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失掉了神性，失掉了灵感[1]
——评阿克梅派公会
A.勃洛克
编者按：本文选自《勃洛克文集》（两卷集）第2卷，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版，第361-370页。本文写于1921年4月，于1925年刊登于《现代文学》文集，修订后于1935年收入也《勃洛克文集》第10卷。
一
公众中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新俄罗斯的美文学正在衰落。那些文学的门外汉，能有把握地说出的最后一个名字是列夫·托尔斯泰。晚近的一切，甚至连契诃夫，都稍有争论，而批评界谈论很多的、搞了几十年文学工作的大部分作家，在“知识界”的狭窄的圈子之外，一般不为人们所知。也许，更有甚者，有些自诩为有知识的和有这种自诩权利的人，却根本不知道许多现代“知名’作家的名字。
人们反驳我说，广大公众的意见纯属流言蜚语，只不过是一缕“轻烟’而已．但是，无火不生烟。我不想去评定我并不怀疑的事实，这一事实的原因不胜枚举，我只想指出其中之一，也许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却到了应该指出的时候了。
这个原因是：俄罗斯文学的潮流分解为许多支流，日益专业化，其中包括诗歌与散文的划分，这种划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有预兆，但在今天的某些文学现象中？才特别明显地表露出来。不论诗歌与散文彼此关系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看不起诗歌、对诗歌一知半解、并且只把诗歌当作“玩物”和“装饰品”（这是六十年代的基调）的散文家，或许对散文能够比他现在掌握得更好一些；反过来，一个轻视“可鄙的散文”的诗人，即使他有天才，也犹如失了根基，半死不活，吞吞吐吐。我们的散文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藐视诗歌，我们的诗人丘特切夫和费特也不轻视散文。至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自然更不用说了。
无论在古老的俄国，还是在新的俄国，诗歌和散文汇成一股统一的洪流，在它的汹涌澎湃而又雄浑有力的波涛中，负载着俄罗斯文化的瑰宝。最近，这股洪流有分成一条条小溪的趋势。这是可怕的现象，然而，就象粮食配给制那样，这也是暂时的。洪流分成小溪，就可能失去力量，不能负载起珍宝，而是任凭强盗去抢劫它。过去我们这里总有强盗，现在也还相当多。
俄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是综合性的文化。一个俄罗斯艺术家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专家”。作家应该记住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尤其是散文家要记住诗人，诗人要想着散文家。我们这里有着无数有益于文化交往（并不一定是私人来往）的范例。最著名的如普希金与格林卡、普希金与柴可夫斯基、莱蒙托夫与鲁宾施坦、果戈理与伊凡诺夫、托尔斯泰与费特等。
在俄国，正象绘画、音乐、散文、诗歌不可分离一样，哲学、宗教、社会舆论、乃至政治不能同前者分离，它们彼此之间也不能分离。它们形成一股统一的、强大的洪流，负载着民族文化的珍宝。语言和观念变为色彩和大厦，教堂仪式在音乐中找到反响，格林卡与柴可夫斯基使《鲁斯兰》与《黑桃皇后》为世人所知，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出老修士和列昂季耶夫，列里赫和列米佐夫再现了祖国的古老习俗。这是力量和青春的标志，反之，便是疲惫和衰颓的标志。人们开始谈论“为艺术而艺术”，后来很快又谈到文学的种和类、“纯文学的’任务、诗歌的特殊地位等等，等等，这一点也许有时令人好奇，但已经没有用处、没有生命力了。我们习惯于冷杂拌扬、波特文牙汤和油煎薄饼，而把法国草加醋单独做成一道菜时，只有讲究饮食的人才喜欢。因此，“纯诗歌”只能在“专家们”中间引起一时的兴趣和争论，这些争论象爆发时一样很快平息下去，争论之后却使人极为厌烦，而“广大群众”全然没有参加、也不必参加这样的争论，他们只需要真正生动的文艺作品，他们十分敏感地猜测到，文学中并非一帆风顺，于是对待最新文学的态度与对待旧文学的态度迥然不同。
