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马克思读过的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附录〕

马克思读过的书^[1]

　　“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盎格鲁—日耳曼绅士”——这是马克思晚年留给一位俄国来访者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2]的印象。马克思对文学造诣之深简直达到惊人的程度。他通晓德、法、英、意、西、希腊和拉丁诸语文，还懂得一点俄文，一生博览了这些文种的大量书籍。他在许多理论著作和无数报刊文章中，广泛利用了自己丰富的文学知识，因此柏拉威尔以此为主题，写成一部有价值的、趣味盎然的学术性著作。作者本人精通马克思著作，包括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而且对马克思引用的大量文学作品也十分熟悉，所以可以说露·柏拉威尔·贾伯瓦拉^[3]之兄——希·萨·柏拉威尔写得相当出色，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当今明智之士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在历史上的突出重要性，以及他对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研究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现有的大量文献，包括一部分很有价值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学科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对它一窍不通，就不可能看懂卢卡契、瓦尔特，本杰明或卢西安·戈德曼这些重要文学批评家的作品。
　　柏拉威尔教授的这本书不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对这方面，尤其对马克思的美学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对今后撰写·马克思传记的作家很有参考价值。
　　马克思生长在特利尔城，受到当时欧洲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在学校里，他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此后一生孜孜不倦地精读希腊和拉丁文学。肖伯纳总是带着伏尔泰主义讥诮的口吻嘲笑荷马，而马克思却对荷马十分崇敬；在他家里，荷马史诗经常被高声朗诵。他在中学还读过索福克勒斯、修昔的底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和塔西佗的原作。
　　马克思翻译过奥维德的作品，听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惊奇，其实他的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晚年；他喜爱流放者的诗歌。1865年马克思在一份征询表上填写的他最喜爱的三位诗人的名字，除莎士比亚和歌德之外，就是埃斯库罗斯。他每年都要读一读他的希腊文原著；就象对歌德和雪莱一样，《普罗米修斯》一书对他也同样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但是，在马克思青年时代，古典文学研究在德国并非一种特殊的学科，而是时代要求人们所必备的文学和历史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年轻的马克思象歌德时代的人们那样阅读古代文学，深信日后会由此而增长一种历史感。
　　他从少年时代起也广泛阅读中世纪和近代文学。他父亲帮助他认识到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而一位有学识的邻居，即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则使他认识到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威斯特华伦爱好浪漫主义，而马克思一开始也可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写过许多不太出众的浪漫派诗歌，晚年他跟他的妻子重读这些诗篇时不禁哑然失笑。思想成熟后的马克思激烈反对浪漫主义，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他早期的一些观点继续影响着他那种对待古代世界的态度。
　　马克思十八岁时，进入波恩大学，进修著名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弗·哥·韦尔凯尔和奥·威·冯·施莱格尔讲授的课程。一年后他到柏林钻研哲学，从而信仰黑格尔主义。1841年，他那篇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使他获得博士学位。尽管这篇论文直到1927年才出版，一些研究这个主题的非马克思主义专家仍然从中发现不少精辟的见解。
　　马克思当时的学术能力已经绰绰有余，运用自如，但是促使他写这篇论文的动力无疑是他皈依了黑格尔哲学所提供的。他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情况同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情况极其相似。黑格尔完成了思辨形而上学的任务，现在应由他的后继者把哲学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使那种理想付诸实施。这篇论文显示马克思十分赞同伊壁鸠鲁和他最善辩的信徒卢克莱修。他赋予哲学以人格化，让它说出普罗米修斯的话：“说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论文表明马克思当时是属于黑格尔学派的，但也证实他对文克尔曼和歌德时代的美学造诣很深。马克思的美学是由此发展起来的，不提这一点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
　　1843年起，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期间，他的哲学思想逐渐成熟而形成体系。他掌握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因此恩格斯后来说马克思主义综合了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政治理论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因素。马克思后来虽然没有再系统地研究古代哲学，但他早期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在他的著作里就此显得不重要。任何一位读者，在读他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时，都会为他经常热情地提到亚里士多德而深受感动。《资本论》的作者觉得他同《政治学》的作者有很多相同的观点，他称亚里士多德为社会学创始人。
　　他不常提到柏拉图，而且也不很赞同，无疑是因为柏拉图那种精神哲学的有神论和唯心论引起他的反感。但是，对他的哲学理论来说，他通过黑格尔从柏拉图那里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汲取来的任何东西都更为主要。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哲学诚然是静止的，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所以适合马克思的意图则是由于它的能动性，是由于精神所导生的辩证发展。归根结蒂，一种思想体系往往是由另一种思想体系演变而来的；柏拉图解剖他当时的社会，希望实现一个尽可能最公正的理想共和国时所采用的大胆而无情的方式，要比亚里士多德审慎而保守的态度更加接近马克思的精神。
　　如果说五世纪的诡辩家普罗塔哥拉不是社会学创始人，那末创始人就应是柏拉图了。卡尔·波珀爵士^[4]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动猛烈抨击之前，首先就攻击柏拉图，而且心里很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干。黑格尔学派认为，历史研究能使哲学家预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见解就是以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为依据的，马克思的理论所称的科学性也正依据这一点。一旦取消思想和物质之间的差别，给单个的实体取个什么名称就不是什么首要问题了。马克思在称呼他的第一性物质时，可以利用18世纪4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威望，他本人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但是，他的理论超越一切思辨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伊赛亚·柏林爵士四十年前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至今在众多研究马克思的文献幽暗之林中仍然犹如独闪金光的一株，他认为就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总是在注意不使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同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所发展的“庸俗唯物论”混为一谈。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57年，但被他扣压下来未发表，直至1939年才正式发表；他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竭力要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文学艺术的发展之间所出现的不平衡的关系这个问题作出阐释，这对一位黑格尔学派哲学家来说多少有点棘手。马克思坚持认为生产和分配状况对文艺也象对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产生影响，这一点是对的，谁也不能加以否认；同样他本人也没有象他的一些现代门徒那样生硬地过分强调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他最为珍视的希腊文艺是出现在社会总状况尚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这就构成一个需要认真加以解释的问题，莎士比亚的情况亦是如此。他很清楚，某些伟大艺术的形式甚至不可能在一个社会相对高度发展的时代里出现，马克思最喜爱的史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使他的一些现代信徒感到诧异。他写道：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腈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5]

