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四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四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社会，那里没有艰难，没有痛苦，没有暴力，也没有冲突。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对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人人平等，毫无贵贱之分。人不再需要工作，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这种出奇幼稚的想法来源于对人性的轻信。它完全无视人性的险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生来就是自私、贪婪、好斗而富于竞争性的动物，而且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改变这一点。马克思对未来的天真想法反映了他整体政治思想的荒谬与不切实际。
“你们那个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里也有交通事故吗？”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类冷嘲热讽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评论往往更多地反映出问话者自身的无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幻想。因为，如果乌托邦意味着一个完美无瑕的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本身就自相矛盾。
其实，“乌托邦”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有很多有趣的用法[1]。威廉·莫里斯[2]是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一，他创作的《乌有乡消息》是关于乌托邦的不朽之作[3]。与几乎所有其他乌托邦题材作品不同，这本书详细展示了政治的变革是如何进行的。但从“乌托邦”这个词最普通的意思上讲，马克思对那个没有痛苦、死亡、损坏、失败、崩溃、冲突、悲剧甚至劳动的未来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他根本不关心未来会怎样。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本无法描述出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的批评者可能会因此而批评他的理论过于暧昧不明。但如果真如他们说的那样，那些对马克思“勾勒乌托邦蓝图”的指责就站不住脚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拿未来说事，反而是资本主义一直热衷于倒卖期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将共产主义视为“现实必须为之做出调整的理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真正废除事物现状的运动”[4]。
犹太人的传统是禁止预测未来的，而马克思作为一个世俗犹太人，也往往对未来的事情只字不提。他或许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实现，但他很少说起这个必然到来的未来社会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的这种沉默是有原因的。其一，未来还并未到来，因此假想的未来景象不过是一种谎言。这给未来蒙上了一层宿命天定的色彩，好像未来就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中，等待我们去发现。马克思认为未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观点的正确之处。但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不一定就是人们喜欢的。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或许未来真的是一种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假设这种天定的未来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可避免之事往往不是什么好事。马克思对这一点似乎没有充分的认识。
尽管如此，预测未来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认为自己有能力影响未来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安全的错觉。它把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变成似乎可以预知的假象。未来成为了一种神物—你只需像一个抱着毯子不放的小孩那样紧紧抓住未来，便可高枕无忧。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绝对价值观，因为我们所预测的未来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独立于历史风暴之外的幽灵。你也可以用垄断未来的方法达到控制现实的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预言家不是那些头发蓬乱、哭哭啼啼地宣告着资本主义行将覆灭的无家可归之人，而是那些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专业人士：他们窥探体制内部的玄机，确保这个体制的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依旧可以稳坐钓鱼台。这样看来，所谓的先知并非那些洞察天机的世外高人。《圣经》中的先知也从来没有试图预知未来。恰恰相反，先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
马克思对预测未来如此警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马克思的时代，充满了各种对未来的预测—而几乎所有这些预测都出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之手。历史不断趋向完美并非左翼分子的观点。它是兴起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陈词滥调，而启蒙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对于历史发展的乐观估计，反映了早期生机勃勃的欧洲中产阶级的自信。在他们眼中，理性将推翻暴政，科学将战胜迷信，和平将驱除战争，全人类（更准确地讲是欧洲）都将进入一个个人自由、社会和谐、商业繁荣的新时代。作为史上最令中产阶级刻骨铭心的天祸，马克思主义恐怕不会认同这样自大自满的幻觉。诚然，马克思相信文明和进步；但在他看来，文明和进步总是与愚昧和野蛮密不可分的。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从傅立叶[5]、圣西门[6]和罗伯特·欧文[7]那里学到任何东西。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可能稍显粗暴，但同时他也赞赏他们进步的观点（虽然不是他们的全部观点，比如创造了“女权主义”这个词汇的傅立叶。傅立叶认为理想的社会单位是由一千六百二十人组成的，并且相信在未来的社会中，海水会变成柠檬汁。马克思可能会希望海水变成极品雷司令葡萄酒呢）。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单纯凭借论辩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对手。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是观点交锋的讲台，而不是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马克思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寄希望于理性对话的想法。他认识到，被牢牢控制着的世间男女的观念都源自他们日常的实践，而不是哲学家或辩论协会之间的交流。如果你想要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就得留心观察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听他们说了什么。
对马克思来说，乌托邦主义描绘出的社会蓝图分散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政治任务的注意力。那些投入畅想美好未来中的精力，如果用在政治斗争中将会更有成效。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那些脱离了历史现实的观点都保持审慎的态度，并且认为这种观点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因。任何有闲暇时间的人都可以设计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就像有些人一生都在构思一部伟大的小说，却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一个字。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说那些革命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8]。对于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不能仅仅停留在一声充满渴望的“如果……就好了”上面。如果要使这种希望超越无聊的幻想，就应该采取行动让那个令人心动的美好未来成为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眼下的现实入手。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可能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人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透视现实，证明它具有发展改良的潜力。若非如此，再美好的憧憬不过只是望梅止渴；而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这终将让人精神失常。