学派和流派分得越来越凌乱，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就是这种不顺利的标志。现在我就来谈谈这类最新“流派”中的一个流派，如果可以称之为流派的话。
二
在1913年的《阿波罗》[2]杂志上，出现了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论述诗歌新流派的文章[3]。两篇文章都谈到象征主义已经死亡，一个新流派正取而代之。这个流派是它的先辈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在古米廖夫文章的第一页中就指出，“整个象征主义学派的来源，是法国象征主义”，它“将纯文学的任务：自由诗、较为独特和灵活的文体、隐喻和对应论提到了首位”。看来，古米廖夫认为，俄罗斯人也要将某些“纯文学的任务”“提到首位”，他甚至倾向于赞成这一点。总之，据说古米廖夫“头脑发热”，他把莫斯科和彼得堡当成了巴黎，顷刻间便完全确信它们是相同的，于是开始用半上流社会的、半教授的语言，大声地、放肆地向腼腆的俄罗斯文学家谈论他们“形式上的成就”，就象现在通常所说的那样，就某一件事表扬他们，拍他们的肩膀，而更多地却是指责他们。古米廖夫的大部分谈话对手完全被另一类思想所困拭，社会已察觉出可怕的分裂，空中孕育着雷雨，就要求生什么大事了。因此，人们并不怎么坚决地反驳古米廖夫。况且，一旦他确信俄国与法国的象征主义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东西时，他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他没有想过：俄国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纯“文学的”学派，不可能有，并且应该希望它长时期内也不会有，俄罗斯是一个比法兰西年轻的国家，她的文学有着自己的传统，这种文学与社会舆论、哲学、政治密切相关，简言之，一古米廖夫轻视对俄罗斯人来说就象二二得四那样清楚的一切。其中，他也未搞清楚，由于偶然的巧合，这个被冠以同一个希腊名称“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连同法国的文学流派在内，都与宗教、哲学和社会舆论问题有密切联系，至此，这个流派实际上“己结束了自己的发展范围”，不过绝不是由于古米廖夫给自己所描绘的那些原因。
这些原因是，在那时统一在“象征主义”旗帜下的作家们，在观点和世界观上已分道扬镳；他们被一群企图将贵重家什拿到市场上换成小钱的追随者所包围，一方面，象征主义的出色的活动家，如勃柳索夫及其战友们，力图将哲学和宗教流派塞进某些学派的框框中去（这是古米廖夫能够理解的），另一方面，一些不相手的过路人，也死乞白赖往里钻，总之一场普通的俄国式的“斯拉夫人之间的争论”[4]发生了，这是古米廖夫“没有解决的问题”，争论其实已经结束，“象征主义”的殿堂己空空如也，其中的财宝（绝不是“纯文学的”）被少数人珍惜地带走了，他们默默地、忧伤地各走各的路。
于是出现了古米廖夫和戈罗杰氏基，他们要取代（?!）象征主义，提出一个新的流派“阿克梅主义”（源出“acme”[5]一词，是某种事物的最高级、精华、极盛时期的意思）。或“亚当主义”（对生活坚定而又明确的看法。为什么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亚当主义”，我不太明白，但无论如何这种观点可以受到欢迎。只不过遗憾的是，在我看来吉米廖夫文章中这个唯一有点道理的想法，是从我这里借用去的。早在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的文章发表前两年，我和伊凡诺去就在这份《阿波罗》杂志上推测过我们文学的未来，那时我说出了这个思想）。[6]
古米廖夫说明了这个“新”流派的特点，“阿克梅派力求用省却音节的办法来打破韵律的束缚”（其实，俄国诗人们已经这样干了一百年），“而且能比先前更自由地移动重音”（?），习惯于采用“大胆的思想转折”（!），从生动的民间语言中寻求新词语（!），掌握“不动摇根本信仰的明快的嘲讽”（瞧，这是多么合乎道理！）也不赞成“为了象征而牺牲其它的艺术感染手段”（除古米廖夫外，谁想到过把象征看作一种“艺术感染手段”？例如，十字架这样的象征，怎样成为“艺术感染手段”？这一点我不准备解释）。