　　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美学占一席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来说，艺术家就是视工作本身为乐事那一类型的人，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却令人可怖地使大多数人的生活远离了这一理想。马克思正是要尽可能地纠正这种状况。一旦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了一个阶级，国家消亡了，人类的生活看来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历史的童年时代那种美丽的单纯。马克思象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从青年所受的教育中得来的那种对古希腊的美好看法，也助长了他对将来的预言怀有那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
　　柏拉威尔教授在阐述马克思对每个作家的态度时，不象恩斯特·克鲁马赫那部有价值的著作《歌德和古代风格》那样在每个作家的标题下分别叙述，而是顺着马克思一生事业的发展来论述他如何在每部著作中使用自己的文学知识。作者颇有技巧地避免把书写得沉闷，常常生动活泼地加上自己对各个主题的一些见解。如果要有所批评的话，那就是他的语调有点过分赞美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作者列举的材料，就会发现马克思是一位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并富于机智讽刺的读者，而不是一个兴趣高雅、审美感纤细的读者。概括地评述一下就能明瞭这一点。
　　有趣的是马克思读过《论神之都》^[6]，可惜他对这部同他的著作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作品没有记录下自己的观感。他很熟悉但丁的作品，经常加以引用，例如从《地狱篇》里搜出辱骂的语句来谴责那位可怜的福格特先生^[7]，一些贫穷受难者的遭遇使他想起乌哥利诺^[8]的命运，他还感人肺腑地摘引描述流亡者觉得面包味咸而且不得不在别人的楼梯上走上走下受煎熬的情景那段文字^[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他引用但丁的诗句^[10]来宣告他不妥协的态度。
　　马克思也很熟悉阿里欧斯托、塔索和波雅多的作品，有一次他忽然提到阿雷蒂诺^[11]，使恩格斯大吃一惊。他看过马基雅弗利的作品，包括《佛罗伦萨史》和《曼陀罗华》。他责怪威廉·李卜克内西不懂西班牙文。《堂·吉诃德》是他喜爱的作品之一：他用那段描写宫廷医师怕桑丘—潘沙肠胃不适不能执行任务，因此什么东西都不让他吃的情节，来比喻普鲁士报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强行的检查制度下变得萎靡不振。除塞万提斯之外，卡德龙、洛贝·台·维迦和蒂索·德·莫里耶的作品也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
　　马克思有时摘引拉伯雷的话。他也经常引用莫里哀的作品，拿众所周知的人物达尔杜弗、德·布索那克先生和乔治·唐丹来比喻他的对手。至于高乃依，他只引用他的批评文章；拉辛的作品他读过，但好象没有引用过。他似乎也没有提到过拉封丹和德·塞维奈夫人^[12]。伏尔泰和卢梭在他的一生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最喜爱的散文作家是狄德罗，特别是由于他那部《拉摩的侄儿”。另外他欣赏博马舍。