现实中本就存在着超越现实的力量。这就好比说女权主义虽然是一场着眼于当下的运动，但这场运动在现实中的不断推进正是通过诉诸远远超越现实的一种未来愿望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连通现实与未来的是工人阶级—这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也是彻底改变现实的动力。工人阶级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未来与现实的交汇力量。而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其动力都源自过去，因为人类社会宝贵的政治传统已经证明：人活着，就要不断抗争。
一些保守派人士也是乌托邦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的乌托邦不在未来，而在过去。在他们的眼里，历史是一场漫长而令人心碎的倒退，而那个拥有亚当[9]、维吉尔[10]、但丁、莎士比亚、萨缪尔·约翰逊[11]、杰斐逊、迪斯雷利[12]、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想加上谁都可以）的黄金时代如今已经无处可寻。就像一些乌托邦思想家将未来视为神物一样，这些保守主义者是在供奉过去。事实上，过去和未来一样都是不存在的，即便我们感觉它似乎仍然存在。也有保守主义者反对人类“大堕落”的说法。但在他们看来，那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同样堕落可耻。对于这些人来说，好消息是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糟糕了；而坏消息是，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糟糕得不能再糟了。掌握历史进程的是人性，而人性不仅毫无希望，而且绝无改变的可能。给如此无可救药的人类展示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是荒唐的，也是残忍的。激进主义者最终只能让人们痛恨自己。他们鼓励人追求更高的目标，却反而将人抛入罪恶与绝望的深渊。
从现状出发绝非政治变革的良方。现实往往是变革的阻碍而不是变革的条件。就像故事中那个迂腐守旧的爱尔兰人对那个问他去火车站怎么走的问路人说的：“呃，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从这儿出发。”那个爱尔兰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笨，而他说的这句话也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没有逻辑。这句话真实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不从这个偏僻蹩脚的地方出发的话，你就能更快、更方便地到达你的目的地。”现今的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对此表示赞同。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个众所周知的爱尔兰人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大地上，审视着这个即将在外敌环伺、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且濒临破产的国家，口中说着：“呃，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从这儿出发。”
但当时的俄国当然没有其他的选择。一个不同的未来必须是基于这个特定的“现在”之上的。而大多数时候，现在是由漫长的过去组成的。在建设未来的历程中，我们所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件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简单工具，而这些工具上无不沾满了历史遗留的痛苦和剥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新社会无疑将印有孕育了它的那个旧社会的胎记。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纯洁无瑕”的出发点。相信这样一个出发点的存在不过是极左主义者的幻想（也就是列宁所谓的“幼稚病”），而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左派”拒绝接受我们手中所有的这些并不理想的工具：社会改革、行业工会、政党、议会民主等等。共产主义左派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却也落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未来并不是对现在的补充，就像青年时期也不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未来的种子是埋在现在的土壤里的。这并不是说这种可能的未来一定会出现，就像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长大成人—有些孩子可能小时候就患上白血病不幸夭折了。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特定的现在会排除很多未来的可能性。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并非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不是什么陈年旧事都能在未来重演。我十分钟之后在哪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现在的位置。将未来视作蕴藏于现在之中的一种潜力，并不等同于将鸡蛋看作是一只尚未出生的小鸡。如果幸运地没有被压碎或者煮熟的话，一只鸡蛋遵照自然的法则会变成一只小鸡；但大自然并没有保证资本主义崩溃后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中蕴藏着许多各不相同的未来的可能性，但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这种看待未来的方式，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帮助人们抵御那些关于未来的假象。比如，我们反对那种洋洋自得的“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未来与现在毫无差别，未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现在。从总体上说，这种看待未来的方式是统治阶级尤其喜欢的—未来比现在要好，但现在的一切仍将在未来得到延续。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的可能性被控制到了最小。创伤和灾难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对我们已有事物的不断改进。这种观点此前一直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直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不合时宜地重新打开了本已尘封的历史篇章，这场春秋大梦才宣告结束。持这种观点的人梦想着一种安全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就像鱼缸中的金鱼，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历史的“金鱼理论”。它通过创造一种极端无聊的环境来逃避强烈的社会动荡，也因此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未来可能会比现在更差，但至少它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几年前金融市场之所以会崩溃，就是金融家们太过依赖一个认定未来一定会类似于现在的体系。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与现在的决裂。历史必须被打破重写—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都是酷爱对抗的嗜血野兽，偏偏喜欢革命胜过改革，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治标更要治本。虽然我在此谈论的是“历史”，但马克思似乎不愿意滥用这个高贵的词汇来概括此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他看来，我们目前为止所经历的都是“史前阶段”—也就是说一种压迫延续另一种压迫，一种剥削替代另一种剥削。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将是与这种可怕的规律彻底决裂，将人带入真正的历史。社会主义者必须对采用何种机制实现这一目标有具体的规划。但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变革性的全新社会秩序，那么现在你就没办法谈论太多关于这个新秩序的细节。毕竟我们还可以单纯地用那些过去或者现在的词语描述这样一个未来；而一个与现在彻底决裂的未来将使我们无话可说。就像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13]的雾月十八日》中评价的：“（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内容超越了形式。”雷蒙德·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必须依照共同决议筹划那些可以规划的事物。但强调‘文化’这个概念的正确之处正在于它能提醒我们文化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可规划的。我们必须保证人的生计以及社区的持续。但有了这些之后人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14]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诠释这个观点。如果截至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属于“史前阶段”，那么这“史前阶段”要比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历史”更容易预测。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历史的某一点将其剖开，然后检视它的横切面，我们未看之前就应该已经知道那里会有什么了。比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都落入了统治精英的私囊，而劳动者自己操劳一场却两手空空；我们会看到各种形态的政府时刻都准备着用武力维持这样的局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期的神话、文化和思想都在某些程度上为这种局面辩护；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些被剥削的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这种不公正的制度发起的反抗。
