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一章 导言：马克思主义和危机理论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和危机的必然性
第二节 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第三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困境
第四节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和危机的必然性


　　每当繁荣到来之时，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就纷纷宣称，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并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终于被克服了。而当繁荣破灭之际，经济学家们又争先恐后，提出种种特殊的原因来解释崩溃。20世纪90年代初的危机是80年代滥发贷款的结果。80年代初的危机是70年代末国家过度开支的结果。70年代中期的危机是石油价格猛涨和越战期间扩张性财政的结果……30年代的危机则是银行政策不当的结果……每一次危机的原因都各不相同，而各种原因归根到底，都是人为的失误所造成的，没有一次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问题。然而，二百多年来，危机却一直在周期性地爆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当然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因为整个经济理论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自动调节。理论经济学家们的基本任务不过是揭示维持这种自动调节所必需的最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崩溃自然都被视为偏离常态的意外结果。[1]
　　即便是经济学家中最积极的卫道士也都清楚危机在反复爆发，然而，他们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将危机解释为偶然现象。供给和需求力量的正常运行保证了均衡趋势始终存在。这意味着危机的起因，只能是外部冲击暂时打破了均衡，或者是内部扰动妨碍或搅乱了市场的均衡过程。
　　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内，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引起利润率的变动，促使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转移。[2]通过资本转移，竞争维持了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样，有可能破坏积累的比例失调，通过供给和需求的顺利调节就得以消除。任何比例失调的危机都被归因于市场的不完善，如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危机，就被归因于石油生产商的垄断力量。
　　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内，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均衡通过利息率和利润率的相互作用来维持。假如投资不足，对投资的资金需求就会下降，导致利息率下降，而利息率的下降又会刺激新的投资。这样，稳定的货币政策会保证均衡得到维持。在金本位的古典世界中，国际收支逆差是过热的主要标志，黄金和货币储备的外流，迫使货币当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纠正失衡。同样，衰退的发生导致储备内流，允许货币当局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现代世界中，各种表示通货膨胀和紧缩压力的指标更为复杂，但其原则仍然一样。积累过剩的危机，如发生在80年代末期的危机，就是由于货币政策不当，刺激了过度投资，引起了通胀和投机。
　　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对危机所作的解释，尽管在数学上十分精巧，却和19世纪初提出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总有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例如战争或农业歉收，加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或国民经济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暂时性失衡，但这种危机的原因都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假定正常的市场调节过程会很快使稳定得到恢复。除了这种外部冲击以外，危机的主要原因历来还被归结为政府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如果政府通过增发货币为其过度开支融资，人为地刺激经济，会引发过度投资，导致通胀型的繁荣。最终，这种繁荣随着不可靠的投机活动失败而崩溃，并需要一段时期的衰退将经济中的过剩清除掉。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特征的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反复，便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而是政客们愚蠢和不负责任的结果。[3]
　　凯恩斯（Keynes）对古典宏观经济调整机制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但除此之外，他的著作基本上仍局限在古典框架之内。凯恩斯理论能够说明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交替，这种周期性交替构成所谓“贸易周期”或“商业周期”，但是，凯恩斯的解释充其量不过表明，这种周期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相反，它可以通过政府适当的政策得到调节。凯恩斯批评的含义在于，为了稳定，政府需要更加积极的干预，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然而，凯恩斯批评的根本目的，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共产主义和社团主义威胁的时刻，重申自由资本主义的和谐。凯恩斯主义者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同出一辙，认为危机趋势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而是制度安排和政策反应不当的结果。因此，只要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适当的改革，危机趋势就可以得到克服。在凯恩斯之后，情况与凯恩斯之前没有什么两样。经济学家们依然认为，危机的反复爆发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缺陷，而只能证明政客们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这一谬论经过两百多年的老调重弹，人们应该可以指望，经济学家们会开始感到事态不妙。经济学家们对危机的解释，有如这样一位科学家，他试图否认四季更替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将每年春天的回归解释为某种超自然力量偶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科学家应该做的，不是解释某一年的春天会准确地在哪一天来临。同样，真正的理论问题也不是要解释这一次或那一次危机的特定原因。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才是理论真正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所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它力图证明，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肤浅的错位，相反，危机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所固有的。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鲜明特色在于强调危机的必然性，强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无法摆脱的特征。危机的必然性规定了资本主义的客观极限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回应伯恩斯坦（Bernstein）的批评时，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角色作出了经典的表述。“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人们同意伯恩斯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如果改良能够“消除了或者甚至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缓和。……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而（这）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说服力是以它自己赋予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4]
　　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必然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的理论，标志着“改良”和“革命”的分水岭，将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前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制度改良，后者则力图建立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如果危机是纯粹偶然的，或者仅仅标志着从积累的一个阶段、“积累体制”或“社会结构”向另一个的过渡[5]，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了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没有了社会基础。如果改良的资本主义能够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阶级斗争就会丧失其客观基础，社会主义就只能成为一种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想与工人阶级的需要和诉求之间没有什么特定的联系，只是某些特定的道德价值的表现。这些道德价值缺乏特定的阶级基础，与其他任何道德价值相比未必更有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危机理论发挥着核心作用。正确理解危机理论，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语境。然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仅从意识形态出发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坚称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正如卢森堡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的，这一断言无疑就建立在其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之上。一旦丧失科学性，危机理论就会沦为某种伦理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因此，尽管理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不能离开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语境，但是，从严格的科学理性出发对危机理论进行探讨，也同样重要。本书专门探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