　　他遗责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憎恶夏朵勃里昂。在他看来，夏朵勃里昂“以一种最惹人生厌的方式把十八世纪显著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显著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了。”他摘引雨果的作品，但显然并不热情；他十分正确地注意到雨果那篇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并没有击中要害。尽管巴尔扎克与马克思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马克思还是非常喜爱他，常常引用他的作品，而且还认真地打算写一本关于巴尔扎克的书。事实上，他发表的唯一关于文学主题的著作是评论欧仁·苏那部耸人听闻的畅销书《巴黎的秘密》，书中荒谬之处马克思不难加以揭露。我们不晓得他是否读过司汤达或福楼拜的作品，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时常拿一本保尔·德·科克^[13]或大仲马的小说来看作为消遣。
　　在他来到英国之前，马克思跟他同时代的许多德国人一样，早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着了迷。就象对待巴尔扎克的态度一样，不同政见并没有使他感到困扰。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大量引用莎士比亚，而且许多地方并非机械地引用或者落入俗套。夏洛克和泰门被详细地引证来阐明金钱的力量，前者还被用来证实他那种众所周知的、对犹太教的憎恶是正确的。当他举出忒耳西忒斯^[14]的时候，并非不表同情。波顿^[15]那场戏提供了一些扮演与自己性格不相称的角色的实例。马克思不只一次引用康华尔公爵谴责虚伪的肯特伯爵是个表面言辞率直而内心却包藏着极大的奸谋的人那段发言^[16]，而且，柏拉威尔教授指出，马克思好象并不理会那位发言人是莎士比亚创作中最可憎的人物之一。另外他还以辛辣的语调举出福斯塔夫和道格培里^[17]的荒谬，来跟他那些形形色色的敌手的荒谬言行相对比。
　　马克思晚年着手攻读中世纪英国文学，如《农夫皮尔斯的申诉》^[18]，他好象也读过乔叟的一些作品。密尔顿他很少提及，通常认为是由于密尔顿把《失乐园》手稿卖掉，只换了微薄的五镑钱^[19]，也许是因为密尔顿那股浓厚的基督教气息妨碍他，使他没有发现他会多么地欣赏密尔顿笔下的撒旦。马克思谴责斯宾塞参加伊利莎白分裂爱尔兰的活动；他肯定不会在斯宾塞描绘的天地里感到自在。他提到屈莱顿，但是仿佛更关心《胡迪布腊斯》的作者^[20]。马克思喜欢那些空前辛辣地讽刺英国清教主义的作品。他欣赏蒲伯。当然对他那部《愚人记》尤为赞赏。1870年他得到一套斯威夫特全集之后，也对这位作家抱有好感。笛福供给他一些实例，他喜欢菲尔丁，而且象许多德国人一样赞赏斯特恩。但他一点也不能欣赏约翰逊^[21]。
　　马克思很少引用华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但是肯定对他十分钦佩，《清教徒》就是他喜爱的一部小说。在他提到过的少数几位美国作家之中，同比契—斯陀夫人并列的就是司各特的模仿者詹姆士·费尼莫尔·库伯。因为拜伦和雪莱政见一致，他喜欢拜伦，但不包括其他英国浪漫主义作家。
　　他十分赞赏科贝特^[22]，尽管对他的经济学摇头。卡莱尔是当时少数几个熟悉德国文学的英国作家之一，马克思本来对他表示尊敬，但是后来由于他赞赏让—保尔^[23]，并且表现出不大体面的英雄崇拜而使马克思感到厌恶。马克思不能分享卡莱尔对弗里德里希大帝^[24]的敬仰，而常把那位帝王称作“老兽奸者暴徒”。
　　马克思喜爱的狄更斯，不是那位创作出小耐儿和齐里布尔兄弟^[25]的感伤的作家，而是那位粗犷地描绘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家，那位创作出俾克史涅夫、史奎尔斯、比尔·希克斯和阿特佛·道吉尔^[26]的狄更斯。他为了要向德国读者描述格莱斯顿的演说，想到了《小杜丽》里办事拖拉的官僚机构。他读萨克雷的作品。至于勃朗蒂三姐妹和乔治·爱略特，他更喜欢前三位。他读迪斯累里和布尔威—李顿的小说。他厌恶边沁^[27]，也讨厌马丁·塔波尔那部诗体的《格言哲学》，他写道，“边沁和马丁·塔波尔两人都只能在英国制造出来。”^[28]