但即便人类最终摆脱了阻碍进步的枷锁，预言未来也只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到那时，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他们能花更多时间追求我们现在所说的“业余爱好”，而不是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么他们的行为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我强调“我们所说的‘业余爱好’”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用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财富将一大批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不会把那些不再需要劳动的人所从事的活动称为“业余爱好”了。正如没有“和平”就无法定义“战争”一样，“业余爱好”这个概念存在是因为其对立面（“劳动”）的存在。我们还需要牢记的是，所谓的“业余爱好”可能比开矿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更为费力，更为艰苦。这一点正是马克思自己提出来的。不过一些左翼人士或许要失望了：原来不用劳动也不意味着可以四处闲逛抽大烟啊！
让我们拿监狱里囚犯的行为做个比喻。要说出囚犯一天的时间表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活动是被严格限定的。典狱长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囚犯们周三五点起床，即便他们自己起不来也会被狱卒揪起来。不过囚犯一旦被释放，要掌控他们的行踪也就没那么容易了，除非你能在他们身上安装定位系统。我们可以说，释放后的囚犯从他们被囚禁的“史前阶段”进入了真正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现在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需要由外力为他们决定了。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起点：从这一点开始，全人类都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社会主义是认认真真的民主，而不是仅仅打着民主幌子的政治迷局。而人们生活更加自由这样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很难准确地预测他们周三早上五点到底在干什么了。
一种真正艰难的未来局面不是对现在的单纯延续，也不是与现在的彻底决裂。如果未来与现在彻底决裂，我们又怎能分清它到底是不是未来呢？然而，如果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现在的语言描述未来，那未来与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思对解放的认识既反对平稳的延续，也反对彻底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奇才，一个能保持清醒现实主义头脑的理想主义者。他将注意力从未来的美好幻想转移到枯燥的现实工作中。但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丰富多彩的未来。他对过去的看法比很多思想家都更为阴郁，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很多思想家相比都更具希望。
现实与理想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从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角度看待现实，就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否则你就无法正确地看待现实，就像除非你认识到婴儿终将长大成人，否则你根本无法真正明白作为一个婴儿究竟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内部蕴藏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超乎寻常的可能性，而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妨碍了这种力量的爆发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这也正是为什么马克思可以一直保持希望，而没有成为拥护进步的天真之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而没有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洞察悲剧的眼光要求我们直视最残酷的事实，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现实，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悲剧的思想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悲观的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坚决质疑那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时刻警惕理想主义的倾向。他们总在探寻潜藏在轻率的政治辞令背后的物质利益，对那些外表虔诚的言论和感情用事的愿望背后单调而可耻的力量保持警觉。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将世间百姓从这些力量的掌控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他们将自己的冷静务实与对人性的信任结合在一起。唯物主义因其实事求是的精明而不容易被豪迈的政治辞令所欺骗，也因其对人类不断改进的希望而不会变得玩世不恭。这绝对可以算是人性历史上最好的结合之一。
这让人不禁想起一九六八年巴黎学生打出的那句惹眼的口号：“现实一点吧：我们要实现不可能之事！”虽然有其夸张的成分，但这句标语却称得上足够准确。修复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已经超越了现行体制的范围，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作为实事求是的人，也可以相信这个世界在总体上是可以大大改善的。那些对社会变革嗤之以鼻的人才是真正的幻想家，而那些认为只有零敲碎打的改变才能成功的人才是实实在在的不切实际。这种死脑筋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一种错觉，就像是一个人固执地相信自己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15]。这种人往往会被历史大潮打个措手不及。比如很多封建主义理论家就曾坚定地认为，像资本主义这样“逆天而行”的制度不会长久。还有那些可怜的自欺之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假以时日，资本主义的福泽将遍洒人间。对于这些人来说，资本主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他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天性，正如好莱坞离不开自我陶醉和妄自尊大一样。
马克思从现实中洞察到一种致命的利益冲突。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主义者可能会劝导我们用爱和兄弟情谊超越这些现实的问题，但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截然不同。诚然，马克思也相信爱和兄弟情谊，但他认为虚假的和谐并不能创造一个真正充满爱的社会。不管那些奴役者怎样威吓逼迫，那些无依无靠的受剥削之人永远不会放弃自身的利益。而只有当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彻底放弃自身利益的时候，一个真正超越了私利的社会或许才会实现。如果无私的人们只能接受奴役，还美其名曰“自我牺牲”，那自私自利的确一点错都没有。
马克思的批评者可能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太过强调阶级利益，格调不高。但他们同时批评马克思对人性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只有从这个等待救赎的现实做起，以其堕落的逻辑作为击溃它的武器，你才能寄希望于超越这样的现实。而这也是传统悲剧精神的体现。只有承认矛盾是阶级社会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不是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否认矛盾的存在，才能有机会让全人类都享受到阶级社会创造的巨大财富。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的自相矛盾中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的轮廓。现实的溃败就是未来的真正形象。
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看法过于理想化。它梦想着能建设一个人人都能像同志一般携手共进的未来，幻想着敌对、嫉妒、不平等、暴力、攻击性行为和竞争都将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事实上，这样的抨击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依据，但很多马克思的批评者却不愿就此罢手。他们坚信马克思期待实现一种叫做“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恐怕连天使加百列[16]都会觉得难以达到。同时，马克思有意无意地彻底忽略了那些有缺陷的、扭曲的、永不满足的“人性”。
一些试图对这种指责做出回应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如果马克思忽略了人性，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人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不过是让我们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借口。人性的观念反复地向我们灌输人类的软弱、腐败、自私自利，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这一点有史以来都没有一丝改变，而任何试图实现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努力最终都将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改变人性”是对革命政治常见的反对理由之一。对于这样的看法，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人性中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内容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在他们看来，塑造了人类的是历史，而不是人性。我们的历史就是不断变革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改变历史环境而改变我们自身。
