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
译序
“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1]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时说。
确实，马克思一生好学不倦，学识极其渊博，读书之多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涉猎之广也是罕见的。他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阅读了一千五百多种有关经济学、文化史、技术史等许多领域的科学著作，还作了大量的摘要。《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发行之后，马克思虽因患病，工作经常中辍，却读书不懈，并作大量笔记，“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五十本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的小字．他所消耗和收集的成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异。”[2]
马克思毕生不仅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而且自青年时代起就酷爱文学，也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在中学毕业考试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的的考虑》的作文里，曾设想作一名诗人，一名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家，他写过诗和剧本，还译过奥维德的《哀歌》。从年轻时起，他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此后一生孜孜不倦地精读希腊和拉丁文学，他对荷马十分崇敬，经常高声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还读过索福克勒斯、修昔的底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和塔西陀的原作。1865年，马克思在一份征询表上填写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歌德。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3]埃斯库罗斯的《被缚住的昔罗米修斯，这部作品正象对歌德和雪莱那样，也对马克思起过深远的影响，他每年都要读一读埃斯库罗斯的原著。在德国文学方面，马克思精读歌德的作品，经常在自己的文章里摘引《浮士德》里的靡非斯托斐勒司辛辣的嘲讽．他和诗人海涅的诚挚的友谊更是世人尽知的一段佳话。
马克思精通希腊、拉丁，英，法、意．西等多种语言，是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到外国去生活，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便是掌握那些国家的语言最有效的途径。他本人就遘过莎士比亚和科贝特学习英语，通过但丁和马基雅弗利学习蠢大利语，通过塞万提斯和卡德龙学习西班牙语。晚年，他还通过闽读替希金的（of甫盖尼．奥涅金，和赫尔岑的回忆录（尽管他对赫尔岑并无好感）来学习俄语．他曾经责备李卜克内西不懂西班牙文．并且立即从书堆里抽出一本《堂吉诃德》给他上了一课，让他每天必须翻译几段直到认为他足以掌握这种语言为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是马克思最喜爱阅读的书籍，他曾计划写一部研究巴尔扎克的专著，只因工作繁忙面未能实现，他认为《人间喜剧，“用诗情西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4]
马克思不但熟悉古典文学，而且也关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他对当时流行的法国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对如何评论一部畅销书迄今仍是最富指导性的文学分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文学性质和文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要完整而公正地评价一部作品，就必须把自己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见解协调起来。他又在一封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中，提倡剧作家与其“席勒化”，不如“莎士比亚化”，这封著名的信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成为一份极其重要的文献。
对于书籍，马克思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必须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5]我们在阅读马克思著作时，经常可以发现他运用自如地使用他那丰富的文学典故和知识，旁征博引，有时还顺便对一些作品加以评论，这使得他的笔锋极为犀利生动。他喜爱借用往昔最伟大作家笔下的人物和生动的词藻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借以刻划同时代人物的性格，并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讽刺他的敌人，使他们的原形毕露。文学成为他的一个十分有力的战斗武器。
英人希·萨·柏拉威尔1976年出版的这本《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一生和文学的渊源，按年代顺序加以探讨。它阐述了马克思在他一生各个阶段所发表的有关文学的言论，分析了他如何把自己阅读过的小说、诗歌和剧本的丰富知识运用到自己的著作当中去，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的文艺和美学观点。作者是当今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泰勒讲座教授，发表过《德国抒情诗》、《海涅：悲剧性的讽刺作家》、（比较文学研究概论）和《十七个近代德国诗人》等著作。
过去国外编纂的马克思美学论集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言论。柏拉威尔这部著作按年代顺序、比较有系统地进行阐述，使读者对马克思美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能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例如，我们可以在本书中了解到，马克思的美学观点起源于文克尔曼、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人的美学；他最初对浪漫主义发生兴趣，继而产生怀疑，最后厌恶它的唯美成分。又如他1859年提出的那句名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b】决定【/b】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部过程”，后来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译本时经他亲自过问下把其中“决定”一词译为“支配”之意，强调了人的实践在意识形态的起源中的作用。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十分尊重各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他常借助文学阐明他所提出的新观点。他利用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著作来阐发货币的本质和作用，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通过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等的著作，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他自己所处的那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民歌民谣等读物。他反对自然主义，但并不排除幻想，《一千零一夜）也是他喜爱阅读的作品。他不喜欢资产阶级的田园诗式的文学，也跟那种宣扬神秘、靠神灵启示或不可思议的彼岸世界的文学理论格格不入，同时他认为文学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连同人类其他的活动和产品一起来看待，文学研究应成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马克思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重视思想性。“如果形式不是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6]，但马克思又不赞成把文学和哲学或抽象思维混淆起来。马克思毕生以不同方式把他对文学的关注同对政治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他号召人们不仅要思考和体验，而且要阅读和研究。