第二节 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早年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是危机问题。促使马克思在1857年恢复经济学研究的，也是危机问题。然而，在他自己的著作中，马克思并没有对危机理论作出系统、详尽的阐述。在不同的时期中，马克思似乎将危机同利润率下降趋势、生产过剩趋势、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over-ccumulationwith respect to 1abour）联系起来，但没有明确赞同其中的某一种理论。[6]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说明一直强调两个方面：资本主义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市场的无政府状态。
　　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危机理论没有发挥多少作用。19世纪末的修正主义论战导致第二国际运动出现分裂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将恩格斯理论的两个方面分离开来，提出一个长期生产过剩趋势理论和一个建立在市场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危机理论，两者相互联系。这一理论受到伯恩斯坦和杜冈（Tugan）的挑战。伯恩斯坦否认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卡特尔可以克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杜冈则否认消费不足的必然性。
　　面对伯恩斯坦的挑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危机理论建立在更有力的基础上。虽然这场论战的大部分参与者不过是重申一下已经确立的正统理论，罗莎·卢森堡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却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分裂为危机的“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两个阵营打下了基础。一开始，这两种理论并非互不相容，消费不足论被视为比例失调论的一个特例。然而，经过20世纪20年代，两种理论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到30年代末，消费不足论已无可置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比例失调论则被贬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的异端。在苏联，瓦尔加（Varga）成为消费不足正统理论的祖师爷。
　　在西方，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最为成熟的解说当属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7]该书考察了先前的论战，对各种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在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停滞理论。这一理论在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一书中臻于成熟。[8]该书将马克思和卡莱茨基（Kalecki）综合起来，将西方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稳定与帝国主义、军事主义和浪费联系起来。正是通过帝国主义、军事主义和浪费，不断增长的剩余或者被吸收，或者被毁灭。
　　20世纪60年代期间，出现了新的危机趋势。这种危机趋势既不能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加以克服，也无法由凯恩斯主义或消费不足论加以说明，导致马克思主义消费不足论统治地位的动摇。新危机趋势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积累中心大都市的利润率明显下降。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框架内，不管是“比例失调”论，还是“消费不足”论，危机随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破坏而发生，表现为存货积压，而危机中利润率的下降只是这种商品生产过剩的结果。然而，到了60年代末期，利润率的下降似乎不再是危机的结果，而是危机的原因，这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利润率下降出发说明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表现为两种观点的交锋：一种观点认为，引发危机的利润率下降是不断提高的工资对利润侵蚀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将利润率下降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联系起来，后者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第三节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发展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化，同时对战后繁荣曾踌躇满志的社会民主党也面临政治上的危机。解释这一危机成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家在理论上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色是力图证明这次危机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基础，这种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得到解决，唯有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的希望是，危机的不断深化将粉碎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的幻想，加速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尽管几乎没有人相信，在这种对立中，社会主义力量必然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将再次回到历史的议程上来。
　　现实的发展与70年代的乐观预期大相径庭。不出所料，此次危机的确触发了阶级斗争，然而，它没能将工人阶级推入社会主义运动的怀抱中。失败的体验粉碎了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希望和斗志，造成了工人阶级运动士气低落、内部分裂。80年代，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放弃其社会主义信仰，这一过程与他们在70年代获得这一信仰同样迅速。特别是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不再将70年代的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而视为从战后繁荣时期的“福特主义”向信息时代的“后福特主义”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与抛弃危机理论这一过程相呼应，是将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分离开来，同有组织工人阶级的斗争分离开来，将这一斗争贬低为“福特主义”新时代的史前时期。[9]
　　社会主义左派所遭受的挫折，也不能归咎于其理论分析的缺陷，不能归咎于左派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应归咎于有组织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失败。也许他们对于发动一次社会主义攻势，思想上还缺乏充分的武装。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上，他们都不如资本及其国家准备得那样充分。不但工人阶级未能向社会主义前进，甚至它实现自身最基本的物质和社会要求的改良愿望都经常遭到残酷打击。不过，这些失败总体上未能促使社会主义左派前进，反而促使它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日益分离这一事实，表明了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日常现实之间所存在的距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正确预见了资本主义危机，却没有为危机所触发的斗争提供多少指引。
　　社会主义遭受如此广泛的政治失败，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丧失力量。繁荣和衰退交替，过劳和失业并存，极度富裕和极度贫困对立，权力的集中和绝望的虚弱同在，与一百多年前一样，这些现象依然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的特征。今天，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世界正在成为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世界，一个受异化力量所驱使、正在走向灭亡的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苍白无力的保证和世界上广大群众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巨大。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在于其科学性的不足，而在于其思想和政治手段的不足，在于它未能将它对资本主义的理论预见与普通群众的日常希望和诉求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要从这一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不但应当重新审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形态，而且应当重新审视我们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理论基础。在本书中，我希望通过集中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来最为薄弱的部分即危机理论，对这一任务的完成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10]