马克思恐怕不能完全同意这样的“历史主义”论调。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确相信人性，也—正如诺曼·杰拉斯[17]在一本出色的小书中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人性[18]。马克思并不认为人性比个性更重要。恰恰相反，他似乎对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深信不疑：人类的通性正在于每个人都与别人不同。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曾谈到所谓的人类“物种存在性”，而这正是关于人性的唯物主义认识。我们物质机体的性质使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有各种需要、会劳动、爱好社交、有性欲、渴望沟通和自我表达的动物。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别人的支持和关爱，但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越这种关系的实际效用本身。或许我可以在这里摘录一段我自己以前写下的一段评论：“如果另外一种生物能与我们对话，能与我们一起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能与我们进行性生活，能创造出看似毫无意义的‘艺术’作品，有痛觉，会讲笑话，也总要死亡，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生物学事实中推测出很多关于这种生物的道德甚至政治结论。”[19]这种可以称作哲学人类学的观点，现在已经不那么受人追捧了，但这正是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提出的观点，而且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后来放弃了这样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会劳动、有欲望、会说话的生物，我们就有能力在那个我们称作“历史”的过程中改变我们的状况。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改变着我们自己。换句话说，变革与人性并不矛盾。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具有创造力、头脑开放、还有进步空间的生物。但黄鼠狼就不能像人一样。因为黄鼠狼的物质机体决定了它们没有历史；除非它们隐藏得太深了，黄鼠狼也没有政治。没有必要担心它们有一天会凌驾于人类之上，虽然它们没准儿真能做得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更好。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它们不是社会民主派，也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然而，人从本性上来说就是政治的动物—这不仅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更因为我们需要某种制度来管理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也需要某种机制来管理我们的性生活。人类有这种需要，其原因之一在于性行为可能会扰乱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纯粹的欲望是不考虑社会差异的。但这也是我们需要政治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剥削和不平等一直都是人类创造物质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因此就需要一种政治制度来控制剥削和不平等带来的冲突。当然，人类还通过其他象征性的方式表达这种秩序，无论是艺术、神话还是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物质的天性赋予我们某些权力和能力。我们只有在自由实现这些权力并以此作为目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实现这些权力时，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权力和能力的体现方式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总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而且其中一些权力和能力在不同文化中的形态都大同小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人可能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但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样的身体，这本身就足以创造出很多假设、期待和理解[20]。每一种文化都存在悲伤和欢乐、劳动和性欲、友谊与敌对、压迫与不义、疾病与死亡、血缘与艺术。不同文化理解这些内容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金奈[21]与曼彻斯特，死亡的方式和意义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死。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作为有目的、有感觉的存在就难以避免地会感到痛苦—而正因为人类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也就成了受激情支配的存在。”马克思认为，死亡是作为种群的人类战胜个人的残酷方式。他在《资本论》中提出，世间的单个男女都不希望自己因为沉重的劳动、事故或者伤病而过早地死亡。共产主义虽然可以结束劳动，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设想的那个社会里没有事故、受伤和疾病，更不用说死亡了。
如果我们的人性没有相通之处，那么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全球合作将无从谈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性以及……在每个不同历史阶段受到改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人性中的很多因素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个事实不是予以否认就是不屑一顾。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对自然和生物的无理歧视；第二是认为所有对自然的讨论都是否认变革[22]；还有一方面是相信所有变化都是好的，而所有的不变都是不好的。在最后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与那些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一拍即合。学者们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不起眼的事实是，有一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而有一些不变是十分有益的。如果明天法国把所有葡萄园都付之一炬，那将是多么的令人心痛。而如果一个提倡非性别歧视的团体只存在了三周，那也将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社会主义者常常会提到压迫、不公正的待遇和剥削。但如果人类历史上除了这些便再无他物，我们就无法认清这些问题的本质。那时候，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反而成了我们自然的常态。我们甚至都不会用特殊的名字来称呼它们。如果要将一种关系视为剥削关系，那你必须首先明白一种非剥削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要明白这点，你不需要诉诸人性，只需要诉诸历史因素即可。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人性中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成为判断的标准。比如，人类其实都是“早产”的。人类诞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仍然需要他人的照顾（一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正是这个阶段给我们后来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婴儿出生之后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不仅家长不需要再忍受孩子整夜的哭闹而无法入眠，很多成年人的痛苦也都能得以避免）。虽然我们为了照顾孩子耗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了解到什么是对他人的关爱。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辨别出哪些是对人类需求漠不关心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诞生之时就已经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
那些我们为了生存和温饱所必不可少的需要，比如吃饭、保暖、遮风避雨、有人陪伴、不受奴役或虐待，都可以作为政治批判的基础，因为很显然任何不能实现这些人类基本要求的社会都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单纯地从本地的层面或者从文化的角度反对这样的社会。但我们也可以更有力地宣称，它侵犯了人性的某些基本要求。因此，那种认为人性不过是为现状辩护的说法是错误的。人性同样可以成为挑战现状的强大武器。