　　马克思还摘引德国中世纪的许多民间和骑士史诗，如《尼伯龙根之歌》、哈尔特曼·冯·奥埃^[29]和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30]等人的作品。他为了痛斥那个倒霉的新闻记者卡尔·海因岑^[31]，援引了宗教改革时期的“粗俗文学”，他写道：“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他一点也不喜欢虔诚的诗人克罗卜史托克^[32]或公认的批评家高特舍特^[33]。他对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还是作为辩论家的莱辛都推崇备至。
　　马克思象大多数有教养的德国人一样精读歌德的作品。他常引用《浮士德》，喜欢摘引瓦格纳^[34]荒谬的行为或者靡非斯托斐勒司辛辣的嘲讽。《列那狐》^[35]及其出名的智慧和对政客的挖苦都对他很有吸引力。《塔索》提供给他一种蚕的形象来比拟那位非写作不可的诗人^[36]。《葛兹·冯·伯利欣根》提供给他一根拐棍来敲打他痛恨的拉萨尔所写的那个失败的悲剧。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鲜明地利用了《巫师的学徒》^[37]。在这首诗里，巫师后来恢复了秩序，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魔王”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商品是物，不能与人对抗，”马克思在《资本论》写道，“如果它们不愿意，他就可以使用强力。”柏拉威尔教授指出这一引喻出自歌德的名诗《魔王》（瓦尔特·司各特曾卓越地将此诗译成英文）；魔王在病孩子的耳边悄声说道：“我爱你，你的美好的体态吸引着我。如果你不乐意，我就要用强力！”
　　对马克思来说，席勒的美学比起他的诗歌，更显得重要。席勒晚年出现的那种唯心主义的矫揉造作使马克思产生了反感。他喜欢劝告拉萨尔在试图写悲剧时，与其愚蠢地模仿席勒，还不如仿效莎士比亚。他曾两次引用过席勒那句格言式的警句：“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38]另外他从《华伦斯坦》三部曲中摘引过那段故事，即军士长想模仿华伦斯坦，却只活龙活现地再现了华伦斯坦所鄙视的一面。
　　马克思也摘引乌兰德^[39]、布尔格^[40]和吕凯特^[41]的诗，以及缪尔奈^[42]沉闷的《命运的悲剧》和恩斯特·霍夫曼梦幻的故事。在他同时代的作家当中，他嘲笑金克尔夫妇，他跟海尔维格^[43]发生争执面决裂，他最终转而反对他的旧伙伴弗莱里格拉特^[44]。更重要的是他和海涅的关系。在学校时，他模仿过海涅的诗，在巴黎期间，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马克思离开法国时，真想把海涅装进自己的行囊里带走，可见他们友谊之深厚。此后，他俩没有再见面，马克思一再抱怨玛蒂尔德^[45]；海涅后来转而信仰上帝也使马克思感到厌恶，但他还是不愿听别人对海涅的批评。他熟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首诗提供给他许多例证，他经常加以引用。更重要的是海涅那种讽刺而辩证的散文文体对马克思的写作也有一些影响。
　　马克思也十分注意文章的风格，在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中，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不但能强有力地唤起读者的理智，也能激动他们的感情；毋庸置疑，他机智，甚至幽默。
　　在柏拉威尔教授这部书中作为读者出现的马克思形象，与出自其他来源的印象是十分相符的。的确，首先受他欢迎的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但是他们提供的材料大部分被用来表达讽刺和愤慨。此外也有些作品显然马克思没有加以注意，诸如伟大的法国诗篇，几乎全部非德语的抒情诗，以及他同时代文笔较纤细的小说家的作品。这本研究著作显示马克思具有许多伟大的品质，但也表明他有一种惊人的选择性。