一字值千金。往下，在古米廖夫简短但却十分枯燥乏味的文章里，在那些完全不是俄国式的高谈阔论（“我们不能迫使原子膜拜上帝，如果这是违背原子本性的话”，“死亡只是一幅帷幕，它把我们同演员和观众隔开”；或者是彬彬有礼地预报：“神学这位贵妇人仍将留在它的宝座上”等等）中可以找到如下宣言：“作为亚当派，我们有点象林中的野兽（这个“有点”多新鲜哪！），或者是“顾名思义，不可知的东西是不可能认识的”（普鲁特科夫还说过：“无限的东西是不能包括的”），“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是不纯贞的”（sic！）[7]。
戈罗杰茨基是比古米廖夫更少一些理智和更多一些直率的诗人，在推理方面则比他更为逊色。他在使用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论据“因为怎么能不是这样呢？”[8]来进行“亚当派的”袭击之前曾经驰名文坛。继古米廖夫文章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断章取义、滑稽可笑地编造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半庄重半粗鲁的废话。但是，他的文章主要以不同于古米廖夫文章的诙谐见长：就象他经常所作的那样，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新亚当”来临并“对生活和世界唱赞歌”之前，世界上其实什么也没有。
这就产生了“阿克梅派”；他们带着“莎士比亚、拉伯雷、维庸和戈蒂耶”一齐上路了，开始在自己的“诗人公会”里出版诗集，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阿克梅派的评论。应当说，阿克梅派最初的一些文章比较谦虚：他们敬重象征主义，说“未来主义者、自我未来主义者等是攀龙附凤的人”，等等．但是不久，阿克梅派中的一位，好象就是古米廖夫本人发现没有任何人给他设置障碍，在解释“阿克梅主义”一词时，就在括弧内写上：“旺盛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这绝不会使任何人震惊，因为当时发生了更大的事件：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宣告，他是“陶醉于自己胜利的天才”，而未来派在第一流公众，尤其是在那些想“越出常轨使人大吃一惊的人”头上，砸碎酒瓶。因此，阿克梅主义的定义甚至落后于新时代的精神，仅比以前那些囿于自己世界观的天真作家（斯拉夫主义者、西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强一些；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过要谈论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体力，后者被看作个人的“私事”，至于天才和高尚情操则让别人去评定。
阿克梅派的所有这些过失，都因为他们写出了好诗而得到谅解。但糟糕的是，战前在那几百种诗集倾销于书市的年代里，他们出版的另外十几种小集子，除少数例外，都没有闪烁异彩。在阿克梅派那里出版作品的初学诗人，他们的诗比许多别的作品都要整洁一些，更富于内在的文学味、更有教养、更文雅，但这还不是夸奖。在他们中间真正的例外是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人，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阿克梅派”。但是在她那全部“旺盛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之中，在她那疲惫、病态、女性和内向的风度里，找不到任何积极的东西。楚科夫斯基不久前还断定，她的诗歌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修道院式的[9]。人们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的反响，就象过去对戈罗杰茨基的新颖的诗歌的反响一样，不取决于他的“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就象人们对《沸沸扬扬的高脚杯》作者的反响，不取决于他的“自我未来主义”；对几首粗鲁而雄壮的诗歌作者[10]的反响，也不取决于他们用酒瓶去敲听众的脑袋、黄色短衫、骂詈和“未来主义”。在古米廖夫的诗里，有点冷漠和异国情调，影响别人读他的诗，其余的人参差不开，由于刚开始写作，还不能对他们作任何肯定的评价。
三
