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有关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买鸡并用专机运鸡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已作了叙述。

　　【注】耕畜问题严重，是指当时的情况。
　　姜德久是秘书室一科的科员。他是和我一起去二七机车车辆工 厂劳动的。后来他调去贵州省委办公厅工作。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讲了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贵州造反派的事。后来我被捕，他和李再含也都被作为“516分子”抓起来审查了很久。陈希梅是个大学生，是一科的一般干部。

　　【注】林克是主席身边一组的工作人员。

　　【注】杨尚昆对上海的陈丕显有意见，他就把信给我，叫我登出来。尽管他对我搞的《群众反映》很有意见，但他也经常会拿了很多东西叫我给他登的。他也知道这样问题好解决。

　　【注】十全武功章是主席看过的，主席看过的书我都会自己去 买一本来看。
　　王任重的读书笔记是在湖北（油）印的，当时湖北的干部差不多是人手一本。

　　【注】陈秉忱是我们秘书室的副主任，他是山东陈××的孙子，写得一手好字。中苏友好条约的中文正式签字文本就是他用小楷抄写的。
　　孙承宗的那幅画是陈乘忱送给了康生的，他叫康生在上面题了 字。后来康生都把这幅画交给了国家。
　　孙承宗当过明朝的国防部长。他是抗清的。康生叫我写本关于他的书，我写了，交中华书局出版了。后来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彭真他们把我写的这本书找出来，要交到主席那里去，说这也是写“国防部长”的。王力跟他说，不行，戚本禹是八司马，你们这样做，不是又搞出个八司马了吗。他们听了之后就想把交上去的这本书撤回来，但已和关锋的文章一起交上去了，撤不回来了。主席当时对彭真说，他们的事，三年以后再说。三年过后，我们真的被抓了。这也许是巧合，也可能主席知道，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一些勇敢分子后来都是要受到处分的。
　　何子贞是明代有名的书法家。
　　朱德是用黄庭坚的字体给“幽兰赋”题字的。这幅字在我被捕后被中央办公厅抄走了，没有归还给我。

　　【注】对《群众反映》登载了批评葛惠敏的信，普遍的反应是“很好”。
　　一些领导干部都告诫自己的家属，千万不要惹出像葛惠敏那样 的事出来啊。
　　考茨基说，小生产是不可能搞社会主义的，连资本主义也不能允许小生产的大量存在。

　　【注】我对林彪的那个讲话影响特别深。当时我就在现场听的。他的讲话要比后来印发的文字要精彩得多了。林彪上来就说，不是主席犯错误，是我们犯了错误。凡是我们离开了主席，我们就犯错误。不信，你们自己去查一查，有哪件事情主席没有说过，我们没有照着做就是了。主席后来问罗瑞卿，你讲得出这样的话吗。
　　刘少奇的报告当时我们也讨论。刘少奇的讲话根本就不检讨自己，其实大跃进的时侯，他是讲得最厉害的。但他一点都不检讨自己。主席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他却说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人听起来好像都是主席的错误，他自己什么错误都没有。刘少奇一贯是这样的，以前他犯左倾错误的时候，他也是批评别人犯左倾错误，好像他是一贯正确的。

　　【注】秘书室本来就只有一百人不到。主席要各单位都要精简人员，所以秘书室也作了精简。

　　【注】这天就是1958年主席在中南海和我们讲话的那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八司马都要碰在一起纪念纪念。

　　【注】国务院是由秘书厅管群众来信来访的。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以后，就由许明管来信来访了。
　　许明当时是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关于彭德怀问题看法的报告是 我汇总了群众来信的内容写给总理的报告。当时给彭德怀翻案的事闹得挺厉害。我汇总的报告中主要是说，如果当时在庐山上没有彭德怀的干扰，那后面也不会犯那么多的左的错误。本来庐山会议是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彭德怀一闹，就使会议转为反右了。所以说彭德怀一直是在干扰着主席的步骤，到现在都还在干扰。总理把这个报告批下去之后，这个看法为大家所认同。
　　习仲勋派人来取经的事，我在前面第十二章里说了。

　　【注】田家英当时跟着主席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是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注】国务院办公厅来了三个人，都是老干部，很老的干部。总理有个缺点，他身边用的都是老干部。不大用年轻人。主席这里就用像林克、田家英这些青年人。
　　关于“五点体会”，前面第十二章讲了。