第四节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理论正统变换如此彻底，而变换过程又是如此的不自觉。20世纪初，正统理论是一种相当含糊的比例失调论，认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是危机的原因。到了30年代，僵化的消费不足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70年代期间，利润率下降论又成为规范的危机理论。无论在哪一个时期，一般都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看作马克思的正宗理论，并有选择性地援引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论述来支持这种看法，而其他理论则被视为可憎的异端。然而，尽管危机理论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危机理论发展的专门研究。一般认为马克思从未提出过系统的危机理论，这就让他的后继者们可以从零散而且前后不太一致的论述片断出发，随意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出不同的解说。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介绍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这方面的二次文献已相当全面，而这些理论本身也不太成熟，令人抱憾。[11]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论述置于它们原来出现的语境中，探讨应该如何理解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地位。今天，随着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笔记以及1857至1863年间手稿的相继出版，这一任务变得比较容易。我们第一次能够从1844年马克思初次接触政治经济学开始，一直到《资本论》（Capital）的出版，全程追索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并将他对危机理论的探索置于其完整的语境中进行研究。
　　回到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原因，既不是一种考证的志趣，想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说过的话进行汇编，也不是期望认真研读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论述能够提供一把钥匙，揭开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迷惑。马克思关于危机的论述本身的确是零散、混乱的。离开了马克思著作的整体，这些论述没有多大价值，当然也无法形成一个既连贯又有力的危机理论（尽管我们不应低估这些论述的原创性，也不应低估这些论述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乃至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对经济学的影响）。然而，透过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的论述这一多棱镜，以整体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著作，提出了马克思著作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这一新视角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有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并且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借以理解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动力机制的基础。
　　从这一视角出发看待马克思的著作，不但使马克思的著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卫道士们的理论明确区别开来，而且与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术语，因为马克思总是将自己的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就是因为它试图将自己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上，尤其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上，忽略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维度。对马克思危机理论批判性的这种腐蚀，不只是当代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它甚至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出现，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城门洞开，遭到来自伯恩斯坦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i）的修正主义攻击。
　　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将概述恩格斯、考茨基、希法亭和卢森堡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主要贡献，然后简单介绍70年代争论中的各种立场，这次争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正统。这一章的概述将成为全书其他部分的参照。在此后各章中，我将从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本人，并在一定深度上探讨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
　　阐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面临着诸多困难。第一个困难是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不过是一些警句式的简短评论。大段的理论分析几乎都出现在马克思篇幅浩瀚的笔记中，但即便是这些分析，也算不上是对危机的专门探讨，而是包含在对其他问题的探讨之中。这使我们无法简单地摘录并阐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危机趋势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其最浅显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该作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力这一更为广阔的论述的一部分，才能得到阐明。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确定马克思理论中不同成分的重要性。马克思的工作方法，首先是沿着不同的思想线索，尽情加以发挥；然后整理笔记，将他的思想梳理出某种头绪；最后从头再来，将所有内容整理得井井有条。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已经确立了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并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tfesto）中加以阐述。