喜欢有人陪，是因为我们这个“种群”的天性使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和种土豆一样都是一种生产。团结是人类政治变革的必要条件，但最终，我们将为了团结而团结。这在下面这段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动人话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直接目的是把学说、宣传等视为目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吸烟、喝酒、吃饭等等已经不再是创造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对话，对人们来说已经足够。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并非一句空话，而是一种现实，而人们那因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也放射出崇高的人类精神之光^[30]。

　　那么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生产意味着通过改变现实而实践人的基本权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真正的财富是“百分之百地实现人类的创造潜力……例如，将人类的潜能作为目的而加以发展，而不是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尺去衡量它”^[31]。他又在《资本论》中写道，阶级社会之后，人类将能开始“发展那些作为一种目的的人类权利，而这才是真正自由的国度”^[32]。马克思著作中的“生产”一词包括任何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活动：吹笛子，吃桃子，就柏拉图的思想与人争辩，跳苏格兰双人舞，发表演说，参与政治，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庆祝生日。马克思主义中的生产不一定是那些具大男子气概的人才能做到的事。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人性的本质，但他并没有说人性的本质就是包装香肠。我们所熟知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异化的“praxis”—这个源于古希腊语的单词指的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在古希腊时代，这个词意味着任何自由人的行动，与奴隶的劳作截然不同。
　　然而，只有狭义上的经济才能给我们创造超越经济的条件。通过重新配置资本主义为我们积累的财富，社会主义将大大减弱经济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不会彻底消失，但也远不会像今天这样突出。能享受到重组物质供应的人们将不必整天想着赚钱养家。这样，人们才有时间去从事一些更有趣的追求。这样看来，马克思并非痴迷于经济问题，而是将经济问题看作对人类真实潜力的扭曲。在他所期待的世界里，经济问题将不会再占据我们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的祖先为了物质生活而奔波忙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经济剩余很少或者几乎不存在经济剩余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忍受无休止的辛苦劳动也就不能生存下来。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已经足以大大延长人类的闲暇时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创造这些财富的方式要求资本不停地积累和扩张，而这也就意味着依然无休止的人类劳动。同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方式还滋生了贫穷和困苦。这是一个何等自相矛盾的体制！结果，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男男女女们坐拥着我们的先辈做梦也想不到的富足生活，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比起过去的采猎者、奴隶和封建雇农却丝毫没有减小。
　　马克思的著作关注人类的享受。在他看来，美好的生活不是工作而是休闲。自由的自我实现当然是一种“生产”，但这种生产并非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都能把时间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休闲也就有了十足的必要。因此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那些典型的懒汉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似乎并没有太大吸引力。不过，这是因为要实现马克思设想的目标，必须付出大量的努力。只有辛勤地工作，才能获得闲睱的时间。

^[1] 谢菲尔德：谢菲尔德市为英格兰第四大城市，坐落于南约克郡。

^[2] 萨摩亚：原名“西萨摩亚”，一九七七年七月更名为“萨摩亚独立国”，位于太平洋南部，萨摩亚群岛西部，由萨瓦伊和乌波卢两个主岛及七个小岛组成。

^[3] 约翰·格雷（John Gray，1948- ），英国政治哲学家，作家。

^[4] 约翰·格雷，《空欢喜：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伦敦，2002年，第12页）。

^[5]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1965年，第417页）。

^[6] 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国王，在英国内战中失利后被指控叛国，最终被施行绞刑，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

^[7] 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

^[8]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诗人，散文家；代表作《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9]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代表作《疯癫与文明》。

^[10] 《荒凉山庄》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通过描写一桩神秘的财产诉讼案，展现了人性的贪婪，并揭露了当时英国司法制度的弊病。

^[11] 《正午》，美国于一九五二年上映的影片。影片中的时间与真实世界中的时间步调一致。

^[12] 西奥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伦敦，1966年，第320页）。

^[13] 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最初源自《古兰经》中的某些经文和穆罕默德的神秘体验，提倡给伊斯兰教信仰赋予神秘的奥义，并奉行苦行禁欲的修行方式。

^[14] 马太（Matthew），《圣经》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15]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开创者，主要著作有《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

^[16]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

^[17] 托马斯·潘恩（Tom Paine，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

^[18]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哲学家。

^[19]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鼻祖”。

^[20]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伦敦，1984年，第122页）。

^[21] 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John Elliot Cairnes），爱尔兰经济学家，被称为“最后的古典经济学家”。

^[22] 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孔德先生与政治经济学》，《双周评论》（1870年5月）。

^[23] 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W.E.H.Lecky，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24] 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政治和历史论文集》（伦敦，1908年，第11页）。

^[25] 阿瑟·弗里德曼编，《哥德史密斯选集》第二卷（牛津，1966年，第338页）。

^[26] 彼得·奥斯伯恩著《马克思》（伦敦，2005年）的第三章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很好的讨论。

^[27] 华威郡：英国华威郡片区面积七百六十四平方英里，管辖人口超过五十万。

^[28]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是一四八五至一六〇三年间统治英格兰王国和其属土的王朝。

^[29]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伦敦，1972年，第202页)。

^[3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纽约，1972年）。

^[3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哈蒙玆沃思，1973年，第110页-111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1967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