　　【注】向仲华当时是装甲兵司令。有人来信反映他搞生活特殊 化，在“群众反映”上登了。他承认，并写了检讨，表示接受意见。 我把他的信也登在了“群众反映”上。这事是罗瑞卿过问的。当时部队搞特殊化确实很厉害。主要是吃喝风，七大盘子八大碗的。把公家的招待费都用来自己喝酒了。当时还是定量供应时期。还有就是占用公房，公物。装修自己的房子。把公家的东西用来送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但当时贪污的事情还不多。搞女人的事却很多。

　　【注】我看了《燕山夜话》，当时就写了个批评信给《前线》杂志编辑部。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太过分了。谁都看得出，你是在攻击中央领导的。你要提出的指导方向究竞是要往哪里指导啊？可他们不让登我的这封信。而是给我回了个信，说你这个意见有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你说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们就不登了。后来据他们在文革中的交代，这个回信的每句话都是经过邓拓仔细斟酌后写的。我当时是用了“戚谊”（我在团校用的名字）的笔名写这封信的。他们就到处去打听，戚谊是谁，可查了以后，谁都不知道是谁。
　　当时不仅是我，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好多人都写了信给他 们，他们一封也没登出来。后来主席批评了《燕山夜话》。我就把这信拿了出来。康生看了就说，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证据，这是典型的压制批评。后来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曰报》上登了出来。

　　【注】杨尚昆感到有压力，他说，军队对他有意见。因为人家都以为《群众反映》是杨尚昆管的，是杨尚昆想弄他们。他们说军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怎么说得我们一片黑暗呢。其实军队是有好的一面，可是一些高层领导搞特权也确实是搞得很厉害的。杨尚昆对《群众反映》的态度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一方面他对谁有意见，他就把许多材料拿来叫我们登出来，比如他对华东局的柯老有意见，对陈丕显也有意见。因为陈丕显是听柯老的。他就叫我登。但我登出一些批评其他领导的群众来信，他就对我感到不满意了。

　　【注】葛惠敏不只是申诉，她是反攻了。这些人哪有这么容易得罪的。
　　龚子荣指示，把她的来信全文照登。我就以“葛惠敏同志对上期群众反映意见的答复”为题把她的来信照登了。这一下，大家对她的意见更大了。
　　杨尚昆说，他找谭老板解释那不是他弄的，是下面人弄的，谭震林听都不听。他总认为，不经过你们的同意，底下人怎么能登呢。他当时还不知道是我决定登的。那时我还是个小人物。等他知道是我登的，那对我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了。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睚䀝必报的。所以也很好理解他们后来对文革的态度的。
　　我这件事做得不但杨尚昆被动，连田家英都很被动。谭震林老找田家英的事。
　　主席对谭震林骂得很厉害，可总是保他。大跃进的时候他吹得最厉害了，他对饿死人的事应该要负主要责任的。他也不检讨。所以，我们对他意见都很大。不过他倒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是他自己却挺会享受的。他是工人出身。他是铁杆要搞集体化，工业化的。
　　他和江青关系很不好。他给林彪写信骂江青是武则天。可能这多少和我也有点关系，因为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
　　“二月逆流”的时候，他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正好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后来他被打倒了，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在群众大会上说的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是不一样的。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当时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注】林克还告诉我，主席跟他说，你们八司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宁可自己挨斗，也要保别人。林克说，是的。当时杨尚昆搞八司马事件，首选的目标就是林克。因为他和主席的关系最好，主席很相信他。他说，当时大家为了保护他，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叫林克不要作检讨，由他们来作检讨，不让人家抓到林克什么把柄。主席说，你们八司马这些人都够意思，够朋友的。像生死牌里面一样。

　　【注】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为克服困难，一些机关就自己组织生产。有的搞农业生产，有的搞捕捞。生产的东西就在单位里分，往往是领导分得最多，底下群众却很少。大家都有意见。还有的拿东西到市场上去卖，比市场价格便宜，造成了与民争利。群众都有意见。有些机关农场还和农民争地。后来主席批了，一旦情况好转，就把生产给农民去搞，机关不要再搞了。