之后，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直到1857至1863年这段他人生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马克思才将他的思想更详尽地表述出来。此后四年间，马克思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最终形成《资本论》第1卷，这也是马克思在世时完成的唯一一个系统性文本。在19世纪70年代中有两个短暂的时期，马克思继续他的理论工作，创作了后来由恩格斯编为《资本论》第2卷的大部分手稿。《资本论》第3卷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1864至1865年间的笔记进行编辑，而这些笔记本身则由1861至1863年手稿整理而成。然而，与《资本论》第1卷不同，对手稿的整理基本上只是现有材料的重新排列，缺乏整体分析所需的系统性。因此，我们面对的是大量零碎的资料。在这些零碎的资料中，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整理他的思想，有时得出结论，有时放弃某个思想线索，有时则不知所终（常是在一堆数学例证中），对这些资料的整体意义并没有什么提示。因此，任何试图阐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努力，必然要包括大量解读和重构的成分。
　　阐明马克思理论面临的第三个困难是，马克思几乎所有关于危机的讨论都深深根植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这意味着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处的地位，必然影响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表述形式，而危机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处的地位，未必就决定了危机理论在马克思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中所处的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要在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动力更为广阔的分析这一语境中加以阐明，而且要在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加以阐明。不仅如此，尽管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批判大部分只有考证的意义，但最根本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因为现代经济学仍然保留了其先辈留下的思想基础。因此，对马克思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力理论的探索，不仅应当在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进行，而且应当在当代经济学的语境中进行。
　　上述困难决定了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任何探索必然要兼顾表述、解读和语境化三者之间的平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意识到需要努力在这三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第一个初稿中，我通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的有关著作，严格按照编年史顺序和文本出现的语境来表述他们对危机的探讨，并把解读控制在最低程度。然后，我依照马克思著作的分期，将这些材料分为五个部分，即早期著作（1848年以前）；1848年革命后的重估时期；1857—1858年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1861—1865年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在本书中占两章）；以及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第1版。接着，我又以一种解读的框架将各部分材料按主题重新组织，但尽力使这一框架根植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并在重读大部分重要文本的基础上，对这一框架进行修改。最后，我重新组织整个文本，力图使表述更加清晰，并且将这种表述放在对马克思著作的整体解读的语境中进行。在本书中，我没有明确地将马克思的著作与当代经济学的问题和争论联系起来，但我希望对于熟悉这些争论的读者来说，这些联系是明显的。马克思著作的意义，不在于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尽管经济学家们在对资本主义动力的理解上，几乎所有重大的进步要么来源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要么则由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预见），而是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体所作的贡献。
　　我尽力将书稿写得清楚易懂，但同时也避免过分简单化。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同时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也是混乱的。虽然我努力避开这些混乱之处，但我并不想回避问题的复杂性。若书中某些部分读起来仍然费解，我只能在此道歉，并请读者参阅马克思的原著，而不是简单放弃理解的努力。
　　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想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细致的解读，而是希望通过向读者展示马克思著作的洞察力和创造性，为更加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奉献绵薄之力。马克思的著作虽然写于一个世纪之前，却仍然具有一种巨大的理论震撼力。今天，马克思的批判锋芒所剿杀的政治经济学并未倒地而亡，也未因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而消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当代经济学批判与当年对李嘉图（Ricardo）的批判同样具有意义。[12]我希望，本书不但能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作出清晰连贯的解读，而且能对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作一次充分开放性的展示，让读者能以马克思的论述为基础，作出不同的解读，或者往其他方向构建理论。
　　在本书中，我只是力图说明马克思的论述所具有的更为广阔的意义，希望大家能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形成集体的努力，发动一场激进的理论批判，清算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上的伪装。这一批判将迎合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榨的抵抗，由此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一种寻求解放的政治力量。这一运动是否贴上马克思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马克思著作给我们的洞察力。