战争拖长了时间，革命来到了；未来主义是希望复活扬名的第一个“学派”。尽管未来主义曾一时成为半官方的艺术，但复活并未成功。生活有自己的要求，立方体和三角形乱七八糟的堆砌需要收拾掉；现在它们只不过时而在断垣残壁上羞羞答答地露面，“超理性”的词句仅仅保留在国家机关的名称之中。未来派中有几个诗人和艺术家是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开始认真写作和绘画，荒诞无稽的事已被遗忘，而在战争前夕这些东西曾一时引起人们的强烈注意，俄国的未来主义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可怕的漫画和荒诞之作的前驱者和培育者，它在自己模糊不清的镜面上，反映出独特的、愉快的恐怖，这恐怖存在于俄罗斯的心灵上，许多“眼光敏锐气聪明伶俐的人都猜不透。在这方面，俄国未来主义比“同克梅主义”远为重要、深刻、自然、迫切，后者反正什么也不反映，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自己的“狂飙和突进”，而是舶来的“洋玩艺儿”。“新亚当”小声唱着自己的“赞歌”，谁也不妨碍，也不引人注目，停留在“纯文学的”范围内。
看来，1914年，新亚当自然地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因为inter arma musae silent[11]。但是六年过去，亚当又重新露面了。已经复活了的“诗人公会”出版了诗集《龙》，其中的全部风趣之处在于公会的“阿克梅主义”，因为古米廖夫的名字与某些老的和新的“公会”诗人的名字显然比“普通诗人”更响亮，代表后者创作的是一些偶然的和没有特色的作品。
我不打算详细评论这本诗集，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龙”[12]没有喷出火舌。总的印象是，诗集中包括许多人，但彼此极不相象；其中有一些无疑很有天赋，但这更多地在其他出版吻中表露出来。在《龙》中，他们全都竭力相互模仿，但是一点也没有成功，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并窒息了他们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从古米廖夫题为《诗的解剖学》一文中去寻找青年诗作者的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此文就象早些时候《阿波罗》上的一篇文章一样值得注意。这一次它拿着一副命令、教训和不容反驳的腔调。古米廖夫甚至认为，引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要由引文的原作者——阿瓦库姆[13]大司祭负责，因为他本人显然是不会搞错的。
古米廖夫说：“诗人就是注意综合利用词汇的全部规律的人。只注意一部分规律的是散文艺术家，而除了词汇及词组的思想内容外，没有什么能引起文学家、应用文作者的注意。”
这真可怕。迄今为止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诗人一定要有某种喜庆的气质，诗人要有灵感，诗人走的是“一条自由的路，自由的理智引导着他”[14]，而许多其他各种各样、有时简直是对立的定义，总是没有上面引述的古米廖夫的定义那么枯燥和晦涩。
再说，每一首诗都应从语音学、修辞学、结构学和“形象学”[15]的观点来考察。最后一个词我不懂，好象和哥尔多尼的喜剧《一仆二主》中特鲁法尔金诺的第四道菜的名称一样。但是为了吓唬人，前面三个词已足矣。从古米廖夫下面的话里，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就象荷马史诗和神曲”一样，“真正伟大的诗歌作品”对所有上述四个方面都给以同等的重视，一些“大的”诗歌流派通常只注意两个方面，甚至只注意一个方面，唯独“阿克梅派”把“同等重视四个方面”作为基本要求。
把古米廖夫对诗歌的新旧评论作一番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人远比散文家优越，比文学家则更胜一筹，因为诗人善于注意形式的规律，而散文家与文学家则不善于这样，阿克梅派胜过一切诗人，因为他有旺盛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对语音学、修辞学、结构学和“形象学”同等重视。这一点唯有荷马和但丁可以做到，连一些“大的”诗歌流派都望尘莫及。
