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调后楼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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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调后楼研究室和去唐山摘四清试点

1．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2．后楼研究室
3．去唐山搞“四清”运动的试点

1．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很年轻，而在“后楼”工作的都是些党内资格很老、级别很高的老干部。所以在参加开会时，我都自觉坐在最后一排。
　　对于这个调动，老实说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领导干部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出来，这当然使很多人感到高兴，但也必然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喜欢搞特殊化的领导，他们总感到坐卧不安。
　　田家英对我的工作倒是一直都很支持，而且他有个特点，从来不诿过于下属。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有时候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有迫不得己的原因。他那时也坚决主张“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已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那边去了。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所以他也是得罪不起的。
　　《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林克告诉我说，主席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再作出什么批示。

2．后楼研究室

　　最开始的时候，各地（包括各大区和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也都是由秘书室来处理的。后来中央办公厅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地给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中央提出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建议方案。而各地给毛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则仍由秘书室处理。由于这个机构设在中南海的后楼，所以就习惯地把它叫做“后楼研究室”。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正式的名称。它也没有设立主任，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组，例如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总共有三、四十人，都是些级别很高的干部。各组的工作都是直接向杨尚昆或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
　　1963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分配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他原来是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年，饶漱石出事后，杨尚昆就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然后就实事求是地汇报说，没查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杨尚昆对他很信任。直到文革后，陈麒章还一直是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
　　《情况反映》就是综合组搞的，由陈麒章负责。我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协助他搞《情况反映》，一起工作的还有王青林和一个姓罗的记者。当时《情况反映》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和向中央综合汇报各地关于农村的情况，因为那时农村的工作是影响到全局的大事情。主席那时对农业是抓得很紧的，其他方面关于工业，文教的东西他不大看，关于农业的情况他是一定要看的。所以凡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农村情况的，我们都要及时汇报上去。主席也都看了，在上面划了一道一道的，具体的批示好像不多。

3．去唐山搞“四清”运动的试点

　　1963年的6月，中央办公厅组成了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我参加了去冀东唐山地区抚宁县的工作组。王光美去的桃园大队就在我去的那个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现象，党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当时我们从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中了解到，社会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一些在建国后被取缔的封建迷信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私娼。伴随着封建迷信活动的是各种谣言都起来了，有的谣言甚至都传到中南海里来了，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么的末日啦，等等。
　　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那些东西马上就全部躲藏起来了，像一下子全都就消失了一样。
　　我们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问的了解，发现当时农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普遍。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主要的干部，瞒着群众私底下给自己多分些粮食，然后再把这些粮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出去。当时国家规定的粮价才一角几分，可拿到自由市场上去，那就是好几倍的价格了。而且这种情况在小队里面还好点。因为那时庄稼收上来以后，都是放在谷场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后由队里的十几户人家自己去认领的。大家都看得见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较困雏。可到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以后，那里的干部要私分的话，就方便多了。可这些事情你别以为群众都不知道，他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在队里一发动，马上就会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来，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次的群众运动，首先站出来的一定是这些“勇敢分子”。这些人平时比较活跃，但他本人的表现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点。比如偷鸡摸狗，搞个“破鞋”的都有。运动一来，首先起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也说过，这些人还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掌握政权，把权力交给这些人往往是要出问题的。
　　而王光美她们在桃园大队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组几个月都不进村，而是秘密地搞什么“扎根串联”，挨家挨户地摸情况。当时我们听到这种做法觉得很不以为然的，没有这个必要嘛。你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情况不都清楚了么。所以我们没有多加理会。后来刘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这时候我们才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刘少奇这些人，虽然是极力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尤其是针对群众运动的时候，那他们搞起阶级斗争来是绝不含糊的。这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实行“资反路线”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可到“六四”的时候竟然动用军队来镇压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但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真正的危险主要是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内部，尤其是来自党内的高层。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称之为“形左而实右”，道理就在这里。简单地说，毛主席主张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上面的。而刘少奇他们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地对准着下面的群众的。
　　到了1964年，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这样，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格局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