[1] 这一假设既有学术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能否以科学先知的角色自居，取决于他们是否握有确定的、可量化的模型。

[2] 即使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内，均衡机制的稳定条件也是十分苛刻、极不现实的。第一章导言：马克思主义和危机理论I 3

[3] 当然，实际的经济稳定过程决不像理论上设想的那么简单。一旦经济发展形成自我复制的周期性，情况就更加复杂。

[4] 〔德〕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卢森堡文选》上，77～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Aglietta，M.，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New Left Books， London，1979. Bowles，S. Gordon， D. M. and Weisskopf，T. E. ， Beyond the Wasteland， Verso，London，1984.

[6] 无法想象多布（Dobb）如何能够证明他这一大胆的断言：“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关于经济危机性质的分析乃是对他的学说的最重要的应用。”参见〔英〕莫里斯·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高行译，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7] 〔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9] Clarke，S.，‘Overaccumulation，Class Struggle and the egulation Approach’，Capital and Class，36，1988，pp.59-92.Clarke，S.，Keynesianism，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Edward Elgar，Aldershot，1988.

[10] 本书的写作计划产生于我对过度积累、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研究，这一研究使我完成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国家的危机》（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of the State）一书。该书的基础是一种危机理论，我以为这一危机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但无论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这一危机理论都未得到系统的论述。这使我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研究（Clarke， S.，'The Marxist Theory of Crisis’，Science and Society，54，4，pp.442—467，1990），接着再探讨危机理论在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地位。

[11] 最好的导论仍是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新近的教科书中，迈克尔·霍华德和约翰·金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最为全面。卡尔·屈内在《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Economics and Marxism）一书中，介绍了围绕危机理论一些鲜为人知的争论。理查德·戴在《危机和崩溃》（The Crisis and the Crash）一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苏联从列宁到瓦尔加的理论。尽管苏联的理论与马克思没有什么关系，但戴的介绍表明，20世纪2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动力机制最为成熟的理论出自莫斯科。
　　Howard，M. C.and King，J. E.，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Macmillan，2Vols，1989 and 1992。第2卷可参见〔英〕迈克尔·霍华德、约翰·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总校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Kuhne，K.，Economics and Marxism， 2 vols，Macmillan， London， 1979.
　　Day， R.，The Crisis and the Crash， New Left Books， London，1981.

[12] Clarke. S.，Marr， Marginal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Second Expanded Edition，Macmillan，Basingstok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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