在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持有一种如今被认为已经过时的观点：我们作为物质动物的事实可以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怎样生活。你当然可以从人体中得到很多关于道德或者政治问题的答案。如果人类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动物，那么他们必须有实现自身需要、展现自身权力的自由。但如果他们同时也是与其他有自我表达需求的同伴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动物，那么他们就需要防止这种权力产生无休止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冲突。事实上，这正是自由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自由社会中的公民被认为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这意味着少不了各种是是非非。与之相反，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让个人通过他人的自我实现达到自身的自我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并非简单地排斥热衷个人主义的自由社会。社会主义是在自由社会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但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自由社会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他人的成功，我们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极大丰富，而不是减弱。没有任何道德规范能比这更高尚了。在个人的层面上，这就是爱。
我们要特别强调马克思对于个人的关注，因为这与一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完全不同。在这种扭曲的认识中，马克思主义就是冷面无情的集体残忍地压迫个人生活。这与马克思的真正看法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使个人能自由的发展，只要我们始终铭记这种发展必须以集体的发展为前提。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坚持一个人的个体性，是“一个人存在的重要体现”。这一点贯穿了马克思道德的始终。
我们有理由怀疑个人与社会之间永远不可能实现彻底的和解。那种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有机统一的梦想不过是心地善良的无稽之谈。我的个人价值实现与你的个人价值实现之间永远都会存在冲突，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与我强烈想要实现的欲望之间也不可能相安无事。这样悲剧性的冲突，除了马克思主义，大概只有死亡才能解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种所有人自由的自我实现是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就像其他美好的理想一样，它是我们的目标，但不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理想是指引方向的路标，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它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那些嘲笑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应该牢记，自由市场的理想也永远不可能完美地实现。但这并不能阻止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为之奋斗。没有绝对完美的民主这样一个事实也并不能让我们满足于暴政。我们虽然清楚成千上万饥饿的人可能在我们送去粮食之前就已经饿死了，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放弃拯救他们的努力。一些断言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人信心十足地宣称可以消除贫困、解决气候变暖、在阿富汗实现民主政治、用联合国决议解决全球冲突。所有这些艰苦的工作都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如果你不指望所有人都在道德上完美无缺，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容易得多了。社会主义并非要求它的公民都是道德上的楷模。它并不意味着我们随时都要把自己束缚在集体的大家庭里。这是因为那些能使马克思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机制都是可以嵌入社会制度中的，而不会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的善意之上。比如自治合作社的概念，它是马克思构想中的未来社会关键的生产单位。在一件产品的生产中，一个人的贡献使他能获得某种满足感；但同时这也使社会中的其他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这样的结果是通过自治合作社的机制实现的。我不需要在工作中时刻心存对他人的悲悯，也不需要每隔两小时就用利他主义的情操鞭策自己。我自己的自我实现能帮助他人过得更好，都是因为这个合作性的、利益共享的、人人平等的、共同治理的机构本质。这是体制结构而不是个人美德。社会主义不需要每个人都是心地仁慈的考狄利娅[23]。
即便我是西方世界最卑鄙可耻的蛀虫也不能妨碍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同样地，受雇于一家私人制药厂的生物化学家无论是不是将他的工作视为对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都不能改变他工作的结果。无论如何，他工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给那些贪得无厌的药业大亨们（这些家伙给自己的孩子吃一片阿司匹林都恨不得收上十美元）创造收益。一个生物化学家怎么想一点都不重要。人工作的意义是由体制决定的。
社会主义的体制可能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马屁精、恶霸、骗子、浪荡汉和乞丐，吃白食、搭便车、精神病患者，这样的人恐怕也少不了。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这些情况在社会主义中就不会发生。此外，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生活，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社会交流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只能增加，绝不会减少。共产主义不能消灭争端，只有真正的历史终结才可以。嫉妒、敌对、支配、占有和竞争仍将存在。只不过它们的形态已经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态有所不同—而这并不是因为有了更高尚的人类美德，而是因为体制发生了变化。
这些罪恶将不再以剥削童工、暴力殖民、极度的社会不平等和激烈的经济竞争的形式出现。它们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部落社会里也有暴力、对抗和权力欲，但这些问题在部落社会里不可能表现为帝国战争、自由市场的竞争或者大规模失业，因为努尔人和丁卡人没有这样的体制[24]。到处都会有流氓恶棍，但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人才有机会窃夺老人的养老金或者大肆散布荒谬的政治宣传。大多数恶棍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能满足于对他人的肉体折磨。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人有能力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危害。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都天性纯良，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许根本就没有养老金或者私有媒体。莎士比亚笔下的恶霸无法通过向巴勒斯坦难民发射导弹这样的方式来散布他们的邪恶。如果没有工业，也自然不会存在为害一方的工业巨头。于是他们只能欺凌奴隶、下属或者新石器时代的同伴。
民主也是如此。世上的确存在很多试图恫吓他人的自私之徒，那些希望凭借贿赂或者巧言令色登上权力宝座的人也从不少见。但民主要做的就是在制度内建立一套机制，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一人一票、议会、修正案、问责制、正当程序、多数人的统治权……这些都是要保证那些无恶不作的恶霸不会获胜。这些人有时能够赢得利益，有时甚至可以买通整个体制。但这样的一套选举程序的存在意味着大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服从民主的共识。如此说来，高尚的美德是植根于体制之中的，而并非将正义的希望寄托于五花八门的人性之中。不是必须让所有人都动弹不得才能阻止战争。谈判、裁军、和约、监控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个过程可能十分艰难，但比起那种要将人类改造得一听到“战争”两个字就上吐下泻的想法，还是简单得多的。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承诺人性会变得完美无缺，甚至没有承诺要废除重体力劳动。马克思似乎相信，即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一些艰苦的劳动仍然是必要的。亚当的诅咒在富足的社会中依旧不会消失[25]。马克思确实做出的承诺，是要解决那些目前阻碍人类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的矛盾，赋予人真正的自由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并不仅限于物质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意味着物质匮乏的消除，以及大多数压迫性劳动的终结。但共产主义带来的自由和安逸也可以为人们追求精神充实创造条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精神财富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发展并非总是携手而行。基斯·理査兹[26]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很多时候，物质上的富足反而意味着精神的衰败。