（梅绍武译）

^[1] 这首关于希·萨·柏拉威尔：《卡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的评论载于《崇晤士报文学增刊》1977年2月4日一期。作者是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休·劳埃德一琼斯。译文略有剥节。（本文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2] 马克西舞·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3] 露丝·柏拉威尔·贾伯瓦拉（1927一），英国女作家，波兰血统，1951年嫁于印度人，著有小说《热情的本性》（1956）、《埃斯蒙德在印度》（1958）、《热与尘土》（1975）等。）

^[4] 卡尔·波珀爵士（1902—），当代伦敦大学哲学与逻辑学教授，著有《研究的逻辑》（1934）、《开敢社会与其敌人》（1945）、《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云与钟》（1966）等。

^[5] 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4页。

^[6] 波希主教奥古斯丁（354—430）的作品，对教会应负罗马市国衰亡之责的谴责进行辩解。

^[7]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1849年逃离德国，50—60年代时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

^[8] 见但丁的《地狱篇》，意大利的格郑得斯卡伯爵乌哥利诺1288年为其政敌所败，被俘后囚于哥兰塔中饿死。

^[9] 见但丁《天堂首》第17篇第58至60行。作为皇帝党员（皇帝政权的捍卫者）领袖之一，但丁于1302年从佛罗伦萨被驱逐出外，一直到死，过着流亡的生活。

^[10] 序文结尾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11] 彼得罗·阿雷蒂诺（1492—1556），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讽刺作家。

^[12] 德·塞维奈夫人（1629—1696），法国沙龙女作家，著有《书翰集》。

^[13]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著有《月亮的情人》等小说。

^[14] 忒耳西忒斯是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古瑞西达》中的残废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15] 被顿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的织工。

^[16] 见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

^[17]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道格培里是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18] 《农夫皮尔斯的申诉》是英国威廉·朗兰德（1332—1377）写的反封建的讽寓诗。

^[19]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文中说：“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傍，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国》。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

^[20] 指英国讽刺诗人塞缪尔·勃特勒（1612—1680），其长诗《胡迪布腊斯》（三部，1663—1678）嘲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以及宗教的假仁假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21]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

^[22]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激进政论家，在一些小册子里揭露了官方英国的代表们。马克思称他为“人民的作家”。

^[23]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24] 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1740—1786年任普鲁士国王。他曾以背信弃义的手段推行侵略其他民族领土的政策，从而扩张了普鲁士的领土，并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军队。

^[25] 小耐儿是狄更斯《老古玩店》中的孝女，齐里布尔兄弟是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人物。

^[26] 俾克史涅夫是狄更斯《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建筑师与狡黠的伪君子。史奎尔斯是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教员。比尔·希克斯特是狄更斯《奥列维·退斯特》中的强盗杀人犯。阿特佛·道吉尔是《奥列维·退斯特》中的狡猾的年轻扒手。

^[27] 耶利米·边沁（1748—1832），英国政治活动家，功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说他是“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28] 见《资本论》第1卷。

^[29] 哈尔特曼·冯·奥坎（约1170—1215），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埃雷克》、《伊万》和《可怜的亨利希》等。

^[30] 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约1170—1220），德国骑士史诗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维莱哈尔姆》，《提图莱尔》三部史诗及一些抒情诗。

^[31] 卡尔·海因岑（1809—1880）。德国政论家，曾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侨居美国。

^[32] 克罗卜史托克，德国十七世纪诗人，在密尔顿的影响下，曾写出史诗《救世主》。

^[33] 约·克·高特合特（1700—1766），德国作家，著有《给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与剧作《濒死的卡托》等。

^[34] 瓦格纳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崇尚高论，是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

^[35] 《列那狐》是歌德把高特舍特根据中世纪列那狐故事写的散文改编为六步格诗体的长诗，通过动物的言谈动作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讽刺。

^[36] 指密尔顿。

^[37] 见《共产党宣言》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原文是“这个暂经仿佛用法术刽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38] 引自席勒的《信仰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第六届燕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一文。

^[39] 乌兰德（1787—1862），德国南部史瓦奔地区的浪漫派诗人，他的诗具有民歌风格。

^[40] 布尔格（1747—1794），德国狂飙时代诗人，著有《莱诺尔》等民歌风格的诗。

^[41] 弗·日凯特（1788—1886），德国诗人，东方文学热心的翻译者。

^[42] 阿道夫·缪尔奈（1774—1829），德国剧作家与杂志编辑。

^[43]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德国诗人，马克思本来很器重他，后因他与巴枯宁结交，受无政府主义影响，1848年马克思与他决裂。②③

^[44]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1848年至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脱离革命斗争。

^[45] 玛普尔德（即克蕾仙·尤琴尼·米拉），巴黎一女店员，1841年与海涅结婚，尽管海涅有不少收入，但由于始性喜奢侈，挥金如土，致使海涅经常处于拮据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