我们也会注意到马克思要求作家在语言表达上必须精确而明朗，语言要纯洁，而且应该逻辑地思考和明确地表达思想。他经常对一些文章中出现的字句混乱、语法上的不当、臃肿而笨拙的语句、浮夸的空话和空洞辞藻的堆砌，乃至诗歌中缺乏韵律等方面给予严厉而讽刺的批评。马克思1860年写的《福格特先生》一文，不仅极为突出地显示出他对世界文学的渊博知识，大量引用了世界伟大作家的语句，而且也对一些作者的语言笨拙和思维逻辑的混乱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应当明说。”[7]他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从幸存下来的一页《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可以看出他花费了多大的精力来补充和润饰《宣言》的论述，甚至一位西方学者S·E·海曼也不得不对此叹服道，“《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8]
从《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喜爱的作家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
马克思厌恶的作家是哥特谢德、盖斯纳、拉马丁、沙多勃利昂、金克尔、道梅尔、后期的弗莱里格拉特、古斯达夫、弗莱塔格、马丁·塔波尔……
此外，本书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诗歌、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这些作品国内迄今尚无译文出版，读者可由此章看到片断。
马克思曾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9]他一生对世界文学的广泛爱好可为佐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柏拉威尔教授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10]
读者在阅读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之前，不妨先看《结论》一章，可对此书内容有个大致的轮廓概念，这里便不再赘述。
这部著作出版后在西方获得好评，1977年获英国艾萨克·道切尔纪念奖，1978年又发行了简装本。它出自一位资产阶级学者的手笔，当然掺杂了作者一些不尽恰当的论点，如说马克思没有离开从圣经开始、经过席勒而传递下来的“一千年至福”说[11]的老传统（见原著第289页），另外也引述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值得商榷的言论。但总的说来，作者为写此书而阅读了马克思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全部著作，包括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集，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且对马克思所引用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比较熟悉，在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还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态度也比较认真，尚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性著作。因此，在目前国内尚无类似的专著出版之前，将它译成中文提供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外国文学工作者和其他文学艺术工作者参考，仍有一定的价值，相信读者自会以分析的眼光看待书中某些不当的言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对此书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作者在谈论马克思时的“语调有点过分赞美了"。马克思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论点，确实使柏拉威尔教授不得不多次流露出赞叹的语气。我们把这篇题为《马克思读过的书》的书评一并译出，附在卷末以供参考。
书中凡是马克思原作词句，大都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译文，过去尚无译文，则自行译出，但也有多处因本书原引文同已有的中译文出入较大，则作了一些改动，以提出商榷，并在脚注中说明。这些改动之处主要根据原书所引英译文译出，恐也不完全准确，读者转引时务请核对马克思著作原文。
书中提到的近千人和文学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除少数未能查到出处，一般均在首次出现时略加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助益。凡译者增添的均标“译注”两字，其他皆为作者原注。
全书第一至四章系梅绍武译，第五至八章苏绍亨译，第九至十一章傅惟慈译，第十二章至结论董乐山译，全书由梅绍武校阅。
在翻译过程中，承蒙文艺界和出版界许多老前辈的亲切关注，谨致深切谢意。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知识浅陋，译文中难免出现谬误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加以更正。
梅绍武
[1]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2] 见马·鲁贝尔和马·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87页。
[3]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
[4] 见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杜版，第642頁
[5] 见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72年），第24页。
[6] 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7] 见《马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页。（此处译文有改动，原译文为“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8] 见S·E·海曼；《缠结的组合，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佛拉采尔和弗洛伊德》，纽约，1966年，第100页。
[9] 见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9页。）
[10] 见本书第220页（边码）。
[11] 指世界末日后一千年耶稣当再来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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