但同样正确的是，饥饿、压迫和苦役会使人道德萎缩。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人来说，自由根本无从谈起。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否定精神，他们只是在提醒我们精神的充实需要物质的保障。虽然有物质的基础也未必能实现精神的充实，但没有物质的基础，精神的充实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论是自然造成的物质匮乏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贫困都会使人堕落。物质的贫乏会造成暴力、恐惧、贪婪、焦虑、占有欲、控制欲和致命的敌对情绪。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如果人们能生活在物质丰富的世界里而免受这些压力的困扰，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道德更高尚的人。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可能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因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即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中，还会有很多因素会让我们感到紧张，让我们充满敌意，或者引起我们的占有欲。人类不会一下子就变成纯洁无瑕的天使。但充足的物质基础可以消除一些造成道德堕落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改善人类本身。但无论如何，人类仍将有各种各样的瑕疵，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仍难以避免，人性中的野蛮和恶意还是会偶尔发作。
那些怀疑道德进步是否存在可能性的人可以想一想焚烧女巫与男女同酬之间的区别。这并不是说我们与中世纪相比已经变得更加脆弱、敏感或者悲天悯人。我们只要看一看从弓箭到巡航导弹之间的“进步”就能明白这一点。真实的情况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在道德上进步了。我们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取得些许进展。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妨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些方面，我们与罗宾汉的时代相比其实是退步了。并不存在什么进步的宏大叙事，也不存在什么“大倒退”的童话。
如果你见过小孩一边喊着“那是我的！”一边从兄弟姐妹手里抢玩具的话，你就会明白对抗和占有欲是深藏于人性之中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因素或者进化而来的习性不是单纯的体制变革可以解决的。但社会变革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能在一夜之间洗心革面。就拿北爱尔兰的例子来说。要实现这一地区的和平不能指望着已经敌对了几个世纪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放弃积怨，团结一心。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继续相互敌视，相互对抗。派系意识的变化一般都像地质变化那样缓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不重要。在民众早已经厌倦了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暴力的大背景下，重要的是确保达成一项计划周全、操作缜密的政治协议。
而那仅仅是一个方面。事实是从长远来看，组织机构的变革确实会对人们的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开明的刑罚改革在施行之时都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如今我们已经对这些变革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会为用车碾死人这样的做法而感到惊骇。这样的改革已经渗入了我们的骨髓。再多的观念也不能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因为观念是蕴藏在日常社会行为之中的。虽然改变行事方式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就可以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
大多数人都会为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排便而感到痛苦难忍。这样的行为不仅法律不允许，也为社会规范所不容。不在公共场合方便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这并非在说所有人都不会那么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众排便被视为高雅品格的表现，那情况肯定会比现在更糟。英国法律规定车辆靠左行驶，但英国人无需强忍着右侧行驶的欲望而发生激烈的心理斗争。各种制度能塑造我们的内心体验，它们是再教育的绝佳工具。我们与人初次见面都会握手，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传统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传统的习俗，而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
这些习惯的改变可能会需要漫长的时间。资本主义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去除了那些由封建社会那里继承而来的感觉模式，而今天一位站在白金汉宫外的游客可能仍然会觉得宫殿某些重要的区域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我们希望我们实现这样的变革所用的时间不会太久，我们希望未来的小学生们可以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巨大的贫富差距将看起来那么的陌生而令人厌恶，就像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因为意见不同就把一个人开膛破肚一样。
提起小学生就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今天有许多孩子都是积极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将棒杀海豹或者污染环境视为令人作呕的可怕之事。其中的一些孩子甚至会为乱扔垃圾的行为而大感震惊。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的结果—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新的思考和感觉方式对于这代人的影响，毕竟传统的感觉方式在他们身上已经不那么根深蒂固了。孩子们对环境保护的热情似乎还不足以拯救地球，而且确实还有很多孩子会从杀害小动物中获得乐趣。即便如此，这仍然足以证明教育完全可以改变人的态度，并且可以培育出新的行为方式。
因此，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也是不能忽视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是不是有一种普遍特征”的讨论。一个男人站起来表示：“嗯，我们都有睾丸。”观众席中一位女士抗议说：“不，我们就没有！”那时，英国的女权主义还处于早期，那位女士的抗议也因此被在场的许多男性观众斥为不可理喻，就连很多在场的女士都感到难为情。不过仅仅几年之后，如果一个男人还胆敢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愚蠢言论的话，他恐怕很快就会失去他引以为豪的“人类普遍特征”了。
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化的欧洲，贪婪被认为是最可耻的罪恶。而如今，华尔街已经公然打出了“贪婪是好的”这样的口号，而这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就是大量再教育的结果。这种再教育过程中的“首功之臣”并非学校的老师或者媒体的宣传家，而是我们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是符合天道的，虽然也有其他古代思想家反对他的观点。但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生产是违反人性的，而唐纳德·特朗普[27]显然不这样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这样看有一个有趣的原因。他认为后来被马克思称之为“交换价值”的东西—即物品不断进行交换的方式—包含一种永无止境的特征，而这与生命有限的人的天性是不相符的）。有些中世纪的理论家认为营利是违反天道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人性就是封建性。那些靠打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或许对除他们生活方式之外的任何社会秩序都抱有同样的怀疑。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8]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坚信，所谓的自由市场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这样的说法简直像说“克里夫·理查德[29]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的”一样可笑。事实上，自由市场是近代才出现的历史创造物。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由市场都局限于世界上很小一部分地区。
同样地，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与人性相悖的人会抱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短视地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全部的人性。在这些人眼中，生活在撒哈拉中部的图阿雷格人内心里其实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私下里其实最喜欢开投资银行。他们是不是明白投资银行是什么跟这个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毕竟一个人不可能会渴望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是一个雅典奴隶，我不可能设想自己有朝一日要成为证券经纪人。我可以是一个贪得无厌、利欲熏心、为了私利不择手段的奴隶。但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秘密的资本家，就像十一世纪的人不可能想象自己是一名脑外科医生一样。