我不知道读者如何看待这件事，也许他们觉得都一样，但我却不一样。我想大声疾呼：但丁比不懂规律的报纸新闻作者还不如，正象某一天一位聪明的文学家所说，诗人总是受上帝亏待的人，而“大部分诗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东西”，这个小铺该关门了，只留下杰米扬·别德内依和纳德松作为还可以容忍的诗作者的样板。
当你抛开所有这些啼笑皆非的笑话时，你将感到忧伤，因为古米廖夫和其他一些无疑是有天赋的“阿克梅派”，正使自己在僵死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的冰池中沉没，他们酣睡不醒而没有梦幻，他们没有也不希望有关于俄国生活和一般世界生活概念的影子，他们在自己的诗中（从而也在他们自己身上）故意回避了最主要的、唯一宝贵的灵魂。
如果他们全都放开手脚去干，那么他们会变成、哪怕暂时变成拙劣的、粗野的、甚至是丑陋的，这样就会更象他们的被糟蹋的、被内讧灼伤的、被纷争拆散了的祖国！然而不，他们不希望也不会这样，他们想成为知名的外国人、行会的和同业公会的人。只有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公会”、摒弃形式主义、诅咒所有的“形象学”和恢复他们自己前本来面目时，才能在一切场合严肃地与他们之中的每个人交谈，以及谈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
赵惠媛 译
[1] 标题采自普希金《致凯恩》中的诗句。
[2] 《阿波罗》（1909-1917），文艺杂志，其文学部是阿克梅派的办事处。
[3] 指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和戈罗杰茨基的《现代俄国诗歌中的某些流派》（《阿波罗》，1913年第1期。）——原编者注
[4] 此句为普希金语。——原编者注
[5] 拉丁文：顶峰
[6] 见勃洛克的论文《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现状》。——原编者注
[7] 拉丁文：是这样！
[8] 指发表在诗集《火炬》第2册（1907）上的戈罗杰茨基的文章《在光辉的道路上。从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看费多尔·索洛古勃的诗歌》。此文开头一句便是：“所有的诗人应该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怎么能不是这样呢？”戈罗杰茨基的这个“论据”长期在报刊上遭到取笑。——原稿者注
[9] 见于1921年发表在诗刊《艺术之家》第1期上的楚科夫斯基的论文《阿赫玛托娃与马雅可夫斯基》。——原编者注
[10] 指马雅可夫斯基．众所周知，勃洛克在“反对许多、许多人的意见，维护称马可夫斯基为巨大天才的权利”（见《空想家丛刊》1922年第6期第148页）据B.吉皮乌斯回忆，勃洛克早在1913年就高度评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讲到未来主义者时，他说，“他们中有一个杰出的人物——马雅可夫斯基。”这令人出乎意外，因为人们谈论未来主义者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考虑个人的差异。有人问，他在马稚可夫斯基身上发现什么杰出的东西，勃描壳仅用一个词而言简意赅地回答：“民主性”（瓦西里·吉皮乌斯：《会见勃洛克》，《列宁格勒》1941年第3期，第20页）。据说，勃洛克曾将自己的诗集（书名未详）赠给马雅可夫斯基，并题辞：“赠给我最想念的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勃洛克”（见卡塔尼扬：《马雅可夫斯基文献》，1948年增订第2版，第415页）。——原编者注
[11] 拉丁文：当时炮声隆隆，缪斯沉默。
[12] 在诗集《龙》（1921）中，除了诗人公会成员的作品外，还收载了勃洛克、库兹明和索洛古勃的诗歌和别雷的论文。勃洛克在诗集里发表过年轻时写的两首诗。——原编者注
[13] 阿瓦库姆（约1621-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大司祭。
[14] 普希金语。——原编者注
[15] 《Эйдология》（关于形象的学说），在古米廖夫的文章中将它作为诗学的一部分，旨在总结诗歌的题材和诗人对待这些题材可能有的态度——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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