　　【注】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有外宾送的，也有内宾和华侨送的。这些东西都归秘书室管。内宾送的，我们一般都给钱，这些钱都是从主席自己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来的。可有些是华侨寄来的你也没法给钱。有个华侨送来好几斤燕窝，说是给主席增加营养。可主席不吃，让把这些燕窝全部拿到人民大会堂去，用来招待外宾。
　　这是主席的厨师告诉我们的。文革期间，一位龙虎山的老道给主席送来了他自己做的“长寿丸”。说真的有效，他已经活到九十多了。主席看了笑笑说，他不相信这个东西。让汪东兴拿去处理。汪东兴拿了就放在自己嘴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还叫我也吃。我说，我不吃，万一这里面有毒。他说，书呆子，给主席送的东西，他敢有毒？其实我心里是想，给主席的东西，主席又没让你吃，你怎么能吃呢？张耀祠在边上也跟着一起吃。
　　我跟他们说了列宁博物馆是怎么收藏列宁用过的东西的情况。 他们说，这个好。问我是否去过苏联。我说没有，我看过一本列宁博物馆写的小册子，搬来照本宣科的。他们觉得很有启发。不过现在弄的什么主席用过的瓷器，还称作“毛瓷”。这纯粹是瞎弄的。主席根本不用那东西的。

　　【注】主席的批示是在很小的范围传阅的。我没有见到过。但我知道内容是批评谭震林的。但主席只是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件事的。那在中南海里影响可大了。大家都觉得高兴，那谭老板平时谁敢去惹他啊。好些人在中南海里遇见我，都笑嘻嘻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注】王任重的这些言论确实是不对。虽然王任重当时作了检 讨。但田家英也就此和王任重结下了梁子。田家英垮台后，王任重一连喝了好几天酒。
　　后来，陈伯达写了处理田家英的报告给主席。王任重马上向主席告田家英的状，说他怎么到处散布“包产到户”的言论。
　　说实话，王任重是一直坚持搞社会主义的。到打倒他的时候，
　　也查不出他有什么反对搞社会主义的言论。文革后，他也没有支持邓小平搞“包产到户”。更没有支持搞私有化。彭真也是这样的。文革后，彭真和邓小平的关系一直不好。党内有好多人其实都看不起邓小平的。张云逸就老是说，邓小平在红七军的时候就是逃跑。
　　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在文革中对这些人不是用打倒的办法，而是用团结的方法，也许结果会好一点。
　　文革一结束，虽然这些人都和邓小平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文革。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像邓小平那样，要搞资本主义的。他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田家英批评柯老。他对柯老有意见，对张春桥也有意见。那时他狂妄得很，自以为是毛主席身边的人。这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垮台。我后来也很狂的，想说谁就说谁。别人不敢说的，我敢说，也是目中无人的。所以我也必然会垮台。但是，我只是在性格上和他相近。我和田家英有个区别，我是坚持搞社会主义的。而田家英后来实际是转向刘邓那边去了，要搞资本主义。
　　田家英批评王任重、谭震林他们，主要是批评他们的左。田家英不主张搞集体化。
　　而我是批评他们的右，搞特殊化，脱离群众，镇压群众。但我是很欣赏他们坚持搞社会主义的。
　　冰箱是苏联送给主席的。主席不要，叶子龙就拿去用了。
　　那种苏联冰箱很大很重。我也用过，那本来是王稼祥的。他搬出中南海后，可能因为那冰箱太重，也可能是又买新的了，那冰箱没搬走，留在屋子里。我调去《红旗》杂志以后，我家也搬到中南海外面去住了。文革开始后，听说西纠、东纠的那些人在调查我们的住处，扬言要对我们采取什么“黑豹”行动，把我们消灭。反映到江青那里，她就下令把我们都保护起来。关锋住的地方比较大，所以就派部队去他家保卫。叫我就搬回中南海里，就住在王稼祥原来住的四合院里。我的隔壁住的是黄老。
　　何载的右派帽子当时被摘了，他后来去了山西。那里的人挺照顾他的。文革后，他去中央组织部当了副部长。冤家路窄，我1986年被放出来后，去深圳的一个朋友那里住。听说边上的一栋楼里住着一个北京退休的大干部，还老招漂亮的小姐给他作特殊服务。我心里奇怪，是哪个大干部呢。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何载。他也腐败了。

　　【注】那些都是在一线的高级领导人。

　　【注】我当时听说别人向我转达的主席的意思，我知道主席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

　　【注】冯文彬那时是团校校长，这个人威信不高。他看到漂亮的女同学就走不动了，老找人家谈心。我们看了都觉得他太过分了。后来胡耀邦调他去当了中办主任。他居然提出要张玉风陪他睡觉，被张玉风臭骂一顿。张玉风给中央写信，说怎么有这样的办公厅主任？说主席，总理都对她很尊重的。胡耀邦马上把他撤了。

　　【注】崔英是朝鲜族人，是我科里的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