我此前曾经提到过一个奇妙的观点：马克思既对人类的历史无比悲观，又对人类的未来无比乐观。马克思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必然有一个原因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马克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一种压迫和剥削。西奥多·阿多诺曾经说，悲观的思想家（他指的是弗洛伊德）对人类解放做出的贡献比那些盲目乐观的思想家要大。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那些等待我们救赎的社会不公，而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不公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向我们展示现实的残酷，并以此激励我们着手改变。他们敦促我们抛弃一切幻想。
然而，如果马克思还保留着对未来的希望，那是因为他认识到造成这令人失望的历史的并不是我们。如果历史是血腥的，那也不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天性邪恶，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物质方面的压力。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就得以用现实的眼光衡量过去，同时免于堕入人心黑暗的神话。而这正是他能对人类的未来保持希望的原因。是唯物主义使他得以保持这份信仰。如果战争、饥荒、屠杀都源自人性的堕落，那我们就根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如果这些都在某些程度上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果，而人类最多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棋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改变这个制度就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所谓完美的怪兽只能吓倒那些愚昧无知的庸人。
这并不是说阶级社会的人们就因此可以不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或者战争和屠杀的爆发与人性的堕落毫不相干。那些使千百万工人无事可做的公司当然要受到谴责，但他们解雇这些工人不是出于仇恨、恶意或者敌意，而是因为他们要在这样一个竞争高度激烈的体制中保证盈利率，否则他们就会被体制吞没。那些将军队送上战场去杀人放火的，可能是十分温顺和蔼的人。即便如此，纳粹主义仍然是一种道德败坏的政治体制。它的养分来自于那些真正可以被称为“邪恶”的人们的施虐心、偏执狂和病态的仇恨。如果希特勒都算不上一个邪恶的人，那么“邪恶”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这些个体的恶意只能与一定政治体制相连之后才会造成如此惊人的后果。例如，如果你让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伊阿古去看守战俘营，结果肯定不会太好。
如果真的存在人性，那么无论后现代主义者怎么想，这从某些方面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人性中始终如一的一个方面就是反抗不公正，而这也是为什么那种认为人性必然保守的想法太过愚蠢。纵览历史，不难发现政治压迫总会激起反抗，无论这些反抗最终是否成功。人性中似乎有一种不会轻易向那些厚颜无耻的权力低头的勇气。权力只有与被统治者共谋才能算是真的成功，但我们所有的证据却显示，这种共谋往往是不完全、不清晰或者不长久的。人们对统治阶级的态度往往是容忍而不是赞同。如果人性仅仅是文化上的，那统治我们的政权没有理由不将我们塑造成唯唯诺诺的顺民。他们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实在太困难了，而这也恰恰证明，反抗的源泉远远超越了地方文化的深度。
那么马克思到底是不是一个乌托邦思想家呢？如果“乌托邦思想家”意味着预见未来将远远好于现实，那马克思就是。他相信物质的匮乏、私有财产、剥削、社会阶级和我们熟知的国家都将有终结之日。但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如今的世界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消除物质匮乏在理论上正当其时，虽然从实践上还很难实现。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还是政治的因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认为这还将包括人类的解放以及人类精神财富的大规模解放。从之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将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求个人的充实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但马克思从来没说过那时的我们就会进入一种完美的状态。人类既然有能力实践他们的自由，也就有能力滥用这种自由。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滥用的可能性，这样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许多问题，大量的矛盾冲突，以及一些无法挽回的悲剧。也少不了儿童虐待狂、交通事故、难看的小说、致命的嫉妒、过高的抱负、没品位的裤子和无以慰藉的伤痛。也许公共厕所会更干净一些。
共产主义要求给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条件，但即便是在富足的社会中，自我实现的程度也必须受到限制。正如诺曼·杰拉斯所说：“谈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自我实现的方式，如果你要一把小提琴而我要一辆自行车，这或许还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我要一大片地盘，比如说澳大利亚，那肯定就会出现问题。无论物质多么丰富，也无法满足这么高的要求……不难想象，有些小得多的要求恐怕也难实现。”[30]
马克思认为，未来并非无端的臆想，未来是从现实中推演出来的切实可行的可能性。他关心的并不是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和睦景象，而是如何才能为一个真正美好的人类未来创造它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很清楚现实的复杂、顽固和可塑性；他也很明白，这样一个世界与完美的愿望并不相符。一个完美的世界将是一个消灭了全部偶然性的世界—那里将不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那些偶然的冲突、意外事件以及悲剧性的不可预见因素。而且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死者还是生者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所有的罪行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历史的恐怖之处也将一一得到纠正。这样的一个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实现了也不一定那么美好。没有交通事故的世界或许也同时是一个对癌症束手无策的世界。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秩序。那些“社会主义会让我们变得一模一样”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他坚决反对那种毫无个性的统一。事实上，他认为平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将其视为交换价值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只不过这一次，所有商品的价值都被拉平而已。他曾经评论说，商品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平等”。他曾经一度提到一种可以实现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思路，但之后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这种想法斥为“抽象地否定了整个世界的文化和文明”。马克思还将中产阶级的民主视为抽象的平等，认为人们作为选民和公民的平等掩盖了财富与阶级的真实差异，并将其与平等的概念联系起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驳斥了那种收入平等的想法，因为他认为个体需求因人而异：一些人所从事的工作比其他人要更加艰苦或者危险，一些人有更多的孩子需要抚养等等。
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平等的概念。马克思不会因为一个观念来自资本主义，就不加分辨地批驳。他不仅没有不屑一顾地彻底摒弃那些源自中产阶级社会的观念，还坚定地呼吁将中产阶级的自由、自决和自我发展等革命价值发扬光大。在他看来，即便是抽象的民主与封建主义的等级制相比也是值得欢欣鼓舞的进步。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这些宝贵的价值就无法为全人类造福。尽管如此，他还是毫不吝惜地称赞中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而有趣的是，他的中产阶级对手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个事实。也许是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出自马克思之口的褒奖不过是终极的死亡之吻。
在马克思的眼中，目前最受认可的“平等”的概念最大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太过抽象。它没有对人和事物的个体差异性—或者马克思所说的经济领域中的“使用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各自不同的个人标准化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一直对“权利”的概念持谨慎的态度。“权利，”他评价道，“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统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能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看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31]这段话足以击破某些人对马克思不正确的认识了：马克思并非妄图将所有人都变为一体，马克思眼里也并非只有工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平等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一样。至少马克思自己应该早就意识到他比威灵顿公爵[32]更聪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将分配给每个人等量的财富或者资源。
真正的平等不是以同样的标准对待每个人，而是对每个人的不同需要给予同等的关注。而这才是马克思希望建立的那种社会。不同人的需求也自然不同，不可能用相同的标尺来衡量。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同等享有自我实现的权利，都有权以自己的行动塑造社会生活。不平等的壁垒将以这种方式被打破。但其结果是每个人都能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基础上获得自我的发展，说到底，马克思所述的平等是为了个体之间的个性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所有人都穿着同样的工作服。是消费资本主义让所有人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还美其名曰将这种统一的着装称为运动装和运动鞋。
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建立的社会秩序将比我们现有的秩序更加多元。在阶级社会中，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获得自由的发展，而多数人只能日复一日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而共产主义恰恰鼓励人们发展各自的天赋，共产主义的世界也因此必将更加发散、多元和不可预测。如果用文学来打比方的话，共产主义将更像是一部现代派的小说，而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会将此斥为天真的幻想，但毕竟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秩序与乔治·奥威尔[33]笔下的《1984》相去甚远。
的确有一种充满敌意的乌托邦主义正在毒害当代社会，但它的名字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为害甚大的乌托邦主义痴迷地认为，可以用一种称作自由市场的单一全球体系让全世界的不同文化和经济都拜倒在它脚下，并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治愈世界的疾患。这种极权主义幻想的代理人并不是“007”系列电影中那种藏身阴暗地堡、面带刀疤、语气轻柔却充满恶意的恶棍。恰恰相反，你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华盛顿的高档餐厅吃饭，或者在乡下的庄园中散步。
有人问西奥多·阿多诺[34]：马克思究竟是不是一个乌托邦思想家？阿多诺的回答斩钉截铁：是，也不是。阿多诺写道，马克思是乌托邦的敌人，但他最终的目的恰恰是乌托邦的实现。
[1] 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著，《未来考古学》（伦敦，2005年），对乌托邦的正面用法做了细致的研究。
[2]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小说家，诗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起者之一，代表作《乌有乡消息》。
[3] 《乌有乡消息》是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描写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之后回家做了一场梦。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梦境中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英国的所见所闻，热情地赞颂了共产主义，并对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批判。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伦敦，1974年）。
[5]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6] 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7]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顷土地建立“新和谐村”，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8]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纽约，1972年，第134页）。
[9] 亚当（Adam），《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男性人类。
[10] 维吉尔（Virgil，拉丁名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著有长诗《牧歌》、《爱奈特》、《伊尼特》，史诗《埃涅阿斯纪》。
[11]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之一，集文学评论家，诗人，散文家，传记家于一身，曾一人编纂《英语词典》。
[12]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犹太裔英国政治家，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
[13] 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778-1846），拿破仑一世的二弟，曾任荷兰国王。其子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14] 雷蒙德·威廉姆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哈蒙兹沃思，1985年，第320页）。
[15]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原奥地利帝国公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一七九二年巴黎人民起义后被起义军处死。
[16] 天使加百利（Archangel Gabriel），基督教传达天主信息的天使。首次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中，其名字的意思是“天主的人”、“天神的英雄”或者“将上帝之秘密启示的人”，被认为是上帝的左手。
[17] 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18] 诺曼·杰拉斯，《马克思与人性》（伦敦，1983年）。
[19]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牛津，1996年，第47页）。
[20] 参见莱恩·道伊尔和罗杰·哈里斯著，《人类理智的实际基础》，《新左派评论》（第139期，1983年）。
[21] 金奈（泰米尔语：“Chennai”），以前称为马德拉斯（英文“Madras”），为印度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22] 对于此论点的反驳，参见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23] 考狄利娅（Cor-delias），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中的人物，象征着真诚与博爱。
[24] 努尔人是生活在苏丹东部草原的一个以养牛为生的黑人部族；丁卡人是苏丹南部白尼罗河流域的黑人部族。
[25] 《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偷食智慧果之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上帝诅咒亚当每天必须累得满头大汗才能活下去，诅咒夏娃必受分娩之苦。
[26] 基斯·理査玆（Keith Richards，1943- )，英国音乐家，作曲家和滚石乐队创始人和主音吉他手。迷恋酒精和毒品，私生活糜烂放荡。
[27]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1946- ），美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NBC真人秀竞赛主题娱乐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主持人。
[28]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 ）,犹太裔美国经济学家，第十三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29] 克里夫·理査德（Cliff Richard，1940- ），英国演员，歌手、商人。
[30] 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论辩》，《新左派评论》（第150期，第82页）。
[31] 引自诺曼·杰拉斯著《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论辩》，《新左派评论》（第150期，第52页）
[32]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是英国贵族头衔。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是英国军人和政治家，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之一。
[33]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代表作有《动物农场》和《1984》。
[34] 西奧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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